一、背景
武则天在神龙元年（705年）被迫退位后，唐朝的权力更迭并没有平稳过渡，反而陷入了一段政局动荡的时期。先是武三思与韦皇后以及安乐公主等人相互勾结，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暗杀行动，削弱了朝廷中的异己力量。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太子李重俊在不满韦后等人的专权后，发起了政变试图清除这些势力，虽然成功地杀死了武三思和他的支持者，但是最终也被韦后的势力所杀。
随着李重俊的失败，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她们甚至密谋毒杀了唐中宗李显，然后立了李重茂作为傀儡皇帝，从而控制了朝廷。韦后的统治时期充满了腐败和专制，她与安乐公主一起卖官鬻爵，使得朝政更加腐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景 龙 四年（710年）。
同年六月庚子日，相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和他的姑母太平公主联手策划了一场政变，成功地清除了韦后及其党羽，包括安乐公主，并且扶持李旦成为了新的皇帝，即唐睿宗。然而，太平公主并未因此退出政治舞台，相反，她逐渐成为了唐玄宗李隆基的竞争对手。她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至于朝廷中有很大一部分官员都是她的追随者。
到了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得知太平公主正密谋造反的消息后，迅速采取行动，先发制人，打击了她的势力，迫使她自杀。这标志着唐玄宗彻底巩固了自己的皇权地位。他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比如在骊山下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以展示皇权的力量。同时，他还开始了对朝廷内外政策的大规模调整，包括将一些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地方藩镇主事者调离京城。
唐玄宗深知用人之道的重要性，他在位期间，任用了一批具有才能的官员，如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张嘉贞和源乾曜等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通过这些贤臣的帮助，唐玄宗不仅稳定了政局，还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玄宗时期的政策涵盖了多方面，从农业到手工业再到商业，都得到了积极的促进和发展。政府鼓励农民耕种，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关注人口统计，以更好地掌握国家的人力资源。手工业方面，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来管理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生产，这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此外，随着国内外贸易的扩大，唐朝的商业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了金融机构如柜坊等，促进了货币流通和市场繁荣。
二、疆域
唐朝的疆域在其鼎盛时期确实达到了空前的广阔，从东北的高句丽故地到西南的南诏，从西北的中亚到东南沿海，都留下了唐朝的足迹。特别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的军事实力达到了顶峰，对外扩张也 到 达 了高峰。
在东北方向，唐朝与新罗联手灭掉了百济和高句丽，虽然最终安东都护府因为当地人民的反抗以及新罗势力的北进而内迁，但在这一过程中，唐朝还是显示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东北地区虽然经历了多次变迁，但唐朝对于该区域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在与新建立的渤海国的关系上，虽然渤海国自称为“海东盛国”，但大多数时间内还是向唐朝称臣。
在西北方向，唐朝的影响力同样显著。虽然在贞观年间，唐军曾经击败东突厥，并将其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但突厥的复国和回纥的崛起使得这一区域的局势变得复杂。尽管如此，唐朝依然能够通过与回纥的合作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边界关系。
在中亚，唐朝曾一度控制了葱岭以西的部分地区，但随着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唐朝不得不将其势力收缩至葱岭以东。然而，在这段时间内，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仍旧巨大，通过设立安西都护府等机构，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
西南方向，唐朝与吐蕃的冲突频繁，尤其是在开元年间，双方多次交战。唐军在对抗吐蕃的战役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王晙夜袭吐蕃军、张孝嵩的大捷等，这些胜利不仅打击了吐蕃的气焰，也为唐朝在西南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诏的崛起使得唐朝在西南的局势变得复杂，南诏与唐时战时和，最终成为了唐朝的一大威胁。
至于安南（今天的越南北部），唐朝在此地设立了多个行政机构，如交州总管府、安南都护府等，表明了唐朝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势力的增强导致了中央控制力的减弱，最终在唐末时安南开始走向独立的道路。
三、政治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致力于整顿朝政，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唐朝进入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玄宗深知用人之道，他重用了一批贤能之士，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这些人各具特长，精通治国方略，他们的努力为唐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行政改革方面，玄宗对机构进行了精简，裁撤了大量冗员，并限制了科举录取人数，以减少政府开支，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为了确保地方官吏的廉洁与高效，玄宗还确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派遣按察使到各地巡视，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防止贪污腐败的发生。同时，玄宗恢复了唐太宗时期让谏官和史官参与宰相会议的传统，以便更好地监督朝政运作，保证决策的透明性和合理性。
在选拔基层官员方面，玄宗尤为重视县令的选择。他认为县令直接面对百姓，他们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象和政策的落实情况。因此，玄宗亲自考核县令，对那些表现出色的给予提拔，而对那些不合格者则果断罢免。
在法律体系的建设上，玄宗继续推进了法典的修订和完善工作。从 景 龙 四年（710年）至开元七年（719年），唐朝对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包括行政法典在内的各种法典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新。这些法典的修订和颁布，旨在恢复唐朝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强化中央集权，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法律基础。
四、军事
唐玄宗即位之初，面临着府兵制因均田制瓦解而导致的兵源不足问题。府兵制原本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士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应召参战。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不再具备服役的能力，府兵制逐渐难以维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在开元十一年（723年）推行了雇佣兵制。这一改革通过招募职业军人来代替原有的府兵，形成了“长从宿卫”或“长征健儿”的制度，这些士兵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此外，玄宗还颁布了《练兵诏》，要求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并加强训练，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边境安全挑战。为了确保军队的后勤支持，玄宗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专门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一措施有效缓解了马匹短缺的问题。同时，玄宗下令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开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解决了军粮供给的问题。
在开疆拓土方面，玄宗时代唐朝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在玄宗的领导下，唐朝不仅收复了之前失去的土地，还进一步拓展了边疆。例如，在开元五年（717年），唐朝成功收复了被契丹占领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辽西十二州，并在柳城（今辽宁朝阳）重建了营州都督府。与此同时，漠北地区的同罗、拔也古等部落也重新归附唐朝。
针对北方的威胁，玄宗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防御，并设立了多个节度使来统一指挥当地的军事行动。从东北的平卢、范阳，到西北的河东、朔方、陇右、河西，以及安西四镇、伊西北庭等地，都设有节度使，这些节度使的设置不仅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还起到了防御外来侵略的作用。
在西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冲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唐朝在西域设置了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以遏制吐蕃势力的北上，并在陇右和河西增设了军镇，巩固了河西走廊的安全，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这样一来，唐朝的声威远播至西亚乃至更远的地方，吸引了众多外国使节和商人前来访问和贸易。
五、经济
唐玄宗执政期间，唐朝迎来了一个经济繁荣、生产发展的新时代。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增长上，还包括手工业的进步、商业的繁荣以及城市的扩大等多个方面。
农业生产方面，玄宗时期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他注重水利建设，据统计，仅在开元年间就修建了38处大型水利工程，天宝时期又新增8处，共计46处。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玄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屯田制，鼓励农民垦荒种植，使得耕地面积大幅增加，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
农业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显著进步。水稻栽培技术得到改进，普遍采用了育秧移植的方法，这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茶叶生产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陆羽撰写的《茶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业著作，标志着饮茶文化的兴起。此外，农业工具也有了革新，曲辕犁的发明提高了耕作效率，而筒车的使用则改善了灌溉条件。
手工业方面，丝织业在这一时期展现出了高水平的技术和多样的花色品种，陶瓷业也同样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景德镇的青瓷、邢窑的白瓷以及唐三彩等产品，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还远销海外，展示了唐朝手工业的高度发达。
在商业领域，玄宗时期的商业活动异常活跃。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城市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中长安更是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长安城内的市和坊分明，市是商业区，坊则是居民区。长安城不仅是国内各民族交往的中心，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使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玄宗还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如改革食封制，将原来封家直接向封户征税的方式改为由政府统一征收后再分配给封家，这样既抑制了封家的势力膨胀，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此外，玄宗提倡节俭，要求官员不得奢华浪费，并下令各地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以改变奢侈风气，节约国家资源。
玄宗时期的城市建设也非常突出。长安城的规划和建设体现了高度的城市管理水平，其城市布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如日本的城市建设。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的建造就是借鉴了长安城的设计理念。
六、人口
唐朝自武德初年至天宝末年，人口与户籍的变化反映了一个国家从初创走向繁荣的过程。尽管由于当时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官方记录的户数和人口数可能存在较大偏差，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唐朝人口增长的趋势。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从唐武德元年（618年）的180万户，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再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的380万户，可以看出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唐朝的人口已经实现了明显的增长。然而，这个增长趋势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更为显著。
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天宝年间，尽管官方记录的户数为9,069,154户，人口为52,880,488人，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的人口数量。杜佑的《通典》指出，实际上唐朝天宝年间的人户数量可能超过了1300万至1400万户，人口可能超过了7000万。历史学家冻国栋在其著作《中国人口史》中进一步分析，认为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的实际人 户 数 约为1430万到1540万户，人口总数大约在7475万到8050万之间。
从人口分布上看，唐朝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特别是秦岭淮河以北地区，人口达到了3000万。其中，河南、河北两道以及淮北地区的人口接近2000万，而长安作为首都，其人口达到了196万，洛阳也有118万人口。此外，魏州作为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交通枢纽，拥有110万人口。
在南方地区，人口最多的当属江南东道，达到了661万，其次是剑南道，拥有409万人口，其中成都府就有92万人口。江南西道、淮南道、岭南道的人口分别为372万、227万、116万。黔中道是人口最少的地区，仅有16万人口。
这个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唐朝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强国。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这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唐朝的经济繁荣不仅体现在农业上，还包括手工业、商业等多个方面，这使得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
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唐朝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遥遥领先。例如，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仅为200-300万，而地中海地区直到16世纪才达到5000万至6000万人口。北非地区的人口也只有300万。由此可见，唐玄宗时期，中国的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得唐朝在全球范围内独领风骚，展现了强大的国力和文化吸引力。
七、后续
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 发 展 。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驰，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