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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太后称制

    一、太后称制

    在中国古代,女性掌权虽然并不罕见,但她们往往仅限于“临朝称制”的状态,即代行皇帝的权力,但并未正式成为皇帝。然而,武则天却打破了这一传统,从临朝称制走向了称帝的道路。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因新帝李显打算任命其岳父韦玄贞为侍中而将其废黜,改立李旦为帝,自己则开始了临朝称制的时代。

    二、改元光宅

    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更改东都洛阳的名称为神都,调整官服颜色及职省名称,甚至改变宫城的名称。这些措施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变化,更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次重塑。

    三、徐敬业之乱

    徐敬业之乱发生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初期,即公元684年。当时,武则天刚刚废黜了中宗李显,立睿宗李旦为帝,并开始了她的实际统治。由于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加上她废黜了原来的皇帝,这使得朝野之间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

    徐敬业,本名徐敬猷,字彦忠,是唐朝开国功臣徐勣(即李勣)的孙子,出身名门望族。他担任过眉州刺史等职,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军事才能。面对武则天的专权,徐敬业联合了唐宗室及部分不满武则天政策的大臣,决定起兵反抗。

    684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声称是为了恢复庐陵王(即被废的中宗李显)的皇位。他迅速集结了大约十万人的军队,并发布檄文,指责武则天的不当行为。徐敬业的行动得到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这表明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对武则天不满的情绪。

    面对徐敬业的叛乱,武则天并没有慌乱。她立即派遣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率兵前往平叛。李孝逸率军三十万,与徐敬业的军队在江苏一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在双方的多次交锋之后,徐敬业的部队逐渐失去了优势。

    同年十一月,两军在江苏境内决战。徐敬业的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都不占优,加之内部出现了分歧,最终被李孝逸的军队击败。徐敬业本人逃亡途中被部下杀害,叛乱遂告平息。

    徐敬业之乱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其影响深远。它不仅显示了武则天处理危机的能力,而且也为她后来的统治奠定了基础。通过成功地镇压这次叛乱,武则天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进一步加强了对朝政的控制。

    四、开放言路

    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吸纳民间意见的措施。这一年,她宣布开放言路,鼓励官员和普通百姓向朝廷提出建议或自荐为官。这一举措体现了武则天对人才选拔的重视,也是她试图建立更广泛政治支持基础的一部分。

    在开放言路的同时,武则天推行了一项创新性的制度——铜匦制度。铜匦是一种特制的铜制盒子,被安置在洛阳宫城前,作为接收民众意见和诉求的工具。这个铜匦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特定的功能:

    延恩匦:用于接收那些希望展示才华或者谋求官职的人提交的赋颂和自荐书;

    招谏匦:用于收集关于朝廷政策的意见和批评,允许人们自由讨论朝政得失;

    申冤匦: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提供了一个申诉的机会;

    通玄匦:用于接收有关天文现象、灾害预警以及军事秘密的报告。

    这个制度的设立,实际上是对传统政治沟通方式的一种革新。它不仅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与朝廷交流的平台,还为政府提供了广泛的民意信息来源。通过这种方式,武则天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社会动态和民众的需求,从而做出更为精准的决策。

    铜匦制度的实施,一方面体现了武则天试图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位。事实上,这一制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联系,还促进了信息流通,提高了决策效率。

    五、酷吏政治

    武则天时期实行的酷吏政治,是她为巩固自己权力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不受挑战,武则天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鼓励告密,并给予告密者丰厚的奖励。这一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一批以残酷著称的酷吏的崛起,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审讯被指控者,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酷吏中最著名的包括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人。这些人原本可能只是平民或是小官僚,但通过告密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并被任命为负责审讯案件的官员。他们通常采用极端的方法来逼供,包括使用铁笼、木棒等工具施以酷刑,以迫使被指控者承认罪行。这些手段极其残忍,导致许多无辜者遭受折磨甚至死亡。

    在武则天的鼓励和支持下,酷吏们拥有极高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审讯和判决。他们不仅针对反对武则天的势力,甚至对那些被认为有可能威胁到武则天统治的人也毫不留情。这样一来,整个朝廷上下弥漫着一股恐怖气氛,大臣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以免被卷入酷吏们的网罗之中。

    酷吏政治虽然为武则天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但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许多人因为害怕酷吏而不敢直言,导致了言论的自我审查,社会氛围变得压抑。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高压手段确实在短期内帮助武则天消除了许多潜在的对手,巩固了她的统治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酷吏政治所带来的负面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无辜者受害,社会的正义感受到了严重打击;另一方面,酷吏们的权力过大,甚至开始威胁到了武则天自身的权威。因此,在经历了若干年后,武则天开始意识到酷吏政治的弊端,并逐渐减少对酷吏的支持,甚至对某些酷吏进行了惩处。

    六、镇压反抗

    随着武则天权力的增强,一些不满现状的贵族和宗室成员开始策划反抗。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垂拱四年(688年),琅邪王李冲和越王李贞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但都被迅速镇压。武则天利用这次机会,进一步清除了潜在的威胁者。

    垂拱四年(688年)八月,琅邪王李冲在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起兵。李冲是唐高祖李渊的曾孙,他在宗室内有着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力。面对武则天日益增长的权力,李冲感到不安,并决定采取行动。他迅速召集了一批支持者,试图通过武装力量恢复李唐王朝的原有秩序。

    然而,李冲的起事并未经过充分准备,内部也存在分歧。武则天得知消息后,迅速派遣了由丘神勣领导的大军前往镇压。由于李冲缺乏统一指挥和有效的战略部署,其叛乱很快就被平息。在短短七天之内,李冲的军队就被击溃,他自己也在逃亡过程中被部下杀害。

    紧接着李冲的失败,越王李贞也在豫州(今河南汝南)起兵响应。李贞同样是唐高祖的子孙,他在看到李冲的失败后,决定继续反抗武则天的统治。李贞希望能够联合其他宗室的力量,共同对抗武则天。但是,李贞的叛乱同样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准备,很快就被武则天派来的魏崇裕所率领的军队击败。李贞在九月份兵败后选择自杀,以示对武则天的抗争。

    通过镇压李冲和李贞的叛乱,武则天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还借此机会进一步清除了潜在的威胁者。她利用这次事件,对参与叛乱或与叛乱有关联的宗室成员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包括逼迫一些重要的贵族自杀,以及处决了他们的亲信和支持者。

    七、造神运动

    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让人凿白石,上面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字样,然后声称这块石头是在洛水中发现的,并将其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对此表示非常高兴,并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这一事件不仅增加了武则天的神秘色彩,还为她披上了天命所归的外衣,进一步巩固了她的统治合法性。

    紧接着,在同一年五月,武则天为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并在十二月亲自到洛阳举行隆重的仪式,接受“宝图”。这次仪式规模宏大,皇帝、皇太子以及文武百官、少数民族首领等皆到场参加。仪式上展示了各种珍贵的鸟类和奇异的动物,展现了当时大唐帝国的繁荣景象。通过这样的仪式,武则天不仅展示了其超凡的地位,还进一步强化了她作为天命所归的领袖形象。

    在宗教方面,武则天特别注重利用佛教来为其统治服务。载初元年(690年)七月,东魏国寺僧人法明等人编撰了《大云经》,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的化身,应当成为天下的主人。武则天随即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全国,并命令在京师和各州设立大云寺,收藏这部经典,由僧人讲解,并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这一举动不仅加强了佛教徒对武则天的支持,还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宗教界的地位。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十分重视象征性建筑的建设。在洛阳建造的明堂,被命名为“万象神宫”,成为当时的一大壮举。这座建筑不仅气势恢宏,还允许百姓入内参观,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做法。明堂的建成不仅彰显了武则天的宏伟抱负,还向外界展示了大唐帝国的强大国力。据说,吐蕃等国在听说明堂建成后,纷纷派遣使者前来祝贺,这也进一步提升了武则天的国际声望。

    结语

    从临朝称制到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统治不仅展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非凡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变迁。尽管她的方法有时显得残酷无情,但她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无疑是深远且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