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面临着一个由隋朝末年的大乱所遗留下来的严重局面。隋炀帝的暴政和连年的战乱导致了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和社会动荡。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北周留给隋朝的人口大约有690万户，而到了唐初武德年间，这一数字锐减至200余万户。此外，唐朝还面临着内外众多强敌的威胁，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烂摊子，李世民深刻认识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亲眼目睹了大隋的兴亡过程，尤其是农民战争对隋朝统治的瓦解，这让他意识到农民阶级对于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关键作用。因此，李世民常常以隋炀帝为反面教材，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实现长治久安。
二、疆域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三、分权行政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大背景下，权力往往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中央集权成为常态。然而，在唐朝贞观王朝时期，政治体制中出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分权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的分权原则。
贞观王朝时期，中央政府组织沿用了“三省六部制”，但三省之间的职权划分却有了新的变化。中书省作为决策机构，负责发布皇帝的命令；门下省则充当了审查机构，对中书省发布的命令进行严格的审查；尚书省则负责执行经过审查的命令。这一制度设计，使得政令的形成和执行过程更加严谨和有序。
在政令的形成过程中，诸宰相会在政事堂举行会议，共同商讨并形成决议。决议形成后，会报请皇帝批准，并由中书省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然而，诏书在发布之前，还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审查。如果门下省认为诏书不合适，可以拒绝“副署”，这意味着诏书将无法成为国家正式法令。只有经过门下省“副署”的诏书，才能交由尚书省执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这一制度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他规定，即使是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副署”后才能生效。这一规定有效地防止了帝王个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决定，使得政治决策更加民主和科学。
四、君臣论治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五、选贤任能
唐太宗李世民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用人智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人方面，他秉持着知人善任、用人唯贤的原则，不问出身，广纳贤才。
在唐太宗的统治初期，他延揽了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杰出的宰相。房玄龄处事孜孜不倦，恪尽职守，而杜如晦则善于分析，精于决断，二人性格互补，成为了历史上的“房谋杜断”组合，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任用了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忠直廉洁之士，以及李勣、李靖等一代名将，这些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出了卓越的才能。
唐太宗在选用人才时，不仅看重才能，更看重品德。他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在他的努力下，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不仅体现在对朝廷枢要大臣的选拔和考察上，对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察也十分重视，他认为“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因此特别注重选派称职的人担任这些职务。
六、从谏如流
唐太宗李世民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从谏如流的品质，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他深知纳谏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因此，在位期间始终秉持着虚怀纳谏、从善如流的原则，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
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极力鼓励臣下直言进谏，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以保证臣子们能够畅所欲言。在他的倡导下，朝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魏徵。魏徵相貌平凡，却极富胆识与韬略，善于扭转皇帝的错误想法。有时遇到太宗震怒，他也敢于直言进谏，且神色从容，坚持己见，太宗每每为之让步。魏徵曾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众多有利于国家的好理念、好观点，对李世民的施政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据统计，唐太宗在位23年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谏前后就达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唐太宗不仅善于听取臣下的谏言，更能够择善而从，将有益的谏言付诸实践。这种从谏如流的品质，使得贞观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等政策得以开明正确地制定和实施，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徵去世后，唐太宗深感痛惜，他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这充分表明了唐太宗对于纳谏和贤臣的珍视。
七、整饬吏治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之治期间，对吏治的整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清明的典范时期。
他深知官吏清廉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整顿吏治。首先，他命令房玄龄省并冗员，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他派遣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深入考察吏治情况，对官员的政绩进行客观评价。
唐太宗还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记录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重要依据。这一做法不仅激励了官员们勤政廉政，还直接提高了政府效率。此外，他还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这一制度使得官员们更加关注民生，积极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贞观时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官员们也都一心为公，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在这一时期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告发贪污，而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八、完善体制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九、订律轻刑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之治期间，对法治的重视程度极高，他深刻认识到法律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亲自参与法律的制定与执行。
他曾明确表示，国家法律并非帝王一家之法，而是天下万民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他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唐太宗在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慎之又慎，他深知人死不能复生，因此强调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贞观年间的法制情况良好，犯法的人大幅减少，被判死刑的更是寥寥无几。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仅29人，这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为了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了《贞观律》。这部法律减轻了刑罚，修订了旧律中的不合理之处，使得法律体系更加完备和公正。在贞观律的施行下，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犯罪率大大降低。
十、军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经历了空前的扩张和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战争和外交活动巩固了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了东亚乃至中亚地区。贞观年间（627-649年），李世民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不仅统一了国内，还使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
公元628年，随着梁洛仁杀死割据夏州的梁师都并归降唐朝，标志着唐朝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随后，在630年，唐军在名将李靖的带领下击败东突厥汗国，结束了其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李世民因此被尊称为“天可汗”，象征着对周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最高尊重。这不仅是对唐朝军事力量的认可，也是对李世民领导能力的肯定。
平定东突厥后，唐朝继续向西拓展势力范围。634年，吐谷浑侵扰边疆，李世民派遣多位将领进行反击，最终迫使吐谷浑王伏允自杀，其子伏顺投降，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此次胜利进一步稳固了唐朝在西北地区的控制力。
与此同时，唐朝也面临着来自西南方向吐蕃的挑战。松赞干布率领吐蕃军队多次进犯唐朝边境，并且在638年进攻松州。尽管初期唐军遭遇挫折，但最终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吐蕃求和。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与友好关系。
对于东北方的高句丽，唐朝同样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自642年起，唐太宗先后多次发兵征讨，虽然取得了不少战果，如攻陷多座城池、俘获大量人口等，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彻底征服高句丽。直到后来，唐朝才逐渐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为后续的完全吞并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北方草原上，薛延陀曾是另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然而，在与唐朝的一系列冲突中，它最终于646年被消灭。唐朝趁机设立安北都护府及单于都护府，以加强对漠北区域的直接管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使者王玄策前往印度时遭遇叛乱，他成功借得吐蕃和尼泊尔军队援助，击败了篡位者阿罗那顺，展示了唐朝即使远离本土也能发挥影响力的能力。
十一、经济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不仅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巩固了唐朝的疆域和影响力，还在内政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民生和经济发展的措施。他深刻理解到人民的力量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将“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其治国理念之中。这种认识部分来自于他对隋朝灭亡原因的反思，即过度征税、徭役沉重以及统治者奢侈浪费导致民心背离。
在减轻百姓负担方面，唐太宗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社会经济复苏和发展。首先，他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确保土地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并根据农户的实际产出情况调整赋税标准，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此外，他还强调节约开支，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比如遣散宫女、停止接受各地进贡稀有物品等举措，都是为了节省资源用于更重要的地方如灾后重建和社会福利项目上。
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唐太宗展现出了高度的人道主义关怀。每当发生饥荒或其他灾难时，他会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并允许受灾地区居民前往其他地方寻找食物来源。更重要的是，他还会动用自己的私财帮助那些因饥饿而被迫卖掉孩子的家庭重新团聚，这些行为极大地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和支持。
除了重视农业外，唐太宗还十分关注商业的发展。虽然传统上中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着“重农抑商”的观念，但贞观年间却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支持态度。政府积极鼓励国内外贸易活动，特别是在丝绸之路上加强了对沿途城市的管理和保护工作，确保商人能够安全地进行长途旅行。这一时期，许多新兴城市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包括沿海地区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明州（今宁波）等地以及内陆的扬州、成都等大都市，它们共同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商贸网络之一。
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商品交换的重要通道，在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唐朝不仅控制着从长安出发直至中亚乃至更远地区的广阔领土，还在关键位置设立了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以此加强对该区域的安全管理。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各种珍贵物资如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得以自由流通，同时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 思 想 也借此机会广泛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