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隋末年间，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内战与分裂，这一动荡时期为突厥势力提供了壮大的契机。东突厥在此期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其军队规模庞大，“控弦且百万”，周边诸如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民族皆受其役使，而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纷纷臣服于突厥，以求自保。
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威胁，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初，便明智地选择了与突厥结盟，以确保后方晋阳的安全，从而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进军长安，建立唐朝。公元618年，唐朝正式建立后，李渊及其后继者李世民一方面积极抵御突厥的侵扰，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消灭国内的割据势力，以巩固新生政权。
在这一过程中，唐朝特别注重削弱突厥的势力。通过消灭那些臣属于突厥的割据势力，唐朝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疆域，还有效地削弱了突厥的影响力，使其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原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最终，唐朝成功粉碎了突厥入主中原的企图，保卫了华夏文明的延续。
二、过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夺取了皇位，成为后来的唐太宗。然而，这一权力变更引起了北方突厥颉利可汗的注意。他认为唐朝内部不稳定，是发动攻击的好时机，因此率领十余万大军南下，威胁到了唐朝都城长安的安全。
面对突厥的大军压境，刚刚即位的李世民迅速采取行动。他派遣勇将尉迟敬德为泾州道行军总管前往前线御敌。尽管尉迟敬德在泾阳与突厥军队交战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未能阻止突厥主力继续向长安逼近。最终，颉利可汗的大军抵达渭水北岸，对长安形成了直接威胁。
在此紧要关头，李世民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个人勇气。虽然长安兵力空虚，形势危急，但他并未选择闭城坚守而是决定亲自出马，以疑兵之计迷惑敌人。李世民仅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少数随从来到渭水边，隔着河水与颉利对话。通过这种方式，李世民不仅表达了对于和平解决冲突的愿望，同时也显示了自己不惧怕对方的态度。
当唐朝的大批援军随后赶到，并且颉利得知自己的使者执失思力已经被扣留后，他的气势明显减弱了许多。李世民利用这种心理变化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立场，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了主动权。据史书记载，当时李世民站在河边，用坚定而有力的话语指责颉利违背先前的盟约，同时展示出大唐军队的强大阵容，使得突厥方面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
三、结果
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渭水边对峙之后，李世民与颉利可汗之间的紧张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两天后，即八月三十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和平协议。这次会面发生在长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桥之上，这里不仅是两军对峙的地方，也成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关键地点。根据历史记载，为了表示诚意并确保盟约的有效性，双方还进行了斩杀白马立盟的传统仪式。这种古老的做法象征着誓言的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任何一方违背约定都将受到严厉惩罚。
达成和议之后，颉利可汗带领着他的军队撤退北归。这一结果对于唐朝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血腥战争，同时也保护了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然而，在朝中却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萧瑀就是其中之一，他对李世民选择不直接与突厥交战表示不解，并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面对萧瑀的质疑，李世民给出了详细的解释。首先，他指出当时突厥虽然人数众多但组织混乱，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分歧。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已经秘密部署了长孙无忌、李靖等人率领的大军驻扎于幽州一带，准备随时从背后袭击突厥部队。如果真的开战，凭借这些伏兵以及正面迎敌的兵力，取得胜利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考虑到刚刚登基不久，国家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恢复和发展，因此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流血冲突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李世民还强调了一个更为深远的战略考量——通过给予物质上的好处让敌人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从而为未来彻底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将欲取之，必 固 与 之”，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意思是说想要战胜对方，首先要做出一些牺牲或让步，诱使对方放松警惕。基于这样的理念，当九月份突厥方面提出要献上三千匹马和一万只羊作为友好表示时，李世民选择了婉拒，并明确表示只希望他们能够释放之前被俘虏的唐朝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