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王遭妒
唐朝初年，李渊晚年宠幸众多嫔妃，生下了滕王李元婴等近二十位小皇子。这些皇子的母亲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积极与年长的皇子建立联系，其中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尤为突出，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讨好后宫中的嫔妃们，包括贿赂、献媚等方式，以争取父亲李渊更多的宠爱和支持。与此同时，有流言称李建成与李元吉可能与某些嫔妃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但这类事情在深宫内院难以得到证实。
当时，长安城内的权贵家族以及皇宫里的贵族成员行为嚣张，时常违法乱纪，而政府官员因畏惧其背后的势力不敢追究。然而，秦王李世民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没有去讨好那些嫔妃，因此反而招致了她们的不满。嫔妃们开始向李渊进言，称赞李建成和李元吉，同时贬低李世民，使得李世民的形象在李渊面前受到了影响。
在平定了洛阳的王世充之后，李渊派遣贵妃等人前往挑选隋朝遗留下的宫女及珍宝。贵妃等人借此机会向李世民索要宝物并为亲属求官，但李世民坚持认为宝物应归国家所有，职位应该授予有德行和贡献的人，拒绝了她们的要求，这进一步加深了嫔妃对他的怨恨。
另有一次，李世民因淮安王李神通立功而赏赐土地给他。得知此事后，李渊的一位嫔妃张婕妤请求将这片土地转赠给自己的父亲。当李渊同意并将该土地赐予张婕妤之父时，李神通并未交出土地，因为这是秦王早先给予的赏赐。张婕妤便向李渊告状，声称是李世民故意阻挠。这一事件让李渊对李世民产生了不满。
此外，还有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仗势欺人，殴打经过其门前未下马的杜如晦，并且打断了他的手指。事后，尹阿鼠担心李世民会将此事告知李渊，于是指示尹德妃诬告李世民，导致李渊再次责备了李世民。
每当李世民参加宫廷宴饮时，看到众嫔妃围绕着父亲，不禁想起自己早逝的母亲太穆皇后未能见到高祖成就霸业的情景，有时会表现出感伤的情绪。嫔妃们抓住这一点，在李渊面前煽风点火，声称李世民对他们怀有敌意，一旦李渊去世，他们母子恐怕难逃一死。这种言论触动了李渊的心弦，使他对李世民的看法逐渐变得消极，转而更加信任李建成和李元吉。
二、迫害秦王
武德七年（624年），唐朝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达到了一个关键点。齐王李元吉对太子李建成建议，应该尽早除去秦王李世民这个潜在的威胁，甚至主动提出要亲自执行这一任务。在一次李世民陪同高祖李渊访问元吉府邸的机会中，元吉密谋了刺杀计划，但因李建成的阻止而未能实施。李建成性格较为仁厚，对于直接采取极端手段持保留态度，这导致了元吉的不满。
与此同时，李建成为加强自身实力，秘密招募了一支由两千多名勇猛士兵组成的卫队，驻扎于东宫左右，并称其为长林兵。他还试图从燕王李艺处调集三百名精锐骑兵至长安，以增强自己的力量。然而，这些举动被发现后遭到了李渊的严厉斥责，相关的将领可达志也被流放至巂州作为惩罚。
尽管遭遇挫折，李建成并未放弃巩固地位的努力。他与庆州都督杨文干私下联系，计划让后者募集勇士送入长安。当时正值夏季，李渊带着李世民和李元吉前往北方避暑，留在长安的李建成则利用这一机会策划进一步行动。他指示属下尔朱焕、桥公山向杨文干运送兵器，意图发动一场内外夹击的叛乱。然而，尔朱焕和桥公山担心事败受累，在途中便将此事告发给了豳州官员。宁州人杜凤举也及时向李渊报告了相关情况，使李渊得知了太子的阴谋。
面对父亲的召见，李建成内心充满恐惧，不敢轻易前往。在顾问们的建议下，他最终决定独自赴约，希望能通过认罪求得宽恕。抵达仁智宫时，李建成表现出了极大的悔意，甚至几乎晕厥。尽管如此，李渊仍对其行为感到愤怒，将其暂时软禁起来。随后，李渊派遣宇文颖去传唤杨文干，但由于李元吉与宇文颖的关系密切，宇文颖反而鼓动杨文干起兵反抗，从而引发了实际的军事冲突。
得知杨文干造反的消息后，李渊立即召见李世民商讨对策。李世民建议派遣一位将领率军平叛，但李渊考虑到事件涉及太子，认为需要更加谨慎处理。因此，他决定让李世民亲征，并承诺一旦胜利归来就立其为太子。同时，李渊表达了不愿效仿隋文帝杀害自己儿子的决心，表示即使废黜李建成也会尽量保全他的性命。
随着李世民率军出发，李元吉及宫中嫔妃不断为李建成求情，加上外朝官员如封德彝等人的努力，最终促使李渊改变初衷，释放了李建成并让他返回长安继续担任太子之职。不过，李建成的行为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惩戒，包括将几位参与策划的幕僚流放到边远地区。
同年7月21日，杨文干率领的叛军虽然一度攻占了宁州，但在李世民所率军队的强大攻势面前迅速瓦解。杨文干本人亦被部下所杀，其首级被送往长安示众。宇文颖被捕后供认不讳，随后遭到处决。
三、太子进谗
武德七年（624年），唐朝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愈发激烈，而外部的突厥威胁也成为了影响朝局的重要因素。面对突厥频繁侵扰关中地区的情况，有人向唐高祖李渊建议，认为应当通过迁都来避开突厥的威胁，理由是长安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吸引了突厥人的注意。李渊对此表示赞同，并派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前往樊州、邓州一带考察新的都城选址。
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以及裴寂等人支持这一计划，他们可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希望借此机会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地位。然而，萧瑀等大臣虽然意识到此举并不明智，却因担心触怒当权者而不敢直言反对。此时，秦王李世民挺身而出，强烈反对迁都。他以历史上的霍去病为榜样，表达了自己愿意承担起抵御外敌的责任，并承诺在数年内平定漠北的决心。李世民的坚定态度赢得了高祖的认可，最终使迁都计划被搁置。
尽管如此，李建成并没有放弃对李世民的排挤。他联合后宫嫔妃共同诋毁李世民，指责其借抵御突厥之名行谋权篡位之实。这种言论试图在高祖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以减少李世民的支持度。
为了进一步打击李世民，李建成甚至利用狩猎的机会设下陷阱。一次狩猎活动中，李建成送给李世民一匹性情暴躁的马，意图让李世民受伤或丧命。然而，李世民凭借出色的骑术三次成功地从失控的马背上跃下并重新控制住坐骑。事后，李世民向宇文士及透露了自己的怀疑，认为这是兄长企图加害于己。得知此事后，李建成再次借助与其有私情的嫔妃向高祖进谗言，声称李世民自比天命所归之人，暗示其野心勃勃。这番话激起了高祖的愤怒，他对李世民进行了严厉的责备。但正当局势紧张之际，突厥入侵的消息传来，迫使高祖暂时放下个人恩怨，转而与李世民商讨应对之策。
同年9月9日，随着突厥军队逼近，李渊下令由李世民和李元吉领兵出征，准备在豳州迎战敌人。临行前，李渊还在兰池为两位王子举行了饯行仪式。每当国家面临外来威胁时，李世民总是被委以重任，率领大军抵御强敌。但是，在战争结束后，高祖对于李世民日益增长的威望反而感到不安，担心他会成为对自己统治地位的潜在挑战者。
四、秦王避祸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唐朝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面对兄弟们日益增长的敌意，李世民意识到自己在长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危险，因此考虑离开京城前往洛阳自保。他派遣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并派亲信张亮率领一千多人前往洛阳，秘密结交崤山以东的豪杰，为可能发生的变故做准备。然而，这一行动被李元吉发现并告发给高祖李渊，导致张亮被捕受审。尽管如此，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张亮最终被释放。
在此期间，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李世民的迫害并未停止。一次夜间宴请中，他们暗中下毒于酒中，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李世民饮后突发心痛，吐血数升，幸得淮安王李神通及时救助才得以脱险。李渊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下令禁止李建成再与李世民夜间饮酒，并表达了对李世民的关切。同时，李渊也向李世民透露了曾有意立其为太子的想法，但考虑到李建成作为长子且已长期担任太子的事实，决定维持现状。为了缓解兄弟间的紧张关系，李渊提出让李世民前往洛阳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类似于汉朝时梁孝王的情况，给予他较大的自治权。面对这样的安排，李世民虽然内心并不情愿远离父亲，但仍以不愿远离父皇膝下的理由婉拒。
然而，当李世民准备启程前往洛阳之际，李建成和李元吉意识到如果让李世民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将更加难以控制。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通过密奏及利用宫中宠臣向高祖进言，强调如果允许李世民离开长安，将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这些努力最终促使李渊改变了主意，取消了李世民前往洛阳的计划。
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向李渊诋毁李世民，试图削弱他在高祖心中的地位。这种持续不断的诽谤几乎使得李渊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对付李世民。关键时刻，陈叔达等忠直之臣站出来劝谏，提醒高祖不应轻易废黜一个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尤其是像李世民这样性格刚烈的人物，一旦受到不公正对待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这番话使李渊暂时打消了惩罚李世民的念头。
更进一步地，李元吉甚至直接请求李渊杀掉李世民，声称后者的行为已构成谋反。他指出，在平定东都洛阳之后，李世民曾表现出迟疑的态度，散发财物收买人心，并且违反了皇帝的命令。但即便如此，李渊仍然拒绝了这一极端建议，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李世民犯下了足以致死的大罪。
五、步步紧逼
随着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秦王府的幕僚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这种紧张局势，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和比部郎中长孙无忌等人开始商讨对策。房玄龄认为，当前形势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果断行动的地步，否则不仅秦王府难以自保，整个国家也可能陷入动荡。他建议李世民效仿周公旦平定管叔、蔡叔之乱的做法，以确保皇室稳定。长孙无忌赞同这一观点，并主动向李世民传达了这个建议。
在得到房玄龄等人的支持后，李世民终于下定了决心。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也在积极拉拢秦王府中的将领，试图削弱李世民的力量。他们曾试图用重金收买尉迟恭，但遭到了拒绝。尉迟恭表示自己深受秦王恩德，绝不会背叛。此举令李建成极为不满，随后便发生了针对尉迟恭的暗杀企图，幸亏尉迟恭早有防备而未得逞。此事被揭发后，李渊将尉迟恭关押审问，但在李世民的极力请求下才得以释放。
紧接着，李元吉又诬告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导致其被外放为康州刺史。程知节临行前警告李世民，若再不采取行动，秦王府的支持者将会越来越少。此外，段志玄也拒绝了李元吉的诱惑。这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对立情绪。
李建成和李元吉意识到房玄龄与杜如晦是秦王府中最具有智谋的人士，于是再次通过诬陷手段迫使高祖将二人逐出京城。此时，留在李世民身边的亲信只剩下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及尉迟恭等人。这些人夜以继日地劝说李世民尽快动手，以免错失良机。然而，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威胁和个人安危，李世民仍然犹豫不决，内心充满了对兄弟亲情的不舍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在此关键时刻，灵州大都督李靖与行军总管李勣也加入了劝谏行列，强调李世民因功勋卓著反而遭到猜忌，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
六、谋害秦王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一，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这一罕见的天文现象在当时被认为是“变天”的征兆，预示着政权更迭或重大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突厥郁射设率领数万骑兵南下侵扰唐朝边境，包围了乌城。面对外敌入侵，太子李建成提议由齐王李元吉代替秦王李世民率军北上抵御突厥。高祖李渊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任命李元吉为统帅，统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将领前往救援。
然而，李元吉的真实意图并非单纯为了抗击外敌，而是借此机会削弱李世民的力量。他请求将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琼等秦王府中的精兵强将调至自己麾下，以增强自身实力。同时，他还计划在饯行宴会上暗杀李世民，然后向高祖谎称其因病去世。这一阴谋被东宫中已被李世民收买的官员王晊透露给了李世民，使得后者得以提前知晓危险的存在。
得知消息后，李世民立即与长孙无忌等人商讨对策。尽管内心充满矛盾和挣扎，但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李世民最终决定采取行动。他最初倾向于等待事情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再进行反击，但尉迟恭等人强烈反对这种被动的态度。尉迟恭警告说，如果李世民继续犹豫不决，不仅会错失良机，而且还会失去部下的支持。他强调当前形势已经到了非行动不可的地步，因为秦王府中的勇士们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旦发动便难以阻止。
七、被迫反击
在唐朝初年的宫廷斗争中，李世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齐王李元吉的野心勃勃，不仅意图除去李世民，更妄图夺取东宫太子之位，进而掌控大唐社稷。秦王府的幕僚们深感忧虑，纷纷劝谏李世民采取行动，以防不测。
幕僚们指出，齐王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其与太子的密谋虽未得逞，但已显露出篡夺之心。若任由其发展，大唐的江山社稷恐将不保。他们劝李世民以国家大局为重，勿因个人情义而忘却社稷之重。然而，李世民犹豫未决，幕僚们便以舜帝为例，阐述了在关键时刻应如何抉择。舜帝在面对父亲与弟弟的加害时，能忍则忍，该逃则逃，最终成就了大业。这启示李世民，在面临国家危难时，应果断行动，以大局为重。
然而，李世民仍心存顾虑，欲以占卜问吉凶。此时，秦王府幕僚张公谨闯入，毅然夺下占卜的龟壳，直言现在事情已无疑难，无需占卜。他的坚决态度，进一步坚定了李世民的决心。
于是，李世民密令长孙无忌召回房玄龄等人共商大计。然而，房玄龄等人因受皇帝敕书所限，不敢私自回秦王府。李世民大怒，命尉迟恭前去察看，并暗示若房玄龄等人不归，便取其首级。尉迟恭与长孙无忌一同前往，终于说服房玄龄等人，让他们换上道士服装，秘密进入秦王府。尉迟恭则另寻道路，也赶到了秦王府。
八、秦王密奏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626年7月1日），太白金星再次在白天出现于天空正南方的午位，这一现象被视为重要的天象。天文官员傅奕秘密上奏高祖李渊，指出金星出现在秦地分野，预示着秦王李世民应当拥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展示给李世民看，这给了李世民一个机会来揭露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阴谋。
李世民借此机会向父亲密奏，指控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嫔妃有不正当关系，并表达了自己无辜受害的悲愤之情。他强调自己对兄弟们并无恶意，但如今却面临着被杀害的威胁，甚至将其比作替过去的敌人如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李世民表示，如果含冤而死，面对这些曾经的敌人时会感到极大的羞耻。李渊听后十分震惊，决定次日审问此事
九、政变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唐朝宫廷内爆发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场政变由秦王李世民策划并执行，目的是为了消除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对自己的威胁，从而确保自己能够继承皇位。
当天清晨，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亲信入朝，并在玄武门附近埋伏下兵力。与此同时，张婕妤得知了李世民的计划，并秘密告知了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商议对策，但李建成认为京城防备严密，未予重视。此时，高祖李渊已经召集裴寂、萧瑀等人准备审问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嫔妃私通的事情。
当李建成和李元吉到达临湖殿时，察觉到气氛异常，立即调转马头准备返回东宫。李世民随后追上，试图与他们交谈。然而，紧张的气氛使得双方很快进入对峙状态。李元吉首先发难，但因心急未能将弓拉满，箭矢未能射中目标。李世民则迅速反击，一箭射杀了李建成。紧接着，尉迟敬德带领骑兵赶到，射伤了李元吉。李元吉从马上跌落，企图勒死倒在地上的李世民，但被及时赶到的尉迟敬德制止。最终，尉迟敬德亲手射杀了李元吉。
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冯立得知主子遇害后，决定为太子报仇。他与薛万彻、谢叔方率领两千精兵赶往玄武门。然而，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张公谨力挽狂澜，关闭大门阻挡了他们的进攻。尽管如此，东宫的将士们还是奋力作战，导致守卫玄武门的将领敬君弘和吕世衡战死。关键时刻，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出现在战场上，这一举动彻底瓦解了东宫军队的士气，使他们纷纷溃散。薛万彻等人逃入终南山，而冯立则丢弃武器逃跑。
与此同时，高祖李渊正在宫内的海池划船，突然接到消息得知发生了政变。李世民派遣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全副武装来到李渊面前，向他解释了事件经过，并表示李世民已平息叛乱。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李渊询问身边的官员如何应对。萧瑀和陈叔达建议立李世民为太子，以稳定局势。李渊接受了这一建议，随即颁布诏书，宣布李世民为新的太子，并命令各军接受其指挥。
随着政变的结束，李世民正式掌握了政权。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全部被处决，并从宗籍中除名。此外，李世民还下令赦免参与此次政变的其他人员，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清洗。对于那些忠于旧主的人，如冯立、薛万彻等，李世民也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称赞他们是忠义之士，并给予宽恕。
十、封赏功臣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成功地消除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威胁，并最终被立为太子。随后，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开始了他的统治。为了巩固新政权并奖励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李世民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和封赏。
首先，在政变发生后的7月10日，李渊对参与政变的主要功臣进行了初步的封赏。宇文士及被任命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与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与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恭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秦王府旧臣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其中，长孙无忌和尉迟恭因功勋卓著，分别获得了绢一万匹的丰厚赏赐。特别是尉迟恭，因其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得到了特别嘉奖，李渊将齐王国司的金银布帛器物全部赏赐给了他，以表彰其安定社稷的贡献。
在政变之前，太子洗马魏徵曾多次劝说李建成除去李世民，但未能成功。政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徵，质问其为何挑拨兄弟关系。面对责难，魏徵从容不迫地回答，如果李建成早些听从他的建议，就不会有今日的祸事。李世民欣赏魏徵的直言不讳，不仅没有治罪于他，反而对其礼遇有加，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同时，李世民还召回了曾被流放至巂州的王珪和韦挺，二人与魏徵一同担任谏议大夫，成为朝廷中的重要谏官。
随后，8月初，李世民继续对支持者进行大规模的封赏。秦琼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恭为右武候大将军，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将领在军中的地位。接着，在8月3日，李世民对朝中关键职位进行了调整：高士廉任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这些任命不仅体现了对功臣的信任，也确保了新政体的核心权力机构由忠诚可靠的人士掌控。
紧接着，8月4日，更多的官员得到了新的职务。宇文士及被任命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张公谨为左武候将军，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
结果
武德九年（626年7月5日），李渊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 [9]
武德九年（626年7月14日），高祖将亲笔诏书赐给裴寂等人说：“朕应当加上太上皇的尊号。” [12]
武德九年（626年9月3日），李渊颁布制书，将皇帝位传给太子李世民，世民坚决推辞，李渊不许。 [13]
武德九年（626年9月4日），李渊传位于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