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封诸王
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巨大、持续时间较长的皇室内讧。这场内乱发生在公元291年至306年间，共历时十六年，严重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其灭亡的步伐。
晋朝建立之初，司马氏家族依赖士族的支持夺取了政权。为了报答这些支持者，并确保新王朝的稳固，西晋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士族利益的政策，包括九品中正制和荫亲属制。这些政策虽有助于巩固士族的地位，但也埋下了隐患：士族的过度强大可能会威胁到皇权。
为了平衡士族力量，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分封同姓王的策略，希望通过加强宗室力量来遏制士族势力的增长。从泰始元年（265年）开始，司马炎大规模分封宗室成员为王，并赋予他们广泛的权力，包括自行任命封国内的官员以及收取封地内的租税。这些措施表面上是为了增强皇族的凝聚力，但实际上却给了各王极大的自主权。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被封的宗室诸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而且还能组建军队。咸宁二年（277年），晋武帝进一步确立了王国设置军队的规定，不同等级的封国可配备不同规模的军队。尽管各王并无地方行政权，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任命为都督或刺史，负责某一区域的军事和行政管理。这样一来，诸王实际上掌握了封地内的军政大权，成为了独立的地方势力。
然而，晋武帝在强化宗室力量的同时，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宗室王权力过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诸王势力的增强，他们开始干涉中央政局，甚至相互争夺权力。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这些宗室王之间的斗争最终演变成了全面的内战，即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
二、起因
晋武帝司马炎在安排继任者的问题上犯下的重大失误，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的爆发。这一失误集中体现在他对皇太子的选择以及太子妃的选定上。
晋武帝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司马衷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这是因为他的同母兄长司马轨早亡，而其他弟弟们年龄尚幼。尽管司马衷被普遍认为智力有限，甚至被认为是“白痴”，但晋武帝出于对自己血脉延续的考虑，依然坚持让他作为继承人。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除了血缘关系外，还因为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表现出了较高的智慧，晋武帝希望将来能够通过孙子来延续自己的政治意志。
然而，这样的安排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实际治理需求。司马衷即位后，因其能力不足，无法有效行使皇帝的权力，导致朝政被皇后贾南风等人操纵。贾南风出身名门，但性格强势，野心勃勃，她利用司马衷的弱点，逐渐掌握了朝中大权，进而引发了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如卫瓘与和峤等人，都曾提出过更换太子的建议，认为司马衷不适合担任皇帝，但这些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晋武帝虽然也意识到了太子的能力问题，但他担心更换太子会导致皇位落入旁系之手，最终选择了维护现状。这种选择虽然暂时稳定了皇室内部的权力结构，但却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晋武帝去世后，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维系中央集权体制的正常运作，加之地方势力的崛起，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的爆发。这场内乱不仅消耗了西晋的国力，也极大地动摇了其统治根基，最终导致了西晋的衰亡。
三、过程
第一阶段
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是从元康元年（291年）三月到六月，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内，西晋朝堂经历了剧烈的权力洗牌。这一阶段的动乱是由皇后贾南风一手策划，目的是为了消除异己，掌控朝政。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病重，他原本打算让汝南王司马亮与外戚杨骏共同辅政晋惠帝司马衷。然而，杨骏为了独揽大权，设法让自己的女儿杨芷成为唯一的辅政大臣。晋武帝去世后，杨骏迅速掌控了朝政，凡有诏令皆需经由杨骏之手，这引起了朝中诸多不满。
贾南风，作为晋惠帝的皇后，对杨骏独揽大权感到不满，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她秘密联络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计划联合力量对付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率军进入洛阳，支持贾后行动。
元康元年（291年）三月，贾南风利用晋惠帝的名义发布诏书，指控杨骏谋反，并下令楚王司马玮率军包围杨骏府邸。杨骏为人胆小，事发突然，他未能及时做出反应，最终被楚王司马玮的军队所杀。随后，贾南风又废黜了杨芷的皇太后身份，并对杨骏家族进行了清洗。
杨骏被清除后，朝政大权由汝南王司马亮与老臣卫瓘共同执掌，楚王司马玮因功被任命为卫将军兼领北军中侯。然而，贾皇后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权力分配，她担心司马亮与卫瓘联手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在同年六月，贾后再次以晋惠帝的名义下达密诏，指责楚王司马玮伪造诏书杀害司马亮与卫瓘，并命令逮捕司马玮。
司马玮被捕后，贾南风迅速将其处死，并株连其党羽。至此，贾皇后完全掌控了朝政，她开始大量任用自己的亲信，如族兄贾模、内侄贾谧、堂舅郭彰等人，这些人都被委以要职。此外，贾皇后还起用了当时的一些名士，如张华、裴頠、裴楷和王戎等，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稳定朝局。
第二阶段
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从元康九年（299年）开始，持续到光熙元年（306年），这一阶段的动乱规模比第一阶段更大，涉及的宗室王更多，战争也更加激烈。
元康九年（299年），贾南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始策划废黜太子司马遹。她利用酒醉的手段迫使太子写下一篇假诏书，随后以此为由废黜了太子，并将其囚禁在金墉城。贾南风的这一举动激起了朝中其他宗室王的不满，尤其是赵王司马伦，他当时担任太子太傅，与贾南风关系密切。然而，在贾南风杀害太子之后，司马伦与孙秀等人密谋推翻贾皇后一党，并最终成功废黜了贾皇后，将其处死。
司马伦在废黜贾皇后后，自封为相国，并掌握朝政大权。然而，由于其执政能力低下，加之党羽之间勾心斗角，朝局很快陷入混乱。永康二年（301年），司马伦废黜晋惠帝自立为帝，但他的统治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反而引发了其他宗室王的反抗。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联兵讨伐司马伦，最终导致司马伦的覆灭。
司马冏在废黜司马伦后，迎立晋惠帝复位，并担任大司马，独揽朝政。然而，司马冏的专横行为再次激起其他宗室王的不满，尤其是河间王司马颙。司马颙联合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冏。在一系列战斗后，司马冏被击败，司马乂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然而，司马乂的统治同样短暂。永兴元年（304年），东海王司马越利用司马乂军力疲惫的机会，捕获并处死了司马乂。随后，司马颖在朝野中获得较高威望，被封为皇 太 弟，并继续掌握朝政。但这引发了东海王司马越的不满，他集结大军讨伐司马颖，并在荡阴之战中俘虏了晋惠帝。
司马越败退后，联合异族力量共同对抗司马颖。司马颖被迫逃离邺城，最终被范阳王司马虓的军队抓获并处死。司马颙也在光熙元年（306年）被诱骗回朝并遭到杀害。
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去世后，司马炽继位为晋怀帝。他试图重新整合朝局，但八王之乱已经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的国力，为之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奠定了基础。
四、结果
晋怀帝即位后的次年改元永嘉元年（307年），他实行了大赦囚犯的政策，并废除了诛三族的刑法。此时，东海王司马越作为太傅，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权力，成为八王之乱后的最终胜利者。然而，司马越的胜利并未给西晋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相反，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的内乱已经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的国力，使得朝廷失去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八王之乱期间，不仅有诸王之间的相互攻伐，还有其他几方面的战乱和叛乱，如氐人齐万年的叛乱、成汉和汉赵两个政权对西晋的战争，以及南方的变民起事等。这些战乱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还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和疫病，使得许多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其中，成汉的建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特、李流、李雄等原本居住在洛阳，因逃避齐万年的叛乱而进入蜀地。益州刺史赵廞看到八王之乱的局面，产生了自立之心，并任用李氏兄弟作为自己的爪牙。然而，由于赵廞及其继任者罗尚处理不当，最终导致李氏兄弟叛晋自立，建立了成汉政权，成为十六国之一。
另外，八王之乱期间，匈奴族人刘渊与成都王司马颖联合，趁机壮大自己的实力，并最终建立了汉国，这个政权后来成为了灭亡西晋的主要力量之一。除了匈奴之外，其他外族也纷纷参与到中原的战事中来，如并州刺史刘琨与代王拓跋猗卢的合作，以及王浚与司马腾与乌桓人及段部鲜卑的联合等。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最终促成了“五胡乱华”及十六国时代的到来。
在晋朝初年，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曾将地方的军事和民政分开管理，但在灭吴后取消了地方的军事力量。然而，到了八王之乱后期，由于地方无法有效地应对各种叛乱，原有的制度逐渐失效，刺史们开始重新兼领地方的军政和民政，形成了一些地方军镇，如王浚、刘琨和苟晞等。这些军镇在北方抵抗汉国的侵袭，但在永嘉之乱后，洛阳朝廷倾覆，这些军镇也无法阻止外来势力的入侵。
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后虽然掌握了朝政，但他对外无力阻止匈奴汉国的崛起，对内则排挤异己，杀害了许多重要官员，导致民心尽失。永嘉四年（310年），司马越以讨伐汉国为名，率领大批军队和王公大臣离开洛阳，导致首都防守薄弱，最终洛阳在永嘉之乱中陷落。司马越死后，他带领的大军在苦县宁平城被汉将石勒屠杀。
晋怀帝遇害后，秦王司马邺在长安即位，试图延续西晋的国祚，但最终在建兴四年（316年）被俘，西晋正式灭亡。在此之前，东海王司马越曾在徐州收聚兵力，并迎帝东归。他留下琅琊王司马睿镇守下邳，司马睿后来移镇建邺，并在江左发展，奠定了东晋的基础。
结语
八王之乱不仅导致了参战诸王的相继败亡，还使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它激化了隐藏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五胡乱华”和西晋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这场长达十六年的内乱，以极端的形式揭示了社会风气的畸变，造成了秩序的彻底崩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重而持久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