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西晋作为结束三国纷争，实现短暂统一的朝代，其历史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色彩。晋武帝司马炎在灭吴之后，虽然实现了表面上的大一统，但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个人的奢靡生活态度，以及对于内迁胡族问题处理上的失误，为后来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晋武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皇权的措施，包括削弱地方势力，强化宗室地位等。然而，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反而因为宗室权力的膨胀，引发了“八王之乱”这样大规模的内讧。这场持续了十六年之久的混战，不仅消耗了晋朝大量的国力，还造成了无数生灵涂炭，使原本已经脆弱的社会经济基础进一步瓦解。
与此同时，西晋政治体制内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许多士大夫阶层沉迷于所谓的“清谈”，对于实际政务缺乏兴趣，甚至主动逃避责任。这种风气导致了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无法有效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挑战。加之君主与贵族阶层普遍缺乏远见卓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消极怠惰的气氛。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胡族力量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日益增强，西晋政权面临的外部威胁也越来越大。尽管早有官员提出过关于迁移胡族以减少潜在危险的建议，但均未得到重视和实施。相反，朝廷对于胡族的态度更多的是容忍甚至是依赖，这种短视的行为最终导致了胡族势力的坐大，为后来的“五胡十六国”局面埋下了伏笔。
经济方面，晋武帝虽然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善民生，比如废除屯田制，推行占田制和荫客制等，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制度并未能有效抑制豪强大族的土地兼并行为。相反，它们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再加上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使得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社会秩序几近崩溃。
二、经过
1、刘渊立国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山西离石北的左国城起兵反叛西晋，建立汉赵政权，开启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政权直接对抗的新篇章。刘渊以恢复汉朝荣光为号召，吸引了众多胡族的支持，其中包括石勒、王弥等著名将领。这一时期，刘渊利用西晋内部动荡的机会，逐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到了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并将首都迁至平阳，表明了他建立新王朝的决心。此时，汉赵的实力已经足以威胁到西晋的核心区域。随着刘渊政权的稳固，对西晋的攻势也愈加猛烈。
永嘉三年（309年），刘渊组织了对洛阳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次行动由刘聪率领，石勒担任前锋都督。尽管晋军派遣了刘琨等将领进行抵抗，但未能阻挡住刘聪的攻势。晋军在西涧和封田接连失利，损失惨重，壶关最终落入汉赵之手。然而，就在刘聪的军队势如破竹之时，晋将垣延设计夜袭，迫使刘聪暂时撤退。
同年冬季，刘渊再次派遣刘聪、王弥、刘曜等人率领大军围攻洛阳。这一次，汉赵军队迅速逼近洛阳城下，晋廷因之前刘聪的败绩而措手不及，陷入了恐慌之中。尽管晋军曾一度在夜袭中取得胜利，并杀死了汉赵的征虏将军呼延颢，但整体战局仍然对西晋极为不利。
在此期间，司马越指挥下的晋军虽奋力抵抗，但仍无法改变战局。汉赵军队在经历了几次挫折后，最终还是在刘渊的命令下撤退。不过，这次进攻虽然没有直接攻陷洛阳，却极大地消耗了晋朝的军事资源，并进一步削弱了其防御能力。
2、围困洛阳
在汉赵政权连续两次进攻洛阳未果之后，他们意识到直接的军事冲击并不是攻克这座坚城的最佳方式。于是，汉赵调整了战略，决定通过切断洛阳的补给线，来达到围困的目的。这一策略在永嘉四年（310年）得到了显著的效果。
在这一时期，王弥成为了汉赵的重要将领之一。王弥出身于世家大族，具有相当的号召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兖州和豫州之间招募士兵，并收集粮食。他的行动得到了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等地流民的支持。这些流民长期以来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压迫，他们积极响应王弥的号召，放火烧毁城市，杀害地方官员，加入到反抗晋朝的行列中。
随着王弥切断了洛阳的粮道，城中的饥荒日益严重。司马越作为晋朝的重要将领，曾试图调集全国的军队来救援洛阳。然而，各地的藩镇或因自身利益考虑，或因惧怕汉赵的军事力量，最终都没有响应司马越的号召。尽管怀帝曾寄希望于各地的军队能够及时救援，但最终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在这种情况下，晋廷内部出现了迁都的提议，但遭到了王衍的反对。此时，石勒已经南下渡过黄河，并且在一系列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司马越一方面在朝中失去了民心，另一方面又担心石勒的威胁，决定亲自出征石勒，并将兵力部署在兖州和豫州之间。
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十五日，司马越率领四万大军前往许昌，几乎抽空了洛阳的所有可用兵力。随着司马越的离开，洛阳城内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由于缺乏足够的守卫力量，皇宫内部也开始出现饥荒，甚至出现了尸体横陈的现象。盗贼趁机活动，抢劫事件频发，为了自保，各个官署不得不挖掘壕沟来防御可能的攻击。
3、洛阳失守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汉赵政权决定发起对洛阳的最后一击。刘聪派遣刘曜率领四万大军进攻洛阳。此时，晋朝内部仍然处于混乱状态，无力集中力量应对汉赵的威胁。晋怀帝派遣苟晞讨伐东海王司马越，而司马越却在此时病逝。王衍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混乱，决定暂时隐瞒司马越的死讯，并安排将遗体送回东海国安葬。
四月，石勒率领轻骑兵追击司马越的灵车至苦县宁平城，与晋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这场被称为宁平城之战的战役中，石勒运用了包围射击的战术，几乎全歼了晋军，包括太尉王衍在内的多位重要官员被俘并遭杀害。这场战役极大地削弱了晋朝的军事力量，使得洛阳失去了最后一道有力的屏障。
宁平城之战之后，洛阳城的防御力量已经微乎其微。苟晞建议迁都以避锋芒，但群臣因贪图洛阳的财物而反对。随着城内饥荒的加剧，官员们纷纷逃离，晋怀帝虽然决心迁都，但连最基本的护卫力量都无法保证，计划最终流产。
五月二十七日，汉赵军队在呼延晏的率领下率先抵达洛阳城下。两天后，呼延晏攻克了平昌门，开始对城内进行烧杀抢掠。六月初一，因援军未至，呼延晏撤退，并焚烧了晋怀帝准备用于逃亡的船只。
六月十一日，王弥和刘曜的军队也相继赶到，并从宣阳门攻入洛阳城内。他们占领了南宫，登上太极前殿，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掠活动。晋怀帝企图逃往长安，但被汉赵军队俘虏，囚禁在端门。次日，刘曜率军从西明门进入洛阳，屠杀了大量士人和平民，并对皇宫进行了洗劫和焚烧。
洛阳失陷后，汉赵军队不仅对城内进行了大屠杀，还将晋怀帝及羊皇后送往平阳。随着洛阳的沦陷，西晋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永嘉六年（312年），当晋怀帝遇害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安定太守贾疋等人迎立秦王司马邺为帝，即晋愍帝。愍帝在长安即位，改元建兴，试图继续维持晋朝的统治。
三、结果
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随着西晋国力的持续衰弱，汉赵政权的刘曜再次发起了对关中的进攻。这一次，刘曜的目标直指长安。长安作为当时的西晋首都，已经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粮食短缺导致了城内出现了同类相食的极端情况，死亡人数超过了一半。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长安城内的军民仍然在苦苦支撑。然而，随着刘曜军队的逼近，城中的抵抗力量已经接近极限。建兴四年十一月，长安城最终被汉赵军队攻破。晋愍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了出城投降。他被汉赵军队俘虏，并被押送到平阳。随着愍帝的投降，西晋王朝宣告正式灭亡。
建兴五年（317年），晋愍帝在平阳被杀害。这一事件标志着西晋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彻底结束。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区，琅琊王司马睿得以幸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东晋。东晋的建立不仅意味着晋朝血脉的延续，也反映了南方地区相对稳定的局势，以及士族势力在南方的发展。
回顾西晋的历史，从晋武帝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建立西晋，到晋愍帝司马邺被迫出降，西晋的统治时间仅为五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