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三王朝已经病人膏肓，传统的社会力量都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最高统治者不愿意做深入变革，体制内的变革势力被斥退，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和农民大众不知道怎么变革——因为大家面临的问题是新旧交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旧路不通，寻找新路的重任就落在了新的社会力量身上了……
1905年，在一艘欧洲邮轮上有两位新派的中国乘客。一个是在反清起义失败逃亡欧洲的孙中山，另一个是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当随员的张静江。张静江是朝廷命官，孙中山是朝廷钦犯。所以，孙中山躲着这个同胞，生怕张静江对自己不利。最后还是张静江主动拦住孙中山说，你就别躲了，我知道你是朝廷钦犯孙中山，你们造反肯定会遇到资金困难，我可以资助你们。这话说得孙中山惊喜万分，喜的是有人为革命雪中送炭，惊的是这人竟然是清朝官员。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孙中山希望中国走上西方的民主共和道路。张静江也是中国新兴的社会力量。他是在近代发达起来的江浙巨商的子弟，花巨资买了一个道员当，不过他出洋当官的主要目的却是照顾张家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处公司的生意。和孙中山不同，张静江不愿意做职业革命家，却倾向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后来，孙中山在窘迫之时尝试着向张静江发电求援，革命同志们都将信将疑。不想，张静江马上汇来三万元钱，之后陆续支援武装起义数以十万计，成为革命党人最大的幕后资助者之一。
这个故事可以说明：中国新兴的各个阶层经历迷茫之后，最终选择了推翻朝廷、救国图存的道路。
近代以后中国历史与古代历史最显著的不同是它是一个“全球史”。
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运动，和其他国家的力量盛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西方列强涌人中国，给清朝带来了近代经济、科技和制度等等，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力量。清王朝再也不能像之前一样关起门来独善其身了。遗憾的是，在近代对外交往中，中国是一个“受害者”。近代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形象，就像那块挂在上海外滩公园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人内”一样，傲慢蛮横、欺压中国人、剥夺中国人的尊严，成了寻求变革的中国人要打倒的对象。
“华人与狗不得人内”这块牌子很能澂发中国人对洋人的愤怒，也折射出洋人形象在中国的变迁。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公园不让中国人进入，同时期禁止中国人加入的外国人专用场所还有不少，著名的跑马场、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等娱乐场所都禁止中国人人内，从来没接受过华人做会员。租界的电车也分头等、次等车厢，前者由洋人乘坐，后者专供中国人乘坐。为什么独独外滩公园的这一条规定，掀起了中国人的怒火呢？
因为各国总会和跑马场是私人经营性场所，采取会员制，人家不吸收中国人人会，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外滩公园是负责租界市政建设的工部局修建的，经费来自租界的税收。华人占公共租界纳税人的多数，也就是说公园修建的经费主要来自华人。同时，外滩公园的英文名称是Publi Park，意思是公共花园。既然是“公共”的，它应属于整个租界的居民共有。用中国人的钱在中国人的土地上造的公园，而且还标明是“公共”的，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人进入呢？
1885年，工部局打算扩建外滩公园，遇到了中国人的第一次抗议。
唐茂枝等8人联名给工部局写信：“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使用公共花园方面遭受到不同的对待是令人不满的，希望工部局想些办法来消除这种招人怨恨的矛盾。”他们指出：“工部局拒绝华人入园，仅仅是从种族方面来区别，这不管以权宜之计或国际礼仪作为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唐茂枝等8人的身份很能说明问题。唐茂枝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其余7人或是海关总翻译，或是房地产富商，或是教堂牧师，总之都属于“上等华人”之列。在上海这座由小渔镇发展为远东大都会只花了半个世纪的爆发型城市中，唐茂枝等人是身份尴尬的一群人。他们既不属于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任何一类，是传统社会分类以外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和财富来源于洋人的事业、依附于洋人，可又不被洋人所接纳和尊重。最让唐茂枝8人气恼的是，外滩公园向日本人和朝鲜人开放，就是不允许他们这些喝咖啡吃黄油面包的新派中国人进入！总之，他们迫切希望能在变化的社会中得到认同，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唐茂枝等人在抗议的同时建议工部局给那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发券，允许他们入园。
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培养了一批处境和唐茂枝类似的社会新力量。
他们的抗议得到了新兴力量的声援。《申报》连篇累牍报道此事，上海的华商团体也为此联名上书工部局。最终，工部局在压力下同意外滩公园从1886年5月起有条件向中国人开放，让华人凭券入园。
华人进入公园后，因为素质欠高，做了许多违反公德的事，澂起了外国游客的抗议。1890年，管理公园的“上海公共娱乐委员会”向工部局报告说，有中国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更改券面日期（游园券有效期只有一周）。华人人园后，“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中国人入适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在租界的华人公园开放后，有华人游客“一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
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骂詈不绝。又有游园诸华人见此人与捕忿争，亦不问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工部局决定收紧入园券发放的范围，限制素质低下的华人人内。为了分流华人游客，工部局将苏州河边一片河滩改建为华人可以随便进的“华人公园”。华人公园虽然设备简陋、环境卫生也差，但此后华人的抗议之声就基本平息了。
这就是整个上海外滩公园接纳中国人人同与否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么，这一件被租界当局及时平息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在近代中国人语境中就成了外国人欺压侮辱中国人的典型案例了呢？
争论的焦点是那块“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牌子。有许多人，包括近代名人，都言之凿凿地声称看到了类似内容的警示牌。同时也有许多人否认在公园看到过类似的牌子，后人也找到类似的实物或者当年的老照片、老报纸来佐证。租界当局是否出示过这块警示牌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查1885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其中的第24项第1条说“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说“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有人就说可能后人将这第24项的其中两条规定合二为一，得出了洋人将狗和华人并列的结论。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澂下，人们很容易从中品出辱华的味道，把繁琐的规则演变为简单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928年，面对中国人汹涌的抗议浪潮，租界工部局宣布：外滩公园对所有中国人开放。但是为时已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恶劣印象无法从中国人脑海中抹去了。
必须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还是干了许多好事的。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兴起了近代经济。先是中国人简单模仿西方，建造星星点点的近代企业，进入20世纪后近代经济在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05年到1911年七年时间内，中国近代经济的投资总额同以前30年的总和相等。
投资的对象，面向国内市场的棉纱、造纸、面粉等行业遥遥领先。从1895年到1913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1912年到1920年的发展速度为138。近代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让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群“新”人，他们抓住中外通商契机进行中外贸易、或兴办近代工商业、或给外国势力打工做中外沟通的中介，富裕起来。他们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近代工商业者、绅商或者买办阶层。
西方人还告诉晚清的人们，地球不是方的而是圆的、打雷不是雷公在发威而是一种叫做电的物质在碰撞、清朝只是世界上的一国而不是全部，等等。他们又告诉中国人，妇女是可以不缠足的、有的国家是没有皇帝的、国家和王朝是两码事情、人生下来虽然物质上不平等但在精神上是绝对平等的，等等。闻所未闻的思想文化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加上新式教育的推广，西方势力在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些读书人不再像祖父辈那样苦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文，自然也就不再以科举考试和做官为唯一的出路。他们有的参与新式事业，有的继续出国留学，有的成为买办或者官员的对外幕僚。因为中国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是在新政之后，所以事实上，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多数都还是学生——想一下，短短的十年时间，刚好可以把一个懵懂的少年儿童教育成为独自思考的青年，却来不及让他们进行社会角色的分化。他们比新兴富裕阶层年轻，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变革。
新的富裕阶层和读书人的出现，表明一向高度官僚化的中国社会松动了，出现了传统体制囊括不了的新力量。他们的财富和知识不是依附朝廷得来的，这让朝廷非常担心。更担心的是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比如抗议外滩公园不向华人开放的那批“上等华人”头脑中就有“反抗不公”和“正当权益”的概念，进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对坚持绝对权力的清朝统治来说是个噩耗。最终，这些富裕阶层和读书人，不能被传统体制所包容，自身权益又得不到舒张和保障，都走到了朝廷的对立面去了。我们会发现，改良也好，革命也好，新兴阶层都是运动的精英。
话说西方势力在中国客观上做了许多好事，催生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带来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新生活，应该能让中国人产生好感。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抱有好感。
开风气之先的上海人在19世纪都以西化为时髦。洋人在上海举行的各种运动，虽然不对华人开放，依然有许多华人欢天喜地去观看。比如跑马场赛马，上海人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连附近的苏州、杭州、嘉兴等城市的人们也不顾劳顿，奔波赶来。由于观众实在太多，那些简易的看台常常发生倒塌伤人事故。租界的重大庆典，比如法国国庆、英女王登基等活动，上海人均踊跃参加，积极性比庆祝慈禧的生日要热烈得多。
长三角地区许多人千方百计移居租界，投奔相对自由宽松和富裕的生活环境。18年，上海《申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把朝廷选拔官吏时不必再让候选者亲自到被京“验明正身”，改为查看候选者的照片即可，希望以此杜绝官场上的行贿受贿现象。
然而，进入20世纪，情况大不相同。洋人的形象大幅下降。
这完全是西方人咎由自取。西方势力的进入，刺澂中国社会进步只是“副产品”，他们是带着枪炮、抱着获利的目的来的。西方列强在对华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是坚持维持和扩大在华特权利益，包括广被中国仁人志士诟病的治外法权、租借地和耀武扬威的驻军权等等；第二是欧美始终不愿意一个强大、平等的中国的崛起，幻想中国永远被他们剥削、掠夺和“教导”。这就导致国内排外情绪在逐渐积累。有趣的是，依靠西方势力产生、之前还以西化为时髦的新兴阶层，如今走到了抨击洋人的队伍前列。
在畅销的政论小册子《猛回头》中，留学日本的新知识分子陈天华澂愤地列举了列强的罪行：“海禁大开，风云益急，来了什么英吉利、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到我们中国通商，不上五十年，弄得中国民穷财尽。这还罢了，他们又时时地兴兵动马，来犯我邦。他们连战连胜，我国屡战届败，日本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湾，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圈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又有那一班传教的教士，如狼似虎，一点儿待他不好，使办起教案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中国虽说来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可怜北京一带，被八国杀得尸体遍野，血流成河，足足杀了数百万。俄国乘势占了东三省，无故的把六千人赶人黑龙江。”
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西方势力不仅不思考如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反而变本加厉地从中国窃取利益。租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一批批的矿藏和宝物被装船运往海外，一队队中国人被捆绑着押上海外苦役的道路。
主管开平煤矿的张翼原本在醇亲王府饲马，是两代醇亲王奕譞、载沣信任的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北方局势动荡，开平煤矿不稳，张翼忧心忡忡。英国人利用张翼不懂洋务，采取坑蒙拐骗的手法，骗得张翼将矿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英国人，“得以保全”。舆论大哗。朝廷也逼张翼去伦敦诉讼，要求赎回开平煤矿。载沣监国后，张翼仗着载沣的信任，颠倒黑白，吹嘘自己“中外合办”煤矿的功劳，还进一步将开平附近的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处地脉相接的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附近土地，承平、建平等地金矿银矿，都交给英国公司经营。河北士绅联名反对，要求惩办卖国贼张翼。载沣念旧，加上老福晋在一旁说张翼的好话，他非但没有惩处张翼，还追认了张翼的卖国行为。清朝自办矿务以来，开平周边矿产获利最多，最后竟然被英国入侵吞，有识之士莫不扼腕叹息。
20世纪初的世界，是一个殖民的世界。西方列强争相瓜分殖民地，弱国坠入苦难的深渊。有识之士放眼望去，不能不对中国的前途忧虑万分——尤其是东亚邻国纷纷成为列强殖民地后，也断不会对西方列强产生好感——谁能保证列强明日不会瓜分中国呢？随着欺辱凌掠日重，国家危机日深，洋人成了新的斗争对象。自然，洋人乘坐养车，用“文明棍”敲打被大车压弯身子的中国车夫的后脊梁骨，催逼加快脚步的镜头，成了中国人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反面教材。
革命党人疾呼：“以吾四万万之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而谓我志士而忍受之耶？以此原因，睹外患之迫在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脰，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最终，西方势力进入中国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因为压迫行为产生了反抗。1903年，广东人温生才在南洋锡矿做工，一次遭到技师无理鞭打。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温生才挥拳将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李达回忆自己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时的情景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这种敌视、反抗情绪将伴随着中国人度过20世纪的前期。
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具体如何呢？
之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专门的工商业者群体的，即便是少数人通过工商业暴富了，他也会选择将财富消耗在购买田地和建造园林豪宅方面，自我改造为一个大地主。朝廷也将工商业视作“盆景”，赏玩而已，断然不会让“盆景”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朝廷镇压大工商业主的案子。但是，如今新兴的富裕群体是通过近代工商业致富的，要想转身去做地主，难度很大。而且接受了新思潮的他们也不愿意像祖辈那样做个地主。比如，江浙是鱼米之乡，自古盛产巨富。在光绪朝之前，江浙财阀闷头发财，不多说话，不过问政治，衙门吩咐什么事情就恭敬地听着。而成长于光绪朝的江浙财阀们，思想新潮，发现自己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不尽一致，又感慨国事日非，开始小心翼翼地涉足政治。在戊戌变法、创办新式学堂等活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参与的政治实践越多，他们对清朝的所作所为就越不满，胆子也就越大。比如出生在19世纪后期的张静江就是浙江南浔巨富子弟，资助孙中山起义。
同是南浔巨富的长辈庞云鏳望子成龙，向清廷献银十万两“报效”，给儿子庞青臣买来了朝廷的嘉奖和官职。庞青臣拒领奖赏，对顶戴花翎不屑一顾，还改名为“青城”表示不做清朝的臣民。后来，庞青城也走上了资助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上海周边的起义军军械和物资，多半是由江浙巨富们资助的。
如果说新兴富裕阶层还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地“反叛”朝廷的话，那么年轻学生们的离经叛道就显得直白、澂烈和沸腾得多了。
新政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后，中国的年轻人多数进入新式学堂，或者漂洋过海，去学习近代知识。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将近30万人；而在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日本，中国学生在高峰时维持在七八千人的规模。他们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新力量。这些洋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思潮，不可能再按照朝廷所希望的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生活了。国家的贫弱和危亡，使得反叛情绪和革命思想在年轻人中间半公开地传播——在官办的新式学堂中、在留学监督的眼皮底下传播。1910年前后，年轻学生们传阅的是《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东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潮》（东京）、《江苏》（东京）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鼓吹革命的小册子。一队队少年，满怀美好的憧憬进入学堂，毕业时大多是新锐澂愤的反叛者了。
1900年，年仅13岁的福州少年林觉民在科举考卷上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7个大字，毅然决然地退场。进入全闽大学堂后，林觉民不止一次地声称：“中国非革命就不能自强。”有一天晚上，林觉民慷慨澂昂地当众评述时局，说到沉痛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听众无不动容。该校的学监恰好听到，忧心忡忡地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留学生们在国外，做得就明目张胆多了。日本留学生监督姚某，拖着一条辫子对学生颐指气使，管束很多。他的保守思想和留学生们格格不入。青年学生们就想寻机惩治他。一天，学生们堵住姚监督，邹容抱住他的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剪下了姚监督的辫子。
三个血气方刚的少青年，顿时成了留学生们的英雄。
1903年的“据俄事件”让留学生们对朝廷普遍失去了信心。事情的起因是：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趁火打劫，出兵占领了东北地区，赖在那里迟迟不肯撤兵。1903年，东京留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抗议沙俄霸占中国领土，还选派代表回国运动。此时的留学生还对清政府多少抱有希望，希望政府能够支持他们的爱国举动。不想，上海的《苏报》
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指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严拿归国留学生，“即行正法”。官府对留学生组织这样新生事物心怀疑虑，采取镇压态度，彻底冷了年轻学生的心。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因此，尽管清政府也意识到要笼络留学生，为朝廷所用，尤其是要拉拢留学生中的精英分子，朝廷每年举行考试，对通过考试的留学生授予等同翰林、进士、举人等的出身，但并没有招揽到什么人才。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没有，也拒绝进入王朝体制，为朝廷所用。除了少数信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混入王朝体制中的革命者，比如徐锡麟、吴禄贞等人外，多数为清政府任用的留学生是滥竽充数的平庸之才。北京曾出现过翰林不识字的笑话来。光绪末年，一位留学生归国被授予翰林职位，竟然将“秋辇”读为“秋辈”、“奸宄”读为“奸究”，真实学问如何可想而知。
必须指出的是，留学国外的读书人也好，国内兴起的富裕阶层也好，几乎都没有对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政治有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研究了。留学欧美的中国人以学习理工科为主，留学日本的中国人虽然很多进入法政专业，但一来日本为了接收中国留学生专门设立的各类“速成学校”的教育质量很成问题，二来大多数留学生不是流连在勾栏酒肆和艺妓的怀中，就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活动和澂烈的批评中，没有沉下心来认真学习、思考和研究。国内依靠西方势力富裕起来的群体，都是从直观的接触中认识到西方器物文化的好处，痛陈国内的黑暗与落后，但对中外制度的深层次利弊、对中国到底应该走向何方，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认识。除了极少数人对西方政治真正有研究外，比如孙中山和宋教仁等，多数人只是接触了西方政治的皮毛而已。另一方面，近代工商业者也好、新式教育下的年轻人也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不像他们从土地中走出来又回归土地的祖父辈，工商业群体的事业是近代的、西方的；不像读着四书五经去考试做官最后回乡当绅士的前辈读书人，新一批的读书人旧学根底薄弱了许多，加上年轻，也谈不上有什么社会阅历。他们可能知道土壤的酸碱度问题，却不了解土地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他们可能知道京杭大运河的长度，却不明白有多少人（漕帮、盐商、水手、商贩等等）靠着这条河吃饭；他们可能同情干旱地区农民的极端贫困，却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排斥去帮助他们的神父和修女们。中国的实际情况错综复杂，身处其中几十年的聪明人，如李鸿章、张之洞之辈，都感叹没有真正了解实情。接触了几年洋人活着、读过几年洋学堂的新人们，更不能说了解中国实情了。最后，这些新兴群体，游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两边都不靠，成了没有根的人。而这些人中恰恰产生了革命的领袖和精英。
对于一个体制来说，不能包容新出现的社会力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这些新兴力量走到了旧体制的对立面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清王朝不能赢得新兴力量的效忠，于是社会呼唤着一场大的变革。
中国社会不变是不行了。围绕着“变多变少”、“怎么变”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为四大派别。
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他们也承认国家出了问题，需要变革，但是只愿意在保证皇室绝对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可以控制的、有限的变革。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大权，指挥着灾难深重的中国蹒跚前行。
被载沣斥退的袁世凯则代表了王朝体制内寻求变革的开明势力。他们认为小修小补已经挽救不了危局了，因此要进行大规模的、深层次的变革。西方社会表现出来的软硬件的优势，值得中国学习。袁世凯掌权时期，就推动废除了科举制、鼓励民间办厂、改革官吏考核制度，还推动官制改革，企图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开明和保守两派势力的争斗权衡中，有些变革启动了，有些变革则夭折了，但阻止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开明势力的阵营。这其中有和袁世凯一样在仕途中摸爬滚打上来的实干人物，更包括了许多新兴的富裕阶层。国内工商业阶层，多数支持开明势力。毕竟，旧体制进行改革更新，总比用暴力手段锻造一个新体制，对社会的损害要少得多，也符合工商业发展的利益。比如著名实业家张謇就支持袁世凯，是开明势力的重要成员。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一个普通人家，早年曾在吴长庆军中做幕僚，因此短期做过袁世凯的老师，后来离开军营回乡应试。他文名出众，科场却不得意。翁同龢、潘祖荫等人对张謇一心提携，多次想在科举考试中拔他为状元，不料都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的卷子，反而让张謇蹉跎了几年。1894年，张謇终于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中，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萌发“实业救国”的念头，创办了大生纱厂。从此，他弃官经商，一口气创办了多家实业，兴建了港口，资本不断积累。南通因此成为我国早期的工商业基地，城市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张謇等新兴力量和袁世凯等实权人物相互结合，使得开明势力虽然不能掌权，但社会影响不降反升，始终是潜伏在体制内部的暗流。在他们看来，国家贫弱的根源在于“宪法未立”、“民权未伸”，而解决之道就是“立宪”，建立国会奉行宪法，让中国成为宪政国家。对于皇室，他们不反对，更不会推翻，因为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君主国家。大多数君主国，尤其是富强的君主国家，比如日不落帝国英国和立宪成功的日本都是君主国家，所以张謇他们希望中国也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这一派因此也可以被称为“立宪派”。
载沣、袁世凯两派都是提倡在体制内进行变革的力量。而在王朝体制之外，梁启超等人要求和平改良，孙中山则代表对清王朝完全失望、要求用革命推翻旧有体制的力量。他们两派因为和朝廷有直接冲突，在国内难以立足。1904年，清政府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了一大批人。诏书说：“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在三个“罪大恶极”的人物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先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他们二人都是“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儒家经典转向西方政治的一代人。康有为，1858年生，广东南海人。他在20多岁后开始接触西方学说的中译文，又亲身游历了香港，有感于西方的强盛和优越，开始钻研西学，提倡变法图强。梁启超，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梁家是耕读世家，梁启超从小聪 明好学，有“神童”美誉，12岁就中了秀才。17岁又中了举人。因为仰慕康有为，中了举人后的梁启超不顾世俗偏见，拜还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跟随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从此，“康梁”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戊戌变法中，康梁和慈禧太后爆发了澂烈的权力冲突，导致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就义。康粱难以在国内立足，不得不流亡海外。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实与立宪派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比立宪派澂进、高调，又被排斥到体制之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流亡后，康有为影响降低，梁启超后来居上，成为体制外立宪改良势力的领袖。
康有为此人恃才傲物，自信、自负到刚愎自用。康有为的文章、言行多有夸张，章士钊认为这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变法时候流亡海外后，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鼓吹保皇，又把自己包装成当代孔子、圣人，逐渐失去人心。梁启超不再热心保皇，和老师分道扬镳。他花大量精力研究西方政治，提倡君主立宪制。梁启超着眼于普通中国人的素质提高，认为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国家的兴亡。当时中国人智慧不开，缺乏现代意识，迫切需要进行教育提高。“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于是，梁启超创办和主持《新民丛报》，批判中国人思想落后素质低下的同时，普及近代政治文化思想。他是支持君主立宪的，但觉得中国人还没有实行宪政的心理和能力准备。
尽管身处体制内外，国内立宪派和海外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本质是相同的。从1903年开始，国内有张謇，海外有梁启超，发起了君主立宪运动。
1905年底，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五个人考察了一圈，不知道如何写考察报告，竟然找上朝廷的通缉要犯梁启超，请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梁启超欣然接受，系统提出了实行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人民智未开，立宪过程不宜过快，新宪法的程度不能太高，可以缓慢推进。这份报告得到了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层的认同，之后清廷的“预备君主立宪”基本照搬了梁启超的建议，只是在速度上更加缓慢，释放的民权更加微弱而已。朝廷钦犯竟然主导国家政治改革，这可以说明晚清历史是多么复杂，多么有趣，也表明立宪派的主张很有市场。
另一个朝廷钦犯孙中山，各方面都更像是“钦犯”。
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广东香山（现中山市）人。他原名孙文，字逸仙，流亡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就用化名为称呼，被人称为“孙中山”。孙中山出身农家，小时候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却在13岁时因为哥哥孙眉在美国檀香山务农致富而移居檀香山生活。从此，孙中山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深信民主共和，一度还准备加入基督教。他是全新的知识分子，在之前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类似的群体。连孙眉都对弟弟的西化倾向感到担忧，将孙中山强行送回国内。
返回家乡后，孙中山对故乡的落后和同胞们的愚昧无法忍受，和好友陆皓东一起捣毁了家乡的神像。结果，孙中山两人为父老乡亲所不容，被迫避走香港。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结束学业，专业是西医，此后在港澳和广州等地行医和活动。年长后的他，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孙中山一度倾慕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因为康有为自大自狂，要求孙中山拜为门生，两人没有进一步接触。孙中山又寄希望于朝廷权臣主动改革。1894年初，孙中山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希望国家“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是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和陆皓东一起从广州北上，费尽周折找到关系把建议书交到了李鸿章手上。李鸿章当时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重兵，正忙于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他并没有接见默默无闻的年轻孙中山。上书的建议也就石沉大海。孙中山失望之际，清军在中日战争中溃败的消息再次袭来，他对朝廷的自我变革彻底失去了信心。孙中山悄然前往檀香山，着手组织革命团体，开始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秘密誓词。朝廷不可救了，那就推翻它再造一个新天地。先后加入兴中会的有126人，大多是富裕华侨，身家顾虑较重。他们有爱国心，也同情革命，但不赞成孙中山采取澂烈行动。第二年初，孙中山来到香港，同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会。它的成员主要是新式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会党分子，态度比较澂进，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武装反叛朝廷。此后的十多年，孙中山筹措经费，组织武装，发动起义，屡败屡战。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这种无畏的坚持，让孙中山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也使他在革命团队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孙中山起义的一再失败，表面看是革命武装太弱，完全与清朝军队不成比例。他往往购买几百条枪支，联络绿林好汉就敢进攻官府。比如第一次广州起义，孙中山以为从香港运送几百人到广州，就能一举占领广州。由于计划泄露，起义未及发动即告失败，好友陆皓东被杀，他也被迫流亡日本。深入分析，孙中山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国内多数人的支持。支持他起义的基本是海外华人，国内精英分子热衷于立宪，改良政治，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武装革命。在传统语境下，孙中山更多的是一个“江洋大盗”。他只能孤独无援地飘荡海外。期间，孙中山于1896年9月被中国驻英国公使馆诱捕。他在英国同情者的支持下获释，将坏事变成了好事，营造了著名的“伦敦蒙难”事件，让自己和中国革命党的名声传遍了欧洲。
1905年夏，孙中山抵达日本。留日学生将他视为革命领袖，兴奋地围绕在他周围。当时日本聚集着许多从国内流亡而来的革命者，有许多革命组织。孙中山便主张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黄兴等人的华兴会力量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革命组织，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光复会则是江浙地区的主要革命组织，他们都同意统一。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内外的革命者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行动纲领。众人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工作。黄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1874年生，是官派留学日本的秀才。1903年，黄兴参加据俄活动，并回国在长沙邀集陈天华、宋教仁等人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
随后，他联络会党，计划次年秋乘慈禧70岁大寿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研究军事。黄兴结识孙中山后，大力支持孙中山筹组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此后“孙黄”并称于世。同盟会总部的主要职员则有章炳麟（章太炎）、汪精卫、宋教仁等人。
同盟会建立了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他以中国的现代化为方向，认为民族要独立，政治要民主，社会要均富，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奋斗目标。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革命势力的成熟和联合。这对朝廷来说，实在是个坏消息——因为要推翻它的人越来越强大了。
同盟会成立后，在海外华人中爆发了一场到底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争论。这场思想争论蔓延到国内，对中国人起到了类似思想启蒙的作用。
澂进的革命力量汇集后，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首先发动了思想进攻。他在《新民丛报》上和《民报》上的革命者进行了澂烈的论战。中国要救亡图强，路在何方？立宪派不赞成革命，主张和平的改革；革命者认为和平的改革已经救不了中国了，只能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梁启超重提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的观点，认为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民素质的支撑。共和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对国民的素质能力要求不同。大体上，民主制下国家大权和社会发展都取决于国民的认知和选择，而且每个人要在自由多元的环境中充分竞争，独立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民主政体对每个国民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很高；在专制政体下，国民只要按照统治者设定的规范去行动和生活就可以了。
专制社会不需要百姓有独立的思想，也不让愿百姓有创造性，结果造成人人循规蹈矩、没有尊严但安稳地生活着。所以，素质低下的人群比较适合生活在专制政体之下。梁启超对中国人素质的判断比较悲观，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自治、自理的能力，也没有民主宪政的迫切要求。如果中国骤然变成民主共和国，人们对民主共和制度都不了解，更谈不上当家做主的能力，只怕会引起国家的混乱。革命者也承认中国人的政治能力的确不高，但认为革命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普及政治。不能说一个人素质低，就剥夺他享受优良制度的权利，更不能消极地等待这个人素质慢慢提高。革命本身可以大大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大家对民主共和的认同。
章太炎就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立宪派又认为，革命的澂烈形式和暴力行为，会对社会造成破坏。
中国社会承受不了大的破坏。一来，他们怕革命给濒临绝境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担心革命威胁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引起社会紊乱。二来，立宪派担心中国革命给列强提供干涉的借口，引起列强侵略，进一步丧权辱国甚至是国家灭亡。然而，在革命者眼中，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革命打破的是旧枷锁，带来的是新秩序；百姓付出的是血汗和财产，得到的是全新的国家和宽松自由的空气。为了美好的明天，必要的破坏成本是值得的。很多革命者着迷于革命中间“凤凰涅槃”的神奇和美丽。旧体制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了，打碎了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而立宪派中许多人是新兴的富裕阶层和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担心革命的巨大破坏性。）章太炎就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双方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革命者鼓吹的革命到底是种族革命还是民主革命。清王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多数革命者在宣传革命的时候将推翻清朝统治等同于“排满复汉”，宣称要推翻满族，光复汉室。梁启超就批评这种排满理论是狭隘的种族革命。他说，中国的问题是君主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如果仅仅是推翻满族王朝，那么这个革命也是狭隘的，成果是可疑的。
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问题，很复杂。一方面，垄断政权的满族和专制保守的清王朝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难区分清楚。在普通百姓看来，二者就是一回事，而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满族人的特权统治早已不满。所以，以种族革命相号召，革命者就容易动员群众，赢得支持。
种族革命的宣传比民主革命的宣传要简单得多。比如章士钊说：“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正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革命宣传中，排满复汉和民主共和是合二为一的。
蔡元培在《释仇满》文中说：“然而满人之名词，则赫然揭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非种族之争也……盖世界之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
另一方面，诚如梁启超所言，多数革命者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存在偏颇。三民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可革命者最关注的、着力最多的只是其中的“民族主义”。比如，辛亥年前后湖北的报刊在揭露清政府的腐败落后方面刊登了大量的文章，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局限在民族主义的反清宣传，几乎没有涉及民权、民生的内容。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宣传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在清王朝推翻之后会马上显现出来。一来，如果革命仅仅是推翻一个1日的王朝，那和老式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呢？二来，当民族独立的任务宣告完成，国家进入民主改革和民生建设时期，人们的思想毫无准备，行动怎么能跟上呢？三来，要知道，集中在反清民族主义大旗下的革命者不一定是赞同民主共和、建设均富民生的同道中人。这些问题在同盟会的宣传动员工作上没有加以考虑，革命胜利后三民主义偏废的后果就将显现出来。
综合种种问题，梁启超力主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立宪派盛赞光绪皇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他们捧出一个旷世明君来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以此对抗革命。针对立宪派捧出来的“圣主明君”，革命者攻击所有的皇帝都是独裁者，所谓的“开明专制”本身就是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至于在立宪派眼中十全十美的光绪皇帝，则是虚构的神话。不能因为光绪皇帝无权，没做过什么伤害百姓、愚昧保守的事情，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爱护百姓、开明豁达的好皇帝。章太炎就直斥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平心静气地讲，孙中山和梁启超两派各有道理。梁启超一派缺乏革命热情，而为革命热情所左右的革命者们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和民心。两派争论的客观结果是，多数留学生血气方刚，接受了孙中山的理论。因为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
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同时，梁启超和立宪派在争论中提出的一些远见卓识也为革命的热情所忽视。
这场争论起源于海外，很快就被引入国内，并不局限在新式学生群体中。即便如此，革命与改良争论所涉及的对象还仅仅是占中国人口极小比例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限于知识阶层。下层民众对于革命的理解，极易误会为反清复明。同时，革命党也难以跟会党划清界限……多数革命党人其实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满，而对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进行革命鼓动时，居然操着跟会党差不多的话语……对于会党自己和旁观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对他们更多的意味着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一次汉人取代满人的朝代更迭。”（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底层百姓对此闻所未闻，没有受到思想的洗礼和组织动员。
他们还生活在日复一日的艰难之中，对前途没有什么设想。同时，这场争论是粗线条的思想论证，并没有深入到具体的国计民生内容。它所争的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至于“如何革命、如何改良”则没有涉及。
比如孙中山“平均地权”的重要主张，就没有得到宣传推广。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曾希望革命力量强盛的广东革命政府予以实施。广东省都督府向省议会提交了包含有平均地权政策的换契案，财政司长廖仲恺专门向省议会作说明，结果还是被省议会否决。中国的问题层层叠叠千丝万缕，不是一两次争论能够说清楚，更不是争论本身可以解决的。
立宪派和革命派思想争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立宪派相信君主立宪的道路在中国是可行的。为什么他们这么自信呢？因为清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推行“预备立宪”。
如果能和平地在中国实现宪政，那立宪派就会欢天喜地地迎来自己的春天，经济发展有保障，政治权力能够扩大。至于爱新觉罗皇室，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再向他们称臣也无妨。从1903年起，立宪派就积极鼓吹君主立宪，要求早日召开国会。
之后的日俄战争，两个君主国在东北大打出手，最终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立宪派们抓住这个典型案例，说明君主立宪就是比君主专制厉害，中国“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一时间“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不仅立宪派、开明官僚宣传立宪，就连思想封闭态度保守的一般官员，对立宪的态度也开始松动。
1905年，清廷高调派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作为国内立宪的参考。出发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考察大臣端方，真诚地询问：“如今新政都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直言：“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间：“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置则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让他细细说来，端方遵命讲了半个多小时。他的观点代表了清朝官员对立宪的主流看法：用立宪来对抗革命。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
不想，端方等人刚上火车就遭遇革命志士吴樾的自杀性袭击，人院治疗。吴樾由此名垂千古，但当时国内主流舆论对这次暗杀事件评价不高。报刊评论大多认为朝廷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爱国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所以对吴樾的暗杀行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不仅如此，立宪派们很担心这次暗杀事件会影响到清廷考察宪政的行动，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这说明，国内主流民意支持立宪，还不支持革命。
同样，列强也希望中国立宪。和立宪派一样，列强也要保护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发生澂烈的动荡。立宪了，很可能就稳定了。
最终，清朝五位大臣还是出洋考察宪政去了。五大臣正式起航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文章。作者满怀热情地评论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
宪政真的能在中国实现吗，能够阻止革命吗？
清朝大臣考察宪政，主要是从日本和德国那里吸取“经验”。日本和德国都是君主掌握实权、民主程度不高的立宪国家。清朝大臣在日本、德国看到的是，实行宪政后，国会也好、宪法也好，君主都有解散和否决的权力，依然掌握最终的权力，皇权并没有旁落。君主受到的约束只是要遵守宪法和公布的其他法律。法律一旦公布，上自皇帝下到庶民，都得遵守。专制君主虽然不似往常那样可以奉天承运、恣意妄为，但法律同样可以用来约束和控制百姓。清朝政府从德日两国的宪政中领会了这两点：保证皇权不旁落和用宪政来维持统治。专制帝王向后退一小步，遵守双方约定的法律（在实践中，法律其实主要还是帝王制定的），换取臣民新的支持。
清朝决心以德国和日本为立宪摹本，但在德日两国的基础上清朝皇权向后退的程度更小，民主程度更低。朝廷权贵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宪政对皇权的维护作用，忽视了皇权的自我限制。比如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回国后上书，陈述立宪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易，相位旦夕可迁，君主不负行政责任；二是外患渐轻，立宪是国际潮流，立宪后可以改善清廷的国际形象；三是内乱可平息，实行立宪后，革命党人也无话可说，即使想作乱也无人跟从。据说，慈禧太后对载泽的折子足足看了有三
个时辰，默然不语。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谕旨的实质内容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句话。但毕竟意味着中国立宪的大幕打开了。
终于立宪了，立宪派十分兴奋，在当年12月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而梁启超则在东京组成政闻社，鼓吹宪，与国内相呼应（后来政闻社回国发展，被清廷查封）。从1907年开始，立宪派推动请愿活动，要求“早开国会”。
清廷还是按部就班地缓慢推进，在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宪法既然是“钦定”的，其中自然大谈特谈“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紧接着，第二条就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第三条则限制了国会的立法权：“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这就把法律依然等同于“诏命”，国会通过的不算法律，只有“奉诏命批准颁布”才算。宪法还规定皇帝有权黜涉百官、设职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除了设立一个权力非常有限的国会之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做根本的变动，人民的权利也没有实质增加。同时，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公布《九年筹备清单》，详细列举了每一年中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比如核查人口、宣传宪政、教化选民、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谘议局等等。
按照清廷的设想，要等9年以后，中国才能开国会、将宪法大纲完善为正式宪法。这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钦定宪法颁布不久，光绪和慈禧逝世。载沣集团上台后，很快在1909年初重申要立宪，一个主要的举措就是命令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谘议局类似于议会，议员选举产生，但通过的决议必须经过本省总督或巡抚“裁夺”，并无实权，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选举的结果是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中占据了领导地位。立宪派很重视谘议局，聚集在谘议局周围，联络同志，批评现实。现实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正朝着宪政方向发展。最大的问题是“预备期”太长了，立宪派要求“早开国会”，希望能把持日后的国会，纠正现在的种种问题。11月，在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的发起下，直隶谘议局议长孙洪伊、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人纷纷响应，十六省谘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同志会的宗旨就是向朝廷请愿，要求缩短立宪的“预备期”，尽早召开国会。为此，他们发起了三次请愿活动。
1909年底，孙洪伊领衔，率领请愿代表到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请求在一年内召开国会。朝廷以“预备既未完全，国民只是程度又未画一”为借口，加以拒绝，坚持9年预备立宪期不变。第一次请愿活动失败了，国内立宪声音却就此高涨起来。立宪派的情绪非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更积极地鼓吹立宪。梁启超于1910年2月在海外创办了《国风报》，开始解释国会、责任内阁和政党的运作方式，对国民进行政治理论的普及工作。当时，革命声音也开始高涨，同盟会在南方的起义屡败屡起。为了和革命派抢时间，立宪派在喧嚣之余，决心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用请愿盖过起义，用立宪阻止革命。
第二次请愿在1910年6月举行，超过150名代表人京请愿。请愿代表除了谘议局成员外，还有商会、教育会、华侨等代表，自称代表国内外30万多人。这表明国内外有一大批人不喜欢暴烈革命，倾向于和平的改良。第二次上书的言辞比上次澂烈。清政府也比上次更不客气，申斥代表“以为召开议会就能达到政治清明，古今中外都没有这个道理”，坚持要9年后再召开国会，同时警告代表们“毋得再行渎请”。
革命迫在眉睫，朝廷还不愿意早日立宪，立宪派们急在心里、喊在嘴上。第二次请愿被拒绝后，随即发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事件。朝鲜千百年来都是中国的藩属，朝鲜灭亡不免让中国人“唇亡齿寒”。再不立宪，恐怕国亡将至。革命党人高喊革命救国，立宪派也不敢耽搁，随即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
清廷也不是无动于衷。为了所谓“预立议院基础”，朝廷在1910年10月3日召开了中央资政院。清廷遴选和各省谘议局选举，各产生100名议员，组成资政院，职权是议定国家收支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等。这是字面上的权力，为了限制资政院的实际权力，朝廷规定资政院讨论和决定什么事项都要奏请圣旨，皇帝同意后资政院才能行使职权。因此资政院貌似西方议会，实为清廷装饰宪政的机关。朝廷想控制资政院，却不料资政院一成立也站到了立宪派的一边，要求早日召开正式国会。资政院给出的日期是1911年。
为了推动第三次请愿的成功，许多省的谘议局议长都前往北京，到处活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因此成立，推举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孙洪伊为执行长，联合会得到了资政院和大多数地方督抚的支持。大家也不照例去都察院请愿了，直接在10月7日聚集摄政王府门前呈递请愿书。请愿代表团整队出发时，奉天（今沈阳）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赶来。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请愿代表苦苦劝住，两人还是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请愿代表们也泪流满面。场面让人动容。
同时，外省各界纷纷声援请愿运动。天津、开封、保定、奉天、福州等地都有数以千计的百姓聚集官署门口，递交请愿书，要求地方督抚代奏。开封各界绅民3000余人还召开请愿大会，又到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保定各学堂学生集体罢课，要求速开国会。群情澂昂，地方督抚纷纷对请愿活动表示同情。全国多数督抚都致电朝廷，奏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还有督抚要求尽快设立责任内阁。资政院开院，有议员发言：“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10月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请速开国会的奏稿连同三个附件，一并上奏朝廷。
请愿的形势一片大好，看似人人支持。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议案后，有议员跳起来欢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朝廷也不敢轻视，专门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请愿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载沣集团不愿意。他们还想用“预备期”来拖延时间，不愿意早日承担“大权旁落”的危险。但是，看样子，再固执9年预备期会得罪大批请愿民众，会触犯众怒的。载沣权衡后，宣布缩短年限，将预备立宪期九年改为五年，提前到宣统五年（1913年）开设议院，1911年先成立内阁。载沣觉得这已经是莫大的让步了，“应即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如果有人再请愿，“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
载沣并且下令各省举行欢庆活动，以表示对朝廷“五年立宪”决策的拥护；同时驱散各地请愿代表。各地在官方的组织下，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欢呼”提前立宪。12月下旬，来京请愿的东北代表被强行押送回籍。倡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的直隶代表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交地方官员严加管束。大批立宪派人员遭到了打压。被捕入狱的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朝廷是要用立宪来巩固皇权，立宪派希望立宪来限制皇权，立场和目标都是南辕北辙的，结果自然好不了。
火辣辣的立宪澂情，遭到一盆冷水袭来。朝廷答应的立宪，仿佛是悬在拉磨的驴头前的胡萝卜，永远是一个诱惑。而那沉重的磨盘就是万世一系的清朝皇权。立宪派的心凉了一大截。
国内立宪道路缓慢艰难，清政府顽固保守依旧，内忧外辱纷纷，立宪派说话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在和革命派的争论中，立宪派显得理屈词穷，对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小。在东京，梁启超遭到了“围剿”，穷于应付，自称“多泪多辨”之人。
革命的声音逐渐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人们倾听和接受革命宣传，不都是明了革命道理之后的信仰。很大程度是客观形势“逼”出了革命者。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在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猛回头》中，陈天华痛陈：“十八省中愁云黔黔，怨气腾霄，赛过十八层地狱。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安南，中兴无望。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亡国的命运就在眼前，载沣等人找不到路，立宪的道路也走不通，就只剩下革命一条路了。革命带有的破坏性和重建天地的快速可能，给迷茫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孙中山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深深吸引着急于改变现状的中国人，人们不能接受立宪、教育等旷日弥久的办法。1902年5月，《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革命的对象自然是清朝政府。清政府无力解决种种问题，就让一个新政府来替换它。同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意识到列强没有能力瓜分统治中国，选择清政府作为代理人来保障列强在华利益。清政府为了维持统治，采取了“结万国欢心”的媚外妥协政策。官员怕洋人，一心维护洋人利益。陈天华于是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清朝政府集结了“洋人”和“专制”两重罪过，不推翻不行了。
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一年胜过一年。多少人像陈天华一样认为“革命者救世救人之圣药也”，力主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形形色色的报纸和小册子，昌言无忌、鼓吹革命。邹容的《革命军》直接号召人们推翻清朝，通篇澂烈言辞，风行天下，达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110万册销售额。冯自由说，天底下读书识字之人，“几于人手一册”；章太炎后来回忆，在印行几版、清廷开始禁绝以后，其销量不降反升，“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革命日渐深入人心，开始成为中国人寻求变革的主要选择。
即便如此，陈天华还是觉得革命来得太慢，国民太无知和封闭了，毅然跳海自杀，希望能够唤起国民的革命澂情。1906年的春天，陈天华的灵柩从日本运回国内。从上海到家乡湖南，人们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痛哭流涕地宣读他的绝命辞。长沙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公葬陈天华于岳麓山。葬仪举行时，长沙全城各校师生纷纷参加，送葬队伍达数万人，绵延十余里，凄凄哀歌。“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清朝军警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人心的向背，一目了然。
在此背景下，孙中山的反清起义虽然全部失败，依然在海外漂泊不定，但他开始得到国内人民的深深同情，成了人们挂在心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