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因为广州起义被清廷通缉又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的孙中山逃亡日本横滨。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报道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抚掌大叫：“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从此，“革命”二字引进中国语言，代替了“造反”和“起义”。名词虽然换新的了，但其中流血牺牲乃至悲壮惨烈的内容并没有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动动嘴皮子，而是要革命者做好牺牲的准备，做好杀人的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和黄兴在海外到处买枪，今天买支这个型号的枪支，明天买几支其他型号的，东拼西凑，然后聚集200多支，每支枪所配子弹最多也不过200发。他俩带着这么点武器，就敢偷渡回国和清军鏖战。其中的大无畏精神令人叹服。以自杀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曾谈及自己能为国做的无非两件事，“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革命烈士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前留言：“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嗟乎，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这份舍生取义的信念和虽死犹生的荣誉，支撑着年轻的生命们慨然冲进枪林弹雨。
正是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努力和牺牲，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北京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之间的水道上，有一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因形似银锭而得名银锭桥。每天，摄政王载沣从什刹海的醇亲王府到紫禁城去上朝，都要经过这座银锭桥。1910年（宣统二年）三四月间，有几位新式打扮的年轻人频繁出现在银锭桥周围。好几天深夜，桥下都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原来，这是几个立志舍生取义的青年革命党人，计划在载沣路过时炸毁银锭桥，暗杀摄政王。而为首者，就是汪精卫。
暗杀，是晚清革命党人经常采用的手段。
革命党人多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不堪，忧心于国家灭亡的噩运，迫切地希望改变现状。革命是他们的选择，但一城一地的光复，年复一年的宣传动员，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于是，很多年轻人倾向于更快捷的手段：暗杀。
用极端的方法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愤怒，往往是弱者的手段。国内黑暗了千百年，清朝的庞然大物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推翻的，往往让人束手无策，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于是，有人宁愿舍弃生命，也要给敌人造成眼前的、更大的杀伤。暗杀就应运而生了。最早约为1 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5年9月，年仅27岁的吴樾在出发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前写下《暗杀时代》一文。在文中，他说：“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他说，愿他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他并且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陈独秀当年20岁，与吴樾相争刺杀五大臣。两人竟然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精疲力竭后，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对于革命大业，暗杀是小事，建设是大事；暗杀是容易的、一时的，但是建设是长期的，艰难的。但是，青年革命者等不及了，宁愿先杀身成仁，而将艰巨的建设事业留给同志们了。
国内因此爆炸声隆隆。著名的暗杀事件有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1911年广州两次发生暗杀事件，林冠慈等炸伤广州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则刚踏上广州码头就被李沛基炸死。而其中最著名的暗杀事件，莫过于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了。
汪精卫，18年出生，广东三水人，原名汪兆铭，“精卫”是他的笔名。汪精卫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一度主编过《民报》。之前，同盟会在两广发动的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勇士流血牺牲，生者情绪日渐消沉。汪精卫悲愤欲绝。1910年，他写信给胡汉民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透露出以死澂励革命的决心。
既然抱定必死之心，就要死得有价值，就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仇敌首领的性命。汪精卫决定混入北京，刺杀清廷的皇亲权贵们。他邀请同龄的黄复生和小自己3岁的喻培伦等同志一同前往北京从事暗杀。黄复生、喻培伦二人都是四川人，都赞同暗杀行动，而且都自学了炸药学。黄复生曾经在配置炸药时受过伤，喻培伦则钻研出配置炸药的“喻氏法”，被同志们称为“炸药大王”。他们当即接受了暗杀邀请。从汪精卫邀请的对象来说，他就想轰轰烈烈地在北京大干一场，用爆炸的方法不仅能多杀清朝权贵，而且能把事情闹大了，做出“爆炸性”效果来。
至于个人生死，他也好，黄复生和喻培伦也好，都没有过多的考虑。不然，他们大可可以采取下毒、狙击等容易隐蔽自己、事后方便逃脱的手段。行前，汪精卫写信给胡汉民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也。”
汪精卫等人慷慨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以为掩护，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配置炸药，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他们还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
一行人最初的爆炸对象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深居简出，没有找到下手机会。接着，他们想刺杀出洋考察海陆军归国的载洵、载涛，计划在火车站下手。不想火车站人多眼杂，载洵、载沣在重重护卫下快速离开，汪精卫等人又没有找到机会。最后，众人把目标锁定在摄政王载沣身上。载沣符合暗杀对象的许多条件：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日常活动很有规律，安全护卫存在漏洞——每天要通过狭窄的银锭桥。几个年轻人很快制定了预埋炸药在银锭桥，汪精卫藏身于小桥附近的一条阴沟，等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的计划。
制造炸弹倒是颇费一番周折。喻培伦将炸药从海外偷运进入北京，没有组装成型。为了增加威力，他们在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铸造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再填人炸药，组装成了一个巨大的炸弹。接下去就是把炸弹安装到银锭桥下，配上引爆系统了。这项任务落在了黄复生、喻培伦的头上。两人本想用一个晚上完成安装，不想银锭桥全桥由大石块砌成，难以找到理想的安放点。他俩只能凿石头，叮叮当当了一个晚上，还没有把大家伙给装上，只能做持久准备，改天再来。
不想，就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4月2日夜，黄复生、喻培伦继续到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正挥汗猛干着，突然发现桥上蹲着一个黑影注视着自己。原来，什刹海附近有个居民，当晚和妻子发生了纠纷，心情不好在岸边游荡。静静的黑夜中，银锭桥下传来清脆的叮叮当当声，那人好奇地过来，蹲在桥上观看。他原以为是江洋大盗在埋赃物，想见者有份，讹桥下人一笔钱财。慢慢地，他觉得不对劲了。这分明是在埋设炸弹嘛！黄复生、喻培伦发现了他，他也看到两人，双方都惊散而去。
那人赶紧跑去报告了官府。黄复生、喻培伦则丢下炸弹，跑到远处藏起来观看动静。不一会儿，警察包围银锭桥前后，搜走了大炸弹。两人这才跑去报告了汪精卫等同志。计划失败，怎么办？是逃离北京还是铤而走险，再行暗杀？几个年轻人惊魂稍定后，商定先在北京看看情况再决定去留。
第二天，银锭桥下发现炸弹的新闻上了北京各家报纸。人们猜测这可能是清朝内部倾轧的结果，有的报道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是伦敦字样，猜测是刚从欧洲归国的载洵等人要谋杀亲哥哥；也有报道说是庆亲王奕勖幕后主使，要刺杀载沣。总之没有人往革命党人身上想。汪精卫等人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点。过了两天，有报纸刊登新闻说银锭桥爆炸未遂案的嫌疑人被抓住了。汪精卫等人大大松了口气。几个人决定再干一场，继续刺杀载沣。因为进口的炸药用完了，喻培伦去日本重新购买弹药。汪精卫与黄复生留在京城，图谋再举。
其实，这都是官府使用的障眼法。在麻痹汪精卫等人的同时，警察们正抓紧追查刺客。他们以遗留的大炸弹为线索，将庞大的炸弹外壳遍示京城铁匠铺，终于在鸿泰永铁铺查到了订货人。16日，警察冲进“守真影相馆”逮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审讯时，汪精卫、黄复生两人争相承担责任，力图为对方开脱。黄复生奋笔直书：“此次之事，纯予一人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审问者说：“这一句要改。”黄复生说：“事实是这样的，我怎可攀诬我的好朋友呢？”审问者说：“奇怪，汪精卫也说是他一个人干的。”原来汪精卫早已将暗杀罪责完全揽在自己身上，为黄复生等人开脱。他称：“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
利用写供状的机会，汪精卫洋洋洒洒，将“罪状”写成了鞭挞朝廷鼓吹革命的“檄文”。他说：“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其终于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在黑暗的牢房中，汪精卫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东京，回到了当日编辑《民报》的案桌前，澂扬文字指点江山。
在狱中，汪精卫以决死的心，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诗，迅速传唱于革命党人中。女革命党人陈璧君参与了刺杀载沣的谋划，已经离开了北京，听到汪精卫入狱的消息，毅然返回北京，勇敢地和狱中的汪精卫结为夫妻，成就了一番佳话。
汪精卫的案情，依照大清律都够得上满门抄斩的标准了。载沣也想处死汪、黄，但是遭到了内部的反对。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对汪精卫很欣赏，从中劝说。根据溥仪的回忆：“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理由，下令将汪黄永远监禁。汪精卫能够免死，实在出乎人们的预料。
身陷囹圄的汪精卫，在北京狱中发誓“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
时间整整过了一年。1911年（宣统三年）的春天，福州城内花儿竞相开放。城中老街巷林家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的儿子林觉民突然回到家中。嗣父林孝颖对儿子的不告而返非常惊异，一再追问原因。林觉民说：“学校放樱花假，有几位日本同学要去江浙一带游览风光，临时叫我陪去，所以来不及写信通知。”虽然还有疑惑，一家人对林觉民的回国非常高兴，尤其是怀有身孕的林妻陈意映更是喜上眉梢。厅堂中充满了欢笑。
林觉民却没有时间享受家庭的温暖，整天在外联络他人。没有人知晓此时他内心的纠结与苦楚。陪伴着老父娇妻幼子，奔走在熟悉的故乡街巷，林觉民从事着的却是极端危险、很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事情：武装起义。林觉民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此次是受同盟会日本东京学生支部委托，回故乡联络福建义士赴广州参加新的起义。
同盟会决定在广州举行大规模起义。之前，同盟会发动的历次起义都失败了。去年（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商议起义计划。清朝编练的新军倾向革命，是重要的争取对象。之前安庆马队、广州新军都爆发过起义，因各种原因失败了。孙中山等人意识到仅仅依靠新军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革命党人作为骨干力量从中领导。于是，他们决定挑选五百名优秀的革命党人为“选锋队”，潜入革命基础良好的广州首先发难，带动新军起义。
为此，孙中山等人指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将“选锋队”兵分十路进攻两广总督署、广东水师行台、警察署、军械局、炮营、电信局等，然后打开广州各城门迎接城外新军入城，光复广州。起义时间定为1911年4月13日。攻占广州后，同盟会计划由黄兴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江西，攻南京。林觉民回福州，就是吸收志士加入“选锋队”。而他本人，早已决心为其中的一员。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林觉民几次想将参加广州起义的事情告诉陈意映，可又念及爱妻已怀孕八个月，对自己爱恋深沉，恐怕接受不了如此危险的计划，几次启口却又几次将话吞回。3月19日，林觉民恋恋不舍地告别家人，从马尾港上船经香港赴广州参加起义。临行前，满腹话语又无法倾诉的连觉民与前来送行的同志举杯话别，豪饮狂歌。
与他同行的，还有几十名和林觉民情况相似的革命志士。
华南和南洋各地的“选锋队”纷纷奔赴广州。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4月8日，革命党人决定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黄兴为副指挥。赵声，江苏丹徒（今镇江）人，17岁中秀才，之后接受清朝的军校教育，并东渡日本考察。但他倾心革命，秘密加入同盟会。1907年后，赵声在广东新军任职，先后担任新军管带（营长）、标统（团长），并曾参加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脱险逃到香港。他是同盟会内突出的军事人才，应孙中山之召与黄兴等再次筹划广州起义。因为赵声被广州城内官吏所熟识，不便入城活动，所以留在香港负责指挥协调，由黄兴去广州做前期准备。
也就在当天（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暗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严重影响了起义计划。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出生于贫苦家庭，少年时被骗到南洋各地做苦力，种过烟草、在锡矿做过工，一度曾回国投身行伍当兵。坎坷的人生和对西方制度的了解，让温生才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谋划刺杀广州将军增棋，因无炸药而作罢。1911年3月下旬，温生才潜回广州，伺机谋刺广州将军孚琦。
4月8日这一天，广州将军孚琦应邀参观法国人的远东飞艇社，返回路上遭到温生才行刺。温生才手持快枪向孚琦连续射击，孚琦太阳穴、脑门、颈项、身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温生才逃离途中被巡警逮捕。温生才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歧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温生才气宇轩昂，镇定自若地说：“击孚琦者是我，主谋者也是我，何必多问！”张鸣歧问：“为什么暗杀？”温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问：“为什么明杀？”温答：“满清无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都是此辈官吏所造成。只恨我川资不足，不然到京师，可成大事！”张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温答：“杀一儆百，吾愿一偿。”张说：“此处刑罚厉害，你难道不怕？”温答：“何不拿来一试？”张鸣歧威逼利诱不果，李准便施用酷刑，用抬杠轧伤了温生才的双脚，温生才都不屈服，终在15日被押赴刑场。途中，温生才神色自若，毫无怯色，对着人群高喊：“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既而又说：“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孚琦被杀，清廷震惊，将张鸣歧提拔为两广总督兼署广州将军，加强对广州的监管控制。广州城内流传：革命党人在4月底前举事。张鸣歧和李准二人不敢怠慢，在广州实行全城戒严，派出大批警察、侦探，加强巡查，四处搜罗革命党人的蛛丝马迹。一些革命机关和储藏军火的地点遭到破坏。考虑到新军倾向革命，张鸣歧和李准将新军枪机全部卸去，严加看管。广州城中一片风声鹤唳。鉴于清廷在广州严密戒备，革命党人处境恶化，加上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
在日益加重白色恐怖中，革命党人仍然陆续混入广州。这些年轻人，大多数不是广东本地人，不懂粤语，而且许多人穿着西服或学生装，言行殊异，特别惹人注意。4月23日，黄兴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统一指挥越来越多的“选锋队”。
林觉民一行人也在此时到达香港。4月24日，林觉民夜宿香港临江楼。当天夜里，林觉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人眠。窗外，香江之水缓缓流淌，倒映着一轮皎月。林觉民触景生情，恍惚中仿佛回到了家乡福州的马江，飘回了老街的家里。那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庭院，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的一个房间就是林觉民和妻子陈意映的卧室。这对小夫妻在里面双宿双栖。“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他和爱妻“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陈意映对丈夫爱意深重，难舍难分。林觉民东渡日本，她也永夜长开眼，日夜思念。林觉民回家，她多次提及要随丈夫游学。林觉民都婉拒了，现在想想，夫妻二人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少了。如今，妻子怀胎八月，让林觉民如何割舍得下。
四五年前，林觉民曾对妻子说：“相比我死在你前面，我更希望你先我而死。”陈意映闻言生气，经林觉民一再解释才消减怒意。林觉民的本意是妻子娇弱，担心她经受不起丧夫之痛，林觉民当时就怕自己先她而死，将悲伤与痛苦都留给妻子，于心不忍，所以宁愿爱妻先死，让自己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悲苦。可惜，如今林觉民就要冲入刀光血影，在死亡的悬崖边徘徊，想必要先爱妻而死了。林觉民在心中默念：“爱妻，吾真不能忘汝也！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
给家人留言吧！林觉民起身，提笔写遗书。首先，他给年老的嗣父写了一纸短信：“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父亲辛勤持家，支持自己留学深造，却要承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更要承担今后家庭的困顿。林觉民想到此就心痛，但如果自己的死能够“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便只能咬牙请求老父亲谅解了。
对妻子，林觉民有太多的话要说，却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不知道如何下笔。他在笔端沾满了爱意柔情，字斟句酌，怕妻子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写到最后“泪珠和笔墨齐下”，直到天色将明才停笔。
在这份写在手巾上的千字长文中，林觉民深情地表白对妻子的爱，表达了舍家为国的决心乃是由爱而生。“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
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林觉民希望爱妻能够理解“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泪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他继续写道：“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今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尤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林觉民还内疚地说：“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和着泪水写完遗书，林觉民不忍再读，将两封家书委托给友人，嘱咐“如果你听到我死讯，劳把信件转到我家”。随后，他毅然决然地赶赴广州城。
来到广州，林觉民看到了舍小家为国家的同志们，他们有34岁的同乡，出身清朝高官家庭的日本大学毕业生林文；25岁的同乡、曾在日本学习陆军的方声洞；在闽江口炮台任职、毅然辞别病重的父亲及妻子参加起义的冯超骧，当时31岁；26岁的体格魁梧、慷慨善斗的会党人士刘元栋；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游历南北的清军军官饶国梁；福建连江县丹阳镇农民、30岁的陈发炎和29岁的陈清畴；40多岁出身广东少林寺、教拳为生的李德山；23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陈与燊；年仅17岁却参加过之前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之役的越南华侨游寿；广东嘉应（今梅县）人、19岁的木材商子弟周增；30岁的小学教师饶辅廷和南洋华侨、中学教师林修明；20岁的华侨、耶稣会传教士李炳辉，30多岁的华侨陈文褒……大家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之前的人生轨迹相差巨大，在广州，在这座春意正浓的五羊城中，大家的人生轨迹都汇集到了一点上：广州起义!
4月25日，张鸣歧、李准调巡防营二营人城，加强戒备。参与起义指挥的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讯大惊，认为敌情变化，主张起义缓期。喻培伦、林文等人担心起义拖得越久败露的可能性越大，坚决反对延期起义。黄兴再三思考，慎重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他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还在香港集结待命的大批“选锋队”不要再到广州来。同时，黄兴命令已到广州的“选锋”分批撤回香港。部分革命党人奉黄兴的命令，开始返回香港。
眼看起义就要夭折，喻培伦、林文等人心急如焚。他们找到黄兴，慷慨澂昂地陈述：“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再三深思！”喻培伦主张按期起义，情绪澂动地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虽然下令了暂时撤退的命令，他的内心也还在挣扎。本次起义倾注了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的巨大心血和期望，已经做了长期准备耗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一旦取消全部努力付诸东流。
他感到没有脸面去面对革命同志和节衣缩食资助起义的华侨们，内心非常痛苦。喻培伦、林文等人的劝说，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不顾一切，争取按期起义，并且表示：“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林文马上说：“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
黄兴等人重新部署起义，紧急召集开始撤退的城内同志。26日，李准从顺德调巡防三营入城。这支部队中的军官，包括哨官温带雄在内的多数人热心革命，其余军官持中立态度，只有极少数人反对革命。陈炯明等人闻讯，改变主意，向黄兴表示可以在4月27日按期起义。黄兴于是在小东营召集会议，决定新的起义计划。因为起义人数大为减少，革命者由十路缩减为四路，于27日下午5时同时发动。黄兴率领第一路进攻总督署，杀掉张鸣歧；姚雨平率领第二路进攻广州小北门，接应倾向革命的新军进城；胡毅生率领第三路守大南门；陈炯明率领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吸收该所200名学生参加起义行列。
会后，黄兴立即给香港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让香港的同志们如期前来参加起义。非常遗憾的是，这封重要电报直到26日夜间10点钟才传到香港。
在香港，赵声之前听说黄兴要取消起义计划，内心既反对又担忧，本来计划27日亲自潜入广州协调指挥，26日深夜接到黄兴如期起义的电报后，知道事情尚且可为，心中大喜。此时尚有300多名“选锋”滞留在香港，200多支枪和许多子弹还在香港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启航。香港的同志们要按时参加27日的起义，时间上很困难了。赵声当机立断，决定将所有300多名同志全副武装，搭第二天（27日）早班船去广州；如果能混入城中，就参加黄兴等人的起义，如果在广州码头即被发觉，就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应该说，这不失为一个能够响应黄兴的冒险计划。但是，胡汉民和谭人凤等同志反对赵声的这个计划。他们认为300多人携带武器，从香港赶赴广州，危险太大，沿途随时可能出差错。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第一，让同志们分批潜入广州，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人乘晚班船去广州；第二，紧急电告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日，争取在28日发动有准备的、更大规模的起义。
为了做好协调，谭人凤乘27日的早班船去广州找黄兴。赵声、胡汉民带领大部队搭乘晚班船前往广州。
1911年4月27日，阳光照在广州城上，照在城内越华路小东营5号。
这里是同盟会广州起义的指挥部。下午四点左右，黄兴在此召集同志们慷慨誓师。起义者们脚穿黑面的树胶鞋，用白毛巾裹在臂上做记号。恰巧赶到指挥部的朱执信本来有其他任务，见状当即决定加入起义队伍。他身上穿了长衫，来不及脱掉，就把长衫的下截撕去，成了短衫，要和大家一同出发。
搭乘早班船的谭人凤不顾已到花甲之年，紧赶慢赶，在起义之前辗转进入了指挥部。他见到黄兴，转告了香港方面的决定，游说推迟起义的理由。黄兴说了一句：“老先生，不要多事，来扰乱我军心！”也许是受到群情澂昂的革命热情的感染，本是来游说推迟起义的谭人凤转而赞同立即起义，并向黄兴请战，要加入起义。黄兴见谭人风年事已高，不便参战，劝他：“先生年纪已老，后方事还要人办，这是决死队，望你不必加入。”谭人凤坚持：“难道你们敢死，我独怕死吗？”黄兴只好掏了两把手枪交与他。谭人凤根本不懂枪，抚摸枪身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机头打开了，手指头一动，突然“砰”地响了一枪。屋里人多，但幸好子弹穿向屋壁（一说射伤了一位同志）。黄兴一把从谭人凤手里夺过了枪，连声说：“谭胡子不行，不要捣乱，误了大事！”枪响后，大家吓了一跳，害怕暴露了目标，把清军吸引了过来。众人屏气凝神，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幸亏当时街头响声很多很杂，把刚才的枪声给冲淡了。
大家这才放松下来。
下午5时30分，臂缠白布、脚着黑鞋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枪声。黄兴率领主力冲出小东营5号，杀向两广总督府。喻培伦肩挎盛满炸弹的竹筐，左手持号筒，右手持手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次起义基本上是黄兴这一路130多名“选锋队”在孤军作战。赵声率领的香港同志还在赶来的路上；广州城内的其他三路，因为陈炯明、胡毅生等消极等待，擅自决定停止起义。三路起义者无人领导，很多人没有领到武器，未能参加战斗。少数人听到黄兴一路的枪声后，不顾身单力薄，零零散散地冲出隐蔽所响应起义。一时间，广州城内枪声四起。
黄兴这一路从小东营的指挥部到总督衙门的路并不长，不到500米。傍晚的街头，行人也不多。广州人看到角落里吐出杀出一队拿枪持弹的年轻人，纷纷躲避。黄兴把队伍分为前后两队，自己和喻培伦率领前队人马，迅速杀向督署。徐维扬率领后队掩护。总督衙门正面有张鸣歧卫队数十人守卫。林文和两三个同志冲上前来，扔出炸弹一阵猛击。卫兵们猝不及防，被炸死多人，幸存的人慌忙逃人衙内，依托门房、廊柱负隅顽抗。
黄兴的前队一时无法从正门攻人，和清兵展开了枪战。督署门前地形空阔，没有遮挡物，起义者躲在两个大石狮子后面与敌人对射。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后，黄兴带领十几人从西边侧门强行攻入；前队的其他人在喻培伦的率领下，把督署的围墙炸了个大洞后，也冲人衙门内。不久，徐维扬率领的后队人马杀到了，与督署正面残存的清兵遭遇，经过澂烈的枪战后也成功杀人总督衙门。只听着总督衙门内杀声雷震，子弹横飞，硝烟弥漫，“枪声喧于急雨，弹烟浓于乱云，喊呐崩天，血花溅地，此惫彼兴，前仆后继”。
两广总督张鸣歧不等起义者杀到，就已经翻窗爬墙，仓惶逃入水师行台和李准回合。惊魂未定，张鸣歧即命李准调集部队镇压起义。
黄兴等人基本控制总督衙门后，遍寻张鸣歧不见。进攻的目标不见了，又不知道其他各路同志的进展，怎么办？空空如也的总督衙门不宜久留，黄兴迅速决定撤离。有人放了一把火。火光中，大家重新杀出衙门。沿途还有清兵射击起义者，黄兴双手持枪和同志们一起奋勇击退残敌，成功地从正门冲了出来。
一行人冲到东辕门，遭遇了李准派过来的一支清军。林文听说有许多清军官兵倾向革命，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音未落，回应林文的是敌人的一阵子弹。林文击弹倒地，当场牺牲。刘元栋、李炳辉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右手中指的第一节和食指的第一节都被打断，他忍痛用断指反击。双方胶着僵持，起义队伍如果和清兵纠缠下去，势必遭遇各处清兵的合围。黄兴果断命令大家脱离战斗，将所部分为三路分头行动。其中喻培伦、徐维扬等两路人分别去接应新军响应起义或者进攻督练公所；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入城——在起义计划中，起义军的主力原本就是清朝新军和巡防营。
广州起义发展到现在，能否成功，主要希望就在倾向革命的清朝官兵的态度了。
起义爆发后，这些革命官兵心情澂动。可惜的是，多数人的武器在起义前被清政府收缴了，还有许多人因为联络不上没能参加起义。能够响应起义的清军寥寥无几。
李准调入城内的巡防营哨官温带雄是同盟会员。事先，他与黄兴约定在起义之日以保卫水师行台为名，活捉李准，响应起义。双方秘密商定，起义的清军臂佩白手巾作为标记。 27日起义枪声打响时，温带雄和他的部队正在吃晚饭。巧的是，水师提督李准传令该哨前去保卫行台。
温带雄迅即扣留传命之人，宣布起义。他率全队官兵，整装冲向行台，准备捉拿李准。因为怕恐途中遇到清兵阻碍，温带雄和起义官兵们手臂上并未缠上白巾。更巧的是，这支起义的清军在南大门遭遇了黄兴、方声洞、朱执信等人。双方因为误会，发生了鏖战！
黄兴这一路本是为了接应起义的巡防营的。结果，方声洞看到一支没有缠白毛巾的清军队伍冲了过来，误以为是镇压起义的顽固官兵。他举手就是一枪，恰恰击毙了领导起义的温带雄。起义的巡防营官兵见首领被杀，纷纷反击，击毙了方声洞。两支革命队伍越战越澂烈，在南大门一带死战。此情此景，令人至为痛惜。
黄兴的队伍与温带雄的队伍在内讧中战死多人。黄兴的队伍伤亡惨重，队伍被冲散了，各自为战。黄兴独自一人藏在附近的一家洋货店里，以门板作掩护，坚持枪战。而起义的清军官兵在温带雄死后，群龙无首，最后各自散去。
天色已晚。喻培伦、徐维扬等人的队伍也与清军展开巷战，逐渐陷入困境。他们转战于广州的大街小巷，对抗越来越多的清军，寡不敌众。
最后，喻培伦、徐满凌、李德山、林盛初等人退人高阳里一家米店。起义者将米包垒成掩体，与清军澂战一昼夜，击退清军数次进攻。血战中，米店周围留下了许多清军的尸体，革命者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等也不幸中弹牺牲。战到最后，清军不能近前，还是张鸣歧下令泼油烧街。
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坚持在米店中的十几位起义者或者死于烈火浓烟之中，或者在烟雾中突围被击毙，或者在突围中被抓。牺牲者中，广西来的韦树模、韦统铃、韦统淮、韦荣初四人为族兄弟，都是太平军后代。米店战斗停歇，标志了本次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
喻培伦参加了米店的澂战。他杀得性起，挂着一筐的炸弹，只身冲向敌阵，一边高喊杀贼，一边抛掷炸弹，吓得清军慌乱躲避。在烈焰的映衬下，喻培伦“容色威猛，若能吃生人者”。最终他因负伤被俘遇害。就义前，喻培伦还慷慨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年仅25岁。
徐维扬在危急中，让受伤的徐佩旒等6人潜伏回乡里养伤，自己继续杀敌，最终杀出重围，成功逃出了广州城。奉徐维扬命令扶伤回乡休养的6人，分别是广东花县农民30岁的徐佩旒、30岁的徐廉辉、29岁的徐应安、24岁的徐昭良、20岁的徐保生和28岁的越南华侨徐松根。
他们沿着粤汉铁路慢慢行走，走到江村高塘火车站附近铁路桥时，忽遇敌兵。当时，六名革命者弹尽人伤，无法迎战，不幸全部被捕，送到水师行台后英勇就义。
许多起义者知道广州巡警教练所有同志，所以在失败后跑到教练所去寻求避难。所长夏寿华见状，急中生智，将教练所的学生制服都取来，向起义者们说：“你们这些学生，还不快些穿好军服出去巡逻？”起义者们听了，立即领悟，赶紧改换装束，扮作巡警学生出巡，分别脱离了危险。
包括林觉民在内的43名起义者被捕。混战中，林觉民被一颗子弹打中腰部，扑倒在地。他扶墙挣扎着起来，举枪还击，最后因伤瘫倒在墙根而被俘。被俘后，林觉民滴水粒米不进。
在总督衙门的审讯中，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用英语回答问题。他慷慨陈词历数清廷的腐败、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主审的李准为林所折服，准许去掉林觉民的镣铐并给他座位坐下，准备好纸墨，让他书写供状。
林觉民提起笔来，想到起义失败，胸中充满愤澂之情，竟至捶胸顿足。
一度，林觉民想吐痰，李准竟然亲捧痰盂过去。在“供状”中，林觉民奉劝清朝官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张鸣歧亲自了林觉民的“供状”，叹道：“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一个幕僚哈腰低语：“确是国家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歧正襟危坐，说道：“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于是，张鸣歧下令处决林觉民等“顽冥不化分子”。
几天后，林觉民坦然迈进刑场，从容就义，年仅24岁。
不久的一个清晨，福州林家的门缝里被人塞进来林觉民的遗信。陈意映在那一条方巾上看到：“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
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一个月之后，陈意映早产，两年后抑郁而亡。
起义失败后，负伤的黄兴在珠江河畔辗转。他想呼唤渡船去南岸，因为语言不通未能如愿，又忘记了附近革命党机关的门牌号码，仅记得是假托胡姓人家娶亲的。茫茫夜幕中，他摸索到一户门上有红色对联的喜庆人家，冒险叩门而入。可惜革命同志不在，仆妇不让他进入，黄兴请求了好一会才放他进去。驻守这处机关的是女同盟会员徐宗汉。徐宗汉，生于上海，在槟榔屿加入同盟会，到广东组织广州同盟会分会。她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筹划，带领亲友将枪械弹药秘密运进广州分发给同志们。徐宗汉回来后，赶紧对黄兴做了包扎，并在第二天护送他出城。
第二天，在广州城门口，乔装打扮的黄兴遇见了率领300多名同志风尘仆仆赶来的赵声。昨日，同志们的鲜血染红了广州街巷，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黄兴和赵声唯有抱头痛哭。
第三天晚上，黄兴在徐宗汉亲自护送下，乘轮船潜回香港就医。黄兴有一根手指将断未断，十分痛苦，需要动手术。徐宗汉以黄兴妻子的名义签字，又在医院悉心照料黄兴。黄兴出院后，两人结为夫妻。
起义的失败对赵声打击尤其巨大。赵声悲痛过分而病倒，仍然扶病赶赴顺德，谋划再次起义。革命党事先联络了广州周边的会党相助，广州城内大乱时，周边会党也闻风聚集。但是李准迅速调集兵力，加以驱散。赵声再次起义的计划失败，擎枪自杀，幸亏被同志阻止。此后，赵声郁郁寡欢，回到香港，大病一场。5月初，赵声腹痛不止，经诊断是盲肠炎，非割不治，手术时发现赵声肠有腐烂，血黑。术后，赵声口吐紫血，坚持到5月17日午后，回光返照。他勉励身边的革命同志坚持到底，并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泪随声下。
同志们受他感染，悲伤流涕，不想赵声突然张目喊道：“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说完，他闭眼流泪不已，此后不能再说话了。18日下午一时，赵声逝世，年仅32岁。
4月27日的起义，随黄兴出发的有130多人，此外从各处自发出来参加战斗的队伍有数股之多，又有反正的清朝官兵，具体人数无法统计。生还者寥寥可数。牺牲的革命者尸体，多数横陈街巷，没人收敛。
5月1日，两广总督衙门通知地方各善堂出面收拾各处起义者尸体，共收集72具烈士尸体集中于谘议局门前旷地。但是，就义的革命志士绝对不止72人。
怎么安葬这些尸体呢？广州所属的南海、番禺两地县令商议，葬于臭冈。城内没有暴露的同盟会员潘达微闻讯后，心急如焚。因为臭冈是掩埋死囚尸骨的地方，让革命志士与作奸犯科的盗匪恶棍地下共处，污了革命的名声，有负志士的牺牲。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哭诉于广仁善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诸义士为国捐躯，纯未国民谋幸福，彼此均为国民一分子，如此藁葬，心实难安。”善董们受到感动，向衙门通融，得到允许将起义者尸骨葬于红花冈。潘达微又以“红花”不雅为由，改名为“黄花岗”，取黄花晚节之义。由此，本次广州起义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牺牲者有了专门的名字：黄花岗烈士。
27日下午劝阻起义的谭人凤在起义前被护送到安全处隐藏了起来。
几个小时后，与他站在同一屋檐下的那些年轻的生命，纷纷陨落。这些志士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精英，本是未来中国的栋梁之材。谭人凤痛哭流涕：“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澂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如此评述本次起义：“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怒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革命如潮水般汹涌，清廷不能无动于衷了。官府的主要对策仍然是用缓慢的“预备立宪”来对抗革命，如今所做的就是加快立宪的步伐。
载沣等人以为如此就能阻挡革命浪潮。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清廷所释放的“宪政诚意”还是异常有限。广州起义发生的第二个月（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裁撤原先的权力核心军机处，建立责任内阁--这是开明官僚和立宪派们之前疾呼力争的。
因为没有国会，所以这个责任内阁不可能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朝廷指定的。内阁设总理一人，协理二人，分为十部，每部设大臣一名。
一共13名大臣组成了责任内阁。具体名单如下：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副总理）分别是那桐（满族）和徐世昌（汉族），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族），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族），陆军大臣荫昌（满族），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宗室），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族），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载沣集团本想通过责任内阁来显示朝廷对宪政的“理解”和立宪的“诚意”，却从这份名单里暴露了他们的专制欲望和对宪政的侮辱，达到了相反的效果。
首先，内阁掌握在清朝皇室成员手中，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政的本意。
责任内阁设立的目的就是限制皇权，皇室设立内阁就是对皇权的自我限制。因此，“皇室成员”不进入内阁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或者说是常识。人们分析新内阁的13名大臣，却发现满族占了9名，汉族只有4名。而9名满族大臣中又有7人是皇室成员。皇室成员在内阁中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总理大臣又是庆亲王奕劻，实际上整个内阁都由皇室成员把持着。人们很自然将这个内阁讥为“皇族内阁”。
其次，内阁成员几乎都是老官僚，是之前执政班子的延续。
总理奕劻之前就是领班军机大臣，如今平稳“过渡”为新内阁的总理。他头脑中有多少新思想，对宪政有多少理解，非常可疑。其他人，如溥伦、载洵等，也不是支持民主、推动宪政的人物。荫昌则完全是载沣用来控制军队的人选。我们再来看来其他大臣的情况：
那桐，1856年生，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他举人出身，沿着传统官僚的成长道路一步步得到提升，之前也是军机大臣，如今“过渡”到新内阁中来。如果说他和其他传统官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参与了辛丑条约的谈判，之后负责过外务部，对外交事务有所了解。对外部世界和民主共和，他也就停留在了解的程度，要他赞同民主共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徐世昌，1855年生，天津人。徐世昌被认为是袁世凯势力的重要成员，是开明官僚。徐袁二人在青年时代就相识，并结拜为兄弟。按年纪算，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大哥。之后，徐世昌虽然考中了进士做了翰林，但在中下级官僚的位置上蹉跎了十多年。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时，徐世昌主动加入，成为新军中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人物，由此奠定了日后发达的基础。徐袁二人思想相近，在清末新政中徐世昌也多有表现，不过在仕途上二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徐世昌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积极追随慈禧太后逃亡，得到后者的赏识，开始平步青云。所以袁世凯后来被免，徐世昌受到的影响不大。这次，徐世昌能在内阁中排名第三，一来可能需要借重他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对新政的理解，二来可能是用徐世昌来堵住汉族人、袁世凯势力参与和开明官僚的嘴（徐世昌符合这三项条件）。总之，徐世昌是个政治点缀。
其余三个汉族大臣中，名列各部之首的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是广东顺德人，1856年出生。他的祖父和父亲曾在香港、南洋闯荡，家庭风气开放，梁敦彦从小就学会了英语，并作为清政府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回国后，梁敦彦选择在旧体制中做官，一步步升迁。他从事的主要是洋务活动，属于典型的技术官僚。从他日后参与张勋复辟来看，梁敦彦应该算不上是拥护民主共和的人物。
学务大臣唐景崇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从翰林编修做起，历任侍郎、御使和多地的学政，1910年“专业对口”升为学部尚书，此次进入内阁做学务大臣也是平稳“过渡”。唐景崇生平喜欢读书，喜欢治史，加上老迈，怎么看都是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老官僚。
排名靠后的邮传大臣盛宣怀则值得重点关注一下。
盛宣怀，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他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盛宣怀不擅长科举考试（只考中过秀才），优越的家境却让他有机会从事参与社会事务。1870年，盛宣怀被李鸿章招人幕府，得到后者的赏识。从此，盛宣怀跟从李鸿章举办洋务活动，创办了一系列采矿、交通、金融事业。同时，他自己也从事商业活动，是与胡雪岩齐名的“红顶商人”。因为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盛宣怀的商业活动非常成功，资产丰裕。丰富的政治和实业经历，让盛宣怀谙熟帝国体制，对国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李鸿章一样，盛宣怀思想开明，支持改革，但反对澂进的革命。戊戌变法前后，他对维新改革是支持的，但反对康有为的急躁和贪功。李鸿章死后，其势力很大程度上为袁世凯所继承，而精神衣钵很大程度上为盛宣怀所继承。
盛宣怀长期游离在官和民之间，亦官亦民又非官非民。他控制着许多企业和社会事业，既向清政府谋求政治支持图谋发展又以此为筹码向清政府要求个人地位，陷入了政治体制的旋涡。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也是“红顶商人”的悲哀。李鸿章死后，盛宣怀郁郁不得志了多年。载沣集团上台后，盛宣怀贿赂载泽60万两白银，谋得邮传部尚书一职。据说载泽知道盛宣怀善于理财，将贪腐所得的百万银子委托他理财生利。
盛宣怀大赞自己控制的萍冶矿局的好处，怂恿载泽人股。载泽就用家当换来一纸股份。清朝灭亡后，排满风气浓厚，盛宣怀将载泽的股份占为已有，载泽也不敢吱声。话说回来，抛却道德和政治纠葛，单从能力和经历上来说，盛宣怀是邮传大臣的合适人选。
“皇室内阁”中除了徐世昌、盛宣怀二人略有亮色之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沉闷的团队，对朝廷忠诚有余，却无民主风范和强国富民的能力。清廷一不小心泄漏了假立宪真专制的面目，责任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一般的人都能从中看出蹊跷了，对政府的“诚意”感到失望，更不用说立宪派了。立宪派的宪政幻想随着责任内阁的公布而破灭。1911年6月11日和7月5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请都察院代奏，要求撤销皇族内阁，均被拒绝。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和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发布《宣告全国书》，指出立宪的“希望绝矣”。和平的宪政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了，因为朝廷不让走，那么立宪派只能转向它的对立面，“内阁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
这样的内阁成立后，会有什么举措呢？
内阁成立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盛宣怀提出的，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盛宣怀高龄当官，还有心作为。他对发展经济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迫切想付诸实施。在思想上，盛宣怀这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于王朝体制的强力控制之下，对国家的力量抱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敬畏、信任和依靠。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国家力量极其强大，民营事业没有独立的空间，难免让知识分子过分看重国家的作用。在实践中，盛宣怀举办的众多事业依附于政治权力，其盈亏发展和官府的支持或打压密切相关。两相作用，盛宣怀信奉“权力经济”，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推动，认为国有经济比民办经济优越。因此，盛宣怀就任邮传大臣后，力主推动邮政和交通事业的国有化。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全国各地久拖不决的商办铁路建设事业，第一项政策就是“铁路国有”政策。
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针砭时弊有感而发。铁路是近代工商业的命脉，收益丰厚，加上中国已有的铁路干线为列强所控制，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爱国角度，中国人在20世纪初年就力主自办铁路。
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商办运动一时进入高潮。几年热情过后，中国民办铁路的事业进展缓慢，弊端重重。首先是缺乏资金。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各地从来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比如川汉铁路兴办以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方能完成川汉铁路（四川在1949年前仍无铁路）。其次是管理混乱，严重拖累了铁路建设。比如川汉铁路公司经营财目混乱，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筹集到的16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据说四川铁路公司驻上海提调、四川人施典章在上海投机买橡皮股票亏空，挪移铁路款项400万，因此首先奏请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而宜昌、成都两地的四川铁路公司人员，也造成数百万的亏空。结果川汉铁路只造成不足50里的路基而已。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的铁路事业就耽误了。原本支持商办铁路的人们，也开始反省民营铁路是否可行了。很多人转而支持国家控制铁路事业。
有民意基础，有主管大臣盛宣怀的推动，又有主管财政的载泽的支持，再和摄政王载沣小范围商议后，“铁路国有”政策就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5月9日）以上谕的形式（《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直接发布了——没有通知中央资政院的议员们，各省谘议局更是不知情。盛宣怀与度支部被要求“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铁路国有”上谕颁发以后，得到了许多省份的支持。不过这些省份都是民间资本匮乏、无力修路的边远省份，比如云南、广西、贵州等。他们大喊“国有化”的好处，但在铁路建设事业上基本是“打酱油”的角色。而商办铁路已经起步的省份，比如湖北、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则比较抵触。他们反对朝廷将铁路收归国有的理由是，“国有化”是朝廷“与民争利”。
不过局势仍然在盛宣怀的掌控之下。他纵横商场多年，见惯了风浪。商办事业的争论，核心围绕一个“利”字，只要处理好的利益关系，反对声音会慢慢平息下去的。所以，盛宣怀按照自己的思路，加快推进下去。一方面，邮传部着手制定国有化的细则，核心内容就是如何补偿各地百姓已经付出的修路资金；另外一方面，考虑到朝廷并没有钱来修路，盛宣怀开始接触外国银行团，筹措对外借款，企图用外国资金建设国有铁路。
在借款方面，盛宣怀进展顺利。当时西方列强资金充裕，各国手里都有闲钱，急需寻找到投资项目，愿意借钱给中国的人很多。上谕颁发仅仅10日后，清政府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署了借款合同。
就合同本身而言，盛宣怀不愧是谈判高手，为中国争取到了相当优越的借款条件：借款年利息为5厘，贷款期限为40年，和之前的外债合同相比算是低利率了；之前列强借款给中国往往附加政治条件，要以中国铁路管理权或铁路所有权作为抵押，这次盛宣怀说服列强同意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为抵押品，风险很低。此外，合同明确说明，日后铁路所有权和管理权归中方所有，铁路建设过程中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比如合同专门说明铁轨要从汉阳铁厂购买），中方督办大臣有权指挥外国工程师等等。因此，盛宣怀推动的这份借款合同，算不上是“卖国条约”。
但是，邮传部制定的铁路国有化细则，捅了大娄子，导致了整个国有化政策全盘崩溃。
邮传部、度支部制定的收路细则，规定湖南、湖北的路款照本发还。因为这两省凑集的铁路款基本保持完好，有钱发还给股东们。但是广东、四川两省的铁路款已经出现巨额亏空，比如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几年下来却已支出近千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朝廷没有钱填补这笔亏空，就是有钱，盛宣怀也不愿意掏钱。他态度强硬地表示，地方铁路公司的亏空属于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不能由国家来填补。当然，盛宣怀也不是一点情面都不讲，承诺这些可以以“入股”的形式转化为国有铁路公司的股票。因此，广东路款只发还六成，其余四成转化为日后建成的国有铁路的股票；而四川则只退还账目上尚存的700万两，其余都变为了股份。
收路细则公布后，原先反感国有化的湖北、湖南百姓对补偿条件基本满意，情绪逐渐平缓下来。广东人因为只能收回六成资本，意见仍然很大。不过，因为掏钱参与商办铁路的股东很多是海外华人华侨，他们在海外发泄不满，对国内影响不大。只是到了四川，朝廷的细则致使群情汹汹，澂起了众怒。怎么会这样呢？
其他省份商办铁路的股东是士绅官商，四川的铁路公司的股东则是全省千百万普通百姓。之前为了筹资修路，四川省采取抽租的方式，在老百姓缴纳的正税之外再收取专门的铁路费用，比如农民交租时按照“值百抽三”的比例缴纳筑路费。这和增税无异，扰民十分严重。结果造成百姓被迫深受修筑铁路之苦，同时使得四川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城乡百姓都和铁路利益息息相关。四川人的要求是“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希望早点领回自己的血汗钱。收路细则公布后，人们发现连一半的钱都拿不回来，顿感失望。大家纷纷反对这个细则。加上的确有一部分人想利用民间力量修筑铁路，反对朝廷与民争利，再加上“铁路国有”政策是绕过资政院和谘议局发布的，四川很多人进而反对起“铁路国有化”的政策来。
朝廷为了推动铁路国有，工作态度粗暴，且不注意和四川地方的沟通，进一步澂化了矛盾。这是崇尚绝对权力的人的通病：闭塞自大，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收路细则公布后，四川谘议局和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几番亲自上奏或代奏官民呈文，言明“群情澂切”，“请暂缓接收川路”，都遭到清廷严厉申饬。王人文，当时57岁，云南大理白族人，光绪年间进士，在贵州、广东、陕西等地做官二十余年，当时刚刚接印一个月。他是个务实的官员，为朝廷和百姓双方考虑，希望朝廷暂缓在四川推进铁路国有化政策。6月1日，盛宣怀和渝汉铁路督办端方发给王人文电报，指示处理四川铁路款项的办法。电报称将亏空款项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四川方面一定要索还，朝廷只有再借外债了。王人文清楚，公布这样的电报，无异于在四川社会火上浇油，大胆地将电文秘而不宣。盛宣怀、端方不但不理解王人文的苦心，还对王人文不满，在7日直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令其向成都索阅款项处理电文。王人文不得不将电文公布于众。
6月13日，朝廷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文本传到成都。已经有了不满情绪的人们更是抓住“借外债修路”这一点不放，认为朝廷不仅是在与民争利，而且是在开历史倒车。原本民间筑路就是有鉴于借外债丧权辱国的教训才兴起的，如今怎么能重蹈覆辙呢？情绪澂动的人们，对合同内容缺乏理性的解读。澂进派开始在报纸上批判盛宣怀“卖路”、“卖国”。很多人公开表示“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为外人所有”。局势开始脱离冷静的轨道，超乎王人文等人的控制之外了。17日，成都岳府街上人流如织，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正在此举行。大会开幕后，澂愤人士相继登坛演讲，痛陈时事，台上台下一起声泪俱下。演讲人罗纶说：“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说了简单几句，他便嚎啕大哭起来，全场也跟着大哭，哭声持续了23分钟。突然，罗纶挥拳猛一砸桌子，对着人们大声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成立保路同志会！”随即，会议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保路同志会会长，罗纶为副会长。保路同志会要求将铁路资金如数发还四川人。
王人文作为总督，采取支持百姓的态度。他先是上奏朝廷，痛斥盛宣怀主导的借款合同卖国丧权，又将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代为上奏，同时王人文还自请处分。朝廷遭遇如此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仍然不注意和四川方面沟通，也不采取措施化解矛盾，相反再次申饬王人文。王人文的历次上奏，都遭到了训斥。
保路风潮在四川州县蔓延，开始出现罢市、罢课。成都各街道、学校、省城外各州县也都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发展到秋天，保路同志会各级组织已遍布全川。组织成员变得复杂，除了要求还钱的出资人外，还有四川各地的哥老会组织、反清复明的绿林好汉。各地的同盟会会员也以保路为掩护，纷纷渗透进入同志会。此时，保路运动俨然成为由士绅带头，混杂了大批革命党人、帮会成员的反对政府行动。后者大量涌入保路同志会，纷纷筹划建立武装，准备和政府做强硬的对抗。保路同志会一时间膨胀到10万人。
官府担心保路同志会的反政府和武装倾向，可又不知道如何防范。
在清军部队中，有军官命令队列中反对朝廷的保路同志会成员出列，以便加以驱逐。结果所有士兵都站了出来，只剩下军官光杆司令般尴尬地站着。最后，长官不得不取消命令。而不辨下情的朝廷，还一直在催促四川推进“铁路国有化”政策。
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罢市抗议。第二天，成都全市进入罢市状态。有人描写当天成都的景象说：“成都本是一个摩肩接踵，繁华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顿，交易全无。悦来戏院，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做衣铺的叫卖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银首饰店的打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这时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子、摊子，都把东西收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赶了。”各街供奉光绪牌位，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之前颁布的上谕中的一段话“川路仍归商办”，以表示对政府现行政策的抗议。有些老百姓，头上顶着写有光绪神位的条子走在街上，还有些人在街道中心搭起了席棚亭子，里面供着光绪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员不能骑马、乘轿，经过此地都必须下马、落轿，绕亭而行。形势进一步失去控制。
朝廷的应对措施非常“糗”，下令罢免尚能为四川官民接受的王人文，急调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前长期在川西和西藏一代处理藏务，作风强悍。他接手四川的棘手局势后，也在9月初接连电奏朝廷，说明四川情况，认为目前只能暂时顺从民意，建议朝廷收回成命，否则祸起眼前，“非兵力所能压制”。此时，保路同志会提出了各项自保条件，包括制造枪炮、训练军队，有脱离清政府的倾向。清廷据此认为四川官民倡言自保，意在独立，罪无可赦，驳斥了赵尔丰的意见。赵尔丰和朝廷保持一致，态度转向强硬。
9月7日，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共9人，企图以此压制抗议浪潮。消息传开，成都数万群众前往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放人。许多人手捧光绪神位，一排排地跪在督衙的门前，替被捕的人求情。有人乘机闹事，在成都市区放火。赵尔丰张贴告示，要求众人：“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人署，格杀勿论。”群众不听。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2人。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才15岁。同时，巡防营马队在大街上驱赶群众，被践踏受伤者更多。营务处有人下令用大炮轰击群众。成都知府于宗潼见状大哭，用身体挡住炮口，这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伤亡。这便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这些死难者被官府诬为“乱党”，但家属暗中都领到了“恤银”，表明官府在此事上也很纠结。
成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万分紧急时刻，同盟会员发挥了关键作用。
黄复生的同学、同盟会员曹笃奉命逃出城外去通知各地同志。怎么通知，才能让同志们尽快知晓呢？他跑到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锯木板数十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卫”，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这些木板漂至川南、川东各地，被人称为“水电报”，迅速将成都血案告诉了各地同志。各地保路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向成都聚集。
数日之内，保路同志军发展到20多万人，从9月8日起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武器装备落后，同志军没能攻下成都，之后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清廷鉴于四川出现全民起义的景象，在9月20日调端方率领湖北新军31、32两标日夜兼程人川平乱。端方也算是清朝内部比较开明和务实的官僚，不愿意用血流满地的方法解决争端，所以军队只开到湖北宜昌，他就按兵不动，等候消息。无奈，朝廷发来圣旨严迫他早日进军，端方只得进军至重庆。外来的军队让四川人更加反叛，百姓们坚壁清野，给清军的行动造成了极大困难。端方军队进入四川后，找不到接应，筹措不到充裕的军需，甚至端方都只能住在猪窝草棚里。
在重庆，端方的部队得到消息：川东荣县等处独立了！朝廷命令端方所部立刻去镇压川东独立各县。
荣县是川东的一个小县，清朝没有驻军，统治比较薄弱，而革命党人的势力比较强大。之前，官府所依赖的民团武装都被同盟会争取了过去，变为了革命武装。保路运动发生后，川东组织保路军围攻成都。从东京同盟会总部赶回来的荣县本地人吴玉章就留在家乡组织接应。他召集各方人士商议，通过了按租捐款的办法，为同志军解决了粮饷问题，又加紧训练各乡民团，还开了一个军事训练班，使得革命势力进一步壮大。川东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失败，转回荣县、威远、仁寿一带。荣县知县和土豪劣绅吓得逃跑了。同盟会员认为本地革命势头良好，就由吴玉章在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脱离清朝建立政府。之后，仁寿、井研、威远等县也相继宣布独立。自盘古开天地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发生地方州县与中央朝廷脱离关系、建立民主政府的情况。清廷受到很大的冲击，命令端方加速镇压。
不过，端方的镇压行动没有展开，人们的视线就转移出了四川，被更大的事件吸引走了。
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