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正中央的紫禁城，在帝制时代是个神秘阴森、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群里，带领中国迈进了20世纪。
从1907年春开始，立宪派领袖张謇先后4次应慈禧太后之召，踏进了紫禁城。风烛残年的慈禧太后在召见中，多次“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张謇直言不讳，悲凉地陈述了国家财政窘境、行政效率低下、官场黑暗腐败和百姓怨声载道，指出民心开始倾向革命，对大清王朝不利。慈禧太后听着真实的反馈，失声痛哭，毫不掩饰她的心力交瘁：“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招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澂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在希望、迷茫和痛苦中，慈禧太后结束了一生，松开了掌握超过40年的权柄。
1911年5月12日、16日，北京的总税务司安格联收到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的两封信。信中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中国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史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
此刻，最顽固的保皇党人、获利丰厚的殖民者、初出茅庐的新派学生……所有的人都相信清王朝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刻。不然，等待它的只有灭亡。
光绪三十四年( 1908)11月初，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庆祝74岁生日期间，患了痢疾。年迈的身体经不起病毒的折腾，迅速衰弱。她知道，自己的“日子”到了，开始着手安排后事。
对政治人物来说，所谓的“后事”就是“人事”安排。王朝复兴也好、方针政策的延续也好、前任的哀荣也好，归根结底离不开挑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皇帝早在慈禧患病之前就卧床不起了，虽经各地名医轮番诊治，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估摸着，皇帝驾崩也就在这几天了。由于光绪没有生育，慈禧不仅要给大清帝国挑选一个新皇帝，更重要的是配置好辅政班子。选谁来给新皇帝当助手，谁就将带领已经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那么选谁呢？
时任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是百官之首，是第一候选人。奕劻已经70岁了，血统、能力都不出众，而且贪墨成性、声名狼藉，可他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优点是政治上完全可靠，在历次政治事变中都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奕劻能不能托付后事呢？慈禧摇了摇头。这样的人可以用作心腹，却不能将江山交给他。
奕劻进人权力核心多年，拉帮结派，势力不小。因为贪赃枉法，他多次遭到弹劾。慈禧虽然没有动奕劻，奕劻自己却忐忑不安，加上年纪实在大了，想全身而退了。几年年初，奕劻向慈禧申请退休，并推荐儿子载振进入军机处，“子承父业”。为了达到目的，奕劻派两个宝贝格格有事没事往宫中跑，在慈禧身边吹风。慈禧很有主见。朝廷的核心权力，怎么能让你奕劻父子私相授受？她招来奕劻，绵里藏针地加以慰留，说：“现在时局艰难，你这样的老成之人可不能轻易退休。不过，你的年纪也大了，就让醇亲王载沣跟着你学习历练一下，你好好教教他。一二年后，我再批准你退休。”奕劻一听，明白了：我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太后选中载沣为接班人了。
老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娶了慈禧的妹妹，长子载湉被慈禧抱进紫禁城当了光绪皇帝，次子就是今年25岁的载沣。所以，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也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兼外甥。慈禧太后选中载沣，有私心作祟的痕迹。可话说回来，载沣在血缘上是最亲近的宗室亲王，表现也不错。当年代表中国去德国就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道歉，载沣坚决拒绝向德皇行跪拜礼，不卑不亢地完成使命，为海内外瞩目。慈禧的选择不算盲目。1908年2月，载沣进入了军机处。奕劻知道扳不倒载沣，退而求其次，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势力。他推荐关系密切的袁世凯进入军机处辅助自己。慈禧太后同意了，不过认为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一起进入军机处。奕劻无话可说。慈禧本意是想用载沣制约进而取代奕劻，奕劻想联合袁世凯压制载沣，慈禧就引入和奕劻关系疏松的张之洞来制约袁世凯。
临终前，慈禧面对着核心权力圈子中奕劻、载沣、袁世凯、张之洞四大股势力。
这四个人中，慈禧最放心不下的是袁世凯，最担心的是奕劻和袁世凯的联合。
49岁的袁世凯是最近几年之内飞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上筹办新政，成果显著；他为朝廷编练了六个镇（相当于师）全副德式武装的北洋新军；他培养了一大批军政人才。袁世凯的问题随着政绩接踵而至，成绩有多大，问题就有多严重。袁世凯蜚声海内外，得到了革新派官吏、新兴社会力量和洋人们的倾心支持，而这些人并不看好朝廷；他训练的军队只听他的命令，朝廷指挥不动；他举荐、培养的人才占据越来越多的职位，形成了袁氏势力。几十年的权力斗争让慈禧太后对潜在的威胁异常敏感。去年，慈禧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解除他的兵权，调离直隶。不过，袁世凯保举的继任直隶总督杨士骧完全是铁杆袁党，直隶和北洋军队大小事务仍暗中操于袁世凯之手。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已然对朝廷构成了威胁。
更可怕的是，实力膨胀的袁世凯和贪墨恋栈的奕劻勾勾搭搭，形成政治同盟。慈禧知道，袁世凯大肆贿赂奕劻。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什么的，费用都可以拿到直隶总督衙门报销。奕劻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前不久，突然收到袁家送来10万两（有说是20万两的）白银。来人传述袁的话说：“王爷就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奕劻也需要袁世凯势力的支持，让儿子载振与袁世凯结为兄弟。
两人联合后，把目标先对准了张之洞。张之洞出身科举正途，在大江南北磨砺多年，是沿着帝国官员传统的晋升途径一步步走过来的，经验丰富。不过正如袁世凯所说，张之洞虽然为官几十年，依然是一介书生，“有学无术”，并未通晓中国政治实际，虽然地位、做事和李鸿章相仿，取得的成绩却远逊于李鸿章，也逊色于袁世凯。奕劻和袁世凯表面上以长辈之礼尊敬张之洞，却把无关紧要的事务，比如祭祀、改行金币等推给他主政，而各省疆吏、各部要臣则安置自己的亲信私人。慈禧年老多病，无力过问军机事务，便让奕劻和袁世凯把持了军机处。
如此看来，奕劻和袁世凯两个人都不能参与后事。慈禧下了一道命令，把奕劻调到东陵查看帝陵工程，在权力部署的节骨眼上不让他在北京；又将袁世凯心腹爱将段祺瑞的北洋新军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紧急调陆军部尚书、满人铁良统辖的几乎全部由八旗子弟组成第一镇接防——当然这一系列调动，事先都没让袁世凯知道。
万事俱备后，慈禧密召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入宫，嘱咐后事。
首先是挑选新皇帝。光绪无子，只好从近支亲贵中选择。慈禧提议醇亲王载沣的儿子、3岁的溥仪为新皇帝。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张之洞、世续二人见国家内忧外患，唯恐溥仪登基后再由后宫垂帘，对慈禧的提议委婉地表示反对：“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直接立载沣为帝。”慈禧凄凉答道：“我何尝不知道你们的顾虑，可是光绪是兄终弟及，现在再来一次兄终弟及，我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断后了。我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公私都可以兼顾。”
张之洞等人不敢坚持，新皇帝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年光绪继承堂兄同治的皇位。这一变更祖宗家法的做法引起朝野大哗，慈禧曾允诺将来光绪的儿子将同时作为同治和光绪的继承人。现在，慈禧让溥仪继承同治，未提兼祧光绪之事。慈禧对光绪并无好感，溥仪如果不能同时作为同治、光绪两人的继承人，光绪的皇后就无法升为太后，地位将不伦不类。张之洞大胆提出：“当今皇上临御天下30多年，不可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可仿行。”慈禧沉默不言，过了良久才瞪着张之洞说：“此事姑且从你所请，拟旨吧。”
11月13日，紫禁城命令：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代批奏折；载沣之子溥仪接进宫中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同日，庆亲王奕劻回到北京，发现权力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跑到宫中面见慈禧，慈禧“征询”他的意见。奕劻赶紧磕头，表示完全拥护老佛爷的英明决策。于是，慈禧颁布懿旨：赏给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荣。这是清王朝封出去的最新的“铁帽子王”，也是最后一个铁帽子王。
同日，袁世凯发现自己已被排斥到核心权力圈之外，必将失势，伪称足疾（袁世凯儿时顽劣，曾经坠马伤脚，撂下终生伤病），由两个人扶着进宫表示拥护太后的决策，也算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避免尴尬。
同日，载沣在日记中记录心情“万分无法，不敢再辞”。他当天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儿子溥仪送入紫禁城去。傍晚，他带着一大帮大臣、宫人回家，要带溥仪进宫。醇王府里顿时发生了一场大混乱。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描述道：“老太太不等听完儿子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的哄劝的嘈杂人声。新就位的摄政王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太太正昏迷不醒。一会儿被叫进去看老太太，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了好大一阵儿，老太太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束手无策地等摄政王商量办法，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溥仪的乳母看小孩子哭得可怜，本能地拿出奶来喂他，这才止住了溥仪的哭闹。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大人们，载沣和军机大臣商量，决定破例地由乳母抱溥仪一起进宫。溥仪人宫后，被抱去见慈禧太后。没有熟悉的屋子，没有了嬷嬷，3岁的溥仪忽然发现自己被一群陌生人抱着，穿梭在一节节阴暗的过道中。这给他留下了模糊而强烈的可怕印象。半个多世纪后，他写道：“在一个阴森森的帏帐中，露出一张瘦削的老太婆的脸，丑得要命。据说我一看见慈禧这副病容，立刻号啕大哭，浑身哆嗦不止。慈禧看我哭了，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不料我一把拿过来就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嬷嬷！要嬷嬷！’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14日，光绪皇帝病逝于瀛台涵元殿，终年37岁。慈禧下令：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考虑到时势艰难，而新皇帝年纪太小，暂由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军国政事都由载沣训示裁度。第二天（15日），朝廷真正的舵手慈禧也去世了。皇上、太后都停柩宫中，群臣哭临三日。按制，三品以上官员在乾清门外，四品以下则应在景运门外痛哭。这一次，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混入乾清门，人声嘈嘈，甚至有仆人、随从夹杂其中，御史不纠礼，礼部不相仪，乱成一团，没见有人站出来纠正秩序。慈禧的死，对大小官员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大家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在一片混乱中，慈禧临终前经过缜密思考、反复权衡选定的继任班子，能接过权柄，带领清王朝走好下一段路吗？
1908年12月2日，溥仪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宣布明年为宣统元年，尊光绪皇后为“兼祧母后”，上徽号“隆裕”。
登基大典对3岁的溥仪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正式大典之前，溥仪要先在中和殿接受内廷大臣和侍卫们的朝贺。溥仪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等他被抬到太和殿、再被放到又高又大的龙椅上的时候，小孩子的耐性完全丧失了。溥仪放声大哭。可登基典礼刚刚开始，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正要对他三拜九叩呢！载沣单膝侧身跪在龙椅下面，双手扶住儿子，不让他乱动。溥仪挣扎起来，哭喊得更凶了：“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三跪九叩礼磕起头来没完没了，小皇帝的哭叫越来越响。载沣急得满头是汗，只好哄他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王爷怎么可以说什么‘陕完了’呢？”“太不吉利了！”大家都垂头丧气地散去，觉得载沣的话给刚刚揭幕的宣统王朝罩上了不祥之兆。三年多后，小皇帝溥仪就宣布退位了，载沣的“快完了”成了一句谶语。
清朝的最后三年多时间，是在“隆裕一载沣体制”下度过的，载沣是实际施政者。
隆裕皇太后是慈禧的亲侄女，又嫁给了慈禧名义上的儿子光绪。慈禧临死前，布置了由儿媳兼侄女的隆裕为太后，由侄子兼外甥的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的权力格局。载沣掌握军国大权，隆裕则对朝政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慈禧希望在死后维持一个皇室专政的强势局面，一如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统治一样。她琢磨着，只要皇室大权在握，江山总会保住的。可惜，无论隆裕还是载沣，都没有慈禧那般能力，把持不住大局。
隆裕太后时年正好40岁。很多人把她描绘成一个昏庸、悍妒又专权的女人，仗着慈禧的宠信横行后富。而在清人和民国的笔记中，隆裕是一个苦闷、平常的女子，并不受慈禧的宠爱。相反，慈禧相当喜欢聪明活泼的珍妃和工于心计的同治皇帝留下的妃子瑜妃。隆裕既得不到慈禧的关怀，又得不到丈夫光绪的爱，只能在后官对坐枯灯，生活单调而枯燥。冷板凳一坐就是21年。老醇亲王奕譞逝世的时候，隆裕作为他事实上的儿媳妇，要上门诣祭。皇后驾到，总要犒赏门丁、仆媪等人，需要上千两银子。隆裕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同时也穷得拿不出这笔钱，就空着手去了醇亲王府。最后还是王府代她出了这笔赏银，对外宣称是“皇后有赏”。隆裕知道实情后，大惭。一年后，醇亲王府举办奕譞的周年殷祭，隆裕百般筹措还是没有凑足赏银，就借口生病不去祭奠奕譞，说来实在有些悲凉的感觉。
关于隆裕的为人处世，晚清时期经常出入紫禁城的德龄评价她“个性温和”、“不爱管事”。隆裕的弟弟德锡则回忆姐姐：作为一个女人，她遵循了旧体制下“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所以她谨言慎行，从不嚣张跋扈，从不怨天尤人，她努力地生活在那个沉闷的世界里。隆裕曾对弟弟说：“我知道在这个皇宫里，大家都不喜欢我，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每件事情都尽量做得小心，每件事情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可为什么大家对我还是这样？”隆裕口中的“这样”包括他人的误解，也包括慈禧在世时自身的苦闷无助。她仿佛就是个邻家大姐，一心要过安稳的好日子，谈不上什么远大志向，也没有执政的能力。
这样的人做邻家大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一旦被推上末代太后的位置，就是她个人和王朝的双重不幸了。
隆裕暴得富贵，又没有什么志向，“唯得时行乐而已”。她要把失去的21年的欢乐都弥补过来。一旦掌握后宫的大权，隆裕就宠用内监张德（即小德张），负责张罗玩乐享受事务。脱下孝服后，隆裕就钻进梨园，沉迷于京腔昆曲之中；又下令建筑长春宫，恢复富市，买人欧美、苏广杂货。不过，隆裕的享乐也就局限于此，没有更过分的举动了。她毕竟是个邻家大姐，能想到的行乐手段也就是听听戏买买东西了，倒不会国家造成什么伤害。至于军国大事，她都推给了载沣处理，当起“甩手掌柜”。慈禧赋予她的最终决定权，隆裕在革命爆发前都没有使用过。
40岁的皇太后隆裕不成器，那么25岁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又怎么样呢？
载沣热爱家庭，待人和善，生活简朴，喜欢读书、写字和观察天文。他是在传统贵族生活环境中长大的，衣食无忧，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一大帮办事机构和仆人为他理财、酬应、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这就造成载沣的生活环境很狭隘，没什么社会阅历，对国情政情谈不上什么了解。更糟糕的是，他的父亲奕譞因为儿子当了光绪皇帝，一生都在提防着慈禧太后的猜忌，韬光养晦。载沣从小跟着父亲谨小慎微地生活，养成了怯懦畏缩、没有主见的性格。
载沣刚开始监国时，很多人提议他移宿紫禁城，方便照顾溥仪和朝政。
结果太福晋不同意。太福晋是奕譞的正妻，是慈禧的亲妹妹。她有一个儿子被慈禧抱入紫禁城成了永不能相见的光绪皇帝，因此对紫禁城有很强的抗拒感。太福晋坚决反对载沣住到紫禁城去，载沣不得不留在醇亲王府。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洵、载涛依仗着太福晋的支持，对载沣多有要求，载沣也不得不满足他们。载沣的正妻是荣禄的女儿，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利用丈夫是摄政王与外界交通关节，企图对朝政施加影响。结果醇亲王府的新老两任福晋都对载沣耳提面命，矛盾不可避免。载沣的福晋比婆婆更凶悍，太福晋争权争不过媳妇，就转向三个儿子求助。载沣是坐视不管，对老妈和老婆都无可奈何；载涛血气方刚，为母亲抱不平，曾经操刀向嫂子寻仇，几乎酿成大乱。王府闹翻了天，载沣退避三舍，在府外躲了起来，一连十几天不敢回家。大清朝的监国摄政王竟然如此狼狈，令人发笑。
遗憾的是，宣统王朝几乎完全由这么一个人在拿主意。载沣和军机大臣们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别人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就是提不出自己的主张来。一些躁进之徒、钻营小人就跑到他面前献言献策，载沣都欣然接受。往好了说是“监国性极谦让”，往坏了说就是“无能”。无能也就罢了，问题是载沣内心格局也不大，还不敢于任事。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徵人见，陈述各自辖区的政务。载沣召对时只劳慰了几句场面话，就说不出其他的了。瑞徵有政务想和载沣当面商量，开口说了几句，载沣就打断他：“你的痰病还没好吗？”瑞徵马上住嘴，不再说话。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屡次上书密陈日本政治动向，提醒载沣关注日本势力的扩张，一直没接到载沣的回复。汪大燮干脆赶回国内，请求面陈机宜。他对着载沣慷慨陈词，载沣默然无语，最后提醒汪大燮说：“已经十点钟了。”说完就让汪大燮退下。
溥仪也回忆了一件事：“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说到执政理念，载沣没有成系统的政治思想，也没有提出新颖的执政思路。贵族生活和在德国的游历，只让他相信一点：执政者必须掌握大权，满族亲贵们只有大权独揽，才能迎接一个个挑战，带领王朝渡过一个个难关。这是载沣最大的政治原则，他三年多的执政都是围绕这个原则展开的。
掌权之初，载沣就开始抓军权。他重新编组了禁卫军，把京城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任命忠君报仇的满族亲贵良弼实际负责禁卫军。1909年，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诏，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其次，载沣重组了军事指挥机关，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直属摄政王的专门机构，指派弟弟载涛负责。军谘处后来发展为军谘府，类似于清军的总参谋部，剥夺了地方督抚、将军等原有的调兵权，并可以把载沣的军事思想贯彻到各级军队（尽管载沣并没有什么军事思想）。他又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组建了海军部，让弟弟载洵当海军大臣，重建海军。张之洞提醒载沣，载洵、载涛二人年轻无知，恐怕不堪重任，军队是国家重政，应该挑选精通军事的人担任主持工作。载沣不听，他就是要把军权都掌握在兄弟三人手中。结果，载洵和载涛兄弟两人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载涛就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国一数，弟弟载涛比自己多去了日本和美国，不行，他又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
镇国公载泽是载沣的族兄，血脉出自嘉庆皇帝第五子。他和突然抖擞起来的载洵、载涛兄弟不和，仗着自己是隆裕太后的姐夫（慈禧的大侄女嫁给了载泽），气焰很嚣张。载泽走隆裕的路子，把度支部尚书兼盐政大臣的肥缺搞到了手。在任上，载泽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广东道御史胡思敬两次参劾两广总督袁树勋贪腐，举证的两处赃款都涉及载泽。奏折上去的第二天，载沣就召载泽入见，把奏折递给他看。载泽供认不讳。载沣说：“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载泽走后，以为载沣肯定要处分自己，惴惴不安。过了好一阵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载沣将奏折搁置不办。载沣对亲戚的态度是，只要他们不觊觎自己的权力，对自己无所隐瞒，哪怕亲戚贪赃枉法他都不闻不问。
载津的放纵和乏力，使得一时间满族亲贵尽出专政。这些皇亲贵戚多是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大大破坏了政治风气。可载沣就是相信他们，宁愿将权力交给他们，也不愿意选拔贤才。不要说汉族文武大臣，就是一般满族大臣，也在载沣时期靠边站了。比如良弼乃宗室多尔衮之后，忠于朝廷，留学日本，对近代军事颇有研究，是满族青年中难得的将才，就是因为和载沣关系不近而被安置在禁卫军，没有更大的舞台。年近半百的铁良先后任户部、兵部侍郎，和袁世凯并列过练兵大臣，参与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经验丰富且在新军中有一定影响，是满族将领中唯一可以与袁世凯相提并论的人选。可以铁良与载沣关系生疏，还做过荣禄的幕僚，得不到载沣的信任。载沣先免去他的陆军部尚书职位，又贬他为江宁将军，赶到南京去眼不见心不烦。经过一番人事清洗后，盘踞在清朝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都是载沣、载洵、载涛、载泽等满人权贵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是封闭排外的，因为权力本身带有排斥性。载沣为首的小集团势力膨胀后，就和袁世凯、奕劻、张之洞等人产生了矛盾。载沣等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本想将他千刀万剐，后来在奕劻、张之洞等人的强烈反对下，给袁世凯办理了提前退休，赶回老家。
载沣在慈禧时期，对奕劻、载振父子非常厌恶，手握实权后却没有处置他们俩，还对奕劻倍加优礼。奕劻实权大大削弱，可还保持着仅次于载沣的朝廷二号大臣的名分。原来，奕劻和隆裕的关系很紧密，载沣要防备隆裕，同时需要拉拢奕劻势力来巩固权力。奕劻也乐得和载沣结盟，来保住权势。载泽则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奕劻的权力夺过来，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载沣嚷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载沣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奕劻岿然不动，载泽又白费一次力气。
张之洞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活跃在政坛上，是硕果仅存的“中兴名臣”。1908年，他71岁了，对朝政有经验、有看法，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国闻备乘》说他“暮年才尽，执笔沉思，终日不成一字”。光绪皇帝的遗诏出自张之洞的手笔，其中有一句话是“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者皆掩口而笑。对于张之洞这样的老臣，载沣原本可以借用他的经验和人脉，让他办点具体事务。可载沣将张之洞也视为权力威胁，弃之不用，让他管些文化礼乐等冷衙门。张之洞晚年想提拔几个官员都做不到。
比如一次安徽芜湖道出缺，张之洞举荐易顺鼎。载沣对张之洞举荐的人特别敏感，借口易顺鼎是著名诗人，诗写得好不一定能治好地方，搁置不用。遇到朝廷大事，张之洞极力谏争、百般陈述，载沣都怀疑张之洞的意见主张不是出于公心，全都不采纳。张之洞公开反对载洵、载涛独揽军权，最后载沣顿足呵斥他：“这不关你的事！”张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想不到晚年位极人臣了却遭到训斥，而且境遇越来越糟糕。老书生一时间想不开郁郁成疾。他干脆不管朝政，埋头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希望思想能流传下来。 1909年（宣统元年）夏，张之洞即因病请假，10月病逝。朝廷追谥他“文襄”。
奕劻被搁置、袁世凯被罢免、张之洞郁郁而终，表明朝廷最高层真正有施政经验、踏实干事的力量的彻底消失。隆裕、载沣等人的最高权力，力图掐死所有现有和潜在的威胁，如今连能够制约他们的力量也消失了，成了不折不扣的绝对权力。在矛盾重重的王朝末日，绝对权力不见得是坏事——如果载沣能用好绝对权力，乾坤独断、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的话。对于有作为的掌权者来说，权力只是工具，断不能成为目的。可惜，载沣不能用权力来为国家和爱新觉罗家族作些有益处的事情，一味迷信绝对权力能保证王朝长治久安，对朝政却得过且过，辜负了慈禧对他的信任和厚望，也白白浪费了飞到他手上的历史机遇。为了权力而追逐权力的人注定不是个有作为的人——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多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作为的掌权者来扭转危局啊。
理清了晚清皇权的最后更迭和“隆裕一载沣体制”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统治者们面对着什么样的乱世景象——这也是产生变革者的背景。
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原因，可以归咎为末世的财富与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整个社会丧失公正公平。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当官的人家世世代代为官，好处都被他们占尽了。而占人口多数的、没有财富和权力的群体生活日渐困苦，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于是走上推翻王朝的道路，建立新王朝。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新王朝会打破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的趋势，做一个平均化的努力，缓解矛盾，让中国历史踏上典型的王朝更迭之路。晚清社会大体上也遵循着传统的王朝崩溃路径。
清朝末期，贫富差距悬殊是巨大的社会问题。富者动辄一饭千金，流连在酒池肉林之中。袁世凯向奕劻行贿，出手都是十万甚至几十万两银子。朝廷新贵们占据京城的核心地段，大起亭台楼榭。而贫者，如京杭大运河的纤夫，将船只从天津拉到北京，花费数天时间才能赚几个铜钱，雇主还不管饭。湖北《国风报》报道1910年湖北大水，襄阳荆州两府“被灾之民数十万，皆田庐荡然”。而“安陆府之潜江县、钟祥县、监利县亦连年受灾，所有受灾的地方，一片汪洋，数里不见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令人忍不目睹”，俨然是一副地狱景象。
如果说贫富差距是个人能力高低和奋斗与否造成的，那还能部分安抚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问题是晚清的贫富差距是权力因素造成的。权力因素插手经济运营、干预财富分配，霸占了大批不应属于它的财富。
富裕起来的少数人不是本身是官吏及其家眷，就是投靠官府的红顶商人，或者是前两者的爪牙走狗。在权力和财富既得者的垄断下，普通人通过个人努力积累财富的渠道几乎被封死了。按说，在社会转型和大变革时期，个人企业和巨富很容易出现。日本的大型财团许多就是在近代崛起壮大的，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扶持。但晚清政府不去扶持个人企业的发展，相反设置了种种政策壁垒和无形的障碍，还千方百计地从民营经济中获取利益。我们悲哀地发现，虽然晚清中国企业家是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却没有发展出有势力的人物来。这一时期的胡雪岩、盛宣怀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官商，曾经富甲一方，可离开了政治支持后很快就被官府击垮了。张謇是人们常提的另一个大商人，但他的出名更多是因为将事业的摊子铺得很大，且具有开创性，真正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大，并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状元”身份和官场上的人脉——普通人去开办工厂、发展大型农场，不是要独立承担各种风险，还要天天和各种衙门打交道，没过硬的官府人脉是行不通的。对于官商勾结，权力和财富相互转化的恶劣行径，清政府是管不了也不想管，听之任之，任凭社会黑暗和人民对立情形加剧。清政府完全成了一个权贵政府。
更可气的是，本身负有扶贫济困、保持社会公正责任的官府，不但没有救济灾民、扶助弱小，而是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因为战争赔款和各项新政支出的增加，清朝的财政成倍快速增长。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大体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到1903年清政府岁入10492万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0万两，到1911清政府编制的财政预算中，岁入要达到29696万两，支出为33865万两。十年间，政府的财政收支竟然增长了4倍，同期中国的经济和老百姓的收入肯定没有增长4倍。
多出来的钱是怎么来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各级官府敲骨吸髓，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一方面是个人收入的减少，一方面却是官府税赋的增加，晚清百姓的生活境遇只能是每况愈下。
既然权力把持财富，那么个人能否顺畅地进入官场，公平地获取权力呢？不幸的是，晚清政坛的流动性极小，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取权力，用十年寒窗苦读获取一官半职，但是科举发展到晚清，已经烂透了。每年科举考试期间，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开了锅，有能力者开始预做准备，或晋谒、或贿赂已经或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入场之时，各分房考官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加上正副考官属意的考生，再包括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如麻如粟，有千百人之多。考官们与其是在阅卷，不如说是在权衡关系。关系户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考官们必须反复推敲，比真正批阅考卷按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加辛苦。录取名单上写上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之后就没有几个名额了，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孤寒考生，列名其上，以塞人口。普通人家的子弟想金榜题名，难度越来越大。
就算你在种种巧合之下“侥幸”考中了进士，也当不上官。因为晚清官员的主要来源是捐纳的人，也就是花钱买官的人。《清稗类钞》载：
“捐纳，到同治光绪年间，流品益杂。早晨交钱，晚上就换上了顶戴花翎，根本不管买官者是贩夫走卒还是富家小厮。小康人家的子弟，不读诗书，只想着积累资金捐职，作为将来吃饭谋食的工具，美其名日‘讨饭碗’。至于富商巨室家财万贯的人家，即便是襁褓中的乳臭小儿，都有红顶翠翎，家长给捐了候补道台，又给加捐了二品顶戴花翎（省长、部长级别）。”其中苏南一带经济发达，买官的人多，而且购买的级别很高，《官场现形记》中说：“江南本来有个口号，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南京城里拥挤着成百上千的候补道台，都能填补全国的道台空缺了。官员太多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管是科举正途的还是旁门左道进来的官员，都要“候补”，有了实缺后，再按照资历先后上任。
清末官员编制在4万人左右，候补官员队伍竟是正式编制的6倍多，候补队伍越来越庞大。天天穿戴整齐到衙门等待差使降临的候补官员们大有人在，更有一些候补者典当衣物，无处举借，带着妻子儿女啼饥号寒，坐以待毙。
当然了，真正有大钱或者靠上大官的人，是不需要候补的，甚至都不需要多少手续，可以由朝廷直接发文，任命为某某官衔。这可苦了那些兢兢业业的老实人，和那些背景不硬四处钻营的一般人了。这样，官场的封闭和拥挤，也在体制内造成了离心倾向，制作了一批“堡垒内部的反对者”。
进入官场以后，满目黑暗腐败，大小官吏腐朽不堪。纪实《官场现形记》记载了许多令人发笑的官场丑闻——据说慈禧看了这部以后，按图索骥查办官员。比如朝廷的华中堂宣称“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但喜欢收受古董。他暗中开了个古董铺，而且只接受别人从他店里买来孝敬的古董。一边收古董，一边收下后就放回店里去卖，一件古董周而复始地不知道为华中堂带进多少银子。比如不学无术的毛维新被总督大人认为是“洋务中出色能员”，实际上毛维新的洋务本领只有两样：一是背诵过了时的《南京条约》，二是把辫子剪成了短发。又比如，南京候补道台田小辫子，为显示自己的“才能”，搜肠刮肚地给总督大人上了一个条陈，提出三条“富国强兵”的建议：一，不让兵士吃饱饭，打仗必然勇敢；二，把兵士的眉毛剃去一条，防止士兵逃亡；三，给兵士“一齐画了花脸”，可以吓退洋鬼子。而总督贾世文也是个不学无术的昏官，竟然一本正经地向幕僚下属们卖弄说得到了一本王羲之写的《前赤壁赋》，听说还是汉朝一个有名的石匠刻的（《前赤壁赋》是北宋苏轼写的，王羲之是南朝人）。清王朝内外交困，而皇亲贵戚还醉心于争夺权力的内讧。隆裕躲在紫禁城里，双耳不闻窗外事，任由宠任太监小德张在外界狐假虎威颐指气使。奕劻、载振父子本来就是一党，现在又多了许多皇室派系：载洵出任海军大臣，兼办陵工，党羽毓朗、载搏担任了训练禁军大臣，合为一党。载涛管理军谘府，又侵夺陆军部实权，和良弼等结为一党。溥伟自恃是道光长孙，身份特殊，向载沣力争官职，载沣只好任命他为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之下。肃亲王善耆占据民政部，兼管警政，为一党。载泽把持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载沣的福晋联络荣禄余党，收受贿赂，载沣不能制止。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庆党贪鄙、肃党龌龊、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拨弄。宗室觉罗、八旗世家互有分歧，各有打算。载沣处于各伙人勾心斗角中，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官场如此荒唐，令忠于朝廷的臣民寒心。胡思敬就在《国闻备乘》中感叹：“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
晚清的末世乱象，还有两个之前王朝没有的特点。第一个是民族矛盾。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满族人，尤其是贵族，拥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邹容在《革命军》中就指出：“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于朝野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余，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的不满之情，始终存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大量启用汉族能人，地方督抚提镇大多是汉族功臣。可到光绪二十年后，满族督抚又遍布天下，几乎没有汉人。一般八旗子弟有“铁杆子庄稼”，虽然不多但也能保障基本生活，加上还有在参军、从政和驻防等方面的种种便利，生活普遍好于同等的汉族人。在太平盛世，物质相对充裕的时候，汉人和满人的矛盾得到了稀释，没有爆发出来；当国困民穷、生活艰难的时候，民族矛盾越来越成为汉族人不满的重点问题。传统的农民起义领袖也好，新式的革命宣传者也好，纷纷抓住民族矛盾大做文章，争取支持。
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宣传最多的还是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对其他革命主张宣传不多。原因就是民族压迫议题是一个堆满了硫磺干柴的房间，有一丁点火星就能烧起来。“反满”宣传容易发动百姓。而一般百姓，也将革命首先理解为推翻满族人统治。
乱象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国势力入侵，抢占中国利权，殖民者压迫中国人，引发了中外矛盾。远的如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割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白银也就不说了。清政府对外国势力从完全排斥，到羞答答地学习人家的器物技术，又到义和团时期的强硬宣战。八国联军用刺刀逼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杀戮了对外强硬的顽固派，扶持了外务部，并给清政府横加了强大的赔款和军事压力。清政府完全对外屈服，成了“洋人的朝廷”。清朝官吏遇到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除了卑躬屈膝就是一味谄媚地点头说：“也是，也是。”
外国势力因此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趾高气扬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水兵们横冲直撞。外资企业通过铁路和轰隆隆的火车，将中国的矿产、资源和劳动力掠夺走，输入鸦片和廉价的工业品。从1903年到1911年间，中国完工了许多干线铁路，在东北有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在中原有京汉铁路、胶济铁路、正太铁路等，在南方有粤汉铁路、沪宁铁路、滇越铁路、广九铁路等，此外横穿华北通往西北的陇海铁路也通车了，构成旧中国的铁路干线，主导权和管理权都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喷吐着浓烟的火车像一个个怪物，风驰电掣地奔跑在中国的广阔原野上，将沉睡地下千万年的财富抢走，彻底打碎了中国百姓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生活。
志士仁人对外国势力侵略深恶痛绝：“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静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路）、东西（蜀汉铁路）交通之大关键乎？”“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其由。”外国势力成了新的末世乱象和革命的对象。
中国曾经在历史上处于辉煌的顶点，强盛一时，傲视四海，如今突然跌落到谷底，成为列强争相欺辱的羔羊，其中的落差给中国人的心理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这种心理落差很大部分转化为对现状和清政府的不满。
在种种因素作用下，1901年到1911年，各地发生的民变超过了1300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其中既有抢米、抗税、兵变、盗匪、农民起义这样的传统王朝溃败的前兆，又有学潮、工人罢工、中外冲突和教案这样的新事端。光绪皇帝驾崩的时候，百姓们没有悲伤之情，生活照旧，很多人还抢在遗诏正式公布前剃发、嫁娶，北京城内鼓乐声昼夜不绝。这说明人们对皇帝的忠诚度已经很低了，朝廷的重大变故似乎与己无关。
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的时候，一次接待了一位入京陛见经过天津的巡抚。谈及边事，巡抚询问北洋水师实力如何。李鸿章笑道：“苟延之局，何必认真。”说完，他苦笑着罚酒自酌：“失言！失言！自己罚酒一卮。”李鸿章对时局看法清楚而悲观，认为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朝廷处境危险，自己辛勤作为只不过是裱裱糊糊而已，维持着清朝这座纸房子不至于立即倒掉。可悲的是，发展到载沣时期，清朝统治阶层连这样的认识都不愿意有了。面对危局，他们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地下，不愿正视现实。
朝政舵手载沣话不多，口头禅是“照例”。重要节日如何庆祝，老爷生病了用什么药，小人们都不请示载沣，而是去找以前的做法，在载沣时期找不到就去找老醇亲王时期的做法，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请示，载沣也是说一句：“照例，即可。”载沣刚上台时，还有些兴致，喜欢把奏折末尾恭维赞誉的套话浓墨圈点，后来懈弛得都懒得圈点了。浙江巡抚增韫举荐王丰镐为二品的交涉使，载沣批复“著照所请”。二品大员竟然连任命的圣旨都没有下发，朝野莫不怪诧。载沣还交办了一些密旨，办事之人经年累月没有答复，他也不过问或者干脆就忘记了。比如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劾，载沣交瑞澂查办，朝野都很关注。瑞澂查复请旨，载沣在折子上还是写了那四个字“著照所请”，至于具体怎么办都懒得说。下面的大臣自然也就不敢查办。光绪、慈禧大丧，民政部、礼部各奏请奖赏有功办事人员超过百人，载沣还是“著照所请”。从此，各部门大开邀赏请封之门-，导致官位和荣誉大大贬值。最滑稽的是，不同的奏折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奏请不同的处理意见，载沣也都“著照所请“，让经办人员无从下手哭笑不得。庸官、小人便利用载沣的庸碌懒惰混日子、蒙事情。
宣统王朝是整个清朝政务办理最差的时期。载沣、奕劻等人视枢务为例行公事，一切墨守成规，批改奏章或者下发圣旨都让军机章京们按照之前的成案改动几个字了事，如果没有成案就让每个大臣各出己见，拼凑成文下发。载沣等人不求真正解决问题，只想着将政务处理干净，让清朝这艘破船继续航行下去即可。
载沣摄政之初，御史江春霖弹劾奕劻反被罢官。此后，监察部门凡是揭露问题、弹劾官吏的奏章，都被载沣扣留，石沉大海。御史们干脆噤不发声，一两个新进的年轻御史刚开始还恪尽职守，汇报实际情况，不过也很快沉默不语了——反正说了也没用，摄政王不需要听实际情况。朝臣不敢生事，都混吃混喝、尸位素餐而已，朝堂议事时万马齐喑、消沉一片。
载沣集团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固执地认为把持住权力就能保住江山，终究要为此付出代价。
有个晚清的政治段子，生动地勾勒出了他们的面貌。载沣、载涛二人都嗜戏，载涛更以善演《盗御马》著称，经常召集家人串演。有一次，太福晋病重，载沣前来探视，在病房遇到载涛。兄弟俩见面，载涛马上拉住载沣说：“正准备演《黄鹤楼》，缺一角色，二哥你来演周瑜正好。”载沣说：“我从来未学过武生，你又不是不知。”老母亲听了，拍床怒骂：“我都要病死了，你们还在歌舞娱乐，我死不瞑目啊！”
载沣掌权后，总做了些事情吧？他做的第一件真正有影响的事情，是斥退了袁世凯。
在1908年的中国，如果说掌权的载沣集团是保守、专制势力的代表的话，那么袁世凯就是体制内部寻求变革势力的代表，是清朝主动改革的旗手。前者不对清朝进行大的改革，或者说载沣他们找不到清朝的改革之路，而袁世凯从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政治阅历出发，倾向改革，推行改革。
袁世凯，生于1859年9月，河南项城人，字慰庭。他出生在一个军功世宦家庭，刚出生的时候前线传来了祖父辈的战斗捷报，所以得名“世凯”。家族希望袁世凯能在传统的科场上获取功名，为官宦人家增光添彩，父叔辈对袁世凯的学业督促甚严。无奈他生性顽劣，不爱读书，倒爱舞枪弄棒，骑马射箭，广交朋友，俨然是一副“失败者”的模样。
不过，科场成功人士徐世昌在落魄的时候，偶然与袁世凯相逢，就认为他状貌伟然、气概不凡，他谈话后更发现他能纵谈当前国家大事，非常惊奇，就诚心诚意地和他交为朋友。
传统的科举仕进道路走不通了没关系，好在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乱世。他决心丢弃八股文章，在实际办事的道路上谋求成功。家族背景为他开启了良好的开端，22岁时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靠嗣父的拜把兄弟、淮军大将吴长庆。吴长庆很照顾“世侄”袁世凯，立马给他安排了职位，不过对袁世凯的前途，吴长庆一开始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希望能督促袁世凯好好读书考取功名，还让小有名气的幕僚张謇辅导他的学业。这对袁世凯和张謇两人，都是煎熬。所幸第二年（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政局混乱，清政府派遣吴长庆率军对入朝平息事变。袁世凯随之入朝处理营务，有胆略，有机变，有权谋，整饬军纪，表现抢眼。吴长庆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去考八股文真是太屈才了，他天生是带兵打仗干实事的料。吴长庆奉调回国后，留部分军队给袁世凯；袁世凯被委派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之后，袁世凯直接投靠淮系军阀首领、直隶总督李鸿章。1885年，李鸿章荐举袁世凯负责“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处理中日朝三国关系。
从此，袁世凯开始发迹，在对日外交、编练朝鲜新军等事务上成绩卓著，赢得了朝野的夸奖。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朝野急需训练新式陆军。有新军编练经验的袁世凯成了当仁不让的负责人选。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奉命到达天津小站操练新建陆军。这支最初7000人的军队后来发展为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袁世凯给北洋新军装备了最先进的武器、教会他们最先进的战略战术，同时向官兵灌输了最落后最保守的思想，比清王朝教给旧式军队的“忠君爱国”思想还要落后和保守。袁世凯给北洋军队灌输的是忠实个人的私家军队思想，人人供奉袁世凯的长生牌位，视袁世凯为衣食父母，结果北洋六镇除了第一镇由八旗子弟组成、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外，其他五镇都“只认袁世凯，不知有朝廷”。
紧接着的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思想新颖，同情变法，练兵又卓有成效，受到维新派的重视。康有为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军队发动兵变，消灭慈禧势力抬出光绪掌握实权。于是就有了谭嗣同秘访袁世凯策动他勤王，袁世凯当面慷慨答应转身就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的经典一幕。
这里面既有袁世凯并不赞同康有为等人澂进变法的主观原因，也有袁世凯羽翼未丰不敢独自政变的客观原因。不过，前后这一切让慈禧误会了光绪，导致了光绪最后十年被囚禁的悲惨生活，也让载沣兄弟认定袁世凯就是出卖哥哥光绪的罪魁祸首、是挑拨帝后关系的奸佞小人。年轻一代的皇亲贵戚们恨透了袁世凯，比如载沣家的孩子们都痛恨袁世凯，看到袁世凯的相片，就用手剜去袁世凯的眼睛。
因为在戊戌变法中准确站队，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升任山东巡抚。他在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保护外国利益，让山东在八国联军侵略时期得以保全。他对于复杂局面的机敏处置，得到了中外一致肯定。
李鸿章临终前向清廷保荐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等于是将袁世凯推荐为自己的接班人。1901年，袁世凯就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晚清时期，中央权威衰落，地方督抚实权上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最重要的地方督抚。袁世凯在任上，抓住“新政”的契机，大刀阔斧地发展新式经济、社会事业，将原本并不发达的直隶建设成了新政模范省。他兴办了国有银行，从洋人手中回收或者自己开采矿山，支持詹天佑修京张铁路；广兴新式教育，中小学校在全省迅速铺开；建设现代警察制度，兴建发电厂、公交车和博物馆等。直隶在袁世凯主政之前近代工业资本不过区区数十万元，等他离任后超过了两千万元。袁世凯所驻的天津成为了清末新政的中心，从一座二三线城市跃升为北方经济中心和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现代天津城的基础和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建筑、制度和事业都可以追溯到袁世凯主政时期。同时，袁世凯进一步推进军事改革，1903年在他的建议下，清廷成立了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实际负责练兵。北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
袁世凯强大的政治势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开明的思想和举办新政的巨大成绩，让他在新兴社会力量中间，在主张朝廷变革和立宪的力量中间，拥有很高的支持率。变革力量对袁世凯抱有深深的好感，比如立宪派领袖张謇就把袁世凯视作紧密的政治同盟者。
外国势力也对袁世凯的开明、变革形象非常认可。1908年，美国《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托马斯·密勒动情写道：“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泰晤士报》文章则称赞：“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国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家，他的名字叫袁世凯。”在重大问题上，外国人非常在意袁世凯的态度。
清廷原本就对中央权威失落、地方权臣势力上升的趋势很敏感，袁世凯的膨胀引起了清廷的忧虑。1907年袁世凯被慈禧明升暗降，但实力没有受到实质削弱。载沣上台后，权力之争和情感好恶缠绕在一起，袁世凯的处境危险了。虽然他还出现在一系列官方活动中，载沣接见外宾的时候还站在载沣的身后，但袁世凯日渐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载沣刚刚上台，肃亲王善耆和载泽就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建议载沣迅速铲除袁世凯，不然“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载洵、载涛等人要求杀袁世凯的原因则更简单：为亲哥哥光绪皇帝报仇！就连和载沣有过节的溥伟都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手刃袁世凯这个大凶巨恶。
载沣在众多因素推动下，迅速拟定了诛杀袁世凯的诏书，其中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字样。载沣集团就等诏书颁布，坐看袁世凯人头落地了……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顶着冰冷彻骨的寒风，迎着他人冷清的目光，像往常一样去内廷参加军机大臣议政。这几天的流言蜚语让他的心理忐忑不安。走到外殿的一处过道上，一名之前被买通的当值太监突然走到袁世凯的身边，轻声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
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方寸大乱。所谓的“严惩”，对高官显贵而言是抄家、流放甚至被杀的代名词。他赶紧折返出宫，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稍微清醒后，袁世凯把幕僚、亲信都召来商议对策。情势危急，属下建议袁世凯赶紧乘火车前往经营多年的天津，投靠老部下、现任直隶总督杨士骧。袁世凯听后，立刻简单地收拾行装逃往天津。为防载沣在天津拦截，袁世凯没有在天津火车站下车，提前一站停靠，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让袁世凯做好隐蔽，万不可让人看见。（也有说法是杨士骧怕因祸上身，避而不见。）袁世凯躲在火车上煎熬的时候，杨士骧派亲信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情绪这才稳定下来。
原来，朝廷内反对诛杀袁世凯的力量同样强大。军机大臣奕劻和大学士世续极力为袁世凯开脱，学部侍郎严修冒着极大的危险公开要求载沣收回成命，不被采纳后愤而辞职回籍。最后，张之洞半劝半吓地拉着载沣说：“杀了袁世凯，朝廷控制得住北洋军吗，万一军队叛乱了怎么办？”的确，袁世凯处境凶险的消息传出后，“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个个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载沣还真控制不住豺狼虎豹一般的北洋新军。张之洞趁机说，让袁世凯罢官回籍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便于安抚军心，二来彰显皇恩浩大。载沣这才把杀袁世凯改为罢官。袁世凯的脚不是残疾吗，那就提前退休，回家养伤去吧。
圣旨改过来了，可北京城里找不到袁世凯了。袁大军机失踪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谣言四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了，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了。大学士世续为袁世凯求情成功后，本想连夜去安慰袁世凯，得知他逃往天津后，赶紧给天津挂了长途电话，说：你逃亡是自寻死路，赶紧回来。世续担保朝廷不会严惩袁世凯，没有后续的迫害。
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派人来传递消息，担保袁世凯的安全。袁世凯这才决定立刻回京，预备第二天早晨入朝谢恩，不然怕引起更大的麻烦。张之洞听说袁世凯回来的确切消息后，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袁世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跪接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此时此刻，袁世凯的委屈、不满和愤怒可想而知。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他成绩显著的时候，在他正想进一步作为的时候，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而且被赶回老家。可就算有再多的怨恼，袁世凯还是要谢恩。幕僚代他写谢恩奏折的时候，当中有“属当宪政垂成之时，正值两宫升遐之日”二语。袁世凯对“宪政垂成”四字极为敏感。他和载沣除了私人恩怨，还有政见不同：载沣信奉绝对权力，倾向保守维持，袁世凯是革新和立宪的鼓吹者。敏感时刻，袁世凯怎好在谢恩奏折上再鼓吹“宪政垂成”，他赶紧取笔把这四个字涂去，换以“庶政待理”。
三天之后，袁世凯离开了北京。一般官员不敢前来相送，可依然还有杨度等人在风口浪尖上前来送行。不久，袁世凯一大家子人抵达河南，辗转汲县、辉县，最后选定彰德洹上村定居。此后，袁世凯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两年多。袁系势力也受到清洗：直隶总督杨士骧在袁世凯被排挤后，忧郁异常，当年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因为贪污受贿，被载沣“抓了典型”而遭革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退；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袁世凯培养的或者认同袁世凯革新思路的在朝势力，遭受重创。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在社会上消失，依然是人们心中务实和革新的旗帜，在报纸杂志和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出镜率。有关袁世凯的新闻不断出现在大城市的报纸上，就连未经核实的有关袁世凯的传闻和那张明显“摆拍”出来的袁世凯蓑衣钓鱼的照片，都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头版头条。革新派和西方势力在他隐居期间，一直没有忘记他，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时局越糟糕，人们对袁世凯的同情和期望就越深。
袁世凯在河南乡下隐居期间，表现得醉情田园无所作为，暗地里却与旧部以及北京、天津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当时还十分罕见的电报设备，在袁世凯的乡间居所就有一部。徐世昌、冯国璋等旧部还专程去乡间听袁世凯传授机宜。对于袁世凯说，也许在受载沣迫害之前尚且是清朝的忠臣，起码没有暴露出不臣的举动，侥幸存命后逐渐与清王朝离心离德了。在满汉矛盾紧张时刻，袁世凯被罢官难免在朝野汉族官吏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变化。
载沣斥退袁世凯，没有收到消灭仇家政敌的目的，反而助长了袁世凯在渴望变革的人群心中的影响和在西方势力脑中的分量，失败至极。
载沣下了一步臭棋。
载沣主政，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继续推动“新政”。
所谓的“新政”是相对于传统王朝的政策而言的。清朝面临着传统王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一只脚踏进了近代另一只脚还踩在古代。一方面，王朝末世的内忧外患、财政窘迫、权贵无能、政治黑暗，清朝都遇到了；另一方面，近代的器物、制度、思想乃至社会形态，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扑面而来。后者既是对清朝的严峻挑战，也给清朝提供了硕大的历史机遇，一个近代化的机遇，一个运用近代资源实现社会进步和王朝长治久安的良机。
八国联军用刺刀强迫清廷完全屈服的同时，清廷也在思想上被迫接受西方压倒东方的事实，承认西方列强的优越与进步。之前清朝体制内部人士开眼看世界也好，洋务运动也好，都是坚持中国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学习西方器物的皮毛。1901年后，中国从上到下承认西方的进步是全方位的进步，要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慈禧太后高调宣布要奉行新政，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化解内外矛盾，维持统治。之后，新政在全国铺开，走得比慈禧太后亲手镇压的戊戌变法想走的还要远。
首先是清朝在外交制度和国际法上向西方靠拢——虽然这是被迫的；接着在国内“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奉行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被更改，清廷鼓励工商业，尤其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制定了专门的商业法律，消除了部分障碍。国内掀起了一股官办和商办企业的高潮。1911年，中国的商税超过了20700万两，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经济改革的成效。在教育上，科举制度于1905年在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合奏请下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推广的新式教育体制，朝廷并鼓励留学，对“海龟”人士量才录用。在社会领域，清廷进行了内政改革，设置巡警，改革司法。原先一本《大清律》囊括一切的局面被各种专业的法律所分割，并起码在审判程序上做到公平公正，让监狱看起来不再像是地狱。
改革，在中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清政府的最后十年在重重阻难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座座近代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拔地而起；一座座矿山、工厂、码头和车站得到了开发。中国社会出现了些许宽容、自由和发展的空气。1902年清廷发出上谕，劝诫女子不要缠足。同年开放满汉通婚的禁令，随后对汉人开放了原先只能由满人担任的职位如将军和都统等。对于满族人被封固在某地只能驻防不能从事其他生产的“驻防制度”，清政府也废除了，授予旗人土地，责令耕种，让普通旗人们自谋生计。满人人关后驻防在各地，两百多年来世代为兵，大多数人连满语都不会说，和汉人已无区别。清政府破除满汉隔阂，对缓和社会矛盾大有益处。1906年，清廷下令禁烟，还派出使臣与英国交涉禁止输入鸦片事宜。1909年，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会，中国的禁烟运动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在经济和社会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清朝对传统的内阁和六部官制进行了改革。虽然袁世凯等人倡导的废除军机处，施行责任内阁的主张被慈禧太后否决，但原来的六部被彻底重组，并裁撤了部分中央和地方机构——这在官本位现象严重的中国，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邮传部、商部等新衙门纷纷成立，以便与新政相适应，也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
难能可贵的是，清政府在社会、经济改革之后，把变革的矛头对准核心的权力结构，启动了政治改革。在一片立宪声中，1905年清朝大臣满世界考察宪政，1906年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预备立宪”。虽然预备立宪的实质内容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句话，而且预备期长达9年，表明最高统治者不愿意放弃绝对权力，可毕竟国家权力如何构建、如何制约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很多国民热烈地参与权力话题的讨论。慈禧太后在逝世前几个月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在政治改革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一步。
载沣上台的1908年末，新政事业已经进入到第七个年头，政治改革也已经开启了长达3年之久了。容易改革的、能改的，都改革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被隐藏的问题和新冒出的问题也都粉墨登场了。整个改革进程进入到最为关键、也最艰难的阶段。
问题的根源和改革的焦点都指向专制皇权，专制政体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改革派认为要破除专制政体，皇权自实现我限制，希望仿效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新政到底是王朝复兴的机会，还是将王朝推人覆灭深渊的凶手，就要看载沣等人怎么做了。
非常遗憾，载沣虽然有出洋经历，却对世界局势和洋务蒙昧不通。
溥仪回忆说父亲载沣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可他对新事物的态度也只是停留在不排斥的阶段，要他采用、推广新事物、新制度就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一次，太福晋患乳疮，请中医总不见好，载沣就听从兄弟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府上上下下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载沣吓坏了，忙问翻译道：“这、这、这干什么？烧老太太？”载洵看他这样外行，忙对翻译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因为载沣不同意，医生留下药就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载沣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封未动，根本没给老太太敷过。同样，载沣对新政的理解也很浅薄，只是把它看作是慈禧既定的大政方针而已，照办就是了，至于如何把新政办好、如何创新，全然无知。
改革已经触及了核心权力结构问题，载沣等人却还在固执追逐绝对权力的政治理念。宪政的许多事务，比如国会、宪法和选举等，在载沣看来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目的都要保持天赋皇权万世不变。载沣继续推进慈禧开启的新政改革，不紧不慢地推动着，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载沣集团也承认国事糜烂，必须变革，而变革必然要放弃部分既得利益，对新兴力量甚至敌人妥协；另一方面，他们不肯妥协退让，不肯将祖宗流传下来的权力、制度和政权付诸茫然不确定的变革洪流中。他们觉得可以妥协的内容，之前已经被慈禧做了，留下来的他们不愿意妥协。比如，他们觉得慈禧已经把消除满汉隔阂的改革都已经做了，至于剩下来的彻底废除八旗军队在全国要塞和重要城市的驻防、完全取消满族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是不能碰的内容。也就是说，载沣集团守护着改革的硬骨头，自己不去碰也不希望别人碰。改革进入了蹒跚徘徊阶段。
慈禧在启动新政改革的时候，曾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多好的一句话啊！之后的改革表明，“例”倒是不断被破掉了，但“私”字一直存在满族亲贵的脑海中。
除了晚清末代统治阶层的顽固、保守外，新政改革还有两大硬伤。
首先，成功的政革必须是可控的，不能成为脱缰野马。遗憾的是，1901年开始的新政，是澂烈的全面改革。清王朝在保守了几个世纪后，同时由于近代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政治权威极速衰落的情况下，突然走上了澂烈的全面改革道路，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法制和官职等各种改革齐头并进，新旧矛盾像火山熔岩喷发一般暴露了出来。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不具备控制这场大变革的能力。这就像一条漏洞百出的航船，一边在茫茫深海中航行一边进行大刀阔斧的整修，不断出现新的裂缝和漏洞。所以说，大刀阔斧的整修是不明智的——但是不大修又不行，这是晚清政府主导改革的悖论所在。
载沣等人的集权思路，让晚清新政企图将久已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扭转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开始的地方壮大中央衰落的局面。比如载涛管理的军谘府剥夺了地方督抚的调兵权，练兵处收集全国之力编练北洋新军。又比如载泽掌握财权后推行两大政策：一是在各省设监理财政官，尽夺当地布政使的财权；一是在北京设立盐政处，尽夺各地盐政盐运使之权。政策的本意是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为中央谋财，可无端助长了朝廷和地方的矛盾，让原本就不和谐的中央地方关系紧张了起来。
再比如官制改革中的设立责任内阁，虽然废除了每部各有一套满汉班子的制度，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但新设立的十一个部众，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小了。朝廷本意可能是想改变满轻汉重的局面，结果是澂起了汉族官员的不满。
其次，改革必须让多数人受惠。一个剥夺百姓来推进的改革势必不能长久。不幸的是，清政府是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国家衰微至极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战争赔款和日常开支就让它喘不过气来了，新政所需的费用只能靠向老百姓征收额外的苛捐杂税来筹集。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兴起的厘卡制度，不仅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以前所没有的，也是清末新政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如袁世凯督抚直隶期间规定“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新政成了套在老百姓头上的一条新的紧箍咒——尽管它的长远效果对老百姓是有益的。
多数情况下，钱成了新政推进缓慢的主要因素。为了推进新政，更为了维持统治，新旧官府一心向“钱”。比如商部原为扶持工商业的衙门，有人愤而指出：“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日开统捐，即日加关税，不日劝募绅富慨助巨金，即日招来南洋巨贾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吾市井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自有商部，而吾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商部变成了向商铺和工厂强行摊牌、捐款的衙门，学部成了向学生和家长征收额外捐税的部门，于是各地涌现的百姓抗捐抗税、冲击新式学堂的行为也就有了合理解释。
在看似轰轰烈烈的清末新政中，占据人口90以上的农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于新思想毫无认识，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状态感触尤深。人口的增长导致资源供给更加紧张，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国内官府压迫和外国势力侵入使得农村旧秩序正在消退，农民们渴望在动荡中寻得安定的新秩序。新政并没有带来新的秩序，带来的只有新的负担。
没有人给广大农民在残酷的现实中提供生活的避风港，他们就等着陈胜吴广来挑头揭竿而起了。同样，占城市人口多数的贫民，也和广大农民一样，没有分享到新政的雨露，只看到多一项新政就多一重压迫。于是，人们对新政的反感就被体制外力量所利用，成了攻击新政的理由。
比如1909年1月，清政府计划进行全国人口普查。这是预备立宪的需要。从技术层面来说，人口统计是推行选举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很有必要。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普通老百姓理解清朝此举是清查“黑户”，是增加赋税的前奏。各地出现了抵制人口普查的骚动。
总之，新政对清王朝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是它的救命稻草，也可能是它的催命咒符。从晚清的实践来看，新政的作用是后者。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指出：“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这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清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清政府的衰亡不是利用小修小补的新政可以轻易拯救或者衰亡的。载沣等人要想复兴祖宗基业，必须对王朝进行伤筋动骨的深度“新政”，遗憾的是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
普通老百姓可不管你是新政还是旧把戏，他们关心的是日子怎么过下去、能不能过下去。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到1910年前后，清朝建立已经超过270年了，评书和演义中的朝廷兴亡让他们知道，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