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医学也不例外。而说到唐朝的医学成就，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和他的医学代表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孙思邈生活的年代跨越隋、唐两朝，他十八岁开始学医，二十岁开始为人治病。孙思邈医德高尚，认为医生唯一的职责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对其他“无欲无求”；对于病人，无论贫富老幼、怨亲善友，都要一视同仁，无论风雨寒暑，饥渴疲劳，都要有求必应。这是中国最早的医德思想，孙思邈因此被西方尊称为“医学论之父”，视作与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齐名的世界三大医德名人之一。孙思邈不仅医德高尚，医术更是高明，他终生致力于临床医学研究，精通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并重视药物研究，曾亲自到峨眉山、终南山、太白山等地，一边行医一边采药，人称“药王”。
在长达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深觉古代医方的数量繁多，分类混乱，检索困难。为此，他博览群书，收集古方，系统总结了唐朝之前的医药学成就，并与自己的临床经验结合，完成了传世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二者合称为《千金方》。孙思邈认为，人的生命贵于千金，一个能救人性命的处方价值更在千金之上，因此以“千金”作为书名。
其中，《千金要方》全称《备急千金要方》，大约成书于公元652年。全书共计三十卷，系统总结了唐朝初期以前的医学成就。第一卷是总论，内容包括医德、中药、制药等，为中医伦理学打下了基础。其后各卷分别论述了临床各科的辨证施治，包括妇科两卷、儿科一卷、五官科一卷、内科十五卷、外科三卷、解毒急救两卷、食治养生两卷、脉学一卷、针灸两卷，共计五千三百个处方。书中对妇科、儿科的论述，为宋朝妇科和儿科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内科中有十卷是按照各个脏腑分别加以论述，类似于现代医学的分类，而且其中有不少主张在当时相当先进，比如指出霍乱的起因是饮食，飞尸鬼疰（类似于肺结核）是一种肺脏疾病等。孙思邈还在其中记录了消渴症（糖尿病）是能够治愈的，说消渴症的起因与复发的原因都是“不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若能反其道而行之，就能治愈。而书中对针灸科的论述，也使得针灸取穴操作起来更加准确。
《千金翼方》约成书于公元682年，是为了补充《千金要方》的不足的，所以取名为“翼方”。全书共三十卷，两千九百个处方，包括药物四卷、妇科两卷、伤寒两卷、儿科一卷、养生长寿四卷、中风及十二种杂症十卷、针灸三卷、禁经两卷（即包含心理治疗方法的道教咒语）。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作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为后世医学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并流传到国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非专业人士这两部著作，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可以有选择地，如对医德等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细读，其余部分略读。
39房玄龄等《晋书》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修史，曾表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意即史书的作用非常重大。为此，他在位期间开始设馆修史，中国现存的“二十四史”中有六部都是他在位时修成的，《晋书》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
《晋书》由房玄龄、李淳风等二十一人合作编撰而成，记录了从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到东晋最后一位皇帝恭帝被废，大约两个世纪的历史。在《晋书》问世之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二十一种晋史，有三种已经失传，传世的还有十八种。但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于是在贞观二十年下诏修《晋书》。
从贞观二十年到贞观二十二年，《晋书》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修成了。期间有二十一人参与其中，包括房玄龄、褚遂良和许敬宗三位监修，拟订修史体例的敬播，修撰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的李淳风，以及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等十六人。这些作者全都留下了姓名，这在中国历朝的官方修史工作中是很罕见的。
在修撰过程中，这些参与者以南朝齐臧荣绪的《晋书》为蓝本，参考其余各家的晋史与相关资料，“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最终成书的《晋书》共计一百三十二卷，包括帝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志二十卷，以及叙例、目录各一卷。叙例、目录已经失传，现存一百三十卷。
《晋书》中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帝纪是全书的总纲。列传中的人物则以时间为序，类别为辅，描摹出了一幅晋朝历史活动的画卷。而为了使内容更加丰富、详细，帝纪和列传部分还收录了大量诏令、奏疏、书札、文章，如《江统传》中收录了《徙戎论》，《温峤传》中收录了《奏军国要务七条》，《郭璞传》中收录了《刑狱疏》，《李重传》中收录了《论九品中正制》，《裴传》中收录了《崇有论》，《阮瞻传》中收录了《无鬼论》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文献，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载记是《晋书》首创的一种纪传体史书体例，记录了晋朝年间由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政权的历史。这一方面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很好地解决了中原皇朝和各少数民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为后世史家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全面展现了晋朝的历史面貌。此前出现的晋史都没有对十六国历史的专门记述，因此《晋书》便成了研究十六国历史的关键资料。而其中只称十六国政权为“僭伪”，也就是非正统的王朝政权，没有华夷之分，展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如此胸襟，令人叹服。
书中的“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类目齐全，内容丰富。其中，《食货志》和《刑法志》兼顾此前的三国时期，《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志”的部分都存在不足，《晋书》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比如其中记述了“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等内容，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后世研究三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编撰“十志”的多是当时有名的专家，因此水准都比较高，尤其是由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道学家李淳风编撰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三志，历来为人所称道。
此外，唐太宗还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和《武帝纪》等写了四篇史论，称为“御撰”。唐太宗在位期间修了六部史书，除《晋书》外，还有《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但他只为《晋书》作了史论，这主要是因为晋朝的历史对唐朝颇具借鉴意义。西晋结束了三国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但这种统一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的长期对立就开始了。在这几篇史论中，李世民指出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等不足，虽未触及根本，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些借鉴。同样是为了引以为鉴，书中在记述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对百姓的残害时也相当客观，少有粉饰，这在中国古代是十分难得的。
由于《晋书》的编撰者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家和学者，文笔上佳，使得书中语言简洁生动，错落有致，首尾呼应，特别是在描摹历史人物时十分传神，有很高的可读性。
自问世以来，《晋书》便广受欢迎，成了影响最大的晋朝史书，“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要了解晋朝的历史，《晋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晋书》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史料的取舍方面不够严谨。修《晋书》时，可供参考的史料相当丰富，但编撰者却没有充分利用，除臧荣绪版的《晋书》外，其余史料都只当作参考，导致书中很多记载与史实不符，清朝张曾在《读史举正》中罗列了《晋书》中多达四百五十余条谬误。但在文字雕琢方面，编撰者却花费了大量精力。唐朝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批评其不分主次，一味追求辞藻华丽，却不重视史料的甄别选取，是比较中肯的。又如书中收录了很多荒诞的内容，甚至包括像《搜神记》和《幽明录》等志怪中的荒诞说法，如人在下葬十多年后又开棺复活的情况。这种内容如果出现在中当然没问题，但出现在正史中却着实不应该，《晋书》时一定要留意这点。
40魏征等《隋书》
隋朝只经过了两个朝代就灭亡了，只维持了短短三十余年。为借鉴隋亡的教训，唐朝初年，朝廷就命人开始修撰隋朝历史，即《隋书》。《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现存最早的隋朝历史著作，由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合力修撰而成。
修撰《隋书》的工作从唐高祖在位时就开始了。唐高祖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大臣令狐德棻提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的历史。唐高祖采纳了这一提议，于第二年开始命史臣修史。然而，经过数年的努力，依然没能成书。到了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魏征主持五朝历史的修撰工作，兼任《隋书》的主编。同时参与《隋书》修撰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部分，和梁、陈、北齐、北周四朝的史书同时完成；贞观十五年又开始修撰书中的史志部分，在长孙无忌的监修下，最终在唐高宗显庆元年，即公元656年修完全书，前前后后总共经历三十五年。
成书后的《隋书》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共计八十五卷。《隋书》名列“二十四史”之一，是其中水准较高的一部。修撰者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如颜师古是有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都名列“唐十八学士”；修撰天文、律历部分的李淳风是有名的天文学家等，这样一批精英共同保证了《隋书》的质量。此外，由于当时距离隋朝灭亡的时间很近，还有大量一手史料可供利用，另有不少隋朝遗老依然在世，修撰者如有疑问可以直接向他们询问，而修撰者中也有几位曾在隋朝生活过，这些都增强了《隋书》的准确性。
而作为《隋书》成书的主要功臣，魏征和唐太宗也都十分尊重史实，整部书中少有曲笔、隐讳。唐太宗曾亲自参与灭隋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登基之后，他经常说起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应“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因此，他在下令修撰《隋书》时，“以史为鉴”便成了主要目标。主编魏征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曾上书唐太宗：“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为此，《隋书》中详细记述了隋朝是怎样灭亡的，包括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朝廷上下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及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等。在品评人物时，《隋书》也少有隐讳，对隋文帝的刻薄专断、不悦诗书，隋炀帝的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状况都据实描绘。书中提到的一些隋朝大臣后来成了唐臣，有些当时还在世，但《隋书》对他们及其亲朋好友在隋朝的所作所为同样没有做出半分伪饰。比如虞世南，他先后在陈朝、隋朝、唐朝为官，唐贞观十二年才去世，死后获赠吏部尚书，并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可他的哥哥虞世基却是隋朝有名的奸臣，《隋书》中将虞世基的恶行一五一十记录下来，丝毫不避忌彼时尚在人世的虞世南。
此外，《隋书》还有一大优点，便是保留了大量史料。书中的史志部分以三十卷的篇幅记录了隋朝以及梁、陈、北齐、北周乃至汉魏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状况，如《律历志》和《天文志》总结了南北朝到隋朝的天文学成就；《地理志》记录了南北朝到隋朝的建制沿革；《食货志》记录了东晋以来的等级制度和货币制度；《经籍志》记录了从汉朝到隋朝中国书籍的存亡和学术的演变，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并将书籍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为后世的四部图书分类打下了基础。
不过，《隋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碍于房玄龄的宰相身份，将其官职卑微的父亲房彦谦收入列传；又如因史料不足，导致部分章节内容空洞。但这些缺陷毕竟是微小的，总体说来，《隋书》仍是一部水准颇高的史书，非常适合那些想了解隋朝历史的读者。
41刘知几《史通》
中国史学最早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年间，司马迁借助《史记》建立了完整的史学体系和创作形式。然而，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却直到唐朝才问世，这便是《史通》，由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编撰而成，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唐高宗年间，刘知几出生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一个官宦世家。他家是书香门第，在家庭的影响下，刘知几自幼就对史学很感兴趣。十九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后来担任史官，与李峤等人修撰了《唐书》八十卷，并修撰了其余几部史书。公元708年，四十七岁的刘知几辞去官职，潜心编撰《史通》，耗时三年，终于完成。
成书后的《史通》原本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可惜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年间已经失传，全书现存四十九篇，另有作为全书序文的《序录》一篇。书中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史学源流。内篇开篇就总结了唐朝之前的中国史学源流，将史学分成“六家”、“二体”。所谓“六家”就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和汉书家；所谓“二体”就是纪传体和编年体。书中分别论述了“六家”和“二体”的优缺点。其次是史官制度。记录了中国历朝史官监制的沿革与史官的职责。
第三是历史编纂学，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料搜集、鉴定等，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在编纂体例上，以纪传体的体例为主要论述对象，另外还论述了编年体体例。在编纂方法上，论述了叙事、言语、题目、模拟、书法、断限、烦省、人物、编次、称谓等十余种问题，有些论述就算放到现在也依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以言语为例，书中主张采用当代语言记录历史，放到今天同样适用。在史料搜集和鉴定上，要求视野广阔，鉴定认真，尽可能避免因援引史料谬误带来的恶劣后果。书中指出史书能不能“劝善惩恶”，关键在于史料是否真实可靠，史料是史学工作的基础所在。至于如何区分史料的真伪，刘知几给出了这样的建议：考察史料是不是合乎自然规律与社会实际，以及是不是自相矛盾。
最后是历史文献学。书中将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文献资料分成两大类：正史和杂史。其中，正史包括先秦的经、传，唐朝之前的纪传史、编年史，还有唐朝的官修诸史；杂史包括十种，分别是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和都邑簿。作者对其逐一进行论述、批判。
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总结了唐朝以前中国史学的所有问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堪称当时中国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要了解中国史学，这是不可错过的一部佳作。但这部佳作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贬低农民起义等，时不要被误导。
42韩愈《昌黎先生集》
唐宋文坛有“八大家”，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更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道合一，以道作为文的内容，主张学习古文应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文从字顺”，积极创新，这些为唐朝散文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
韩愈著有诗文集《昌黎先生集》，因他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书中收录了他的很多散文代表作，其中最具知名度的要数两篇说理文《马说》和《师说》。
《马说》创作于韩愈初入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时期。文章通篇都在说千里马，看似是一篇寓言，实际却是以马喻人，讨论了当时的人才问题。第一段开篇就说明由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很多千里马都被埋没了，“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第二段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千里马落到愚昧的喂马者手中，“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作者仍觉得不够，在最后一段做出了更深刻的刻画，“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末尾点名主题：“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也就是说，世上不是没有千里马，而是这些人根本不识千里马。全文语言凝练，层层递进，最后达到高潮，表达了作者对人才惨遭埋没的强烈愤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师说》是韩愈写给自己的学生李蟠的，文章末尾说：“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其中的“古道”是指从师学习。这篇文章表面是为李蟠而写，实际却是借此机会，批判当时的士大夫自视身份高贵，不愿从师学习，甚至嘲笑别人从师学习的不良风气，倡导“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观点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就算放到现在也颇具借鉴价值。
除散文外，韩愈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将散文的章法和句法结构引入诗歌，使得诗歌集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比如《昌黎先生集》中收录的《山石》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诗人游览惠林寺的所见：从黄昏，“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到夜晚，“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再到黎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层次分明，环环相扣，然后点明全诗的主旨：“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应该这样自得其乐，何必要像被套上马缰一样受束缚？整首诗文采铺陈，“以文为诗”，风格壮美，在当时和后世都赢得了很高的评价，清人称其“句烹字炼而无雕琢之迹，缘其于淡中设色，朴处生姿耳”，“不事雕琢，自见精彩，真大家手笔”。
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昌黎先生集》中的诗歌多雄奇怪异，以丑陋可怕的事物为描绘对象。比如描写诗人被贬黜到南方任职，赴任途中和到任以后遭遇恐怖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山高水阔，路途遥远，蛟龙出没，野兽悲嚎，经九死一生后，终于抵达官所，却只见毒蛇遍地，莫说外出，连下床都心惊胆寒。另外，当地还有种能随时置人于死地的蛊药之毒，饮食要十分小心。而腥臊的海气和毒气，也让人不堪忍受。这段对自然环境的描绘，诡异夸张，令读者仿佛置身其间，毛骨悚然。《昌黎先生集》中类似的诗歌还有《石鼓歌》《宿龙宫滩》《永贞行》等，具有韩愈诗歌的鲜明特色。
43李白《李太白集》
在唐朝众多优秀的诗人中，“诗仙”李白堪称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作品集《李太白集》也是唐诗作品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部。
跟很多文人一样，李白在政治方面也相当失意，晚年又遭逢安史之乱，可谓一生坎坷。但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国有句古话叫“著作等身”，用在李白身上再恰当不过，在他六十一年的人生旅途中，他创作的诗歌不计其数，无数佳作流传千古。《李太白集》中收录的不少名篇，如《静夜思》等，家喻户晓，连幼小的孩子都能背诵。
《李太白集》收录的李白作品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绝句、歌行、乐府。
绝句按照每句的字数，可分为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六言绝句很少见，绝大多数都是五言、七言绝句。李白既擅长写五言绝句，又擅长写七言绝句，前者的代表作有《秋浦歌》《静夜思》《独坐敬亭山》等，后者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李白的绝句语言简洁明快，却有丰富的内涵与情感，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回味无穷。以《秋浦歌》为例，这是李白的组诗作品。所谓组诗，就是由展现同一主题的若干首诗组成的一组诗，以相同或相近的格式排列，每首诗都相对完整、独立，同时又跟其余诗存在内部感情联系。《秋浦歌》共十七首，最有名的是第十五首，其中的名句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第一句乍一看难以理解，白发何以会有“三千丈”，看到第二句才豁然开朗，原来是因为愁思，要有多深重的愁思，才能长出三千丈长的白发？诗人的无限愁思就借着这寥寥十个字跃然纸上，如此奇思妙想，真令人啧啧称奇。
歌行是在乐府诗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古代诗歌体裁。李白的歌行作品多带有歌、行、吟、谣等字样，包含了大量佳作，如《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少年行》《玉壶吟》等。李白的歌行句式有长有短，错落有致，节奏鲜明，旋律激昂，感情充沛，雄壮豪迈，潇洒飘逸，如《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诗句，都是流传千古的佳句。
除绝句、歌行外，李白还有大量乐府诗佳作，比如《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等。以《行路难》为例，李白以这个为题目创作了三首诗，最出名的是第一首，写于李白因在官场受到排挤，离开长安之际。开篇写朋友为李白饯行：“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但李白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随即笔锋一转，写到了两位早年不得重用，最终实现政治理想的古人吕尚和伊尹，“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深感前路茫茫、苦闷不堪的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感慨与疑问。坚信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的仕途虽然坎坷，很多时候难免灰心沮丧，在提笔作诗时，先让自己的心情跃然纸上，但在末尾往往能重新鼓起勇气，为自己的诗歌写下一个慷慨激昂的结尾，这使得他的形象迥异于大众心目中那些孱弱的文人墨客。而这跟李白剑客的身份不无关系，李白在剑术方面颇有造诣，是名副其实的侠士，故而他的作品也多有侠士之风，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更具魅力。
除上述三种诗歌外，《李太白集》中还收录了少量李白的律诗。律诗是唐朝开始流行的一种诗歌体裁，对格律要求非常严格，分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律（即长篇律诗）。李白的律诗代表作有《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等，也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李白是个不世出的天才诗人，即便称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不为过，若读诗，焉能不读李白？
44杜甫《杜工部集》
唐朝诗人虽多，但能跟“诗仙”李白齐名的，只有被世人尊称为“诗圣”的杜甫。他的作品集《杜工部集》，真实地再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这部书因杜甫曾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而得名，其中收录了杜甫生平创作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
杜甫的人生经历异常坎坷，虽然满腹才华，却两度在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但他依然一心想要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入仕之前，杜甫长年滞留在长安，看尽民间疾苦和社会黑暗，这为他之后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杜甫终于因诗歌才华被赏识做了个小官，但人到中年时又遭逢安史之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弃官。他晚年在西南各地漂泊，疾病缠身，穷困潦倒，五十九岁那年不幸病逝。
这样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和题材。杜甫的诗歌以沉郁顿挫为主要风格，感情悲慨、博大、深厚，表达起伏跌宕、低回往复。而其诗作题材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史诗般厚重，因此赢得了“诗史”的美誉。在《杜工部集》中，跟“诗史”二字最为契合的作品当属其古体诗“三吏”“三别”。古体诗是仿照古诗创作的一种诗歌，形式相对自由，不受格律束缚，一般有五言诗和七言诗两种。杜甫在古体诗的写作方面成就极高，“三吏”“三别”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三吏”包括《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新安吏》描述了军队抓壮丁，导致百姓骨肉分离的悲惨场景，揭示了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巨大痛苦，并对百姓进行了劝慰，展现了诗人对统治者尽快平息叛乱、振兴国力的期待。
同样是写抓壮丁，《石壕吏》的内容更加残酷、黑暗。官差趁夜深人静到石壕村抓壮丁，一户人家里的三个精壮男丁都被抓走了，“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家里只剩下了儿媳和嗷嗷待哺的孩子，以及一对老夫妇；“老翁逾墙走”，官差竟连老妇都不放过，将其抓去服役；“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是怎样的凄凉与绝望！
《潼关吏》有别于前二者，借潼关吏之口描绘了潼关天险，表达了诗人对当初潼关之战官军失利的遗憾，希望守关将士吸取教训，利用好潼关的天险，保卫都城长安。
“三别”包括《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新婚别》模拟一个刚刚结婚的女子的口吻，说她第一天结婚，第二天丈夫就要赶赴前线，保家卫国，“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她心痛如刀绞，却强压下悲痛，鼓励丈夫为国尽忠，“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同时立誓会对爱情至死不渝，“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杜甫在这首诗中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新妇形象，精雕细琢，入木三分，将人民面对战争的复杂心理和战争带给人民的巨大不幸，揭露得淋漓尽致。
《垂老别》描述了一名老翁在子孙都在战场上牺牲后，告别妻子，前往前线参军的悲剧性场景。“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生离死别让老妇悲痛欲绝，“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老翁明知这是死别，还是怜惜她的饥寒，“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老妇明知他此行必然不会再回来了，还是劝他多吃些饭，“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读来令人断肠。
《无家别》讲述了一个战败后回乡的军人，在家乡看到一片凋敝景象时的慨叹。诗人借着对景、物、事的描述，展现了沉痛哀婉的感情，最后发出了“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感叹，即人活在世上却无家可归，这老百姓还怎么当？听起来悲凉、无奈，却打动人心。
除古体诗外，《杜工部集》还收录了大量律诗，在这方面，杜甫同样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代表作有《登高》《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杜甫的律诗精于炼字炼句，正可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留下了很多传世佳句，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等。
45孟浩然《孟浩然集》
中国的山水田园诗继东晋的谢灵运和陶渊明后，在唐朝又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孟浩然集》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这部唐朝诗人孟浩然的诗集，由唐朝人王士源编辑而成，收录了孟浩然生平创作的二百一十八首诗歌。
孟浩然是唐朝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与该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王维并称为“王孟”。盛唐年间，孟浩然出生于湖北襄阳一个富裕的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文采斐然。年轻时，他隐居读书，后来进入官场，奈何仕途坎坷，最终又回归山水，以隐士身份度过一生，这种相对简单的人生经历导致孟浩然的诗歌创作题材也相对单一。《孟浩然集》中多是五言短诗，多以山水田园、隐居逸兴、羁旅行役为主题，但在艺术方面却颇具造诣，尤其善于发掘自然与生活之美，感受真切，语言不事雕琢，清新自然。
比如山水田园诗代表作《过故人庄》，写诗人应朋友邀请，到其家中做客，两人对着美丽的田园风光把酒言欢，最后相约重阳节再聚。整首诗看似平淡无奇却韵味无穷，描摹出一幅淳朴、优美的田园风光画，实现了景、事、情的完美结合，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言：“语淡而味终不薄。”
又如《夏日南亭怀辛大》，前四句描绘了诗人夏夜乘凉的闲情适意：“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这首诗从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多个方面，描绘出诗人纳凉的闲适感受，后四句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怀念：“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整首诗写景细致入微，写情真挚自然，浑然一体，充满意蕴。
再如描写羁旅行役的《宿建德江》，孟浩然喜欢泛舟出游，这首诗就写于他出游期间。前两句写诗人将小船停靠在烟雾弥漫的建德江边，因日暮涌出愁思：“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这是触景生情，随后又转入借景抒情：“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写宇宙如此广袤宁静，有明月相伴，心中的愁苦似乎也得到了慰藉。整首诗淡雅别致，含蓄委婉，颇具特色。
孟浩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他的诗歌也很少牵涉大多数中国文人都会有的政治抱负，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他早期所写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当时，孟浩然正想结束隐居生活，求取官职，希望张丞相能为自己引荐。关于这个张丞相的身份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说是张九龄，也有人说是张说。诗中前四句描绘了洞庭湖壮丽恢宏的景色：“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后四句借用比喻和典故，表示自己有心入仕，希望得到张丞相举荐：“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诗采用了《诗经》中常用的比兴手法，托物言志。虽是向人求助却端庄得体，不卑不亢，不落俗套，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此外，《孟浩然集》中还收录了诸如《春晓》《秋登万山寄张五》《夜归鹿门歌》等诗歌佳作，十分值得一读。不过，整体而言，孟浩然的诗歌成就并不及同属于山水田园派诗人的王维，尽管孟浩然才是唐朝这一派的创始人。这一来是因为孟浩然的才华天分在王维之下，二来也是因为孟浩然的人生经历太过简单，而写作需要丰富的阅历，否则很难达到顶尖水准。
46王维《王摩诘文集》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王摩诘文集》，这是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的作品集，因王维字摩诘而得名。
王维出生于武则天在位时，二十岁便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当时正值开元九年，唐朝国力兴盛，王维满心壮志，想要在政坛创出一番作为。可惜世事不如人意，他在官场并不得意，满心的报国之志也日渐消减，后来甚至过上了半官半隐居的生活。王维晚年时，安史之乱爆发，王维被叛军俘虏，被迫做了伪官。安史之乱平息后，他险些被朝廷诛杀。幸而他曾在战乱期间写过思慕天子的诗，又有担当刑部侍郎的弟弟从旁求情，最终只是被贬官。此后，王维渐渐升职，最后升任尚书右丞。不过，他的兴趣已经不在做官上了，而是将大量精力都用于参禅悟道。这样的人生经历对王维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他的诗歌多以描绘山水田园风光、展现自己宁静淡泊的心境或隐逸思想的山水田园诗为主。
北宋文豪苏轼曾评价王维的诗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便是王维山水田园诗最突出的特色，无论是描绘名山大川还是小桥流水，王维都能做到诗情与画意的完美融合，读者读这些诗，就犹如在看一幅优美的画作。
比如他的代表作《竹里馆》，这是他晚年隐居期间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全诗只有短短二十个字，描绘了幽居山林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整首诗用词简单、纯朴、清丽，既写景又抒情，既写静又写动，相映成趣，描绘了一幅雅致脱俗的画面，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淡泊与平和。
又如在《山居秋暝》中，作者描绘了黄昏时秋雨初晴后，山村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当地人闲逸的生活。“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芒、石上清泉的水声、归家浣女的喧哗、渔船穿越荷塘的动景融为一体，俨然是一幅美丽清新的山水画。而末尾两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又表达出诗人想要远离官场，隐居在这世外桃源般的世界的志向。
盛唐时期，诗坛有两大诗派，一是山水田园诗派，二是边塞诗派。王维虽是前者的领军人物，却也创作了一些成就颇高的边塞诗，均收录在他的文集中。这些诗多写于他早年壮志未消之际，其中的代表作有《使至塞上》《观猎》《老将行》等。王维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的特色，在部分边塞诗中也有所展现，如《使至塞上》中写大漠风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寥寥十字，已描绘出了一幅苍凉壮阔的大漠景色图。
此外，王维还有一些赠答诗和描绘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诗，也都十分脍炙人口。比如赠别友人的《送元二使安西》，末尾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传诵千载。又比如写游子思乡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开头两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直到现在依然能让游子心中产生巨大的共鸣，因此被全球各地的华人推崇，成为他们表达思乡之情使用频率最高的诗句。再比如借咏物寄托相思之情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整首诗语言明白如话，表达的情感却含蓄委婉，情真意切，被后世广为传唱。
在诗才辈出的唐朝，王维绝对不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但却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他清新脱俗的诗风，宛如唐诗中的一股清泉，让人读之忘俗。
47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唐朝有三位最伟大的诗人，除了之前说过的李白、杜甫外，还有白居易。他的作品集名为《白氏长庆集》，因其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辑成书而得名。这本书与李白的《李太白集》、杜甫的《杜工部集》一样，是唐诗的必读佳作。
白居易生活于中唐时期，早年间对政治充满热忱，频繁上书言事，并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为数众多的讽喻诗。后来，他因在政治斗争中受排挤，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白居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昔日的“兼济天下”转为“独善其身”，因此创作了很多闲适诗。
《白氏长庆集》总共收录了两千八百多首诗，分成四种类型，除已经提到的讽喻诗、闲适诗外，还有感伤诗、杂律诗两大类。
讽喻诗是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共计一百七十多首，多创作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前，主要有两种题材：一是反映底层百姓痛苦的生活，二是揭露上层社会的腐败和欺凌百姓的恶行。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
《新乐府》是仿照汉朝的民间歌谣乐府创作的，五十首中最出名的当数批判“宫市”抢掠百姓财物恶行的《卖炭翁》。白居易一直在作品语言的通俗易懂方面相当重视，《卖炭翁》也不例外。初读者几乎无需任何注释，就能顺畅地理解全文：一个卖炭老翁含辛茹苦地砍柴烧炭，天不亮就用牛车拉着木炭，想去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可惜还未到市场，就有两个宦官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强行换走了他满满的一车炭。全诗就终结于此，没有像《新乐府》其余很多篇章那样“卒章显其志”，但这种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的表现手法却更有力度，更加含蓄深沉，发人深省。另外，控诉战争带给百姓的痛苦的《新丰折臂翁》，讽刺官员为讨好皇帝、残酷压榨百姓的《红线毯》，也都是《新乐府》中的名篇。
《秦中吟》十首中每一首都有一个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的主题，比如《议婚》批判了时人结婚只看重门第，攀高结富，使得贫苦人家的女儿难以出嫁；《重赋》批判了地方官员以向皇帝进贡的名义，巧立名目，搜刮百姓钱财；《伤宅》批判了权贵大兴土木，建造园林，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轻肥》极力描绘了当时的宦官生活豪奢，与此同时，“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用强烈的对比深刻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
闲适诗的创始人是陶渊明，白居易又将这类诗的创作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并提出了明确的闲适诗理论：闲适诗是讽喻诗的补充。讽喻诗志在“兼济天下”，完全不涉及个人的情感和需求；闲适诗则志在“独善其身”，开始考虑个人情感需求。讽喻诗表达了诗人的政治愿望，带有理想成分；闲适诗却不考虑诗歌的社会价值，只注重其能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心灵超越。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语言浅近平易、情感悠闲洒脱的闲适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很多他的闲适诗代表作，如《题浔阳楼》《大林寺桃花》等。
感伤诗，顾名思义，是一种描绘世间悲欢离合的诗，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负盛名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主题。白居易在其作中一反常规，运用了很多想象与虚构手法，并将叙事、抒情、写景融合在一起，或将人物的感情倾注在景物中，或用人物对景物的感受展现其感情，形成了回环往复的抒情，将人物的感情展现得细腻、丰富，更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这首诗对后世的很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元朝白朴的《梧桐雨》、清初洪升的《长生殿》等。而《长恨歌》中的很多诗句，比如“天生丽质难自弃”，“回眸一笑百媚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
《琵琶行》创作于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期间，诗人通过描述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巧和不幸遭遇，表达了自己跟琵琶女一样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其中对琵琶女演奏技巧的展现，是整首诗最精彩的部分，像“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等诗句，此后被广泛流传。而诗人感叹自己与琵琶女同一命运的两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是家喻户晓。
除上述三类诗外，《白氏长庆集》中还收录了一些杂律诗，即各种律诗。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写道：“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白氏长庆集》中杂律诗的数量是最多的，超过了其余三种类型。其中多是抒情山水小诗，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便写出了景物的盎然生机，比如在《钱塘湖春行》中，“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两句，清新自然，极富情趣。另有部分以抒发政治苦闷为主题的杂律诗，如《洞中蝙蝠》。据说，这是白居易在晚年游嵩山时，看见洞窟中的蝙蝠，即兴创作的一首诗。其中写千年变成蝙蝠成精的老鼠，只要躲在洞窟中就能避开罗网，保得自己的一生平安，可是这样躲躲藏藏过一辈子又有什么意思呢？诗人借蝙蝠暗喻自己，可见他虽然远离朝堂，却依然心有不甘。
白居易在世时，他的诗歌便在国内广为流传，从宫廷到民间随处可见，甚至漂洋过海传到日本，得到了人们很高的评价。而后世很多文人，如陆龟蒙、梅尧臣、苏轼、陆游等的艺术创作也都深受其影响。
48柳宗元《河东先生集》
唐朝一朝诗歌极为繁盛，与此同时，散文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除了之前提过的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外，名列“唐宋八大家”第二位的柳宗元也是唐朝的散文大家。他的作品集名为《河东先生集》，因他祖籍是河东郡（现在山西运城永济），所以人称之为“柳河东”“河东先生”。
柳宗元出生于安史之乱过后，当时唐朝国力已经衰落，朝政腐败，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曾到各地为官，柳宗元跟随父亲宦游，对社会现状有了直观而深切的了解。柳宗元才华出众，二十岁时便考中了进士。为官期间，他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渐萌生了改革的念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唐顺宗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等人实施改革，史称“永贞革新”，时年三十二岁的柳宗元也参与其中，可惜改革只持续了一百八十多天便在保守派的反对下宣告失败。唐顺宗被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即唐宪宗。此后，改革派的中坚力量不是被赐死，就是被贬黜。柳宗元也因此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在永州一待就是十年，他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就创作于这段时期。此后，柳宗元一直得不到重用，最终在任柳州刺史时病逝，终年只有四十六岁。
《河东先生集》是由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编辑而成的，全书共四十五卷，收录了柳宗元生平创作的诗歌、寓言、传记、论说、游记等五百四十多篇。其中诗歌过百首，语言纯朴、自然，风格清新、雅致，意味悠长，比如脍炙人口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全诗仅用寥寥二十字便描摹出了一幅江天雪景图，精雕细琢，清晰明朗，意境幽僻，令人拍案叫绝。又如《渔翁》，这首诗写于柳宗元被贬黜到永州期间，诗中描绘了隐居于山水之间的渔翁的日常生活，诗人借此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志趣，寻求超脱。整首诗描绘出一幅充满色彩与动感、奇妙飘逸的风景画：“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读起来令人心旷神怡。
柳宗元主要的文学成就不是诗，而是文。《河东先生集》收录的文中，最具特色的要数寓言。柳宗元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古书的传统，将各类动物拟人化，借此表达某种哲理或是政见，极具幽默讽刺效果。
比如《黔之驴》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黔地原本没有驴，有好事者用船运来一头驴，放到山脚下。老虎见驴体型庞大，不知是什么东西，对它十分畏惧，只敢躲在树林里偷偷看它。后来驴叫了一声，老虎以为它要咬自己，非常害怕，便逃跑了。可经过多次的观察与试探，老虎发觉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就咬断了驴的喉咙，把它吃掉了。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意思是，驴体型庞大，声音洪亮，却只是徒有其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本领，而且驴对自己的无能和对手的强大都一无所知，在老虎的试探下轻举妄动，让老虎知道了自己的底细，最终落了个葬身于虎腹的下场，实在可悲！作者以此来讽刺那些无能又爱逞强的人，联系到作者的个人经历，可以推测其实际是在讽刺那些没有才能却身居高位的人。这则寓言笔法老道，造诣深厚，不仅塑造了生动的形象，更揭露了深刻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广为流传。
又如《永某氏之鼠》：永州有个人十分迷信，因自己出生于鼠年，便将老鼠奉若神明，爱护异常，以至于家中老鼠为患：家具、衣服全被老鼠咬过，食物全被老鼠尝过。老鼠白天成群结队，光明正大地在他家中活动，晚上又打打闹闹，吵得一家人都睡不着觉。后来，这家人搬到别处，另外一家人成了这房子的新主人。新主人对老鼠并没有丝毫顾忌，用各种方法捕杀老鼠，死老鼠堆积如山，臭味过了好几个月才散去。作者最后感叹：“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意思是，唉！你们以为这种饱食终日、无灾无祸的生活可以长久维持吗？作者用这些自以为是的老鼠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嚣张一时的小人，认为其终有一日会像这些老鼠一样被彻底消灭。
除寓言外，柳宗元还创作了很多传记，在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传记写法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写实的《捕蛇者说》《梓人传》等，又有带有虚构夸张成分，类似于寓言、的《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等。以其中的名篇《捕蛇者说》为例，文中讲述了永州人蒋氏祖孙三代为了免交赋税，宁愿冒着生命危险捕捉一种能治病的毒蛇，以上交抵税。蒋氏的祖父和父亲都在捕蛇时死去，但他们一家依然不改初衷。因为他们眼见乡里被沉重的赋税压迫得无法生存，要么死去，要么逃荒。但捕蛇只需每年冒险两次，不捕蛇却每天都在承受着死亡的威胁，因此蒋氏明知道自己终有一日要重蹈祖父和父亲的覆辙，被毒蛇咬死，还是坚持选择这条路。作者由此想到昔日孔子发出的“苛政猛于虎”的感叹，认为自己亲眼目睹的现状的确如此。全文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入木三分，读起来令人震撼不已。
此外，柳宗元还创作了很多游记，以清新、纯朴的语言展现出自然之美，并在其中寄寓了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遇与愤懑，代表作有《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八篇。
而柳宗元在哲学、政治论文的创作方面也颇有造诣，《河东先生集》中收录了他的哲学论文代表作《天说》等，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还收录了他的《封建论》《断刑论》等政治论文，带有儒家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