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干宝《搜神记》
魏晋时期，志怪，也就是叙述神仙鬼怪故事的盛行，东晋年间问世的《搜神记》，堪称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志怪集，代表了魏晋志怪的最高成就。
根据《晋书·干宝传》记载，《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有感于人的生死之事，心生感触，于是“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干宝是一名有神论者，在《搜神记》的自序中写道：“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也就是想用这些故事证明鬼神真的存在。
《搜神记》的原版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目前的版本是后人收集而成的，共二十卷，收录了大大小小的故事四百五十四个。在内容方面，《搜神记》中的很多故事都并非原创，而是从前人的作品中传承下来的，比如《东海孝妇》《董永》等都是如此，但《搜神记》又带有明显的创新性。此前中国的神怪作品内容都很有局限性，即便是记载神话最多的《山海经》，也跳脱不出宇宙、人类起源、战胜自然灾害的英雄故事，以及部落战争这三个范畴。而《搜神记》却在此之外加入了很多新内容，如揭露社会现实的《韩凭妻》《三王墓》等；讲述爱情故事的《王道平妻》等；描绘社会人物的《天竺胡人》《郭璞》等。丰富的故事让《搜神记》成了后人创作传奇、话本、戏曲、通俗的丰富题材宝库，比如戏剧《天仙配》就取材于《搜神记》中的《董永》，元杂剧《窦娥冤》就取材于《东海孝妇》，鲁迅的《铸剑》就取材于《三王墓》，而《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品的很多情节也都明显是从《搜神记》中借鉴而来的。
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虽然《搜神记》中的故事大多篇幅很短，其情节相对简单，却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前人的浪漫主义手法。有些篇目已经有了很完整的故事情节，表现出较强的文学性，比如《王道平妻》，其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始皇在位时，长安有个名叫王道平的年轻人，跟同村的姑娘父喻订立婚约。后来，王道平被征召入伍，九年未归，生死未卜。父喻的父亲便强行将她许配给了刘祥为妻。婚后三年，父喻因过度思念王道平，终日郁郁寡欢，抑郁而死。父喻死了三年后，王道平回来了，得知了父喻的经历，便去她坟前痛哭。结果父喻的鬼魂竟从坟墓里出来了，告诉他自己的身体并未毁坏，还可以复活。于是王道平将坟墓挖开，打开棺材，父喻果然死而复生。父喻的丈夫刘祥得知此事，去官府申诉。官府找不到能断此案的法律条文，只好上报朝廷，朝廷准许父喻跟王道平结为夫妻。他们二人的忠贞感动了上苍，最终双双活到了一百三十岁。这个故事的情节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唐传奇曲折感人，但在当时已颇为难得。
另外，《搜神记》中还有些篇目则极尽夸张和想象之能事，比如《三王墓》：楚国的干将为楚王铸剑，过了三年才铸成。楚王发怒，要杀掉他。干将便将铸成的一雄一雌两柄剑留下一柄，呈给楚王一柄。之后干将被处死，留下了妻子和一个遗腹子赤。赤长大后，母亲告诉他干将留下的雄剑藏在了哪里，赤找到后，便一心想要为父报仇。楚王梦到赤要杀自己，便悬赏千金捉拿他，赤只能躲进山里。后来，有个游侠撞见他，得知他便是干将的儿子，就说只要赤把头颅和剑交给自己，自己就能为他复仇。赤立即割下自己的头颅，将头颅和剑一同献上，身躯却屹立不倒。直到游侠承诺一定会为他复仇，他才倒下去了。游侠带着他的头颅去见楚王，楚王欣喜不已。游侠说，勇士的头颅应该放在镬里煮烂。楚王答应了，命人煮了三天三夜，结果赤的头颅还是没煮烂，甚至还从沸水中跳出来，怒目圆睁。游侠引楚王到镬旁观看，然后趁机拔出雄剑砍掉楚王的头颅，看着其掉入沸水中。随即，游侠用剑将自己的头颅也割下来，同样掉入了沸水中。最终，三颗头颅一起煮烂了，别人无法辨别出哪个才是楚王。楚人只能将三颗头颅埋在一起，将其称为三王墓。这种惊世骇俗的故事在《搜神记》中还有很多，就算今人看来，也不由得为其想象力惊叹。
可以说，《搜神记》是一本好看的书，读起来令人眼界大开，让人仿佛进入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这种奇妙的体验实在是难得。
26葛洪《抱朴子》《肘后方》
东晋时期，炼丹术盛行，道教学者葛洪受此启发，将炼丹理论加入神仙学说和道教理论中，编撰了一部道教著作《抱朴子》，“抱朴子”便是他的号。
《抱朴子》全书分为《外篇》和《内篇》两部分。《外篇》共计五十篇，写于《内篇》之前，主要论时政得失，托古刺今，讥评世俗，述治民之道，主张任贤举能，爱民节欲，可简单概括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鲁迅曾评价其“论及晋末社会状态”。这些内容都属于道家的政治范畴，体现了葛洪“道本儒末”的思想。此外，《外篇》中还有部分章节牵涉到文学批评理论，提出了一种颇为先进的文学观：文学创作要重视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立言一定要有益于教化，兼顾文章和德行；文学在不断发展，今胜于古，既要反对唯古是尊，又要反对薄古厚今；文学批评要重视作者的风格与个性，广录博收，反对偏嗜和浅尝辄止。
《内篇》共计二十篇，主要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消灾治病，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内容：论述宇宙本体，神仙的确存在，金丹、仙药的制作方法与应用，各类方术的学习与应用，道教的各类书目以及世人修炼的普遍性。葛洪在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修仙一定要积累善行，建立功德，而不能只依靠修炼方术。遁隐山林并非修仙之道，若真想修炼成仙，还需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精神解脱和肉体飞升，既能立时济世，又能超凡入圣，正如书中所言：“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
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把玄学和道教、方术和金丹、儒学和仙学等融为一体，确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为研究中国古代道教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对汉晋两朝炼丹术和医药、化学知识的记载，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提供了资料。
除《抱朴子》外，葛洪还有一部传世的医学著作《肘后方》。葛洪虽是一名修道者，却精通医药学，他认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即修道者应该兼修医学，这样便可以治疗自己的疾病，保住自己的性命，在此基础上才能修道成仙。
他这部《肘后方》，全称《肘后备急方》，因全书卷帙不多，可以悬于肘后而得名。全书共八卷七十篇，是葛洪在民间行医、游历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经验，收集、筛选出来的一些药方，主要针对内科急性病症，兼顾外伤科、五官科等。其中内科急性病症也就是急病，多是急性传染病，古人称之为“天刑”，即天降灾祸，鬼神作祟。葛洪在《肘后方》中推翻了这种说法，说这些急病是中了外界的疠气，与鬼神无关，这在当时颇有进步意义。
在《肘后方》问世之前，社会上的急救药方中提到的药物大多价格高昂，且很难找到。葛洪在《肘后方》中特意选择了一些价格便宜、很容易找到的药物，以造福百姓。
《肘后方》中有很多突破性的记录，比如首次记录了恙虫病，比美国最早记录的早一千五百多年。葛洪称这种病为“沙虱毒”，即一种名叫沙虱的小虫附着到人体上吸人血时，将病原体注入人体，使人发烧并出现各种严重的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又比如书中记录了狂犬病，并找到了对应的预防药方。《肘后方》中记录人被疯狗咬到后受不了半点儿刺激，否则便会痉挛抽搐，尤其害怕水，因此又称为“恐水症”。葛洪记录了一个“以毒攻毒”的药方，就是将疯狗杀死后，将它的脑子敷在病人被咬伤的伤口上，防止出现狂犬病症状。这其实就是一种免疫思想，与种牛痘预防天花是一个道理。葛洪提出这种治疗方法一千多年后，欧洲才出现了免疫学。
关于天花最早的记录，同样出现在《肘后方》中，其中提及这样一件事：有一年，爆发了一种奇怪的传染病。一开始，病人身上起了一些小红点，但很快变成了白色的脓疱，并不断溃烂，同时伴随着高烧。这种病死亡率极高，侥幸存活下来的病人皮肤上也会留下麻子。这一记录比西方公认的对于天花的最早记录早了五百多年。
此外，葛洪还在《肘后方》中记录了结核病，称为“尸注”，是一种变化多端的传染病，病人会发烧、疲倦、消瘦、精神恍惚，却说不出自己究竟哪里难受，时间久了，甚至会丧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结核病的记录。
可以见得，《肘后方》在当时是一部极具实用价值的医学著作，并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27谢灵运《谢康乐集》
李白的诗歌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这样两句：“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其中“谢公屐”便是由东晋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发明的一种方便游山的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
谢灵运原名公义，灵运是他的字。他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世袭为康乐公，因此世称谢康乐，他的诗歌集也被称为《谢康乐集》。谢灵运二十一岁入仕，本想在政坛大展身手，偏巧赶上朝代更替，他被权臣排挤出京，遂不得不称病返乡隐居。后来他虽又被在位的文帝召回京城，但依旧不受重用，于是他再度称病回乡。政治上不得志的谢灵运，将所有精力都用于游山玩水和创作诗歌上，这才有了李白诗中的“谢公屐”。因终日耽于逸乐，谢灵运终于在四十三岁时被免职。三年后，他因故被一名官员诬陷。但文帝并未予以追究，还任命他担任临川内史。然而，在任期间，谢灵运依旧沉迷于山水，荒废政务。司徒因此派人前去拘捕他，他兴兵拒捕，犯下死罪。文帝赏识他的才华，免他一死，将他改为流放。他却在流放期间密谋安排人解救自己，等到东窗事发后，被文帝以“叛逆”罪名处死，享年只有四十八岁。
可以说，若不是对山水的痴迷，谢灵运也不会早亡。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山水诗，他的诸多杰作也是由这份痴迷造就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有名的诗歌流派——山水诗派，谢灵运便是该诗派的创始人。事实上，早在《诗经》《楚辞》中，就已经出现了对山水的描述，但只是用作比兴之背景资料，尚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为山水诗的创作付出大量精力，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他的山水诗十分重视“情必极貌以写物”，也就是尽可能捕捉山水景色中所有美丽的细节，然后尽可能在诗歌中真实还原。另外，他还将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这些特点在《谢康乐集》收录的很多诗歌中都得到了极好的展现。
比如《登池上楼》，这首诗写于朝代更替、谢灵运被权臣排挤出京城后。这是谢灵运在政治方面遭遇的首次重大打击，他难免心灰意冷，于是登楼观景，借景抒情，写下了这一名篇。整首诗可分为三个层次：前八句是第一个层次，抒发了诗人在官场失意的牢骚；中间八句是第二个层次，描写了诗人登楼远眺，观赏到的景色；最后六句是第三个层次，表达了诗人归隐的愿望。其中最精彩的要数写景的第二个层次：“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尤其是末尾两句，清新自然，不事雕琢，为后世广为传诵。而诗人借着对这些充满生机的江南春景的描绘，更衬托出自己内心的苦闷，实现了写景、抒情的完美融合。
又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这首诗的题目其实是一条游山玩水的路线，“于”“往”“经”三字将整条路线展现得非常清晰。诗中先记录行程，“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再描摹沿途看到的自然风光，“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最后抒发观景引发的感受，“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其中，写景部分依旧是全诗的精华所在，依次描摹出“洲渚开阔、松林茂盛、小路蜿蜒、碧波萦绕、草木勃发、禽鸟自在”这一幕幕美景，如此高超的描摹技巧，令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
除上述两首诗歌外，《谢康乐集》中还收录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代表作《会吟行》《入彭蠡湖口》《过始宁墅》《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另有《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十多篇赋，在刻画景物方面同样造诣颇深，值得认真。
28陶渊明《陶渊明集》
中国的古诗不难发现，很多中国古代壮志难酬的读书人，几乎都以归隐田园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而这种观念在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陶渊明集》中也多有体现。这是后人将陶渊明的传世作品编辑而成的一部作品集，共收录了诗歌一百二十五首，文十二篇。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至南朝宋初这段时期。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居住在乡间。这段生活对他的性格影响极大，一如他之后在诗中所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过，成年后的陶渊明也跟当时的很多读书人一样，一心想要入仕为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无奈他出身贫寒，直到二十九岁才得到机会，但只做了一个小官。此后十余年，他做的都是这种小官，非但无法施展自己的雄心抱负，还要被迫卑躬屈膝，因此萌生了退隐山林、躬耕自给的念头。
陶渊明四十一岁那年，在彭泽做县令。有一回，郡太守派督邮来彭泽视察工作。督邮虽只是个小官，却很有权势，县令工作业绩的好坏，全看督邮在太守面前如何汇报。来彭泽的这名督邮十分傲慢无礼，一到彭泽就传令陶渊明去见他。陶渊明正要动身，有人提醒他，督邮是上级派来的人，要穿戴整齐，毕恭毕敬地前去拜访。陶渊明深感厌倦，感叹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其后，他马上辞官回乡，从此彻底远离官场，开始了隐居生活，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成了一段流传千载的佳话。
这种人生经历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为官期间，陶渊明创作了一些行役诗和赠答诗。所谓行役，即古代官员为了公务四处奔走。在这类诗中，陶渊明感叹了行役之苦，表达了对入仕的厌恶，对隐居的向往。所谓赠答诗，即朋友之间互赠诗文，以此表达对彼此的友情。相较于此后创作的田园诗，陶渊明这两类诗歌的成就并不突出。
反映田园生活的田园诗，是陶渊明首创的诗歌体裁，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据着最大的比重，取得了最高的文学价值，构成了《陶渊明集》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饮酒》第五首，《归园田居》第一首、第三首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田园诗佳作。《饮酒》第五首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归园田居》第一首中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及第三首中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等诗句，将原本平淡无奇的田园景色与生活，用纯朴、优美、富于情趣的诗句表述出来，意境优美，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心旷神怡，因此广为流传。
这段时期，除清新幽美的田园诗外，陶渊明还创作了一些咏怀诗。归隐田园之后，他虽然坚决不再入仕，却并不表示他已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些咏怀诗，便是他用来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与悲愤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杂诗》《读山海经》，特别是《读山海经》中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几句诗，通过对精卫和刑天两位英雄百折不挠的精神的赞美，表达了自己的悲愤之情。
除诗歌外，《陶渊明集》中还收录了陶渊明的一些散文和辞赋，最具代表性的有《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抒情小赋，是陶渊明告别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作品创作于陶渊明辞官之初，描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感受与生活，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知和对人生的思索。全文结构严谨，语言浅显，辞意畅达，匠心独运，洒脱淡然，情感真挚，意境深远，是一篇罕有的辞赋佳作。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对这篇辞赋推崇至极，曾表示：“两晋无文章，幸独有《归去来兮辞》一篇耳。”
《桃花源记》则描绘了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在那个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自食其力，自由生活，自得其乐，与当时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对比。桃花源完全是陶渊明想象出来的，但因为他采用了虚景实写的手法，让人觉得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才使得陶渊明非同一般的叙事写景可见一斑。中国古代很多诗文都描绘过美好的世外仙界，但很少有像《桃花源记》这样，以普通人而非神仙为主角，其中没有长生不老和满是金银珠宝的仙境，只有怡然自得的躬耕生活。显然，这是陶渊明构建的理想社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有这样的意识与觉悟，实在令人惊叹。
陶渊明在世时，他的文学成就并未得到时人的肯定，幸而有《陶渊明集》传世。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诗文越来越为大众接受，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29范晔、司马彪《后汉书》
班固等三人编撰的《汉书》记录的是西汉的历史，称为《前汉书》。后来又出现了一部记录东汉历史的史书《后汉书》，这部纪传体史书记录了从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全书主要章节是南朝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补入其中，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
范晔是南朝宋顺阳人（今河南南阳淅川东）人，出生于世族家庭，但因是父亲的妾室所生的庶子，在家中地位并不高。后来因为伯父没有儿子，范晔被过继给了伯父，因此得以承袭伯父的爵位。范晔从小就很喜欢读书，小小年纪就博览家中藏书，文采斐然。青年时期，范晔入仕，先后效忠于彭城王刘义康和始兴王刘浚。后因参与刘义康谋反被诛杀，享年只有四十八岁。
范晔之所以编撰《后汉书》，起因是元嘉九年被贬职。当时，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去世。下葬当晚，范晔在弟弟范广渊处饮酒，因开窗欣赏挽歌助兴，惹怒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因此闷闷不乐，之后开始整理东汉史料，编撰东汉历史。这样做既是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但更重要的目的却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是范晔后来被告发谋反后，在狱中所写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提到的。如此明确表明写史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个。
在编撰史书方面，范晔其实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范宁著有《谷梁集解》一书，后世《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的。而范晔的父亲范泰也著有《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范晔对编撰史书萌生了兴趣。
在编撰《后汉书》期间，范晔主要以《东观汉记》作为参考。这是一部纪传体史书，由东汉班固、陈宗、尹敏等几代史学家编撰而成，记录了从东汉光武帝到汉灵帝期间的历史。在唐朝之前，这曾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东汉史书。进入唐朝后，其地位才被《后汉书》取代。同时，范晔还参考了当时多部史料，博采众长并积极创新。
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范晔完成了《后汉书》的本纪、列传部分，并与谢俨合作完成了“五志”：《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和《州郡志》，却因被人告发参与刘义康的谋反，被逮捕入狱。当年十二月，范晔被处死，死前感叹：“可惜！满腹经纶，葬身此地。”他的儿子也都被株连，只有孙子范鲁连逃过一劫。谢俨生怕也被卷入其中，于是将两人合作的“五志”毁掉。因此，范晔的《后汉书》流传于世的便只剩本纪和列传两部分。北宋年间，有人将此书和此前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中的志合在一起，便有了今天的《后汉书》。
《后汉书》全书分为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其中，十纪中有九卷为皇帝本纪，效仿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早夭的殇帝刘隆，在《顺帝纪》后附同样早夭的冲、质二帝，既完整记录了历史，又节省了篇幅。而由于东汉从和帝开始，先后有六位太后临朝称制，因此《后汉书》一改此前《史记》《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只有吕后是例外）的做法，为皇后写了一卷本纪，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政治特色。
至于列传，《后汉书》在承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又增加了七种列传：《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以《党锢传》和《宦者传》为例，这是对东汉历史的真实反映。东汉年间，党锢大兴，很多正直的朝臣都因结党的罪名被诛杀，而这些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便是大批参政的宦官。又如《列女传》，这是范晔在西汉刘向《列女传》的启发下新增的，其中为十七位女性立传，打破了此前的史书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显示了范晔非同一般的见识与胆色。在这十七位女性的选择上，范晔不拘于儒家的三纲五常，提出“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也正是如此，东汉末年有名的才女蔡文姬虽不符合封建道德礼教的标准，还是被列入其中。后代一些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体例，却将内容改成了“烈女节妇”传，比起范晔的《列女传》无疑逊色得多。另外，在合传方面，范晔时常打破时间顺序，将相似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比如都“轻利禄而善属文”的王充、王符和仲长统，虽然生活时代不同，还是被放到一起合传。这样对作者编写和读者理解都相当有利，对后世的史家影响深远。
八志包括律例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八部分。其中天文部分记录了两千年前的一次超新星爆发事件，该超新星后来被科学家编号为RCW 86。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后汉书》保留了东汉一朝的大量史料，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记录东汉历史的史书中，除《后汉书》和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外都已失传，而《后汉纪》在各方面均不能与《后汉书》相提并论，因此《后汉书》便成了今人研究东汉历史最重要的史料。除记录历史外，《后汉书》的列传中还附录了东汉很多学者的论著，比如《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三篇论著《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蔡邕传》中收录了蔡邕的一篇论著《释诲》，《崔传》中收录了崔的一篇论著《政论》等。很多论著若非收录在《后汉书》中，早已失传。
由于范晔编撰《后汉书》主要是为了“正一代得失”，因此对史论相当重视，观点鲜明，一针见血，多宣扬儒家的正统思想，对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大加赞扬，反之则予以批判。比如书中赞扬了卫飒、王景、王涣等勤政爱民的官员，以及李膺、范滂等舍生取义的忠义之臣，而对专权的宦官、外戚则大加批判，这成了《后汉书》的重要特色之一。
《后汉书》自问世之后广受欢迎，出现了很多注本。其中范晔编撰的纪传部分有唐高宗第六子——当时的太子李贤所作的注本，司马彪的志则有南朝梁刘昭所作的注本。清朝还有惠栋所作的《补注》，以及王先谦博采众长合成的《集解》。这几种注本都十分优秀，可作为《后汉书》的参考。
30刘义庆《世说新语》《幽明录》
继东晋干宝的集《搜神记》之后，南北朝时期，中国又出现了一部著名的集《世说新语》，原名《世说》。
《世说新语》由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而成，主要记录了东汉末年至刘宋初年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刘义庆是南朝宋的皇族宗室，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被封为临川王。宋武帝之子刘义隆登基为宋文帝后，为巩固统治，杀害了很多功臣和宗室，连当时有名的大将檀道济都没能幸免。为了保命，刘义庆主动请求调离京城，到外地担任地方官。为了进一步消除文帝对他的猜忌，他还召集一批文人，编写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作。
现存的《世说新语》分为上、中、下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共计一千多篇。其中牵涉的人物多达一千五百多个，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僧侣隐士，魏晋时期的重要人物几乎无一不包含在内。整部书就是一部魏晋名士的群像，鲁迅曾称其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借助这部“教科书”，可以进一步对魏晋时期上层社会的面貌有全面了解。可以说，其不光具有文学价值，还能作为一部史料传承。
在书中，作者对这些名士的个人形象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侧重于外貌，有的侧重于心理，有的侧重于才学，最终都集中于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很多时候只用寥寥数字，就能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例如其中提到名列“竹林七贤”的王戎：“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意思就是，王戎种的李子质量非常好，因为担心别人会得到李子的种子，种出跟他的一样好的李子。于是他去卖李子时，会事先将每个李子的核都掏出来。作者只用不到二十个字，就刻画出了一个传神至极的吝啬鬼形象，令人过目难忘。全书语言精练、含蓄、生动，现在很多仍在广泛应用的成语都起源于这部书，比如“拾人牙慧”“一往情深”“咄咄怪事”“卿卿我我”“难兄难弟”等。
兼具这些特征的《世说新语》，是一部相当好看的集。它除了具有文学欣赏价值和史料价值外，还对之后的中国和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很多人物、故事，都成了后世、戏剧的创作素材或常用典故，如“子猷访戴”“谢女咏雪”等。另外，还有很多仿照其创作，比如《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今世说》《明语林》等，人称“世说体”。
除《世说新语》外，刘义庆还曾组织文人编写了一部志怪集《幽明录》，与《搜神记》同为魏晋志怪的代表作。原书共三十卷，已经失传，鲁迅在《古钩沉》中收集了其中二百六十五篇，讲述的都是神仙鬼怪的故事，题材虽然传统，但在将神仙鬼怪人情化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因此更具真实感。这些故事大多篇幅短小，细节不足，但也有一些故事篇幅显著增加，有的一篇就超过了一千字，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情节也随之变得曲折、丰富。部分作品如《陈阿登》《鱼腹丹文》《水底弦歌》《采菱女》等还加入了诗歌，使得叙事呈现出诗化特征。故事的主题多涉及战争、死亡、疾病、饥饿以及婚恋，颇具现实意义。其中，死亡的方式多种多样，展现了百姓的生活疾苦；婚恋有人神恋、人鬼恋、人妖恋等多种类型；另有多篇宣扬佛教思想、忠君思想。
跟《世说新语》一样，《幽明录》也颇具可读性。书中很多故事也成了后代文人取材的源头，如唐传奇《离魂记》和《枕中记》，明朝戏剧《邯郸梦》，清朝《聊斋志异》中的《续黄粱》等，都取材于《幽明录》。若我们先读过《幽明录》，再读后人们创作的这些作品，就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31刘勰《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至502年，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分成上、下两部，每部二十五篇，共计五十篇，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五部分。其中，总论五篇，是全书的纲领，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础；文体论二十篇，分别论述不同的文体。据统计，其中论述的文体共计五十九种，有四十四种属于应用文的范畴；创作论十九篇，论述创作过程、作家风格、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批评论五篇，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批评此前文人的文风与成就，还讨论了批评的方法；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总序。
书中的创作论内容十分丰富，比如有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详细、深入的论述，先是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这类现象之美，指出是一种客观存在，随即又强调了在用文学创作展现现象之美时，创作主体也就是文人的天赋和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书中谈及的，在创作过程中，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会相互影响、转化，作家在观察“景”时，要带着诚挚的“情”，并将这种“情”贯注到“景”中，这样才能实现文采斐然的艺术展现。书中重点突出了感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是“为文而造情”，而是“为情而造文”，认为感情在作品的构思、结构、布局、体裁、风格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另外，创作论部分还探讨了艺术想象理论，认为艺术想象只能建立在客观生活的基础上。在艺术想象的过程中，从头到尾，想象都跟具体、感性的客观事物是一体的，不能划分。文人如果想要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就要聚精会神，不受外界干扰，但更重要的是平时要注意积累，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想象的灵感自然随之而来。
创作论中还有一点需要留意，就是强调文学作品要有“风骨”，这是刘勰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提出来的。所谓“风”就是要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所谓“骨”就是展现出来要刚健清新。这对之后唐朝诗歌的繁荣发展影响深远。
书中的批评论部分也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意思就是文学创作丰富多彩，作为批评家，要有渊博的学识和阅历，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深刻的观点。刘勰生活的年代，文人相轻的现象非常普遍，大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界风气不正。《文心雕龙》中的见解对纠正这种风气很有帮助，即便是对现在的批评家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2钟嵘《诗品》
继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南朝又出现了一部文学批评专著《诗品》，这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作者是南朝文学家钟嵘。钟嵘生卒年不详，曾在梁朝做过一些小官。他创作《诗品》大约是在公元502到513年之间。《诗品》还有一个名字叫《诗评》，《隋书·经籍志》中有这样的记录：“《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唐宋年间，两个书名并用。到了明、清两朝，“诗品”一名逐渐压过了“诗评”。现在提起后者，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钟嵘之所以创作《诗品》，跟南朝梁时期诗坛的风气密切相关。钟嵘在《诗品》的序言中提到，彼时的诗坛风气严重衰落，人们对诗歌这种文体的认识扭曲得很厉害。写诗成了一种追求时尚的工具，上层社会几乎人人都在写诗，连幼小的孩童也不例外，导致诗坛充斥着各种各样庸俗的作品，一片混乱，且对诗歌的评论也缺乏依据，众人各抒己见，难以达成一致。针对这一情况，钟嵘创作了这部诗论专著，希望借此恢复诗坛秩序。
《诗品》对两汉到南朝梁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作品进行了品评，其作品基本都是五言诗，其中十一人被归为上品，三十九人被归为中品，七十二人被归为下品。钟嵘品诗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他在序言里概括论述了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列出了一个诗歌发展史的提纲。在论述各个诗人的风格时，他总会追本溯源，找出是受哪位前辈的影响。部分见解颇具借鉴意义，在把握住这些诗人继承前人的重要风格特色的同时，也让后人在划分诗歌流派上有据可循。比如他提出陆机、谢灵运是受陈思影响，颜延年是受陆机影响，左思是受刘桢影响，陶渊明又受左思影响等。不过，书中也有很多见解显得很没有依据，甚至自相矛盾。比如他提出曹植的诗歌承袭了《诗经》中的《国风》，阮籍的诗歌承袭了《诗经》中的《小雅》等，都没什么说服力。
在追本溯源之余，钟嵘还很擅长总结各个诗人独有的艺术风格，这成了《诗品》的一大特色。他从赋比兴、风骨、文采、诗味、诗中名句这几点入手加以总结，最后往往用比喻的方式，将诗人的艺术风格描绘出来，让自己的诗文既新颖又贴切。比如总结南朝诗人范云、丘迟的诗：“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真是妙绝。
钟嵘对用典非常抗拒，这明显是针对当时诗坛流行用典，以至于“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他提出用典要用得准确、精练，这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都颇具借鉴意义。
《诗品》对后世影响深远，无论是后世的诗歌批评还是诗歌创作，都从中汲取了很多养分。当然，《诗品》中也存在不少不足，除了前面提及的对部分诗人的承继关系划分不够准确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受南朝的形式主义影响，品评诗时极少牵涉其思想内涵，却将文采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于是，陶渊明的诗被排到了谢灵运之后，开创了建安诗风的曹操的作品甚至被归为下品，造成了后世诗歌批评领域中一股不正之风的盛行。我们在《诗品》时，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空间，不能完全被书主导，正如《孟子》一书中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
33萧统《文选》
中国历史上有多位王公贵族颇具文采，积极参与修书，比如之前提过的西汉宗室刘向、南朝宋宗室刘义庆等。南朝梁也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萧统在被册立为太子后英年早逝，死后谥号“昭明”，因此世称“昭明太子”。他生前曾组织文人编选了一部诗文集，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称为《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文选》选录了从先秦时期到南朝梁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位作者的七百多篇作品。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三大类：赋、诗、杂文。具体又可划分为三十八小类，如赋、诗、骚、诏、册、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檄、设论、辞、序、颂、符命、史论、论、箴、铭、诔、碑文、墓志、祭文等。这其中选录的主要是文学作品，名家名篇，经（儒家经典著作）、史（正史）、子（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不在选录的范围内。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筛选时，又遵从内涵与文采兼备的原则，只偏重于一方的不予选录。因此，《文选》中没有选录东晋诗坛最流行却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玄言诗之类，却选录了陶渊明的八首诗，以及《古诗十九首》等佳作。尽管后世对《文选》中选录的作品是否都够格、还有没有遗漏等问题一直存有很大争议，但整体而言，《文选》中已基本包含了从先秦到南朝梁初期各类文体的重要作品，为后世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书中选录的诗文多而优秀，其中《古诗十九首》是相当突出的，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其中的名篇有《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等，皆家喻户晓。这十九首诗的作者在萧统生活的年代已经无从考证，《文选》将其汇集起来，冠以“古诗十九首”的名称，使其流传至今。
诸葛亮的《出师表》同样是《文选》中十分突出的一篇。诸葛亮写这篇表时，刘备已经去世，他生前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为了统一全国，先是平息了南方的叛乱，之后又决定北上伐魏。临行前，他写下这篇表，呈给刘禅，诚恳委婉地劝他广开言路、赏罚严明、亲贤远佞、兴复汉室，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和誓死效忠蜀汉的忠心，这与屈原在《离骚》中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是一致的。全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率真质朴，情感丰富，打动人心。其中大量句子都被浓缩为成语广泛使用，比如“妄自菲薄”“作奸犯科”“不知所云”等。
此外，《文选》中选录的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等，也都是难得的佳作。
因为《文选》在选录方面的优势，相较于其余同类诗文集而言，对后世造成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一直到唐朝初期，科举考试的题目都是诗赋，因此收录了大量优秀诗赋的《文选》便成了读书人必读的一部书。北宋神宗在位时，支持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虽然不再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依旧具有极高的价值。
当然，《文选》中也有一些不足，比如选录了一些伪作，当时并没有甄别出来。如所谓李陵所作的《答苏武书》，后来就被证明是伪造的。另外，书中还出现了不少错误，如汉武帝所作的《秋风辞》、刘歆所作的《移书让太常博士》等，将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标注成了作者作的序。不过，从整体而言，《文选》依旧是一部难得的诗文集佳作，是我们了解先秦到南朝梁初期汉族文学成就的重要参考资料。
34佚名《古诗十九首》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盛赞一组诗是“五言之冠冕”，钟嵘也在《诗品》盛赞其“天衣无缝，一字千金”。这组诗便是《古诗十九首》，其中包含的十九首五言诗，是南朝萧统从传世的无名氏所作《古诗》中挑选出来的。这十九首诗的作者在南朝梁就已无从考证，《文选》中称其“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另有种说法，称其中部分诗是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所写，比如南朝梁的诗歌集《玉台新咏》中称其中有八首都是西汉诗人枚乘所作，但这种说法并无确凿证据。
这十九首诗都是乐府诗，乐府原本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掌管音乐的官署，其职责是为文人歌功颂德的诗歌配乐、演唱，同时收集汉族民歌。这些乐章、歌词之后被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古诗十九首》是在汉族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纯朴自然，不用生僻难懂的词，就将文意表达得很精练准确，可以说是用最浅显明白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后人评价其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又醇厚，既平淡又有韵味”。诗中还经常采用叠词，既生动传神，又增加了诗歌的节奏与韵律之美。在抒情方面，十九首诗更称得上典范，从写景叙事自然而然地转入抒情，委婉含蓄，意味无穷，而且抒发的情感十分真挚，毫不矫揉造作。另外，诗中经常采用情景交融的写法，寓情于景，浑然天成，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以其中的名篇《迢迢牵牛星》为例，这首诗描述的是织女和牛郎隔着银河不得相见的痛苦，全诗总共十句，有六句都使用了叠音词——“迢迢”“皎皎”“纤纤”“札札”“盈盈”“脉脉”，纯朴自然，充满情趣，读起来朗朗上口。而整首诗被浓浓的离愁别绪笼罩着，情感深沉，感人至深，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诵。
综观这十九首诗，多是这类思妇游子之辞，具体说来就是恋人或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以及人生的变幻无常。多数诗都是从女性角度出发，这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地位低下，只能将自己的一生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并且她们活动的空间狭小，只能在孤独中体验无尽的相思之苦。由于女性情感的细腻婉转和她们对生活环境中各种事物的沟通交流能力远在男性之上，使得从女性角度创作的《古诗十九首》的内容更加丰富细致，打动人心，形成了更加普遍而永恒的艺术魅力。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并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这种崭新的诗歌形式和娴熟的艺术技巧，为后世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它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被后世很多诗人沿用，几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当然，作为普通读者，大多数人更关注的应该是这部作品能不能感受到诗歌的语言和情感之美，相信结果不会令大家失望。
35郦道元《水经注》
对地理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地理状况相当复杂。中国人对地理学的研究，从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尚书》《管子》《山海经》等古书中都有对地理学的记载。到了南北朝北魏年间，又出现了一部专门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作者是当时有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
《水经注》是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水经》是中国首部记录水系的专著，其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全文只有一万多字，简单记录了中国一百三十七条主要河流的水道状况。郦道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充，《水经注》长达三十多万字，分为四十卷，记录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水道，堪称中国古代最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地理学专著，郦道元曾在《水经注》的序文中表示，此前中国的地理学著作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山海经》太过杂乱无章，《禹贡》和《周礼·职方》等只描绘了大致轮廓，《汉书·地理志》记录得又不详细，诸如此类。郦道元一生游遍大江南北，积攒了极为丰富的地理见闻和知识，为了让这些知识流传于后世，他决定创作一部地理学专著。至于为什么会选中《水经》作为纲目，原来是他了解到地理状况变化无常，以水系为纲描述变化的地理状况会更有条理。另外，南北朝时期，中国四分五裂，郦道元非常向往国家统一，再现历史上完整、广阔的版图，这更增强了他打破政治疆域，以自然水系为纲的决心，所谓“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
为了创作《水经注》，郦道元亲自到各处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本溯源，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书中总共援引了四百多种书籍，三百多种汉魏碑刻，以及大量渔歌、民谣、传说、谚语等，可算是对此前中国的地理学成果所做的一大总结。
成书后的《水经注》内容丰富，对河流从发源地到入海口的所有干流、支流、水量和水位的季节变化、含沙量、结冰期，以及沿途经过的湖泊、瀑布等状况，都有详细记录，还记录了高山、丘陵、平原、喀斯特洞穴等多种地貌，以及水旱灾害、风灾、蝗灾、地震等多种自然灾害。另外还有丰富的植物和动物品种记录，二者都达到了上百种，以及金、银、铜、铁、锡等金属矿物，石墨、云母、石英、玉等非金属矿物，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物。
除自然地理外，书中还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内容，如记录了多达两千八百座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大约一千座乡、镇、亭、里、聚、村等比城邑更小的行政区域，以及诸如古塔、宫殿、陵墓、寺庙、园林等大量建筑，而书中这些城市中还包含着印度等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又如记录了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战役超过三百场，其中很多战役都是通过有效利用地形而取得了胜利；再如记录了大量水路和陆路，单是桥梁就有差不多一百座；还有大量农田水利工程，以及农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另有采矿、冶金、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内容。
作为一部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有着相当高的价值，直到现在依然能为地理研究者提供科研依据，再加上郦道元在文学方面有颇高的造诣，使得《水经注》不仅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科学著作，也成为一部语言清丽的文学著作。作者叙述的语言也非常生动，变化多端，再加上书中丰富的人文知识，让人起来趣味横生。
36贾思勰《齐民要术》
中国的果农自古以来就懂得通过观察天气预测霜降，并用熏烟的方法预防霜害。而这种技巧的推广，要归功于一部农书《齐民要术》。这是北朝北魏至东魏年间，农学家贾思勰所作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农书。
贾思勰是北魏齐郡益都县（今山东寿光市西南）人，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祖上非常重视学习、研究农业生产技术，这对他影响很大。贾思勰成年后入朝为官，在山东、河北、河南各地担任地方官，每到一处都会认真考察、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向一些经验丰富的农民请教，收获颇丰。当时在位的北魏孝文帝倡导汉化运动，以农为首，后又实行均田制，将无主的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这样的大环境，更增加了贾思勰对农学的兴趣。后来，他返回家乡务农，又积攒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他整理、分析、总结了自己在农业方面积累的经验，写成了传世巨著《齐民要术》。
书名中的“齐民”是指平民百姓，“要术”是指谋生的方法。“齐民要术”可以理解为平民谋生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治理民生的方法。全书正文约七万字，注释四万多字，共计十一万多字，分为十卷，九十二篇，引用了《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现在已经失传的农书一百多种。全书主要记录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状况，内容涉及农业、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治荒等方方面面，几乎对所有类型的农业生产活动都做了详细的论述。
在《齐民要术》中，贾思勰建立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农学体系，从开荒到耕种，从生产前的准备到生产后的加工、利用，从种植业、林业到畜牧业、水产业，内容全面，脉络清晰，结构严谨。在安排各个项目的顺序时，以其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依据，例如论述畜牧业，先说马、牛，然后再说羊、猪、家禽，主次分明，重点突出。
书中还提到了种植和养殖技术。关于种植技术，书中用大量篇幅讲述了蔬菜种植、树木嫁接等方法，还提出了一些防治病虫灾害和自然灾害的举措，比如开头就提到果农预测霜降、预防霜害的技巧，直到现在依然普遍适用。关于养殖技术，书中第六卷中的六篇分别记录了畜、禽和鱼类的养殖方法。其中，“养羊篇”提出：养十只羊，名公羊的最佳数量是两只，则太少了，母羊不容易受孕；但是如果公羊太多了，羊群就会一片混乱。其他的家畜、家禽和鱼也要遵从一定的雌雄比例。除记录养殖经验外，书中还搜集、记录了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虫病等方面的四十八个兽医处方，其中，如直肠掏结术和疥癣病的治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齐民要术》中还倡导农副产品收获后要对其进行加工，这样既能提升产品价值，又能直接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本书最早详细、严谨地记录了酒、酱、醋等的制作方法。
贾思勰重农抑商，认为农业生产技术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齐民要术》的序文中更是直接地写道：“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不过，他又提倡出售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并详细记录了相关的方法。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出的很多农学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比如：要顺应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以粮食生产为核心，同时兼顾园艺、桑蚕、畜牧、养鱼、农副产品加工等；重视成本、利润的核算，以此为依据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等。就算放在今天，这些理论依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中国古代以农为本，《齐民要术》作为一部了不起的农学专著，成书后受到了历朝历代政府的重视，被誉为“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术”。此后出现的很多农书，如元朝王祯的《王祯农书》、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都以其为范本。这部书还流传到了海外。据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研究进化论期间，参考了“一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有人认为此书正是《齐民要术》。虽然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不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但这部古老的农书，了解中国古代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依然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37颜之推《颜氏家训》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家训”，就是对子孙后代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包含在家谱中。谈到家训，就不能不提一部书——《颜氏家训》，这是南北朝著名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所作的一部家训，也是汉族历史上第一部拥有宏大体系和丰富内容的家训，自成书以来便广受推崇，有“家教规范”的美誉。
颜之推生活于南北朝至隋朝年间，历经南梁、北齐、北周、隋朝四朝，“三为亡国之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隋朝建立后，天下逐渐太平，颜之推为了保持颜家的传统以教育子孙，便总结了自己一生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写成了这部《颜氏家训》，最终成书在隋炀帝登基之前。
全书分为七卷，二十篇，依次是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心、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其中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但主要是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子孙，很多观点直到现在依然颇具实用性。具体可将这些内容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将学习与做人作为家训核心。反对不学无术，倡导学习——不管年纪是大是小，都应该读书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主要是学习书本知识，但在此之外，又要对工、农、商、贾之类的知识有所了解。学习之余还要注重实践，光有纸上谈兵是不够的。而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人，“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二是要“慕贤”，以贤德之人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在其影响下健康成长。
三是要确立家庭教育的各项原则：家长要为子女做好榜样，以免上行下效；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礼仪，要时刻重视；持家要做到“去奢”“行俭”而又“不吝”；娶妻嫁女切忌贪慕虚荣，拒绝迷信，实事求是，不要贪图虚名。
除了教育方面，《颜氏家训》还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为后世研究南北朝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而由于颜之推本人还是一名文学家，《颜氏家训》中还有他对当时一些文学名家作品的点评，十分中肯、独到，颇具文学价值。
整体而言，《颜氏家训》内容真实，文笔亲切，风格淳朴，提出了一套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作为《颜氏家训》的直接受益者，颜氏子孙在人格操守和学识方面都成就不俗，出现了很多历史名人，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唐朝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此外还有唐朝著名学者颜师古，因抗击安禄山而死的名臣颜杲卿等。到了宋元两朝，颜氏子孙依然不断入仕为官。《颜氏家训》对颜家之外的人也有很大影响，开启了后世的“家训”先河，连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对这部书推崇备至，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说法。时至今日，书中提出的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依然颇有借鉴意义，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