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倡导建立洪秀全铜像，“留民族之纪念”
柳亚子平素也热衷于历史研究，他颇有兴趣的，除了与时事有关的南明几个小朝廷这段史事，那就是近代的太平天国故事了。
柳亚子家乡江苏吴江黎里，曾经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地方团练逐鹿争战之地。柳亚子从小就知道很多太平天国传说。后来，他在与同侪高旭（天梅）、陈去病等组织南社时，就把搜集、翻印太平天国文献史料作为应尽的工作。
对于太平天国，柳亚子是非常推崇的。1905年，他曾应刘成禺约，为《太平天国战史》作诗六首，其中两首是：帝子雄图浑梦幻，中原文献已无征；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讧焰影沈。
旗翻光复照神州，虎踞龙蟠拥石头，但使江东王气在，共和民政自千秋。
太平天国是南社同人用来激励国人推翻清王朝最好的舆论素材，而他又独青睐洪秀全、石达开和李秀成。
早在本世纪初，柳亚子就在《复报》署名以“中国少年之少年”发表史论《中国灭亡小史》，其中第三章为《洪氏之光复军》，分八节，长达五六千字，乃以洪秀全之行为为主线，全面评述了太平天国成败利钝。他自称：“取材异国，摭拾成篇，西爪东鳞，写足豪杰英雄于万一哉。”文中的洪秀全是大英雄真豪杰形象，作者不时为洪秀全塑造和增添理想主义的浓浓光圈。他说：“秀全起寒素一书生，慨然以攘夷为己任，投袂而兴风驰云，掩雷奔电掣，定都金陵至一十二年，势威震天下，名声轰宇内，诚东大陆之丹顿哉！出师未捷，俊杰云亡，功败垂成，流血于自种之乎！”并作诗以叹之：自由平等多空说，洪氏何人竞实行。
毕竟国亡缘底事，秦淮呜咽浪无声。
对于洪秀全事业失败，他是哀叹不已，所谓“鬼雄独啸，其犹有余荣哉”！但用意还是在启示来者，承前继后，因而又编造了洪秀全的遗嘱：“吾闻洪秀全临终之言曰：自昔以来，英雄举事，而不成，头足异处固其分也。吾复何伤。今逆胡虽猖獗，然自今以后不出五十年，必有一世之英雄起于东方，吞胡人之天下，相代而辉国威于海外者。”
因为对洪秀全的崇敬，乃出自推翻清王朝的目的，柳亚子还倡导建立洪秀全铜像，“用以留民族之纪念，张大汉之天声。不亦懿欤”，“他日金瓯重整，汉业依然，庶以继洪王未竟之志，且以慰洪王在天之灵”。为大有益于人群者树碑塑像，作为永世楷模，是教育民众的好方式，柳亚子情有独钟地选择了洪秀全，这正是辛亥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前夕，革命知识分子的文化思维。
柳亚子特别欣赏石达开的为人，同情他的身世。曾为苏曼殊所绘《翼王夜啸图》，抚视良久，感叹万分。对所谓石达开檄文大加赞扬，他说：“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石达开之檄文，今日读之犹凛凛有生气哉！当时义旗一举，千里从风，十盈十决，呈汉勃兴。”据柳亚子自称，当年梁启超编造的石达开离京出走时，答复曾国藩的五首诗颇令人神往。四十年代，他曾说道：翼王答曾国藩五首为饮冰室赝作，余最爱扬鞭慷慨一首，酒后歌之，声鸣鸣不能自制云。由是在《题（翼王传）为念厂作》七律里，再次抒发了自己波澜奔腾的思潮：大渡河边草不春，出师未捷泪沾巾，鸱夷白马刀头血，鄂国黄龙梦里身。
功罪杨韦悲异论，风云冯李是完人，焉雕迟逝山难拔，拟句吟成已苦辛。
本世纪初，李秀成已开始走进社会。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等杂志，都分别载了李秀成召开会议等图画。柳亚子从来就把李秀成比作为与冯云山并驱的完人。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在谈到洪秀全时，也评及李秀成：“英爽仁武如李秀成，不能挥鲁阳之弋，挽百六运，乌骓不逝，漆室无尽，慷慨就义，以一死报故国。”寄以无限的思念和同情。他也是本世纪力使李秀成为大英雄的宣传者。
看来，柳亚子对杨秀清就不甚认同。1910年，陈英士在上海创办《民声》月刊，借座沪上星级饭店雅聚园酒家，设宴招待诸方家。酒过三巡，宾主谈笑色飞，柳亚子戏谑陈英士说：“你姓陈，名字又叫英士，不如士字的上面加上一划，变成了英王，不就是个陈玉成吗？”陈英士笑答说：“我是陈玉成，那末你又算是谁呢？”柳亚子毫不思索地说：“姓柳的可不曾有过英雄，除非改姓杨，可以做个东王，可是我不喜欢这位大傻瓜呢！”
柳亚子对太平天国心向往之，但他对东王杨秀清却不无成见，因为杨秀清居功自傲，不学无术，不善于处理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导致太平天国辉煌事业走向黯然销沉而灭亡，这个教训是令人痛心的。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就指出：“大功未成，内变先起，此亦古今亡国败军相望于史册之一大原因乎！”于是写有五绝以记：抵掌谈合群，肝胆照人热，
一言不相中，刀光起同室。
太平天国内讧，他认为是一大悲剧，也是亡国之源。1930年，上海作家张恂子以章回体写了一部《红羊豪侠传》，由上海民强书局印行。柳亚子一般是不肯与坊间作品作鼓吹的，这次他感于天京内讧故事，却破例写了一首《题（红羊豪侠传）》的七绝：已无遗老说洪王，
志怪传奇总渺茫；
多少英雄兴废感，
最怜鹬蚌斗韦杨。
孙中山：为自己取绰号“洪秀全第二”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童年就受到太平天国影响。他把太平天国故事视为革命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还经常探讨、总结太平天国经验和教训。
孙中山是从喜欢洪秀全拉开对太平天国认知的。
童年孙中山生长的香山翠亨村就在广州方圆百里圈内。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来参加太平天国的天地会红巾军就曾对广州围攻多月，声势浩大的红巾军武装漫延整个广东地区，也包括孙中山家乡香山（中山）县。就在孙中山诞生那年，太平天国余部汪海洋、谭体元等还攻占了广东嘉应州（梅州）。清王朝深怕他们东进，调动各路人马在广州周边布防，它也波及了孙中山家乡。太平军失败后，就有人散落或回乡。孙中山的童年，就听了翠亨村参加过太平军的冯爽观等讲述洪秀全反清故事。他曾回答日本朋友宫崎寅藏“革命思想胚胎于何时”时说：“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版第5页）看来这些洪秀全故事很能打动他的心。后来孙中山在家乡竟敢折下北帝（玄武大帝）的手指，心同此理，看来也是效仿洪秀全的革命举动。
孙中山始终赞美洪秀全，他称洪秀全乃是“反清第一英雄”；而自己取绰号为“洪秀全第二”，乃以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心有灵犀一点通，辛亥革命时候的民主派如黄兴、宋教仁、陈友仁等，也是在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歌颂洪秀全的。他们与孙中山的思维也是合拍的。
1895年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为推翻清王朝，在海内外开展革命宣传。他十分注意太平天国，“居常最好搜索太平天国遗事”。（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2页）当他流亡在瑞士时，就在日内瓦图书馆连续多天地英人呤唎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时，又以“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只有清廷官书，难征文献”。由此要刘成禺以“专载太平战事，且多目击”的日人曾根俊虎所著《满清纪事》为蓝本，并将自己珍藏的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的英文原本交与他，要他撰写有关弘扬太平朝的史书，并称完成此项工作，是“吾党不朽之盛业”，“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孙中山全集》第1卷217页）。1904年，刘成禺撰写的《太平天国战史》付梓，孙中山就为该书写了序言。
对此，孙中山引为平生一大快事。
若干年后，即1922年3月，孙中山在广东广州粤秀楼为《禺生四响》作跋语时，又提出往事。“回忆二十年前，亡命江户，偶论太平天国遗事，坐间犬养木堂、曾根俊虎各出关于太平朝之东西书籍受禺生作著，年余成《太平天国战史》十六卷，予序而行之”，“前著之书，发扬民族正义”。（《逸经》第7期）孙中山非常赞赏太平天国运动和它的领袖洪秀全，从来都给予很高评价。他把洪秀全和创建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并誉：“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乃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败论豪杰也。”（《逸经》第十七期）而更多的笔墨是说洪秀全。他说：“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矣，图恢复之举不止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洪以一介书生，贫无立锥，毫无势位，然一以除虏朝，复汉国提倡汉人，则登高一呼，万谷皆应，云集雾涓，裹粮竟从。一年之内，连举数省，破武昌、取金陵，雄踞十余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8页）“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因此他对太平天国长期受到诽谤愤愤不平，要求澄清，以求其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使“洪秀全、李秀成等豪杰”，“脱去逆贼的污名。”他还说，“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8页）孙中山认为追溯朱元璋、洪秀全举义的思想根源，就是中华传统所说的“春秋大义”。
孙中山也就太平天国成败提出己见，在当时也是别有卓见的。可能是他最早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是绞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1897年，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说：“英人助满，为之供给军器，为之教领士卒。”（《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2页）“洪秀全起义，在即将达到其目的之际，竟不幸为英国人戈登将军所击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3页）由此，他提出：应该揭露、批判“戈登将军及英国政府的无人道和野蛮无理，给以痛斥。”（同上）。
孙中山还正确地提出，清朝所以能避免灭亡，另一个因素就是汉族有曾国藩那样的人。他说：“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西北则张洛行等风驰云卷，天下已非满洲所有，其督师大臣赛尚阿、和春一败涂地，事无可为；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二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2页）事过很久，他又提及说：“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他们的革命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满清因为能够利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所以他们的天下还能够维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8～569页）站在太平天国立场上明确地谴责曾国藩等人维持王朝统治，在此之前也可以说是前不见他人的。
晚年孙中山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民国种种怪现象，就辛亥革命流产联系到太平天国，又提出新见解。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三民主义时，于太平天国失败作了谈论，他说：“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讲起原因有好几种，有人说他（天王洪秀全）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又有人说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得了南京之后，不乘势长驱直入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观察，洪秀全之所以失败，这两个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故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8～269页）孙中山终于找到了太平天国悲剧的症结，那就是不团结，互争皇帝，这正是中国农民的弱点，同患难易，共富贵难。
梁启超：第一个从国外传抄太平天国诏书的学者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他生于1873年，那时离太平天国天京失陷已是第十个年头了。
梁启超的家乡广东新会，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是红巾军（天地会）活跃的地方，但没有来过正宗的太平军，他的父祖辈也从未沾上镇压太平天国的边，不像康有为家族祖辈有康国器、康熊飞，是扑灭太平军南方余部的悍将。
虽然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立意“补天”，尔后又曾沦为保皇派，但他在流亡海外时，却率先为太平天国作宣传和张扬。他是本世纪最早肯定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学者。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在签订辛丑和约后不久，就在北京贤良寺病死了。消息传到海外，就在李死后仅一个月，梁启超就发表了《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全篇洋洋数万言，叙述了李鸿章率军上海到李病死的整整四十年。开篇评述了太平天国，特别是多处高度赞颂了后期统帅忠王李秀成，说他“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观下，能得士心”，“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在提及《李秀成自述》时说：“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梁启超不以成败论英雄，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就有这样的评论是罕见的。他的这种思路也许对二十世纪李秀成成为史界歌颂热点也不无影响。三十年代初，《新生命大众文库》推出的《李秀成》一书，在结尾就引用梁启超评李秀成的另一段话：“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也！”
梁启超借写《李鸿章》谈李秀成，也抒发了他对太平天国的观点的情结。
第二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就在此时，他写作和刊载了所谓石达开《答曾国藩诗五首》，《饮冰室诗话》还记了这五首诗来源。这些诗后来为黄世仲写进《洪秀全演义》，发表在1906年广州《少年报》，说是石达开于天京内讧后引兵出走，曾国藩向他招安，即以诗五首答之，说得有声有色，正儿八经的；见于这几首诗写得如此慷慨激昂，大有仰天长啸又生不逢时之感。后来南社诗人高旭也编造了石达开诗二十余首，也许还有陈去病、卢冀野，它们以假冒真，为民间传诵多时，起到不小影响，其实始作俑者乃是梁启超。
梁启超还是本世纪第一个将太平天国文书从海外抄回的学者。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留学生旅美游欧，多有在所在国图书馆、博物馆发现收藏的太平天国文书档案，并摄制或抄录。这项工作据记载，很早就有刘半农、俞大维、程演生，后来有许地山、萧一山、王重民、向达等多人，而筚路蓝缕的却是梁启超，但很少为他人知晓。
1919年，梁启超为求学问、救中国、开拓眼界，与蒋百里、丁文江等同游欧洲各国，是年8月初他由法国、比利时到荷兰，在海牙来丁（莱登）大学图书馆参观时，在对该处“中西诸书悉览无遗”时，发现了所庋藏的太平天国《天条书》（壬子二年）、《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诏书》抄本和《颁行诏书》原刻本。当时梁启超行色匆匆，就请中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雇人抄录。抄件带回中国，现今庋藏湖北省图书馆，抄件后还附有《梁任公先生游和国来丁纪略》跋。就此长年湮没，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知道。
鲁迅：称之为“洪秀全军”，有时也采用乡民称呼“长毛”
鲁迅很熟悉太平天国。在他作品里不时谈及太平天国轶事。
童年鲁迅就知道太平天国了。这是因为当年的浙江绍兴，也曾是太平天国的重镇，太平天国在这里据守三年，留下有来王殿、周王府壁画等若干遗迹，鲁迅童年还常去那里逛游。当时太平军官员在绍兴城里有很多府第，他后来对许广平说，他家所住的老台门旧房子，也曾是太平军官员住宅。
当然鲁迅童年更多听到的是关于太平军传说。据鲁迅说，最早使他知道长毛（太平军）的，是阿长，即保姆长妈妈。“长毛故事要算她（阿长）对我讲得最多”，还说阿长讲“长毛并无正邪之分”。先入为主，这为鲁迅后来认识太平天国有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年冬天，鲁迅创作了《怀旧》，这是他运用太平天国历史为题材写作的首篇谈太平天国的作品；它热烈地欢呼太平天国革命，文中对一个为太平军“治庖侑食，因获殊宠，得多金”的革命者给予称赞，还介绍了太平天国在绍兴的安民措施，如颁发门牌，“乡人”贴“顺”字表示拥护，而地主不敢“高枕安眠”的事实，揭露了一个叫“何墟三大人”的地主在镇压太平军时，“因此发财”；一个地主爪牙赵五叔因骂太平军“盗贼”而自取灭亡。
1920年，鲁迅时在北京，目睹张勋复辟的前前后后，就以此为文化大背景创作了《风波》。他在作品里塑了两个谈及太平军的人物，一个是九斤老太，她虽哀叹辛亥革命“一代不如一代”，却也不加修饰地歌颂太平军蓄发剪辫的事迹；一个是赵七爷反对剪辫，攻击太平军“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借此肯定了太平天国顺潮流的革新精神。
太平天国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尚未得到公开、彻底的肯定，还有不少书刊，特别是前清遗老遗少著文，即循旧例诬之为“发逆”、“粤匪”。对此，鲁迅是不与苟同的。在他笔下的太平军，即认同于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用“洪军”提法，称之为“洪秀全军”；有时也采用乡民称呼的“长毛”，盖长毛并非贬义词，但鲁迅对那些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功臣”持鄙视态度。他在1924年11月写的《论照相之类》，谈及三十年前，在S城的一家照相馆见挂有几张“当今大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鲍超的照片，他的长辈要他向这些“平‘长毛’之功臣”学习，童年鲁迅竞拒绝了，并贬斥这些“大人之流”是“短毛”。显然，在他眼里“短毛”是不能与“长毛”并及的。后来他读光绪《绍兴府志》，看到有几卷全本都记有当时为太平军杀死的地方乡绅团练，被追封为“世袭云骑尉”名单时，又次痛责这些“世袭云骑尉”是“短毛”。对“短毛”的鄙视，鲁迅是一以贯之的。
鲁迅读书万卷，也多看过时人记录太平天国的笔记札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他也看了二十年代初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并将此书托内山完造带给增田涉。
白崇禧：创议建立翼王亭和先烈石达开纪念塔白崇禧从年轻时就爱读《左传》，自称是“半部《左传》治广西”。他对于兵书、古今战事颇有兴趣，因而对于广西家乡的近代兵事，更是自有情结了。
广西是太平天国的发源地。广西贵县（贵港市）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家乡。公元1860年（清咸丰十年），石达开从天京出走，来到广西，还在贵县驻扎过一段时间，并在城内设置翼王府。1934年，白崇禧和李宗仁主政广西，他俩都仰慕石为人处世的豪爽、旷达。这年春天，作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的白崇禧还赴贵县视察，与贵县修志局龚雨庭、梁岵庐等交谈太平天国轶事，从中知悉县属山东石龙区奇石那帮村，石达开故居遗址还保存完好，还了解到石年轻时英武过人、才气超群的气概。他很有感触，于是创议在贵县东湖畔中山公园建立翼王亭和先烈石达开纪念塔。当时由白崇禧领衔发起的启事是这样写的：先烈石达开，广西贵县人也。崛起岭峤，扫荡毡腥，还我江山，名华天壤。顾清社未屋，既往绩之弗彰，民国以还，复岐说之约起。倘不搜罗文献，正恐有误前人，说非访剔岩阿，定更难成信吏。比以重修邑乘，寻翼王之故宅，吊先陇于荒兵，既获遗碑，兼得残刻，茔墓虽毁，世系仍胎。蔓草荒烟，慨先芒之久闷；残碑断碣，此皇凤以堪珍。足扬国光，宜扬先烈，爰于东湖之滨，创建先烈石达开纪念塔，并筑翼王亭。庶几高山仰止，用增民族革命之殊荣；片石一存，永作湖山润色之佳话。发起人白崇禧、欧仰羲、龚雨庭、侯季卿、梁桂硕、梁岵庐。（《大美晚报》1935年5月27日）1934年秋翼王亭完竣。由李宗仁为亭作匾，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白崇禧还写了一篇四百余字的《翼王亭记》，文中特别提及太平天国功绩：“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冕，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已粗备。虽胜败非常，兴亡飚忽，然种族思想之磅礴，奇才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俸施，炳炳麟麟，至今尤有生意。”
“翼王为太平儒时，才气超群，以疾心天国内乱，遂至入川不返，仰瞻前烈，愤慨高萦，际兹国步艰难，外侮日亟，安得抢民族主义之豪杰若翼王者，起而力挽狂澜哉（《新夜报》1935年7月7日）1935年夏月，李宗仁又为“先烈石达开纪念塔”书丹，白崇禧却为高三丈八角形的纪念塔书写了一副长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据《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小配）说，这在假托石达开写的声讨清朝檄文中，仅堪称存真的两句，也是被誉为最慷慨佳句。
1935年7月，翼王纪念亭和纪念塔在贵县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剪彩盛典。白崇禧应邀出席，在演说中又提出，在东湖之畔，还要筹建一座石达开纪念碑，用以表彰这位太平天国英雄人物。
这次为一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农民领袖石达开而树碑的纪念活动，在国内乃是创举。以致作为新闻传媒不胫而走，很快就轰动全国，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北平和香港等地多家报纸引为盛事，竞相报道。不少报纸报道标题还引用了南京政府司法院长居正予石达开纪念塔的献词：不饮黄龙血，人头作酒杯。破家还汉业，揽辔轶群才。羽翼原无忝，豆萁实可哀。蜀山雅不折，魂魄好归来。
因为对太平天国和石达开有兴味，白崇禧也读了不少记述太平天国的官私文书和野史笔记，如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高旭的伪造石达开佚诗，以及当时广为推崇的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等的奏折、来往书信，使他对于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斗争有所认识，更有所深化。
1943年，经济史学者彭泽益将自己在中山大学授课的讲义，著成《太平天国革命思潮》初稿。白崇禧在军务倥偬之际，对这部初稿细加审理；在读完后，并约请彭泽益一起讨论。他对书中的第三章《太平天国军事理论》，更是青睐有加，给以指导，鼓励学者继续研究。几年后，此书出版，作者在自序中提及白崇禧：“他提倡太平天国研究的热心，实在值得钦佩。”
毛泽东：“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毛泽东说，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他对太平天国和太平天国领袖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谈话。
毛泽东是把太平天国作为近代革命的一部分来评估的。他把太平天国放在伟大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天平秤上，早在1945年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演说指出：“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一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3年人民出版社第435～436页）毛泽东这个思想，后来，即1949年就作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主体内容。
因此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有很高的评价。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469页）这里毛泽东把洪秀全当作封闭中国冲出中世纪、寻找西方真理的思想家和实践家，而且首先将他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驾齐驱。他的评价是恰当的，也是很高的。毛泽东这个思路延续至晚年，1970年，在批判陈伯达天才史观的《我的一点意见》提及所谓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他指出：“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王子今：《毛泽东的中国史学》第340页）这次又是把洪秀全和孙中山并列，而且定位为几千年中国史上的伟大人物。
当然，毛泽东是从历史推动进程来评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而对洪秀全革命的短缺也作有切实的批判，早在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开授《农民问题》时就提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该所旧址纪念馆19年版，第100页）对此后来他又谈过。
毛泽东对太平天国其他重要领导人物杨秀清、石达开和李秀成都分别有评述。
他对杨秀清也有很多评价，把杨秀清列为未读书而很有才干的人物。1964年11月，毛泽东就在一次谈话里提及要统一领导问题时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陈晋《毛泽东之魂》，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70页）。这里毛泽东就点出了杨秀清初露头角时的才智、能耐，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这又是洪秀全所不及的。
毛泽东对石达开也颇感兴味。早在1929年秋天，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和傅柏翠就赏菊谈起黄巢诗，联想到石达开。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不可能在青年时未读过梁启超、高旭所炮制的石达开诗，因此他说：“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黄巢也是英雄，也能诗。古人说：‘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能解诗。’很有道理。”他大概还读过那部晚清时修的《上杭县志》，因而又谈及1859年石达开部队远征路过上杭的旧事，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石国宗率数万人攻上杭城，城也攻不开。我们胜利，不是因为攻城人马比石达开的人马多，也不是城里守军比当年清军弱，而是我们懂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福建党史月刊》1996年第1期）石国宗即石达开家族石镇吉、石镇常，他们是石达开远征偏师，由江西入闽西，占领连城、龙岩三十县等，就是上杭没有攻下，毛泽东对这段历史是颇熟悉的。
因为对石达开故事熟悉，1935年5月，红军长征来到四川大渡河畔安顺场时，毛泽东满有兴味地看了旧时地方为石达开败亡所立的石碑碑文，向战士介绍说：“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同治二年（1863）四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爆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围：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崖，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四十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吴洁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6页）毛泽东讲了这故事后，又分析了当时石达开的失误，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毛泽东分析得当，胸中早有成竹。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想把红军当做“石达开第二”，消灭在大渡河畔。哪里知道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成功地渡过了大渡河。
也就是在红军到达安顺场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百忙中找了当地岁的老秀才宋大顺。宋大顺是当年石达开败亡的目击者。毛泽东向他请教石达开当年怎样失阵落马，并仔细询问了与石达开失败有关的许多细节。旋后他又反复思索和分析了种种导致石达开悲剧的因素，将此作为前车之鉴。在召集中央军委领导人开会时毛泽东就很有把握地说：“七十二年前翼王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天堑大渡河挡不住我们，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是不能变为现实的。”（《党史博采》1995年第2期）接着他和红军将领作了准确、全面分析，拟定新的战略部署，使英勇的红军强渡大渡河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
毛泽东对李秀成也是很熟悉的。1953年2月，毛泽东在陈毅等陪同下，在南京博物馆参观了太平天国常州守将志天义陈志书所铸的大炮后，又游览南京东郊风景区。他特意驱车到龙东北龙脖子附近城墙，即1864年7月湘军首先陷城处，凭吊牺牲的太平天国将士，还听了陪行的文史专家朱偰对那次激战的介绍。当天京城破时，李秀成护着幼天王登上城里清凉山，到了夜晚，突然下山从清军首先突破城围的太平门冲出去，突围是成功了。毛泽东听后连连称赞太平军战术高明。因为选择从破城处突围，本身就棋高一着，出敌不意，盖此时清军大部队已从这儿冲杀进城，其余清军则必忙于对各段城墙猛攻、堵截，破城处反成了清军一处薄弱点。（《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3期）这次突围指挥者就是李秀成。在这里，毛泽东称赞了李秀成。他对李秀成的历史是很清楚的，因而当1964年，在读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后加以赞赏，并写了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后来《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选编，编集了蔡尚思、吴泽教授分别论述李秀成的一些意见，如蔡说，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这里的线，指的是他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要认识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毛泽东为此还作了批语：此文有些道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这也是一家之见，但是毛泽东却视为政治要题。他是想从太平天国和李秀成故事寻找若干答案。1975年12月，他还在读有关书籍，如《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年谱》、《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舒群：《毛泽东故事》，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应该说太平天国的人和事给毛泽东很多启发和借鉴，早在1944年11月，他就写信与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242，页）。太平天国确是一部历史大书，毛泽东充分运用他丰富的知识和理论，从中汲取精华，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