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改了三次国号
——从太平天国、上帝天国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封建帝王多有喜欢改元，以表示更新、吉祥之意。如武则天垂帘仅六年，用了四个年号；称帝仅十二年，竟用了十三个年号，其中多有一年换一次年号的，如如意、延载、证圣、神功、久视、大足。但罕有的是改换朝代，即改国名的。
洪秀全却喜欢改国名。他不用年号，却在国名改换上做文章。天京内讧后，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失去了光辉，天弟杀天兄，天兄杀天弟，致使这套所谓天父诸子下凡救世的神话彻底破产。而洪秀全执迷不悟还继续拾起天父天兄托梦的荒诞武器，所表现的就是企图借用神学和宗教强化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1861年，他决定要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是所谓天父为大家长的所有兄弟姐妹人人拥有之国；石达开远征，不奉天王诏旨，但却仍打着“太平天国”印记；而“上帝天国”乃是“普天一家尽归爷哥”，即天上和人间的天国都是上帝的（即与洪秀全同一爸爸的石达开在1858年后，已被洪秀全拉掉了“圣神风”桂冠，且排在洪仁开后，盖已把他踢出“天父第七子”的神缘圈了），也就是洪秀全代爸爸管理的“天国”；但洪秀全很快更改了设计，他似乎认为“上帝天国”还不确切；不久他正式下令，将“太平天国”、“上帝天国”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并下诏规定，凡文书、印文都要在原有的“太平天国”四字之上添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看来，用此称更加明确“太平天国”是天王私有的。有如李秀成说，“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将此之情，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及世人”“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御林兵者，皆算渠一人之兵，……恐人霸占其国”。（《李秀成供词》）其实，农民领袖洪秀全也就那么点文化知识，也许这些无聊的国号，在当时的天王眼里是被视为头等大事的，可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们从他刚下诏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很快就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可见真是心血来潮，头脑发热。其实这些翻来覆去的手影游戏，本身就使旁人无所适从，后期洪秀全的思维真是跑得太快了，做得也是太偏了，他究竟有多少层威信，也是令人怀疑的。
热衷于排名单的行家
——为了抬高家族，连小女婿们也排在总理国政的洪仁玕前面了《水浒》梁山好汉有多次按尊卑、功劳排座次，最后聚集忠义堂，立了石碣，方才确定了以宋江为首、卢俊义为副的一百单八个好汉的前后座次，这个座位编排很像今天所说的排名单。
排名单、排座次是非常有学问的。
太平天国领袖们，特别是洪秀全等，都是排名单的超级行家。
如果说，在拜上帝会平在山期间，在金田起义、武宣东乡称天王和永安建制等时期，这个名单是要杨秀清、萧朝贵等借上帝耶稣意志，挟令洪秀全承认他们的座次，并由他俩决定他人的前后座次。但白天京内讧后，尤其是石达开出走天京赴安庆、江西，此后到灭亡，那都是由洪秀全一人排名单、排座次的。
洪秀全此时常爱说：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也就是一切大权小权，事无巨细，俱归于天王和天王直属的内阁。它也表现在由天王一人决定座次、名单。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呕心沥血，经常要思考的就是排好座次、名单，目的是将太平天国成为洪秀全和以他为大家长的洪氏家族之天下。
他在诏旨中经常提及排座次，如1861年决定“天将居胞下官尚（上）”（天王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目诏）；“爹诏西下南尚（上）爵，长次伯同驸马，今诏升爵同西王”。幼主加封长伯次伯诏，前诏是说天将爵位，在诸王（胞）之下而在其他官爵之上：后诏是假幼主名义下的，说是前次爹（洪秀全）下诏旨规定洪仁发、洪仁达和驸马们的座次排在西王之下南王之上；现在他们应升爵和西王座次排在一起。
今存天王、幼主若干件诏旨，其受诏者就是经几次调整、完善而最后定位了的。见如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天王《万国来朝及敬避字样诏》，诏曰：朕诏天佑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现元侄、瑭元侄、锦元侄、钰元侄、釮元侄、栋梁婿、文胜婿、万兴亲、玕胞、葵元侄、达胞、玉胞、秀胞、雍侄、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天将、掌率、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神使、六部、主、佐将暨普天大下同世一家所有众臣民知之。
这份诏旨别致的首先是排了一大批太平天国显要名单，如数家珍，洪秀全乃是以家为国，所以把能用的家人称呼都用在严肃的诏旨里了。他是按家庭血缘和阶位排列的，名列前面、在诸军事领袖之前的，几乎都是不满十八岁的少年和儿童，甚至是襁褓中牙牙学语的婴儿：如“天佑子侄”，即天王第五子洪天佑，因为过继给杨秀清为幼东王，因而是又子兼侄双重身份，所以称“天佑子侄”，名列第一位。“和甥”，幼西王萧有和，“福甥”，懿王蒋有福，即萧有福，他们都是萧朝贵之子；“和元侄”等乃是洪仁发、洪仁达的儿子；“栋梁婿、文胜婿”都是天王的小女婿，是娃娃亲；“万兴亲”，即蒋万兴，是萧朝贵的亲爸爸。凡此等等始构成一个血缘亲缘圈，即太平天国最高亲贵排名表。
洪秀全为了使它规范化，作为定制，百年不变，还精心研究、精心设计，将它写进了《朝天朝主图》。所谓“朝天朝主”，就是觐见皇上帝、天兄耶稣和天王、幼主洪天贵福时诸亲贵和朝臣的排列座次，为此洪秀全在诏旨中还念念有词说道：爷哥朕幼坐天堂，东西双风几两旁。
双凤几下长次兄，殿前两边排四行。
巨崇至驸马西父，中排两行面父皇。
南干以下至安福，仍旧两行面朝阳。
巨左崇右中双立，挨次元长及见唐。
次定汉驸马西父，递分左右面朝王。
南左干右仍旧位，挨次翼英忠赞当。
侍辅璋豫天将掌，部义安福面欢畅。
皇天门外燕以下，联邦朝觐永荣光。
朕今降诏定位次，殿前四行辅朝纲。
齐遵孝和正耐坚，幼前诏位次缴上。
这份诏旨也真别致，是直幅，长有一公尺余，为宽的一倍，上栏即《朝天朝主图》，下栏即天王这首解释词。到此时，天王陛下终于以政教合一，而又是宗教领导政治，完成了自己设计的洪氏理想国。
洪秀全很是重视这张《朝天朝主图》，为了使这张钦定的排名表得以扩大张扬，让太平天国大小官员都能奉行，让全国军民知道，他还特意在诏旨的结尾处写了八个字：“诏颁普天，刻多颁知”。
可是，这份精心制作的还盖有幼主金玺的防伪诏旨，大概是因为刻印得太多太滥了，使得谁都不稀罕它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故而很快就成为一张废纸。什么人都没有将此收藏，或记下只言片语。要不是后来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收藏，谁也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一份稀世之宝，一份天王陛下亲自设计的座次表、排名单。
做官的本钱是资历
——在永安围城时，就许愿在城中兵卒最小的就是两司马；到了小天堂，最小是封军帅农民领袖多好讲资历，资历就是对革命的贡献。在长期斗争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疲劳，这也是老本钱，最最值得骄傲的，它是硬件，是谁也难以抹杀和替代的。
太平天国在永安围城建制时，就为在城的大小将士封官许愿：“今诏封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升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掌打大旗升天功臣，职同将军、侍卫世袭。现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封帽一概尽与两司马同。既封及者一体，未封及者一样。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谕兵将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诏》）这就为日后将士升阶立下了规矩。据这道诏旨，当时已经牺牲的将士子弟，不论是谁的后代，都可荣获总制、将军官阶，包括它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而活着的，即使是小兵小卒，也可出任管辖二十五人的两司马。这样说来，整个永安围城的太平天国人员，大大小小都是官儿，虽没有兵卒，也颇令人兴奋，皆大欢喜。但当时如两司马授者，当是有此衔而无实职，因为麾下无人也。
这都是凭资历而当官的。
像李秀成，他是太平军赴永安途中参加革命的，比起金田团营诸人要迟七八个月，可是由于划在同一档次，在永安当然也封赏了一个两司马的。太平天国后期柱石级人物陈玉成和李世贤、林绍璋等人也可作如是观。他们后来不断升阶，是靠战功或政绩打出来的。
但也有不少人，饱食终日，也难以因人成事，因为有着参加金田团营、永安建国等老资格，就可获得特别优待。这时似乎给与一个两司马甚至再高一些官阶作为虚衔就不够了。为了抬高他的特殊材料所制成的身价，表示有资历，于是到了天京后就发明了一个“功勋”。
“功勋”就是按资历授予的。在资历面前人人平等。
根据所授“功勋”条款：凡在金田团营参加天王生日活动的，无论职位大小，都可在官衔前冠以“功勋加一等”；凡自参加永安建国和突围北上的，无论职位大小，都称“功勋”。
“功勋”是资历。以后还有参加扬州三□河战役者，都可冠以“平胡加一等”，参与监试工作者可加“监试加一等”。它们也算是荣誉的资历。由此在某些太平军将士的头衔，有“功勋平胡监试加三等”类似葡萄串式的名号。
见于战争和内讧，早期授予“功勋”的人员越来越稀少了。物以稀为贵，后期封官进爵就很讲究资历，要看他是什么年代参加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把资历分作四档，如1851年金田起义前的就作为第一档，也就是当年拜上帝会的成员，如1860年12月《幼主诏旨》有“平在山勋旧，俱升封义爵”，“至一切勋旧赏或不及，表们细查奏封也”。当时义爵阶位仅捌王和天将之下，阶位很高，是划到高干圈子的。
在按资历划线分档封赏官爵上，太平天国真是做到了严格把关，容不得半点虚假。因为这是块硬牌。由此推理后来天朝封了那么多王爵，其中必包括那些在金田起义前参加拜上帝会的成员。水涨船高，他们该是都做了王爷，沾资历的光，同享天福了。
丞相丞相满街走
——一个仅几百人的军营，至少就设有十个丞相编制太平天国十四年，设置和出现了多少个丞相，谁也说不清。今天史学家说不清，就算是当年太平天国领袖们也说不清的。
太平天国丞相多如过江之鲫。
封建王朝设置丞相是作为皇帝陛下的最大辅弼。通常是左右丞相各一，亦有是只设一个丞相，如东汉末的曹操和蜀汉的诸葛亮。丞相朝朝有，但到明初洪武中期就断绝了。此后明清两朝都不设丞相；可是在草莽，如农民造反派，还是青睐于丞相名称的，要说满朝充盈门的，那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所封丞相要比二千年王朝所设的各种丞相总和还得多几倍、几十倍。
1851年9月，太平天国在永安州（蒙山）就设有天官丞相（秦日纲）、春官丞相（胡以晃）。1853年3月建都天京时，也只是设有天官、地官和春官等正副六丞相。可是未满一年，就按《周礼》名讳，把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按每官正、又正、副、又副等四员，总共二十四员全都配备完整了。当时六官丞相的阶位是很高的，正如杨秀清与北伐诸帅文称他们身为丞相，“官居极品”。由是多少人都向往做上丞相过瘾，为满足欲望，太平天国还搞了职同丞相，恩赏丞相和平胡丞相。恩赏丞相就是有名无权的荣誉职称，一个小小两司马也能封上了的。据传，有时天京政府一天就封了几百个恩赏丞相，故在太平天国前期，有丞相头衔的官员可以说满大街都是。
太平天国后期设置的丞相更多，它已经沦为不入流的行政级别了。到1858年时，已不见有六官丞相名称记录在案了，我们所见到的是编号丞相，如殿右二十三丞相黄玉成，至1860年已见有殿右肆佰叁拾肆丞相樊玉田。1863年还出现有保殿前后一军前营左七丞相、右十丞相，即一个仅几百人的军营，至少就有十个丞相的编制；另有齐天福汪队内，有一百十五癸官丞相黄典存，做照理粮饷的杂务事，丞相职位更低微卑下了。
太平天国所设各个品种的丞相官职，只是借传统“丞相”之名词，可认为是官阶和荣誉职称，都有悖于历朝丞相职权，而没有实任的职务。它与太平天国兴亡相始末，且所授者面甚广，察其所因，乃为满足农民文化心理的感性思维。农民拥护好皇帝，农民也向往做将军、丞相，这种潜意识时时见于平话戏剧，诸如罗本《说唐前传》写程咬金离唐营落草，在商道上收伏一批草寇，他就封为丞相、阁老。它也可视作太平天国自始而终均设有丞相，丞相名称见红的一大原因。
巧立名目的天朝六爵
——晚期天朝竟出现了按数字编号的“伍佰伍拾捌天安”和“壹仟肆佰陆拾柒天福”
干王洪仁玕有一次发表重要谈话，在谈及官爵时，他把洪秀全杜撰的所谓“六爵”说得好得不得了。
洪仁玕说，“今之义、安、福、燕、豫、侯六爵，胜过古之公、侯、伯、子、男爵多倍矣。盖公、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儿子之称，以之名官，实属糊混不雅之至”。（《英杰归真》）太平天国非常讲究世袭制，爸爸是王爷，儿子、孙子也必然是王爷。即使小小的乡官两司马，也允许父子公孙相袭，代代保持既得的权力和利益，而所谓“六爵”，则更有其鲜明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即在王爵下丞相上增设了侯爵，开始侯爵先后有“国侯”（如胡以晃封护国侯）、“胡侯”（如林凤祥封靖胡侯）、“天侯”（如佐天侯陈承镕），后统一称为“天侯”。1854年后，将秦日纲的燕王爵、胡以晃的豫王爵分别改为顶天燕和护天豫，以原来的爵名和位序排列于天侯爵前，后逐步定式为天燕、天豫。1857年，洪秀全因要取得安庆石达开的支持，故削去两兄安王、福王，即将“安”、“福”转为天安、天福两爵；原因石达开的翼王改封为义王，于是嬗化为天翼爵，但后石达开不接受义王，仍称翼王，于是不用天翼爵，而采用了天义爵。
1858年初，六爵已成为太平天国高级或次高级干部的封爵。在王爵下设六爵，这也是当时洪秀全永不封王的一种心理行为。
1862年始，六爵日益贬值，以至出现按数字编号的“伍佰伍拾捌天安”、“壹仟肆佰陆拾柒天福”等封爵。与1858年初，任爵天安、天福，统辖十几万大军的陈玉成、李秀成相比，只不过隔了四五年，而此时的授天安、天福的官员，却已沦落为只能是一个管理几十人官衔的小头儿了。
难得王爷多似狗
——近水楼台，以致七十岁的看门老头、襁褓之娃，都拿到了金印，挂上金圈，登上了王爷宝座太平天国后期封了很多的王。
王是最高的官爵。按理封王是和功劳挂钩的。功高才能封王。开始实行时还算合理，但自1862年，即安庆失陷后，越来越走向胡闹了。
晚期封王，主要讲关系。它以天王和洪氏亲贵的好恶亲疏为准则。因此只要和权贵们有关系热络，那就能捞到王爷做了。通常获得这荣誉和高位的是两种人：一是洪秀全亲近的人。深居简出的天王陛下，周围都是女人，即使是当然的接班人洪天贵福也很难见到他。因此天王府大门里二门外的男性服务员，如能让天王知道，或者再加上谈过几句话，旁人美言几句，那在封王潮中是十拿九稳捞到王爷做做的。可以推测，天京失陷时天王府里的王爷是很多的，后来跟着幼天王洪天贵福逃出天京就有十几个列王。二是带有“洪”字头的哥儿们、子侄们，只要来自广东大同乡姓洪的，亲不亲，姓上分，一条红线格外亲，何况五百年前是一家呢！当然还有凭资历吃混饭的拜上帝会的老哥儿们，所不同的，他们是要吏部无官排衔送上受封的。
因为这种划线，太平天国晚期竟出现种种光怪陆离的王，其中见于本本的，就有年至七十才封的梦王和刚诞生所封的同王洪□元。
梦王董金泉是安徽怀宁月港乡农民，小名三木瓜儿。1853年（清咸丰三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1823年（清道光三年），年三十岁时就在安庆长江码头当搬运工。11年，因合伙杀死码头主，被通缉逃亡。成份极好，亦农亦工，又有造反精神，因而当他留京出任宰夫衙总提调时，就算已是六十八九岁高龄的人了，仍被洪仁发看中，推荐到天王府任庶务总管，掌管天王府日常事务和各殿门钥匙。近水楼台先得月，由此为天王所知封王，此时大概已年方七十了。他算是太平天国年龄最大的一个王。
年龄最小的王就是同王洪硐元。
洪□元是王长兄洪仁发的第七个儿子。洪仁发自从1857年秋任援镇江总指挥因失败返来后，除了参加某些宗教仪式，大致是躲在府里养尊处优、饱食终日。他的惟一功绩，就是为祖宗多添了几个儿子。洪硐元是他最小的儿子，是1861年8月8日后出生的，在襁褓中就被封为王爷。按太平天国规矩，一旦封王，就赐金印、金圈，就要命工部建造王府，配备王府属官若干人。像洪硐元这样的连撒尿都不会叫的婴儿，更需要配备保姆若干。因无文献，不敢妄猜，但金印、金圈等应该有，王府也应该有，这是按级别规定下来的，不拿白不拿嘛！
一个替天王看门的老头子，一个还是吃奶的婴儿，都封了王，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受封在夕阳西斜的太平天国，又说明了什么呢？
以国为家的亲密称呼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袍者，胞也。亲兄弟，也可称作是最最亲密的战友《诗经·秦风》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袍”后来演化为“同胞”。
洪秀全是做文字游戏的，他对这个“同胞”的“胞”极有兴趣。“胞”者，亲兄弟，也可解释最最亲密的战友。在前期太平天国，洪秀全对他的那几位“天弟”，就称之为“胞”，他说，“朕同胞等皆是亲承帝命下凡”；只有他们几位特蒙恩准，可以在天王府金龙殿设宴。四肢发达的秦日纲有时也可以沾点余光，但洪秀全对他是事先打过招呼的，“顶天侯，尔今日得在金龙殿内坐宴，是天父大开天恩与尔者也。朕同胞等皆是亲承帝命下凡，顶天父天兄纲常者。以理而论，惟朕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龙殿设宴。若至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臣有功者，欲赐宴以奖其功，只准赐宴于朝厅，断不准在金龙殿内君臣同宴，以肃体统也。此一事极为关系，当记诏以垂永远也。”（《天父下凡诏书二》）这一通等级分得如此严格的长话、废话，还要记在教育后世子孙作楷模的红头文件里，就是因为洪秀全认定“胞”者是高贵的，他人不能混淆。
后期太平天国，洪秀全也充分地引用“胞”字的功能，在诏旨里，他称有“歼胞（洪仁歼）、达胞（石达开）、玉胞（陈玉成）、秀胞（李秀成）、恩胞（蒙得恩）、贤胞（李世贤）、辅胞（杨辅清）、璋胞（林绍璋）”。（《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以国为家，如此家庭式、兄弟式的称呼“胞”，也可窥测出洪秀全的一番苦心。要建立自己理想的家族统治，单靠一群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洪氏子侄，显然是不行的，只好仰仗这些异姓，制造准血缘圈。因而，这里所称的“胞”，可以理解为：（一）准小家庭成员，即洪氏家族圈的外圈；（二）是亲密战友。它在太平天国后期也就是这几位。
如果说洪秀全晚年滥封，但对称“胞”级的高级干部则是严格控制的。从1859年4月封干王、英王，称他们是“歼胞”、“玉胞”，同年又称李秀成等数人为“秀胞”等。仅此而已。
廉价的千岁称呼
——大小千岁层层叠叠，它按数字上下，可从九千岁排到一千岁，真是货色俱备，花样齐全中国皇帝称万岁，亲王王族称千岁。太平天国非常热衷臣民呼万岁千岁。固然，万岁只能一个，就是洪秀全，就算有两个，也只是加上他的儿子。杨秀清也想呼万岁，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不能有二个万岁爷，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他必然要掉脑袋的。
称呼“千岁”就不必限额了，太平天国对臣下能呼千岁是很多的。
太平天国元年公布的《太平礼制》就规定有诸王呼称千岁，他的世子（长子）也呼称千岁，因而太平天国千岁多如牛毛。
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是很讲究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的，永安的封王，虽都是王，但权力不一，各王也不在同一台阶上。那么如何让臣民清楚呢？于是聪明的所谓上帝诸子发明了“千岁制”，即用臣下称呼的不同以示区别：杨秀清称九千岁；
萧朝贵称八千岁；
冯云山称七千岁；
韦昌辉称六千岁；
石达开称五千岁；
按照农民家长制固定的思维，这些称呼是千世万代不变的，所以后期出现的幼东王九千岁，幼西王八千岁，幼南王七千岁，仍是按爸爸的坐位排列。
天京内讧后，洪秀全封了两个哥哥为王，当然也称千岁，后来因为臣下异议，暂时取消了。他虽不封王，却封千岁，如封蒙得恩，“由朝长而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蒙时雍家书》）但自洪仁玕封干王，“爵同南”（相当于南王七千岁），就每年按几何级数增加封王数，见于所封各王不在同一台阶。亲疏有别，权力大小，于是他将前期“千岁制”作了巧妙的调整、充实，即尽力将所封之王，界定在五千岁或五千岁之下，“伪爵封王，有一千岁至五千岁之别”。（林锦：《陷贼记》）因此像陈玉成的英王，开始因“破江浦、六合官军，升四千岁”，（《见闻录》）但很快就被冲破了。1860年4月，陈玉成攻破江南大营，升六千岁，忠王李秀成“原授四千岁，因占苏州功，又加二千岁，为六千岁”。（《虎口日记》）此后洪秀全封的王，仍牢牢控制在五千岁以下。1864年还广封王爵，一概叫列王，是最低级的王，按数字只能是一千岁，所以后来在天京城破前夕，天王陛下为鼓励士气，灵机一动，又发明比列王级别低的王，用了一个杜撰字“生”（小王），它连一千岁都够不上了，因此人心不服，更见贬值。
而洪秀全是很有权术的，同样是封王，他把自己的亲哥哥、亲侄儿全都排列在六千岁的陈玉成、李秀成前面。如洪仁发、洪仁达哥儿俩，在洪秀全精心设计下，他俩虽理政事是草包，但通过抬高其宗教地位，虽未封王，却封了两个肉麻的称号：“王长兄”、“王次兄”。洪秀全的以国为家、以家代国的搞法使两人乃以家族大家长桂冠，得以赐“爵同南”（七千岁）。继又升“爵同西”（八千岁），而他们的大儿子也沾上了光，也排列在陈玉成、李秀成的前面。从而使洪秀全和他的家族创造了家天下的理想王国。
金印银印满天飞
——说也奇怪，就是没有一颗能传留至今太平天国领袖讲究气派，讲究排场，当然也分外注重自己官印用料的高质量。
封建帝王将相，多采用玉质刻玺印。太平天国的印章大致按等级可分为三种质地的印章，即金印、银印和木印。
据记载，天王和幼天王都有金玺和玉玺。《钦定敬避字样》说，“玺，玺有金玉之分，前代不准僭称也”。最早是天王在湖南长沙南门制造玉玺。在攻占汉阳时，又铸造八寸见方、四面云龙的金玺，上刻有“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和“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等字；后又铸有金玺，上刻有“父子总号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统”、“公孙同坐天国真王万岁照万方”等字样，此外还有几方金玺，惟内容不详。1864年7月，天京陷落，为湘军搜获有金玺一方，天王、幼天王玉玺各一，送北京军机处，后为军机章京萨隆阿窃出，镕化为金条十根。此处之金玺有可能是“父子公孙”的一方。但其余金玺下落不详，很可能为乱军掳掠而失。
前期诸王都是用纯金铸印，但下落不详，有的可能毁于天京内讧；只有石达开的翼王金印。一说是1863年石在大渡河被诱捕时，为总兵唐友耕所得，唐传与儿子唐百川。辛亥革命后卢作孚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时，曾因展览借去陈列（《益世报》1935年12月15日），民国时为一石姓团长取去（沃丘仲子说）；也有说此石团长，即石少武，绿林出身。他自称是石达开后代，率兵围困成都唐宅索印，唐之子孙无奈将印交出，始去。石少武后为刘湘杀死，此印不知下落了（《伦语》第89期）。一说是连同石达开正身一起送到成都总督衙门，若干年后衙门失火，也就不知下落了。
后期太平天朝持金印者更多了。
天京内讧后，天王恩泽家族、贵戚，也雨露重臣及其家族，由此可有三种人是合法持有金印者：（一）王亲国戚。据《幼主诏旨》（1860年12月19日），“特诏封长伯（洪仁发）、次伯（洪仁达）同驸马、爵同西王。并诏长伯、次伯、驸马、西王父（蒋万兴）谕升询谕，臣下奏升称申奏，均赐金牌、金颈圈、雉翎、金印、天府”。此处洪仁发、洪仁达、天王的几个大小女婿、萧朝贵亲爸，都是用的金印。
（二）东西王等袭爵者。《幼主诏旨》中有“传献幼东王盖金印转献”字样，可见时为婴孩的洪秀全第五子袭爵幼东王和幼西王萧有和等都是金印。
（三）后期重臣，即授军师王、特爵的洪仁玕、陈玉成等人。据《幼主诏旨》（1861年2月5日），“自今内外本章免盖玕叔金印及一概金印，单准盖幼东王印”。此处一概金印即指与洪仁玕同阶的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王；诸王家属子弟，也有赐金印的。如李秀成子李容发，《幼主诏旨》（1860年11月9日）“特诏封李容发为天朝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二殿下，赐金牌、金颈圈、雉翎、金印”。
太平天国前期的天侯和天官正丞相是用纯银铸造的官印。尔后，福爵也是持银印的。1858年，曾与太平天国合作的张元隆（张龙）向清帅胜保纳降时，献上他的“太平天国殿前真忠报国钟天福张元隆”象纽银印。张元隆官授征北大佐将，在捻军中是次于征北主将张洛行的第二把手。他的福爵是银印，可见当时至少是高于福爵的安、义两爵也是银印。持银印的太平天国高级人员远远超过了前期寥寥的十余人。后期和晚期所封诸王，有用金印也有用银印的。1864年9月在浙江开化战死的刘裕鸠享王印就是纯银铸造的，可见当时持银铸印已很普遍。
太平天国的金印、银印铸作业是相当发达的，它设有金匠营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号。1860年还由丽天安张兆安出任总正典金匠。这是一个肥缺，张兆安由此青云直上。翌年还当上了吏部又副天官，后封依王。金匠营每年要制作成千上万的金印、银印，满足太平大员的心理欲望。
按理说，后期晚期所铸的金银官印是非常多的，可是留存今天的却未见有。看来仍是在战争后尽人私人库藏中去了。如有关此类文字很少见于当时公私书牍。现所仅见有曾国藩复梅小岩太守书，内称，1863年太平军江苏高淳“巨酋杨友清杀伪辅逆家属，持其金印诣雪帅（彭玉麟）大营投诚”。（《曾国藩未刊稿》）当时，彭玉麟隶曾国藩湘军水师，它当是彭玉麟报告的，但此金印下落，语焉不详。至少在曾国藩奏稿就高淳、杨友清归降这段文字里，就再未提及这颗辅王杨辅清的金印了的。它当然没有被上缴，在这里彭玉麟、曾国藩都有侵吞之嫌。类似的就是上述张元隆、刘裕鸠的两颗银印，也是为人所侵吞，盖此类情事太多了。由此推理，有如天京失陷，湘军进城大掠，洪氏兄弟、李秀成等王爷的金印、银印，均可作如是观。
五花八门的大小官印
——世代相袭，儿子仍用老爷子名讳的官印二千年间的传统官印只镌官爵名称，这是因为它本非一人专有；人变换，官印可另授，所谓接印、摘印是也。
太平天国官印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人员因朝任夕免，而须变换官印的，就像当今某些人员因头衔的不断增加而须不断更换名片似的。但也有是不须更换的情况，那就是老爷子呜乎哀哉，因儿子按法定可继承原官原爵，也不须更换，可视为遗产交由儿子继续使用。1862年4月中旬，赞王蒙得恩病死，长子蒙时雍由赞嗣钧（君）改称幼赞王，仍在蒙得恩位置上主持政务、外事。现见的幼赞王蒙时雍行文，所钤记的仍是蒙得恩赞王印。天王表兄，就王黄盛爵死后，他的儿子幼就王黄三钧仍是用就王印，不再另授幼就王印了。
本来，太平天国官印凡带有爵衔的都须刻名字，已经是印章史上一件咄咄怪事了，现在竟然子继承钤记、父印，更是史无此例了。
有印有权，无印不佳
——最吃香的雕刻匠行业
见于本本记载的，太平天国设雕刻衙和典金匠等，是在进入南京后始有的。但准确地说，雕刻行最重要的业务刻官印，在金田起义时就有了。
刻官印业最为走俏，太平天国讲究官本位，当然也讲究官印建设。
朝中军中都设有雕刻匠，以便随时应召刻印。攻取城镇，贴出招贤榜招徕人才，其中也包括地方刻字匠。
天京就设有雕刻衙，它是官办机构，聚集着全城和周边地区如扬州、镇江等地的工匠。按照军队编制，亦工亦兵，把他们强行组织起来，刻官印、刻诏书这类的本本，还派一位广西籍老干部当典雕刻，职同将军。
从1853年到1855年，天京雕刻衙的工匠们，老老少少，都是过着集体生活。他们不须家庭，一月三十日，天天时时都在全心全意地为天王的伟大事业刻印、刻书。
太平天国后期，很多行业不再强制工匠过集中营生活，但雕刻衙仍旧维持，因为刻官印是太平天国从不中断的大事，天王陛下和天朝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封官升官来激励人心和鼓动士气的。
1861年，太平天国还晋封了正、又正、副、又副等四位总典印官和正、又正、副、又副等四位总典镌刻，他们都被授六爵第三位的福爵。此处典印官是负责收发官印的，典镌刻就是镌刻衙的主管；这两行的领导班子配备得如此完整，正说明天王和太平天国的青睐和重视。
太平天国官员非常重视官印，因为这是他们的命根子，通常随身携带作为凭证。因而在战事紧迫时，为了抢时间，就先刻印颁赐。1864年8月幼天王洪天贵福逃离天京到湖州，因金玺玉玺留在天京，就在中途刻了一块幼天王木玺。他在湖州封四方主帅时是如何表示的呢？就是各送一方木刻官章。当时王爷们丢了金质银质的王印，没有条件铸造，就先刻木印，所以首王范汝增从湖州出走，在安徽深渡丢失的王印是木头图章，这颗木头图章也是现今博物馆独有的王印。后来，他加入北方捻军，首先要紧的是再刻王印。1867年底，山东寿光之战，范汝增和列王徐昌先都被地方团练杀死，敌军在夺得他俩的木印后，写下了“获伪王木印二”的文字。人在印在，人死印始失。官印是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精神寄托，那是万万不可没有的。
太平天国第三百六十一行：卖官
——钱桂仁就向李秀成送上金狮一对，金凤一对太平天国晚期政治腐败的表现之一，就是高层也搞卖官了。
据《李秀成自述》揭发天京政府内幕，“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而又保之”。这是披露天京选拔官员的吏部主管部门，他们所保奏官员，若干都是买来的。晚期主管保荐，铨选官员的主要负责人洪仁达、朱兆英，本也是利禄薰心的贪官。因而按李秀成的揭露，他的部将陈坤书这个护王也是买来的。说他由苏州跑出，“将常州自霸，使钱而买作护王。此人是我部将，因其乱苏州百姓，忌我治其之罪，故而买此王而拒我也”。连王爵都嬗化为商品，太平天国晚期政治腐化也可想而知了。李秀成在这里揭示，是对天王等的不满。其实，他本人就是个买官大户。常熟主持军事的慎天安佐将钱桂仁，广收金器，打成金狮一对，金凤一对，专程上苏州，偷偷送进忠王府，李秀成大为欢喜。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升他为慎天义受天天军主将，并将在常熟主持民务，位在钱桂仁之上的详天义侯裕田调防，让钱独揽大权。
首恶者必办，知情迟报者受罚
——杨秀清处理周锡能反革命事件，做到了有理有节太平天国在进入永安的几天后，就发生了“周锡能反革命事件”。
周锡能是金田起义时的军帅。当时的军帅官阶仅次于军师、总制、监军，按制也算是高级干部了。
但是周锡能在离永安州回博白老家招集人员途中，却被敌人收买，赏给他一个六品顶戴虚衔，就奉命潜回永安州城，诱惑军心，搞外攻内应，并与朱八同去行刺太平天国领袖们。
周锡能回到州城，当天就去窥探城楼，说了些关于州城易攻难守的话，伙同朱八去诱惑朱八亲侄、监军朱锡琨；还对巡查黄文安说了自己投入清营后得到六品顶戴，等等。他很是得意，以为这两位博白同乡默认了，准备伺机早晚动手。
杨秀清对周锡能的一举一动早已洞察了。于是假托天父下凡，命令立刻逮捕周锡能、朱八等人，其中包括周锡能妻子，她亦是积极参与者。她早早即准备好行李，等候丈夫的发动。
当夜，韦昌辉审讯周锡能，他否认。
第二天，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审讯，天王和大小将士都参加旁听，整个州厅大堂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群。
铁证如山，周锡能无法抵赖，只得讨饶。
杨秀清又附天父下凡，传朱锡琨、黄文安到来。朱锡琨、黄文安只得如实揭发了周锡能。
杨秀清因为朱锡琨、黄文安没有及时禀告，各杖一百，以示警戒。
周锡能和妻子、朱八等人被判处死刑。他真是悔之晚矣，临死前大声呼叫：“众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尽忠报国，不要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
太平天国广大将士耳濡目睹对周锡能等人的处理，无不拍手称快。于是杀猪宰羊庆祝，大大鼓舞了围城中将士们的士气。
首恶者必办，知情迟报者受罚。杨秀清分别处理，有理有节。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这事件的教育意义。天王亲自审阅了由蒙得天、曾天芳审讯的笔录，并把它刊刻颁布，作为全军全民学习、的必读文件。这就是《天父下凡诏书》。
幼稚的审讯术
——韦昌辉命令要将名册调来，让张继庚指认哪些是通妖分子吴长松张继庚反革命案件扩大化了。
吴长松原是富商，捐过监生。他混进太平天国，因上书绐殿前丞相钟芳礼：“金陵以机业为首，居民习此者半，若招集数千人，足供诸王服饰。”而此说正投讲究王侯服饰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所好，故设立织营，任他做总制。
张继庚是江宁府学廪生，混进北典舆衙，曾挑拨由湖南人组成的水营与东王府广西籍将士不和，乘机拉拢不少水营人员结盟谋叛。既而事败，张继庚在盟书写的是假名，被滑过了。于是又与吴长松合谋，约定献朝阳门，因同谋者告发而被逮捕，但他抵死不认。这时，吴长松谋内应尤急，还与清军约好打开神策门内应，不料城门口有重层木栅，近不得城门。吴长松心知不妙，就逃去了。东王知有内奸，严讯张继庚。北王韦昌辉和主持刑部的黄玉昆多次未能得到张继庚的口供，这时正好降官、清庐州知府胡元玮来天京，就命他主审。张继庚骗他说：“我不是通妖的人，通妖的人我知道。”还说：“通妖的人很多，姓名不能都记得，把官册调来，就可以一一指出。”胡元玮禀告韦昌辉，韦昌辉同意。诏书衙却说，“哪有把官册交到妖手之理”，不肯发册。胡元玮就要张继庚回忆，张原来打算罗织更多太平天国官员，现在就凭自己尽知道的官员三十四人指为通妖，其中有翼殿尚书周北顺、东试翰林严定邦、殿前右史刘春山和国医四人等一批忠于天国事业的知识分子，掌书一一记录。张继庚还说：“仍有其人，等我想起，即告你。”韦昌辉把审讯结果报告杨秀清，杨即下令将这三十四人全部斩首，张继庚也被处死，但始终不知他是主凶。据说后来杨秀清知道中计，也已迟了，他只得将错就错，并没有为这些冤屈的人员平反昭雪。
张继庚的口供过程本有很大的破绽，竞被主审者信以为实，陷害了很多正直的官员，显然，它是肃反扩大化了。可是，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建天京于金陵论》文集是怎样诞生的——杨秀清还假托天父下凡，责骂洪秀全：“你要想迁都河南，就是变妖，该打屁股。”
太平天国于1853年3月建都南京，改称天京。
可以说，太平天国领袖和大小官员们从前很少有人到过南京，至少现今所见史料还没有。他们起事于广西东南山谷，距南京是关山万里，而在此前的十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还在广西境内作战。应该说，当时根本想不到要行程万里赴南京的。
1851年9月，太平军攻占广西永安州（蒙山），永安州城虽小，却是他们所攻占的第一个县级城，这对来自山区的杨秀清、萧朝贵等土包子，已经堪算是一个新天地了。他们在州城盘桓了两百天，封王建制，制礼作乐，颁布历法，刊印书籍，甚至还科举取士，这些对于起义者说，就是实施、完备了国家政治体制。因此，能否这样说：他们有将永安州作为建都的设计，只是因为清军重围而功亏一篑的。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进攻广西桂林，围城三十二天，后来又围攻长沙，长达八十一天。他们的意图，是要占领这两个省城的其中一个，如此旷日持久的兵临城下，是否有作为建都的设计呢？
但无论如何，占永安，攻桂林，攻长沙，都可以说，当时太平天国领袖们还没有建都南京的意图，他们还不知道向何处去呢！
因长沙久攻未下，撤围前夕，提出了北上“取河南为家”的战略思想。这就是后来李秀成回忆的，“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从后来谈话看来，此说应是由洪秀全首倡的，杨秀清也赞同。但在北上途中由益阳意外地得到了几千条民船，至使行军路线改由渡洞庭、走岳州，并于1853年1月占领武昌。
武昌是湖北省城，也是太平军奋战两年所夺取的第一个省城。洪秀全、杨秀清等在武昌驻扎二十八天。在此期间，领导集团就战略走向展开了争论。洪秀全持原议，“或言据武昌为伪都，遣兵道襄樊，北犯中原”。（王定安：《湘军记》）石达开建议“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江左明心道人：《发逆初记》），而杨秀清改变初衷，“或言金陵府饶财富，宜踞为根本，徐图进取”。（王定安：《湘军记》）三家所说不一，最后又是杨秀清借托天父下凡传言，奉行直取江南，专意金陵的战略路线。
1853年3月，太平军前锋部队攻占南京。当洪秀全、杨秀清坐船由水路进城时，洪秀全仍主张进军河南，但杨秀清不同意大军前往。在宣布天京是“小天堂”时，只是派遣了林凤祥等偏师北伐。为了欺压洪秀全的主张，他还假托天父下凡，责骂洪秀全，“你要想迁都河南，就是变妖，该打屁股”。洪秀全只得认错。
尔后杨秀清为了证明自己定都南京的英明、正确，就以建都南京好得很为命题，让周围文人们作文。这部取名《建天京于金陵论》文集，即由洪秀全旨准颁行，作为干部必读文件，还作为礼品送给外国朋友。
纸上求人才
——近进几个世纪的“招贤榜”
招贤榜顾名思义就是招纳贤士。在明清戏剧，多见于朝廷向民间招募人才的榜文，贴在城门口或热闹街头，太平天国也袭用了。
太平天国进入南京后，就贴出招贤榜，所谓“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哪长，我便用你哪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这里的人才，无非是农耕社会颇为吃香的职业，如靠个人技能吃饭养家的木匠、泥水匠和铁匠、铜匠等。
天国后期，1861年8月在攻占浙江嘉兴时，所出的招贤榜就有这样的内容：“今列规条，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一、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一、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一、善书记笔札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一、医士之能内外科者。”招贤榜所列“贤士”技长乃是非常陈旧的，如果未标明时间，他人还以为是千年前秦汉的招贤榜哩！
时代不同了，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乃是西学东渐研究和应用的大好机会，这时的贤才应是跳出农耕社会封闭圈的新颖人士，太平天国如此陈旧的人才意识，哪里能有贤才脱颖而出呢！
环视浩若烟海的太平天国史料，我们还未见有人才是从所谓“招贤榜”里发现的。
只要能识字写字就可以了
——称读书人是“先生”，并非是尊重读书人太平天国上上下下，大官小官，多是文盲和半文盲，即使有文化，也是陈旧的，或来自拜上帝会的那几本薄薄的经典著作。他们固步自封，不须要更多知识“充电”，只要能背诵《天条书》等，能在早请示晚汇报中念念有词就可以了。可是当官长的，有时还得治理朝政及军事战略而写奏章、造家册、出告示，等等。由是他们就得招募读书人，招募不了就从俘虏群里寻找，只要能识字写字就可以了。“贼掳我官吏绅民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日先生。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概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算己也”。（《贼情汇纂卷十二》）读书人的功能，只须是抄抄写写，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文化观。
因此，有的读书人时来运转，被当做会读会写的“宝贝”而供养起来，但真正的读书人很少能主动与之合作，由是物以稀为贵。所以民间传闻：“贼中亦重读书人，而各魁帅于读书人尤为敬礼，凡被掳即收入贼巢司笔墨，或尊为上宾。”（《思痛记》）“贼营中缺读书人，有从之者，称为先生，即派七八人服侍云。”（《见闻杂记》）“文弱书生，但使写算，伪造文书告示，层出不停，或作管帐，俱称先生；与之共寝，相待如宾，偶走长路，必给马轿舟车。”（《鳅闻日记》）要知道，太平天国需要的只是识字写字的一般读书人，并不需要有学问的人；被掳的有学问的读书人，“尤不可谓业儒”。（《思痛记》）有真才实学者，会被视为高傲，不能合作，当然，那引起书呆子读书越多越蠢，中孔孟的毒也越深，太平天国是不与合作的。
《虎穴生还记》作者顾深，被俘时故意说自己是一名“考而未进的童生”，没有功名。太平将士得知后大喜，要他同往，“不要你做重事便了”，他人知是“乡教先生”各各道喜。后为之写对联、说书、看通知、书封条，等等，有了这些看写工夫，也就够了。这里根本谈不上是如何尊重知识，吸收人才，只是附庸罢了。
读书人只是称呼“先生”，而这个称呼是不上红头文件《太平礼制》的。
读书人为什么不与太平天国合作，至少可以说明太平天国不需要较高的学问，不提倡读书，对学问之人亦不感兴趣；而洪秀全等人所宣扬的，又是官高学问必大这一套理论。
有亡得失之秋，用士则兴，失士则亡。在用人方面，太平天国是有大误的，可惜李秀成在写“天朝十误”时竟未能感觉到。
高频率的科举
——一年可以高产五个状元、五个榜眼、五个探花，但却是供求脱节，求不应供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都是科场失意的知识分子，在参加金田团营和永安建制的所有知识群中，可以说罕有一个是有功名的，也就是说大多未中过秀才，更不必说举人、进士和状元等三鼎甲了。出自逆反心理，他们自己也搞开科取士。从1851年到1864年，年年有科举、天天有天试等，各省郡县也有各种考试取士，而且取的面很广。如1854年湖北省试，入场考试不到千人，而取中相当于举人功名的“博士”（后洪秀全改为“约士”）多达八百余名，且应试者多参有僧道星相卜巫等非正宗读书人，当地很多知识分子拒绝应考，因而还经常发生捉人考试，由此还作出种种奇异规定：应试者未能前来报名，着令苦力劳动；乡官如不能完成考生指标，则要黜革。因而后期还常出现在考试前，乡官为不致受罚，反倒过来向应试者塞红包，采取赂招手段，恳求参予。
太平天国对于科举是非常重视的，因而它的又一特色是取士宽滥。有如1857年安徽乡试，仅潜山县就中试文举人八十四名，武举人七十三名，比例之高，是自隋唐以来罕有的。更有甚者，就是在天京内讧前，每年逢天王（后改幼主）、东王、北王和翼王生日，要开天试、东试、北试和翼试，每试都分别取有状元、榜眼、探花和多名国士（翰林）、达士（进士）。天试还开武科，这样，一年竟能高产五个状元、榜眼、探花等才学之士，这可是史无前例的。洪秀全等领袖往往凭藉个人意愿，随意设计。
参加京考四试的考生，应考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有如前科京试已经中试的，除状元不得参与考场，其余均准他们再考，因而出现有连得榜眼、探花及第的笑话。且按规定，元甲（状元、榜眼、探花）授职同指挥，二甲首名传胪职同将军，国士（翰林）职同总制，达士（进士）职同军帅。因为参加考试人少，还鼓励天京朝官自指挥以下不限职位，一律准考。这种做法似乎与人有逢场作戏的嫌疑。当然，它和今天讲究高学历的时代，而有些已当上教授、副教授的低学历者，为有一个好学历，就不惜再去申报博士、硕士，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万物生长靠太阳
——洪秀全自称是“天王洪日”。洪日，就是红太阳中国传统文化宣扬天人感应，又附和说各种天象被认定是在人事上各有所主。世间帝王将相，都是天上名星宿下凡，人在星明，人亡星灭。洪秀全等人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天象说，炮制所谓代表“天”的上帝耶和华与中国文化和宗教迷信合而为一。
洪秀全被说成是上帝派遣下凡作万国真主的。《太平救世歌》说，“天遣我主为天王”。他还自称是“洪日”，即红太阳，刻在太平天国玉玺正中几个字就是“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万物生长靠太阳，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生长在农村的洪秀全是懂得太阳和大自然功能的，由此，又以天象联系和他一起的所谓天父诸子婿们。1853年12月，洪秀全给杨秀清又送了一顶“圣神风、劝慰师”的桂冠后，下诏旨说：他从前上高天（17年有这场见上帝梦）时，上帝告诉他，他和杨秀清等人“皆系天父派定，上应天象，凡属万国人民，均宜赞颂，以报天恩”。显然，这是公然厚着脸皮，要臣民往他们的脸上贴金，给他们歌功颂德。于是，就有不识字的顶天侯秦日纲带头作颂呼应：“天父天兄亲命我主降凡救世，暨东王列王辅佐朝纲。其奉命降生，悉本乎天象。天父天兄主宰乎上，我主天王及列王承命宰治于下。恭维我主天王是日光之照临，万方普察，我东王列王是风云雨雷电光之敷布，化洽群生。”意思说洪秀全是太阳，光芒普照全世界，杨秀清是风，萧朝贵是雨，冯云山是云，韦昌辉是雷，石达开是电（后来秦日纲、胡以晃封王，又分别是霜、露）。彼此互相吹捧大颂大赞，并呕尽心血，用天下最好最美的词藻，撰写了要使全国军民天天读月月念的赞颂诗文：赞美上帝为天圣父是认爷独一真神赞美天兄为救世主是圣主舍命代人赞美东王是圣神风是圣灵赎病救人赞美西王是雨师是高天贵人
赞美南王是云师是高天正人
赞美北王是雷师是高天仁人
赞美翼王是电师是高天义人
什么都和天象搭上线，以至后来连天京的官爵阶位，也设有“天将”、“神将”、“神使”，宣扬“天兵天将”是“星宿降世为人”了。
早请示，晚汇报
——天王和诸王府都设有鼓吹亭，三餐前后音乐不绝，致使天京全城成为歌舞升平的音乐世界了太平天国领袖和大小官员都信奉宗教且做礼拜仪式，并为做礼拜和每天的早晚就餐仪式制定了一套礼乐制度。
在前期，天王和诸王做礼拜和早晚就餐，有乐队分别鸣钲六十四声、奏乐三次。这时候，由他们分别率本府的妃嫔女官，同声朗读对上帝天使的赞美词，然后方可就餐。由此推论，侯相四十八声，检点指挥三十六声，总制监军二十声，师帅十六声，旅帅十二声，卒长十声，两司马八声。由天王诸王至检点指挥麾下或军中都配备有专业乐队为他们专门服务。此间尤以天王最为突出。据记载，天王府前有两座对称的鼓吹亭，高出宫墙；上盖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以作乐队奏乐的场所。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天京游记》曾叙述他在天王府外参观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是天王进膳了，直到膳毕和声始停。”诸王府也都循例建有两座鼓吹亭。富礼赐也提到天京干王府说，“府前街上有二亭，亭内常奏音乐不断——乐声有时细微至不足扰耳，但有时嘈响不堪。有一次我在干王府住了四天，但音乐之声中断者至多不过半小时”。天京王府后期诸王们越来越爱讲排场，就此想像，整个天京真乃是燕雀处堂而歌舞升平的音乐世界了。
前期自将军以下各级官员虽未说明能否设专业乐队，但朝夕就餐和做礼拜仍是有乐队奏乐的。至于朝夕就餐前，当然也得是先唱赞美诗，然后再坐下就餐，“食必用乐”（《溧灾记略》），“每餐必鼓吹”（《探穴纪略》），可见早晚就餐非得奏乐不可，再加上早谢天父，晚感天父恩德等赞美词，等到仪式结束时，饭菜早已经冰凉了。
因为早请示晚汇报等不可没有音乐伴奏，故乐队在太平天国也很走红。据记载，天王府设有典天乐三百员，典天锣四十八员；东王府设典东乐二百四十员，典东锣三十二员。北王府、翼王府各设典北乐、典翼乐各一百员，典北锣、典翼锣各二十四员。他们分别是职同指挥、将军、总制的不大不小的官级。此外燕王府、豫王府各设典燕乐、典豫乐各一员。据护王陈坤书常州统下名册，有护殿正典乐李长发，副典乐颜庆宗，下辖吹手五人。它正说明太平天国为了就餐做礼拜，自始而终是配备有乐队的。
开展全民教育的最佳形式——做礼拜——洪秀全做礼拜前夕，还将前七天所穿内衣全都焚烧祭天，然后换上新衣做礼拜《天朝田亩制度》以童话的美妙想像，抒发了传统中国农民的伟大空想，它也是太平天国领袖缺乏文化视野和社会实践的写真。
但有一条却是做了，那就是做礼拜。《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女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又规定“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份虔诚设牲馔奠祭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每逢礼拜日，太平天国就组织官民以听讲圣经，礼拜上帝。圣经，太平天国称“圣书”，它是天王的改定本、眉批本，用来教育开导官民的最高指示的。
因为礼拜日重要，故在前一天（星期六），通常街头就挂旗，旗上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也有地方由人负礼拜旗一面，在街巷进出打钲大呼：“明日礼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到时即以府、衙、馆或礼拜堂做礼拜；礼拜时有统一格式的礼拜奏章：用黄表纸迭成四页，页面写奏章二字，页内空数行将做礼拜者名字全都填上，然后跪下朗读。做礼拜仪式，即如张德坚所说：“各馆即于是夜三更交子时后点灯二盏，供茶三杯，肴三盛，饭三盂，鸣锣集众，环坐一堂，贼目及充先生者即坐于正中所设数座上，群贼两旁杂坐，齐诵赞美毕，充先生者缮成黄表奏章，尽列一馆贼名，此时手执奏章，跪地朗诵，群贼长跪，读讫焚化，则以所供肴馔共享，此七日礼拜之仪也。”（《贼情汇篡》卷九）这种照搬的西方宗教仪式，是太平天国全民教育一大创造，从天京天王府到任何一处太平军管辖的村镇，几乎是千遍一律地在运作，也是他们主要的政治学习。
为了强化全体军民上上下下做礼拜意识，太平天国每年公布的天历，还每逢七日就写上“礼拜”两字。洪秀全更是做得诚惶诚恐，在做礼拜前一天，要将前七天内所穿内衣全都烧焚祭天，然后换上新衣做礼拜。
第一流的说教大课——“讲道理”
——天朝律法说：无故不来听道理者，初犯枷七七四十九天，责打一千；再犯杀头“讲道理”三字本是俗话，而在太平天国却是一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课。
太平天国“开展讲道理”。并非是自我创造，他是洪秀全等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宣讲移植过来的。凡是做官员的，除了治理、作战，还有一项应掌握的基本功，那就是向下属或管辖的军民“讲道理”。如向出征的军队、向新占领区的民众、向民众颁布新政策、新措施，等等。如1853年1月占领武昌，洪秀全就在阅马厂给当地民众讲道理；1853年春夏间他在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也讲道理，要民众将田地、店铺等私有财产全都缴给国库，“如此得升天，不如此即是邪心，即为妖魔，不得升天，其罪极大”。（《金陵述略》）前线指挥官更有把“讲道理”作为开展思想工作的惟一措施。即使在军务倥偬中，也不能忘却，如石达开要湖南岳州守将曾天养时时讲道理，将“俟天父大开天恩，大显权能，任那妖魔一面飞，总难逃我天父天兄手段过也”。秦日纲也要在湖北蕲州前线的殿右叁拾检点陈玉成，命他将“天情道理时时宣讲，令众兵士放胆诛妖，万事总有天父主张，天兄承担，不用慌也”。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讲道理”课程。由是在天朝律法里，还规定有“凡传令听讲道理，如各官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责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
应该说，“讲道理”是很好的宣传教育形式。只是长期以来各级官员们讲来讲去都是些老“道理”，毫无新意，久而久之，“讲道理”也就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意义了。
西方上帝是没有的，东方上帝也是没有的。但在太平天国却有上帝，他就是洪秀全创造的天父上帝，即太平天国鼓动、教育将士最有力的政治武器，也是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太平军将士每逢出征和作战，或战胜战败，得失城镇，都要向上帝祷告，以请求上帝赐福或赎罪。一切为了上帝而作战。
李秀成是不甚相信上帝的，但他仍需要以信仰上帝作为精神支柱。如1860年8月初，他在苏州准备东征上海时给在嘉定（上海嘉定区）的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得下令：“前文饬弟预择一空阔地方，可容数万人伫瞻跪拜之处，并饬各队官兵预备鸡、猪、檀香等物，一切军伍戎行，务须严肃，伺兄到来，以便率众官兵大齐欢呼，敬拜天父，并讲道理，开导愚蒙，即仰仗天威，扫除群丑，清肃海疆，以报天恩、主恩之高厚也。为此特颁谅谕，仰弟赶即择一空阔地面，预备各事，以俟兄临，万勿有误。”
从李秀成一再关照陆顺得的谆谕，可知太平天国军事领导人非常重视对将士的战前教育：祷告上帝，既是一种超精神鼓励，也是政治动员令，让全体将士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以获求上帝保佑“交战胜利，恢复江山”。（《北华捷报》520号，1860年7月14日）这又是太平天国军事建设的一个创造。
捣毁神像，是为了让自己走上神坛——洪秀全对泥塑骂道：尔今还认得朕么？若认得朕，尔今好速速落地狱矣洪秀全被誉为反神权的样板。
太平天国的经典著作《太平天日》，特地记录了金田起义前四年，洪秀全在广西象州甘王庙捣毁甘王神像的故事：“九月十六日，主（即洪秀全）率南王冯云山、曾沄正、嘏王卢六、陈利往象州破此妖庙。十七日始到，十八日主亲到其庙，以大竹捣此妖魔，骂曰：‘朕是真命天子，尔识得朕么？天酉年朕升高天，朕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朕同众天使战逐你们一切妖魔，哪个妖魔不被朕战到服处！尔今还认得朕么？若认得朕，尔今好速速落地狱矣。’命其四人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隆袍扯碎，身放倒，手砍断。主题诗在壁云：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迷缠男女雷当劈，害累世人火定烧。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隆袍！”
这一段是最高领袖微时行踪，按古中国传统惯例，也就编了出来，当时洪秀全是否已自认为是“真命天子”了呢？冯云山辈是否已默认他是“真命天子”呢？天知道！
但《太平天日》作为人人必读的本本，是必须仿效的，从而演出了一场扫除四旧的革命行动。凡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全面、彻底地对偶像进行捣毁。如行至湖南长沙附近，连屈原、贾谊石像也在必毁之列。当年洪秀全捣毁甘王神像时，还举行一场造反有理仪式，发表一通演说，此时也是必要学习的模式。1860年6月，有教士赫威尔经江苏昆山、苏州一带到天京访问。路见有太平军将士在捣毁神庙，他回到上海后说：“他们感觉到是奉上帝所命以打倒偶像及清朝的。当他们动手毁坏神庙之前，全体围庙而立，而其领袖则高呼‘奉圣父上帝之命，及藉圣子耶稣之权，我们毁坏此神庙’！”（《北华捷报》518号，1860年6月30日）凡此等等，捣毁偶像，其意是为树立自己创立的上帝耶稣的神威，并以此神威，制造自己的绝对权威。捣毁神像是太平天国国策，也是鼓励士气的一种招数。“其毁神像者，亦欲以威劫人也”，“乡愚亦不知，以为神且砍头折足，何况于人；神且不敢为祸，人何敢违。”（《贼情汇纂》卷十二）一年有六个国定纪念日
——洪秀全向全国军民高唱道：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太平天国设有国定的纪念节，这也是一大创造，它是以往中国任何一个王朝和地区所没有的，但它是宗教节日。本来纪念节日即嬗化自宗教祷告，在太平天国，它又回归于宗教节日了，这在十九世纪近代中国出现也是一个异化现象，堪称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
洪秀全等领袖当然不可能有科学的发现，只能采用拿来主义，从西方宗教移植和改造、编制了适合自己的若干节日，别出心裁，设计出所谓纪念节，愚弄军民。
太平天国国定的六个宗教纪念节，都是己未九年十月（1859年11月）由天王颁布诏旨而确定的，它是：正月十三日，太兄升天节（哥升节），即所谓耶稣诞生日；二月初二日，报爷节。典出自洪秀全做的梦，梦里他奉天父（上帝）命斩妖蛇。
二月二十一日，太兄暨天王登极节，是洪秀全称天王那天。
三月初三日，爷降节。
七月二十七日，东王升天节，即韦昌辉杀杨秀清那天，所谓“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
九月初九日，哥降节。
洪秀全向全国军民高唱道：“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三重”，即在太平天历上要特别注重，首重爷（上帝），二重哥（耶稣），三重东王。而且还下诏让全国军民都知道，并在太平天历“每年六节各注明，该月日顶头，永远如是，颁行天下，庶俾普天大下万郭万代臣民，同伸孝敬爷哥之虔，无忝子为弟之道，共抒铭刻代赎之念，克尽感功感德之心”。话说得冠冕堂皇，可是从现在所见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各种文字，包括当时太平天国占领区（如苏南、浙西）文人所记的笔记日记，却没有记下太平军民对它的纪念的只言片语。看来这些由天王所制造的这些虚渺节日，除了洪秀全及其血缘圈成员自我感觉良好外，自它出笼之日始，就为世人置之度外了，。今存的《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在历本里各该月日顶上，并没有注明节日字样。
“敬拜上帝，杀尽妖魔”，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占领南京时，即按户搜查清朝官兵和衣冠，印章和书画，美其名“搜妖”
人妖不两立。太平天国把清朝皇帝、贵族和地主一概称之为“妖”。
太平天国对于全军将士作教育，一是要敬拜上帝，三就是杀尽妖魔了。这两条，真正做到了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如果说向上帝作祷告是念念有词，眼鼻相视，那末每逢早请示、晚汇报的饭前仪式，即在跪地默念祷告后，突然就跳起身子，高呼“杀尽妖魔！”有时人诗句为证：“同时蹶起同狂呼，每饭不忘妖魔除。”（《金陵癸甲：新乐府·敬天父》）在洪秀全、杨秀清的教导下，太平将士堪称是做到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遵制，叫鬼神为妖魔，如称阎罗妖；叫清朝帝王将相为妖，如满妖咸丰、曾妖头；叫叛徒为变妖，如永安州时的周锡能。“杀尽妖魔”就是要彻底、干净地消灭他们。
“杀尽妖魔”，还包括与“妖魔”有关的物件，如传统书画。无论是儒家、佛经和道藏，或者是为秦始皇不禁的医药、植树之作，也被视为妖书而编进清除之列。太平天国将士还坚决执行大抄家、扫四旧的命令。1853年3月，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同日，即有计划地作地毯式地按户搜查清朝官吏和将士，以及顶戴、靴服、印章、书画等等所谓犯禁的“妖物”，并美其名曰“搜妖”。
“杀尽妖魔”，也就是洪秀全经常挂在嘴边的“斩邪留正”。他在批《资政新篇》“勿杀”那条款，就有“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
上帝“小家庭”和天京“大家庭”
——《天王诏旨》把家族子侄、大小女婿全都写进了国家颁布的红头文件，说起来真有点儿肉麻农耕社会是家长制社会。在一族一家，彼此称呼是伯叔子侄、兄弟姐妹。
太平天国奉行以家为国，以国为家，所以渗透浓厚的大家庭文化色彩；领袖天王洪秀全就是“上帝”派来世间“小天堂”的大家长。
洪秀全制定的最高指示“十款天条”中就清楚将天下男女都归纳到这个大家庭圈：“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姐妹之群。”
因而太平天国首义领袖们，彼此以兄弟姐妹称呼，如洪秀全称杨宣娇（萧朝贵妻）为“妹”，韦昌辉称洪秀全为“二兄”、杨秀清为“四兄”皆是；他们和下属也以兄弟相称，但通常乃是以官衔大小厘定的，如翼王石达开与秋官又正丞相曾添养训谕，有“接阅弟等具回禀报，兄已备悉”。时仅二十出头的翼王竞呼六十余岁的曾丞相为“弟”，实在有点别扭。须知此乃太平天国官场称呼规矩，有之若陈玉成与部将，族叔陈得才等书信，亦自称为“兄”，他人为“弟”皆是。
据《太平礼制》作为家族家庭成员，当然还可有更多称呼，且因各人身份辈份有异，如称诸王岳丈，有国丈（洪秀全称）、某千岁贵丈，等等。在《天王诏旨》里，对他家族家庭成员称为“天佑子侄”（洪秀全第五子洪天佑），因袭封为幼东王，故于此也兼称侄和甥（萧有和）、福甥（萧朝贵次子）、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现元侄、瑭元侄、锦元侄、钰元侄、釮元侄（洪和元、洪仁发、洪仁达子）、栋梁婿（黄栋梁）、文胜婿（黄文胜），等等。把家庭子侄女婿称呼全都纳入国家颁发的红头文件，看起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史无前例的全民军事化管理
——每户出一人为伍卒，伍卒也同军队的“冲锋、破敌、制胜、奏捷”编号。家庭也因此军事化了太平天国对所辖区民众，全按军队编制方法将民众按军队来进行管理、编制，这是太平天国的特创制度，其辐射面之广、时间持续之久，在中国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据《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即采用军队所用的军、师、旅、卒、两等名称，其相应首长，亦同军队所称的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等，即所谓乡官。而乡官番号，也是按太平军军制：如辖二十五家的两司马，以东西南北编号；卒长以一二三四五编号；旅帅、师帅和军帅按前后左右中或一二三四五编号，如湖北黄州郡总制黄冈县监军团风乡前一军、前一营、前一卒长、东两司马，即是该县乡官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前营旅帅、前一卒长所属的第一两司马是也。两司马所隶五个卒长，当也是用形容军队伍长如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等来名；又每户出一人为伍卒，伍卒也同军队一般按冲锋、破敌、制胜、奏捷编号。在太平天国，所有民众也都按照军师旅卒两伍的体制而编组，它把整个国家一体军事化了。
也许是太平天国处在犬牙交错、无日不战的格局，因此它就像一个大军营，男女老小都是划一编制，统一生活，就像没有头脑的机器人，也就便于天父天兄天王统一调度、指挥。
贴在门板上的“户口簿”
——咄咄怪事，因为颁发的主官更换或调防，门牌就要重领太平天国颁发户口簿。他们的户口簿是贴在门上的，这就是“门牌”。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派军经略各地，对于所占州县，首先一项工作就是设乡官，查户口，清册编定门牌。如在苏州各乡，“左同检熊万荃令乡官分查户口，编造清册”。（《苏台麋鹿记》）他们对于户口是非常认真的，凡立了门牌的，即获得天国国籍，受到保护。
门牌在太平天国风行了十一年。
门牌有统一格式，在上面详细注明家庭所有成员，还盖以主官钤记，可见它是地方守土官一项主要业务。现见的1853年12月殿右八指挥杨告芜湖荻港人民札谕，就有命该地区民人“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门，以便发给门牌”。这份札谕，还写明了“门牌式样”。
太平天国在后期，仍坚持造门牌。1860年李秀成占苏州，并颁布谆谕四乡百姓举官造册，内称：“不举官则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核查，何以为安抚之地乎？”因此要各乡推举乡官，开造民簿，在五日内呈送到阊门外总局查核，“以便发给门牌”。门牌作用看来真不小哩，陈炳文在浙江嘉兴钧谕，就称“输粮纳贡，投册报名，本爵自当给发门牌张挂，以免兵士滋扰”。黄文金在江苏常熟六门张挂安民榜，亦说有“尔等归后，即行写明人数具册投呈，我即给发门牌，张挂门首，我弟兄见之不敢吵扰，尔等居安如旧，老幼男女高枕无忧”。（《海虞贼乱志》）可是门牌不像户口簿，可以装进口袋随时携带在身的。要是外出怎么办？总不能把门板背在肩上走吧？看来是要把人全钉在一个地区，不得自由行动。还要说明的是，太平天国颁发门牌，对平民百姓也并不是免费赠送，而是要交纳钱财后才能换取的。如陈炳文在浙江嘉兴地区，令民众“输粮纳贡”才颁发门牌。如缴不出，又怎么办？盖那时还没有什么减免条例或帮困基金的，史书都没有交代清楚。
太平天国门牌，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是一张护身符，但它不是长久的，也没有规定有效期限。如果说有期限，就是由颁发的主官在任与否而定。旧主官更换和调防，由他署名所颁发的门牌就无形销毁、作废了，新上任的主官又要颁发新门牌了。“其佐将一换，又要更换门牌”。（《劫难备录》抄本）如浙江石门（崇德）有胡圣揆其人即持有两张门牌：一为1861年妥天福佐镇石邑军民事务滕记发所发；一是1862年继滕记发后的谨天义熊万荃所发。两张门牌相隔不过一年，且所填户主及家人等均同，就是颁发的主官有更换。太平天国晚期，江浙很多州县守土官有如走马灯般轮转，这样门牌更换，自然层出不穷，每换一次门牌就要缴纳钱财，这对老百姓又是加重一层剥削。
所以说，门牌更换，固然有新主官的变相敛财，另外也蕴含了带有地方割据的人身依附，这在前期是不曾有过的。小小的一张门牌，也反映了天朝的黄昏。
天下妇女都称“妹”
——洪秀全说梦：我在天上曾面见观世音，也是唤她为阿妹的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所谓“天下多妇女，尽是姐妹之辈”。它所颁布的诏书记载：洪秀全曾做梦上天堂，见到上帝身旁边站着观世音，就问天兄：“他是女流我们如何称呼？”耶稣说：“我唤她阿妹，你为我弟，亦当唤她阿妹。”洪秀全以天上人间一体呼妹的梦话，意即向凡妇女都得称呼为“妹”也。
太平天国对妇女名字通常均称为“妹”。如现存的金田团营时军帅梁立泰家册，有母胡大妹，妻廖大妹，妹梁晚妹，女梁二妹。在诸领袖眷属中，也见有李四妹（洪秀全母）、萧二妹（洪仁达妻）、曹大妹（韦昌辉妻）。在建都天京后，建立庞大的女营，凡人营的江南妇女都取名称“妹”。《金陵省难纪略》说：“妇女无大小皆称妹”。佚名《虏在目中》也说：“贼造各家口册，如家母某氏，即写‘母，某大妹’；妻写‘某二妹’。”因而如江南女子朱大妹，后期合挥所列的祝大妹、柴大妹，都可说明他们将民间妇女改名为“妹”的。当然，在上层，未婚女官有例外的，如王姑石汀兰、女丞相杨水娇和伏善祥。
应该说，太平天国将妇女一概取名为“妹”者，是一个进步，它昭示了民间妇女应有自己的名字，打破了传统的冠夫姓的“某某氏”。它为什么统一用“妹”为妇女名字呢？其实也并非出自上帝和宗教。此事承广西社科院丘正声研究员函告。说是广西壮族妇女取小名多是以“妹”为名的，如四姐妹，老大称“大妹”，老二称“二妹”或“小妹”，老三如长得瘦小的便称“瘦妹”，老四称“晚妹”。若出外读书，另起一个官名。有的妇女没有什么社交活动，便是小名终身。即使有名字，也不为人所知。
配给妻子是男性社会的特别奖励
——所谓“龙凤合挥”结婚证是配妻的凭据太平天国初期提倡男女平等，“男称兄，女呼姊妹，不别尊卑，不分贵贱”，被后人传为美谈。
1850年金田团营，分男营女营。除首义诸王，虽是夫妻，亦不得同居、团聚，否则就是犯天条，犯天条是要杀头的。所以贵如秋官正丞相的陈宗胜因夫妻同宿一夜，就双双掉了脑袋；还有一种说法，西王萧朝贵的养父母，也是在行军途中夫妻同宿被处死刑了的，可谓严厉之至。此说今人也有考证说是造谣，但就萧玉胜犯律亦难赦免一事，仍可看出太平天国当时的纪律之严。建都天京后，于天京和新占领区镇江、扬州、庐州等地居民，实行男女设馆分居，强制解散家庭，分离夫妻，这种有悖于社会规律的破坏家庭制度，堪称是史无前例的，以致连太平军高级官员和老兄弟也有嗟怨之声，由是到1855年，杨秀清借托天父意旨，“好铺排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天王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天京女馆解散，而太平天国官员则按等级获取，所谓“有遵天父令，设伪媒官，令伪巡查遍稽女馆，年十五至五十者若干人，列诸册簿；贼众报名伪媒官所，掣签领配。伪丞相得配十二女，伪国宗八女，余以此递减，无伪职者，人配一女”。（《中兴别记》）可见在太平天国中上层还是奉行多妻制，妇女如商品配给。在后期，太平天国在占领区仍有设女馆的，有称之为“姐妹馆”。妇女仍作为商品配给，所谓“合挥”，又称“龙凤合挥”、“龙凤批”，作为结婚证书，乃是由太平天国所设的婚娶官颁发给基层官员或有功将士，由他们凭此到女馆获取配妻的证书。《越难志》就记有绍兴某主将以所部天燕李某有战功，令入姊妹馆自择配偶事。
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理想国宣扬“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又说“一夫一妇，理所宜然”。要清楚的，它都是指无职者和民间婚配，而与有职者，尤其是上中层官员不受此限。
“一日万家缠足放”
——自两宋以来大面积的反缠足运动中国妇女缠足，始自公元十世纪五代南唐，很快随之宋的统一，理学推行，而殃及中华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这是封建社会强化夫为妻纲的恶俗。盖妇女缠成小脚，寸步难行，在生活、行动上难以与男子同步，更多的对男子的依附、从属。
太平天国起自广西山区，参加团营的大多数是客家人。客家妇女不缠足，而各族农村妇女原都是一双天足，随营行军，甚至编成女军，参与防守、巡查和战斗。在北上两湖，占领武昌、南京等大城市后，目睹江南小脚女人起居和生活，当然十分厌恶。她们不能在室外从事生产劳动。
1853年7月，天京政府下令解放缠足。命令女营新姐妹“归馆不准穿裾及褶衣，又勒令放足”。（《粤逆纪略》）“谓江南女子脚小无用，……传伪令着其放脚。妇女皆去脚带”。（《金陵癸甲摭谈补》）这正是时人目睹的“一日万家缠足放”，真可说是从古未有的盛事。它的目的，是为解决天京后方和太平天国区域里体力劳动者的缺乏，除若干妇女善刺绣的编入绣锦营，广大妇女得以从事运米、负煤、割麦、割稻以及开沟、溶濠、运土等军事防务工程。
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总是自两宋以来在汉族地区的一次大面积反缠足运动，是一个进步。
东王号召全民捉老鼠除臭虫
——他要求天京男女老小，一件事紧挨一件事做，不得停顿、空闲东王杨秀清总理天朝军国大事，受到全国全军畏服。东王令出，人人遵办。
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杨秀清堪称是大事小事样样都得管的农民大政治家了。因为自己忙，十只手指一起弹琴，当然也不允许他人空闲。农民劳动一年四季循环不息，杨秀清的思维也是要人们继续革命，不得停顿，一件事紧接一件事。当时太平天国东西南北中，无地不战无日不战，而天京城里女馆妇女，除了有织锦技能的，极大多数无一技之长，空闲无事。吴宗桢诗“六军女馆重闲防，廿五娇娃集一房”即指此。闲则惧生事，要让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搞。对此东王九千岁是明察的，于是经常指令她们参加军事辅助劳动，如挖沟、掘土，等等，而颇见别致的，他还直接布置过几件事：一是命每个女馆于某日须缴上一个井栏圈，先缴表扬，相互比赛，看那个女馆捷足先登；井栏缴来派何种用途，语焉不详。不过天京城里多井，井无栏圈，行人走夜路是很危险的，它是否和天京实行宵禁有关呢？
二是大力提倡“除二害”。当时天京多老鼠和臭虫，东王九千岁就发动女馆姐妹大张锣鼓捉拿老鼠和臭虫。“时而索小鼠数千枚，时而索蜚数万对，限日送东府，违者治罪”。（《贼情汇纂》）像杨秀清那样赫赫权威，也抓捉鼠除虫，且把它视为政治任务，颇令当时的地主文人诧异及费解。
收容老弱病残的牌尾馆
——不愁吃，不愁穿，他们过的倒真是地地道道的供给制生活太平天国在1852年12月攻占武昌时期就设有牌尾馆。在建都南京后，全城设有多处牌尾馆。当时牌尾馆人员多达七八千人，像大学者梅曾亮、汪士铎都曾被收容在馆生活过。所谓牌尾馆的牌尾，就是排在牌面（青壮年，后期又称精兵，简称精）队伍后的老小残废等非战斗人众，按规定凡十五岁以下儿童、五十岁以上老人以及聋瞽残废者均编入牌尾馆。
前期设在天京、安庆等地的牌尾馆，其实馆中所收容的极多的是老病残废人员，盖十五岁以下儿童多有随军作战，所以时人称牌尾馆一名“老民馆”。牌尾馆人员衣食由圣库供养，是完完全全的供给制生活，此间残废者使坐馆看门，年老者使扫街、拾纸。它也是一时之宜，盖读书人日见稀少，未删改书乃妖书，久之也没有字纸可拾了。
人群总是有老中小的。太平天国后期仍有牌尾，但未见再有另设牌尾馆记录，盖此时圣库形同虚设；牌尾者是从属于各馆衙，现见的1863年江苏常州护王部殿左三十三丞宣吉书崇统下名册，有牌面八人，牌尾六人；牌尾年龄有十六七岁至二十三岁、四十岁不等，估计此中也有残废人员。
造反派最明显的标记：蓄发
——因此民间通称他们为“长毛”，外国有称为“发军”，曾国藩、左宗棠则诬骂为“发逆”、“发匪”
太平天国在1851年3月洪秀全称天王这天始，就正式宣布留发易服作为革命派鲜明的标志。
由东王、西王署衔颁发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对满洲贵族强制其他各族削发垂辫发出声讨：“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由此有如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反清各族武装政权、集团，都不异而同地蓄发，蓄发和削发成为旗帜分明的界限。在太平军凯歌行进中，每攻占一处，首先的政治措施之一就是“下令蓄发，易衣冠”，（光绪：《定海县志》）“禁止薙发”。（光绪：《慈溪县志》）太平天国倡导蓄发。所谓蓄发，并非清人，如吴友如所绘状，将长发自前额两侧披耳而垂下，有若今日之长发女郎。其实太平天国所厘定的发式，乃是用丝绒编成绦子，紧扎发根后将发挽髻，而以所余的绦子盘在髻上。按照定制将军以上的官员用五彩丝绒编挽，将军以下用红绿丝绳编挽；没有官职的短发打红辫线，发长过尺的挽髻以银簪，也有扎网巾和披发的。英国吴士礼中校《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在谈及太平天国发式时说，“他们仍有辫子，不过并非只打后发，即前发也留长打成辫样而兼参以很多的红丝线，因此辫子甚大，盘绕于头上时，形式甚为可观。另有一方法为他们所常用者即以黄绸或蓝布巾裹头——连辫子及前额一并包之，而以或真或假的珠子装饰前额。中国人的头颅形状是不大美观的，但上言后一种之裹头法却给他们以一种经典的装束，有如希腊女神之像”。（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海角续编》称黄文金攻常熟西门“头戴塍，颈盘大辫”。此处“大辫”即是此种发式，否则作战时披发，行动是很不方便的。
太平天国的长发给了后人很深印象。所以太平天国以后，对其形象思维和艺术描绘都是以长发垂耳披肩为图记的。
太平天国为了突出蓄发，还将蓄发事列入法律。《太平刑律》说，“凡剪发、剃胡、刮面，皆是不脱妖气，斩首不留”。头发，从古以来，就为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用以代表本民族的最大标记。
蓄发，乃太平天国既定不变的标记，因而尽管上下等级规定得极为严格，日常礼制、生活待遇颇有不平等处，如强制规定基层官兵和百姓，“不许戴帽、着领，所穿长衣悉令截短”（《镇江攻城记》未刊稿）；又如“无官之人，仅准红色包头，其汗袍蚊帐足裹尤不准用”（《贼情汇纂》），但蓄发却是人人必须的。在太平天国基层也有自称为“长毛”，且也不忌讳，幼天王洪天贵福在诗句中也有称为“长毛”的。因此，当时民间就习惯通称他们是“长毛”，也有外国人称他们是“发军”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敌对头目，因蓄发而呼太平军将士为“发逆”、“发匪”。他们俘获太平军人员，通常就凭蓄发之长短来界定加入太平军时间的长短，而分别对待之。
长发，是太平天国将士的独特符号。因此他们在占领区，首先就要民众蓄发，领导人更是珍惜自己的标记，有如当天京城陷后，李秀成出逃迷途于城东南郊方山，乡民为掩护脱险要他薤发，他坚决不肯，说“我为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大清帅营，我亦不能复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难对我官军”。（《李秀成自述》）留发与否，是对事业的信念，也是保持天国气节的一种表示。太平天国将士上下都珍惜自己的长头发。洪秀全在金田团营前的几年，就开始留头发了，为了怕敌对分子发现告密，外出时头戴笠帽或作道士打扮。他在起义前，还躲藏在平南山人村僻谷里，其中的一个因素，也是让头发养长些。在此期间，他领导的拜上帝会众都留起长头发。当他们会聚到桂平金田村时，人人都留起一头长发，所以当时清朝官员多有报告“蓄发谋反”的记载。
太平天国长发与后人也留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本世纪凡涉及太平天国故事，其他都可以捣浆糊，惟独长头发是必须要有的。诸如那个以绘《飞影阁画报》、《点石斋画报》出名的吴友如，当年曾奉曾国荃之命绘制《湘军剿平发逆图》，此中太平军将士个个都是扎巾披发，从形象说是逼真的。三十年代，上海演出汪仲贤编《红羊豪侠传》京剧连台本，故事情节极多荒谬，但洪秀全、杨秀清和大小太平军将士，一律长发披肩垂耳，红布黄绸扎巾，说明编导毕竟还有点AB常识，因为这是太平天国标记。
等级森严的头饰
——官越大黄绸巾越长，兵丁只准扎红巾，民间只准扎蓝巾，不准戴帽，戴帽就是妖封建社会很是讲究服饰，用服饰区别以定官民等级。太平天国也很注意服饰的尊卑。对于基层人员和百姓人等，也作了认真的规定。
据说，太平军由广西到长沙，大多着布衣蓝缕，缝黄布数寸于衣襟，以为记号。当时物质缺乏，布料稀少，像洪秀全、杨秀清等，也不过是着红袍戴红风帽作为标记而已。
但他们很注意等级，身体头为首，就以包巾分别新旧和尊卑，即官长用黄巾，兵用红巾，百姓包扎蓝巾。后来条件好些，又规定旅帅以上采用黄绸巾，各官阶间以寸为限，官越大黄绸巾越长，即使又以风帽角帽等分别职级，但所披黄巾不变。
黄巾红巾就成为太平天国有别于清军头饰的最大特色。
太平军的普通一兵始终是头扎红巾的，且只能穿短衣衫，不准戴帽。
当时天京城里，“逆匪掳江宁人当兵，以红巾裹头，黄布两方缝胸背前后，上写某营及圣兵字样，各给竹枪一杆，胸牌一面，称为新弟兄”。（《金陵述略》抄本）“掳去的人，并令红布扎，红布或缺，即用青布、白布，并不预备，随掳随觅”。（《镇江守城记》抄本）太平天国从始至终是官多兵少，所以很多扎红巾的乃是新弟兄，他们还只能着短衣衫，不许戴帽着领，所穿长衣悉令截短”。（同上）兵着短衣衫，不准戴帽，在太平天国管辖区的老百姓也是只能着短衣衫，扎巾不戴帽，这里也强烈显示出太平官员和普通兵民的贵贱之分。而不准民间戴帽，堪称中华几千年各朝各代未见的规定。
大小官儿都想过过坐轿子的瘾
——翼贵丈黄玉昆坐在轿子里指挥作战，打了败仗，轿夫跑了，他却还稀里糊涂地呆着，被乱枪戳死了太平天国上上下下都热衷于坐轿子。
领袖和高级干部们为了要表明自己的特殊的身份，炫熿于道，因此将坐轿也划分了阶级。按照官阶高下规定轿子的规格。
他们设立了典天官衙，官衙安排大小人员的坐轿。为官轿设衙门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在太平天国，上至天王、东王等，下达卒长、两司马，都有不同档次的坐轿。天王轿夫竟多达六十四人，东王轿夫仅少八人，他们出来的排场十分惊人，有如东王赴天王府，开始是仪仗队千余人，有大锣几十对，持龙、凤、虎、鹤图腾等旗几十对，绒彩鸟兽几十对，紧接是用绸制的五色金龙，长约几十丈，随后是鼓乐队，鼓乐声作，后面才是东王的轿子，轿夫五十六名，轿里左右侍立有两个小童，负责拂蝇奉茶，夏天还坐特制的水轿，宽三尺，长五尺，轿的顶和两侧轿窗均嵌以夹层玻璃，承以锡底，覆以锡盖，用以注水养金鱼。东王坐在雕龙黄椅上，犹如生活在水晶宫里。轿子后簇拥东殿官员又是几百名，最后仍又是一条绸制的几十丈金龙，还有两头绸帛制作的狮子，“每两人戴其一作跳舞状，前以毬导之”。（《金陵省难征略》）真可谓声势赫赫。更有甚者，太平天国天条还规定：“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的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当时天京城，王侯虽少，但丞相检点比狗多，指挥将军满街走，卑小将士百姓，外出常要遇到多起，不时要回避、跪迎，正是规矩重重，虽在“小天堂”，也是行路难嘛！
只要称得上是官，就有坐轿的资格。因此，即使是一个只管二十五个兵的两司马（民间是25家），按既定的制度也可坐四人抬的黑绢坐轿；这样部队行军、巡逻，几千人的队伍，就有大小轿夫几百乘，煞是好看。
不乘轿，何以显威风、出风头？南王冯云山大军通过全州城，也是因为他那乘黄缎金龙大轿太显眼，惹得州城头上的敌军土炮声响，尔后受伤致死了的。
太平天国，从来是文武不分。
行军作战，高级官员多乘轿子。
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北伐，行军途中，四郊多垒，也乘轿子，“其所乘者，以木杆排列为之，视骡轿高而加长，红缎为之裹，皮褥温厚，可以偃卧，余地坐幼童二，为之服役，舁之者十有六人”。（《玉珍河钓徒见闻杂记》）统帅指挥打仗，亲临第一线，也乘轿子。1857年11月23日，石达开的老丈人黄玉昆在江西吉安指挥作战，也是坐在黄呢大轿里。打了败仗，轿夫跑了，他却还稀里糊涂地呆着，后被乱枪戳死。和他一起的还有三位高级指挥官，也同样是坐在轿子里，来不及爬出来逃命而被打死的。
天国后期，乘轿之风更烈。在地方上，处处可见有乘轿出；巡、拜客的大小官员。《避寇日记》记有1861年8月，浙江桐乡守土官符天福、钟良相到所属濮院镇“讲道理”。他乘坐大轿，“前后小长毛数十人，旗帜仪仗赫赫”。钟良相只是一个正县级干部，尚且那么讲排场，而有地盘的军事领袖，那就更有声有威了。忠王李秀成所乘坐的黄呢大轿，也用轿夫五十六人，轿子里有侍女、小童服侍，也有卧室。据英国伦敦所藏护王府名册，陈坤书就设有“典舆”衙门，它的轿子管理员张右贤即授正典舆□天侯，抬轿的负责人即轿头张兴约授正典杠琦天侯，就是轿前鸣锣开道，也是一位授坝天侯爵位的正典锣李国菁。三位侯爵老爷为护王千岁服务，这顶轿子也真够光彩的。
太平天国很多官员，出身穷苦，其中不少人在未发迹前也当过轿夫，更多人看着坐轿子艳羡，因而很喜欢过把坐轿子的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