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祝寿发合法的旺财
——这种类似豪夺的巧取，化公为私，也是高中级干部财产的一大来源太平天国领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生13。洪秀全把儿子生E这天作为金田起义日。到南京后，热衷于科举取士，在一年四次的考试13，乃是定以诸王生13。
如天试，原以天王十二月十13生13，旋改为幼主生13十月初一：东试，东王杨秀清的八月初十生13；北试，北王韦昌辉的六月二十13生13；翼试，翼王石达开的二月初一13生13。
这些生13，作为考试这天，显然是对生13重视，也是读书人盛大的节13，很值得纪念、庆贺。但它们是否已折算为天历，语焉不详。
在太平天国，高级官员生13也是发财的好机会，就是可借生日来敛取钱物。
早在1853年春，在武昌欢度春节，“伪官等进贡首逆，贼妇进贡伪妃，皆铺黄纸案上，罗列巨碗，所盛蔬肴并果务期丰满”。（《武昌纪事》）在占领南京后，“伪王生13，女伪官送礼最盛，用糯米做成各式糕点，列方桌上，或两三抬，或四五抬”。（《金陵癸甲纪事略》）还有称诸王生日，“男女各皆送礼，有一抬至五六抬者，用方桌系锦围于四面，置生猪、羊、鹅、鸭、果品，或自鸣钟、玉玩之类于上。女官自作糕团，团有大于西瓜者”。（《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南京后，物质供应极为丰富，大小圣库的功能亦不囿于为本系统需用所限制，主管有足够的多余，特别是不适应分配与基层的物品，因而转化为贡品。所谓为生日喜庆祝寿的礼品，都是从主管官员控制的大小圣库中拿出来送呈的。以此类推，上级可以巧立名目，如生日祝寿贺节，收敛财物，下级也可以此合法名义进贡于上司，巧取豪夺化公为私。久之，也成为诸王和高级官员财产一大来源。
当然，更多的是上级命令下级进贡。1854年，洪秀全第四子满月，杨秀清就下诏湖北韦俊、石凤魁暨各佐将转谕统下官员，“俱要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差派妥员押解回京”。（《贼情汇纂》）在洪秀全生日到来时，杨秀清又诏令全朝官兵“多多采备宝物，先期十日赍献天朝”。（同上）如此，它竞成为太平天国必须遵行的制度。上行下效，可推知北王等也必为东王下令赍献贡品，一层层依次下达。它也是农业社会权贵者生财之道，自古亦然。
太平天国后期敛财风更甚。1862年4月，李秀成在苏州过生日。生日前夕，苏南浙西各级官员忙于筹备送礼，打着正儿八经的为忠王祝寿的招牌，向所在管辖地区及商家摊派，如浙江桐乡濮院镇就分到缴纳六百两银子；新塍镇要送呈人参、燕窝等高级补品，折价三四百两银子。李秀成生日发了一笔横财，而参与送礼的大小官员也从中捞上了一笔不小不大的脏钱。
被改造了的天朝春节
——元旦清晨，天王、东王接受臣下分批的朝贺太平天国创造了自己的历法，所谓天历，一年为366天，单月31天，双月30天。而根据天历，太平天国当然有自己制造的春节（正月初一）。
天历是1852年2月在广西永安州（蒙山）围城中颁布的，这个月的3日是阴历立春，就以这天为正月初一，因此它与传统的春节相差几天、十几天不等。据称这是南王冯云山参自《尚书-尧典》而制定的。
1853年1月，太平军由湖南北上攻占武昌，二十天后的2月3日，就是天历辛开（亥）二年的除夕。这天，天王洪秀全下令，每营赏给肥猪一头，也有领取牛羊的，并由两司马向圣库领赏钱，晚间度岁，“杀羊椎牛大嚼”。元旦清晨，天王和东王杨秀清接受臣下分批的朝贺，诸王内眷和女营官员分别向赖后朝贺。这天武昌城里金鼓之声整天不绝，据时人陈徽言回忆，“楚会俨然一大剧场。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至寸许”。（《武昌纪事》）翌年，在天京度岁，更见热闹。大清晨，“未明，诵赞美声震天地，贼亦飞刺相庆贺”。（《金陵癸甲纪事略》）城里各馆衙相互拜年，官员和将士穿着新衣，喜气洋洋。当时是男、女分营，即使是民众也是按编制在所在地集体度过春节了的。在太平天国管辖区，军民人等均得遵天历春节度假。太平天国是非常重视这个被改造后的传统节日的。在除夕到来前几天，就派员赴四乡采购年货，如1862年（壬戌）在浙江绍兴，就采办了肥猪4头，鸡鹅数千只，“贼以为未足，则又进贺银数万两”。（《寇难志》）还以守城官名义告示，“令民间易服冠，不准祀其祖先”。（光绪：《慈溪县志》）还出告示，“三日后为岁朝令节，街道打扫净洁，有不打扫者违令即究”。（《避寇日记》）商店不允许开店营业，“每店点通宵烛”、“放爆竹”、“不许闭门高卧”（同上），“贼营亦宴赏通宵”。（《台州咸同寇难纪略》）时江苏金山人顾深曾身临其境，据他说，除夕之夜，军营之中，“金鼓喧天，通宵爆竹”。在天国后期更破禁令，有的地方还允许民间“迎神看灯，里巷中欢腾达旦”。在浙江绍兴，竟然还关闭城门三天，请梨园唱戏。
太平天国领导人极其重视春节，在春节前，他们就开始醉心于度岁大事，并不主动出击敌人，而在那个剑拔弩张、无日不战的烽火时代，就因此坐失良机或带来祸患。1854年2月，北伐军林凤祥等在天津静海、独流欢度了春节，但却让围军云集，丧失了顺利突围的时间。1862年1月，太平军分五路攻打上海，但主帅李秀成却中途到苏州度春节去了，前线因缺乏统一指挥官，步调就不一致，影响对上海的东西合围。最惨的还是1865年12月，由康王汪海洋率领的十几万太平军，在赣粤边的敌人包围圈中声东击西打运动战，本来还是有出路的，可是领导者们想的是，天历春节就要到来，必须打开一城才好。于是攻下了粤东一角的嘉应州城（广东梅州），准备舒舒服服过上一个好年。可是年还没有过成，却被敌人团团围住，导致最后全军覆没。
用被裹尸的土葬
——死亡称为“升天”。“升天”是头等好事，宜欢不宜哭中国传统社会是特别讲究丧礼的，而太平天国对传统丧礼是有抵制的，也相应作了改革，尽管它还是土葬。主要表现在：（一）死亡称为“升天”。据钦定《天条书》说，“升天是头等好事，宜欢不宜哭”。
（二）举办葬事，不须搞出殡、大殓，而所须的是祭告“上帝”，并公布统一的祭告上帝奏章，内称，“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祈祷天父皇上帝。今有小灵魂△△△在某月某日某时升天，今虔具牲馔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开恩，准小灵魂△△△得上天堂，得享天父皇上帝大福”。
（三）不用棺木安葬，“所有升天之人，俱不准照凡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锦被绸绉包埋是”。（《贼情汇纂》卷八）（四）“父母死，禁不得招魂设醮”。（《备志纪年》）这些传统习俗，太平天国能够提出，已属了不起，况且他们确也做到了。
就以人死不用棺木为例。所谓“凡死者无分贵贱，以被裹尸而葬，不用棺木。”（《时闻丛录》）据称国舅赖汉英死，“亦不过用大红洋绉被裹葬而已”。（同上）1864年6月，洪秀全死，即以黄龙缎袱裹尸。
1864年1月，堵王黄文金病死，葬昌化白牛桥附近，“遍身皆用黄绸、红绸包裹，并殓以黄缎绣龙袍、帽、方靴，头枕元宝两锭，口含金叶，左右两腕金钏四只”。（《左宗棠奏稿》）因为领袖和高级干部安葬都废除棺木，由此推理在太平天国官民中，用被服裹尸进行安葬是很普遍的。它也是作为根本大法即天条颁行全国的。“贼以人死用棺为犯天条，禁之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第89页）犯天条，是要杀头的。不用棺木，因而凡是棺木，必毁无疑，“故当破城后，见民家预备寿材棺板，概行打碎，或作柴薪，或作筑台、筑土城之用，无少留者”。（《时间丛录》）太平天国后期，对棺木土葬似乎有所松绑，这主要是在民间，传统的棺木安葬难以严控所致。而随着东南无日不战的境况，瘟疫、饥饿、离乱所造成的骨蔽平原，那更非棺木或被裹而得以了之的。
商业全面国有化，管吃管用管生活——在天京还设有五十九行匠作制造杂货，如制造花粉的典妆衙农耕社会封闭式经济体制，满足于现状，其一就是抵制商品流通。太平天国对商业是漠视的，取消了私营商业，并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经营方式。
太平军每占领城镇，当即就搞商业、手工业国有化，没收各家商店财产。知非子《金陵杂记》就记有录在各军典职名目项的典铁匠下说道：分据煤炭店、铁号。这就说明太平军到一地，就把那里的煤炭店、铁铺国有化了。它成为由国家经营从事的军需工业。
首都天京就是太平天国实行国有化的最佳模式。在京城内是完全彻底废除了商品买卖，他们将城里所有店铺和货物按行业划归诸匠营、百工衙；由国家设官员管理，它是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商业或手工业企业。有如它的名称就称有“衙”；衙，即官衙，此中与民众生活直接有关的就有舂人衙（主舂碾粮食）、豆腐衙（主制造豆腐）、浆水衙（主制酱、酱菜作料）、点心衙（主制造糕饼）、天茶衙（制造茶叶），等等。《金陵杂记》说太平天国在天京还设有五十九行匠作制造杂货，如制造花粉的典妆衙。
太平天国长期奉行商业国有化政策，过去史家称誉是辉煌成就，是这样吗？中国封建王朝都压制商业，但没有采取完全彻底取消商业，太平天国所作所为堪称是一大创造，洪秀全竟能有悖于常规，敢想、敢说、敢做前人不敢做的事，这正是农民文化思维在夺取政权后的一个活学活用。
当然日久也难行得通，因而太平天国晚期在江浙某些地区也允许店铺营业，如浙江大佐将总理钱塘民务汪海洋发给腊肉店的店凭，朗天义右肆文经政司汪发给嘉兴粉业户恒源昌开张米店执照，求天义陈坤书等发给金匮荡口黄兴和头绳花布铺商凭。
太平天国也搞买卖街。买卖街其实是一种集市，是行商往来之地。当时在天京和苏州、杭州等地都分别设有买卖街，但囿于时空也有差别，如前期天京在城外各门所设的买卖街，交易全为农副产品，而无店铺；后期苏州、杭州以至其他城镇的买卖街，则因允许坐商贸易，由是店铺林立，如杭州武林门外买卖街，号称“十里长街”。
早已割掉了资本主义尾巴了
——每户可养五母鸡、二母猪，但不准养公的《天朝田亩制度》对农村饲养畜禽也有极其明确规定，那就是“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猪，无失其时”。
这里考虑得非常具体，它是每户人家，不管是三代同堂或单身汉，都是一刀切，真是做到了绝对平等。
更有甚者，每户都只能养母的，也就是说，没有公种的交配，哪来增殖，产生有小鸡、小猪呢？就是使农户富不起来。官衙养公，民间养母，连家畜家禽都分开了？目的仍是为了均平，这真是平均主义万岁。
可是在浩若瀚海的有关太平天国林林总总文字里，就是找不到这条规定的施行实证。显然它也是纸上的，没有实现，也不能实现。
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家家户户都只能养五头母鸡，二头母猪，正是形象地构建了太平天国为设计农村理想国所绘的美丽蓝图，一幅永远画在纸上的蓝图。
五母鸡、二母猪，比例虽小，可涵喻却大。比如说，这是继承了古中国农民的最高理念，均平理想。黄巢自称是“均平大将军”；钟相的旗帜，“均贫富”。它也是后来农民的思维定势。
天朝典官三百五十九行缺一行
——洪秀全不喝酒，他也不准众人喝酒太平天国对酒是禁饮的，至少在前期是坚决执行的。
金田团营前的洪秀全，最先持禁酒态度。他在所作《原道救世歌》中说：“即如饮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天父上帝最恶酒，切莫鬼迷惹祸亡”。
所以在金田团营后，所制的《太平条规》定营规式十条的第三条就特定：“要练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太平天国禁酒之严，在所订刑法里，也对它特定有两条律例：一、凡我们兄弟，俱要修好练正，不准抽洋烟、吃黄烟、饮酒、虏掠、奸淫，犯者斩首不留。
二、凡聚集饮酒，私议军事，巡查孥获，一概问斩。
酒能乱性。洪秀全是从不喝酒的。据他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说，他也“不准众人吃酒”。（《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这大概对于太平天国制定国家禁酒令有决定性影响。按，见于太平天国前期天朝典官，饮食行有典油盐、舂人、浆人、宰夫等名称，确未有典酒、酿酒等行，是为三百六十行缺酒行是也。
太平天国后期多有乱制，酒禁也渐见松弛，至少在高层就不受此限。像干王洪仁歼公正廉明、学识渊博，但惟一嗜好就是喝酒，这是举朝内外皆知的，连洪天贵福也清楚，“那洪仁玕于是好吃酒的”。（同上）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天京游记》）记干王告诉他：当天王下诏禁酒时，他（即洪仁玕）恳求特许，谓非有酒不能吃饭，即蒙允许。当时在天京的李秀成弟酹天义李明成，还向富礼赐索取洋酒：“所有上日承赠那种美酒付下数坛，或烦代买亦可。”（《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20页）李明成还设晚宴款待富礼赐。富礼赐后来回忆，“有两瓶……又倒我的来路雪莉酒，均很爽快地传递于席上各大人间——各客均王弟所请来与我会面者也。由此显见他们高级的领袖并不遵行天王之荒谬的禁令，因席上人人尽量畅饮，洋酒固人所共赏，天酒亦一再满斟，壶干了又倒新的”。
“天酒”，即太平天国高层们自酿的酒。当时军中高中级官员婚娶、开印、庆贺生日都公然大摆筵席。法不压众，因而诸如李明成会聚这样多的天京高层人士喝酒，也无所畏惧。他们不怕有人向天王打小报告，也不怕天王作集体惩罚。盖此时此刻在深宫的天王虽非鞭长莫及，也只得是眼不见为净了。
天下为公，百业尽归天王
——行业人员，身份是民，职业是做工，需要时可当兵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展，在南京这样的大都市，商业、手工业尤为发达，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期间，对它作了大动作，大改造。他们以战胜者的姿态，通过军队和行政的直接干预，大刀阔斧地把所有商业、手工业全部划为国有企业。根据不同行业、工种归并为总行业，仅此一家，别无分号，集中管理集中经营，由天京政府派来的职同检点到监军的各级官员担任领导。行业所有人员，身份是民，职业是做工，需要时就可拉起队伍，承担城防、巡逻乃至出城作战等光荣任务，真是做到了亦民亦工亦兵，它又是太平天国的一大创造。
应该说，这些行业工种也算完整齐全了，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如此高度集中，全部国有化，那确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它突出表现了太平天国领袖的组织能力和超人精力。
有如他们将不同工种的匠作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编制为土营（挖地道、攻城）、木营（建筑业，有民用建筑和军用建筑，如望楼、浮桥）、织营（织缎）、金匠营（铸造金银器皿）、金靴营（制造靴鞋）、绣锦营（刺绣）、镌刻营（镌刻诏旨、书籍和印玺）；另有百工衙，可考者有九类三十九种：（一）军事工业类：典炮衙、铜炮衙、铅码衙（制造炮弹）、典硝衙、红粉衙（制造火药）、典铁衙（打造冷兵器）、战船衙、弓箭衙、旗帜衙；（二）穿戴工业类：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金靴衙、梳篦衙、典妆衙；（三）食用工业类：舂人衙、宰夫衙、豆腐衙、酱人衙、醯人衙、点心衙、天茶衙；（四）建筑工业：典木衙、油漆衙；（五）交通工具类：典舆衙，金龙船衙；（六）杂货工业类：典铜衙、典竹衙、典石衙、洋遮衙、钟表衙、风琴衙；（七）器饰货币制造业类：典金衙、玉器衙、铸钱衙；（八）印刷工业类：镌刻衙、刷书衙、删书衙；（九）美术工业类：绣锦衙、结彩衙。
太平天国真是把各行各业全都包下来了，一切为公，从资金、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方方面面全为天父所有，也就是为天王所有，说起来没有一点儿私有味，其实产品出路不是投入市场流通，而是：一、专供天王和诸王府使用，这是最最重要的；二、供太平天国各级官员使用，它也包括军事斗争的需要。所以它不是商品。
大家都有饭吃
——粮食定量供应，女营每人每日四两，只供喝粥，违者杀头太平天国在天京长期实行粮食定量供应。
按照太平天国根本大法：“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金陵述略》）“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贼情汇纂》）所有物资，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天父天王所有，也即是国家所有，全体军民人等所以能供给，那是靠天父天王恩赐。
由是对粮食也实行供给制，提倡并强制吃大锅饭。
在首都天京，开始因为储粮丰盈，发粮不计数字，吃饭可以放开肚皮，但几个月后就因粮食不足，实行定量供应，“男馆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伪衙一斤四两，各匠一斤，牌尾半斤。女馆湖南以前每名一斤，湖北以后每名六两”。（《金陵癸甲纪事略》）而对居民“每年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金陵述略》引《百姓条例》）原来城镇居民是吃商品粮的，即通过生产供销的自由买卖来维持的，太平天国却把它全部包下来，大家都有饭吃。由于城镇不生产粮米，要靠到农村采购，又要运输、护送，而日日夜夜的战争，甚至军粮都发生困难，而天京城初期人口密集，诸馆衙和工匠营、女营人等，每月即需要口粮三十余万石，所以这项政策实行后，几个月后就供不应求，发生粮荒。1854年夏，就下令全城一概食粥。还规定“下令除伪王外概食淖糜，有敢吃饭者斩首”。（《贼情汇纂》）“男子牌面，每日每名发米半斤，牌尾四两；女子每日每名，湖南以前发米六两，湖北以下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则杀”。（《金陵癸甲纪事略》）还规定女营“自癸丑岁五月后，每人给米四两，惟许食粥，违者立斩。其总制军帅诸伪官，复从而减克之”。（《贼情汇纂》）粮食供不应求，始终是天京亟须解决而又难解决的大事。太平天国又不重视在天京种植粮食，粮食还得靠外地供给，尤其是通过长江水运粮食。洪秀全多次命令李秀成等人解救天京围困，主要是粮食发生困难。当年清江南大营围困天京，但浦口一线之路尚通，致使淮西米粮能接济，所以当薛之元叛变，浦口失陷，后来湘军再度攻陷浦口，控制了长江水面，那就断了生路。对此有如洪仁玕被俘后交待，“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洪仁玕供词》）这里就是指的粮食供应。
从天京粮食定量供应到晚期粮食严重危机，可以说，天京的失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于粮食缺乏造成的。
悠悠十四年的供给制生活
——相传天王每天领十斤肉票太平天国诸王和官员都没有常俸，他们完全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即衣食住行，包括红白喜事全由国家包办。
有一个说法是，太平天国实行定量供应，高级干部和普通士兵每人每日都给米十八两（十六两制）；也有说，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油七斤，盐七斤，另外还有定量的菜钱。这些全都向各典官衙门和圣库领取，真是做到了吃饭不要钱。
所不同的，就是诸王和高级干部拥有肉票，“伪官虽贵为王侯，并无常俸，惟食肉有制，伪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无与焉”。（《贼情汇纂》）天王每日可领十斤肉。如果真是这样，可能是发肉票，而这肉票还应该是牛肉票，因为据他儿子洪天贵福介绍，老子是吃牛肉，不吃猪肉的。因为自己不吃，也不准儿子和天王府里女人们吃。当然。就他一个人，一天竞要吃十斤牛肉，怎么也吃不了，如果带上八十八个大大小小的老婆，再加恩泽宫女们，那就不够了。但不管怎么说，太平天国官员吃肉是不要钱的，只是更多的人连肉香都嗅不到。
其实太平天国官员在物质丰富的江淮地区是搞特殊化的。就以吃肉为例，天京宰夫衙是杀猪养鸡鸭供给各王者，各军领肉亦于此（《金陵省难纪略》），即使在基层也有明显反差。如1854年在庐州（安徽合肥）翼殿右参护陈享容营内，官长有菜10碗，其余每桌八人四菜同食，可见一斑。
民以食为天。太平天国领袖和官兵当然也有伙食分配。但它只能保证领导人员权势人物的特殊享受，而难能维持基层官兵的伙食定量供应。这是因为太平天国自己从不注意组织、发展农业生产，难以做到粮食和副食品的定期供应保证。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所以如首都天京常处在饥饿线上，后期就得经常打开城门，放出成千上万的妇女就食。
太平天国领袖和高级干部化国为家，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这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弊，因而非常拥护不用工俸的供给制，因此自金田起义直到天京建都的十四年间，在颁布诏书和实际措施，没有一字一行提及工俸。他们是不须于工俸的。
“凡有所需，无不如意”
——忠王弟回答：我们太平军人知识多些，雇人做工是不给工资的太平天国是提倡无偿劳动即义务劳动的。
1861年，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作了访问，他在忠王府受到了李秀成弟弟酹天义李明成的款待。李明成带他去参观离明瓦廊忠王府约一里半的新忠王府。“此真是宏伟的工程，其大仅亚广州之总督衙门一筹耳。工人千余在此工作，有些造上盖，有些雕工刻石，又有数人站在一旁拿着藤鞭在手，凡有懒惰者即鞭之。工程大部已完。全府气象即如一间中国大衙门，栋梁崇伟，雕刻精致。”我问：“工人得工资多少？”王弟答：“你们英国人给工资雇人做工，我们太平军人知识多些，我们天朝是不是很伟大呢？”（《天京游记》）李明成所说的“太平军人知识多些”，就是说对工人可以不付工资而施行强迫无偿劳动。他们处处提倡无偿劳动，由此一斑，可窥全豹，看来此例于全太平天国均可作如是观。这种做法，提倡无偿劳动，在前期天父天兄的神话还未在军民中破产时，那是很有些效果的，人人自觉去干；但在此时虽同属无偿劳动，却要监工手执藤鞭强制了。它已失去了意义了。这种无偿劳动、取消工资，是不能持久的。
李秀成新忠王府当也是正工部冬官督造的。太平天国后期，廷府阁楼第衙遍及天京，很多即出自广西木工宾福寿主持的工部之手。据《幼王诏旨》，就有“转工部官兴工相度，建造正九重天廷”之事。“正九重天廷”，即幼东王府。当时洪秀全已决定将他那牙牙学语的第五子改名杨有福，继承幼东王。
由新忠王府，当然可以推理，在此前后天京和其它地区所建筑的廷府阁楼第衙，都是强制工匠作无偿劳动的。所谓是“木工瓦工千万人，营营扰扰晨至昏。但有口粮无雇钱，妻孥冻馁室忧煎”。（《金陵癸甲新乐府》）我们过去常借有关文字来称赞太平天国人才学，说它是：“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兼及其余，就此话作完整全段认识就是另一种意义了。“掳得诸色目人，则分送各匠营，及各典官处，谓之听使，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贼情汇纂》）它是把工匠当作工具，是不须付工钱的劳动力。
也有个别应招募而付工钱。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称，“募铁、木、圬、漆诸匠，入城供役，日给以钱；惟缝人尤所爱异，酬值倍他匠；其被掳诸匠，虽役不给值也，及其去也，或遂挈之行”。虽如是，多数仍是无偿劳动，且无人身自由。
太平天国奉行强制的无偿劳动，这总不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了吧？
从国库走向“小金库”的圣库
——天王几次下诏，一切缴获要归圣库太平天国有非常明确的藏金政策、法令，天王还几次三番向全军民颁布诏旨，一切财产归圣库。圣库也就是国库。
早在金田团营时期，参加者将自己身外之物全都上缴，自觉执行军事共产主义，有饭同吃。虽然穷困，也能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甚至八个人吃。
1851年9月，天王在永安州（蒙山）下令：“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1852年9月在长沙围城时，天王再次就私藏金宝事下诏，“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
见于《太平刑律》，有“凡私藏金银、剃刀，即是变妖，定斩不留”；《立营规条十要》第四条也有“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器饰”。凡此等等，三令五申，可见并非人人都能遵守的。
太平天国初期，为了全心全意投身到战争熔炉，缴获一切要归公，就是馈送、塞红包也须上缴。据说在金田起义前夕，罗大纲等八个天地会头领要加入团营，洪秀全派出八个老干部到那里作考察、训导。结束时，天地会头领们十分感谢，给十六人都分别塞了红包。回来后，其中十五人都按制缴给了圣库，就是有一位藏进了私囊。经查明后，他即被斩首。这在那时执行是很严格的。
随着革命节节胜利，特别是主要活动区是在富饶的长江中下游时，大小圣库的金银财帛是越积越厚了，但圣库的“公”字色彩却是更加淡薄了，能支配圣库的，当是它的主官；圣库遂渐嬗化为他的钱库，即小金库是也。而诸王更是有自己的私库，“所得首饰金珠，不准昧匿，必令层层进献，归之伪王圣库而后已”。（《贼情汇纂》）后期圣库仍有，从护王府簿记查来，它只是有些像今天机关后勤科，如领小钱或皮纸五刀。至于像金银财帛，尽直接归于主官者私囊。像李秀成，就是因广积金银，为举朝皆知的大亨，据称他在占领苏州时，将现银一百五十万元和无数宝物尽入私囊。（《北华捷报》第564号）至令洪秀全和朝臣生红眼病。当李秀成请求离京解救苏杭时，就敲了一顿竹杠，让他乖乖地拿出十万两银子助饷。李秀成叹穷，拿出了价值七万银两的金珠首饰，还说是母亲妻子的。但后来仍有大笔的金银买通刑部莫士睽，为妻舅宋永祺通敌罪解脱；又为松王陈得松解脱通敌罪，“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他落荒上方山时，随身又携带大量宝物。李秀成的私产是很多的。
三令五申藏金银宝物于圣库，最后仍是落到大大小小的权力者私库的手里去了。
人人都喜欢金子
——攻占南京后下令，民间不得藏金藏银太平天国在金田时期，规定人无私财，一切金银都要缴公。到南京时，奉行抄家政策，其中一个内容，就是不允许民间收藏金银。时人记录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事说，“先是传伪谕，令人进贡给单，使贴门墙，则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金陵癸甲纪事略》）还说“私藏金一两、银五两者皆有罪”。（《金陵省难纪略》）看来，他们对于金银是绝不允许民间有大数量收藏的。
可是家长制的等级社会，从来是讲究上下有别的，就金银事，至少到南京后，诸王和高级干部自有他的特殊。
太平天国领袖当然也喜欢金子，“贼王碗筷皆以金，筷长近尺，沐盆亦以金”。（《金陵省难纪略》）“净桶夜壶俱以金造”。（《金陵杂记》）后期诸王府器物亦多用金银制造，英人富礼赐《天京游记》说他游历忠王、赞王等府亲眼所见：洪仁玕且夸耀其王府“铺毡结彩，案尚金玉银杯钟镖古玩四围罗列”。（《英杰归真》）由于诸王和高级干部生活奢侈，它已不受限制。本来，洪秀全等制定金银归公，那是因为山沟子出来的人，见识狭窄、浅薄，以为金银高贵为稀罕物，就此为权力和财产能挂钩而设置的，因而在分配和再分配时，也就恩泽于其他官员，如，他也允许检点以下官员收藏金银。这在前期，就出现“检点以上方准带金条脱，其余惟准带银镯银指环。然银烛分量亦有轻重，如军帅以下不得过五两，旅帅以下不得过四两。中低级官员戴手镯，蔚为风气，盖手镯者可随身携带，至于相应的妇女亦同。女官尊者，则金玉条脱两臂多至十数副，头上珠翠堆集；官渐卑，则金玉珠翠亦渐少矣。”（《贼情汇纂》）足见有权势者收敛金银的写真。而且是根据官阶、地位而定多寡，基层和民间仍是厉禁的。在这里，哪里还有所谓的平等制度？随着时饰和金银私有的增加，生活也就奢侈了，有如那些缺乏音乐细胞的高级干部，因为多有余财，也会争相购置毫不相关的八音匣子。“喜八音匣子，谓之凤（风）琴，坐马上，带于腰间以为荣”。（《金陵癸甲纪事略》）当时，此八音匣子，乃是进口货，要用外汇向洋人采办的，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听八音匣》说“一合一百六十千，代贼采办死赚钱”。可知一只风琴要费一万六千钱，合七八十两银。而此时八音匣乃是太平天国官员抢手货，当副总典圣库官（职同将军）谭顺添用外汇买了一张拖尾风琴时，天官正丞相曾水源知道了，要求借去一看。
《天条书》是人人必读经典
——十条天条，人人要背，而且须背得滚瓜烂熟，但要能做到就不容易了洪秀全编制的《天条书》，被列为太平天国上上下下、老老小小的必读经典。
这种思想教育形式，是中外任何一个地主王朝或农民政权所未曾有的。可说是洪秀全等人对中华文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创造。
所谓《天条书》，也就是日常生活、工作的必读文字。比如早晨起床拜上帝、晚间睡前拜上帝的祷词；有灾有病求上帝的祷词；生日满月、迎亲嫁娶等所有吉事，作灶、做屋、堆石、动土等事，俱用牲醴茶饭祭告上帝的祷词；做礼拜日的颂词和十款天条：这是人人都要遵办的，此中特别是十款天条，更是须“时时遵守”，否则就是“犯天条”。犯天条是要杀头的。更有甚者，洪秀全等为对全军全民强化十款天条思想教育，还把学习天条写进的《太平刑律》，内称：“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
太平天国认真对待天条，是否人人一样，很难说。不识字的杨秀清、萧朝贵是否需要背，当然作为领导者、发布者、解释者是不须和他人同例的。我想这大概是对新兄弟说的。十二岁当上太平军的杭州人林颖山，就能把十款天条背得滚瓜烂熟。看来，背十款天条确是新兄弟入伍必读的一课。当然，十款天条，人人要背，而且要背得滚瓜熟烂，能做到，就不容易了。
比如十款天条，前四条是宗教信仰，只能信仰一个上帝；皇上帝是天下唯一的真神，幸福来自皇上帝，要处处颂扬皇上帝恩德。后六条是说品德、纪律，包括不允许说谎话、粗话、烂话，等等。
十四年的文化出版辉煌成就
——悠悠岁月，出版了四十三种书，其中红头文件汇编本占了四分之一，大概是过多太滥，现在反而不易找到了太平天国十四年出版了多少书呢？
见于《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卷首《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共有二十九部，书名如下：《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二部》、《天命诏旨书》、《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诰》、《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千字诏》、《行军总要》、《天父诗》、《钦定制度则例集编》、《武略书》、《醒世文》、《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还有十四种：《太平天日》、《钦定士阶条例》、《钦定敬避字样》、《幼主诏旨》、《资政新篇》、《英杰归真》、《诛妖檄文》、《军次实录》、《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诏书》、《钦命记题记》、《会议辑略》和《御笔改正四书五经》。这些大致是天王、幼主诏旨和洪仁玕言论，不少是太平天国晚期推出的，或因此未列在太平天国十一年新历首卷的书目。
两批加在一起是四十三种。这就是太平天国十四年文化出版领域的辉煌成就。
这些出版物，如果按分类法，多数是属于红头文件重印的，如《太平诏书》、《天命诏旨书》、《幼主诏旨》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颁布的命令；《太平军目》、《行军总要》、《天朝田亩制度》是国家颁发的典章制度；也有的是文件汇编和论文集，如《颁行诏书》、《诛妖檄文》、《建天京于金陵论》、《军次实录》；也有的是最高领导人谈话记录，如《王长兄亲目亲耳共征福音书》；要说是专著，可能就算是洪仁开的《资政新篇》了。
悠悠岁月，太平天国在刀光剑影中还出了这么些书，平均一年推出三种初版书（不含重版）。这是中国和世界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都不曾见有的。洪秀全是非常重视出版事业的，设立了国家专业出版社（雕刻衙和删书衙），自己百忙之余还要对很多书稿重作审阅，签发批印，而且必须大量印制，“汗牛充栋，人人习见”（《贼情汇纂》），让全体军民，人人看，天天读；有些书，如《太平条规》还要能背熟背透，背错了，还被打屁股哩！
太平天国国定的一部半革命史
——有点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太平天日》、《天情道理的书》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说是李秀成在被俘时，主动提出要写自述。他说，我们史馆里的纪事，都被你们毁掉了。我要把它写出来，传下去。
且不说李秀成是否历史学家，或者是否具备董狐、司马迁这类史官的直笔秉书和文化水平；此说本可视作无稽之谈，但太平天国确也注意写历史，特别是写以洪秀全、杨秀清等为主心轴的当代革命宗教史，或宗教革命史。它也是过去中国何朝何代所没有的，堪称是史无前例。
在太平天国钦定颁布的有限的几个本本里，比较够得上称为史书的，其中就是写洪秀全等早期革命活动的《太平天日》、《天情道理书》。
《太平天日》是1848年写成的，现见到的仅是太平天国壬戍十二年（1862）铜版本。它专记洪秀全病死复苏及到广西进行活动等事迹。作者有说是冯云山，似不确，因为文中的“南王冯云山”以及1861年后始封王的“恤王洪仁政”、“觐王黄为政”等名讳，可见是天王府御用文人撰。
比起《太平天日》以叙史作教育工具的，《天情道理书》只能算一部准革命史，他是东王府属奉东王命而写的一部革命教育书，它以述自金田起义以来显明易见的事件以为鉴戒。
《天情道理书》初版本推出于1854年，内讧后不断重版，太平天国是没有出版法时间概念的，现见的重版本是己未年（1859）的，但仍用“甲寅四年新刻”。值得注意的是重版本仍肯定了内讧前的韦昌辉功绩，“暨西王、南王、昌辉、翼王匡扶盛治，襄赞鸿猷”。又说，“至于昌辉、翼王，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识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或位居后护，或职掌左军，剿灭妖氛，肃清海宇”。此处原初版“北王”，重版改为“昌辉”，缺了他不行，所以直呼其名讳。
看来《天情道理书》还不错，很有点历史唯物主义。
古今罕有的删书绝对权威
——洪秀全为了反精神污染，竟删改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司马法》洪秀全自以为是最高理论绝对权威，他无所不在，无处不能，什么古书在颁印前，都要由他作最后审读、删改，惟恐贻毒于臣民，产生不必要的精神污染。
其中一部书叫做《武略》。
所谓《武略》，原名《武经》，因为洪秀全只承认有《圣经》才是“经”，其他书不得称“经”。《武略》就是由洪秀全删改后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司马法》（未收录《用众》篇）等三部先秦兵书的汇编本。它于1857年正式颁印。
太平天国初版发行《武略》，此处也含有要全军将士学点军事，懂些智谋的意思。洪秀全对它是够重视的，虽然他自金田起义后，没有直接指挥过一次战争，却呕尽心血对《武略》作了大动作，即删改多达289处（其中删46处，约删去500余字）。
洪秀全不懂兵法，他所删改处，却正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那就是他恐于内讧前的大权旁落，要君临天下，高度集中权力于己一身，表现在删改《武略》。他就将《孙子兵法》的《九变》篇改为《八变》篇，将其中的“君命有所不受”删掉了；在同书《地形》篇，同样也删去了“故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此两处都是孙武论述前线指挥官可以根据战争实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了战争胜利的最终目的，是不必拘泥于君命原先具体的战术措施的。它乃是饱含辩证思维的，也是实践证明必须遵循的军事常识。古代稍有头脑的帝王和将帅乃奉为金科玉律，而洪秀全却予以漠视，否定。他强调高度集中，不允许前方高级指挥官离开他既定的战略方针擅自因时空变化而行动。当年杨秀清坐镇天京，遥控北伐、西征战事；如命林凤祥、李开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李开芳供》）而洪秀全为了缓解京围，不顾上海、浙中前线军情何如、命李秀成、李世贤等抽调主力来救，此也正如曾国藩增添于《李秀成供词》中的“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人马”。结果京围未解，而导致战争全局更加被动。凡此等等，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性格、专制独裁行为，也表现他的无知和偏见。
开创了有国家出版社的新纪元
——它不需要流通，因此民办书店没有，国营书店也无一家太平天国于出版印刷事业有一个创举，就是设立了国家级的出版社。
这在古中国是没有的。
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1853年天京将闲散书坊的雕刻匠集中，派出职同指挥一级官员统一管理，这就是国家出版社雕刻衙，但它的出版物全是那些钦定文件和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如《天父下凡诏书》、《天条书》和每年颁布的太平天历等等。太平天国领袖们通过行政权力牢牢地把出版事业抓在手里。
1854年，太平天国放宽了对焚书禁书的尺度，而提出弛禁政策的却是目不识丁的杨秀清。这年3月，杨秀清借天父附身传言，“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君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他书”。（《天父圣旨》）开放某些读书禁区，在建都后为安定秩序，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按理，这应是读过些书的天王提出来的，却不料为杨秀清抢了头功，天王又只能拾东王之牙慧了。因为东王是用天父传言的，这是更高指示；一个月后，洪秀全只得落实，由是设立了命名为删书衙的审查、编辑图书出版的机构，也算是一家编审机构。
由天王亲自领导并直接参与的删书衙，可说是人才济济。太平天国有文化的高级将领，如卢贤拔、赖汉英等都参加了删书工作。当年洪秀全因大权旁落，忙里偷闲时也参加删改工作。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处处设防，目的是使广大臣民不受孔孟之影响。可是中华几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浩若烟海，直到太平天国灭亡之时，也没有能删出几本书。
但是不管怎么说，太平天国总算设立了出版社和编辑部。可是这些书籍都是非卖品，仅是作为免费读物供人遵办，或者送给外国朋友作礼品。它不需要流通，因此也不会成为商品，比起前代各行各业中有书肆，就倒退了。
清理、扫除孔子和儒家经典
——洪天贵福说：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洪秀全原是不第秀才，爱书又恨书。
当年在花县家乡时期，他是读了不少传统文化典籍的。可是四次考秀才四次都未中。
洪秀全撤去了自己私塾所供孔子“至圣先师”的牌位，通常说这是和孔子决裂，是革命行为，但从后来他由广西归来后，为维持生计仍当上塾师事，看来这只能算是一种态势，所表现的是一个科场失意者的绝望心理。
他痛恨儒家经典，认为是断他前途的障碍。于是编造所谓上帝的意旨、上帝代言，要在世俗社会完全、彻底、干净清理、扫除孔子和儒家经典。为天赋人权制造真言。1848年，洪秀全借做梦上天，天兄耶稣对他说：孔丘“从前教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这是上天之命，于是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军队所到之处，就全面彻底地搜书焚书毁书。1853年，洪秀全在天京又重申“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
禁书焚书是太平天国的国策。
但是洪秀全从未和传统文化典籍隔绝。在天王府藏有很多古书。他要儿子读天主教的书或删节后的古书，“不准看古书，把古书都叫妖书”，而自己常看，有时心血来潮，还要臣下帮着去找。据洪天贵福说，“前几年，老子写票令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
看来，洪秀全看古书是为了自己，烧古书是害怕流失，不让他人（包括自己儿子）得到它。
这也是焚书。
佛经说，聪明人看书，看了把它烧了，而留在心中。这是讲书的功能在于活用，但此说是否也蕴含知识的垄断呢？洪秀全是不懂佛经含义的，但按照他这种行为和思路，中华文化绵亘几千年后到他这里，果然是消失得了无音踪，处处是文化沙漠。就拿诗歌来说，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军民读到的只是洪秀全们几首雄心壮志的俚句，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都不见了。
洪秀全以其不第秀才的文化素质和思维领域，在当了天王后，就天马行空，处处显示惟有他最英明、最正确，别人若要读书，那只能是按他指定的本本去读。这就是洪秀全的文化观，一种幼稚可笑的单向思维。
突出一个“忠”字
——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它：诏旨、奏报和钤有“真忠报国”的王侯印太平天国上上下下都非常突出一个字，那就是：忠。所谓“真忠报国”是也。
它常见于诏旨、奏报，后来甚至用在王侯将相的印章。
1851年在永安州（广西蒙山）围城，天王下诏全军兵将“千祈坚耐莫被诱惑，果能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天父天兄自有眼照得尔到”，这大概是“真忠报国”提法的由来了。此后常用于印章，如“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真忠报国敛天安任天海关正佐将梁凤超”。
而将“忠”字引用于官爵、衔号那就更广了。有如后期所设置的官爵、天将，多用“忠诚”为冠加以编号，如“忠诚五天将”；朝将通常必含有“忠”为冠加以另字为别，如“忠靖朝将”、神将，通常必含有“忠”为冠，加以另字别，如“忠遴神将”；神使，通常也必含有“忠”为冠，加以另字为别的，如“忠伺神使”。后期重设的“军师”职，亦冠有“忠”字，如“精忠军师”、“真忠军师”；军队临时指挥职务，常见有“忠”字，如“中队前精忠先锋周春”、“左队后永忠先锋陈寿”；诸王统率之部队，也称“忠义宿卫军”、“忠贞朝卫军”；此外于嘉奖臣僚，也多含有“忠”字，如天王诏封洪仁玕时，称他是“板荡忠臣”；封李秀成忠王，赐书“万古忠义”，等等。
近代农民领袖的文化思维，在对基层军民作政治宣传时，非常注重作忠君报国的教育。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黄巢、李自成等所建立的政权，像太平天国那样懂得和重视对自己所有成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但它只是封闭时代农民的简单思维定势，只能是语言模式化。
当然，洪秀全突出“忠”字，对“忠”作精心包装，他的用心仍是要大树特树，让臣民对他顶礼膜拜。这样，一个“忠”字，再加上一个天父天兄的“天”字当头，他以为足可以无往而不胜的了。
还是要龙
——天朝的宝贝龙，是龙而非妖也。初期贬龙是正确的，后期尊龙也是正确的中国封建王朝都尊奉“龙”。龙，常比喻是皇帝，所谓真龙，天子是也。
太平天国初对龙作贬意的，也称是“妖”。1853年1月在湖北汉阳铸天王金玺刻金龙头，在天京建宫殿又造金龙殿，对龙又尊仰倍至。同样说“龙”，何乃前裾后恭？为了说明过去贬龙是正确的，现在尊龙也是正确的，太平天国特地在《天父下凡诏书》作了自圆其说。
按此事发生在1853年12月26日，即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下凡打了洪秀全四十记屁股后二日，两人在天京金龙殿又哈哈嘻嘻地坐而论道，其中谈到了龙：“东王又启奏曰：‘即如龙一事，前时我二兄概贬为妖，此必二兄诛妖心急而概贬之也。据小弟意见或是宝贝龙方是龙，故金龙殿用之，服饰器件用之，其余东海老蛇及一切蛇妖迷蒙人灵者方是妖也。’天王曰：‘清胞所言是也。当前天兄耶稣下降平在山，谕尔兄曰：‘龙是妖’。尔兄又问天兄曰：‘金龙殿之龙是妖否？’天兄曰：‘金龙之龙是大宝也，非妖也。’今奉天兄所言宝贝龙实是龙，实非妖，其余东海老蛇即是红眼睛，凡间人所称阎罗妖及一概蛇妖迷害人灵者名为龙，实是妖也。当前尔兄升天时，曾见有大金龙结成天尚金龙殿也。又旧岁到汉阳将铸金玺金龙头，尔兄曾梦见有一金龙来朝，此可见宝贝龙尽是龙而非妖也。今而后天国天朝所刻之龙尽是宝贝金龙，不用射眼也。”东王、北王对曰：“遵旨。”
公布这段天话、梦话，目的在于为恢复龙的名誉寻找依据，说明太平天国所用的龙图案，龙乃真龙、宝贝龙。由是它可以非常合法应用于服饰器具，以至王侯官印。
但太平天国崇奉一神教的上帝，龙是上帝所属，因而不得以龙比喻天王了。太平天国始终禁止以龙字比喻，如不准以龙德、龙颜、龙恩、龙飞、龙兴比喻天王。1861年，洪仁玕等还会衔“宣谕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也特别提及凡“具本章，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盖“龙”字犯忌，以致太平天国上下人人名字不得用“龙”，字，人们名字中常喜用的“龙”也得遵制改为“隆”，如胡海隆（龙）、侯得隆（龙）等。
中华几千年罕见的大面积避讳字
——要让全军全民都知道，不得写错字；写错字是要严加惩罚的农耕社会特别注意强化宗法血缘圈。当权者竭力制造自己的天赋特权，处处要显示得天独厚，以致将本无贵贱之分的姓氏也打上等级的烙印。封建王朝代代都提倡避讳字，太平天国也提倡。它所涉及避讳的涵盖面比历代任何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平天国为姓名避讳，就曾多次颁布《钦定敬避字样》，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各宜凛遵敬避，以见朝拱尊敬之意，不得引用误书，致有亵渎”，“仰乐尔大小官员及文人书士等，各宜铭心刻骨，并存席右，以便触目警心，不致偶有差错”。否则是视作违禁，列入犯天条的；犯天条要判重罪、死罪。
诸如所谓皇上帝（耶和华）、基督、耶稣、天主等宗教：君王、天国和洪秀全父子、东西南北翼王等名字五六十字都须回避且改代以它字之例。
此中极大多数是民间常用字。封建帝王多有将自己名字改成冷僻字，而太平天国领袖群却要臣下按章改名字，改地名，改一切有碰撞的违禁字。而且一度还得改姓。大将曾天养因为非洪氏正宗家族，一度改姓换名叫“永添养”，因为天王次子叫洪天曾。后来次子死了，才允许恢复本性。童容海也是在降清后恢复本姓洪容海的。虽官高位尊，也不含糊，如原名秦日昌的燕王秦日纲，原名李俊昌的补天侯李俊良，却是为避北王名讳而改字的。中国民间还多喜欢用“龙”、“德”等字取名作字的，因避讳，必须改代为“隆”、“得”，因而太平天国将士中没有名字用“龙”，如原名陈德才的扶王陈得才。
越改越复杂的文字
——改革文字变成玩弄文字，如“嗣君”为“嗣钧”，“出师”为“出司”，“伺侯王娘”为“次后王娘”
太平天国高举创造“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大旗，为表示自己的决心，因而对中国传统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也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革。
改革的成就，是采用若干简体字，并在所印行的书籍里普遍运用了标点符号，这是要让更多的人能读懂读通，不因读破句而造成误区。
但是太平天国文字的改革又与封建特权和莫名其妙的宗教色彩挂钩，制造了过多的避讳字，也改了一些字的笔划。如“福”字通常改“福”；“天”字改作“天”。在它晚期还生造了不少怪字，如《护王簿记》所记的“买”、“贿”、“炯”。这些字多见于封爵用的系号。见于封爵太滥，常用字已不够，天王府礼部在排衔时费尽心机，为避免重复，就拚缀这样的怪字。它也不知道当时如何读法；看来只算是一种符号，不再含有何种解释了的。这种生造的文字，通常是笔划很多，盘根错节，是太平军将士所持有的文化水平所难以承受的。
文字还有过多的随意性，自我编造。比如“豫”字，这个为太平天国特定的爵号，本来由“豫王”而来的“天豫”，大概因为“豫”字对广大将士太陌生了，笔划弯弯曲曲也不好写。不易书写准确，因而随之后期“天豫”爵位贬值，也有写作“天预”、“天予”、“天裕”的，而此时公布的《钦定敬避字样》，却也认同“天豫”可写成“天预”；至于其他，因封建避讳味太浓，改得多是非驴非马，如“嗣君”为“嗣钧”，“出师”为“出司”，“伺候王娘”为“次后王娘”。
更别致的是太平天国在文字改革中还删去了的一些常用字，如所谓“至仙佛妖魔鬼诞僧尼宗庙社稷祠寺等字，总以灭迹销声、置而不提为妙”。（《钦定敬避字样》）洪秀全等反神权，它的形式也真是够彻底了。
没有一个姓王的
——中华自古的超级大姓，到这里就消失了中国王姓是最多的。它是超级大姓，拥有足够的天文数字。
可是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太平天国，却没有一个姓王的。
查了见存的有关公私记录，包括英伦所藏常州太平军花名册，保王府官员印章等名录，上至天国诸王，下达普通一兵，近万人员中没有一个姓王的。
原来，太平天国讳“王”字，不准姓王，凡姓王者必须改姓。《钦定敬避字样》说：“盖开辟天父天兄天王幼主方是君是王也，如东西王或称本东西王，自信勇王以下或称列王，不得单称王字。王乃天日也。”所以凡姓王者，都须按制改姓为黄或汪姓者。或可添用此“圭”字避之。如天王表兄王盛均全族即都改姓黄。由此整部中华史帝王凡涉及者也须改，或改为侯字、相字，或在原来王字边加犬旁改为狂字，如洪秀全钦定的《孟子》删改本，有“孟某见梁惠相”以及“周文狂、周武狂”等字样。
天国军民无单名
——有道是“起名必三字，单名为妖派”
传统中国凡人取名，通常双名单名听凭君便。太平天国开始并未对名字用单或双作强制性规定，所以自金田到建都天京、北伐西征，见于花名册里，有双名也有单名的。后者如北王韦正和他兄弟韦宾、韦俊。但最迟于1857年初，即天京内讧后不久，他们就只称韦昌辉和韦志宾、韦志俊了。此后，在太平天国正宗花名簿里是寻不到单名的。看来对名字规范化，是发过红头文件的。因而，1857年捻军和太平军合作，首领原是单名也就改为双名。著名的如龚德（改为龚得树）、张龙（改为张元隆），此后的任化邦（原名任柱）、李蕴泰（原名李允）也都是后来改名的。强制用双名不用单名，就是太平天国姓氏文化的一大特点。这是任何一个中华王朝都未采用过的。
当然太平天国也见有单名，如1855年在江西投入翼王麾下的广东天地会（红巾军）。他们打的是花旗，领袖如周春、陈荣、谭星。1857年在江西战场，与太平军正规部队若即若离。1860年后，脱离翼王自广西来到浙江战场时，仍保留原来单名，盖晚期的天王自顾不遑，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哪还有什么繁例能约束他们？因而单名也可保留了。
太平天国为什么姓名规定必须用三字呢？《金陵省难纪略》说，“起名必三字，单名为妖派”。这也许是他们界定满洲贵族都是单名，为避混淆所致。
农民领袖视野狭窄，可是样样都要抓，十只手指揿十只蚂蚁，甚至连那些属于个人的细微琐事也视作大事来抓，此处也可见一斑。
新地名的随意性
——改清王朝都城为“北燕”，所以贬为妖穴，俟灭清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
太平天国喜欢创造新名词，因而也热衷于改换地名，废除旧的，而采用若干吉利或有纪念色彩的文字，以表示他们的高明、创新精神。所改地名大致可分为：（一）尊崇。如称苏州长洲县为长洲天县；扬州甘泉县为甘泉天县。
（二）避讳。如称秀水县为绣水县（避洪秀全、杨秀清讳）、青浦县为菁浦县（避杨秀清讳）、贵池县为桂池县（避萧朝贵讳）、潜山县为潜珊县（避冯云山讳）、武昌郡为武玱郡（避韦昌辉讳）。
（三）纪念。如因兵不血刃攻占湖南岳州府，所以改称得胜府；浙江慈溪县因当地民众响应而攻取，由此改名为义县。
（四）美称。如称汉口镇为福镇，苏州木渎为太平关，行春桥为杏春关。
（五）其他。如以安徽巢县为米粮集散区，改称为聚粮县；因无锡县名不祥改称为抚锡县。
更有甚者，是将某些地名政治化了。
1853年3月，太平天国进入南京，将它改称天京，定为都城。天王下诏说，“天下万国朕无二，京亦无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称京”。命改清王朝都城北京为北燕，因尚为清妖窃据，所以贬为妖穴，俟灭清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并将北京所在的直隶省贬为“罪隶省”。天王为此降诏，“为罪隶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天父上帝，然后更罪隶之名为迁善省，庶俾天下万国同知妖胡为天父上帝所深谴、所必诛之罪人”。（《贬妖穴为罪隶论》）来自多元的绰号文化
——陈玉成幼时因用艾草薰眼睑，留有痕迹，乡里戏称他为“四眼狗”
绰号，是姓氏文化的形象化符号，它比尊姓大名易记易叫，人们有时对他人姓名记不清，但却能牢记绰号，并由此写进本本，白纸黑字。现今我们编集的太平天国人物绰号也是这样遗留下来的：（一）以示英勇善斗的，如石敢当（石达开）、铁公鸡（石祥桢）、黄老虎（黄文金）、陈狮子（陈坤书）、邱老虎（邱远才）、小老虎（黄朋厚）；（二）以示长相的，如四眼狗（陈玉成）、陈斜眼（陈坤书）、唐胡子（唐正才）、蓝矮子（蓝成春）、独眼龙（周文嘉）、邱大肚（邱远才）、郑大口昌（郑金）、廖秃子（瘳发寿），龚瞎子（龚得树）、胡瞎子（胡永祥）；（三）以示职业的，如赖呕铁（赖九）、陈箍桶（陈占榜）；（四）以示性格、行为的，如花头鸭（韦昌辉）、刘剥茛（刘裕鸠）；（五）含意待证的，如黄摆子（黄子隆）、童大锣（童翻海）。
常说的这些绰号出自清朝官兵的诬蔑，亦不尽然。如清熠公私书牍多以称陈玉成的“四眼狗”，其用心确含侮辱味；量但“四眼狗”源由，据传为陈玉成幼时患眼病，用艾草薰眼睑，而留有痕迹，也有说是两边眼下生有黑痣，家乡人戏称他为“四眼狗”，而为清朝官兵借用，但更多源出于太平军昵呼。如黄文金攻打江苏常熟，自率七骑，手执长刀，冲进城西门，即攻占了县城；陈坤书在常州城陷的护王府大殿，挥舞着大刀，像一头勇猛的狮子，孤身迎敌，因此绰号带有老虎、狮子，正是反映出了他们浑身是胆，英勇敢斗的特点。
自我标榜的对联
太平天国留下很多对联。
对联，因贴在门上称门联，贴在楹柱称楹联，它是中华民间悠久的文化习俗。太平天国成员来自农村，与对联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凡是王侯府第和馆衙第阁，在门厅殿堂都张贴有对联，而为了自我标榜，许多均于大门上悬贴对联，这些对联出自太平天国文人（书手）手笔，它都分别以嵌字联写出了主官、官衙的高贵或独到身份，此中采用文字有引用经籍，堆砌典故，有附庸风雅的，也有趣味盎然的，如：天命诛妖杀尽群妖万里山河归化日；王赫斯怒勃然一怒六军介胄逞威风。（天王府）东国诸侯替天行道；
王畿千里顺地无疆。
东风解冻暖回旸谷之春；
王泽敷天普锡群黎之福。（东王府）位列北王俨率群星绕天国；
职司后护常施惠雨溥群黎。（北王府）翼德威明鄙阿瞒如小儿能视豫州同骨肉；王陵忠义弃项羽若敝履独知刘季是英雄。（翼王府）天上星辰能救世；
官中丞相最称尊。（天官丞相）将十万众横行天下；
军八千人威振寰中。（将军衙）司廿五人威风无敌；
马二三匹行走如飞。（两司马衙）典内衣裳凭人取；
袍上云龙伴我行。（典袍衙）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竞横行。（诏书衙）金气多寿；
匠心自工。（金匠衙）
天降李晟平此虏；
柴燔岱岳告成功。（典天柴衙）但这些表示身份、官阶的门联、楹联并非不变的，它随之主官官阶升迁，就有更动。如李秀成，在他1857年授合天侯爵时，天京明瓦廊住宅（合天侯府）门联为：合力驱胡还我故国；
天心旧汉永庆升平。
在1859年晋升忠王后，门联就改为：忠心保国辅佐天朝成盛世；
王道仁慈绥靖宇内乐太平。
李秀成封合天侯后升格的合天福、合天安、合天义等爵时，有否再作更换门联，语焉不详。但确有人员稍有升格就更换门联的，如翥天豫某门联：翥凤翔龙太平景象；
豫贞泰吉天国祯祥。
在升翥天福时换有门联：
翥因高举莺迁速；
福自天中虎变频。
翥凤绍西岐雅化；
福星曜北阙深恩。
在升翥天义时又换有门联：
翥凤翔千仞；
义气贯三军。
翥翔直上青云路；
义礼争传白帝城。就此或可以窥出，天国官员们非常喜欢表现自己的显要地位，以此向他人夸耀，而通过门联楹联，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广告。所以正如时人所说：“凡陷一城，分据宅第，谓之打馆，必令充先生者搜括红黄纸张撰联句，以朱墨书之，互相夸耀。”（《贼情汇纂》）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对联，太平天国也有严格的上下规定，如在前期就规定王侯对联用黄绫或黄纸殊书，检点以下用黄纸黑字。
行政命令是难以严禁演戏的
——全军全民不准演戏看戏，而东王却在天京清凉山欣赏徽剧，还在府里搭台、开戏太平天国前期严禁民间戏剧，还定有法律：“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
当时徽剧风行大江南北，但在太平天国活动区内，是不能放行的。
太平天国禁演戏剧，是出于旧戏里出现的帝皇将相、才子佳人都是妖，是不能让他们占领舞台的呢，还是另有他因，比如还未创造出自己的样板，语焉不详。
但太平天国禁演戏剧乃是对广大军民而言，最高层领导集团是不受此限的，他们从来是不须受此限的。据说，1854年，东王杨秀清在天京清凉山就曾欣赏徽剧，“贼初言演剧为邪教，继于池州得戏箱数十只回金陵，乃招优伶演剧，东贼在清凉山试之，喜甚。伪谕搭台于伪府引壁内以备开戏”。（《金陵癸甲纪事略》）既然如此，仍是不准上行下效。
可是人性需要张扬，这条禁令在天朝后期就被拉倒了。在太平天国苏南、浙江占领区，本是文化戏剧兴旺繁荣区，由是趋向安乐、富庶的地方将领也常常借祝寿、庆贺为名，开演地方各种戏剧。如浙江武义为天王生日大开筵席演剧助兴，还说在苏州各将领“每做寿，辄演剧，酣嬉醉绝，一如官场旧习”（《能静居士日记》六），江苏溧阳“演戏歌唱无虚日”（《溧灾记略》），江苏吴江周庄“昼夜演剧”（《庚癸记略》），且剧种不限。如浙江嘉兴新塍镇二里桥花鼓戏场，锣鼓喧天，声闻数里”（《避寇日记》），又连演昆剧，“举国若狂”。嘉兴院镇乡官开印酒，“日中用奏演曲，夜以影戏娱宾客”。在安徽庐州（合肥），在城围紧急时，“英王着人往东乡调徽剧二班进城，对台角胜”。（《被掳记略》）可见平时常有，而苏州忠王府内便有戏台两三座。相传来王陆顺得在绍兴镇守时，还曾登台演出，而为时人误认为他原是戏子出身的。
当时太平天国地区所演的剧目，据今江苏金坛戴王府发现的戏曲彩画，有《连环计》、《空城计》、《尉迟恭访贤》、《太白醉写》，可见仍不离《三国演义》、《说唐三传》等书。
当然，也有其他。本着入乡随俗，到了哪里就看哪里的戏，如在浙江绍兴的太平军将士就常看传统的绍兴大班。据称，有次某镇太平天国天豫级将领设宴招待地方乡官，招来戏班子演唱《龙虎斗》，剧中当奸臣欧阳仿陷害忠臣呼延寿霆至死，该将领大发雷霆，命随从把演员从戏台上拿下来，“大骂‘奸贼陷害忠良，乃至此极，乃公今日为呼延氏报仇’，趣斩之。诸乡官跪求，谓‘此戏也，伶且不知欧阳、呼延为何人，但依曲本搬演之耳’。贼裂眦良久，乃褫其衣，以硃大书于背云：‘奸相欧阳仿，决杖一百。’杖毕大笑称快”。（《越难志》）演戏扮奸臣、坏人，真也有倒霉之处，它难道仅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吗？这也是太平军将士看戏的插曲。
儿童教育就是这几本书
——《三字经》说：“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
太平天国的儿童教育比起前人有它独特的创造。
《天朝田亩制度》也有对儿童教育规定，“其二十五家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其实，儿童读的主要还是《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这些启蒙读物，突出拜上帝教教义，要敬上帝、敬耶稣。宣传上帝派儿子洪秀全等人下凡创造“新天新地新世界”的丰功伟绩，如歌颂杨秀清、萧朝贵借上帝耶稣附体代言的光辉，“戊申岁，子烦愁，皇上帝，乃出头，率耶稣，同下凡，教其子，胜肩担”，必须严格遵守天条，“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
太平天国要求儿童不须有更多更新的文化知识，而最最重要的乃是强化遵循上帝教义，忠于天国事业。政治思想路线教育是决定一切的。
从现存的《幼学诗》发行看，早在1851、1852年都有镌刻的《幼学诗》出版，《三字经》、《御制千字诏》估计在建都南京后未久就推出了，以后几乎是年年有重版，也有修订本。显然，太平天国将这些书用来作改造儿童的重要精神工具。
根据下列《天朝田亩制序》，地方基层领导人（两司马）也是所在二十五家儿童的当然老师，它的政教合一，由他来贯彻宗教教义，学校教义，寓教于官，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但从现今的文字记载，并无具体文字，似乎是一种理想国的儿童教育。
但太平天国确实另办过干部子第学校的。据《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设有“育才官”职，育才官通常以科举得第的天国文人充任，如胡万智，原天试进士，曾出任天京育才官，教读干部子弟。“贼选伪试进士充各伪王府教读，间封育才官，使出踞地方，采访贤才”（《贼情汇纂》），“伪育才官前伪封为育婴如官，有正副，将真贼之子侄辈，并掳得各省孩童，名为娃崽，今其自行送入此馆，令通文理者教习该逆所撰书”（《金陵杂记》），“设育才书院，延师教各官子弟读，名育才官”。（《金陵省难记略》）这些设有育才官的育才学院，就是国家学校，当然，所用教材仍是参照传统启蒙教育用的《幼学诗》、《三字经》等。
其实太平天国儿童教育就是这几本由传统文化改装的启蒙课本，而成人读物，也还是这几本书。太平天国没有针对年龄而编印的书籍。在他们看来，这些本本，一本足可以顶一万本。这是因为按照农民的固有思维，识几个字，看懂若干数字符号，能记帐，也就足够了。书读得多了，又不能生产粮食，反而易产生多元思维，致使思想异化，这也是天王陛下和权贵们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