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驾洛阳，奠定两京制
公元656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不久，便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策：重建洛阳的紫微宫乾元殿与应天门。这项工程不仅仅是为了恢复一座宫殿，更是为了重振洛阳作为国家重要行政中心的地位。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曾是汉魏时期的都城，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乱之后，它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然而，李治却看中了它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地理上的战略优势。
次年，也就是显庆元年（657年），李治正式移驾洛阳，并颁布了《建东都诏》。这份诏书明确指出了洛阳的重要性，称其“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这意味着洛阳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能够方便地进行物资的流通和赋税的征收，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汇之地，能够促进不同地区间的交流与融合。
《建东都诏》的发布，实际上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它不仅标志着洛阳正式成为与长安并列的东都，也反映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于国家管理策略的重大变革。这一决策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捷，有利于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管理和控制；其次，由于长安周边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紧张，迁都洛阳也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最后，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能够更好地应对来自东部和南部的挑战，加强对外部边疆的防御。
二、政治格局的剧变
显庆年间，唐朝的政治格局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显庆三年（658年），一位关键人物的离世标志着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著名的书法家及政治家褚遂良逝世于爱州（今越南清化）。褚遂良不仅是书法艺术的大师，更是一位在朝堂上有相当影响力的官员。他的去世，对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关陇集团内部引发了震动。
关陇集团是由隋末唐初的一批将领及其后代组成的势力集团，他们在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在朝堂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关陇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紧接着，在显庆四年（659年），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长孙无忌被迫在黔州（今重庆彭水）自杀。长孙无忌不仅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也是李治的舅父，他的政治生涯与李治的成长紧密相连。然而，长孙无忌最终因牵涉到政治斗争而被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标志着关陇集团势力的衰落，预示着唐朝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
长孙无忌的倒台，使得原本支持他的官僚体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许多与他有关联的官员或被贬谪，或遭到清洗，整个朝廷的氛围也因此变得紧张起来。随着关陇集团主要成员的离去，唐朝的权力中心逐渐由原来的旧贵族手中转移到了皇帝手中。李治开始逐步摆脱旧势力的制约，确立自己作为君主的权威。
三、百济战俘与东都荣耀
随着军事行动的成功，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率军平定了百济，并将战俘带到东都洛阳。这一事件彰显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是对东都洛阳作为国家象征的一种肯定。
四、废王立武，权力再分配
唐高宗李治的废王立武，是唐代历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王皇后出身于名门望族，拥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和支持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与李治的关系逐渐恶化，这不仅是因为个人情感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她未能诞下继承人，这对于皇室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与此同时，武则天虽然出身相对较低，但她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魅力，逐渐赢得了李治的青睐。更重要的是，她成功地生下了皇子，这一点对于稳固李治的皇位至关重要。因此，废黜王皇后，立武则天为新皇后，就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选择，而是涉及到皇位继承和国家稳定的政治决策。
废王立武的过程充满了斗争和博弈。王皇后背后的士族力量强烈反对这一决定，他们认为废后是违背先帝遗愿的行为，同时也担心庶族力量的上升会削弱自身的地位。而支持武则天的力量，则看到了这一变动背后可能带来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变革。
最终，李治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坚持废黜了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李治作为君主的决心和魄力，更标志着唐代政治格局的转变。武则天的登基，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为庶族出身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机会。
这一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士族与庶族之间的较量，在这次废后事件中达到了高潮。李治敢于挑战传统的门第观念，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决断力和勇气。
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李治在位期间所实施的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仅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改革，更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重塑。无论是从行政上的两京制，还是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对传统门第观念的挑战，李治都展现出了作为一个君主应有的决断力和远见。尽管在历史上对于李治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做的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唐朝的发展，并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