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诙谐卷”有两则“幽默”的故事。第一则说的是一个人官越当越小的故事。道光年间，镇平人黄钊赴任某省知县，到省会拜谒总督。按例，知县拜谒总督要行跪拜大礼——不是法定的，但现实中一直这么做。黄钊认为总督和知县虽然品级相差悬殊，但都是平等的朝廷命官，所以没有跪拜，只是对总督长揖而已。总督怀恨在心，马上弹劾黄钊，“建议”将他从七品知县降为八品教谕。黄钊当了数年教职，“正己率人，士习丕变”，应该说政绩显著。因此地方将他“推荐”去北京当京官，担任九品翰林待诏，又降了一品。黄钊知道在官场混不下去了，不久就办理了“病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官要“守规矩”，不守规矩的后果很严重。同一卷的另一则故事“官之做法”恰好向后人描述了官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小官大做、热官冷做、俗官雅做、闲官忙做”。这句流传在北京的俗语说的是嘉庆、道光年间四个京官精明的做法。德州人卢荫溥担任仪曹郎，在北京完全是个小官，但他气宇轩昂，在一大堆达官显贵中议论宏畅，故曰“大做”。而龚丽在军机处当值，权势炙手可热，却不以奔竞趋走为事，故曰“冷做”。户部官员杨芳灿最初是花钱买的官，从县里一步步钻营到中央来，是个异途俗官，却终日与名流雅士唱和，故曰“雅做”。周锡章也在仪曹做官，悠闲无事，却专以应酬为事，终日奔走不暇，故曰“忙做”。这些人虽然是特例，可也透露了许多做官的“规矩”：隐藏、端架子、交际应酬等等。
古人初入官场，对做官的规矩知之甚少，尤其是在儒家教育的“无菌室”中死读经书长大的进士们，更是对官场的条条框框一头雾水。所以，明清之后新科进士都要到中央部委或者分发各省“观政”或“办事”，也就是任前实习。其间，他们学的多半是怎样“做官”，而非具体政务。比如，见上司、见堂属、见同寅、见前后辈要行什么不同礼仪，官场宴会、红白喜事、往来应酬中有什么学问，只有参悟这些“权势之浓淡，人情之冷热”多年后，新科进士才能正式得官一一其中的佼佼者往往也能提前授予实职。经过一番历练后，官场就把官员塑造成了形形色色的适应官场的模样。《民国趣史·试院现形》中提到了民国初年考试选拔县知事的情形，很能说明官场规则对人的塑造之功。“政府注重老成一派。第一次口试，凡身着华丽衣服，虽答对如流，公事娴熟，皆不取中。后试者有鉴于斯，均易以宽袍大袖之布衣，做出老成态度，以迎合主试委员之心理，故众议院门前，又觉生出一种寒酸气象矣。”从现场考生的神态也能判断他们的身份：“见有半倨半恭者，望而知为前清府县，以其曾执手版，且尝临民也；有尚带寒酸气习者，望而知为前清京官，以其尚未纯粹沾染官僚派也；有举止轻脱得意疾书者，望而知为新毕业之学生，以其未知考试之艰难也。”
在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古代官场有哪些规矩，这些规矩是如何把官员塑造成需要的模样的。
清末，御史刘汝骥外放徽州知府，入见慈禧太后辞行。慈禧太后问他：“你拜谒各位军机大臣辞行了没？”刘汝骥回答：“没有。”慈禧太后就开导他说：“军机大臣，你一定要去拜谒。你现在是外官了，不再是御史了。御史是清流，要清正刚硬才能监察百官。今后，你要好好学习应酬。”慈禧太后金口提醒刘汝骥“学习应酬”，其实就是要刘汝骥顺应体制的要求转换角色，不然他的徽州知府是很难当好的。清末两江总督端方对出任知县的某位名土说：“今后你要抛却笔墨生涯，沦落宦海了。你买《官场现形记》学学谋官之秘诀否？”类似的话，唐德宗对拒不收礼的丞相陆贽也说过。唐德宗私下批评陆贽：“卿清慎太过，地方官员给你的馈赠，你一概拒绝，会伤害大家的感情，恐怕情理不通，影响工作。以后像马鞭、靴子之类的礼物，你但收无妨。”
这三个让人多少有些吃惊的另类段子，都指向两个字：体制。它们背后都有着体制的影子。皇帝、太后和大臣们都不得不向现存体制低头。
古代官吏身处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由堂皇高深的理论说教、数不胜数的规章制度、数以万计的官僚队伍和条条块块的不同系统组成的庞然大物。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个体制的形状、构成，人们对它的运作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即便是身处体制顶端的独裁者也是如此。可要讲做官的规矩，如何认识官僚体制又是避不开的首要问题。
人们需要认识到的第一点是：任何政治体制都是社会的产物。留存千年的政治体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产物。它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类似于植物与土壤的关系。
在自然界，植物根植于土壤之中，离不开土壤的养分。任何花草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也根植于中国社会之中，和中国复杂的现实和特有的人情世故相结合。钱穆先生就认为：
政治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中国的历史人物，只有谙熟人情冷暖，懂得人事需求后，再创建、改革制度，才是锦上添花；反之，如果不顾人事对制度动刀子，那就是水中捞月，还可能引火烧身。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强大的政府的起源可能与远古时期治水的需要有关；有人认为古代稳固发展的文官制度和中国很早就开放政权、读书人群体庞大有密切关系。盐碱地种不了水稻，杨梅树散布在东南丘陵的红壤上，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也离不开中国社会。
植物是有生命的，政治体制也是有生命的，相对于社会背景具有独立性。决定植物形状、长势的是种子，是基因，而不是土壤。生长在不同士壤中的苹果树的果实虽然有多少、好坏之分，但都是苹果。而一个政治体制创建以后，会沿着特定的逻辑发展下去，通常会超出入们的预料、操纵之外。政治体制的改革之难，根源就在这里。古代王朝的末期，政治体制都会漏洞百出，种种弊端为朝野所公认，但是人们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改革，就是下了手也会遭遇各式各样的阻碍和困难。此时，具有独立性的政治体制已经脱离了官僚群体乃至全社会的手掌。这就仿佛是一个人造机器人，在运行中产生了自已的思想，不受人类的控制了。例如，唐德宗肯定也知道贪腐的坏处，知道官僚体制贪污的最终都是他这个皇帝的钱，但他还得无奈地劝丞相陆贽不要“众人皆醉我独醒”，该拿的还得拿。
举个具体例子：清朝中期陋规盛行、吏治腐败，道光皇帝登基之初很想改变贪腐现状。军机大臣英和就建议道光清查陋规，道光皇帝立即接受，发布上谕痛斥陋规害民，要求将所有的陋规查明，该保存的留下，该取缔的消除。应该说，道光皇帝的改革相对比较保守，是希望通过承认部分陋规来控制其发展。同时，这项改革有皇帝和军机大臣的强力推动，难道会不成功吗？上谕发出后，官僚们坚决反对。有的人说承认一部分陋规合法，恐怕会使官吏们胆子更大，增加陋规；有的人说清查行动滋扰百姓，搅得民间不安宁；有的人说皇帝肯定部分陋规，“上渎圣听，于体制似亦未协”。道光皇帝的改革遭遇了强烈的反对，政令几乎出不了紫禁城。在朝野空前一致的反对下，道光不得不下命停止清查，并且将英和作为替罪羊，罢免了他的军机大臣职务。对严重的腐败问题，道光只能用一通空话给自己找台阶下：“各大吏正己率属，奖廉黜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厘正，斯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饶裕矣。”
腐败是官僚体制的衍生物，随着体制的独立发展而日益强大，强大到了摆脱皇帝和军机大臣控制的程度。
最后，植物也会反作用于土壤。不同的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特定的养分，死亡后变为腐殖质回归土壤，微量而连续、缓慢而持久地影响土壤的成分。政治体制的创建和发展，会强化社会的某种主张或倾向：而它的覆灭，也会成为社会的历史遗产。例如，弥漫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潮，就是政府权力在历朝历代不断增强，侵蚀社会领域，最后导致权力因素主导社会发展的恶果。“强政治弱社会”的尘埃层层堆积，凝结成了厚厚的官本位顽石。
所以，不管古代官吏对身处的政治体制多么不满，他首先都得被迫接受这就是他要开始政治生涯的背景。正如一个人出生时不能挑选种族、家庭和社会一样，他要面对的政治体制也是无法改变的。有志于投身其中的人，首先要适应它，等到有能力做些变革的时候才能尝试改变。
如此说来，个人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平等的关系。这是人们需要认识的第二点。你首先要承认体制的存在和价值，而不是让体制承认你。人和体制的不平等关系还体现在其他三方面：
第一，“付出——回报”规律在政治体制中不成立。在生活中，你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做出了多少贡献，就会获得相应程度的回报。一个人的收获与他的能力和付出是成正比的。虽然政治体制也可能宣称如此，可在实践中并非如此。并不是官员的能力越强，做出的成绩越大，他的官职就越高。历史上许多学富五车、成绩有目共睹的官员，却是官场的失败者。决定一个官员升迁的不仅仅是能力和贡献——它们只占很小的份额，还有各种人情关系和政治需要。这就像制度和人事的关系一样。一个人关系牢靠、人情练达，如果能力尚可，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就锦上添花了；但如果他能力平庸、毫无作为，也不会影响对他的提升。
第二，规则不确定，导致预期和评价标准不明确。游戏规则是政治体制制定的，而不是官员制定的。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谁就掌握了主动，就能决定游戏的输赢、参与者的胜负。官员总是服从体制的规则生活、工作，违反规则的后果很严重。反之，体制可以通过修改规则来淘汰不喜欢的或者特定群体的官员。
第三，体制带有独立性，离开了任何个人都可以按照自由的逻辑发展辖区，但是个人如果离开了体制，就不再是官员。所以，体制可以抛弃甚至牺性任何官员，官员却不能离开体制。人们为一些贪官酷吏辩护的时候，常说：“如果换做另外一个人，也会像他这么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官员和体制的关系如此不平等，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争着去当官呢？有人告老辞官去，有人星夜赴考场。
我们可以借用物理学上“场”的理论来理解权力场对古代官员的吸引力。引力场对身处其中的物体有作用力，磁场也有磁力，那么权力场对人也有作用力。一个人对权力的欲望越大，权力场对他的作用力就越大。反之，无欲就无作用力。如果一个人对权力不屑一顾，权力场自然对他不起作用。他完全可以自由地投身学堂、商场、寺庙或者隐居山林。除非权力的作用泛滥于人类所有领域、所有地方，让人无处可退，否则一个人如果真想离开权力场，是可能的。古代中国的一大问题就是人们的权力欲太强，太想进入权力场，同时助推了政府权力的泛滥。
进入权力场后，人们在微观的操作层面应该怎么看待体制呢？我们可以将政治体制看作一个“黑箱”。官场中人行为的不可预测和政治体制的不透明，是官吏面临的最大危险，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宦海沉浮就好像旅人走夜路一样。从黑箱的概念，我们可以发展出其他概念来：
比如黑箱现象导致权力场也会产生蝴蝶效应。在自然界，亚马孙森林中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美国东南部引起一场飓风。在体制黑箱中，你不知道关系网络如何蔓延，也不知道某项决议会牵动多少相关人物、牵涉什么系统和衙门。说不定，广西的一项人事变更会引起黑龙江某人的反感，引发后者的弹劾攻击。
又比如，体制内部的上政下情在传达、沟通过程中，不是被人为缩小就是被扩大，没有原封不动的。政治体制中有个“渠渗效应”，譬如农夫挖水渠浇地，渠首流出的一桶水，真正浇到庄稼地里的往往只有一碗水，绝大部分都在途中渗漏掉了。朝廷有天大的恩惠，到草民手中就变为了一个小馍馍；朝廷三令五申推行的政令，到基层政权往往就是一两张纸的通知或者会议纪要。这就是“渠渗效应”。北宋苏辙尖刻地评论道：“贪刻之吏习地成风。……上有滂沛之泽，则下有涓滴之施。”这说的是缩小的情况，说到扩大则可以用“喇叭效应”来描述。皇帝、上级的只言片语在下属那儿都可能成为圣旨；而少数人的鼓噪往往盖过大多数人的冷漠，成为决策者耳边最尖锐、最需要应付的声音。“渠渗效应”和“喇叭效应”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在沟通和决策过程中遍布说不清道不明的弯弯绕绕，漆黑一片。
上面内容讲社会、体制和个人的关系，讲权力场的作用力，讲体制“黑箱”现象，就是要突出一点：在强大难测的政治体制面前，个人很渺小，体制强过人。古代官吏和仕途亲密接触之前，首先要承认这个现实，顺从现存体制而不是抱着抵触、敌视的态度，更不是抱着改变的态度去接触它。这是第一条官场规矩，也是最基本的规炬。
下面，我想结合古代权力的泛化，再谈谈对政治体制的认识。拙著《泛权力》专门谈古代权力的泛化，认为权力所有者的实际权力由法定权力和衍生权力两部分构成。而衍生权力的一大类就是“体制权力”。政府工作内容和制度的设计，天生地让部分机构或者在特定岗位上的人拥有比同等级别的机构或官吏更多的权力。这是体制设计造成的，任何体制都不能做到绝对的权力平均，多出来的那部分权力就是体制权力。
清朝有人用“喜怒哀乐”四个字来概括吏部各司的工作：“文选司掌选补、推升及班秩、品级诸典，故曰喜。考功司掌考察、降罚及引年、称疾、给假诸例，故曰怒。稽勋司掌丧制、终养、复姓、更名诸事，故曰哀。验封司掌封爵、诰命、赠荫、叙功、吏员考职等事及真人、土司承袭，故曰乐。”（《清稗类钞》）吏部掌管官吏的仕途命运，所以关系到衙门中人的喜怒哀乐，实际权力远远大于同级别的衙门。清朝官员平级调任吏部，都被视为“升官”。吏部多出来的那部分权力就是体制权力。而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创建的南书房掌管机要，很多时候还参与决策、撰写“密谕”等等，南书房所用的都是些品级不高的文人学士，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很大。比如文人高士奇出身寒微，一度卖字为生。高士奇受康熙皇帝器重进入南书房后，每次下班回家，没到家门口就看到朝廷高官们的肩舆堵满了门前的胡同，其中包括大学士明珠等达官显贵。人们看重的，也是高士奇的体制权力。在本书中，体制权力的身影屡屡闪现，提请读者注意。
拥有体制权力的群体，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既有体制的坚定拥护者。他们想不到的是，如此作为让他们异化为附着在体制上的一部分、一个螺丝钉，而放弃了人的主动性和体制主人的地位。比如清朝长期由满族人控制军队，满族官兵的待遇优于汉族官兵。满族人立下军功1次，就可以授予世袭职务。而汉族官兵要奋勇杀敌，立功24次才能被授予世职。结果，世袭的汉族军官寥寥，满族军官很多，始终控制着军队实权。这也造成汉族武弁不肯用命。乾隆皇帝时期才将授予世职的条件放宽，规定汉族官兵一旦阵亡就可以授予世职。《啸亭杂录》谈及此事的时候，将满汉官兵的不平等待遇归咎为“有司（有关部门）之责”。当时的有关部门自然是控制在满族人手中的官兵考核部门。他们是之前陋政的受益者，自然没有动力更没有意愿去纠正它。
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可不能乱烧。烧得好了，可以烧出官威来，烧得不好，可能落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把柄来，甚至可能引火烧身，丢掉好不容易到手的官位。那么，新官上任应该怎么放火呢？
古代新官上任，面临着种种难题。首先是儒家教育和官员工作实际严重脱节。就说语言吧，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可能路隔三十里话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可古代就是没有针对官员的系统的官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培训。官员们操着南腔北调到任后，往往语言不通，仿佛到了外国一样，不知道其他人在说什么鸟语。而儒家的“仁义道德”、“忠君报国”与官场实际工作要求差别也很大。官场上的应酬来往、钱粮支出、司法判案，还有剿匪练兵，新官们对这些事情闻所未闻，自然也就难以开展工作了。偏偏古代官员的权力又非常大，一个地方没几个正式官员，每个官员要管的事情就特别多，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守土迎敌，都是他的事情。这些事务，肯定也是四书五经中没有教的。古代新官刚上任，就像现在大学毕业生刚走上工作岗位一样，两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理政。
所以，新官离不开原来衙门里的胥吏差役们的协助。而他的第一把火，就是要管住这些人。
胥吏差役们都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加上在衙门时间长，行政经验也非常丰富一一“丰富”到一些职位可由子孙世袭的地步。他们承担了每个衙门的日常工作，但因为不是国家正式编制的官员，没有可靠的收入。例如小吏可以领到相当于官员俸禄十分之一的补贴，但差役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按理说，应该没有人愿意当胥吏差役才对，可偏偏人人都抢着要当，已经当上的人则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位置。因为胥吏差役们自有来钱之路，那就是贪污克扣、鱼肉百姓。比如明末朱国桢曾说：“书算一涂，最为弊薮。各县户房窟穴不可问，或增派，或侵匿，或挪移，国课民膏，暗损靡有纪极。”又比如县衙两班差役们休息的房子，叫做“班房”，逐渐被差役们用作私设公堂羁押嫌疑犯的地方。“班房”一词在汉语中逐渐演化为“牢房”的同义词。差役们从其中捞取的好处之多，不难想象。所以，要想充当胥吏差役竟然得出钱买，称之为“顶头银”或“顶首银”。地方州县的顶头银价格，在海瑞时代大约为吏房10两，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承发房各50两，而差役中的铺长、书手、皂隶、门子的顶首银则低于吏员，基本是根据岗位的肥缺程度而定（《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吏属》）。
明朝万历年间，林烃担任知州，裁撤了吏员检验税银成色的锻炉——因为与法不符，法律没有赋予吏员们锻铸银两的权力。结果州里的吏员们“叩头固争”，林烃还是硬行裁撤。吏员们都怏怏不乐，公开说：“我们这些人要饿死了。”原来，借收税之机，克扣压榨纳税人的银两，是吏员们额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林烃废了这条陋规，岂不是断了一干人等的口粮？林烃还算是有胆略有勇气的，如果遇到性格温顺平和，甚至庸碌懦弱的长官，胥吏差役们就敢把持官长，越俎代庖。比如某地来了一个新科进土出身的县令，接到某某公文，县令还不知道如何处理，年迈的书吏已经提笔签署意见了，还对县令说：“我辈处理公文多年，就应该这样处理。”新县令一时还真不知道如何应付。胥吏差役们在一个地方待了几十年，甚至几辈子，互相授受，不断勾结，根株牵连，不是一般的新官能够镇服得住的。
新官和胥吏差役们的关系实在是微妙，他既要依靠这些人，又要防止被他们蒙蔽欺骗。
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对付胥吏差役们，通常的做法是“掺沙子”。新官带几个人（一般是经验丰富的老吏或者师爷）来当助手，协助处理政务。这样就等于把一个人和一群土豪劣吏的战斗变成了几个人的共同战斗。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新官为了驾驭胥吏，逐渐兴起了请文友幕宾。新官上任，往往请老到之人或者亲友同窗同行，关系介于朋友和雇用之间。到了清朝，这种关系干脆演变为公开的主官与幕僚的雇用关系了。一个官员上任，携带着一整套行政人马，一到任就全面接手衙门的各项工作，将原来的胥吏差役置于边缘地位，只让他们协助工作。等到下一个官员来上任，前一任的幕僚亲随全部被换成新的一批幕僚亲随，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人几乎以当幕僚亲随为职业，行政经验丰富，一点都不用担心工作开展不起来。不过，新官们要担心一个新的问题：处理了本地的胥吏差役，如何保证自己聘请的幕僚亲随们不舞弊欺瞒自己呢？
新官上任第二把火，就是“拜码头”，摸清当地官绅士人的情况。
新官是辖区内的长官，拥有最大的法定权力，但在泛权力起关键作用的中国社会，他的实际权力往往不是最大的。辖区内可能住着退休的、养病的、守孝的朝廷命官，可能住着即将上任的新科进士、新买了官的富豪子弟，也可能住着尚书的岳父、侍郎的表舅、将军的姨妈，甚至可能住着用不了八竿子就能打着的皇亲国戚。他们的官场网络、人际关系和潜在权力，都会影响当地官员的升降祸福。“为政不得罪巨室”是千年古训。这些官绅豪门，刚到任的新官必须抓紧时间一一拜访。
话说《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好不容易当上了应天府知府，刚上任就有人状告薛蟠强抢民女、打死人命。贾雨村一听申诉便大骂：“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地走了，再拿不来的。”他正要下令缉拿凶犯薛蟠，就被一旁的门子给制止了。贾雨村和门子来到内室，门子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就是贾史王薛四大豪门巨室，世袭着公侯爵位，家资巨富，“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贾雨村是哪家人都得罪不起——他本人就是靠贾家势力当上的官，而薛蟠恰恰是其中薛家的儿子。最后，贾雨村不仅要将大事化了，任由薛蟠逍遥法外，还要写信给薛家邀功，说贵公子的事情过去了，安心在外玩吧！
这张纸条，门子称它为“护官符”，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官员要想保住官位，就要照顾着上面的豪门巨室。因为“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注意，“各省皆然”，你不论去哪个地方上任，都要买护官符，拜地方豪门的码头。
镇住了衙门拜完了码头，接下去就要熟悉“业务”了。这是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姑且称之为“买账”。
买的是什么账呢？买的是当地各种潜规则的详细条目，买的是各级官员的人情关系，买的是上下衙门迎来送往的价格，买的是当地官场的禁忌和各种各样的“先例”。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提到各地有黑白、明暗两套账，早在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就写过这样一本《学治说赘》，来教导官员和师爷们建立四本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正出簿都是明账记录着法定的钱粮谷物的征收、支出数字和官府的合法开销、法定工资等。而杂入簿和杂出簿则是上不了台面的暗账，记载各种陋规、捐赠甚至行贿、贪挪的金额。后者虽不合法，却是官场上“断不可省者”，从中可以学习每个地方、每个系统官场的游戏规则。不仅地方州县有，中央部委各衙门也有。新官要买的，就是后一套账。
《官场现形记》中讲了一个湖北兴国的新任知州，没有买好账，结果丢了官的故事。新知州到任后，前任知州的账房还没走，拿着账本待价而沽，等着新知州派人来买。他深知手中账本的重要，因为“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为成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湖北兴国到底有多少家底，老爷能贪走多少，都得以暗账为准。
交接的时候，新知州就应该派自己的账房到前任账房手里买这本账簿。根据所在地的肥瘦，暗账的价格从数十两到四五百两银子不等。兴国的这位前任账房就开价100两银子，属于“人情价”，并不过分。谁料新知州因为到任就要掏出一笔银子，舍不得，竟然不买，要前任账房“无偿”交出账簿。账房不干，任凭新老爷一天讨要好几遍，软硬兼施，就是不给。后来，新知州工作开展不下去，只好忍痛掏出了100两银子，却不料前任账房嫌他吝啬，早偷偷地把账簿做了手脚，比如把应酬的金额给改小了，以前知府老爷生日要送200两银子的，他改为150两，却把其他开销给改大了，比如衙门差役的工钱每月给2两银子，他改为3两。至于现任道台老爷忌讳“六十四”和“喜”字，同知老爷的太太喜欢牡丹这些信息，账房都统统撕掉。很快，按照假账参与游戏的新知州招惹得同僚厌恶，种种公事也往往因为“不合规矩”进展得磕磕绊绊，最后不得不挂冠离职了事。
掺沙子、拜码头和买账，是新官必须正视的三把火。有人可能奇怪了，这其中怎么没有一件事情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系呢？难道父母官上任不先关心老百姓吗？
当年贾雨村就有这样的疑惑。他觉得门子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自己“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因此，他这个新官，还想秉公执法、为民做主。结果遭到了门子的一顿冷嘲热讽：“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039039。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门子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如此残酷的。如果你不烧那三把火，那么非但报效不了朝廷，而且自身官位也难保了。这背后有整个官僚体制在强力推动。
想在衙门里立足，想好好地把官做下去，就得认真地掺沙子、拜码头和买账，然后才是公开亮相：到孔庙、关帝庙、文昌庙、城隍庙去拜神灵，宜誓自己大公无私；贴出告示，接见小学生和老百姓们，说明自己要为民造福！
唐代诗人韩翃，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就考取了进士，但仕途一直不顺，将近30年后到唐德宗建中年间仍在汴宋节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麾下做幕职。韩翃的同僚多是年轻后生，视他为迟暮老朽，他颇有些心灰意冷，时常称病在家。一天半夜，一位平日有交情的韦巡官突然来找韩翃，满脸喜色地向他祝贺：“恭喜老兄即将出任驾部郎中知制诰！”驾部郎中是司局级京官，是可以穿绯服佩银鱼的高级官员。知制诰类似于皇帝的机要秘书，还管写圣旨。这两个职务一结合，可就是响当当的实权职位了。韩翃坐惯了冷板凳，根本不相信天下有这等好事，严肃地对韦巡官说：“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巡官说：“我刚看了邸报。报上说，知制诰缺员，中书省推选了两个人，皇上都不满意。中书省就奏请皇上自已决定人选。皇上批复：‘与韩翃。’中书省查看官员名录，现任官员中有两个韩翃，一个是江淮刺史，另一个在汴州给人做幕僚，搞不清皇上中意哪一个，便将两个韩翃的履历都送进去。皇上批复：‘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韦巡官问：“这不就是你写的《寒食》诗吗？”韩翃这才觉得自己升官有望了，兴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老板”李勉带着僚属，集体登门向韩翃祝贺了。
这样的戏剧性情节，估计所有衙门中人都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升官是官吏们的奋斗目标，也是评判官场中人成功的唯一标准。那么，怎么才能升官呢？或者更学术地说，政治体制提拔官员的标准是什么，看重哪些因素？
正如韩翃的例子揭示的，官员获得提拔的首要因素，最强有力的筹码就是得到皇帝（或者达官显贵）的青睐。传统的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下级的权力来源于上级。最高领导（或者实权领导）看中的人选，自然是遇缺即补、重点栽培，人事部门也不敢说差，所谓“朝中有人好当官”是也。
《清代野记》里面记载了一位“清代韩翃”的仕途命运。安徽人龙汝言在某都统家教书。嘉庆皇帝生日，都统让龙汝言代写祝词。龙汝言就收集康熙、乾隆两朝御制诗百韵，写了篇祝词。结果嘉庆皇帝非常喜欢，要奖励该都统。都统不敢隐瞒，说祝词是家庭教师龙汝言写的。嘉庆更高兴了：“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今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立即赏龙汝言举人功名，参加第二年的会试。第二年会试结束后，嘉庆大声申斥各位考官，说这次录取的进士水平太差了。考官们出来后，很不解，偷偷询问近侍太监：“今科闱墨甚佳，何以不惬上意？”太监回答：“龙汝言落第，皇上不高兴。”龙汝言是嘉庆嘉奖过的，亲自树立起来的“南方土子”榜样，是嘉庆特命参加会试的。他落第了，无疑是在说嘉庆皇帝的眼光有问题，挑选的士子水平不行。在下科会试中，龙汝言果然“拟中”状元。考官们把初步名单交给嘉庆，嘉庆皇帝一看排在第一的是龙汝言，高兴地说：“朕所赏果不谬也。”（我所欣赏的人果然不错嘛！）龙汝言即派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差，赏赉稠叠，举朝羡之。正是因为皇帝和高官显贵决定着官吏们的仕途命运，天下钻营取巧之徒无不四处奔走，争相向前者献媚、邀宠、表现。在古代官场，此乃升官第一要义，巴结权力上级远比真才实学和脚踏实地地实干重要得多。
其次，衙门提拔人也要看一些硬性条件，包括政治面貌、功名、年龄、履历等等。
政治面貌指的是待提拔官员政治上要可靠，要是现行体制的忠实信徒和捍卫者，而且还要和现在的当权者同心同德。比如南宋初期，朝野认为蔡京、童贯等人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奸佞之臣，所以官吏都主动与他们划清界限，提拔前都申明“不系蔡京、童贯、朱动、王黼等亲属”：后来程朱理学被定为“伪学”，理学中人被定为“逆党”，官员们又纷纷反对起程朱理学来，声明“不事伪学”。其实，南宋初期的许多官员都是北宋遗留下来的，在北宋末期蔡京、童贯当道的时候巴结他们还来不及呢！同样，多数南宋读书人都是读着程朱理学长大，甚至凭此考中的进士，何曾“不事伪学”？不过不这么说，就等于自毁前途。同样的景象还出现在明末。魏忠贤当权时候，天下官员争相拜人魏公公门下，甘心做太监的干儿义孙。崇祯上台后，诛杀魏忠贤，清理“阉党”。官员们又争先恐后地与阉党划清界限。可见，所谓的政治面貌在古代实践操作中，往往变异为党同伐异的“站队”工具。
功名的硬性条件，比较容易理解。在科举时代，科举入仕是“正途”，其他得官方式都被视为“异途”。正途官员在仕进上有优势。清要官职一般由正途官员垄断，官场对正途官员也比较优容。明朝还规定，非进士出身且当过翰林的官员，不得被推举进入内阁。
年龄的硬性条件，则是出于生理上的考虑。随着年纪增大，体力精力衰竭，一些岗位可能不太适合老年官员。这在平均寿命偏低的古代，更为重要。比如明清时代照例对55岁以上的新科进士不授予州县实职，一般授予教职等闲职。本来古代人寿命就短，如果新提拔的官员没干几个月就死了，岂不是又要重启人事竞争？这太影响工作了。所以，对年龄的要求其实也是对身体的要求。由于身体表象可以伪装，而年龄可以落实在白纸黑字上，因此官场用年龄代替了对身体的要求。
履历也是提拔官员时考虑的硬性条件。履历类似于后世的简历，包含一个人的经历、籍贯和思想道德鉴定等。说到经历，前述明朝入阁的人要中过进士、当过翰林，这就包含了经历的要求。此外，明清的大学士还既要有地方州县实职工作经验（知县、知府、巡抚等），又要有中央部委工作经验（主事、郎中、侍郎、尚书）等，最好还负责过不同系统的政务。只有符合以上这些条件，传统体制才认为这个人“履历全面”、“视野开阔”、“才堪大任”。说到道德则标准虚渺，其“鉴定工作”常为豪门大族所操纵。由于说不清道不明，表演成效显著，而古代中国人又擅长表演，于是就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守孝期生子”等等丑闻。鉴于名实多不合，枭雄曹操搞过一阵不看履历看才能的“唯才是举”。不过，像曹操这样的帝王毕竟少，几乎全部朝代都很看重履历中的思想道德鉴定一项，都喜欢忠臣、孝子。
古代衙门有相当完备的履历档案制度。人事部门考核提拔官员，就以履历档案为主，往往过于看重履历。有些官员就在履历档案上做手脚。为了保证履历档案的准确性，清代要求由地方政府提供“印结”，报部核对官员履历的真实性。假如是外省赴京的还必须取据同乡六品以上京官印结，因为同乡之间毕竟对相互的经历、道德比较知晓。但在实际操作中，“印结”成了对“造假”的追认。清朝常有人出于人情或贪图钱财而“滥给印结”。后来，京官们干脆组成同乡机构，推举年长者负责给赴京的同乡“有偿印结”，所得款项平分。
以上这些硬性条件对升官的作用，仅次于皇帝和高官的赏识提拔。有志仕途的人，要早做筹划，估算好年龄，安排好不同年龄段的职位，争取全面的任职履历，还要在道德品质上不出差错。有一个官场名词专门说那些硬性条件出众的人，阻拦在其他人前面，似乎已将升官希望括入囊中的行为：“卡位”。这就好像春运期间去火车站排队买票，有一个人总是站在你的前面。你俩可能是同时到的车站，他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现在的队伍，而你犹豫观望了一下才过来排队，所以落在了他后面：你们可能是同时出的家门，他抓紧时间紧赶慢赶，而你在途中走马观花或者走了一段弯路，所以落在了他后面：或者干脆他就是起得比你早。之前的各种细节都可能导致对方站到了你前面。由于位置的前后之别，也许他就买到了本次火车的车票，而你只能等下一趟火车了。仕途也是如此，要想卡位成功，就要从起跑线上开始发力。
第三，如果候选人都没有受到上级的青睐，硬性条件又相仿，他们就只能根据再次一级的升官因素竞争了：政绩。为什么硬性条件要高于政绩呢？按理说一个人的政绩大小，才是他能否得到提拔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所谓的政绩毕竟是“软”的，什么是实绩，什么是虚饰，什么是真政绩，什么是假表演，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考虑到古代官场中多“表演艺术家”，政绩就更加不可全信，不可作为优先的升官依据了。其实，上级的青睐、履历等硬性条件和政绩这三项升官依据，是按照软硬程度，从硬到软的顺序来排列的。
具体到政绩如何衡量，就涉及考核的问题。中国很早就开始考核官员的工作成绩。比如秦代的上计制度就是衡量官员政绩用的。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到了年底，预算完成了，留任；完不成，罢免。考核制度在唐朝得到完善，文官一年一考，标准为“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格勤匪懈。这偏重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二十七最根据不同职务而定，偏重于政绩。比如司法的标准是“推鞫得情、处断公允”，也就是公正司法；教官的标准是“训导有方、生徒充亚”，也就是要数出好学生；“校（书郎）正（字郎）”的标准是“雠校精审、明于刊定”，这类似现在出版行业对校对人员的考核要求。官员获得几善几最，对应获得考核等级，上等升官，下等贬官或者斥退。
明清时代继承了前朝完备的考核，作为官员升降的依据，同时又注重差异性。各地州县政务基础、繁简、难易程度不同，就不能按照统一的标准考核。洪武朝根据各州县负担的赋税数量将职位划为“繁”或“简”。隆庆朝进一步将天下府州县按照“大小、繁简、冲僻、难易”四项标准划分上、中、下三个等级。下等县的知县考核标准与上等县的不同，而下等县的知县调任上等县知县，也视之为升官。清朝划分的标准也是四项：冲、繁、疲、难。“地当孔道者为冲（地理重要），政务纷纭者为繁（事情纷繁），赋多逋欠者为疲（税不易收），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治安复杂）。”四字全占为最要缺，占三字者为要缺，占两字为中缺，只占一字或一字也不占的为简缺。出任“最要缺”的要有州县长官经历，而且考核成绩出众；出任“简缺”的往往是初入仕途的人。大画家郑板桥入仕之初就担任山东西部小县范县知县，干了一任后考核优异调任潍县知县。潍县城郭高大、人口稠密。郑板桥虽然还是知县，却是升官了。
每隔三年，清朝对全体官员来一次大考核，针对京官的考核称为“京察”，针对地方官的考核称为“大计”。根据考核对象的品级不同，京察的方法也不同。一二品大员，包括大学士、尚书、待郎、总管大臣、都御史、副都御史的京察方法是“列题”，在考察前期，被考核人员将各自的履历材料整理好交给吏部，再经过吏部整理后送呈皇帝考定。而中高级官员，比如内阁学士、侍讲、侍读、顺天府尹等级别的官员，则由吏部整理材料，交由皇上召见，称为“引见”。列题也好，引见也好，都由皇帝亲定。大多数低级京官，则由吏部会同所在衙门“会核”，撰写考语，评定优劣。需要说明的是，各省督抚虽然是地方官，但品级高，同时地方上也无他人可对其进行考核，所以也按列题进行考察，只不过专列一档，与京官一二品大员区别开来。地方大计，由督抚考察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按察使再考察道府长官，道府长官再考察州县长官，由上而下依次进行。
京察结果分一等、二等和三等，大计结果分卓异、供职两等。每次京察一等和大计卓异者都是万众瞩目的对象。这意味着他们马上会加级升衔，还可能得到皇帝召见，擢升官职。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京察一等者林则徐，是由御史一级越级提拔的，外放浙江杭嘉湖道道台。林则徐连升了三级，深得皇帝赞赏，从此坐上了仕途的快车，为之后的仕途之路奠定了基础。他当官九年后中进士，而他的许多同年还在编修、知县的位置上熬资历。即使是其中的饺佼者，也还要过年才能做到知府、道台，而且远不能与杭嘉湖道这样的富庶、繁要之地相比。当然，京察一等和大计卓异的比例很低，且一二品大员、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高级官员不能入选。此举本意为发现一线官员、具体事务中的优异分子，加以袭奖，进而重点培养。
至于京察三等、大计供职的多数官员，并无饭碗之虞。只不过对他们的调任使用会有限制，升迁的速度也会大受影响。对于在考核中发现的年老不堪、才力不济或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官员，则要斥退或撤职。对于考核不严、所举非人的上级官员，则要负连带贵任，一般是降一二级调用。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官员考核历史悠久、制度完备。但官僚阶层一直明里暗里地抵制、破坏考核，加上中国特色的人情世故和种种劣根性，考核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流于形式。比如唐朝中期以后，所有官员一律被考核为“中上考”。“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考核流于形式，大家花费时间、经历和财力，每年都认认真真地表演一遍，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更有甚者，实权大小也影响了考核，一些实权人物、达官显贵和重要岗位的官员，基本是“未考已定”，没有考核前大家就知道他们肯定是优等。这就像地方封疆大吏和府道一把手，年年得优等——他们如果没有得优等，当地全体官吏都不答应。一把手年底考核没有得优，不就意味着当地本年度工作没做好，更意味着皇上“所用非人”嘛！于是，考核得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此外，清朝关键岗位的官员也一概得优。比如负责地方军政、民政、行政重务的官员考核基本都不离上等范围。《晚清官场规则研究》记述晚清的考核制度云：“内阁汉侍读仅二缺，另称‘正副阁长’，例均保列一等。旗人侍读十四缺，必须兼诰敕者才能保为一等。翰林院自侍读至检讨，必须在南书房、上书房入值，在清秘堂、国史馆任提调以及办院事、协办院事者，可保列为一等。”
所以说，政绩虽然是理论上最关键、最重要的提拔因素，但实在难以衡量。在中国的大环境中，考核只能变成上述景象，彻底失去了作为提拔依据的作用。那么，面对人数众多，都急红了眼想升官的官僚群体，到底谁升谁降呢？这是摆在人事部门面前的大难题。
早在北魏时期，人事部门就鉴于官场上升官竞争过于激烈，官吏们为此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闹得乌烟瘴气不堪入目的情况，发明了“论资排辈”的升官法。这种方法异常简单，不看候选人的政绩和考核结果，也不看他们的硬性条件，只看资历大小。谁在现任岗位上任官时间比较长，谁就优先升任高一级官位。这种不合理的方法，最终得到了官场的支持，在五代之后成为升官的主要标准。
吴思先生对论资排辈有过精彩的评价，认为“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此项方法是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已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条件下的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无法反对。”“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围攻，说他的坏话，造他的谣言，保护自己即将到手的利益。”而论资排辈并没有堵塞住皇帝和高官显贵“额外”提拔亲信心腹的后门，他们依然可以直接任命或者保举、推荐他人入仕。这就使得实权人物没有必要反对论资排辈，反而希望借助这种机械方法来平息愈演愈烈的升官竞争。总之，这是一个官场中人人叫好的方法。如果说有谁受到了伤害，那就是满腔热血初入仕途施展拳脚却遭受打击的愣头青们，是那些将权力奉送给父母官、希望父母官造福天下的普通百姓们。
到头来，古代官员要么奔走王公显贵大门，求得快速仕进，要么规规矩矩，争取“无病无灾到三公”了。它湮没了人们的斗志和作为，助长了钻营、苟且和圆滑自保的风气。
古代皇帝对下面的人事提拔实情心知肚明。所以，那些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要跳出既定框架，搞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举动，也算是无奈之举。比如雍正用人就常有“非常”之举。雍正朝大臣李卫出身底层，据说是奴仆出身，也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说话办事很有技巧、有手腕。雍正就安排他“捐效”入仕，也就是花钱买官，从道员开始，没几年就做到了巡抚总督。李卫协助雍正安抚东南，居功甚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次，朝廷要派钦差清查各地州县的亏空情况。李卫赶紧清求协助钦差清查亏空，然后事先把浙江各州县的长官叫到一起说：现在你们都老老实实地把辖区的亏空情况告诉我，有亏空的我帮你们掩盖过去，如果现在不老实说，等钦差来了，我就帮不了你们了。州县官们感恩戴德，将州县的财政情况如实上报。钦差大臣、户部尚书郭维新本想借清查亏空一事立威，因此雷厉风行。李卫就跟他说，浙江清查工作繁重，建议俩人抓阄决定州县，一人清查一半。郭维新答应了，结果他抓到的州县都是财政没有亏空、账目清晰的州县，而李卫抓到的都是财务混乱有亏空的州县。这次清查，浙江省没有发现任何亏空，全省上下一片欢喜，地方官对李卫敬佩感恩得不得了。官场上还真需要李卫这样不学有术的官员。
乾隆也有类似的用人之举，比如擢升和珅。和珅在乾隆后期被迅速提拔，几年间便位列高层，打破了论资排辈的规矩，就因为乾隆看重和珅的办事能力。此外，乾隆还喜欢搞些“突击检查”。一次，乾隆沿着运河南巡，到了山东某地看到道旁农夫耕作，突然想关心民间疾苦。他召一个农夫上船，问了问收成，又问了问地方长官的情况。突然，乾隆让农夫一一询问随扈大臣的姓名，让他看看其中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大臣们因为农夫奉旨询问，都不敢不向农夫报上姓名官职。其中不少人怕农夫将社会上流传的有关自己的“段子”传诉乾隆，心怀忐忑，有的都吓得大腿哆嗦了。农夫问了一圈，回答乾隆：“满朝皆忠臣。”“何以知之？”农夫回答：“我看演戏的时候，奸臣如曹操、秦桧，都面涂白粉如雪。现在的诸位大臣脸上都没有白粉，所以知道大家都是忠臣。”乾隆大笑，大臣们虚惊一场。想必连乡野村夫也知道考核一事只是形式，知道要追求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大团圆结局了。
清朝嘉庆皇帝即位后，非常高调地下求言诏书，要求大臣们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时间，言官纷纷上奏，揭露问题的，弹劾贪腐的，指摘朝政的，好不热闹。
批评是世间最微妙的事情之一，弄好了皆大欢喜，弄不好会反目成仇，甚至害了批评者的卿卿性命。嘉庆初年的求言，上奏的言官很多，结局大相径庭，得到好下场的人并不多。
先说有个满族御史，叫做和靖额。和靖额上奏揭举了朝廷的一项人事制度不合理。即朝廷旧例，满族举人如果连着考三科都没有考中进士，可以直接授予低级别的京官。这本来是一项照顾满族人的优惠政策，让科场失意的满族子弟可以直接当官。同样是举人，汉族人如果考不中进士，则要参加吏部的“大挑”，经过竞争和挑选才能出任知县等地方官。一比较，满族人获得了一条入仕的捷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满族举人越来越多，而北京各衙门的编制名额是一定的，不可能让所有满族举人都当上官，所以大家得排队轮着来。结果就造成一些满族举人等了30多年，胡须都白了还当不上官，还不如像汉族举人那样参加“大挑”呢！和靖额对那些科场和官场都无望的满族举人们很同情，就奏请嘉庆皇帝准许满族举人像汉族举人一样参加“大挑”，竞争知县等职。嘉庆皇帝觉得他说的情况的确不合理，就大笔一挥，准许了。这事记载在昭链的《啸亭杂录》里，说“百年弊政，一且改之，人争颂其德”，最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和靖额的同事、汉族御史李仲昭也上奏揭发长芦盐商造假牟取私利，一些盐商家资巨富，交通朝贵。李仲昭揭发的这事，也是事实。之前就有给事中花杰弹劾过长芦盐政的弊端，还点名道姓说大学士戴衢亨牵涉其中。结果，给事中花杰遭到谴责，之后再也没有人指出盐政的弊端了。这不，嘉庆皇帝向天下求言，李仲昭就重提了此事。嘉庆皇帝一听，觉得这是大事，让主管天下盐政的户部严肃处理。户部的官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磋商讨论后，认为：李仲昭所言子虚乌有，完全是诬告，而且有盐商反映李仲昭索贿，所以估计是李仲昭索贿不成存心陷害。李仲昭断然否认，坚持认为盐政存在弊端。户部和御史掐了起来，嘉庆皇帝决定不了，就让王公大臣们组成专案组，彻底调查长芦盐政。调查的结果是：“个别”长芦盐商的确存在舞弊。处理的结果是：一个叫曾有圻的盐商被处理了，和他有关联的几个低级官员被降级或者革职。应该说李仲昭获胜了，不过他和同僚们的关系彻底完了，史载“人咸侧目”，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李仲昭。
李仲昭这个人，《清史稿》上有他的传记，算是御史中的名人。之后他又批评吏部京察不公，也被证明属实。“京察”是对京官的定期考核，定优劣勤情，作为升迁调转的依据。吏部负责官员考核，可从来就没认真执行过，总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李仲昭就揭发了此事。他还赴户部点卯（就是对在编的官吏点到），杖责了书吏一一清朝的胥吏衙役蛮横得很，很可能是书吏得罪了李仲昭。结果，户部不干了，官员们集体弹劾李仲昭。嘉庆皇帝下令将他交给吏部议处。吏部之前受到李仲昭揭发正怀恨在心呢，上上下下都想乘机把他往死里整。尽管有刚正的侍郎初彭龄力挺李仲昭：“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吏部还是议定将李仲昭连降四级。
第三个搞批评揭发的御史，叫继善，他的结局最惨。继善是满族人，揭发科举考试中的“翻译”科黑幕。清朝公文档案多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由此需要翻译。朝廷就举办了“翻译”考试，挑选熟悉满汉双文的青年。在实践中，能够报名参加翻译考试的都是王公大臣和满族亲贵的子弟，考试过程中冒名顶替、传递纸条等弊端繁不胜言。翻译考试沦为近臣子弟垄断的“进身之阶”。继善揭发了种种黑幕，促使嘉庆皇帝下令整肃，从此翻译考试才稍微像点考试的样子。继善后来升任管理马匹的太仆卿。朝廷对养马的八旗士卒发放补贴，估计是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骑射精神。不过到嘉庆时期，真正养马的人家不到八旗人家的十分之三。八旗子弟没几个养马，却都冒领养马补贴。继善又揭发了这件事情，在嘉庆皇帝的支持下整肃了太仆寺的马政。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经过这两件事情后满族人对继善“恨人切骨”。等到继善验马那天，满族人密谋把继善堵到哪个小角落里打死他。好在密谋者认错了人，群殴了另外一个官员，差点把那个无辜者给打死了。
三个御史，和靖额、李仲昭和继善，都是响应嘉庆皇帝的号召，都是批评揭发弊政，为什么结果会天差地别呢？
搞批评揭发是要讲究窍门的。站在御史的角度，他首先要考虑皇帝能否接受你对上奏的对象的批评和揭发。尽管皇帝有言在先，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如果你批评皇帝荒淫无耻是个暴君，估计他也接受不了。所以，搞批评揭发，第一步要考虑你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否为皇帝所接受。这虽然很无奈，却是御史必须把握的“立场问题”。其次，你要考虑你批评的对象和揭发的部门的反应：他们能否接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连皇帝都可以接受，都已经认可了，批评对象和相关部门还会不接受不认可吗？会。因为官员们和皇上的利益不一定一致，而且是经常不一致。大小臣工虽然表面上为皇帝鞠躬尽瘁，但暗地里都在指皇帝的油，躺在公家的财富上享受。所以，御史、皇帝和官场同僚三方面的关系要权衡好，批评揭发性的奏章才能真正起到预想的作用。
和靖额、李仲昭和继善都处理好了与皇帝的关系。三人揭发的问题，满族举人困境也好，盐政弊端也好，翻译考试黑幕也好，都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廉洁公正，影响人心，最终损害了皇帝的利益，所以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嘉庆都下令调查追究了。但是，三人中只有和靖额处理好了与官场同僚的关系。他揭发的满族举入仕途无望的问题，处理起来不会侵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相反惠及数量众多的满族人口，因此官员们不会反对，还会拼命附和，来给自己增加政绩。而李仲昭和继善揭发的问题，京察不严、冒领补贴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较量，是你胜我负的较量，必然得罪大批人。比如翻译考场黑幕，牵涉众多王公大臣，“言官以其伤众，无敢言者”——不是没人看到问题，而是没人敢去揭盖子。反反复复的较量和惨重的事例告诉大家，批评揭发不能犯众怒，不能得罪官场同僚。
你触犯了官场众怒，就等于得罪了他们所组成的整套官僚体制。很多御史误以为自己为体制做出了多大的贡款，建立了多大的功劳，就能获得多大回报。所以他们上任之初，尽忠职守，勤于思考，敢于直言。
这就大错特错了。御史和官僚体制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交换关系，不是你付出了多少辛劳就会有多少收获的，体制不是平等的交易市场。首先，御史和官僚体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御史离不开体制，离开了就不是御史了，但是体制不多你一个也不少你一个，自有它的运转逻辑。而且，御史在体制中的升迁调转，离不开同僚的肯定和帮助。其次，体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御史只能被动地任其鱼肉。御史和整个官场斗，就好像运动员和裁判员斗一样，输赢的裁定权在人家手里，你是永远赢不了的。就在御史费尽千辛万苦接近胜利的时候，官僚体制更改一下胜负的标准就能轻易打败御史。总之，御史批评揭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触犯众怒，和众官员为敌，动什么也不要去动体制。不要轻易搞批评揭发，要批评揭发也应像和靖额那样，不要涉及利益的博弈，争取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皆大欢喜。
令人惋惜的是，在古代，正直敢言的御史，虽然能名动京师，可没有一个能得到好下场。在明清时期，因为整个官场的腐败和不作为，那些清正廉洁、奋发有为的官员反而得罪了官僚体制。
嘉庆初年的山东巡抚陈大文，地方工作经验丰富，有能吏之名。之前山东历任巡抚庸碌无能，吏治废弛，贪污遍野。陈大文上任后就弹劾罢免了属下贵官污吏30多人。下属仰见，陈大文先礼后兵，先是和蔼相待，谈论良久后突然正色申斥：“你在某某事情上贪污了多少钱，在某某事情上克扣了多少钱，我都知道。如果你不速速改正，我就弹劾罢免你。”山东官场人心惶惶，对陈大文怨声载道，以至于有“山东民不反而官反”的传言。陈大文的刚正廉洁通得山东官员没法活了，只能造反。最后，虽然连嘉庆皇帝都下诏称赞陈大文“人才难得”，陈大文还是因为“个性偏僻”遭到贬斥。同时期的代理直隶总督熊枚也因为“劾吏严”，被高层认为“不能和衷”而罢官。看来，官场是讲究“和气宽容”而不讲求刚正清廉的。
河道总督王秉韬性格方正，不沽名，不避权贵，主持工作以来力主“节约治河”。治河向来都是肥缺，整个河道系统多少人从中揩油自肥。可王秉韬一改年年大修大补的“优良传统”，只修理需要修理的河段，原料如数购买，禁止下属滥报浮冒，禁止急工扰民。如此一来，整个河道系统大小官吏还捞什么啊！结果，王秉韬遭到弹劾，快快而罢。
朝廷的九卿会议一般由亲王贵威主持，军机处领衔大臣说话，其他大臣就去点个到，附和一声。京兆尹卓秉恬参加九卿会议后认真讨论政务，有时还和主持会议的领导辩论，结果不为当权者喜欢，在京兆尹位置上足足停顿了18年。同样“多嘴”的还有刑部尚书金光悌。他在讨论“业务问题”的时候，非常坚持己见，以“学术权威”自居，常常说得其他部门的尚书和更高层的领导们无话可言，因此屡遭弹勃，是最不讨人喜欢的部门领导。
之前力挺李仲昭的那个侍郎初彭龄也屡次被罢官撤职。一次，嘉庆宣布初彭龄的“罪状”是：“初彭龄秉性偏激，素以纠弹为能，经朕屡加训诫，以疾恶过严，本属为公，然轻于举发。”这个罪状很奇怪，按说疾恶如仇“本属为公”，为什么竟成了罪名呢？因为初彭龄“秉公执法”过了头，触犯了众怒。
张国骥在《清嘉道时期的人才危机》中陈述了嘉庆、道光年间能人、干臣被斥，庸才、奴才把持官场的现象，总结了哪些人容易犯官场众怒：“这些官员，大多有个性，办事有一定的才干，而正是讨厌苛礼，倨傲、偏执、不敬不经、不谨不慎、坦率、饮酒、不顺上司、刚愎自用、躁妄、不检、不随流俗、狂放以及不和衷诸如此类的个性，使他们在专制主义的束缚抑制下，有的不容于世，有的终生不得志，有的销尽了锋芒，随波逐流。一个人只要有了这其中的一点，才干也就成了仕途之累。”而要想不犯众怒，官员应该这样做：对上，多磕头少说话；对人，八面玲珑，一团和气：做事，模棱两可，尽量少做事不做事。
这牢固不可解的习气，成了官僚体制的有机组成，反过来将纯洁的、有为的、高尚的人斥为挑战者。一个正常人要想在古代官僚体制中生存（不说发展），最起码的一点是不能触犯众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