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豪柳宗元在柳州当太守的时候，书写当官的不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他说的是一个异乡官员到任后的尴尬，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只能“愁向公庭问翻译”。柳宗元是山西人，听不懂部属差役们的广西话，人们也听不懂柳老爷的满口山西话，于是衙门里就必须有翻译。如果本地恰好没有懂柳宗元家乡方言的人，就得再多找一个翻译，多一层翻译了。回避制是古代官员任职的基本原则，官员不得在祖籍、家乡或者有近亲的地方任职（清期又增加了广东、福建特定地区的人不能去台湾任职的规定），而中国又往往十里不同音。官员上任，找翻译就必不可免了。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乾隆嘉庆年间，河北巨鹿知县禀复直隶总督的公文。他在草稿中凡是引用总督公文原话的，都只写“云云”二字，想让誉写的书吏补入。这是官场惯例，宫员们每天埋首文山会海，为了节约时间和精力，文书草稿常常简写。幕僚在审读草稿的时候没注明，就交给了书吏。结果书吏竟忘记补誉，只照抄写作“督宪云云”。直求总督拿到回文后，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速将该承办书吏提解来辕，仰候本部堂当堂云云。”幸好时任直隶总督比较大度，没有上纲上线地追究，如果遇到一个刻薄、严厉的长官，估计巨鹿知县和经手书吏都要撤职了。
以上两个故事只是展现了古代衙门生活的一角而已。古代官员在衙门中工作、交际，如果是地方官，衙门还是他们的家。古代官员的衙门世界丰富多彩，又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沾染了太多的尘埃，让人看不清楚。
本部分就梳理古代官吏的工作情况，包括新官上任、收入待遇、工作内容、同僚吏役们的情况等等，希望能向读者展示一个比较清晰、生动的古代宫吏职场生活图景。
一个古代官员获得了任命，要去赴任了，那么他怎么证明身份呢？
要知道，中国古代官员采取严格的回避制度，不得在本省或者有亲属的地区任职，没有旁人可以替他证明，那么新官来到一个不熟的地方，怎么证明自己就是新到任的父母官呢？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事档案的传递、调阅非常简单，人们很容易确认官员身份。古代并不存在完备的人事档案，仅有的简单文件又都存储在京师，传递起来异常困难，验证起来也不确凿。所以，古代官员上任，主要凭借两样东西自我证明：一是委任状，一是身份证明，合称官凭。前者用来证明官职变更，后者用来证明自己就是那个新官（至于象征权力的官印，是新官到任后与原任官员交接获得的，并非新官随身携带，读者千万不要被山寨影视剧迷惑）。
这两件东西的具体名称历朝各有不同。委任状的名称有“敕牒”、“旨授”或“判补”等；身份证的名称有“告身”、“出身”或“官照”等。隋唐后，委任状由吏部颁发，官员上任手持一份，中央备案一份。
一般是纸质或者帛质的，上面注明委任某人为某衙某官，具有时效性。
身份证则由中央统一制作，通常在官员取得官员身份的时候（比如考中进士）授予，由官员自己保存，没有时效性。一些朝代的官员身份证死后也不收回，可以传给子孙作为纪念。在宋朝，官员身份证“告身”除抄录任命某人某品级官员的文件全文外，还要写明他的祖、父、己三代和籍贯、出身，最后，授予的长官及承办人员还要签名、盖印，程序复杂郑重。古代官员即便没有担任实职，也可以凭身份证享受相关的待遇。
因此，官员的身份证比委任状更重要。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古代官员的身份证。它除了是享受待遇的凭证外，还可以凭此获得衍生收益。比如宋朝官员可以定期获得提升，即便退休了也能循例升迁。浙江缙云人汤举做了一辈子官，最后以从七品的承议郎退休回乡养病，在家逝世。
其实汤举逝世前，朝廷刚好已经循例将他升为正七品的员外郎了，只是正式文件还没下来。由于宋朝官员升迁要换新告身，告身到手了，事情才算是板上钉钉，缙云县令王令洙提前知道了，忙通知汤家秘不发丧，赶紧花钱去京城先把老爷子的新告身办下来。汤家人忙派人进京花钱，不到一个月就把汤举的新告身办下来了，然后发丧。七品是一道槛，七品及以上的官员可以荫庇子弟免试当官。新告身让汤举的儿子汤思退可以荫袭入仕——虽然汤思退后来成了“奸邪误国”之臣。
告身的形状各有不同，隋唐时朝廷发给官员“鱼符”作为身份证，随身携带，出入宫廷、官府的时候验证用。鱼符用木头或者金属精制而成，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以黄金铸制，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的官员的则为铜质。
唐朝官员们都在腰间悬挂鱼符，旁人远看材质就知道他的大概品级，近前一看就知道他的具体情况，类似于现代的胸牌，相当方便。武则天称帝期间，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高官佩金龟袋（装龟符用）。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因为挂金龟袋的人都是三品以上，每天要早起上朝，后人将条件优越的新郎称作“金龟婿”，典故就出在这里。宋代，身份证不再是鱼符，但仍随身携带。明代，官府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片状的身份证，称为“牙牌”，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到了清朝，官员告身可能还是片状的，类似许多官员出入宫廷用的“腰牌”。不过后期，官员的身份证可能变为了纸质的，称为“官照”。
为了防止伪造身份证，从五代开始，官员身份证明描述官员的岁数、相貌，比如“长身品紫棠（肤色），有髭须，大眼，面有若干痕”，或说“短小无髭，眼小，面无斑痕”之类。但是这样的描述毕竟比不上照片，且符合简单相貌描述的人可能很多。比如老舍的父亲当年在紫禁城里给皇上当差，做禁军军官。他出入官门全凭一张写着“面黄无须”字样的腰牌，核对一下就让进去了。但是，面色发黄、没有胡须的男子应该很多。因此，尽管有身份证，古代验证官员真伪依然很难。往往是，一个年轻人拿着官凭，就说自己是某某某，新任某某官。对方最多看看凭证上的朝廷大印是不是真的，上面有没有错别字，对这个年轻人是否就是某某某则无法当场验证。如果有怀疑，他可以跑到京城的吏部去查证，可吏部见过某某某的相关人等也只能给他描述该人大致长相。如果冒充者不是体形相貌明显不对或者真人有特殊长相（比如身高两米、左手七个手指头、脑门有个“官”字之类），骗局很难被揭穿。
历朝历代都有假冒官员的案子，从中透露古代官员的身份证明制度存在诸多纰漏。
唐朝贞观初年，苏北考生陈光蕊高中状元，后被授予江州刺史之职，坐船赴任。船夫刘洪动了谋财害命霸占娇妻的歹念。刘洪将陈光蕊杀害推入江中，霸占了陈光蕊的妻子，拿着陈光蕊的官凭、官服赴任江州刺史，并没有被人识破。江州来了一位新刺史，水照流，生意照做，一切照旧。刘洪连续18年都在江州为官。到第19年，刘洪被揭穿了。原来陈光蕊的妻子到江州后产下一个遗腹子。为了孩子不落入恶棍刘洪之手，她把男孩抛到江中，写血书说明身世。这孩子后来被金山寺的长老搭救，长大后剃度为僧。他知道身世后，回江州找到母亲，报仇雪恨。
陈光蕊儿子出家后的法号是玄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僧。
《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讲了一个更曲折的故事，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苏云赴任浙江兰溪知县，半路上遭强盗徐能抢劫。苏云同样被抛入大江，苏夫人则侥幸逃脱，但是刚生下的婴儿被徐能养为己子，取名徐继祖。19年后，徐继祖中了进士，当了监察御史，这才报仇雪恨。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康熙初年新任池州知府郭某在赴任途中被强盗杀害，妻儿被强盗掳掠。强盗发现官凭后，也冒名到池州上任。冒牌官的日子过得舒服，可就是不断有“亲朋好友”来池州拜访或者投奔。
这些老郭家的亲友进了知府衙门就没有出来过——全被强盗杀死在内衙了。在外面，这强盗可能长相威严，地方上挺信服他的。重要的是，人家把池州治理得并井有条，训起话、办起事情来头头是道，辖区没有恶性案件发生，百业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年终考核的时候，上级给假知府评了“政理精明”。唯一让上级官员有点不满的是，池州府的钱粮收齐了，也看着存放在府衙里了，可就是迟迟不愿解送到省里来。后来，老郭的一个小舅子发现身边的亲友一去池州不复返，觉得蹊跷，也跑到池州了。他比较精细，没有直接去见姐夫，而是在路上观察知府模样。见池州知府竟然不是姐夫，肯定是假冒的。小舅子就寻机混入知府衙门，从被羁押的姐姐那里得知真相，赶紧跑到省里报案。安徽省衙高度重视，调集重兵杀入池州，围住知府衙门，抓获了假知府真强盗。调查发现，池州府衙内存有白银8万两。据强盗交代，他准备收齐10万两税银后，卷款潜逃，过逍遥日子去，可惜在成功的前夜功亏一箦了。最后，这个很有行政能力的强盗被处决了。
古代读书人，尤其是科举制后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全面发展。那时候也不兴什么素质教育，读书人光知道读书，不知道实践，光知道往上头跑，不知道下面的基本情况，捧着子曰诗云乱侃，花拳绣腿的多，真才实学的少。一旦遇到问题了，从书斋里出来的新官们还真不能解决好。强盗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毕业于社会大学，做强盗前做过贩夫走卒，知道社会实情，做了强盗后走南闯北，眼界大开，冒充起官员来把政务处理得好好的。
到了晚清，拜大规模卖官鬻爵所赐，官员队伍大肆扩充。很多人都是拿着官照、没有实职的候补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实职。逐渐地，官照恶化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比如有人早期捐了官，把手持官照当作期货，一边享受官员待遇，一边伺机寻找合适价格将它售卖。又比如在《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有一位名叫伊金庸的官员用官照作抵押向妓女借钱的描写：“这‘伊金庸039039，便是我的名字；这‘三十五岁’，便是我捐官那年的岁数；这‘身中、面白、无须’，便是说我的相貌；这一颗紫花色的，便是户部的印。”“凡我们做官的人，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倘使没有这张照，你也说是官，我也说是官，有什么凭据呢？”其实，当官员身份可以被如此作践的时候，官照乃至官职本身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此外，官员赴任是有时间限制的，过了一定期限还未到的官员，要受到行政处分甚至是撤职处分。清朝规定了赴任的具体天数，比如某新科进士出任江苏吴县（苏州）知县，必须在50天内到任。如果他在赴任途中生病，需要有当地官府的证明，到任后需要逐级向上呈文备案直至吏部，不然都有相应的处分等着他。
新官赴任，旧官须派书吏、差役数人到边界处等候，向新官介绍基本情况并将其迎接到治所。但不许大搞排场，如果有官员、军、民等大肆迎接新官，而旧官不加查禁，则罚旧官半年俸禄。如果是新官授意安排或坦然接受迎接，则罚新官一年俸禄。但是在实践中，新官上任，各地无不大张旗鼓迎接，不仅有“头接”，还有“二”、“三接”之说，新旧官员都泰然处之。有一个带有地域攻击性的词叫“怀砖之心”，说的是有一个山东人，他在袖子里藏块砖，在太守上任之初，给太守磕头时发出“嘭嘭”声，显得他很虔诚。等太守离任时，他又在袖子里藏了块砖——想砸旧官一个痛快！如此势力的怀砖之心，我们还是不要有为好。
到任后，官员们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那么，古代官员都做些什么日常工作，怎么工作，有什么作息规定？本文就以地方县令的工作为主，兼及中央与地方各层官和吏，来讨论古代官员的工作情况。
县令（宋以后多改称知县）可能是每个朝代人数最多的官职了，在清末，全国共有1700多名实职知县，远远超过了其他的职位。同时，县级政权是古代的基层政权，故有“君权不下县”之说。朝廷的政令最终都需要县级政权去贯彻落实，老百姓们直接打交道的也是县级官吏们。县政的好坏程度对于整个政权来说关系重大，故又有“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之说。
县令直接治民，为民之父母，“父母官”说的就是他们。清代州县署衙常有县官自撰的衙联，比如：“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母恩情”；“民不可欺，常愁自折儿孙福：官非易做，怕听人呼父母名”；“到处皆称父母官，要对得自家父母，方可为人父母；此中易作子孙孽，须顾全百姓子孙，以能保我子孙”；“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这些对联的中心意思都是说要爱民抚民，无私为民。县官工作的首要内容就是抚慰百姓、教化百姓。
后人看史书，其中名臣良守们的传记中总是离不开教化百姓的内容，要么是发展教育、督促学业，要么是杜绝淫祀、帮助百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么是招揽流民、安顿贫弱困苦之人，要么就是巡视乡里、倾听百姓疾苦。似乎一个文官没有爱民教民方面的成绩，就称不上是一个好官。在这样的氛围中，历朝地方官都要做些体恤民情的事情，比如不定期地去官学中对秀才学子们训训话，有表现欲的官员就来个“微服私访”。不过这些“亲民之举”多是表面文章，鲜有实效。一个地方的人文水平不是县令训话能提高的，百姓的疾苦也不是微服私访能根治的——事实上，官员的“微服私访”常常是做给别人看的“高调访问”。
清朝时，县官的亲民教民之举逐渐固定为“说善书”、“讲圣谕”。县里根据皇上圣旨的意思，结合古今和县内外的好人好事，用通俗的形式向聚集的百姓宣教，就算是尽到了教民之责。郭沫若在《少年时代》里对此有生动的描述：“我们乡下人每每有‘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在衙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个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039039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边桌上放着一张靠椅，如果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在左右各放一张。”宣讲者“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039039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039039，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出来。”这样的活动在大街口有，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官衙门口举行。“八字衙门朝南开”，这“八字”就是描写两面用来贴各种告示的高墙。县官们常常在墙壁上贴些教民的内容，比如“农闲时不许赌博，农忙时不要游荡”、“人人亲善，家庭和睦”等。人们习惯将衙门口当作消息总汇和聚会谈话场所，正好方便县官组织“说善书”、“讲圣谕”的活动。有时衙门口会唱大戏，县官高兴了，也会上台对百姓们讲讲“官民一家亲”、遵纪守法的道理。
其实，每个官员也都知道，亲民、教民都是表面文章，可以作为仕途点缀，却不能让自己加官晋爵。你看历史上，有几个官员是因为下乡巡视、和百姓谈心或者给学生训话而升官的？上级最看重的、决定晋升的关键因素是钱粮赋税的征收情况。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收不上财富来，整个体制就被釜底抽薪了，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将都是空谈。
古代官员无不将钱粮当作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做。这有点类似如今地方官员双眼紧盯着GDP看。新官到任后就迫不及待地“查问钱漕、粮米、地丁、屯粮、渔租、杂税若干，前任已征若干，已解若干，务要查明批回”，这是在了解本地钱粮租税的基本情况；“问每年可有多少契税，现在有无瞒税者，问明详叙，回官出示，严禁瞒税；查问前任现在契尾存余有若干”，“查问常平、社仓积谷额数若干，现存仓中若干，查明斗级甘结、前官有无亏欠谷项，问现存何处，务要开呈清单”，这是在了解本地征收钱粮的惯例和家底；“此地有无请帖承充牙行，杂税额规每年征收若干，此地有无领帖承充者，并问盐店当规若干”，这是在问之前当地钱粮是如何征收的（其中的“牙行”类似于官府和百姓之间的中间人，收税“承包商”）；“前官签点银匠何人，如妥送规礼，可回官另点别人”，“有无民欠，有民欠即回官出票催追”，“有无正副镶丁军家，务要查明，防备上宪提丁追费”，这就涉及财政开支情况，新官开始要“清欠”催款了。
此后，官员把钱粮征收时刻挂在心头。以下材料是从随从角度说的日常钱粮工作，可以看出此项工作之繁琐：“平日钱粮柜上征收之钱，签差下乡；追收之钱，必严令每日缴进。钱粮、地丁、屯粮、渔租、随漕杂款等项额征多少，而上下两忙批解，必须要户粮房开一清单折，安放办公之处。平常至钱谷处商叙解者，总宜唤经承同去商叙”；“遇比较之日，送、必得早晨传户粮房送比簿比差，即令传其管头、总头差役，催追欠数；午间传齐站班人等，如有欠差，实意不下去者，喊伺候，如齐者请官坐堂”；“申报上宪委员承催，或催漕、催征、催钱粮、催交代、催契税、催挪垫，或提费，或提经承银匠，或踏看水灾，或看旱灾，或散赈抚恤等事文件，呈官判阅日期，……此总出进由签稿处经过”；“春季劝农，务须力备办花炮、酒、葵扇等项赏号，回官标牌定日期下乡”。遇到收不上钱粮时，县官常常免不了带上一大帮衙役，亲自下乡催逼，搅得乡间鸡飞狗跳，既遭人忌恨，自己内心也老大不忍。此外钱粮工作还包括缴送钱粮到上级部门、管理库房等。如果当地处在漕运、海运沿途，县官还要花大量精力协助办理漕运事宜。亲民教民的表面文章还可以糊弄一下，钱粮征收则是白纸黑字、实实在在的，如果动手脚事情败露那就要革职罢官了，甚至追究刑责。
县官的第三大日常工作就是听讼审案。我们常在影视作品上看到百姓拦轿喊冤、击鼓报案的场景，说的就是县官的司法工作。古代县官要定期开放衙门，听任百姓上门诉讼。遇到突发案件，县官则要出门办案。他集勘查、审讯和初判等工作于一身，任务很重。而历朝历代对司法工作又非常重视，将之提高到关系社会稳定、体现皇恩的高度，容不得丝毫的冤假错案。所以，听讼审案的重要性仅次于钱粮征收。
后人以为县官审案的时候很威风，动不动就打人家板子。实际上，清朝县官的司法权力很小，也就局限在杖、笞等直接的身体惩罚，至于流放、徒刑、死刑等判决权都在上级衙门，县官只能提出处理意见。他对所有案子都不敢马虎，务求精确，因为所有案卷都要上交府、省复查。
中央的刑部还可能随时抽查任何一个案子。对于死刑判决，不仅府、省要重审，案卷（有时还包括犯人、证人和证物）要报送刑部终审。对重要的、认为有疑点的重案（往往是死刑判决），中央还会组织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会审。所有死刑，都要等到刑部确认后，才能执行。王朝还为老百姓设计了一整套信访、申诉的程序。当事人觉得县官初判有冤，可以到上级衙门上访，甚至直接去告御状。出现冤假错案肯定会影响初审县官的仕途，稍微严重一点的就要革职罢官。复审的府、省官员如果没有发现冤错，也要被追究责任。比如晚清的浙江官场官官相护，酿成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此案经过事主家人一再上诉申辩，最终平反，浙江北部府县官员几乎为之裁撤一空。
这一切都造成县官审判的时候战战兢兢，刑讯慎重。官吏们不仅直接与嫌犯打交道、勘查现场，就是用刑时也亲自随时查看伤痕，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按现代法律知识评判，古代官员集刑侦、司法、检察官角色于一身，责任繁重，与权力不成正比。
以上就是古代县官的三项主要工作：教抚百姓、征收钱粮、司法审讯。还有其他一些工作内容，比如辖区内出现了土匪强盗，又没有闹到需要正规军来剿灭的程度，就需要县官带着县里的衙役捕快们去剿灭了；比如辖区出现了水旱灾害或者地震海啸等，县官有救灾济民的责任；还有一些特殊事例需要县官打理，如诏书过境要迎送、藩属朝贡使团过境要招待、正规军过境要安排、上级交办案件“异地审理”等。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政务最后都落实到文件案牍之上，文字工作在古代官吏工作中占据很重要的分量。“衙门公事，全凭文案。”地方官埋首“文山”之中，花费大量时间来写作、批阅文案。他们往往聘请一整套文字班子，协助工作。所以文字水平的高低，对古代官员的仕途影响很大。乾隆年间，新疆准噶尔部发生叛乱。军情急报传到北京时，已是夜里。乾隆皇帝急命太监将值夜班的军机章京巴延三叫来，“立降机宜，凡数百语”，然后让巴延三速速拟旨。不料巴延三是个龌齪无能的庸才，文字水平极差。他的军机章京是钻营来的，平日混在同僚中滥竽充数，为人不齿。这回遇到了真正的考验，巴延三吓得浑身战栗，汗流满面，回到军机处提着笔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在一旁等着取稿的小太监鄂罗里发急了，干脆代他拟稿，凭着记忆将乾隆的意思整理了出来。不想，乾隆读稿后非常满意，过几天向军机大臣傅恒专门夸奖巴延三：“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皇帝夸奖了一个人，这个人不行也得行。傅恒自然不敢将巴延三的实情相告，相反马上推荐他外放道员。巴延三最终做到了两广总督。所以，无论在唐朝针对新科进士的吏部选官考试中，还是在明清时期的举人“大挑”中，都有考核公文写作的内容。
与“文山”相对的是“会海”，许多政务被习惯性地通过开会解决，许多官员也习惯用开会来贯彻落实上级指示。于是，中央有朝会、百官大会、宰相会议、部院会议。明清时代，因相权被限，百官大会和宰相会议不复存在，变成皇帝动不动就召见大臣开会商讨政务，然后命令相关部门开会提出决策建议来，比如“下部议处”、“着某部拟条陈上奏”等都是皇帝要相关部门开会讨论的意思。一定品秩以上的京官或者特定职务的京官，每天都得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会议，通称“朝会”。
许多京官每天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朝会是很严肃的事情，皇帝派太监在宫门口仔细检查，对官员的上朝和散朝情况逐一登记。官员因病、因事早退，必须将缘由告知管门太监，以便核查。所以，京官每天的工作很辛苦，深更半夜就要起床，打着灯笼，穿越半个北京城，走向紫禁城。凌晨三点，上朝的官员们就都聚集在午门外，准备上朝。
进入宫门后，官员在广场整队，准备上朝。若有咳嗽、吐痰或者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御史纠察弹劾，听候处理。很多人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
朝会开始后，一般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回答皇上的问话。不管讨论的事情是否与自己有关，官员们都要垂首肃立，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和倦态。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一大帮朝臣在紫禁城广场上站了差不多一天，等着皇帝上朝。到了下午，正德皇帝才宣布：今日取消朝会。又饥又渴又累的大臣们急于回家，蜂拥而出，一位将军在午门竟然被活活挤死。可见，上朝开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地方各级衙门也有种种会议。日常的属员向上司请示定夺叫“衙参”，需要讨论的叫“衙会”，就类似于每天例会，参加者是本地的所有官员，由主官，也就是一把手主持。虽然地方政府中的官员都是朝廷命官，是平等的同事关系，但主官位尊权重，基本上由他说了算。下属官员唯一把手马首是瞻。
古代衙门的上班时间也比较严格。京官朝会就不再说了，地方官因为就居住在官衙之中，所以在事实上没有上下班之分，不论昼夜，来了政务就要处理。一年之中，元旦、元宵和冬至等一般是历朝历代都承认的节假日，此外各朝都有上朝五天休息一天或者上朝十天休息一天的规定，或者干脆就没有日常休息日（比如朱元璋时期）。在上班时间内，官员不得接待与公务无关的来访。宋朝还规定在大理寺等审判机关任职的官员平日禁止请假。当然了，在王朝的末期，官员作息时间往往就形同虚设了。比如晚清，官员们每天点卯形同虚设，有事不打招呼拔腿就走。
以上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漏掉了官吏们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交际应酬。大文豪袁枚在苏州任职的时候，就特别烦迎来送往、应酬上司的苦况，常因此无暇问政治民。他觉得自己起早贪黑，在风霜寒露中奔忙的“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常常是迎送了东边，误了西边；本以为已准备齐全了待客物品，却往往缺少某些上司想要的东西。
如果不奔忙张罗，屈膝逢迎，就要受到上司的斥责。每次送往迎来，都是身虽去而心不随，边迎送边生气。一天下来，百姓们又牵衣呼号要求解快他们的问题，于是只好秉烛办理。理毕又要批阅堆积如山的文书簿册。公事都办完了，刚一躺下休息，又接到驿站报告说某官到了，于是只好马上又去迎接。（《清代官场图记》）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过多首《自咏》诗，抒发官场烦恼，对官场工作有过全面的描写：“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观。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老耳倦声乐，病口厌杯盘。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古代官员的“班子”情况。后文有专门写“班子团结”重要性的，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清朝地方各级衙门的班子配备情况。
清朝省级政府一般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揽一省政务，布政使负责民政、钱粮和人事，按察使负责司法审讯。此外还有负责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学政和负责军事的将军、提督。清朝八旗军队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禁旅八旗拱卫京师，后者驻防九州要害之处，如江宁、杭州、广州等地，由当地将军指挥。提督则管理汉族军队——绿营或水师。在清朝，学政、将军还被视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干部，同时又参与省级事务。在这套班子中，自然是巡抚说了算。不过清朝有总督一职，负责一省或几省政务，地位在巡抚之上，两者职责没有明确的区分。如果总督和巡抚同城，就有好戏看了。比如清末，游百川担任广东布政使时，遇到潮州知府出缺。巡抚给他递了一张条子，举荐某某人，游百川就上报拟任命某某人为潮州知府。可是，广州还驻扎着两广总督。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也给游百川递了一张条子，举荐另一个人担任潮州知府。因为已经许诺了巡抚，所以游百川就把张之洞的条子压了下来，不办。张之洞知道后大怒，即日传见游百川，厉声责备：“你竟敢藐视我而献媚巡抚，难道是有恃无恐？”游百川回答：“卑职何恃之有？只因为旧制规定总督负责军事、巡抚负责行政，卑职这是按制办理。”张之洞更生气了：“巡抚也归总督管，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说的旧制，哪来的？赶紧找来告诉我，我从此也好不问行政，安心军事。”游百川害怕了，赶回衙门就翻阅《会典》等制度档案。遗憾的是，总督和巡抚的职权划分原本不明晰，也就没有留下白纸黑字了。虽然游百川说的确实是通行的惯例，但他找不出明确根据来。强悍的张之洞步步紧通，不依不饶，天天派人催问游百川的“旧制”。游百川最后忧郁吐血，只好因病辞官。从此，广东的政务张之洞事事都过问，广东巡抚形同虚设。
省以下是道，设置有道台。但道台与地方的关系并不紧密，且常常负责特定事务，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一级政体。相反，省里常常直接向府一级发号施令。
府一级的政府，一把手是知府。大府或者位置重要的府，都设有同知，作为知府的副手，或者专门负责特定事务，比如御盗、守备。此外，明清各府置通判，分掌粮运、水利、屯田、牧马、江海防务等事；置儒学教授等学官，负责教育和科举。省级官员一般级别是二、三品，道府级别为四、五品，他们都不直接治民。
直接治民的基层政权就是县了。一把手是知县，七品官。知县以下有县丞，作为副手分掌粮马、巡捕。如知县一职空缺，县丞便可代理知县。唐宋时期，县丞、县尉、主簿等官也从进士里选拔。明清后，县丞主要从监生中选拔，一律是正八品。县里的“三把手”是主簿，负责户籍、赋税等，明清主簿是正九品。“四把手”是典史，主管一县治安。
典史在明清之前叫做“县尉”。刘备当年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就在安喜县当过这官。唐宋时，人们将主簿与县尉并称，通呼作“簿尉”。白居易、柳宗元、贾岛、温庭筠、蔡京、宗泽等人就是从县尉起步的。明朝将县尉取消了，以典史和巡检来代替。清朝的典史常常名不副实，在实践中常常充任县衙门里的事务官角色，又被叫做“吏目”，意思是胥吏的头儿。典史没有品级，连从九品都没有够上，因此被叫做“未入流”。虽然没有品级，但典史也算是官，也是县级领导班子的成员，依然可以升迁。至于能否升为主簿、县丞乃至知县，就要看个人的能力和机遇了。
此外，县级衙门还有巡检，一般在集镇、要冲、关隘等处设巡检司，职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警备不虞。明清时巡检有的也是“未入流”，有的则是九品官。乾隆皇帝巡行热河时，某太监自恃是天子扈从，沿途滋扰。当地巡检张若瀛劝了他几句，太监非但不理会，还将张若瀛痛骂一顿。张若瀛大怒，将太监捆起来痛加大杖。直隶总督听说后差点没昏倒，惊呼“张某疯矣！”马上写奏折弹劾张若瀛，免得引火烧身。不想乾隆皇帝认为张若瀛尽忠职守，下旨将他越级提拔为知县。不过在实践中，像张若瀛这样从巡检提升为知县的，寥若晨星。
县级衙门的另一个序列是与学政、教授相对应的训导、教谕等，有的是八品，有的是九品官。学官大多是正途出身，不少人还是进士，所以地位在县级衙门中比较尊贵，知县和其他班子成员都要尊称一声老师。学官们平日工作也很单纯，教育管理与教学相长，在县务中比较超脱。
最后，还有一些最基层的、未入流的小官。比如河泊所官，专门管征收渔税；闸官、坝官，专门管水闸水坝的启、闭、蓄、浅；税课局大使，专管商贾、侩屠、杂市类常税征收；批验所大使、副使，专管茶叶和食盐专卖。这些小官负责具体事务，都没有品秩，但也是官。在这类尾巴尖的小官中，最知名的可能要算驿官了。中国古代有发达的驿站网络，负责的官员就是驿官，类似于官办招待所所长兼邮局局长。这是一个很繁琐、很辛苦的活，通常被过往官员当作佣人使唤。明朝正统年间，陕西右参政郝敬过华清驿，驿丞张耕野刚巧不在驿馆，郝敬大发雷霆，派随从去他家里将其捆绑来，殴打至死。理学大师王阳明得罪了权宦刘谨，被“降五级使用”。他原本只是七品官，降五级能当什么呢？贵州龙场驿的驿丞。王阳明既受到了惩罚，又留在了“官”的范围内。
上面所说的人员都是地方官，在州县衙门中还有一大帮的“吏”在协助工作。比如县里遵照中央的六部，设置了六房，分别是吏房、户房、刑房、兵房、礼房、工房，在业务上和中央六部成系统、相对应。许多县里还有额外的粮房，这是因为钱粮征收工作非常重要，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机构，负责亏空填补、收粮事例。这些房中的办事员，叫做书吏、书办、曹吏等，也有正式编制，可以吃到一份微薄的“皇粮”。不过，吏的合法收人肯定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加上官吏有别，吏上升为官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地方小吏们也就破罐子破摔，贪赃枉法，上下其手以自肥了。他们的肮脏勾当，在下文《难缠的衙门小鬼》中有详细介绍。
民谣说：“官不恶衙役恶”，“大官好办，小鬼难缠！”说的是衙门里的小角色长袖善舞：舞弊长官，刁难百姓，谋取私利。
这些小角色，都不是官，除了州县衙门各房中的书吏，还有衙役等人。衙役本质上是“役”，是官府征发到衙门里当差服役的百姓，包括门子、皂隶、听差、捕快、禁卒、仵作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政府公务。不过，官和吏都有编制，有俸禄，但是衙役们是没有编制，也没有俸禄的。这就逼着他们去营私舞弊，赚取外快。
宋人说小吏和衙役们“少谙刀笔老尤工，旧贯新条问更通”。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吃衙门饭，几十年下来老到稳重，对行政事务、条例和惯例等一清二楚。长官们要开展政务，还真离不开他们。而历代朝廷的规章制度、司法判例、惯例流俗层层累积，导致政务越来越复杂，非皓首穷经，花十数年时间钻研不能精通。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务处理专业化。久而久之，小吏和衙役成了一种职业，不用再挑选、征发了。很多家庭垄断了吏和役，父子相传，以当差为生了。当官要回避，不能在本乡本土为官，但吏和役不需回避，家里几代人都是衙门里的地头蛇，可谓“铁打的差人，流水的长官”。《旧京琐记》载北京土著居民，“士族工商以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日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其原籍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奢。夏必凉棚，院必列瓷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这些人就是吏，此外还有“库丁”、“长班”等差役。他们的特点是“皆食于官”，就是吃衙门饭，靠经手政务牟利的。他们既把政务当作生意，老百姓自然要“出血”了。比如，老百姓去衙门打官司，衙役就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等；书吏可以向当事人索要“纸笔费”、“挂号费”、“传票费”、“买批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等。总之每个细微的环节都要向老百姓索要贿赂。
衙门小鬼强大的后果是挟制长官、为害政治，这样的例子自古就有。《宋史》记载：陈诂在祥符县当知县，因为严治贪吏，胥吏们集体罢工，弄得陈诂无法正常办公，全县行政机构陷入瘫痪，朝廷要拿陈诂问罪。幸亏有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罪诂，则奸吏得计，后谁敢复绳吏者？”这才打破了阴谋，同时也明确将官和吏放在了对立面上。《明史》的案例更惊人：曹县知县范希正抓到了胥吏受贿的确凿证据，将他判罪械送京师。但是全县胥吏联合起来，诬告范希正“犯罪”！永康县衙的胥吏更厉害，七任县令都因胥吏诬告罢了官。沈括《梦溪笔谈》记载铁面无私的包公也曾中过胥吏奸计。开封府的一个被告按法律规定应受“脊杖”之刑，他为免受惩罚，就向胥吏行贿求计。有个胥吏终于想出了妙计，告诉被告说：“包公对胥吏干预案件极为反感，对你用刑前，按程序应由我写用刑文书‘责状039039，这时你就大喊冤枉，我自有办法解救你。”果然，包公过堂审判后，被告就按受贿胥吏教的办法大喊冤枉，反复辩解。那胥吏一反常态，破口大骂被告！包公见胥吏触犯了他严禁胥吏涉案的规矩，就把胥吏训斥一顿，竟把那被告从轻发落了。沈括说：“包拯‘以抑吏势’虽然正确，但结果仍然是‘为吏所卖’！”
顾炎武分析胥吏以权谋私的弊端说：“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雍正皇帝也对胥吏作弊无可奈何：“各部之弊，多由于书吏之作奸。外省有事到部，必遣人与书吏讲求。能饱其欲，则援例准行：不遂其欲，则借端驳诘。司官庸懦者，往往为其所愚；而不肖者，则不免从中染指。至于堂官，事务繁多，一时难以觉察。县既见驳稿，亦遂不复生疑，以致事之成否，悉操书吏之手，而若辈肆无忌惮矣！”为解决胥吏蒙蔽主官的弊端，从明代中叶开始，各级官员只好自掏腰包聘请幕僚、随从一起上任。这些人由长官聘请，拿长官的工资，与长官共荣辱、同命运，算是“自家人”。
明清的长官们就试图通过用自家人代替衙门中的胥吏、差役们，达到控制衙门、贯彻政令的目的。比如原来衙门中有看门人，县官上任后加派自己人当门卫；衙门中原来有管理仓库的差人，县官又加派了看守，这样“一盯一”严密控制了胥吏群体，等于是长官们又招聘了一整套地方官吏系统，另起炉灶了。
在明清时期，地方官员带自己的班子上任，是合法的。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朝廷规定：“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带家人五十名，藩臬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带三十名，同知、通判、州县带二十名，州同、县丞以下官员带十名；……（旗人）司道以下等官所带家口，照汉官加一倍……至旗员有边疆差遭之事，非民官可比，督抚所带家口，不许过五百名。”这里的“家人”绝大多数不是照顾官员家庭事务的，而是处理地方衙门的政务，平日在衙门中对地方胥吏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虽然朝廷对官员携带“家人”的数量有规定，但在实践中一再被超越。一般知县上任，随行的队伍都有百人之多了，这些随从就成了新的“衙门小鬼”。
长官随从们的来源有哪些呢？
第一类人是长官的家人亲友们。家人和亲友是长官最可信赖的人群，用他们既放心，又可以解决亲戚们的生计问题，何乐而不为？清朝官场中有“三爷当道”的说法，这三爷指的就是少爷、姑爷和舅爷。他们往往狐假虎威，在父亲、岳父或姐夫、妹夫的辖区内作威作福。下属、胥吏和百姓们忌惮长官，又不敢得罪他们。
第二类人因为一时生活困难或其他原因，暂时屈尊给人做幕僚或者随从。这类人不是官宦人家出身，就是读书人出身，后来因为家贫或者科举不利，生计困难，就曲线数国，进入幕府做事。一来解决生活问题，再积累点小钱；二来可以提前熟悉政务，积累政治阅历。他们最终还是奔着自己当官去的，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或者被他人荐举，出任官职；或者科举考试成功，进入仕途；或者用当幕僚、随从时赚的钱捐班出仕，仍可荣宗耀祖。这类人因为不是以服侍长官为职业，所以被称为“暂随”。长官对他们也比较客气。
林则徐年轻时就给本地海防同知当书记。时任福建巡抚张师诚对林则徐代理的春节贺札大为赞赏，考察后发现林则徐才21岁，有举人功名，聪明肯干，是可塑之才。于是张师诚将林则徐收入幕府，刻意培养。林则徐在巡抚幕府中提前熟悉了官场流程和规则，积累了各项政务经验，又过了几年后才去考的进士。对于他这样“家无半亩之田，居无半寸之地”的孤寒子弟来说，要想科举从政，早入高官幕府是不错的、务实的选择。后来，林则徐的官位、成就远在张师诚之上，但林则徐对张师诚仍以恩师事之，这类雇主与幕僚的关系近似师友关系。
第三类人是在社会上磨炼多年，精明强干之人。这类人有的经商多年，生意萧条；有的懒于辛苦劳作；有的自幼奔走江湖，历练老成；有的遭到挫折，命运乖张，但都是能言善辩、会说话办事的人。长官发现了他们的才能，聘为助手。这些人因为一时困顿，或者盛情难却，就同意做了幕僚和随从，但不愿终身为他人干活，所以得名“且随”。
第四类人是职业做随从的。这些人没有一技之长，不会营业，专喜结交朋友，吹弹歌舞，嫖赌逍遥；或者父母亡故，家产荡尽，无所可依，就想跟着长官混口饭吃，所以奔走他乡，充当随从。这些人久惯风月，眼界开阔，有手腕会权变，在衙门阅历多年后，进退有据，长官见他勤劳能干，委以大事，从此发迹。他们一辈子吃衙门饭，往往积蓄丰厚，为子孙留下不错的根基。子孙也倾向重走父辈的老路，于是当随从就成了一种职业。这些人事无常主，哪儿有赚钱的机会、哪儿缺随从就往哪儿去，以此为业，是长官随从队伍的主力。比如浙江绍兴地区，百姓有游幕四方，给长官当师爷的习惯，所以清朝衙门的师爷多数是绍兴人，人称“绍兴师爷”。其他地区的人想打进去吃这口饭，还比较困难。
清朝时，一个官员得到州县实职或者差使的时候，往往亲友嘱托、同僚推荐，一大帮子人争着来给他当随从。官员碍于情面，不得不聘请。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述他在浙江做知县时的情况说：“浙省弊俗，一奉委牌，荐家丁，荐幕友，不能计数。”他署理建德知县时，有一次去拜访上司杭州知府。知府问他是否需要聘请一位师爷，段光清说自己已经请了钱谷、刑名两位师爷。知府不悦道：“你的师爷是自请的，当年我初入官场，师爷都是上司推荐的。”段光清忙说自己新官上任，不懂规矩，知府如果肯再推荐师爷帮忙，必定有益施政。于是杭州知府就顺势推荐了一人，段光清只好将其聘为第三位师爷。清代官场手册《知府须知》“酌带家丁”一节中则说：“此一事最难。每遇缺分一露消息，荐者纷纭，竟有万难摆脱之势，而多年旧仆无不愿往。若辈存心所为此去发财耳。”
清朝中期后，卖官鬻爵盛行，官员情况变得错综复杂。官员队伍庞杂，得到实职越来越不容易，候补的官员越来越多。很多人从候补到实任，往往遥遥无期，生活无着，只好靠借贷过日子。于是就产生了第五类随从的来源：借贷者。放贷者被称为“赌子”。为什么叫“赌”呢？因为他们放贷给生活无着的候补官员，对方没有资产可以抵押，而且放贷者的收益也是不明确的，类似于赌博。谁都不能保证候补官员什么时候能得到实缺，得到的是肥缺还是瘦缺。一般赌子的做法是，先对候补官员进行考察，探听候补的顺序，顺序靠前的就给予银子；如果顺序不靠前，但候补者有其他关系的（比如有亲缘权力、地缘权力），也贷给银两。放贷的时候，赌子和候补官员签订合同，注明候补官员一旦得到实职后，要“聘请”自己当随从，并且说明掌管衙门某事。他们就靠做随从的预期收入，来弥补借贷的成本和风险。社会上将聘请这类随从上任的官员叫做“带肚子”或“带赌子”。
赌子行当的行情是：“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讼狱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还有一些赌子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宁愿多花几百两，帮候补官员将候补顺序向前挪，争取他早日获得实职，收回投资。这类随从在晚清时期特别普遍。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年间承认：“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残酷的竞争迫使候补官非借贷不可，到任后赌子如约而来。如果该名官员候补时间长，借债多，则衙门中几乎全是赌子。
说完官员自带随从队伍的来源，我们来看看这些人的执掌分类。按照工作内容的不同，长官的随从们可以分为六类：师爷、门上、签押、管事、办差、跟班。
师爷，是州县长官的谋主、军师甚至是助手，直接帮助长官处理政务，为长官的仕途出谋划策。师爷的文化水平较高，一般由“绍兴师爷”或者第二类人出任。按照工作内容不同，师爷主要有钱粮（钱谷）师爷与刑名师爷，前者负责处理钱粮征收和民政事务，后者负责处理司法审判事务，这两类分别是州县衙门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此外，一些衙门还有“书启师爷”，主要处理官府公文，帮助长官处理交际应酬。书启师爷要将长官的各级上司、各位同僚、地方绅士的姓名、品级、覆历、字号、生日等了然于胸，其中重要人物的家人情况，包括太太、姨太太、老太爷、老太太、少爷小姐的年纪、生日、喜好也要了解清楚。
门上，又叫门房、门丁、司阍等，负责看管衙门大门和内衙（官员居所）宅门。稽查出入。此外，门上还负责：一、接收来往的公私文件，登记后送签押房处理。二、对于本衙门外送的公私文件也要登记、发出。三、接待访客。对于拜访、自荐的要问清住址来历，以茶酒相待，然后持帖禀报长官，请示见或不见；辞行的要问清何日起程，至何地方，有何公事，做好登记，告诉长官；如果是上级官府或者同级官府派来公干的官人，门上要请至花厅，问明情况，再执帖禀报长官，并知会厨房，备办饭菜，唤茶房伺候，预备房间等。四、处理门口的报案和击鼓鸣冤事项，禀报案件，传集吏役，维持衙署秩序，接待过往人犯。五、筹备官员出门事宜。官员拜会请客、朔望行香、寻常祭祀、踏勘相验、考试观风和迎接差事等等，都由门上安排有关夫役、轿马、执事、礼物、食物和银两等。六、门上还经管茶房、壮役、站夫、轿夫、差役、仵作、禁卒、更夫等工食银米的给发。可见，门上的职责着实不少，比衙门原设的门房的职责要多得多。古代官员没有电话，官员和百姓要联系他，只能通过门上。门上就类似长官的电话，类似现代单位中的办公室主任，非心思缜密、眼尖嘴快的人干不好。
既然门上的角色如此重要，他能获得的灰色收人也相当可观。几乎所有进入衙门的公私事件的事主都得塞红包（又名规费、使费、规礼等）给门上。就是县丞、主簿、典史等官员来找知县，也得塞红包。这是门上的主要收人。同时，书吏、属官办事支取银两，门上也照例按一定比例克扣（称为“例扣”），比例大约为十分之一二不等。不过，门上不能一人独吞例扣，而要在所有“家人”中予以分配——因为这笔收人有孝顺整个衙门中人的意思。不管怎么说，门上在官员随从中是收人最高的人。《官场现形记》中，蕲州的典史蓝某因为几块钱和同僚发生争执，吵闹到县衙门口，被门上一顿冷嘲热讽。他说：“我平常玩一局牌，输赢都不止这个数。亏你还是皇上的官呢！”因为收入高，赌子们以充门上为优先选择。
由于事务繁杂，门上往往有正副二人，多的甚至有十数人。这么多人又根据工作内容分类，有的专门负责案件，有的专门负责呈词，有的专门负责差务，有的专门给长官执帖传话等等。
第三类随从是签押。所谓“签押”，指在签押房佐理公事的随从。签押房是签发、批阅公文的地方，类似于如今机关中的秘书处。不过在清朝的说法是，“签押房如同军机处也”。任何体制下，公文处理都很重要。单单就印章一事来说，用印的格式、对象、内容、形式、规则都有讲究，盖章已从一种权力行为变成为一项琐屑繁杂的工作。掌印长官本人难以确定，于是就有了专门的“执印之人”。又比如档案处理，需要分出种类，拈出轻重缓急，使日常公务前后相接、缓急有序。此外还有公文编辑、校对、签发等等工作。门上以传达为主，签押则是真正与官、幕接触，处理政务，“签押则不然，一切限额，应催应办，或奉或报，或先或后，以及填格对读，皆其任也。”所以，当时有谚云：“假门上，真签押”。
因为事务繁多，签押也有多人，分工进行，包括：稿签（就是签发文书的人）、审读、用印、值班、收发、传禀等。其中由“稿签”总理签押之职。稿签收到文书后，首先要将其登记挂号，然后根据内容分送长官、师爷或者各房书吏处理。对于各处来文，稿签要先送长官批阅，再分别送师爷办理，办成回来之后稿签再登记签发，交给门上送出。
第四类和第五类随从是管事和办差。管事是负责具体事务的随从，比如管仓、管库、管监、管号、管厨等；办差则是没有固定差使的“家人”。
管仓和管库分别管理粮食仓库和银钱仓库。管监管理监牢，明清州县衙门分内外二监：内监在官署，是监禁已定罪的犯人之所，即常说的“监狱”或“监牢”；外监是差役们临时羁押嫌疑人的地方，即常说的“班房”。管号是管理驿站的马房。管厨就是负责管理厨房。这些地方，本来是有书吏、差役在办事的，如仓有仓书、斗级，库有库子，监牢有禁卒、更夫，驿号有马夫，厨房有厨子、煮饭、打杂、伙夫等役。州县长官到任后，加派随从管理其事。
办差则处理一些机动性强的事务，比如伺候长官出门；迎接上级和办事员：接送过境差事：府到省投文、送礼，批解煤炭、粮米、地丁、人犯等事。这些事情原本就有官吏、兵丁护送押解，州县长官派随从护送，即以随从管理官吏差役。此外，为了探听上级衙门情况，窥探上级喜好以及做好长官的出差接待，县级衙门还有派到省、府驻地专门探听上司衙门关于本州县事务、上司及官亲生辰寿诞等情况的随从。长年在省会探听公私事务的随从称为“坐省”，在府里的称为“坐府”。各上司三节两寿水乾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要预为禀报；本官长有升迁降调之信，按十日一次旬报。也负责照料本官在本省做官亲属的生活。为了管理所有办差的随从，地方官往往设置一名“差总”总管这些事。
最后一类随从是跟班。跟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从，只管长官的日常生活，服侍长官的饮食起居、服饰穿戴、日常办公等。虽然跟班也跟随长官坐堂、出门，料理拜会应酬事宜，但不管长官的行政事务。这类随从因为和实权事务离得最远，实际收人也最低。
归总起来，随从数量的多少，与当地政务的繁简有关，也与官员的志趣有关。有人就喜欢亲力亲为，聘用的随从自然就少。省会所在的县（称为“首县”），因为政务繁复，衙门林立，比其他州县资任更大压力更重，知县的随从自然就多。比如首县衙门需要承担上司衙门委办的公事。尤其是按察使遇到疑难杂案，一般委发首县复审或会审，首县知县就需要多聘刑名师爷，或者专设“发审”来承审案件。
更有趣的是，清朝随从们因为自身事务繁重或者懒惰，又聘请了自己的随从。这些人是随从的随从，听从随从的差遭，除照顾聘主日常生活外，也代替聘主在衙门内外跑腿、办差。他们被称为“三小子”或者“三爷”。比如《官场现形记》中的那个蕲州典史蓝某，到任后拜访衙门，对门房里端茶倒水的“三小子”也客客气气地道了声谢。可见，这些随从的随从也不可小看，机缘巧合也可能对你产生实质影响。
由胥吏、差役和随从组成的非官员集团，构成了庞大的“衙门小鬼”群体。他们经手具体政务，和老百姓打交道，也直接榨取民脂民膏。老百姓们不常见到县官，倒是经常与这些小鬼打交道，深知衙门小鬼最难缠。后来，连皇帝也知道了这支额外的队伍的危害。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即位不久，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要给许多并不在员工名册里的“闲人”发工资，大发雷霆。比如朱元璋发现衙门里的役吏皂隶，依附官威，不务正业，一意害民，仅松江府就有1350名“编外官吏”，苏州府有1521名。朱元璋痛心地看到自己精挑细选雇用的官员们坐了位子后，一心享受政府的阳光，另外雇用了大批衙役胥吏来办事，把繁杂的政务都推给他们。而这些编外的临时工坐稳位置之后，接着雇用“二等临时工”，把脏活累活又推给他们做，坐享其成。这样，政府机构越来越庞杂，吃衙门饭的人越来越多。“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道光年间，四川巴县吃衙役饭的约有7000人，而朝廷给该县额定的官吏编制是70个，也就是说帮闲之人和法定官吏的比例是100：1。
最后，以一则笑话结束本文。《旧京琐记》卷四写道：宫中太监多无赖，但是佞佛，又好行小恩小惠。内府果商蒋氏专门负责向朝廷提供果品，各宫太监都要分“例钱”。清末，蒋家因为内务府领款不易（估计是缺钱，恶性拖欠），家道中落，给太监们的“例钱”往往拖欠。一天，某太监气势汹汹来到蒋家“讨债”，蒋家男子仓皇逃避，妇女出来接应。太监入门，如狼似虎般拍着桌子，扬言今日如果再不给钱就要以性命相搏。蒋家妇女屏息听他作威，不一会儿奉上茶水。接下来，蒋家妇女哭声响起，边哭边诉说领款如何艰难，外欠如何急迫，没办法付给公公们例钱，只能以死谢罪了。太监一开始是静听，接着抹眼泪，继而婉劝，最后说：“我们多年交谊，宁忍坐视？”他从怀中取出数金：“区区相助，度此数日，勿过伤也。”蒋家妇女收下银子，哭泣道谢。太监则殷勤劝慰，最后告别。蒋家对别人说：“这是成文的演戏，如此搪塞已近十年。我们就是有钱也不能给他们，一旦给了一个人，几百人就蜂拥上来了，贪得无厌。我们只能用苦肉计了。”此处，讨要例钱的太监，也算那衙门的小鬼了。
清朝仅有一处衙门没有任何衙门小鬼，只用官员。那就是军机处！由于朝廷看到胥吏亲随等人乱政，同时鉴于军机处是中枢要地，整个衙门便只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主持政务，军机章京处理文案与杂务，干“小鬼”们的活儿。军机章京都从中央各部衙门的郎中、主事中抽调。这样的衙门在清朝独此一家！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读者可能会有疑问：做官有什么苦，有什么累的？尤其是拜当今影视剧和才子佳人戏所赐，古代官员给人的感觉都是工作安逸悠闲，私生活多姿多彩，如果连他们都叫苦喊累了，那普通老百姓还怎么活啊？
且慢下结论，中国古代还真有不少人一边当着官一边叫苦不送，甚至要死要活、哭着喊着申请辞官的。
晚明文豪袁宏道就是个典型。年轻的时候，袁宏道满腔热情地追求进步，一门心思要踏入仕途，是个“有志青年”。他自称“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后来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了进士，三年以后出任江南富庶之地吴县县令，相当于现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把手，可算是得偿所愿了。但是官位一到手，袁宏道很快就后悔了，向朋友抱怨“作吴令，备诸苦趣”，哭喊：“人生苦短，外面春光灿烂、草长莺飞，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哪里不能去偏偏自苦来当官！”（原话是“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
是什么让袁宏道得出如此令人跌破眼镜的看法呢？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做官“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意思是说，做官如同奴仆、如同妓女，见过的官吏，不论大小全不敢得罪，说不定哪天再碰上了；又像守官仓的小吏一样，整天算计着铜板钱粮，老是絮絮叨叨，快成样林嫂了。而且，当官的事务很多，常常是“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因此，袁宏道留下了许多大叫“苦哉！毒哉！”的书信。
让袁宏道苦恼异常的四项内容，分别是接待上级、迎送过客、收支钱谷、教谕百姓。其中，前两项属于官场交际的范畴，后两项是官员的法定工作。我们来分析这两部分工作是怎么把古代官员逼入苦境的。
官场交际是仕途的润滑剂，衙门中人都难以避免。礼多人不怪，毕竟大家都要在官场中混，吃这口饭，搞好关系有利于工作，搞不好关系人家逮着机会就给你使绊儿。袁宏道也知道这个道理。他并不是不知人情世故的儿童，更不是愣头青。他苦恼的是“上官如云，过客如雨”，也就是应酬太多了。
袁宏道在一封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阁老”，这些人全都是来打秋风、吃拿卡要的，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来办正经事的。大家都知苏州是人间天堂，是鱼米之乡，于是有官职在身的或者曾经有官职在身的甚至即将有官职在身的，办事路过苏州的或者不路过但专门绕道苏州的甚至为了“路过”苏州而专门找事情去办的，各路神仙都来了。既然来了就是客，袁宏道作为地方长官就要出面接待。即便不需要袁宏道吃饭作陪和闲聊，就是迎来送往，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应酬是一件苦差事。除了掏钱，袁宏道还要随时强打精神，堆满虚假的笑容，“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主客之间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相互还要说那些言不由衷或者漫无边际的话。对于袁宏道这样之前饱读圣贤书的书生来说，官场应酬无疑是一项既感到生疏又和内心有所抵触的工作内容。
比袁宏道晚得多的张集馨在清朝中期担任陕西粮道。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客，而且陪的不是陕西粮道衙门的客人。因为陕西粮道掌管西北军粮，是有名的“肥缺”，陕西官场的惯例是凡有饭局和迎来送往的事，都拉陕西粮道去当冤大头掏钱。掏钱还是小事——反正不是张集馨自己的钱，让张集馨受不了的是西安城每天都有客，而且还不止一拨客人，常常是开流水席，随来随开，随开随走。张集馨变成了“钉”在那儿的一个钱包，始终挂着笑容坐在饭局上。觥筹交错、山珍海味之间，他常常产生不知昼夜、不知身在何处的幻觉—一这应该也算是一种职业病吧？
和袁宏道、张集馨一样，晚清的孙宝瑄也是书生气很重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他长期担任京官。京官虽然不如地方官实惠，可应酬的压力一点也不小。孙宝瑄在日记中说到新年拜客的情景：新年时节，京城里到处是官员们拜客的轿子。轿子里并不一定有人，往往是个空轿子，在长安街、东城、西城行进，每到一处官员府邸就由仆人上前将主人的名帖递上去，就算是“拜访”到了。此所谓“望门投刺”，官员之间并不见面，也不问是否认识。孙宝瑄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但“为社会之惯习，必不可废”。春节如此，其他节日乃至平常时节也类似。孙宝瑄一次检查门房记录簿，发现有许多官员、准官员来拜访自己，其中绝大多数都不认识，而且一些人居住地极远。他不禁叫苦不迭，因为他脸皮比较薄，老觉得有客来访就要回访，来客住所越远就意昧着他回访的路程越远、越辛苦。
京官的应酬比地方官更让人叫苦的一点是：京官没有直接的财权，不像地方官那样能让公家埋单，只能自掏腰包承担应酬成本。那些收人不高又没有丰厚家产的普通京官，他们把有限的俸禄都投进无限的应酬中去了，生活再拮据，同僚、同门、同乡的饭局也不能不去，权贵、上司、长官身边红人的礼金也不能不送；去了怎么也得坐车，再不济也得雇辆驴车；怎么也得有个跟班替自己拿名帖、通禀传达，再不济临时找个兼职的小后生也得充场面。所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以致大多数京官频繁进出当铺，连累全家人忍饥挨饿。三四品的官员在地方上算是高级干部了，但在京城里依然免不了当了棉衣凑份子钱，和一群官员挤在会馆、客栈中对着几盘小凉菜“对月小酌”——穷京官不像地方官那样能吃得起山珍海味。
清朝州县长官一般要聘请刑名、钱谷两位师爷，分别帮他处理司法和财政事务，但很多官员还会聘请书启师爷。书启师爷名义上帮助雇主处理文件档案，实际上负责官场应州文书和迎来送往事务。清朝文学家蒲松龄就干过这活。康熙九年（1670年），蒲松龄到江苏扬州给担任宝应县县令的同乡孙惠做书启师爷，这个职务让他叫苦连连。某次宝应县大灾，民不聊生，孙惠同僚即吴县的韩县令就写信来，拜托孙惠帮忙低价购买当地少女做自己的侍婢。蒲松龄受命处理此事，他以孙惠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回绝韩县令：“（买婢女一事）反是老年台遣人觅之，无所往而不可。弟忝居一隅，救荒拯溺，且愧无术，何敢教之鬻子女耶？”他用冠冕堂皇的忙于救荒赈灾的理由堵了韩县令的口，想必也影响了雇主的官场人情。在《答李乐陵》中，蒲松龄大倒当书启师爷的苦楚：“况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颜，则状同伏鼠。……参揭之票，积案如山：呵斥之声，聒耳为聋。”对他这样衙门中的低级阶层来说，官场应酬就只有被人呼来喝去、挨骂遭批的份儿，不觉得苦才怪呢！
倒完官场应酬的苦水，古代官员对于正常的公务也有满腹苦水。
袁宏道就哭诉“簿书如山，钱谷如海”，埋怨工作量太大了。所谓“簿书”就是文件案牍。明清官场有个坏作风，就是用文件来落实文件，用通知来落实通知，用训示来落实训示，袁宏道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把自己埋在文山会海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直消一副强精神”，硬撑着去批示公文。到了清朝，被文山会海搞得苦不堪言的州县长官们纷纷自掏腰包设立“签押房”，雇了一套秘书班子专门负责公文运转。
所谓的“钱谷”就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收钱粮赋税，然后交送上级衙门。这是地方官员最基本的工作内容，也是巩固王朝统治的基础工作。
钱谷事务既琐碎又繁重，袁宏道抱怨“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
这里的“人情”指的是民心民情，是让袁宏道这样从书斋中走出来的官员头疼的事情。他们和劳动人民比较生疏，对任职地方的居民实际情况并不熟悉，也不了解乡村结构和七拐八绕的人际关系。袁宏道说征收钱粮赋税的时候打交道的都是“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他往往需要声嘶力竭地和他们讲道理、说政策，还要恩威并施，少不了威胁恐吓等等，“直消一副狠心肠”。至于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与劳动人民感情亲近的官员又不愿意压迫苛征。唐朝诗人高适在封丘做县尉的时候曾写道：“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官员们初入官场，多少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没料到每天就是“鞭挞黎庶”、欺负老百姓，难怪高适要大发牢骚了。
无论是案牍劳形还是钱粮琐碎，官员们都要遵守像蜘蛛网一样的规章制度，不能触犯。高适去做官的时候，好朋友杜甫就提醒他：“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赠高适》）意思是说做官和做文人不同，做官有做官的规矩，触犯了就要挨训。杜牧也在《寄侄阿宜》诗中说：“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劻襄。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意思是说基层官员（参军、主簿、县尉等）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在官场一说错话就会遭到鞭打、捶打。官员犯错有这么严重吗？有。如果真的“依法办事”的话，官员们的日子会很难过。唐代官员还算幸运的，因为唐朝的清规戒律还算少的，之后历代相沿袭，条条框框越增越多。官员们经常被上级或者仇家穿小鞋、打屁股（专业术语是“笞杖”），理由包括超编制用吏，执行公务延误，值班迟到或者早退，没有及时赴任，越级办事或不请示办事等等，甚至上司觉得你的建议、公函或者言行有“违制”就可以打你屁股。北宋时，徐州学官陈后山听说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苏东坡去杭州赴任太守经过江苏，没有请假就跑到南京找苏东坡交流写作去了。马上就有人弹劾他“擅离职守”，陈后山的前途就这么没了。
说完地方官，京官的职业生涯也不好挨。比如南齐时，东昏侯萧宝卷生活作息十分奇特，喜欢昼伏夜出，通宵达旦地玩“挖洞抓老鼠”的游戏，害得大臣们天天清晨准时赶到朝堂等皇帝上朝，皇帝不来，大家又不能走，都那么空等着。到了清朝，历代皇帝都相当勤勉，即使去城外圆明园休养的时候也坚持批阅奏章、接见大臣。圆明园离北京城有四十多里地，“阁员奉事者夜半即起，乘骑达园，鸡犹未鸣耳。阁臣省其事具奏，奉谕毕，阁员驰回城，日尚未午。每日如是，亦可谓不惮烦矣。”（《十叶野闻》）可想阁员们每天后半夜奔波四十多里地去圆明园，一个上午都在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又要在中午之前赶回城内，下午还要处理皇帝交办的政务，没有好的体魄还真受不了。
人们总是羡慕那些在皇帝身边的红人、近臣。一般京官也想方设法要到皇帝身边当值，“京朝各官，以儤直内廷为荣”，但局外人不会知道其中的辛苦。首先，长期对着皇帝垂首肃立，“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老是低头弯腰脊椎也不太好。其次，如果奉命去草拟圣旨、制定规章或者编辑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康熙年间，王图炳入选南书房，奉命抄写全部《华严经》。他抱怨说：“伺候时立得手痛，钞录时写得脚痛，此苦岂外廷所知？”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长期在宫中面圣，或垂首听训，或跪地接旨，百无聊赖之余竟然把官中痰盂上的刻字都记住了。这段子虽然夸的是曾国藩“有心”，实际也反映了在皇帝身边的无聊与辛苦。
应酬之多、公务之重让官员们的生活异常紧张。袁宏道“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完全是一个没日没夜扑在工作上，累坏了身体的“劳模”。他担任的吴县县令是个肥缺、要职，因此应酬更多，公务更重。袁宏道常常是在深更半夜刚刚应酬完，头昏脑涨之余又要开始处理公务，睡不了几个时辰又忙乱地爬起来去赶下一场应酬。袁宏道也和张集馨一样，“几不知有昏朝寒暑”。日子稍长，他感觉做官“渐入苦境”，“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大叫“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既然官场生活连牛马都不如，那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袁宏道“去志已如离弓之箭，人海之水，山岭之云，落地之雪”，一连写了七道辞职报告递上去，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家去了。
袁宏道是在官场走了一遭，受不了官场的苦和累，最终挂冠而去的。比他早一千多年的嵇康站在官场之外就看到了其中的苦和累，主动与官场绝缘。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嵇康列举了自己不适宜做官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所谓“七不堪”是指不堪早起，不堪被人跟踪，不堪端坐公堂，不堪文牍，不堪吊丧，不堪交接俗人，不堪琐务，大抵是说自己受不了衙门的规矩和各种人情往来。所调的“二不可”则涉及精神层面，一是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思想为世教所不容；二是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个性不适合当官。虽然绝大多数人不像嵇康那样坦白，但官场对人的精神的压抑甚至是扭曲，比起客观的应酬与公务，更让人受不了。
袁宏道还算坦白，用了比较隐晦的词语来表达当官时精神的压抑：“文雅都尽”。我们就来看看官场怎么就让人丧尽文雅了。
官场有其运作逻辑和一整套或明或暗的规矩，它们和官员入仕前的思想观念不尽相同。比如官场高度的科层结构决定每个职位的主次尊卑，一个官员的地位取决于他的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而不看他的脑袋里装了什么东西。这让那些初入官场的进士们有些接受不了。比如，唐代进士张彖出任华阴县主簿，担任县令的助手，县令老拿一把手的权势压他，张彖感叹：“大丈夫有凌云盖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抬头不得！”最后辞官而去。宋朝进士司马池的官场也是主簿，知县大人也老拿权势压他。一次，司马池去找知县办公事，知县南面傲坐，连礼也不还。司马池大为光火，走到知县面前，一把将上司的身体揪正了，让他好好办公事。不过，并非所有官扬新人都有司马池这样的魄力，他们只能慑于职位、资历、背景等等淫威，小心翼翼地过着压抑的生活。
又比如，官员和官场的关系不能用“付出和收获”的思路来衡量，不是说官员工作努力，有政绩就能提拔的。理论上，官员们从低级做起，好好工作就能循级而上，人人都有可能升迁至高层。但绝大多数认真工作的官员们最后都沉积在基层，被压制在低级职位上。州县衙门、部委机关不知道挤了多少之前披红戴绿，如今目光呆滞的进士们。当年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新官们经过几十年的壅滞沉沦，不得升转，如果没有主动辞官，最后无不成为“沉稳干练”、低调中庸的老官僚。遥望当年的理想抱负，得失、冷暖只有他们自已知道。
更让官员们精神紧张、内心难受的是官场险恶，不知道怎么的就可能掀起万丈波潮，刚才还趾高气扬的高官显贵转眼间就可能沦为阶下囚或者千夫所指的批判对象。袁宏道就坦陈应酬和公务“苦则苦矣，而不难”，让他犯难的是官场的明枪暗箭、窝里斗。“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其中的艰难困苦，一言难尽。
南齐的时候，陈显达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仗，又饶幸在历次权力斗争中都站对了队伍，还帮南齐三代君主杀了无数的人，最后才在年近古稀之时当上了太尉。位极人臣后，陈显达“高处不胜寒”，一味谦逊退让，禁止子孙过豪华生活，乘坐的车驾轱辘腐朽了也不换，自家的侍从警卫都用年老病弱的人。一次官廷酒宴，陈显达趁着酒兴向齐明帝萧鸾索要枕头。萧鸾很痛快地就给了，陈显达抚摸着枕头说：“臣年已老，富贵已足，就少一个枕头枕着去死了，所以乞求陛下将这个枕头赐予我。”这话说得嗜杀成性的萧鸾心中都悲凉不已，含糊地对陈显达说：“你醉了。”但是，陈显达最终还是脱不了满门抄斩的厄运。陈显达的同僚沈文秀是尚书仆射，为了避祸，请病假长期躲在家里不问政务，最终还是全家被“赐死”。死前，子侄们都埋怨沈文秀：“你既然当了尚书仆射，就不可能全身而退。”在这里，当官就不仅仅是苦和累的问题了，全家人的生命都时刻受到威胁。
总的来说，古代官员是压力很大、很苦很累的。虽然看似生活稳定、收益丰厚，但是需要官员们拿着身体、精力、人格尊严甚至是生命安全去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