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某年的江苏乡试，应考的考生中有位拄着拐杖的老秀才，挤在入场的人群中蹒跚而行，引人注目。主考官仔细打量这名老秀才，大吃一惊 这不是当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王鸣盛的父亲王尔达吗？他忙走上前劝王老秀才说 “老伯正当颐养天年，不必来吃这苦了。”王尔达正色说“你错了，大丈夫奋志科名，应当自己取得，如果借着儿孙之福自暴自弃，我深以为耻。”王尔达的这份执著在科举时代赢得了一片赞叹声。这片声音的背后隐藏着全社会对科举功名的尊崇和追求。科举入仕是千年官场的正途，如果一个人不是通过科举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做的官，即使位极人臣也觉得是个遗憾。晚清名臣曾国藩28岁时以第三甲42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应该说年轻有为，很拿得出手了。但曾国藩却对此耿耿于怀，引为终生事。为什么呢？他嫌自己的名次太低了。
要想考察中国古代官场和官场中人，科举是绕不开的话题。科举引得无数读书人竞折腰，皓首穷经，孜孜以求，进而塑造了读书人的言行操守。科举不仅仅是读书人入仕的准入证，做官的敲门砖，还渗入官员的交往进退、宦海沉浮； 它不仅仅让士大夫们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还像是一张大网，包裹住社会的方方面面。科举考场直接通向官场，对科举的痴迷就是对官场的痴迷，对功名的追求就是对官位的追逐。科举网络对社会的包裹，其实就是“官本位”思想在社会的泛滥。因此，科举不单单是一项政治制度，还扩散为政治的背景因素。
知识分子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如何实现个人价值。读书人空怀满腹经纶，徒有一腔抱负，实现不了，只能发发“怀才不遇”、“冯唐易老”的感慨，于人于己都无益。现代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很多，可以经商致富，横跨农工商各业，用金钱来衡量自我价值可以投身艺术，在歌舞、书画、戏曲等领域里驰骋，张扬个性、追求精神满足还可以教书育人，在学术殿堂中著书立说乃至开山立派。然而，古代读书人的途径很窄。你去经商，官府对你征收繁重的税赋，将你视为不稳定的低等阶层，老百姓则认为“无商不奸”，把经商致富的人视为“暴发户”、“为富不仁”你去做工匠、画画卖字或者作曲唱戏，别人视你为贱民和乞丐同流，还要连累得子孙后代都拾不起头来你去教书育人做学问，可官学都是政府兴办控制的，里面品级森严，俨然一个小官场，去教私塾则要仰人鼻息，为生计奔波，很难安心做学问。于是，古代读书人可选的道路几乎只剩一条做官去!只有做官才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平台，才有可能让理想化为现实。
有人说，我不当官，我去做和尚道士，或者归隐山林，总可以吧？且不说大多数的人达不到出家或者归隐的境界，就算达到了你也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官府的人承认你的身份，给你发个度牒，不然的话你就是“野和尚”“游方道士ot一个是解决吃穿用度的物质基础问题。晋末的陶渊明是读书人归隐的先驱、千年闻名的隐士，可除了最初的三四年光阴，陶渊明归隐的大部分时间生活窘迫，最终在饥寒贫病中死去。没有“阡陌纵横”的经济基础，世外桃源只能是个传说。在古代，出家和归隐更多的是读书人自我炒作、自抬身价求官的终南捷径。
所以，古代读书人如果不想蹉跎一生、无所作为，就必须去做官。士（读书人）和仕（做官）合二为一。儒家宗师孔老夫子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三日见不到君主就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亚圣孟子更是大呼帮助君主治乱平天下“舍我其谁”。孟子进一步说明“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也。”（《孟子滕文公下》）比两位圣人晚些时候的苏秦刻苦学习，留下了“刺股读书”的典故，应该说学识渊博、能力出众，但长期没有官做，生活穷困潦倒，“赢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连父母兄嫂都不理他，真可谓是孟子所说的无地流民、亡国诸侯。待到游说诸侯成功，苏秦身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父母张乐设饮提前走了三十里地迎接儿子。嫂子更是在地长跪不起。苏秦问嫂子“大嫂，你为什么前倨后卑，态度反差这么大?”嫂子回答“因为小叔子现在做了相国，地位尊贵，有万贯钱财啊。”苏秦不禁感叹“读书人贫困的时候，父母不把你当儿子看发达了以后亲戚都来巴结你。人生在世，权势地位的力量真是强大啊!”有没有做相国，并没有影响苏秦的学问才能，但决定了苏秦的生活境遇，决定了他能否实现心中的抱负。秦汉以来，做官更是成为衡量读书人贵贱荣辱和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成为他人对待读书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读书人全往仕途上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官呢？
最初的官位是世袭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垄断官职。平民子弟想要跻身官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建立骄人的功绩。西汉之后，征辟制兴起，成为世袭制的补充。朝廷可以征召地方贤才，官员可以荐举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为官场选取了部分德才出众的官吏。但这样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标准操于权贵之手，得官的人数也很少，对改变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帮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代替，人才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九个级别，分别授予官职。权贵家庭把持评定，相互攀附，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形成了变相世袭的门阀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径依然窄小，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权力垄断官位分配、导致大批身体羸弱、不识五谷、畏马如虎的世族子弟20岁就能登殿人阁，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众，年过三十也仅可补为刀笔小吏，从底层做起。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政治体制本身的新陈代谢。
在这样的背景下，隋唐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开放了政权，摒弃了种族、出身、地域、年龄、财富等外在因素，只考量个人学识，允许所有人自由竞争。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候子弟，通不过考试也只能做一辈子平民百姓。这就排除了权力因素的干扰，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理论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同时，考试剔除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和碌碌无为的庸才，能为政治体制补充高质量的官吏。这对政治体制的高效运转和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所以，科举制设计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则和择才而用的做法、相对之前各项入仕制度有着巨大进步。
从诞生到1905年的一千三百年间，科举制在中国雷打不动。皇帝可以换，王朝可以变，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在变，但开科取士的做法几乎没有变过。可见科举有它存在的理由。它以开放的姿态，高举公平公正的旗帜，给予所有人士仕的希望。希望在，梦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愿困守其中，支持这项制度,
然而，科举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最终将自己逼上了死亡的悬崖。（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了，但公平公正、择才而用的考试用人制度并未废除。）
首先，科举制在历史长河中所附着的越来越多的技术性规定，侵蚀了择才而用的制度内核，日渐偏离选贤用能的初衷。每一项制度设计的理念总需要具体的规章细则去落实，总需要配合时局、人事等各方面的变动而调。这便产生了种种技术性的规定。这些后生的技术性规定会逐渐摆脱人们的控制，沿着自身的逻辑独立发展下去。几百年后，人们回头看看某项制度，总会发现它和最初的设计并不吻合。具体到科举上，它后来发展出的众多规定中最受人诉病的，对它伤害最深的就是“八股取士”。
早期的科举，考试文章允许自由发挥，并没有固定要求。这就使得评判考生文章优劣的难度增大。考生的观点、行文习惯以及文章体例不同，考官们的标准也不同，总达不到人人满意的效果。总的来说，文辞华丽、行文流畅又有家学积淀的文章比较受欢迎。这种百家争鸣、没有统一标准的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得到了逆转。朱元璋是从社会最底层打拼上来的草根皇帝，讲究实用且带有较浓厚的平等思想。据说他主持科举考试和听取大臣汇报的时候、总觉得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写的文章华而不实、言之无物，堆砌的文辞和密集的典故让他抓不住重点。于是朱元璋萌发了统一文章体例格式的念头。也有说法是之前的科举考试有利于权贵人家的子弟出头 （他们往往熟悉政治话语、家学基础良好）而不利于文笔朴素、不事雕琢的贫寒人家子弟，朱元璋从平等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大家必须写同样规格、同样内容的文章，尽可能地去除家庭环境对考生的影响。朱元璋规定的标淮文章就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比如，文章的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选取其中的句子或者段落为题。考生们也必须根据四书五经的精神作答。朱元璋原来想冒认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为祖先 （他自己的祖先拿不出手），大臣们赶紧劝谏，说朱熹的年代离得太近了，不适宜当王朝的祖先。认祖不行，朱元璋就捧出朱熹对四书五经的解释来，作为全国读书人学习和考试的教科书。朱熹那些并不成熟或者零散的只言片语，摇身一变成了金科玉律。举子们只能运用朱熹之说，联系题义阐述道理。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怎么写，用什么句式，哪一句话亮出观点，哪一句话是引用都有规定。文章的主要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要各写两段，因此得名八股文。这八个段落的句法、字数都是有限制的，每一股的内容必须要有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的对比。如此一来，考官的工作量大为降低，一眼就把卷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如此千篇一律的应试文章能反映出考生的真才实学吗？
朱元璋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高度规范的文章要求遇到现实趋利的中国人就变了样。八股文很快堕落为死板、保守的牢笼。读书人聚精会神地研究八股文的格式、句法，将四书五经和朱熹文章从头背到尾，什么秦歌汉赋、什么唐诗宋词都抛之脑后，更毋论民心国情了。每次考试结束，高中者的文章便被收集汇编起来出版售卖。读书人奉之如宝，逐字逐句研究。因为四书五经中可用来出试题的句段有限，有钱人就在考试前聘请八股高手押题，写文章，然后给子弟们开“辅导班”、“加强班”，让他们专门背诵这些押题文章应考，竟然屡屡有得手考中的。
清朝名人王士禛说过一则沉重的笑话。有个后辈书生在读《史记》，本乡一位前辈进士过来问他“你在读什么书?”书生说“《史记》。”进士问“谁写的？”书生回答“司马迁。”“司马迁是哪年的进士啊?”“司马迁是西汉太史令，没有功名。”进士不悦，说“原来没有功名啊，那我拿他的书来看看。”他拿过《史记》翻了几页，扔在一旁说“此书于科举无益，看它做什么?”由此可想而知，八股取士选择的大多是死背少数几本书，只会写八股文的书呆子。明清笔记留下了许多又呆又木，生活了无情趣，更无动手办事能力的八股高手的形象。朱元璋争取平等和提拔实干人才的本意算是彻底落空了，
徐大椿的《道情》对八股高手有形象的描述“读书人，最不济。读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039039，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骗得富贵，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顾炎武曾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焚书坑儒活埋的只有数百人，而八股取士禁锢的是数百年读书人的智商和精神。
八股文发展到后来，连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光绪皇帝有一次亲阅进士考卷，发现大多数考卷雷同，毫无用处，不禁感叹说 ot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清稗类钞》）。
除了八股文外，还有其他技术性规定与择才而用的本意背道而驰。比如清朝中后期规定科举文章的字数以700字为限，不能超过； 又比如科举考试阅卷的时候偏爱卷面整洁、笔迹工整的卷子，带动读书人花大力气去练习楷书和行文布局。清朝中后期历届高中者无不写一手工整规矩的楷书。尤其不应该的是，道光朝后对文字笔画吹毛求疵，一竖没写直、弯钩没提好等细枝末节都能成为落榜的理由。至此，考试沦落为书法游戏，与考生的思想见解无关了。
除技术性规定外，权力因素逐渐攻占了科举的方方面面，也逐渐理葬了公正、公平原则。
科举兴起，权力因素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外，但在实践中始终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渗透进来。考虑到科举关系着国家权力要交给何人掌握，关系着王朝的长治久安，历朝历代都将科举制度视为天下政务的“根本”，领导重视、制度严密、奖惩鲜明。科场舞弊却屡治不绝，从未断过。《清稗类钞》的讼狱类开头就是大量的科场舞弊案子，犯案者夺名杀头、抄家、全家罚作奴仆，可犯案者依旧前赴后继。科举的成功是维系和扩大权力的正途，是获取衍生权力和收益的，值得一代代人以身试法、以命相博。
明清科举彻底被权力因素攻陷。《清稗类钞》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科举的实际情况每年五六月间，是确定正副考官、同考官的时候。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开了锅，有权有势者开始准备，晋谒或贿赂已经及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考生入场的时候，正副考官自己中意要录取的门生亲友，监考官员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再加上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如麻如粟、占去了大部分的名额。考官们与其说是在阅卷，不如说是在权衡各方关系。关系户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考官们必须应复推敲、比真正按照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加辛苦。他们先按照打招呼的人的官爵高低来录取嘱托的关系户，如果官爵一样高，那就先录取升官潜力大、党羽多的人嘱托的关系户其次是按照贿赂的多少来录取关系户，如果考生给的钱一样多，那就兼顾一下名声的高低、答卷的优劣。最后的录取名单，在写上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之后就没有几个名额了，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孤寒考生，列名其上，以塞人口。顺天府的科举，因为地处京师，弊端最深。顺天府科举的正副考官和同考官们，一般是京城里的高官显贵，不用皇帝公布名单人们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有能力者早早地就有针对地做这些人的工作，“辇金载宝，辐辏都下”,“按图而索”,“万不失一”。
最后，《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承认“铨政（指科举取士）纵极清平，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这里的“人情”指的是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关系网络、泛化的权力关系。人情比赤棵裸的贿赂厉害，考官未必会收贿赂，但他无论怎么样都摆脱不了泛权力的网络——事实上，很多关系户并没有向考官行贿。高官子弟往往不需要向考官行贿就能在考试中受到照顾。而一些富商子弟，即便是送了钱，也不一定能金榜题名。为什么？因为考官也是官，处于权力网络之中，受到种种关系的制约，也需要维系和扩大权力关系，提高地位，“虽未必尽纳财贿，而欲结权贵树党援之心则同”。“人情”不能免，也就意味着权力因素始终影响着科举选官，扼住了官场准入的咽喉。在仕途门口，贫寒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们又一次成了弱势群体。
科举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助长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只知有举业功名，不知有天下和百姓只知有官爵品级，不知有人格和善恶。进而连累全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官本位”思想，功名恶化为评判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腐蚀了社会的道德良知。一部《儒林外史》汇集了许多活生生的例子，书中满是触目惊心的话 “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甲科出身。”“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荣宗耀祖，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先秦时代的读书人就有很功利的思想，将学问和能力作为追求富贵的工具，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只要它没有充斥于整个脑袋，没有成为言行的主导就行。政府也很早就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士人。只是，科举制强化了这种做法，放大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它把科举入仕捧为官场正途，视其他途径都是异途，给予有功名的读书人极大的实利和虚名，让社会错误地在“荣华富贵”、“利举功名”和“读书应试”三者之间画上等号。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就是宣传这一思想的急先锋。他写了一首流传甚广、宜传效果很不错的《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递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有了皇帝的提倡，有了金钱车马、良田美眷的现实诱惑，读书人便一头扎进“学而优则仕”的追求中去了。
清代畅销书《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通过一个读书人之口讲述了时人对科举事业（举业） 的态度“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039039，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明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 （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这位读书人几乎把史上所有的读书人与官场的关系都用“举业”二字串起来，什么选拔标准在他看来都是“举业”，读书人适应不断变化的标准只为求得一官半职,仿佛做官就是读书人的使命。话虽然直白，倒也坦诚，把明清社会的逐利之心、读书人的求禄之举暴露无遗。
在这部畅销书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人物，叫做周进。他的身上聚结着科举所有的弊端，展现了明清科举已经堕落到了怎样荒诞的地步：
山东汶上县的穷书生周进60多岁了，考了几十年，连个秀才他都没有考上，依然是个老童生。科场失意的他非但没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社会的鄙视和士人阶层的唾弃。周进先是在县城里做了三年教书匠，因为学生考中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便沦落到郊区的观音庵，靠开私塾糊口。本地的秀才梅玖、举人王进经常嘲弄周进，到私塾里大吃大喝，对他吆三喝四。周进连私塾都教不下去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当账房。一天，他进省城参观贡院。触目可及都是考试用的号房，周进人到暮年却连坐号房应考的资格都没有混上。大半生追求功名富贵却满腹心酸；饱受他人侮辱欺凌却无处倾泻。周进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向号房撞去，直僵僵地倒地，不省人事。那伙商人救他醒来后，周进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几位商人得知周进的苦楚后答应每人友情赞助几十两银子，给他捐一个秀才的资格，让他也过一过进贡院考试的瘾。周进忙趴在地上冲着众人磕头，说：“若得如此，你们便是我的再生父母，周进就是变驴做马也要报答各位！”
商人们原本只是让周进过把瘾就走，不想周进这个几十年的“后进生”，突然在当年的乡试中爆发了，高中举人，之后又马不停蹄在会试殿试中高奏凯歌，中了进士，做了翰林。至此，周讲算是鲤鱼跃龙门，跻身上流社会。整个社会也立刻变得对他笑脸相迎。欺负过他的秀才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辞退他的东家，供奉起了他的“长生禄位”、就连周进随手在私塾中写的一副对联也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梅玖前后判若两人。这是否能说明科举取士标准的随意、不靠谱呢？
后来，周进外放做了广东学政，老书生掌管了一省读书人的功名富贵。乡试中，有个考生提前交卷。周进拿起卷子一看，不知道满纸写了些什么，觉得全是荒谬无聊、空洞无物的废话。他叫住交卷者打量起来，只见是一位五十多岁、衣衫襟楼、双目无神的老秀才，名叫范进。周进一问，得知范进考了三十多年始终没有中举，家里穷得叮当响，受尽了亲友乡邻的冷遇羞辱。周进不禁叹了口气，重新拿起范进的卷子看第二遍，突然觉得文章言之有物、条理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为了确认，周进第三遍读范进的卷子，读完叹息道 ot这样的文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他不仅录取范进为举人，还感叹“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杀了多少英才!”可周进自己何尝不是那“糊涂试官”，能把一篇文章读出前后天差地别的评价来。最大的可能是，周进在范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早些年的穷酸落魄相，他录取的不是范进，而是自己的影子。此事更可印证八股取士没有恒定的标淮，几同儿戏。
“以名取人ot，就是科举儿戏之一。看文章既考验能力又考验精力，远不如看名字定名次来得方便。唐后期郑薰任主考官，取颜标为状元。因为他觉得颜标与名臣颜真卿同宗，如此推断，此人定是差不了。后来一问，颜标与颜真卿压根就没关系。人们称郑薰这种头脑迂腐、目光短浅的人为“冬烘先生”。浙江临海曾出过明朝状元秦明雷。他本不是初拟的状元人选，但喜欢道教、擅长求雨等法术的嘉靖皇帝一看“鸣雷”二字，感到特别合自己的喜好，当即将其定为状元。同样，清末的谭延闿因与“乱臣”谭嗣同同姓同乡，朱汝珍因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同乡，与朱明皇帝同姓，所以二人都与状元之名位失之交臂。状元刘春霖因为名字吉利，又来自“肃宁”县，迎合了慈禧的心意，而被提为状元。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状元，也是因为字“宋瑞”太喜庆了，被拔为状元的。
上述种种问题不能不让科举饱受诉病。但探本究源，科举的立意和出发点是无可指摘的。科举的三宗罪 （技术误人、权力舞弊和助推“官本位”思潮）并非由它的内核必然衍生而来，也绝非它的本意。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又有哪项制度能摆脱这些问题呢？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后生的技术规定不会脱离制度内核，权力始终是飘荡在任何制度头上的一道阴影。而“官本位”思潮早科举而生，科举助长错误思潮的确不应该，可它和其他制度一样，也是这股思潮的受害者。官位的追逐、权力网络的泛滥和人情世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顽疾，病因肯定不是科举制。相反，如果科举能够摆脱这些濡染，真正贯彻开放、公平、公正的理念量才而用，必能吸纳天下贤才，让寒士开颜，让世家子弟奋发。因为它毕竟是古代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挑选，试验了多种选才制度后才设计出来的成果，在看到科举流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它提高了社会流动性，选拔出来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物。许多人才并没有被科举的弊端打倒，而是走出科举的羁绊，在这套制度中获得了实现价值的平台。
利弊相抵，科举还算是一个好东西。
清朝江苏巡抚恩寿，作风粗暴，对下属要求很严。还苏省司道以下级别的官员，很多人都受过恩寿的当面斥责，甚至被指着鼻子痛骂。恩寿接见下属的时候，总是要大声喝问“你头上的顶戴是怎么来的？ot（意思是询问出身）一天，有一个叫陈季生的下属去拜见恩寿，恩寿一开口也是这么大喝。陈季生胆子小，见到巡抚大人早就吓呆了，现在见巡抚声色俱厉地发问，茫然不知所对，竟然汗如雨下。待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大声说“卑职的顶戴是在玄妙观的旧货摊上，花了八十文铜板买的!”这呆呆的一句话，反而惹得恩寿和旁人哈哈大笑。
这是一个笑话。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官员的顶戴、乌纱，物质成本有限，但它的无形成本无法度量。说完了古代读书人对官场的追捧，我们就来看看古代官员是如何进入仕途的，需要花费怎样的高额成本。
首先，我们仅仅从程序上来看古代人是如何进入官场的。
隋唐以后，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一个人只要通过了考试，一般都能获得官员身份。
科举取士大规模兴举起于唐朝。唐朝的科举考试由礼部负责，朝廷允许天下读书人自由报考，州县地方官员不得阻拦。相对于之后的层层考试选拔，唐代科举只考一次，最简单，最直接，似乎读书人进入官场程序的成本也最低。但是，唐朝的科举考试与后世不同的一点是，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做官的资格，并不能成为正式的官员。要成为正式的官员，进士们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官员录用考试。官员录用考试并不是看一个人的学问高低、文章好坏，而主要是四个标准，分别是身、言、书、判。“身”指的是长相一表人才，“言”指的是能说一口官话，能端官员的架子，“书”指的是能写一手好字，“判”指的是一个人能写一篇好的判词，在公文写作方面有特长。只有这四项合格了，才能上报皇帝批准，再由吏部授予他正式的官职。通过官员录用考试，唐朝称之为“中式”。一个人只有既通过科举又中式，才能够迈入官场的大门。
由于唐朝科举考试处于草创阶段，规章制度并不像后世那么严格。比如唐朝科举考试之初是不糊名的，试卷上写有考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内容。考官在判卷的时候，并不仅仅看考生答卷质量的高低，也要参考考生平时的文章、名声，甚至要看这个人的家庭出身，主观因素很大。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开始要求试卷糊名。但是吏部的录用考试，则要进士去面试，申报自己的出身、家世，包括爷爷、爸爸的身份以及有无官职等内容。这样，负责官员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读书人在唐朝参加科举和官员录用考试，不仅要凭真才实学，还要到处拉名人和达官显贵推荐自己。考生们纷纷奔走于公卿豪门，向他们投递自己的代表作，称为“投卷ot。投卷在唐朝是公开允许的，考生向礼部投的叫官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如果觉得这个考生真有才华，往往会对其极力称赞，大为荐举。
比如，著名诗人白居易到长安应试的时候，就向前辈诗人顾况投递了自己写的《离离原上草》一诗，受到后者的极力称赞。据说，唐玄宗初期的状元王维是投卷成功的另一个例子。王维未满20岁就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文章闻名一时。当时，太平公主在长安势力很大，已经暗示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录取某某人为头名。王维晚到了一步，就向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隆范求情。李隆范有意拾举王维，就带了他去见了太平公主。王维年轻英俊、风姿优美，站在太平公主面前，太平公主惊为天人，问岐王ot这是什么人啊？”岐王回答说：“知音者也。”太平公主就让王维演奏长安城流行的曲子，王维一曲下来，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太平公主大为惊奇，岐王李隆范趁机说“这个小后生不但音律精通，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是独步天下，没有人能出其右。”太平公主更高兴了，就问王维“你带了写的文章没?”王维赶紧把怀中早已准备好的诗卷呈给太平公主。公主读完，惊叹道“这些文章都是你写的吗？我们常说古人的佳作，原来都是你的作品啊！”于是，太平公主让王维更衣，引为贵宾，让其坐在自己的旁边。之后太平公主又把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叫到家里来，授意他一定要录取王维为新的状元。于是王维少年及第，一举摘取了科举头名。
当然，像白居易、王维这样投卷一次就大获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唐朝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为了能做官，不得不低三下四，到处去求人，到处去投递自己的文稿，希望得到赏识和荐举。长安城中,“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旧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039039。如是者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039039。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039039。”（《文献通考选举二》）可称得上是斯文扫地。
在这么多失败的读书人中，最典型的可能要属中唐大文学家韩愈。韩愈出身于无名无分的布衣百姓家庭，虽然从小发愤学习，但历经三次挫折才考中进士，考中进士以后连续四次参加吏部录用考试都被淘汰，一度困居长安十年。他曾经自怨自叹地说，我想当个九品芝麻小官都成了奢望，想获得一亩之地的官舍都难以实现。唐朝为像韩愈这样虽然考中进士，但是在吏部录用考试当中屡被淘汰的人准备了另外一条做官的途径，规定凡是参加三次官员录用考试都没有被录用的进士，可以进入将领和地方官员的幕府做幕僚。做幕僚满规定的年限，可以经聘用他的长官推荐，由中央授予州县地方衙门的参军、主簿、县尉等基层职务，正式获得官员资格。韩愈最后走的就是这么一条道路。他投奔了淮南节度使张建风，最后由张建风向朝廷上奏推荐了他。朝廷根据张建风的推荐，授予韩愈从九品的四门博士，也就是国子监的教员。如此一来，韩愈比正常科举中第然后通过吏部考试做官的人晚了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唐朝读书人做官虽然简便、直接，但是普通人家子弟入仕还是相当困难。整个知识界和官场弥漫着一股请托和攀附权贵的风气。等到韩愈做了大官，又成为文豪以后，他也成了读书人投卷的对象。有一次，有一个考中进士的读书人来找韩愈，希望韩愈推荐自己。韩愈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住在长安城里的某个寺庙里，表示自己清贫廉洁，然后在某天早晨出门游玩。这名进士一一照办。到了那一天，韩愈叫上朝廷的另外一位侍郎，一起到庙里去拜访这名进士。此人已经遵照韩愈的嘱托出了门，韩愈和那名侍郎大人当然就扑了个空。于是韩愈提笔在庙门上大书“侍郎韩愈、侍郎某某，至此访某某进士不遇。”由于这座庙在长安的繁华之地，人来人往，这条标语很快就传遍了整座京城。连两位朝廷高官、当代文豪亲自造访都找不到的进士，自然是名声大握，身价陡增。很快，他在吏部的录用考试当中高中榜首。
唐朝的科举考试也好，吏部录用考试也好，主观性因素实在是太多。整个过程看上去很严密，但实际上是一个花架子。到了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和完善。比如认真执行了武则天时期就实行的糊名制度，在试卷上不准出现考生的任何个人信息。同时建立了誊录制度，考生用墨笔作答的考试原卷被称为墨卷，为了防止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或者考生和考官串通后在考卷上留下特定的记号，有专门人员将糊名后的墨卷编号，交给抄写人员用红笔重新抄写一份答卷，新卷子叫做朱卷。朱卷抄写完毕以后，又有专门的校对人员将墨卷，和朱卷进行校对，确认无误后分别封存。墨卷存入档案，朱卷交给考官审阅。主考官们选定高质量的朱卷后，再根据朱卷上的编号调出墨卷，拆开糊名的封口，查看考生的姓名、籍贯等，这个过程要当众开封、当众填写姓名，当众放榜公布。为了防止这一过程再有纰漏，放榜后，各地的试卷还要调礼部复查，称为磨勘。
宋朝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由皇帝在考试之前临时任命的。宋太宗任命翰林学士苏易简负责当年的科举考试。苏易简接受任命以后，为了避嫌，将自己关在贡院里不肯回家，也谢绝与外人往来，以示清白、廉洁、公正。从此，考官接到任命后，都要被锁在贡院里面，称为锁院制。这项制度也成为一项惯例。
唐朝由吏部主持的官员录用考试，在宋朝也被取消了。读书人只要通过科举获得进士身份，也就等同于获得了官职。
宋朝对科举考试的一系列规范和严格要求，大大限制了官僚特权，从效果上来看，基本扭转了唐朝读书人投卷行贿、依附权贵的恶行，这就保证了有才干的平民子弟进入仕途。在宋高宗绍兴十八年 （1148年）中举的330名进士当中姓赵的皇室宗亲有25人，城市出身但未必都是官僚子弟的进士有30人，其余将近300人都是从农村乡间来的普通地主子弟或者干脆就是农民子弟。这就大大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开放和公正。宋朝的读书人只要有意当官、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基本上都能够做官。
明清时期是中国科举制度高度完善的时期，程序完备、制度森严，在社会上影响深广。现代人讲科举一般以明清科举制度为对象。我们来看看明清时期一个读书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完科举程序的。
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统一称为童生。童生要想获得功名就得“入学”，参加由政府组织的“童试”。童试每年考一次，因此也被称为“岁试ot。童试先由县里组织，主要考一个读书人的文字水平，以及他对四书五经的熟悉程度，难度比较小。县试合格的童生要依次参加更高级的府试（府级）和院试（省级），三试合格才算通过童试。通过童试的人能够获得最初级的功名，被称作生员，俗称秀才，是功名的。获得秀才功名以后，读书人就从百姓阶层跃升到士大夫阶层。凡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遇官不拜，遇到诉讼或者刑事案件的时候，官府不能逮捕秀才，而只能传唤他到庭应诉。如果有功名的读书人的确涉及违法乱纪，地方政府要向本省学政申请，剥夺该读书人的功名后才能对他进行审讯并进入司法程序。所以秀才也可算是一个人“鲤鱼跃龙门”的第一步，秀才又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称为原生，有一定的名额，入学以后由政府发给一定的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的名额；童试成绩一般以及新“入学”的读书人被称为附生。
县里的秀才为了能参加省里的考试，要接受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考核。成绩优良的秀才才有资格去省里参加更高级的考试。这级考试被称为“科试”或者“科考”。科试每三年举行一次。
省级的考试在省会举行，称为“乡试”，也是每三年一次，和科试期限相同。乡试又称为“大比”，由于在秋季举行，俗称“秋闱”。乡试考核的内容比童试要严格，除了考核写作水平以外，还要考核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乡试要考三场，每场考两天，对人的体力要求很高。考中乡试的秀才被称为举人，头名举人被称为解元。历史上最著名的解元可能就是明朝的唐伯虎了。唐伯虎当初考中了江苏省的解元。举人是科举功名的第二个等级，获得了举人资格以后，读书人就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可以参加官府举办的官员挑选。
从录取比例上看，乡试是竞争最激烈的一级考试，清朝规定了各省乡试的录取比例。大省的录取比例大约为801，小省的大约是501。这就导致竞争激烈省份的读书人“移民”到西北、西南等竞争相对平和的省份参加考试。合法的手段是“寄籍”（改变籍贯），不合法的手段是“冒籍”（冒充籍贯）。有资料显示，清代江浙一带考中进士的比例为201，于是许多江浙富家子弟纷纷移民顺天。康熙十六年 （1677年），顺天考中进士36人，70为寄籍或冒籍，纯北京土著考中的才11人。被发现是冒籍的考生要接受严惩，剥夺功名，禁止参加考试。清末状元张謇曾冒籍参加考试，后来被人敲竹杠骚扰，不胜其烦。更有冒籍者事后案发，名利全无。
乡试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一般是农历三月，由礼部在首都举行“会试”。会试又称为“礼闱”，或者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人是各省举人。会试考的内容除了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和一个人的写作水平外，还涉及政策研究的内容，要求考生了解朝野关注的政策、时事，根据儒家经典提出相应的对策。通过会试的举人一般称为贡士，贡士的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就相当于候补进士了。
会试的录取也不是全看学问和才识。软的标准，比如运气，比如以名取士等就不说了，单说硬的定额制。据说如果所有考卷统一评判，势必造成文教基础落后的地区中榜者少，江浙等文教大省垄断金榜。皇帝都很“讲政治”、“顾大局”，从巩固统治的角度，明确了各地的进士名额。明朝洪武初期，进士多是南方人，引起北方各省不满。朱元璋疑心有黑幕，怕掀起血雨腥风，就压迫南方读书人，多录取北方人。从明仁宗开始，将全国划分为南、北、中三大区，规定每科在每区的录取总额。
清朝沿用定额制，以各省土地多少、人才多寡确定额度。因此、假定某试浙江省名额为30人，结果发现初拟录取的贡士中有40名浙江人，那么，很不幸，后10人将直接被刷下，替补上没有录满名额的省份的读书人。
再高一级的考试是“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试，一般在会试的第二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举行。殿试一般在皇宫内举行。清初殿试在紫禁城的正殿太和殿，后移至保和殿。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很现实的政策。
参加殿试的贡士不被淘汰，所有人都能中进士。皇帝亲自将殿试的贡士分为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一般只有三个人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如果一个人在乡试、会试、殿试当中全都考中了第一名，也就是连得解元、会元、状元三个荣誉，他就可以被称为“连中三元”。在古代，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连中三元的情况极少。从隋唐时期一直到清朝末年，连中三元的读书人据说只有十个左右。
第二甲一般录取几十个进士，他们被赐进士出身，第二甲的第一名俗称传胪。没有进入第一甲和第二甲的贡士，全都被归为第三甲进士，他们被赐同进士出身。
至此，考试还没有结束。为了真正获得官职，读书人还要参加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六轮的考试。除了第一甲三人之外的其他进士在清朝还要参加“朝考ot。朝考本是清朝初期皇帝为了防止科举考试作弊，对所有已经被录取的进士再次进行考核。后来逐渐成为惯例。朝考内容多有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论、疏，主要是考一个人的政策研究能力和公文书写能力另一方面是考一个人的诗文，也就是文学、书法和文艺水平。朝考优秀的人可以进入翰林院，被称为庶吉士。其余进士则直接进入官场，被分别授予主事、知县等职务 （后期多为候补官），其中成绩最差的则被分配到地方各省任县丞等辅官。
一个读书人经过从童试、科试、乡试、会试、殿试到朝考的六轮考试，如果每一轮都顺利过关，就算是正式端上了铁饭碗、跻身于官僚阶层了。
至于那些在之前各轮考试中被淘汰的读书人，他们也有一定的进入官场的机会。一个人只要获得了举人功名，如果在会试中屡试不第，就可以直接到吏部注册，申请获得地方官职。朝廷每次分配给举人的职位很少，大概是40到100个左右。直接去吏部申请官职的举人要参加一轮考试，称为“大挑”或者“拣选”。考试内容跟一个人的文字水平或者政治能力无关，主要是看一个人的面貌，即此人长得有没有官相，有没有官员的架子，有没有官员的气场。一般情况是，如果一个人脸长得方方正正、身材修长、行止端庄稳重，即可通过“大挑”，直接获得低级官职。优等生授以知县试用，次者授以地方教职候补。在清朝，考中举人的读书人能进入官场的比例大约为一半，另一半人终生做乡绅、老于乡间。（《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
在没有考中举人的秀才当中，也有一定比例的秀才可以进入官场。明清时期，官府会挑选秀才当中成绩或表现优异的人进入京城的国子监读书。国子监的学生被称为“监生”，也被称为“贡生”。贡生的意思是把人才贡献给皇帝，相当于举人的副榜。在实际操作中，各个地方通常过个两三年就推荐一批资格老、年纪大的秀才到国子监读书，称为岁贡。因为贡生一般都是按照资历和年龄，依次升入国子监读书，所以民间又将贡生称为“挨贡”。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就是“挨贡”出身。他由于考中秀才后长期考不中举人，后来凭着年纪长，排队挨上了贡生。地方上推荐的监生也好，贡生也好，其实并不需要真到首都国子监认真读书，秀才们更多的是争一个身份。因为贡生在理论上也可以当官，比如蒲松龄就得了一个“儒学训导”的虚衔。儒学训导是什么官职呢？科举时代的官办学校分好几级，最高级的称为国子监，地方上有府学、县学。蒲松龄的儒学训导就是县里官办学校的副长官。不管怎么说，蒲松龄考了几十年的科举，总算是在年老的时候混得了一官半职。
挤入官场的举人、秀才虽然功名逊色于进士，但日后的发展不一定逊色于进士。在实践当中，一个人的机遇和能力很重要。清朝初期的朝廷重臣、曾经担任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的于成龙就出身秀才。他是明朝末期崇祯年间的秀才，由于清朝初期地方官吏人员紧缺，朝廷在明朝的秀才当中挑选了一批人出任地方官职。其中，于成龙就在44岁那一年被选往广西担任了一个知县。于成龙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任劳任怨，表现出众，从一个只有秀才功名的知县照样做到了封疆大吏。
通过进士、举人和贡生资格进入仕途的，在科举时代都被称为正途。出身正途的官员在仕途上有优势。非正途官员，不能担任翰林院、都察院、给事中、詹事府等清要官职，不能担任吏部、礼都的肥缺。可以说，读书和功名是极重的仕途资本。但一个读书人要按照一定的年限要求，要通过以上的六层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很多读书人考了一辈子，都没有完成这六个程序。历朝历代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晚唐时期，读书人曹松一辈子热衷于当官，遗憾的是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及第。唐昭宗天复元年 （901年），曹松71岁高龄还参加科举。朝廷念其年老，特地“放水”让他进士及第。当年和曹松一起上榜的，还有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社会上戏称这一榜为“五老榜”。曹松中进士时已经是须发雪白、满面萧然，风烛残年了。这祥的老人虽然有了做官的资格，也仅仅被授予校书郎等虚职，两年以后曹松就病逝了。
宋神宗元丰年间，也有一个老书生，年年参加考试，年年落第。在他七旬的时候，被朝廷特别准许参加进士考试。这名老书生在考试时只提笔写了一句话“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句肉麻的拍马屁的话，竟然让宋神宗大为感慨，特意下旨赏给此人官员身份，让他食俸终身。
清朝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就更多了，其中的科场失败者也更多。广东顺德人黄章，14岁开始读书，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到40多岁的时候才通过了最初的童试，取得秀才功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参加广东省的乡试，也就是第三级的考试，当时已经99 岁了。进考场的时候，他让自己的曾孙子提着写有“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的灯笼，引导入场，轰动一时。在当年，黄章没有考中举人，而考中的举人当中年纪最小的是广州潮州的考生吴日炎，只有14岁。道光五年 （1825年）广东又一次乡试，当年年纪最大的考生是广州府三水县的考生陆云从，已经102岁了，再一次刷新了参加乡试的年龄纪录。朝廷闻讯后，道光皇帝钦赐陆云从举人身份。第二年，陆云从兴高采烈地赶到北京参加会试，轰动京城，人们纷纷前往观看103岁的举人考生。道光帝认为此举是天下吉祥的象征，认为陆云从是“人瑞ot、特别恩准陆云从可以免考，赐予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职。
以上说的是科举考试程序漫长。其次，科举考试对一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要求也很高。
清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一个普通私塾老师的工资一个月大约为四五两银子，一年则有五六十两。虽然科举考试规定，一个人考中秀才后就可以进入县学、府学等公家学堂读书，但在实践当中，县学、府学等公家学堂并没有成为教育当地读书人的学校，而成为了科举管理的衙门。所以读书人还得自己请老师教学。假设一个读书人10岁入学，到25岁考中举人，这15年间他都得自掏腰包请老师教书，若每年的教师工资为50两白银，则他15年要付出750两白银的教师工资。此外，我们假设他每年的笔墨书本以及参加童试、科试、乡试等各级考试的盘缠和考试费用平均下来10两，这15年就是150两。两项相加，就是900两白银。考中举人以后，读书人一般就可以自学，不需要再聘请老师了（客观上也没有老师敢教举人）。再假设此人参加三次会试才获得进士功名，则他还需要9年时间。在这9年时间中，假设他每年在学习和考试上的成本为10两，这又是100两白银的开支。至此，一个人从10岁人学到34岁考中进士，一共花费1000两白银的成本，这还不包括和师友交际、考中各级功名后的赏赐和庆祝的费用，更排除了他在科举考试当中的磕磕绊绊和挫折。事实上，一个读书人能花24年就通过六级考试、获得官职已经是非常顺利了。
1000两银子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非常沉重的负担，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出生于东南沿海的富裕之地福州。他父亲是一位中医，家境尚可。但在严复12岁的时候，父亲不幸逝世，这个普通人家就承担不起严复参加科举考试的成本了。已经读了好几年私塾的严复不得不放弃科举当官的梦想，进入了福州船政学堂。当时社会上仍然将利举考试视为一个人成材的正途，而把船政学堂里面那些西方知识称为奇技淫巧ot，只有承担不起科举成本的家庭才将孩子送入西式学堂。
鉴于科举考试昂贵的成本和漫长的时间要求，很多人对科场望而却步。但是他们又想当官，怎么办呢？好在每朝每代都有卖官的口子开在那里。清朝中后期，卖官的规模越来越大，卖出的官帽越来越多，卖官的价格则直线下降。一个百姓可以买到的最高官衔是道台，嘉庆年间道台的价格需要18000两左右，到光绪十年（1884年）就已经降至9400多两，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更是降至4700多两。而一个县令的售价则降到了100两以下，已经远远低于读书人通过正常的科举程序获得县令的成本了。于是，富裕家庭，甚至是一般的人家，都愿意掏出这笔钱直接获得官职。相比科举，这是更直接、更保险、更稳妥的做法。
《清稗类钞》就记载：“捐纳，到同治光绪年间，流品益杂。早晨交钱，晚上就换上了顶戴花翎，根本不管买官者是贩夫走卒还是富家小厮。小康人家的子弟，不读诗书，只想着积累资金捐职，作为将来吃饭谋食的工具，美其名曰‘讨饭碗”。至于富商巨室家财万贯的人家，即便是襁褓中的乳臭小儿，都有红顶翠翎，家长给捐了候补道台，又给加捐了二品顶戴花翎（省长、部长级别）。”
科举考试的漫长过程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外在的考验。读书和科举本身的苦则是内在的考验，尤其考验一个人的毅力、能力乃至体力。
白居易曾经述说自己读书的辛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二十年来日夜读书不得休息，头昏脑涨、未老先衰，凡是苦读过的人都知道这种疲劳过度，乃至悬梁刺股的艰辛。
对于科举考试的苦，北宋的苏洵曾经回忆自己应考的辛苦。“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苏洵用了“寒心”二字，让后来者读来寒心。而把科举考试描述得最悲惨也最详细直接的莫过于明朝末年江西人艾南英的文章。他说：
“考试一般都喜欢选在秋冬季节或者是初春的时候举行。当时正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考试都是在凌晨入场，到了考试那一天的时候，虽然地上还结着冰，瓦上还挂着霜，天寒地冻，甚至寒风刺骨，参加考试的考生们都得早早地准备好，在考场门口等着。开始入场的时候，考生们看到负责的官员穿大红颜色的官袍，坐在堂上。厅堂里灯烛辉煌，官员们围着火炉烤着火，而各个考生不得不脱掉衣服、鞋子、袜子，接受兵丁的检查。所有考生都得左手拿着笔砚，右手拿着脱下来的衣服，几乎是赤身裸体地站在庭院里等候接受检查。如果运气好，负责的人先喊到你的名字，你就可以先接受检查，少挨一会儿冻。如果运气不好，最后才叫到你的名字，你站在露天中挨冻一两个时辰都是有可能的。检查的时候，两名兵士负责一个考生。上至考生的头发，下至考生的脚指头，兵丁都会一检查过去，不会有任何遗漏。就算一个人再身强体壮在秋冬季节这样裸露在外面、走完整个程序也会牙齿打战、浑身发抖，腰以下部位几乎冻得没有感觉了。”
“有时候，童试或者科试会遇到烈日炎炎的酷暑。省里的学政和州县负责的官员们，一般都穿着轻便的衣服坐在树荫底下纳凉，喝着茶旁边还有人给他们扇扇子。而应考的考生们则排着整齐的队，挤在庭院里，既不能够带扇子，又要穿戴齐，坐在考场上答卷。因为应考的人很多，而考场是固定的，常常是几百个人挤在一间酷热的房子里，一起挥汗如雨地答着卷。整个房间弥漫着汗臭味、腥味。为了照顾考生，考场也准备了饮用水，也有专门的负责倒水的差役，但是没有一个考生敢去饮水。因为一旦有人离座去饮水，考官就要在他的考卷上做上记号，怀疑他有作弊情形。那样的话，考生即便是答得再好、字写得再工整也要降一等录用。所以，所有的考生宁愿忍饥挨饿，冒着酷暑，也要正儿八经地坐在那儿答卷。”
“考试正式开始。考官先公布题目，题目由一个教官在上面宜读。为了照顾一些听力视力弱的考生，题目会写在一块牌上，由专人拿着到考场四周巡视一遍。即便如此，因为一天会出好几道题目，而又不可能巡视到所有地方，总是会有人听不清题目或者是看不见题牌，但是又不敢去问旁边的考生——因为一旦和旁边的考生交头接耳，考官又会在你的试卷上做上标记。考试开始后，考场四周都有负责的兵丁，所有的考生都不能仰视，更不能四处张目，也不能伸腰打哈欠，更不能靠在桌上或者侧着身子。有以上任何情形，都会被监考官怀疑作弊。结果常常是有些考生腰酸背疼，或者憋着尿，甚至手脚都麻了也不敢动一下身子。考生们坐的席子是官府采购的，经办人员常常侵贪采购经费，买来的席子又薄又窄小，质量差。身材稍微胖一点的考生都不够坐，坐久了身体也很不舒服。一排考生坐一条长席，只要有一个人动，所有的考生都能感觉得到。考试所用的砚台，也是由官府负责采购的。同样，采购来的砚台，质量差，做工粗劣，常常磨不出墨来，有些考生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磨墨上，手都磨酸了也磨不出好墨。如果一个人非常不幸坐在了屋檐下，又偏偏遇到了下雨，他就只能用自己的衣服小心地遮住试卷，快速写完，快速交卷了事。”所以艾南英感叹，科举考试“盖受困于胥吏之不谨者又如此”。
“等到阅卷的时候，主考官和从考官每人要看几千份考卷，每个人写的文章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而考官又有自己的偏爱喜好，并没有固定的、统一的、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评卷标准（评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即使一些饱学之士也不一定能被录取。被录取的人常常要感谢上天的恩惠。”对于落第试卷，考官一般要附上批条，扼要说明淘汰的理由。批条总是笼统地写两三个字敷衍，比如“欠妥”、“欠稳”之类。有一个士子领到落第试卷，发现批条为“欠利”二字，于是题诗：“已去本洋三十圆，利钱还要欠三年。”他将批条上的“利”曲解为了“利息”，大约他为本科考试借贷了30块银元，需要还上三年的本息了。还有一个落第考生的批条只有“粗”一个字，他题道：“自怜拙作同嫪毐，一人卿房便觉粗。”大约他觉得文章粗糙与否，与阅卷考官的品位息息相关。而另一张试卷竟然贴着“猪肉一斤，鸡蛋三十枚”的批条！原来，批条都不是考官自己亲自动手贴上去的，而是命仆人代劳。仆人或者不识字，或者随手粘之，误将考官要采办的物品清单当作批条贴上去了。
“等试卷评定以后，主考官端坐堂上，地方政府相关官员站立一旁。所有的考生都要低头哈腰走到考官面前，跪地接受考官的教海，不敢发出声音。得到自己的名次，接受教诲以后，各个考生从角门出去，等回到家里以后早已是面目全非，说不出话来了。”
艾南英所说的考试还仅仅是初级考试，到了乡试、会试的时候，考场的环境更差，搜查防弊更严格。清代乡试的考场检查极严，考试之前、考试之后、场内、场外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考生夹带纸条的防范尤甚，考生进场的时候要全身进行搜查。为防止夹带，还规定考生必须要穿可以拆缝的衣服，鞋和袜必须是单层的，皮衣不能有面，毡毯不能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被褥里面不能装棉，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
从唐代开始，首都建造贡院，作为会试场所。明清两代贡院承担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的重任，位置在今北京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临近有条胡同，因赶考进士在此聚集住宿，所以出了不少“鲤鱼跳龙门”的故事，为讨彩头，人们干脆将其改名为“鲤鱼胡同”。中国最后一个科举探花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描述顺天（北京）贡院的内部情形：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跳望稽查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号舍是三面围墙，一面敞开，仅有一肩宽；左右两面围墙上下各有一道凹槽，各嵌一块活动木板，考生将下面的木板后挪，权当坐椅，将上面的木板前挪，伏在上面答卷。夜里，考生将上面凹槽中的木板移至下面，可搭成一张“硬板床”，蜷缩在上面睡觉。考试期间，考生终日禁锢其中，写作、饮食、休息都在狭小的空间内完成。号舍不仅狭小，还有光线昏暗、漏风漏雨、夏热冬寒等等特点，远比童试、科试时的席地答卷辛苦。）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瞭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考生们要蓬头垢面地参加几天几场的考试，其中的艰苦更是难以诉说——难怪人们对年过古稀还坚持奋战在考场上的举子要深表钦佩了。
南宋福建莆田人方翥，在绍兴八年（1138年）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件异事。会试要考三场，方翥在第三场考试的时候，准备交卷了，突然发现脚边有个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一张卷子，上面只写了本场考试的前三篇文章且文辞通顺。但是，方翥很不理解这个考生为什么不答完后面的题目就扔下考卷出场了。方翥自己答完了，觉得还有剩余的精力，就把捡到的这张卷子也帮他答完。答完后把自己的和他的卷子一同交了上去。此后，方翥也就忘了帮忙答卷的那个考生叫什么名字。后来方翥中了进士，在秘书省当正字。一次，他偶然想起了这件考场奇事，就和自己的几个同僚和宾客谈了。宾客当中有一个人和方翥是同年中的进士，听的时候默然无语。第二天，这名宾客穿戴整齐，非常隆重地来拜见方翥，说：“我当日考试的时候，突然身体不舒服，不能支撑，就摇摇晃晃地出去了，都不知道自己的试卷放在了什么地方。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满心绝望，谁想放榜时发现自已的名字也在榜上，恍然间还以为是跟我同名同姓的。如果不是方大人这一席话，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恩人是谁呢。”这名宾客的运气真是好，遇到了像方翥这样既热心又有能力帮他答卷的考生。多数情况下考生在答卷的时候遇到天灾人祸，以致身体不支的时候就只能自己承担了。更糟糕的是，考场就是战场，考生和考生之间的倾轧、钩心斗角，让人更是心力俱疲。
来看些极端的考场悲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福建乡试时，由于天气酷热，考生中暑生病，头场就有四个人死在考场，第二场又有三个考生还没有考完就病死在号舍中。咸丰年间某次浙江乡试，一名山阴考生突然发疯。他不答题，只在试卷上题了两首绝句，其中一首是：“黄土丛深白骨眠，凄凉情事渺秋烟。何须更作登科记，修到鸳鸯便是仙。”署名是“山阴胡细娘”。“胡细娘”回到寓所便死了。光绪十一年浙江乡试第二场即将开始的黎明，一个考生用小刀在自己的腹部猛划了十几下，被抬出了贡院。光绪壬寅科（1902年）浙江乡试，有的考生不堪忍受考场的巨大压力，直接在考场中自杀。“场中考生死者三人。一死于蛇，一以烛签自刺，一自碎其睾丸。”那得是多么巨大的苦楚和压力，才让后两位考生选择了那般痛苦的死法啊！
对于平民子弟来说，科举考试几乎是实现人生跨越，进入官场的唯一渠道。对于绝大多数希望在官场有所作为的人来说，科举考试是唯一的正途。所有人都对科举考试倾注了过分的关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向我们讲述了在科举考试结束之后发榜之前考生们的紧张和滑稽情形：
秀才入闱考试有“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点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坐在号舍答卷的时候，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走出考场的时候，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考完后，考生都盼望着结果发布，内心是草木皆惊、胡思乱想。一想到自己能高中，就仿佛顷刻间出现了海市蜃楼、荣华富贵扑面而来：一想到自己要落榜，就瞬间身体冰凉、灵魂出窍。真的是坐立难安，似乎被蜜蜂叮咬了一样。忽然，有差役快马过来传送喜报，考生们的神经一下子绷到了极限。如果没有自己的喜报，考生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就像中了毒的蝇虫，打他都没有感觉。落榜的考生，最初的时候心灰意冷，大骂考官瞎了眼睛，笔墨无灵，发誓要将案头的书本、文具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恨，还要把灰烬碎踏成泥；踩踏了还不解恨，更要将灰烬倒到阴沟里去。他们往往还发誓从此要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做一名隐者或者苦行僧。谁胆敢再和自己谈八股文，定当和他动刀子。过了几天后，落榜者的怒气渐渐平了，又对科举考试心痒痒，又开始像破卵之鸟衔木重新营巢，再次投入科举鏖战之中。每次科举发榜的时候，此情此景都一再重现，当局者痛苦欲死，旁观者看来却非常可笑。
落榜者如此反响，正是因为科举高中能带来巨大的荣耀和现实利益。它的吸引力太大了，大到能改变考生的命运。一个人一旦科举成功，马上门庭若市，全家风光起来，同乡、同学乃至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有来祝贺的，有来请吃饭的，有来乞讨旧衣旧笔旧书的，有来求新诗的，有来求你写对联的，甚至有书商找你把往常做的文章、写的诗句，结集出版的。如果是未婚的青年才俊，上门提亲的媒婆会蜂拥而来，女方的条件一个赛一个地出色。女方家庭也不再考虑什么门当户对、财力婚房等硬性条件了，只要是新科举人、进士，哪怕是出身佃农家庭，地主也愿意将女儿嫁过去。
考中进士以后，进士名录会向全国发布，名列其中者会全国知名。康熙八年（1669年）的冬天，浙江德清的举人蔡启僔到北京去赶考，路过江苏山阳县（今江苏淮安）的时候，知道该县县令邵某人是同乡，于是就前往拜访。他把自已的名片递进去以后，邵某人却在上面批道：“查明回报”，还以为蔡启僔是前来打秋风、揩油的人。蔡启僔受到这种侮辱当即掉头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布了本年科举高中的金榜，榜发到山阳县，邵县令赫然看到状元正是同乡蔡启僔，马上后悔不已，重金谢过。一次考试、一张金榜就这么改变了蔡启僔的命运。这就是科举考试对一个人“登龙门”般的作用。
洪州（今南昌）人施肩吾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考中进士，衣锦还乡途中写了《及第后过扬子江》，用考试前后心态的对比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对读书人“登龙门”的作用：
忆昔将贡年，抱愁此江边。鱼龙互闪烁，黑浪高于天。
今日步春草，复来经此道。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
为了鼓励天下读书人安心读书，为了鼓励天下的士子都迷恋科举考试，政府刻意营造了科举高中的隆重和尊贵，朝廷用各种方式来显示科举的荣耀。比如皇帝要亲自召见所有的进士，依照科举名次唱名传呼，叫做“传胪”。对于读书人来说，由皇帝金口叫你的名字，是人生莫大的荣耀。到了清朝，“传胪”发展成为一个盛大的典礼，在紫禁城的正殿太和殿举行。除了有新科进士全体亮相以外，王公百官也要整齐排列，在鼓乐和鞭炮声中注视着新科进士接受皇帝的恩赐和检阅。第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最为光彩夺目，他的名字首先被皇帝叫出来，听到名字后，状元要向前站到太和殿丹陛下的中间处。此处的巨石上雕刻者飞龙，是只有御驾才能经过的地方。状元站在御驾所经的地方，身上左右两边交叉披着两条红绸带，帽子上插着两只用薄铜叶制成的金花，美其名曰“十字披红双插花”。在皇帝的打量和众人的羡慕中，状元的独享殊荣可想而知。
“传胪”之后，还有大规模的庆贺宴会。唐朝进士的“曲江唱和”，本质就是庆祝宴会。从宋朝以后，进士的庆祝宴会被称为“恩荣宴”，由政府出资举办。赴宴的除了新科进士还有此次科举考试的所有负责官员以及礼部尚书、侍郎等众多的官员。皇帝会派皇亲国戚来赐进士酒宴、衣物、果品，在恩荣宴上进士们都会吃到御膳，喝到御酒。一甲的三位进士用的是金碗，随其量尽醉无算。从唐代开始，新科进士一般在曲江宴会之后到雁塔题名。宋朝以后，题名改为立碑。国子监会立下每一届进士的碑。到清朝，工部拨出专门的建碑银两，交国子监为进士及第者刻碑留名，给天下读书人做垂范。北京城的热闹还没有结束，在进士的故乡，喜报早已传到，相关部门会竖起彩旗，敲锣打鼓、轰轰烈烈地把捷报送到进士的家里去。于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可以从科举考试中得到体现。
对于高中者来说，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都得到了回报。那么那些科举落第的失败者呢？他们怎么办？
落榜考生们不仅面临从头再来的问题，还会受到社会的鄙视。比如忠厚无用的好人范进，考到50多岁还不曾进学，当时已经是面黄肌瘦、花白胡子了，戴着一顶破毡帽，穿着一件破旧的麻布直裰，在十二月的寒风里冻得抖抖索索，一副失意潦倒的可怜样。同乡们都去庆祝考中的人了，没有人知道50多岁、不名一文的老范进是如何踉踉跄跄、蹒跚地回到自己的茅草屋里去的。这不是《儒林外史》的虚构，现实情形的确如此，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朝嘉庆年间举人李贻德，年过五旬，屡次会考不中。有一年，他的一个同年中举，之后同样屡试屡败的朋友死在了北京。李贻德写诗哀悼：“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道尽了科场辛酸。不久，李贻德也病死京城。
唐朝元和十年，举子廖有方落第之后前往四川旅游散心。他走到宝鸡西边的时候，住在一个旅馆里，突然听到有呻吟之声。他循声找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发现了一位贫病交加的青年。廖有方问他的来历，那青年回答说：“我在长安赶考数年，至今未遇知音。”弥留之际，那青年挣扎着给廖有方磕了一个头，托廖有方在他死后一定要为他收尸安葬，说完那青年就死了。廖有方感慨自己与他同命相怜，把鞍马、行李全都贱卖给村民，备了一口薄木棺，安葬了此人。廖有方临行时不胜悲凉，既不知道这位死者的名字，也不知他家在何处，只能作了一首诗作为留念：“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以上两个都是因多年科举不第而死的例子。还有一些考生因为屡次科举不第而精神恍惚乃至精神失常。唐朝赵璘在《因话录》中记录了这么一个例子：当时有个读书人叫陈存，写了一手好古文，可惜就是不擅长考试。也许是心理压力过大、过于紧张，每一次考试来临的时候，陈存都会“突发状况”，要么身体不适，要么发挥失常，老是考不中进士，礼部尚书许孟容知道陈存有真才实学，在他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决定多方为陈存提供方便，一定要让陈存考中进士。陈存知道后千恩万谢。
临试的前一夜，陈存的心情依然万分紧张，同伴就给他准备了食物，安慰他要舒缓情绪，抓紧休息。第二天五更了，陈存还没有起床去参加考试，同伴就进来叫他，叫不应，仔细一看，陈存已经中风瘫痪了。南唐时期，读书人齐愈考中进士。得知喜讯后，齐愈骑马在街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大笑不止，从马上摔了下来。旁人将他扶起，许久才把他救活过来。
陈存也好，齐愈也好，都是因为对科举考试过于关注，乃至于精神有所失常。乾隆时期，宁波有个秀才叫金法，屡次考试不中，得了疯病，被家人锁起来已经有好多年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浙江乡试，金法的病突然好了，就进场参加了考试，竟然一举考中举人。中举后赴宴的时候，金法突然想起自己在考卷中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深恐被考官发现以后会取消自己参加会试的资格，于是疯病复发，再次被家人锁禁起来，不让外出，几年后不治身亡。
也有一些人对于屡试不第，进行了自己的反抗。大诗人温庭窈的儿子温宪应考，有关部门因为他父亲的文章多讥刺时政，又嘲讽大臣，怀恨在心，特意压制温宪，不让他及第。温宪郁郁不乐，就写了一首绝句在寺庙的墙壁上，其诗日：“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唐朝末期，秀才黄巢考试不中之后采取的对策更为极端。他在考场失利以后写了一首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意思是我不陪你玩儿了。他直接就走到了政权的对立面去，后来成了农民起义的首领。类似的还有清末的洪秀全，乡试不中，愤怒地说：“改天，我自己开科取士！”果然，在他建立太平天国之后，真在南京办起了科举。
浙江省贡院门口有一副对联，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写的。这副对联的上联是“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下联是“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来潮”。它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出了考生的自信，突出了科举考试阳光的一面。只要考生有本事，大可笑傲考场。然而，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否，并不是取决于一个考生的真才实学，其中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考试就是紧张、激烈的竞争。自有据可考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为止，在12年间中国只产生了504名状元。而参加考试的考生，数以百万甚至可能千万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科场成功，绝大多数人注定要像范进那样穷困潦倒，或者是像陈存那样过于紧张而精神失常，甚至像金法那样得了精神病以后，不治身亡。当然也有少数人像黄巢那样，看破科举，走到了政权的对立面。
北宋年间，宰相王钦若罢相后出守杭州。某日属县官员全来参衙。
王钦若看到钱塘县尉（县令的辅官，负责治安）是个苍髯白发的老头，步履踉跄，颤颤巍巍艰难地走了进来。王钦若觉得很不成体统。人都如此老迈了，能干什么政务，还恋栈不去，不是误国误己吗？所以，他打算找个借口责备钱塘老县尉几句，然后让其辞职了事。谁知开口一问答，王钦若大吃一惊。这老头竟然是自己的同年进士，年轻得志却辗转几十年还只是个县尉小官。王软若感觉凄然，转而同情起老县尉来，表示要向朝廷荐举他。老县尉写了首诗谢绝了王钦若的好意：
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
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原没两般风。
想当年，老县尉和王钦若都是金銮殿上的佼佼者，科举高中，骑马披花，不免踌躇满志。几十年后，当年的进士才俊，有的出将入相飞黄腾达，更多的人则是沉溺下僚，陷于州县衙门的文山会海中变成了白发人。人人都羡慕进士的好处，却不知中国历史上的多数进士都在州县佐贰小官的级别上徘徊，部分人晚年能以中级官员身份退休，只有少数人才能跃升为显达贵臣。有多少当年的青年才俊，被仕途坎坷消磨了指点江山的激情与抱负，最后变成像钱塘老县尉那样处理琐碎事务，机械地支取俸禄养家糊口的冗官小吏。
新科进士看似风头正劲、光彩夺目，实际上距离当大官做大事还有遥远的距离。考中了进士，你又能怎么样呢？正如在《孽海花》这部讽刺中，一个宰相府的家丁嘲讽一名赶考的举子说：“你们这样的读书人我看多了，即使你考中了进士，最多也就是朝廷部委当中一个普通的办事员或者在地方上沉溺于州县衙门，一辈子出不了头。你要想出头，还得找关系，攀附权贵，不还得求到我们宰相府来，不还得求我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举子，甚至中了进士就有什么了不起。”这名家丁的话虽然糙，但是道出了残酷的现实：金榜题名仅仅是一个人迈出了官场生涯的第一步而已。
我们来看看历朝历代新科进士是如何初入官场获得官职的。
在唐朝，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还得通过吏部的正式官员录用考试才能做官。到了宋朝，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马上就获得了官员资格，发给官服。但是这些进士仅仅是有了官员资格而已，除了考中一甲的三名马上得到任用之外，其他官员并没有实权，全部被发送到地方上去担任州县辅助官员，进行历练。其中，发榜时名列前茅的少数进士被特许先在中央挂名，再到地方上去担任州县职务，类似于现在的“挂职下基层”。他们比绝大多数名次不高的进土权限要大，可以亲自签署公文。
而名次居于中下游的进士就只是进入地方“领导班子”而已，不能在任何公文上签字、做出决策。即便如此，宋朝还是被称为文人的天堂。毕竟，一旦考中进士，就能够正儿八经地当官了。
明清时期，从考中进士到正式当官之间还有一段漫长的过渡期。客观上，官职是有限的，远远接纳不了源源不断涌入的进士。比如清代会试人数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此外还有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官员资格的人）。而退出官场的人数要低于进入官场的人数。于是，明清朝廷演化出了完备的进士分流、安置办法。
首先，选拔进士中的优异者进入翰林院“重点培养”。
一甲三名进士立即安排进入翰林院。《明会典》卷五记载：“凡进士选除，洪武年间定，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编修，其余分送各衙门内办事，内外以次兼除。”这种做法后来沿袭成为一项制度。状元马上授予修撰（从六品），探花和榜眼是编修（正七品），他们算是获得了正式官职。进士中也只有他们三个人，才能一考完就有正式官职。
清朝的“朝考”程序会选拔一批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而相当于翰林院的实习生，在翰林院里自学或者跟从前辈翰林深造，此举俗称“选馆”。庶吉士可看作进一步的学业考查，翰林院长官会定期督导、考试庶吉土。等到一定期限（一般是三年）后，翰林院会留下其中学业突出的人，授予编修或者检讨等职；其他庶吉士则心有不甘地被请出翰林院，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此举俗称“散馆”。留在翰林院是进士最好的出路，能获得较高的。不同的官职，与个人的发展和利益息息相关。这里就要插叙一下不同官职的特点和分类。比如官职可以分为“大小”，也可以分为“忙闲”、“冷热”等等，但最重要的两个分类是“清浊”和“肥瘦”。“清”官和“浊”官是相对于政治前途来说的。就好像清水上升、浊水下沉一样，清官的位置比较清高、显贵，上升的空间和几率很大：而浊官的位置比较低沉，上升的空间和几率比较小。“肥”官和“瘦”官是根据收益来说的。肥官所处的位置收益大，瘦官自然收益小，手头拮据。对于初入官场的人来说，自然希望能得个清要的官职，图谋日后的大发展。
翰林院的官员俗称“翰林”，正是中国古代官场颇为清贵的职官。因为亲近帝王，有大把的机会给帝王讲课、做文学侍从和接受特殊任务，翰林们不仅可能在最高层面前展现自己，还能开阔眼界、锻炼能力。翰林的提升很快。帝王对翰林也很优待，入宫办事的翰林参加宫廷内宴，往往和一品高官同坐；更重要的是，朝廷将翰林当作高级官员的预备人选。唐宋以来，由翰林转任高级官职的人很多。明朝更是在人事制度上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待郎，非翰林不任。”明朝内阁大臣，90以上都是出身翰林的进士。因此，翰林为历代朝臣所重、文士所荣。新科进士入翰林院是最好的仕途方向，称得上是“正途中的正途”。
其次，没能进入翰林院的进士要分发到中央各部和地方州县。这些人包括朝考成绩不佳、没能当上庶吉士的进士，也包括散馆后没能在翰林院“转正”的庶吉士。
这些人一般都希望“留京”，被分配到中央各部、府、院、监台等处当京官。毕竟京官比地方官还是要“清”。明朝时期，“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则忻。”可见翰林是最佳选择，给事（有监察各部、驳回圣旨的特权）是第二选择，当御史是第三选择，实在不行也要挤入中央各部当主事。至于去地方上当个知县、县丞之类的，明代进士视如畏途，“若鹓鸾之视腐鼠”。谁要是被分配到地方去当知县（新人-一般被分往偏僻、贫困的小县），则“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主要原因还是知县的工作内容繁杂，对个人实际办事能力要求较高，升迁竞争激烈，弄不好就像钱塘县的那位老县尉一样，一辈子在地方官职上转来转去了。
如果进士先从中央做起，前途就不一样了。譬如某名进士先做御史，一定期限后转任地方官，官运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熟悉中央工作，又积累了不少人脉，以后跑部找人都方便；另一方面，资深御史到地方往往从知府甚至道台做起，即便是调任知县，也是地处要冲、市井繁荣的大县。
其实，地方政府对进士知县还是相当欢迎和优待的。第一，明朝隆庆年间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说：“封疆大吏们对待州县长官，都要看出身，如果县官是进士出身则优容礼遇，不然就轻视怠慢。同样是为政宽松，进士知县就能得到·善于抚民’的评价；而举人知县或者杂途知县则被斥为‘姑息养奸039039；同样是为政严苛，进士知县则为‘精明039039，其他知县则被斥为‘苛戾039039。”天启年间，吏部尚书赵南星也承认：“现在各省对地方官的考核，只要是进士出身的，都‘大贤039039；举人或者秀才出身的，等级都一般；至于杂途出身的，考核都垫底。”如此看来，进士身份在地方官府还是相当吃香的。比如，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接见一位候补知府，张之洞翻阅他的履历，知道是监生出身（当时许多监生是买的功名），就命左右取纸和笔来，写了“鍚荼壸”三个字问他：“做官必须识字，你认得此三字否？”那候补知府回答：“此锡茶壶也。”张之洞大笑送客，第二天就将他遭送回原籍，还在公文中写道：“该官能识‘锡茶壶039039三字，孺子可教，可以让他继续读书五年，再来当官。”这个笑话表明，当时社会对非进士出身的地方长官是轻视的。第二，在清朝进士分配地方任职还可以免去候补之苦。清代官多职少，任官要按照先后、资历候补。但是进士下来后，被称为“老虎班”，“遇缺即补”，直接插队排到队首，出任实职的时间大大缩短。
因此，到了王朝末期，政治风气败坏，许多新科进士反而希望能担任地方官。他们冲的不是“清浊”，而是“肥瘦”和实权。毕竟在黑暗的王朝末期，实权和金钱更实在。晚清时，庶吉士们宁愿三四年书白念，放着翰林职位不要，而要去地方做知县。而“不幸”转正为翰林的庶吉士则愁眉苦脸。
第三，到各处实习的进士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实习期，期满后才能授予正式官职。
清朝对进士要考察一段时间，进行甄别，才实授官职。留在京师供职的，叫分衙门“学习行走”。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费淳，分发刑部学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才实任主事，见习期是四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士张诚基，分到户部学习，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才担任主事，见习期是三年。如果被分配做外官的，就叫发省“差委试用”。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武进士柴大纪，分发福建试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补授福建水师提标左营守备，见习期达八年；举人荆道乾通过“大挑”获知县任职资格，乾隆三十一年（1763年）分配湖南，到乾隆四十二年（1774年）才出任麻阳知县，见习期长达十一年。
实习期间，衙门的领导会分派一些具体工作。衙门机关里事务繁忙，实习进士们如果比较能干，就可以和正式官员一样处理政务，却不能在公文上签字画押一一也就没有实权。实习生只领取俸禄，没有其他各种实际收益，但是官场的应酬支出却一样也不能少。这就造成实习的进士们生活困难，要借债度日。对于实习时间较长而又老实办事的官员，上司会设法安排一些“差遣”（临时任务）帮他们增加收人。所谓差遭，在刑部就可能是外出查办案件或巡狱录囚，在户部就可能是清理漕运盐务，在都察院就可能是出巡按察，虽然实习生依然要跟在长官和前辈的后面，却可以谋取俸禄之外的收益。比如，各省乡试需要大批阅卷的官员，这些人往往由实习进士担任。他们去阅卷，既有一份“加班费”，又可能收受考生的贽敬（被录取者送给考官的礼金），聊缓一时之困。
实习期有长有短，表面上来看决定性因素是所在衙门的编制有无出缺，也取决于实习生办事能力的大小。实际上，决定性因素是实习生与衙门长官的关系好坏，能否快速融人所在的官场环境中去。实习期内，新人们学习的不仅仅是行政办公事务，更要学习为官技巧、官场规律和处世之道。只有那些在后一方面学习优异的实习生，才能为官场真正接纳。至于那些在实习期间表现木讷、清高、强硬、胡闹的实习生，自然实习期就长，即便通过实习获得了官职，也是冷板凳。可以说，一个人尚在实习期间，官僚体制就已经对他进行甄别了。
道光年间，安徽宿松人段光清，三次会试落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通过大挑，分发为浙江省的知县候补。他在省府实习，精明好学，很快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秋署理了杭州府建德县知县。而很多比他出身好的“老虎班”进士，甚至候补时间更长的新人们还在实习呢！段光清能在两年时间就得到不错的实职（建德县是好县份），据说是得到了时任巡抚、藩台的一致好评。后来因段光清的个人原因，再加上太平天国的战乱，他的官职止步于按察使，但在闽、浙各地历任县、府、道多职，有“青天”美誉，又有官场口碑。可见，当初提拔他的各位大人并没看走眼。
实习的环境和要学习的内容，和读书人之前的经历完全不同。如果说充满竞争和狡诈的衙门是正常场所的话，那么之前的书斋就是“温室”和“无菌房”了。从无菌房中走出来的官场新人们，必须尽快在实习期间适应现实，才能迈好官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