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嘉是曹操谋士。
曹操相当器重郭嘉。自荀彧推荐后，出任司空军师祭酒。十一年里，为曹操运筹划策，出过很多条好主意，可以说是言必有中，条条到位；他看对手也相当准确、老到，如对付袁绍、吕布，预测孙策，在此辈方兴未艾、得意非凡时，就能据这些人的素质、性格和脾气，判断未来走向必是非正常死亡的下场。他把这班飞扬跋扈者真个是解剖得一清二楚，有似其肚里的蛔虫；但其策也有为曹操没采纳的，如放刘备出走。一日纵敌，则数世之患。
指点江山，白云苍狗。郭嘉不愧为群雄逐鹿时的心理学大师。
郭嘉能取得曹操信任，更在善于揣摩主子不同时空的心理行为。所以曹操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但他只能是理想的参谋人员，毕竟是书生，切切不能独当一面。在这方面，曹操真不愧是人尽其用的帅才。
《三国演义》采撷了曹操于赤壁战后对郭嘉的评说，“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但却将它移植于赤壁之战后的即刻，显然不合。我以为，要是郭嘉还未死，可能是在曹操进军江陵后，就劝他穷寇莫追，听凭刘备东走；则东吴为既得利益，必然会与刘备火并。它其实仍是公孙康杀二袁的故伎，正如曹操当时军至柳城（今辽宁朝阳西）而回，不再引兵追至辽东，“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操是最善于利用敌对双方的矛盾的。
可惜的是，曹操太急了些，或者是过于在战略上藐视对手，这样却把孙权、刘备打到一起来了。这就是曹操抚今思昔，不仅要痛哭郭嘉，更要痛哭自己头脑发热，把当年曾运用的老策略也忘了的原因。
袁绍
袁绍是东汉末年的大牌军阀。
袁氏是河南大家族，所谓“四世三公”，即是四代在洛阳朝廷中做大官。所以府中门下属员多、学生多，送红包、拍马屁的成群，自在情理之中，袁绍就凭这股力量，组织自己的强力圈，且作为日后逐鹿中原的资本。
袁绍和袁术是同父异母兄弟，他是小老婆生的，按理非大宗，但因过继给伯父，这样反而超越了袁术在家族中的地位，加上比老弟纨祷气少，比较懂得些人情世故，由此周围人群也就多些了。
前期袁绍在洛阳朝中任司隶校尉，曾辅助何进，清理内廷门户，也提出某些果断、可行性建议，可惜刚愎自用的何进寡断；董卓进京后，有豪门作本钱的袁绍竟敢和他面对面争吵。争吵、公然抗衡，却捞到了政治资本，被认为反董的英雄。
有宋人刘敞《袁本初》诗为证：横刀长揖紫廷中，健者宁须属董公。
郿坞然脐直假手，始知天下有英雄。
后期袁绍袭得冀州作为地盘后，俨然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军阀。开始，他还能貌为谦虚，懂得收买人心，笼络地方大族，搞扎根串连，如礼贤博陵崔琰、与无极甄邯家攀亲。袁绍麾下人才是相当饱满的，有些原是韩馥的部属，如审配、田丰、沮授，他们眼看韩馥庸碌，而误识袁绍是英主，就忠心耿耿投奔而来，也有的是原朝廷官僚，如荀攸、淳于琼。
袁绍毕竟志大才疏，像头蠢猪，躲进菜园子里就不想奔出来了，这时，即使有建功立业的最佳方案，也难打动他了。汉兴平二年（195），刘协（汉献帝）为李催、郭汜逼迫逃难，如丧家之犬的消息传到河北，沮授建议袁绍，“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猒速，愿其图之”（《后汉书·袁绍传》）。可是袁绍却听了郭图、淳于琼的屁话“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而拒绝。后来曹操迎立，袁绍始才懊悔，几次要从曹操处夺过这面旗帜，却已迟了。
得人才，还得用好人才，袁绍刚愎自用，致使像沮授、田丰那样的奇才被废弃，旬攸、郭嘉不得不走。他那羊质虎皮，渐为人所悉，稍有头脑的武人也会脱离而去，如朱灵：“初，清河朱灵为袁绍将。太祖之征陶谦，绍使灵督三营助太祖，战有功。绍所遣诸将各罢归，灵曰：‘灵观人多矣，无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遂留不去。所将士卒慕之，皆随灵留。”（《三国志·魏书·徐晃传》）《三国演义》说赵云本系袁绍部将，后脱离投奔公孙瓒，此事虽不见史，但反映了袁绍得冀州流失人才事。
当代IBM创始人汤姆斯·约翰·沃特森有句名言：“你可以接收我的工厂、烧掉我的厂房，但你只要留下这些人，我就可以重建‘IBM’。”袁绍晚年喜欢戴高帽子，听漂亮话，摔阔牌，终于自己拉倒了自己的基业，不久就呜呼了。一蟹不如一蟹。他的儿子们更是酒囊饭袋，都不争气，兄弟几人不相容，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最后仍落了个座上席不暖、头颅走千里的应得下场。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东汉河南袁氏世为大族，以至清末袁世凯之流亦可视为袁绍一脉。
三国的粮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打仗，都很讲究军粮草料的供应充沛。将士要吃饱肚子，坐骑要喂足草料，缺一不可，而一支部队，比如说三千人马吧，十天出征，就得输送、贮藏五六百担粮食，后勤人员负担够重的。即使是《封神》中双方带队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兵神将，但他们麾下的将士都是凡夫俗子，要吃饱肚子的。所以当年姜丞相被困西岐，还得靠韩毒龙、薛恶虎送来碗米救济饥荒的。他后来东征，除了先锋大将，押粮官也得选杨戬、土行孙和郑伦等高手能人。姜太公是很重视粮草供应的。
肚子填满了才有精神打仗，所以在冷兵器时代的三国，行军作战就得考虑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在东汉末那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景况中，筹划粮草是极困难的，曹操讨董卓时在扬州募兵四千，因为饥饿，跑掉了三千五。不少军队因为缺粮而哗变、溃散。因而在运筹帷幄时，作全面规划，就得先考虑粮草了。
粮食充备，可以说是胜利的一半。曹操行军，对粮草是考虑得最周到的。他是尝足了缺粮苦楚的。他的屯田，主要是解决军粮。诸如夏侯悖为鼓励将士种植稻米，“身自负土”，实行三同；邓艾倡议在两淮屯田，六七年间，使十万将士能有五年的屯粮。聪明的将帅，往往从粮草的储备制定作战方案，司马懿征孟达和辽东公孙渊，就是据敌我双方粮草比重失衡，决定战略方针的。诸葛亮出祁山，忙忙碌碌，而对方曹真或司马懿，都是采取以守为攻，以逸待劳，因为掌握了蜀汉军粮出栈道运输的艰巨。果然，诸葛亮每次北伐，都是囿于缺粮不战自退了的。尽管他的木牛和流马能运粮草，但走在栈道上，一步一个脚印，把粮食送往汉中前线，来回途中就得消耗几多粮。粮草跟不上去，是三国绵延鼎立半个世纪的一大原因；要不然，早就分久必合了。
因为粮草具有潜在的功能，聪明的将军就懂得粮草在战争中的价值，尽量制造对方缺粮的误区。官渡之战，袁绍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的转折，就是曹操烧鸟巢的粮车；孙坚参加讨伐董卓，屡战屡胜，可是他的上司袁术，有意打横炮；袁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只是断了孙坚军的粮源，使他的军队乱了套。千里行军靠粮草。因此当郑度向刘璋建议用坚壁清野的战略传开后，刘备、庞统就都很紧张。这是因为进川部队乃是就地筹粮打西风的，如果刘璋以此办理，刘备的军粮就要断档。刘备在长期流离失所的生活中，也是深知军粮的重要。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亲自带兵北上和曹操争夺汉中，经两年苦战，方达到目的，此中全仗诸葛亮在后方，源源不断输送粮草。可是在夷陵的一次大仗，他吃了亏。个中因素，传统说法是刘备连营七百里轻敌所致，其实，他犯的大错误，是主力弃船就陆，让吴军控制了江面，使蜀中的粮草运输艰难。种种原因，说来说去，仍是一个粮食问题。
陈琳
建安文章蓬莱骨。通常认为建安七子打造了建安文学的架构，他们在文学史上是可以大大写一章的，可在《三国演义》却相当的平淡，为曹丕《典论》所列的建安七子，只提到了孔融、王粲和陈琳；徐斡、阮瑀、应场和刘桢都不见于书，且所提及的三位，因为与军国大事有点关系，否则也可能不见于《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平话》等的。
此中有故事可讲的是陈琳。
《三国演义》写陈琳，乃是按《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所附陈琳事迹写的。陈琳虽是典型文人，但在任大将军何进主簿时，却劝阻何进招董卓之流进京。董卓专政及李郭乱中原时，陈琳避难冀州，为袁绍聘为文案，当笔杆子；袁绍与曹操争斗时，奉袁绍命，写了一篇长长的讨曹操檄，把曹操祖宗三代骂得狗血喷头。电视剧《三国演义》就加以发挥，按上一个情节，是写曹操俘获了陈琳后，要他当着几万得胜者面前朗诵，遂令陈琳胆战心惊，语不成章，而曹操哈哈狂笑。
其实因时因地，不需要这样做如此添足之事。他更不合曹操此时的心理行为，有才识的胜利者对有才识的俘虏是相当宽容的，惺惺惜惺惺。只要陈琳承认错误就可以了。曹操确是大度，从史传上看来，他一不要陈琳写悔过书，包括交代罪行及写讨檄的动机；二没有让陈琳揭发他人，搞那些立功赎罪、将功补过的玩意儿，而是“爱其才而不咎”。日后，还提拔做司空军师祭酒，管记室，同时任命的还有阮瑀、路粹。他们为曹操起草文书，被称为第一流的章表书记。《典略》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曹操）。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这段轶事，《三国演义》作者竟以神来之笔，移植为陈琳奉命写讨曹操檄，正在发偏头痛的曹操读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反而把病除掉了。
曹操爱才，不计前嫌，颇令后世艳羡，有唐温庭筠于下邳（今江苏邳州）《过陈琳墓》七律为证：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沮授
沮授是袁绍的大智囊。
《三国演义》把他包装为戴方巾的谋士型，其实不然。他很能带兵打仗，指挥若定。
沮授很有见识。《后汉书·袁绍传》有沮授的另类记录，都很有见地。
沮授原是冀州刺史韩馥的骑都尉；韩馥引进袁绍对付公孙瓒时，沮授和长史耿武等竭力抵制，奈何韩馥被鬼迷了心窍，最后落了个丢州丧命的惨局。袁绍领冀州牧，把他比作管仲、范蠡，前来请教，礼请出山担任冀州别驾。沮授坦率地提出：“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后汉书·袁绍传》）这话正说到袁绍心里。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袁绍很高兴，就向全军发表，任命沮授为奋武将军，负责监督诸将。
汉兴平二年（195），李催、郭汜的叛军追逼刘协（汉献帝）到曹阳，沮授建议袁绍“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同上）。又说，“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他是第一个提出“挟天子以号令诸侯”主张的。可惜这样高超的建议，却因郭图、淳于琼反对，“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短视的袁绍坐失了良机。后来当他接到实为曹操授意的诏书，方才有所认识自己的被动格局，也曾借口许都潮湿、洛阳残破，要曹操乖乖地将皇帝送往邺城。曹操拒绝了。
这时，田丰也建议说：“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算之上者。”可是袁绍却听不进去。
官渡大战前夕，沮授又提出战略对策，未被采纳，反而让进谗者郭图倒打一耙，说他“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此等言语，却打中了袁绍心坎，就此沮授又把兵权，让出了三分之二。
也许此时沮授已觉察到袁绍其人执著的劣根，与韩馥实在是五十步和百步，乱世之际，要选择好主子太难了。
因而当袁绍南下，自引兵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时，沮授在从行前，将家财全都散发给家族，说：“孰存，则威无不加；孰亡，则不保一身。”渡黄河后，他带着牢骚，向袁绍请长病假；袁绍却认为是有意捣蛋，又将沮授所属的军马人员，全都转拨于郭图，沮授仅是光杆将军了。
官渡惨败，沮授被俘。曹操很高兴得此旷世奇才。对他说，“本初无谋，不用君计，今丧乱过纪，国家未定，当相与图之”。可是沮授却以叔父、母和兄弟都在邺城加以拒绝，后在逃归时被杀害。
东汉末期，像沮授那样的聪明人多得很，可是多因不识时务，不得其主而遗憾终生。
曹操读史学汉光武
电视剧《官渡之战》（下）有一个镜头，当曹操在官渡获胜后，看到许都和军中不少人员与袁绍通谋的书信时，连看也未看，命令烧掉，左右都感到惊讶。他说：“当袁绍强大的时候，连我都以为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呢！”
故事是有本本的，见于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裴注《魏氏春秋》，《三国演义》也采撷了。
这是曹操的器度，是成熟政治家的权术、机变。
曹操有此见识，得益于早年“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孙盛《异同杂语》）。曹操读现代史，是“三史”中的《东观汉纪》。这出烧书简故事，是由《东观汉纪》中向刘秀学来的。
刘秀，即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在河北活动时，开始力量不大，而他的对手王郎却势力雄厚，致使刘秀部属有不少人与王郎拉关系，准备后路。但当刘秀破王郎，进邯郸，查获“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的书简几千章时，他没有按图索骥，捕杀通敌者，反而下令把书简尽数烧毁。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处。
曹操非常崇拜刘秀。
刘秀从弱而强，由北至南而西及东统一了中国，原因之一就是有天下之志，能容天下之人。在他称皇帝后，带兵围攻还在更始帝势力圈的洛阳。洛阳已是孤城，但守将朱鲔坚守不降。朱鲔曾与刘绩、刘秀哥儿俩一起反王莽，但后来却投靠更始帝，被任为大司马，参预杀害刘绩，且还劝阻更始帝不令刘秀赴河北，所以迟迟不降。但刘秀却以“举大事者不忌小怨”，宽恕了他，还封他为侯。曹操读了后，大受启发。他在言谈和书信里，一而再地说“光武不问伯升（刘縯）之怨”、“光武指河而誓朱鲔”。因此，他对张绣降而复叛，杀了他的长子、爱侄和典韦诸人，自己也差点送命，却能审时度势，持宽容态势，在张绣再降后，“执其手，与欢宴”（《三国志·魏书·张绣传》），并拜扬武将军、封侯，封邑多达二千户，是当时最多的食邑者。
曹操对于刘雄鸣也是够宽容的。刘雄鸣为曹操任为将军，可他离开曹操后，却在武关道口造反，失败后逃到汉中，“汉中破，穷无所之，乃复归降。太祖（曹操）捉其须曰：‘老贼，真得汝矣！’复其官。”（《魏略》）参与马超、韩遂叛乱的杨秋、程银、庞德等人，先后“诣太祖降，皆复官爵”。曹操的这种宽容，是不断壮大自己力量的原因之一。
因为受光武帝行为影响，曹操常以光武帝自居，在行文和谈吐中，常以云台诸将比拟部属，如以耿纯比李典、冠恂比杜畿，以岑彭联系追赐郭嘉，等等，在荆州刘琮归降后，犹以其任青州刺史位低，而升授谏议大夫，在推荐表中为称赞刘琮，引用了窦融献凉州故事，“窦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表刘琮令》，《曹操集》）。刘琮虽为曹操嘲为“豚犬”，但所受政治待遇却是不低的。他常以光武故事开导诸将。将军朱灵，未听规劝，致使在守许都南边时，所部新兵哗变。曹操得悉后，即手书以教，“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而有宗歆、冯愔之难，后将二十四骑还洛阳，禹岂以是减损哉？来书恳恻，多引咎过，未必如所云也”（《三国志·魏书·徐晃传》引《魏书》）。用邓禹轻敌败于赤眉，久战无功，而引起内部叛乱为例进行教育、开导，可说是得体。
但是，汉光武的行为只能借鉴。时空不同了，曹操有一次出了偏差，那是在前述征张绣时。当时曹操对不战而张绣降很得意，以为是自己推心置腹，遂令张绣服服帖帖地顺从了。大概这时想到了刘秀：刘秀在河北收降铜马军几十万，“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更相语曰：萧王（刘秀）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后汉书。光武帝纪》）。这就是成语“推心置腹’’的出典。曹操要学刘秀，对张绣非常信任，让他继续领兵，所部不改编、不调动，保留原有建制。张绣就利用对他的信任，请求调遣军队外扎，而军队行路却必要穿过曹操营寨，曹操同意了。张绣又以“车少而重，乞得吏兵各披甲。太祖信绣，皆听之”（谢承《吴书》）。哪知张绣在穿曹营时突然袭击，曹操大败，就此演出了一场《战宛城》。戏中那个和曹操相好的张绣婶邹氏，也就是电视剧《宛城之战》被寄以同情的邹氏。
崔琰
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北）崔氏是三国至隋唐北方的名门大族。
崔琰是代表人物。
袁绍据冀州时，以大将军身份征召崔琰，任骑都尉。骑都尉本是皇帝近侍官员，管理羽林将士。袁绍死了，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窝里斗，都想拉崔琰在自己那一边。他持骑墙态势，哪边都不去，装病。由此获罪，大概是袁尚吧，把他捉来囚禁，幸亏好友阴夔、陈琳营救，方才脱险。
曹操为冀州牧，要拉拢北方大族，崔琰出任别驾从事。
崔琰说话爽朗，处世公直。曹操为丞相，崔琰授丞相府首席大吏东曹掾。曹操的目的是要树立百官群僚的排头兵，所谓是“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曹操为魏王，建魏国，要立太子。正室卞夫人所生三子曹丕、曹彰、曹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究竟立哪个儿子为接班人，犹疑不决，多次暗箱操作以密信形式征求答复，很多高官以匿名回信，惟独崔琰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作公开答复：坚决拥护五官中郎将（曹丕），坚决支持五官中郎将；还表示了铁的决心：“琰以死守之。”用前个时候的流行术语说，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誓死维护曹二公子。崔琰这种慷慨激昂的气概，曹操备加赞赏，这是因为当时曹植做接班人的呼声很高。
曹操升崔琰为中尉（京都卫戍司令官）。
物极必反。曹操晚年，猜疑更甚，稍有不顺，就大动肝火。崔琰的朋友杨训曾上表称赞魏王曹操功德，有人说是拍马屁。崔琰读了杨训的奏表，与杨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意思是：读了你的奏表，不错嘛！事情总是有变化的时候的。他的本意是指责那些喜欢鸡蛋里找骨刺的人不懂常理。但有人故意歪曲了，向曹操打小报告，说崔琰有怨恨。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曹操此时丧失了理智，发怒说：“谚语说‘生女耳’！用‘耳’，就不是好话。‘会当有变时’，意指不谦恭。”就这样，一言定性，崔琰被罢官，还受罚剃去长发和美丽的长胡子，关在牢狱里做奴隶。
崔琰虽然跌进地狱，依然不亢不卑，泰然如常；这样又召来怨家打小报告，说他不认错，还与宾客来往，门前的客人像街上的行人那样多，还在宾客面前吹胡子瞪眼珠，时时露出不服气的样子呢！
曹操听了，更加恼火，心里想除去崔琰，但嘴里且说：再看三天吧。派密探前去观察。密探猜测曹操用意，见了崔琰也不说清来意。几天后却故意回报说：崔琰仍是老样子，傲慢得很哩！于是激怒了曹操，曹操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我给他受刀锯吗！此话传与崔琰处，崔琰就自杀了。
曹操冤杀了很多有才华的文人杰士。这些人有的摆老资格，也有的持不合作主义。惟独崔琰什么都不是。他本和曹操只是零距离，却遭到莫名其妙的加罪。这是曹操打造的冤狱，是他晚年喜怒异常、神经衰弱的心理变态行为。所以陈寿后来为崔琰作传，说是“高格最优”，而也最为冤枉，令后人怀念不已。
也有说，崔琰还是相当聪明，他的自杀，只是一人而已，没有连累友朋、家属和子女。所以清河崔氏仍是门第兴旺，自此到唐的四百余年，他们始终被尊为中原顶级望族。
徐庶
《三国演义》中的徐庶，可谓倜傥之人。
徐庶本名徐福。《魏略》说，“庶先名福，本单家子”。“单家子”，孤寒人家的子弟，《演义》即误解为单姓了。三国时史家著《魏书》就有《徐福传》，后佚。
《三国演义》高举兴刘灭曹的大旗，凡是站在刘备立场上的，是正人君子、红牌英雄，否则即使武艺盖世、智谋夺人，充其量是明珠暗投的黑牌角色。
按传统道德游戏法则定格，徐庶所为当视为变节，但在这里却是被作者以特殊材料充作特殊人物处理的。
他前期曾因坚定不移、有如磐石地和刘备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而被家肯定、赞扬，后来没奈何赴曹营，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竟然打造得能为广大读者、观众谅解、同情，非朱即墨，两边都说得过去；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也。这是演义的塑造。要是用阶级立场论古人，那就难了。
徐庶进曹营不发一言，可能吗？吃着曹操的俸禄，却不为曹操出谋划策，这种亏本生意，曹操愿意吗？当然，饱食终日，不干事，自古皆有。但曹操、徐庶都不是这样的人。我看其根本原因还是曹营类似徐庶或超过徐庶的人才太多了；况且凭曹操的用人标准，信任力度，他也对不上号。所以徐庶不是“不发一言”，而作为曹营后来者，资历浅、又非曹操小同乡、旧朋友，他是难以发挥自己特长的。此时即使换了诸葛亮投在曹营，也是无所事事的。若千年后，诸葛亮出祁山，得悉老朋友徐庶任右中郎将、御史中丞，事迹平平，无所作为，不禁感慨系之：“魏国真是人才多啊，连像元直（徐庶）那样的人，都还挨不上重任呢！”
《三国演义》有徐庶离开刘备时推荐诸葛事。实是故意打造时间误区。据史传，诸葛亮由徐庶推荐后[1]，尚与徐庶同事数月。徐庶赴许都的原因，乃是他随刘备离樊城南走途中，因母被曹军俘虏为人质而投曹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称，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刘琮投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可见徐庶因母被俘，主动投向曹操。这也是投降。因为是徐庶，要是换了他人，必然定性为叛徒。
至于徐母情事，不见于史传，当是家参照或移植汉初王陵母事迹。刘邦同乡人王陵在刘邦出关中后，在南阳（今属河南）与刘邦合兵同击项羽，“（王）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汉书·王陵传》）。
注释：
[1]因为徐庶推荐，很可能的是：刘备三顾茅庐，每次都有徐庶陪同；而且是每次都见到诸葛亮，且作了谈话。
田畴
曹操统一北中国的一个功绩，就是安定塞北，讨伐乌桓（乌丸）。
乌桓是继匈奴在长城塞外的一个游牧民族，常南攻中原王朝。袁绍据河北四州时，为拉拢他们，送去诸王、列侯印信，甚至把本家的姑娘充作会说话的礼物，出嫁通婚。
曹操占领冀州诸郡，袁绍的两子袁熙、袁尚逃到了乌桓地区，和乌桓酋长蹋顿联合，等候时机，以图卷土重来。
斩草必须除根。曹操乘胜追击，他用田畴为乡导官。
田畴避实击虚，不走无终旧道（今天津蓟县），而走徐无山（今河北遵化东），出卢龙口（今长城喜峰口附近），越白檀（今河北承德西）之险，历平冈，登白狼山（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大破乌桓，斩蹋顿。田畴立了大功。
田畴是右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汉末大乱，民不聊生。田畴二十二岁就为刘虞推荐为从事，后刘虞为公孙瓒诱杀，他拒绝与公孙瓒合作，回到家乡，率领宗族等几百人，“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三国志·魏书·田畴传》。
以法治山，徐无山就此被营造为乱世社会的一块净土。
近年也有学者界定，它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理想世界。它其实就是坞堡。
田畴把徐无山建设得如世外桃源，前来投奔的流民更多了。当时在冀州坐镇的袁绍父子曾多次请他出山做官，还送来了将军印，他都婉言谢绝了。
《三国演义》说田畴是袁绍旧将，显然是胡说。他从来没有与袁绍合作过。
更为可贵的，在欲海难填的官场里，田畴不是做官迷。当曹操要嘉奖他向导的功劳，封亭侯爵，食邑五百户，他先后拒绝了四次，没奈何，只得担任徒有虚名的议郎。
田畴只活了四十六岁，汉建安十九年（214）病死。相传田畴辞去官职，仍回到徐无山隐居，所以徐无山后称为田盘山，简称盘山，意为田畴盘桓之处，现存盘山《感花寺碑》称，“魏太和中，无终县民田畴兹焉营办其地”。据今人实地考察，盘山玉石庄仍有田氏后裔。
老臣张昭
张昭是东吴顾命首辅、第一大臣。
孙策死前把大弟孙权托孤于他：“策谓昭曰：‘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三同志·张昭传》引《吴历》）此言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如出一辙。所以要说托孤的发明权，应该属于孙策，而不是刘备。
《三国演义》还形象化地浓缩了所谓孙策临终嘱咐：“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孙策死后，张昭尽心尽力地扶助孙权。
这年（建安五年，200）：孙权，十九岁（182年生）；张昭，四十五岁（156年生）。
孙权打天下，张昭坐守后方，使之无后顾之忧。“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吴书》）。可是张昭毕竟书生气太重了。他只能就孙权修身正心、出格之处做些合乎情理的谏规。如孙权喜欢打猎，常乘马射虎；孙权酗酒，率群臣作长夜醉饮，张昭都能作劝阻。而对于东吴重大事宜，就缺乏作出正确决策的谋略。最典型的，是赤壁战前，曹操取荆州，张昭竟劝孙权乖乖地丢掉江东，纳土归顺。他的身份很有权威。孙权出于既得利益，没有听从。
张昭也许是为保护孙权及其家族安全，在他看来，在强大的曹兵压境下，以卵击石，战则亡，不战还能幸存，盖有刘备、刘琮之前车足可鉴也。说起来动机还是好的，因而此后他也不会就此建议而遭贬，被排挤、打击，以至下放农村为民。孙权对他还是尊重的，可是此老仍不知变通，依旧倚老卖老。随着孙权地位日尊，抚今思昔，对他也日益不满，有时还借机挖苦。《江表传》称，“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
对此触霉头，陈其年《满江红》词中有“乞食肯从张子布，举杯但属甘兴霸”两语。“乞食”即指此故事。少年冒广生（鹤亭）颇喜诵此词。盖孙权性情中人，于此也可略见一二。
孙权称帝，首置丞相。他让百官群僚联手推荐丞相人选；朝中百十张票都属意张昭，张昭也洋洋得意准备入相。可是孙权以自己的一票否决了他，让一位本家老头孙邵出任；孙邵做了一年就死了，大臣又都全票举荐张昭，可是孙权又以决定性的一票，任命顾雍当丞相，他说：“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知臣莫若君，这正是孙权知人之处。
张昭仍没有当上丞相。
张昭是看着孙权成长的，在他眼里，熟谙军政事宜的孙权，仍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所以常怀恨铁不成钢之心，批评多于肯定。“昭每朝见，又直言逆旨”（冒广生《疚斋日记·读（三国志·吴书）》）。张昭晚年，故态依然，对孙权如不顺从己意，必唠叨不已，是以激得孙权气愤不已。《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称张昭某次因孙权通辽东直谏，引得孙权相当恼火：“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土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
张昭是老臣，孙权对他尚能容忍。在他死后，儿子张休、张承都倒了霉，孙权就借芍陂之战冒功事，将他们革爵罢官流放，后借故赐死。砖曩豢型甓蕊吴大帝孙权，雄才大略，是个很有魄力的人。
孙权十九岁就当家，再过十九年，三十八岁，建立了鼎足三分的吴国，为开发江南、发展经济文化和海上交通作出了成绩。
早年孙权虚怀若谷，很懂得选拔人材、使用人材，有一套治围的办法。
曹丕曾问吴使者赵咨：“吴王何等主也？”
赵咨回答：“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曹丕问：“有什么依据呢？”
赵咨又答：“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这就是赵咨对孙权“任贤使能，志存经略”的大致表述。
他说得对。
可是赵咨漏了一处，也即外臣都易疏忽了的：孙权不会治家。
中国不少极为能干的皇帝，如刘彻（汉武帝）、杨坚（隋文帝）、李世民（唐太宗）和玄烨（康熙帝）都不善于治家。治家难，难治家，大小老婆养那么一大群王子，要从里面选拔一个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本来并非难事，可是能干的皇帝往往太聪明了，为这么点事东想西想，听这听那，立长立嫡立贤立像自己的，以致朝三暮四，被大小老婆和儿子们闹得团团转。治家比治国难。
帝王以国为家，以家为国。帝王是大家长，他也影响皇家的兴亡盛衰与否。
孙权本立长子孙登为太子，做了皇帝后又立为皇太子。可是孙登在吴赤乌四年（241）三十三岁时病死了。
第二年，孙权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次子孙虑早死），又以四子孙霸为鲁王。他对太子和鲁王同样看待，“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碧眼儿孙权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殷基《通语》）。孙霸和孙和乃同母兄弟。“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三国志·吴书·孙霸传》）本来兄弟俩是可以分上下的，孙权却要搞一碗水端平，致使大臣们狐疑不一，若干持正宗理念的，如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顾雍子）、骠骑将军朱据（女儿孙小虎丈夫）、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站在孙和这边；站在鲁王孙霸一边的，有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女儿孙大虎后夫）、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等。朝廷里外将军文臣一分为二形成朋党，每次朝会谈及立太子时，相互作喋喋不休的争吵，从没有折衷和调和的余地。
孙权相当恼火，却又无法解决，他对侄孙、侍中孙峻说：“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于是有改嗣之规定（殷基《通语》）。
开始，孙权还对太子蛮欣赏的，这时女儿孙大虎在跟前挑拨，说孙和如何如何，还说孙和母王夫人见孙权发病时，面露喜色。这样老年多疑的孙权不放心了，对太子时有谴责；还严惩站在太子这边的大臣，顾谭、顾承、张休（张昭长子）充军交州，太傅吾粲砍头；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因上书进谏援引春秋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大乱故事，竞遭灭族。丞相陆逊也为此事遭到责备、揶揄。
孙和终究被黜，流放到故鄣（今浙江安吉）。孙霸稍有得逞，得意得飘飘然了。孙权对他的飞扬跋扈，更生疑窦，就在黜孙和不久，赐死孙霸，并将作伥的全寄、杨竺等处死。他对派系倾轧非常痛嫉，是铁面无情的。
几个月后，他立七岁的小儿子孙亮为太子，学习晚年汉武帝立幼子为帝故事。
一年后，太元元年（251）冬天，孙权病重。这时他已七十岁了，自知来日无多，求神仙无望，这个平生非常喜欢读书，特别爱读《汉书》、《东观汉记》的皇帝，飞速从武昌召来大将军诸葛恪，命他和会稽太守滕胤等辅佐太子。
第二年夏，孙权死。
他是三国最高统治者中活得最久的一个君主。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孙权前期功业辉煌，晚年陷入家事，危及国事，这也是他的性格悲剧，正如陈寿所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由是为日后国力衰败和亡国种下了祸根。
鲁肃
鲁肃是周瑜的黄金搭档。
两人虽在赤壁战后对待刘备政见相悖，但不影响彼此牢不可破的友谊。周瑜非常肯定鲁肃的才识，病重时上疏孙权，“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江表传》所记周瑜与孙权信，也说“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他认为鲁肃是继承他的事业最理想的接班人。
鲁肃是东汉末期最有军事思想的战略家之一。史传里的鲁肃，文武兼备，善击剑骑射，硬箭能贯穿几层铁盾，更具有战略家眼光。
汉建安六年（201），鲁肃由周瑜带领去见孙权，密谈兴王图霸之策。
孙权虚心求教。
鲁肃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此说早在诸葛亮《隆中对》前八年。我很怀疑封闭在隆中的诸葛亮，是否受到来自兄长那里的鲁肃见解的影响呢？
鲁肃的卓识受到孙权的赏识、认同。汉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死后的十二年，孙权做皇帝，登上天坛，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想到这三十年前的鲁肃一席话，对群臣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孙权抚今思昔，再次赞赏了鲁肃的战略眼光。
《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得好：“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
鲁肃的奇才，还特别表现在“借荆州”一事上。
所谓“借荆州”，其实就是荆州七郡之一南郡的首县江陵城和江陵城南的油江口（公安）地区。荆州的其他郡，包括南郡的其他县，都不在此例。
当时，刘备以为所屯油江口太狭，难以筹备给养，趁至京口之机，提出借江陵暂驻。孙权的文武官员都持反对意见，只有鲁肃赞同出借。《汉晋春秋》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着棋。“借荆州”，鲁肃之意是借刘备之力，为之守边。难怪睿明的曹操为之大惊。“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是时周瑜已死，鲁肃来到江陵，代领瑜士众。由是，他出屯陆口（今湖北嘉鱼陆溪口镇）。
老子说：“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鲁肃这项建议，很多人，包括后来的孙权都认为是帮了刘备的忙，让野心勃勃的刘备进驻江陵，威胁东吴。其实从骨子里找利弊，它的正面功效远远超过负面效应。因为一是借刘备之力，分散曹操南侵兵力。盖曹操在赤壁战后，曾几次在东线发动战争，其中有两次是大规模的：一次是建安十八年（213）；一次是建安二十一年（216）。但他因在西线为关羽部队牵制，东线战事构不成对东吴严重威胁；二是孙权得以有力控制岭南交州地区，扩大了疆土；三是东南腹地的山越（山民）长期是东吴统治集团的心腹之患，由此也可抽出兵力予以对付。
所以鲁肃是非常有见识的。
应该说鲁肃是倡导孙刘两家联盟的主心骨，他手提橄榄枝，为的是稳固东吴、开拓东吴。但《三国演义》把他写得过分忠厚、纯朴；20世纪的京剧里，鲁肃在诸葛亮面前更是像块糟豆腐，迂腐得可笑，往往为诸葛亮的三言两语障眼法所欺瞒，自己还不知所然，竟在一旁帮着敲边鼓，稀里糊涂上当受骗了。
甘宁
甘宁百骑劫魏营，为逍遥津后的孙权挽回了些面子，也为败于张辽八百人众的十万吴军扬了威壮了胆。谁说江东无人。当时，孙权是很感激他的，采用了亲自相迎的高规格礼仪。几十年后，撰写国史的韦昭，也为这次小小的夜袭，不厌其烦地写了一大段。甘宁的有胆有识，正如唐孙元晏诗称：夜深偷入魏军营，满寨惊忙火似星。
百口宝刀千匹绢，也应消得与甘宁。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笔墨还算是饱满的，此中谈他初见孙权，就提出取荆襄和巴蜀的战略。他和周瑜、鲁肃都是不谋而合，大概这套“据楚关，规巴蜀”颇见价值，史传就记录下来，佐证他有政治识见。
甘宁有武更有文才，史传说他“颇读诸子”，这在当时可称高级知识分子了，但他的本领，还是源于复杂曲折的经历。《三国志》本传只说他在长江为水盗二十年，却没有在此前引用韦昭《吴书》“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顷之，弃官归家”，此后又归顺了益州牧刘焉。甘宁是刘焉死后，不服接班人刘璋领导，举兵反对失败后出川投奔刘表荆州的（见《英雄记》）。在刘表处呆了十年、黄祖处又杲了三年，直到汉建安十三年（208）春，赤壁之战前几个月才隶属孙权麾下。良禽择木而栖，从此方才有煌煌事业。可是岁月不居，此时他的年龄当已五十开外，应该列入老将圈圈了。汉建安二十年（215），他领导百骑劫营时，已属于退休年龄了，却是不服老、不卖老。老将不减当年勇，他才是三国史传有记录在案的正宗老将。清《晚笑堂画集》绘图，却绘以少年无须，是想当然耳。他比吕蒙估计要大二十岁，比凌统更要大些。
凌统在父亲战死时，只有十五岁。初生牛犊不畏虎。凌统和甘宁有怨仇，《演义》据史传作了性格和行为的种种描绘，但双方并未因私怨戮短拳，相反却为国立功杀敌，各争雄长。这是为孙权所欣慰的。但要说他俩后来这么好，好得结成“一对红”，这也是家言，因为它毕竟与廉颇蔺相如、祭遵寇恂等结对子和好不同。这种和好的理想人格化显然是有障于伦理法则的。双方只要不以私怨而误国事就不错了。所以《三国志》就没有写两人最后结为刎颈交。
看来甘宁的后半生，即百骑劫营后，仍是回到西陵太守任上。他长期与关羽据地接壤，双方剑拔弩张，但没有参与吕蒙、陆逊奇袭荆州。他也没有参加抗拒刘备东征的战事。《三国演义》说他中了蛮王沙摩柯一箭，从夷陵前线跑到相距千里的阳信富池口大树下才力竭而死，纯属虚构。明清，从来是缺乏时空观念的。但《三国演义》说他死时乌鸦护体，却是采纳当地传说。按，神鸦故事，清人亦多有记。宋牧仲《筠廊偶笔》：“楚江富池镇有吴王庙，祀甘将军宁也。宋时以神风助漕运，封为王，灵显异常。舟过庙前必报祀。有鸦数百，飞集庙傍林木，往来迎舟，数里舞噪。帆樯上下，舟人恒投肉空中喂之，百不一坠，其送舟亦然。云是吴王神鸦。”其实，此种附会是因富池口甘宁庙周边多合抱古树，为群鸦择巢佳处，故蔚成附近长江上空自然景观了的。
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刘备东征时，甘宁在任上病死。据元《至正金陵新志》，他归葬于南京，“宁墓在直渎山下”。但那是遗址，因为《建康府志》说，吴国末代皇帝孙皓，因甘宁墓所在处压王气，坏风水，将它凿毁。甘宁的身后，据《三围志》，因儿子犯罪遣徙，也就绝后了，但据唐人所修《晋书》，却有儿子当尚书，子孙在两晋当大官的。我曾与江苏社科院陈辽研究员谈及，南京甘氏多有人才，如明末郑成功部勇将甘辉以及大侠甘凤池，等等，怀疑是出自甘宁血脉的。
按，甘姓，相传源出于春秋甘国，国亡后国人散居各处，而望出渤海（今河北沧州）。《郡望百家姓》：“甘氏望出渤海郡”，有联：“望出渤海，源自甘国。”秦有甘茂、甘罗，汉有甘延寿，此间甘姓有流入四川的。据《华阳国志》，甘宁本出自临江大族。
乐进
乐进是曹操的将军。
王沈《魏书》称赞曹操善于提拔将帅，“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
乐进原是曹操主营的帐下吏，是靠军功一步一个台阶递升上来的。建安十一年（206），经曹操向汉帝表彰，由游击将军晋升为折冲将军。
曹操南征，刘琮在襄阳迎降；乐进奉命驻屯襄阳；赤壁战后，曹操北撤，乐进驻襄阳与江陵曹仁军互为犄角，防御吴蜀联军。当时，周瑜率吴军主力围攻江陵、夷陵，刘备配合作战，在江陵北线展开攻乐进（中国画） 陆晓勤势。刘备部将关羽、苏非等部活跃于襄阳周边，与乐进相持；乐进坚守襄阳，击走关羽等，并大破刘备所置的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
刘备入川，乐进仍在襄阳防御，屡败关羽。建安十七年（212），曹操南征，乐进在襄阳西北青泥河与关羽对阵。消息传到葭萌，刘备就借口荆州危急，向刘璋求援，“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虽是打招呼，似可见乐进对江陵北线的威胁。
曹操南征北返，调乐进与张辽、李典等七千人屯扎合肥。后曹操征汉中，孙权率大军十万围合肥。合肥守将，乐进是折冲将军，和荡寇将军张辽，都是假节，官阶、权力并列，李典是破虏将军，权力小些。而从资历、出身，乐进似更高些。《三国演义》所称张辽为主将，乐进、李典为副将不知出自何据，正因官职相等，张辽不能号令两人也。战争结束后，乐进晋升右将军（二品）、张辽晋升征东将军（三品）。
建安二十三年（218），乐进病死。有子乐琳，在扬州刺史任上时为诸葛诞杀害。
周泰
《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甘宁百骑劫魏营》写了甘宁，也写了周泰救孙权于重围事。
这次战事，孙权是处下风的。
周泰在这次战斗里如何表现，未见于史，《演义》所写，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它当然有所据，就是孙策讨伐皖南六县山越的那年，周泰护卫孙权在宣城，被几千山越围攻，当时将士逃散，幸亏周泰勇敢，“惟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三国志·吴书·周泰传》）。
这次战斗，使孙权终生难忘。
由此演变为周泰在这次逍遥津大战里再次受创，再次救护孙权，令人感动不已。昔人有诗记之：三番救主出重围，忠勇如公世所稀。
遍体创痍犹痛饮，酒痕残血满征衣。
孙权在逍遥津战结束回师前夕，因濡须坞重镇为捍卫建业门户、兵家必争之地，选择周泰为濡须督，拜平虏将军。当时所拨归指挥的朱然、徐盛等都不服帖，孙权知道了，特此前来濡须坞，与各位将军开了一个隆重的联欢会。酒过三巡，孙权举杯来到周泰面前，命周泰脱下战袍，亲自指着他身上的伤疤，一个一个地详细询问这些伤痕的由来。周泰一一回复。完了，孙权说：“幼平（周泰字），你为我们哥儿俩战不顾身，体无完肤，是我们的大功臣，我应当和你同荣辱、等休戚。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出身寒门而退让啊。”
当夜通宵欢乐。
第二日，孙权就以自己所用的仪仗，在鼓角声中送周泰上任。
朱然、徐盛等就此敬服。
唐孙元晏有诗赞之：
名与诸公又不同，金疮痕在满身中。
不将御盖宣恩泽，谁信将军别有功。
后孙权欲进图蜀，拜周泰为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周泰把守濡须坞，自此年（建安十七年，212）到黄武三年（224），长达十二年，死于任上，儿子骑都尉周邵继承父业，守卫濡须坞，阻挡曹丕、曹仁等不得过江。濡须坞对于东吴兴亡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孙元晏《濡须坞》七绝有说：风揭洪涛响若雷，枕波为垒险相隈。
莫言有个濡须坞，几度曹公失志回。
周仓
《三国演义》的关羽是放大了的神人，而日夜紧跟关羽的首席侍卫官则是周仓。
其实，历史上是否有周仓其人，大可怀疑。
元民间塑像大师刘元为涿州关羽庙制作关羽造像，尚无关平、周仓侍立（见民国《涿州志》）。
现最早见有周仓名字的为元中期印行的《三国志平话》，但他系诸葛亮北伐时，掌管木牛流马运粮的偏将，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周仓名字开始与关羽挂钩，初见于元末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内称有关羽父子入川，关索在成都活捉守军元帅周仓，周仓情愿服侍关羽，刘备遂得西川之地。此词话诞生前后，鲁贞汉寿亭侯碑铭刻有“乘赤兔兮从周仓”。因此金兆丰认为，“似未可以史失其名疑之”（《校补三国疆域志》）。
《三国演义》或由此嬗化、加工、制造了关羽侍从“周仓”，且以黑面黑甲，为红面绿袍的主子作衬托，相得益彰。《演义》还将《三国志·吴书·鲁肃传》鲁肃与关羽在益阳相会时的关羽侍从，赋以“周仓”符号。
由于《三国演义》的张扬，明清地方志多有拉所谓的“周仓”入志，以显荣光的。鲁迅《旧闻钞》引用《山西通志》称，“周将军仓，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遇关公于卧牛山，遂相从，于樊城之役，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之”。清《平陆县志》亦同。清《顺德府志》还称，“周仓守麦城殉难，墓在霍庄东北，有题名在”。还有学者以周仓死于麦城，且在麦城附近有周仓墓为证，云“周将军仓殉麦城，而墓无可考，稽其遗迹，即长坂坡曹刘交兵处也”，“可见周仓确有其人，只是在正史中把他遗漏了”（王槭《秋灯丛话》卷二，台北广文书局1988年版）。
近年也有著作论证周仓确有其人。据《运城地区古今名人传》（山西运城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编，1985年出版）称：周仓系山西平陆西祁村人，少时家贫，靠从解州盐池担贩私盐谋生。后参加黄巾军，平陆坡底乡的黄河对岸黄巾寨，即是当年他驻扎处。在西祁村后来还盖了规模宏伟的周仓庙（俗呼“周爷庙”）。
但学界并不予承认。如清纪昀说：“关帝祠中皆塑周将军，其名则不见于史传”（《滦阳消夏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