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章学诚《文史通义》
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理论双璧，一是唐朝刘知几所作的《史通》，二是清朝章学诚所作的《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出生于乾隆年间，浙江绍兴人，自幼便对史学理论兴趣浓厚。青年时代，章学诚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志局监领嫉贤妒能，不断打击、排挤才华出众的下属，章学诚受尽压制，最终忍无可忍，愤然离去。此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唐朝史学家刘知几的遭遇，说刘知几曾担任史官多年，最后因无法忍受史官嫉贤妒能、人浮于事的恶劣风气而辞官，编撰了史学理论巨著《史通》。章学诚这样说，不光表明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也表明自己有意效仿刘知几，也要编撰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这才有了之后的《文史通义》。
章学诚三十五岁那年正式开始动笔编写《文史通义》，其后二十九年——直至他六十四岁去世前夕，一直笔耕不辍。章学诚一生贫寒，为了养家糊口疲于奔命，所以他编撰《文史通义》的过程十分艰辛，总是断断续续。他去世前一年，由于积劳成疾，双目失明，但他依然坚持编写。可惜最终他去世时，还是没能完成这部著作，有多个计划要写的篇目尚未开篇，真是件憾事。
最终成书的《文史通义》共九卷，分为内篇六卷和外篇三卷。书中主要包含三大内容，第一是“六经皆史”，这是全书开篇就提出的一个观点。由于在此之前，明朝王守仁已经提出了“五经亦史”的观点，因此这并非章学诚的原创。《文史通义》中指出六经都属于先王的政典，记录了古代的典章制度，并指出学术一定要跟“当时人事”相契合，这起源于章学诚“经世致用”的著名史学论断，对将史学的诞生提前至六经出现之前，扩大对古史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先秦史学，都大有裨益。
书中第二大内容谈到了历史编纂学。章学诚创造性地提出了“史德”，即史学家要尊重客观史实，拒绝主观偏见，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良史”。章学诚还根据不同的性质，将史书分成了“撰述”和“记注”两大类，前者是史学家的“独断之学”，也就是史学著作，后者是对文献的汇总，也就是史料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首次对史著和史料做出明确区分。另外，章学诚还论述了史书各种体例的优缺点。
书中第三大内容涉及地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宋元之后，修地方志的风气在中国各地日渐盛行，但像《文史通义》这样，将修地方志当成一种专业学问，建立系统理论还是头一回，这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文史通义》是一部相当优秀的史学理论著作，不过其中也存在部分历史谬误，而且受时代所限，充斥着浓郁的忠君思想，时需要留意。
12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中国有句古话“国家不幸诗家幸”，意思是说，越是乱世越容易出文学大家和文学佳作，比如清末文学家龚自珍和他的《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末年出生。龚家是当时有名的书香世家和官宦门第，龚自珍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员，外祖父段玉裁则是有名的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下，龚自珍自幼饱读诗书，文采斐然。然而，在科举考试中，他却屡试不第，二十七岁才考中举人，三十八岁才考中进士。中举之后他步入仕途，也一直得不到重用，只担当过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低微的官职。期间，他多次上书，针砭时弊，主张革除弊政，抵御列强侵略，却始终得不到重视，反而引来了权贵的不满，不断受到打压和排挤。四十八岁那年，龚自珍终于对官场彻底失望，辞官南下。之后，他在江苏丹阳的云阳书院教书为生，最后在那里暴病而亡，享年四十九岁。
龚自珍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留存至今的有文章三百多篇，诗词将近八百首，被后人辑成《龚自珍全集》。这些诗文都饱含着爱国热情，倡导改良主义运动，被民国著名诗人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的诗歌中尤以《己亥杂诗》最为出名。这是一组诗集，创作于道光十九年。当时，龚自珍辞官南下，之后又北上接自己的家眷。南北往返途中，他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受苦受难的百姓，不由得感慨丛生，写下了多达三百一十五首的《己亥杂诗》。其中多咏怀和讽喻之作，内容涉及国计民生的多个方面，表达了诗人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在这组诗集中，最广为传唱的是第五首和第二百二十首。
第五首写的是诗人离开京城时的感受。全诗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离愁，“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用日暮、天涯渲染出浓重的离愁别绪。开头的“浩荡”二字，在言及离愁之深广的同时，又隐含了诗人的愤懑与不甘。“白日斜”三字勾勒出一幅夕阳西下的苍茫画面，表现了诗人离京时的满心失落。诗人要回的是美丽的江南，却称其为“天涯”，因为离开京城就意味着他一生的政治生涯结束，想到自己入仕二十年却一事无成，诗人顿觉更加苦闷不堪。但到了第二部分，诗人又移情于花，展现了自己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的生命虽然终结了，但是它化作春泥，就能作为肥料孕育出新的花朵。这样一来，前两句中的哀怨离愁就变成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诗中晦暗的日暮、天涯、落花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完美融合，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境界，构思巧妙，寓意深刻，不愧为清诗中的佳作，尤其是后两句更家喻户晓的名句。
《己亥杂诗》第二百二十首是一首关于人才选拔的政治诗。诗中前两句写出了当时朝野之中死气沉沉的现状，“万马齐喑究可哀”，指出要改变这种现状，一定要借助风雷激荡一般的巨大力量；“九州风气恃风雷”，这种力量源自人才，所以朝廷应该做的就是破格录用人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中既批判现实，揭露矛盾，又憧憬未来，呼唤变革，独辟蹊径，别开生面。而诗中选取的“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四种雄伟的意象，更是表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境界，令人震撼。
至于龚自珍的散文，跟诗歌有着相同的精神，多为批判现实之作。在风格方面，有别于唐宋和清朝桐城派的散文，是对先秦两汉古文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作有《明良论》《病梅馆记》等。
《明良论》包括四篇政论文，其中指出“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认为皇帝将臣子当成奴才，直接导致了臣子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不知廉耻，从而使得朝政更加腐败。据此，龚自珍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观点，成了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
《病梅馆记》是一篇托梅议政的散文，以“病梅”指代饱受摧残的人才。清朝实行八股取士，并大兴文字狱，使人才遭受了残酷的压制与摧残，如同被人们扭曲的审美观折磨的“病梅”。作者开辟病梅馆，决定“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其实是在表达自己渴望实行政治改革、打破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
龚自珍一生忧国忧民，将满腔的爱国热忱都融入了自己的诗文中。读《龚自珍全集》，不仅是读他的文采，更是读他的风骨与壮志。
127石玉昆《三侠五义》
很多读者都喜欢读武侠，但要问中国第一部武侠是哪一部，只怕鲜有人知——清朝石玉昆所著的《三侠五义》，这部长篇侠义公案被人称为“中国武侠的开山鼻祖”。
石玉昆是清朝嘉庆、咸丰、同治年间民间有名的说唱艺人。嘉庆年间，由他说唱的《龙图公案》在民间流传甚广。有人将其中的唱词删掉，改成了一部题为《龙图耳录》的。后来，石玉昆又对这部加以修改、润色，写成了这部长达一百二十回的《三侠五义》。
书名中的“三侠”是指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以及丁氏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两人合为一侠）；“五义”是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以及锦毛鼠白玉堂这五鼠弟兄。他们都是书中的主角，此外，书中还有包拯、公孙策等重要角色。
《三侠五义》把公案和侠义结合在一起，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宋仁宗在位时，包拯出任开封府尹。他的得力助手公孙策设计得到了三口御赐的铜铡。包拯以刀铡国舅，除暴安良，期间得到南侠展昭的暗中相助。随后，包拯又查清了皇宫多年前发生的“狸猫换太子”一案，仁宗得以与亲生母亲团圆。展昭因屡次协助包拯，又在耀武楼献艺，被仁宗赐号“御猫”，并被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包拯手下当差。由于“御猫”这个绰号跟五鼠相克，五鼠心中不平，便去京城挑战展昭，这便是“五鼠闹东京”。之后，五鼠归顺朝廷，并与展昭一同在开封府任职。中间穿插了韩彰、蒋平等人捉拿采花贼花蝴蝶的故事，以及包公的门生倪继祖在北侠欧阳春、黑妖狐智化、小侠艾虎等人的帮助下，铲除恶霸马强的故事。其后还讲述了包公的门生颜查散与白玉堂等人共同治理洪泽湖水患，收复军山，剪除襄阳王赵爵的故事。简单说来，《三侠五义》说的就是包拯在众侠义之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众侠义之士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
《三侠五义》有着相当鲜明的艺术特色。因为源自说唱艺术，所以保留了宋元说唱艺术生动活泼、直接明快、口语化等特色。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环境的描绘都能跟情节发展紧密结合，丝毫不显得突兀、多余。尤其是书中对侠义之士的描绘，各具特色，性格立体，洋溢着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鲁迅评价此书“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十分中肯。而中将侠义之士除暴安良的行为和其保护清官、协助清官断案完美结合，更展现出时人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对是非善恶鲜明的态度，就算放在现在也不会过时。
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三侠五义》对后世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书中谈及了点穴、暗器、剑术、刀法、轻功等多种武功，闷香、夜行衣、用毒、人皮面具等多种江湖手段，另有多种机关埋伏，都被之后的武侠沿用。《三侠五义》自问世后，便在文坛掀起了一股创作武侠的高潮，出现了续作《小五义》，改编之作《七侠五义》，以及《施公案》《三侠剑》《雍正剑侠图》《卧虎藏龙》《蜀山奇侠传》等大批优秀的武侠。连中国当代的武侠三大家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作品，都明显受到了《三侠五义》的影响。
《三侠五义》的影响不光局限在文学领域，还扩展到了戏剧领域。书中的故事精彩纷呈，十分适合改编成各类戏剧，单是京剧中就有二十余部取材于《三侠五义》，如《狸猫换太子》《陈州放粮》《花蝴蝶》《打龙袍》《五鼠闹东京》等。而根据这部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同样数量繁多，有几部更是脍炙人口。这部时，也可以把这些剧找来看看。
128刘熙载《艺概》
《艺概》是清同治年间文学理论家刘熙载撰写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一部重要的代表作。
嘉庆年间，刘熙载出生于江苏兴化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道光年间，他先后考中举人、进士，进入仕途。刘熙载同治年间离开官场，其生平的后十四年直至去世，一直在上海龙门书院担任主讲。期间，他将闲暇时间都用于著书立说，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艺概》就写于这段时期。
同治十二年，刘熙载对自己多年以来谈文论艺的札记集中进行整理、修订，写成了《艺概》。书名中的“概”即“举少以概乎多”，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让读者能明确概要，触类旁通。《艺概》的特色就在于此，相较于其余文学理论作品，这部作品内容精简、具体，起来更加清晰，容易理解。
《艺概》全书分为六卷：《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分别论述了文、诗、赋、词、书法和八股文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并评论了名家的作品。
全书遵循这样的格式：用寥寥几句话评价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述其艺术特色。这种写法表面看来跟传统的评论诗歌、诗人、诗歌流派的诗话没什么两样，实际却是有区别的。首先，传统的诗话或是词话只会牵涉到一个艺术门类，《艺概》却牵涉诗、文、词、曲、书法等多个艺术门类，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其次，传统的诗话或是词话在评价作家或作品时，会在传闻逸事、史料考证方面大费周章，《艺概》却以艺术特色和艺术规律为重点，言简意赅，具有更强的理论性和美学性。并且书中这些言简意赅的评论不乏独到的见解，不仅能揭露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甚至能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比如评价《庄子》为“飞”，一个字便概括了庄子自由随性的个性。
刘熙载将文学视为“心学”，认为作家的情志是“我”和“物”相摩相荡的产物，并且“诗品出于人品”，诗品是人品的展现，要重视作品和人品、文学和现实的关联，因此书中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评价更高，比如屈原的《离骚》等，同时反对模仿之作和媚俗之作，推崇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
而纵观全书，最鲜明的特色在于探讨了艺术创作中的一系列辩证关系，概括了上百个对立统一的对应范畴，构成了艺术辩证法独特的审美体系。这一审美体系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本质论，真实与虚幻统一的真实论，“一”与“不一”统一的意象论，似花还似非花统一的意境论，阳刚与阴柔统一的风格论，用古与变古统一的发展论，以及人品与诗品统一的鉴赏论。
作为一部古典美学的代表作，《艺概》既广博又精深，虽历经一个多世纪，却依然颇具魅力。
129文康《儿女英雄传》
曹雪芹家道中落，自叙身世，作《红楼梦》流传后世。清末文康同样家道中落，撰《儿女英雄传》以自遣。文康是满族镶红旗人，生活于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出身显赫，是大学士勒保的孙子，早年家世盛极一时，曾任理藩院郎中、徽州知府等职。可惜到了晚年，家道中落，家中诸子不肖，贵重物品被变卖殆尽。这段时期，文康独居一室，身边仅有笔墨相伴，便撰写长篇白话《儿女英雄传》以自遣。鲁迅曾将他的这一情况和曹雪芹写《红楼梦》对比，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而谈到二者的区别，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儿女英雄传》则是用理想化的笔触写成的。
成书后的《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原有五十三回，现存四十一回，失传的部分后人已经弥补，所以情节依旧比较完整，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朝年间，一个名叫何杞的副将被奸臣纪献唐陷害，冤死狱中。何杞的女儿何玉凤改名为十三妹，行走江湖，立誓要为父亲报仇。淮阴县令安学海获罪，他的儿子安骥筹集银两，前去营救他。途中，安骥和一个名叫张金凤的姑娘在能仁寺中遭遇危险，被十三妹救下。事后十三妹做媒，将张金凤许配给安骥，并帮助安骥平安抵达淮阴救父。后来，纪献唐在朝中获罪被杀，十三妹大仇得报，再无牵挂，想遁入空门，了此余生，却被人劝阻，也嫁给了安骥，与张金凤相处如亲姐妹。本书原名《金玉缘》，就是取了十三妹玉凤名字中的“玉”字和张金凤名字中的“金”字，组合而成的。
全书融侠义、公案、言情于一炉，雅俗共赏。其中对清朝年间中国社会世态人情的描绘，宛如画了一幅细致、丰富的清朝社会风俗画。特别是对官场腐败与黑暗的描绘，有些部分就算与极富盛名的《儒林外史》相比也毫不逊色。
不过，全书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人物的塑造，尤其是对女主角十三妹的塑造。据考证，十三妹的形象源自明朝凌初《初刻拍案惊奇》中的一篇和清朝王士祯的《女侠》，但这两处的人物形象都比较单薄，远不及文康笔下的十三妹鲜活、立体。十三妹是个嫉恶如仇、智勇双全的侠女。前半部分，她行走江湖，行侠仗义，既心高气傲，又纯真可人，言语虽然咄咄逼人，却带着几分幽默风趣，可敬又可爱，就算跟其余古典名著中最深入人心的人物相比，也不逊色。可惜到了后半部分，她却在一门心思坚守忠孝节义的安学海的影响下，逐渐丧失了侠女气质，越来越循规蹈矩，跟当时的普通女性毫无二致。这便是文康为这位个性鲜明的侠女安排的“归宿”，用温馨的家庭生活收服十三妹“这条孽龙”。可是在今天很多人看来，这种归宿实在是个大大的败笔，严重毁坏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统一性和人格魅力。
除十三妹外，中诸如邓九公、张金凤等人物，也都各具个性，生动形象。即便是今人看来有些迂腐的安学海，性格中也有很讨人喜欢的地方。
而的语言也非常有特色，不管是叙事还是对话，都以流利的北京话写成，为此后的京味开了个好头。胡适曾评价其“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十分中肯。
《儿女英雄传》自问世之初便广受好评，影响巨大，甚至被誉为“一时杰作”。虽然其中一些价值观令今人难以认同，但作为一部精彩的、一部了解清朝世俗生活的史料，依然颇具可读性。
130魏源《海国图志》
清末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这句话出自当时一部著名的世界地理、历史综合性著作《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问世于道光年间，由魏源编著而成。魏源青年时代入仕为官，满怀爱国热忱，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亲赴前线与英军开战。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魏源因此对清政府失望，便辞去官职，专心著书立说。两年后，他再度进入官场，到各地担任地方官。期间，他在自己管治的辖区内兴修水利，改革漕运，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颇有成效。他力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改革，希望借此革除弊端，摆脱当时内忧外患的状态，他的著作《海国图志》也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
魏源编著《海国图志》，是受林则徐的嘱托。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为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让幕僚把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一部地理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亲自编辑、润色，最终完成了《四洲志》一书。全书不到九万字，简单地阐述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四大洲三十余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是中国近代首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世界地理志书。魏源最初开始编著《海国图志》，就是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这部《四洲志》为基础的。
《海国图志》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魏源从《四洲志》等著作中摘录编辑而成的，原创的部分很少。除《四洲志》外，书中还引用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志十四种，古今中外的各家著述七十余种，其中外国人的著述差不多有二十种，如英国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奏折和魏源亲自了解的一些材料。
道光二十二年，《海国图志》的初稿出版，共计五十卷。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增加到六十卷。此后，魏源又收录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及其余资料，扩充到一百卷。其后又经过多次扩充，最终成稿的《海国图志》多达五百卷。
书中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以及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与使用，让当时的中国人不光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还看到了西方各国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状况，以及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如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而这些最终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军事技术，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一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末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维新派也都深受这种思想影响。不仅如此，这部书的影响力还波及海外，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发挥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部书也并非十全十美，其维护清政府统治的局限性自然不言而喻，书中摘录的很多内容也未经过充分考证，因此出现了很多谬误。比如将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误写成英国人发现了美洲，时间上也出现了很大偏差；又如书中收录的各国地图的位置、距离、形状等很不准确，这些我们在时都要留意。当然，考虑到当时的条件，魏源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易。时至今日，这部书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131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即晚清名臣曾国藩的书信集，收录了曾国藩从道光三十年到同治十年前后写的一千四百多封书信。曾国藩一生功绩卓著，他建立湘军，剿灭太平天国，发起洋务运动，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并与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关于为什么会有《曾国藩家书》问世，还要从太平天国运动说起。当时，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首要功臣，功高震主，引起了在位的咸丰皇帝的忌惮。咸丰皇帝甚至在曾国藩的湘军攻克武汉后说：“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为了向朝廷表明忠心，曾国藩主动裁减湘军，并将自己隐秘的家书都刊行发表，如此光明磊落，皇帝自然不能再对他起疑心。曾国藩所写的这些家书，内容生动、平实、细致、深刻，从一开始发表便风行全国，直到今天依然广受欢迎。
曾国藩为人严谨、恭敬，对书信的格式非常讲究，每封家书都严格遵循称谓、启辞、正文、结语、祝辞、署名的格式，以称谓为例，对不同的人称谓各有讲究：对祖父母最为恭敬，称“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或“祖父大人万福金安”之类；对父母也非常恭敬，称“男国藩跪禀父母大人万福金安”或“男国藩跪禀父母大人膝下”之类；对叔父母同样恭敬，称“侄国藩谨启叔父母大人万福金安”或“侄国藩谨启叔父母大人座下”之类，不过不必加上“跪禀”二字；对诸位弟弟随和亲切，称“诸位贤弟足下”或“四位老弟左右”之类，其中“左右”二字表示尊敬；对妻子十分尊敬，称“欧阳夫人左右”，因为他的原配夫人复姓欧阳；对儿子则是发号施令的语气，加上“字谕”二字，其中“谕”就是告知的意思，称“字谕纪泽”“字谕纪鸿儿”，“纪泽”“纪鸿”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对侄子虽然也是长辈对晚辈，但语气要客气很多，称“字寄纪瑞侄左右”之类。
而在内容方面，这些家书涉及曾国藩的修身、持家、教子、交友、处世、用人、治学、理财、治军、从政等方方面面，为研究曾国藩乃至晚清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其中大部分内容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毫不落伍，普通读者能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
比如治军、从政方面，这类家书多是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彼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地位显赫，曾国藩便在家书中劝诫他要戒骄戒躁，沉着冷静，多多思考，并要及早选拔替手。曾国藩还劝弟弟为官要清廉，为政要勤勉，“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这些建议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很适用。
又如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在家书中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他教导弟弟、子侄坚持“勤、俭、谦”三字，“每用一钱，均须三思”，不要因为自己在外有权有势就骄奢放纵，这是“败家之道也”。他不主张将财产留给子孙，因为子孙若有才能，不需要这些财产也能生活无忧，反之，就算有这些财产也会败光。而子孙有没有才能的决定因素就是能否努力治学，有学识的人是不用担心吃不上饭的。
再如为人、处事方面，曾国藩在家书中崇尚坚忍实干，这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镇压太平天国早期，曾国藩屡战屡败，受尽京师权贵的唾骂，以至于竟羞愤得跳河自尽，幸而被左右救下。后来他想通了，觉得这是磨炼自己的好机会，便发愤图强，咬牙忍受一切挫败与羞辱，正所谓“打落牙齿和血吞”，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为清廷立下大功。他在家书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接连打了两场败仗的弟弟曾国荃。而这个道理在任何领域也都适用，令普通读者都获益匪浅。正是这种跨时代、跨领域的特性，让《曾国藩家书》直到现在依然广为流传。
132李伯元《官场现形记》
晚清文坛出现了“四大谴责”，分别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其中又尤以《官场现形记》最具代表性。
李伯元，名李宝嘉，别号南亭亭长，同治六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他二十六岁考中秀才，第二年去参加乡试，本应榜上有名，却因堂伯父有“叛逆皇法之前科”受到株连而被除名。其后，李伯元到上海谋生。当时正值光绪皇帝在位、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民间维新思潮涌动。李伯元深受其影响，开始投身于报纸行业，担当主编、主笔，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以求唤醒民众，共同挽救将被列强瓜分了的中国。为了揭露官场的黑暗，李伯元还单独创办了一份《世界繁华报》，在上面连载，《官场现形记》就是这样写成的。
《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描绘了晚清官场大大小小的官员腐败堕落的丑态：从军机大臣、总督巡抚这种朝廷重臣，到知县典吏这种芝麻小官，无官不贪，个个“见钱眼开，视钱如命”，鱼肉百姓，整个清廷的政治体制已经彻底腐朽，无药可救。
作为讽刺文学，《官场现形记》在语言方面借鉴并发展了《儒林外史》的语言。作者描写人物常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就将人物的模样、性格勾勒出来了，又常采用夸张的手法，进一步凸显人物个性，并且善于描绘细节，使得人物更加栩栩如生。书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大多个性鲜明，令人难忘，比如好色、昏庸又喜欢作威作福的胡统领，阴险狡诈的周老爷，猥琐寒酸的赵不了，老奸巨猾的庄大老爷等。但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很多人物性格雷同，故事情节也出现了很多重复的地方，整部书给人以冗长、拖沓的感觉，影响了作品的价值。
即使如此，《官场现形记》依然是一部难得的佳作，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社会价值。文学史家陈子展曾评价它是一部社会史料，描绘了当时最下流的上流社会——官场，书中所写的官场现象，便是清朝亡国的现象。文学理论家阿英也表示，《官场现形记》虽然有很多不足，却能让读者了解晚清的政治和社会，当时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外国人为什么会看不起中国，中国的官员怎样去迎合外国人，中国官员贪污的原因，百姓所受的荼毒等问题，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鲁迅曾对比了《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这两部，说二者“尽管各有所长，多有风骨，但从广度和深度看来，还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塞爱国情的反骨”。
《官场现形记》问世后，其对晚清腐败官场毫不留情的揭露、批判，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甚至惊动了朝廷。李伯元接连收到恐吓信、子弹、砒霜之类的威胁物，靠躲在英、法租界才避过了一劫。而由于《官场现形记》在当时实在太受欢迎了，翻版盗印层出不穷。李伯元去世后，这股风气愈演愈烈，后来在上海会审公堂的调停下才确定了版权的归属，这成了晚清文坛借助诉讼维护版权的第一个案例。
133郑观应《盛世危言》
清末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国内出现了多部以“救国”为主题的作品，由郑观应编撰的《盛世危言》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对他此前两部作品《救世揭要》和《易言》的扩充、完善。
郑观应是近代有名的启蒙思想家，并兼具实业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郑观应十六岁应童子试未中，便奉父亲的命令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清朝末年，中国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外有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都让郑观应深受刺激，萌生了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念头。在此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社会改良思想，并于1862年撰写了一部《救时揭要》，于1873年出版。在这部书中，郑观应的社会改良思想尚未成熟，他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另外一方面又认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方是救国之道。
就在这段时期，中国又掀起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郑观应积极参与其中，并了大量相关著作。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社会改良思想不断发展、完善。1870至1880年间，他写成了以“自强”为宗旨的《易言》一书，这表明他的社会改良思想已经初步成型。
“易言”这个书名取自《诗经》中的一句话“无易由言”，意思是不要轻易发言，显示了郑观应谦虚谨慎的态度。全书共两卷，三十六篇，上卷论述了公法、税务、鸦片、商务、火车、电报、开垦、船政等内容，下卷论述了考试、边防、火器、开矿、机器、议政、吏治、传教、水师、练兵、医道、疏流等内容。其内容关系到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总结其主旨便是消除国内传统陋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奖励通商，富国强兵，并与外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易言》出版于1880年。1881年，郑观应将原稿的三十六篇删减、合并成二十篇再版。第二版比第一版明显倒退了，删除了第一版中很多精华内容，并流露出回归“天朝上国”的心态。不过，郑观应对社会改良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就此止步。1894年，他终于在此前两部著作的基础上写出了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
由于当时政局动荡，郑观应在商场中接连遭受重创，心力交瘁，索性退隐澳门，将所有精力都用于扩编《救世揭要》和《易言》。最终成书的《盛世危言》，已经形成了成熟、完整的维新体系，提出了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书中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很多方面直言不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多个方面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在政治方面，提出建立议会式立宪政体，同时将政治向传媒公开，接受各方评论；在经济方面，在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积极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方面，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在司法方面，指出中国的法律与运用皆残暴、黑暗，要向西方学习借鉴。
在《盛世危言》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方面的“商战”论，这是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首创，一如书中封面题所言：“首为商战鼓与呼。”郑观应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手段分为两种：一种是军事侵略，即“兵战”；一种是经济侵略，即“商战”。其中，商战比兵战更加隐蔽，危害更大，所以在反抗敌国侵略时，应将商战放在比兵战更优先的位置。所谓“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就是与其建造新式武器，用西方的方式练兵打仗，不如像西方一样竭尽所能发展商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除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陈旧观念，从传统农耕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为此，需要建立近代企业制度，订立明确的行事规则并有效执行。另外，由于商战要用到大批现代商务人才，政府不仅要改变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结构，提升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提升其素质，还要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商部，支持工商业者发展实业，并要提升相关行政工作者的素质。
《盛世危言》出版之际，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内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书中提出的“富强救国”的主张立即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被誉为“医国之灵枢金匮”，在市场上极为畅销，先后重印二十多次。期间，根据时局变动，郑观应不断对书的内容予以增补，令其更加完善，将其变为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清朝末年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深受这部著作的影响。书中提出的改良观念与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商业发展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书中对当时很多社会问题的思考，就算到了今天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在时不用担心这部已经问世一个多世纪的著作会落伍。另外，由于本书和此前的《救世揭要》《易言》两部著作的承继关系，若将后两部作品一并找来，会对郑观应思想的前后变化有更全面的了解。
134严复（译）《天演论》
在清末出现的以“救国”为主题的作品中，由翻译家严复翻译的自然科学著作《天演论》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此书的原作者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他因捍卫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有“达尔文的坚定追随者”之称。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其中提出的进化论观点在英国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科学家和教会领袖都对该观点发起了猛烈抨击。赫胥黎却选择站在达尔文这边，耗费数十年时光，验证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在此基础上，他写成了一部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进化论与伦理学》，前半部分讲述进化论，后半部分讲述伦理学。《天演论》就是严复选取书中的进化论部分翻译而成的。
严复早年曾到英国留学，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国内教育，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并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天演论》便是严复倡导西学的重要工具。严复翻译、出版这部著作，前前后后总共经历了三年，而这三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维新运动持续高涨。严复翻译这部著作，就是为了警醒民众，拯救民族危亡。1897年12月，《天演论》在天津的《国闻汇编》上首次发表。
作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为之后的众多翻译家所推崇。他翻译的《天演论》古雅耐读，这也是此书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翻译期间，严复特意选择了意译，不完全依照原文，很多时候还会联系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进行演绎。因此，《天演论》不光是他的翻译作品，也是他的原创作品。鲁迅曾说严复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生动展现出了严复为本书付出的巨大心血。
成书后的《天演论》分为导论和正文两部分，其中导论十八篇，正文十七篇，每篇都有严复自己加的题目，其中有二十八篇都有严复添加的按语。借着书中提出的生物进化观点，严复阐述了自己救亡图存的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他指出，动物、植物之间都存在着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人类也是一样。而决定人类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的因素，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力量的强弱。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不能再盲目自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一定要努力变弱为强，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悲剧。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天演论》提出的这些观点对国人来说宛如当头棒喝，该书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出版后短短几年便风靡全国，甚至成了学校的教材、中学生的普及读物，书中诸如“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迅速出现在国内的报纸刊物上。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间，《天演论》总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其他任何西学书籍都无法比拟的。很多名人、学者也都对本书推崇备至，康有为读过此书后，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著名文学家吴汝纶读过此书后，盛赞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鸿制，并亲手将全书从头到尾抄录了一遍。而当时年轻的鲁迅第一次读《天演论》时便手不释卷，“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除《天演论》外，严复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取名《原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取名《法意》）等多部西学著作。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读《天演论》之余，读一下严复的这些译作。
135刘鹗《老残游记》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揭露官场黑暗的佳作，但说的多是贪官，极少有揭露“清官”暴政现象的。在这方面，清末的《老残游记》开了个先例，“历来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老残游记》是清末刘鹗创作的一部中篇，全书共二十回，名列“晚清四大谴责”之一。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刘鹗以“鸿都百炼生”的笔名首次发表在《绣像》半月刊中。刊登到第十三回因故中断，后来又在《天津日日新闻》上重新发表了全文。“老残游记”这个书名源自书中讲述的一个名叫“老残”的江湖郎中的游历见闻。老残靠行医为生，四处流浪。他为人是非分明，侠肝义胆，对受苦受难的百姓满怀同情，倾尽所能帮助他们。
书中主要塑造了两个“清官”的形象：玉贤和刚弼。二人为官清廉，不贪污，不受贿，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清官。但相较于那些贪污受贿的贪官，他们却有着更加强烈的欲望，就是权势。为了“做大官”，他们在辖区内严刑逼供，制造冤案，草菅人命。玉贤在曹州府为官不足一年，就用酷刑害死了两千多条人命，其中九成半是无辜的良民。辖区内发生了案件，他不详加调查，只凭主观臆断，认定谁是案犯，就将其抓起来施以酷刑，最终将其折磨至死。刚弼也同样如此，断案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贾家十三口人被杀的大案，他只凭主观臆断就确定了嫌犯，将其屈打成招，酿成千古冤案。
这些所谓的“清官”造成的危害，比那些贪污受贿的贪官更甚。一如书中所言：“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老残游记》不光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刘鹗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进西方文明，修补残破不堪的国家，这在当时颇具进步意义。
《老残游记》自1903年出版后，就在民间和学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鲁迅、胡适、林语堂等都对其有很高的评价。国学大师周汝昌将这部作品的文学成就放在同时期出现的《儿女英雄传》《镜花缘》和《海上花列传》等多部著作之上，称其不光是一部谴责，更是一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作品。在国际上，《老残游记》也颇具影响力，堪称中国近代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部，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广为传播。
刘鹗在写完《老残游记》后，又创作了一部《老残游记》续，据说有十四回，现存九回。《老残游记》时，也可以顺便读一下这部续作。
136曾朴、金松岑《孽海花》
二十世纪初，曾有一部历史在国内出版发行，引发轰动，短短一段时期内先后再版十余次，销售十万部左右，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畅销书，这便是由曾朴、金松岑合著的《孽海花》。
最早由金松岑开始创作。1903年，他首先在杂志上发表了前两回，之后又将已经完成的前几回原稿寄给曾朴创办的林书社。曾朴看过后，认为的题材很好，为之后的创作提供了一些建议。可由于金松岑并非家，而是一名诗人和国学家，因此他在跟曾朴商议确定了全书的回目后，决定将之后的内容交由曾朴续写。曾朴花费三个月的时间，一口气写了二十回，由林书社在东晋印刷成册出版。《林》杂志创刊后，继续发表至第二十五回，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后续内容。
成书后的《孽海花》共三十五回，二十多万字，以状元郎金雯青和名妓傅彩云的婚姻生活为主线，讲述了同治中期到光绪后期三十年间中国的政治、文化变迁，其中或隐或现地展现了当时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法战争、中俄领土争端、甲午中日战争、台湾军民反抗侵略、洋务运动、维新派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等。
全书的结构相当别致，采用“珠花”式结构，曲折回旋，将零散、繁杂的故事井井有条地连在一起，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用曾朴的话来解释会更加形象：“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放时收，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
作为一部历史，《孽海花》有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具备了近代意义。它将的故事情节跟真实的历史事件相结合，塑造出“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把提升到了历史哲学的地位”。而这要归功于曾朴对十九世纪法国两位伟大的作家大仲马和雨果的历史的深入研读。
篇幅不算太长，却塑造了近三百个人物，其中最出彩的要数以当时的名妓赛金花为原型的女主角傅彩云。她出身贫寒，沦落风尘，是姑苏城中的花魁，嫁给状元金雯青为妾，跟随金雯青出使西方各国。在此期间，她自信大胆，言行放纵不羁，又能操外语，在外交场上如鱼得水，无拘无束。相较于迂腐无能的男主角金雯青，傅彩云这个角色光彩照人，具备了现代女性的很多特质，就算放在现在也依然极具魅力。
除傅彩云外，书中还有很多人物也都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如翁叔平以翁同为原型，梁超如以梁启超为原型等，从而更增加了的历史真实性。
在语言方面，《孽海花》具有浓郁的人文风味，文笔上佳，旁征博引，含蓄隽永。可惜物极必反，书中引用的典故、史实太多，导致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欠缺了解的读者，时常无法理解其中的言外之意。这就好比中国观众看美国喜剧，因为对美国社会文化了解不够深，所以很多笑点都无法领会。我们在《孽海花》之前，不妨先翻阅一下清末的历史资料，相信会对理解的主旨有所帮助。
作为近代历史的代表作，《孽海花》深受读者欢迎，众多文化界名人也对其评价颇高。当时有名的研究专家蒋瑞藻曾说：“近年新撰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鲁迅也称赞其“结构工巧，文采斐然”。不仅如此，还传播到了海外，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37王国维《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观堂集林》
谈到美学，就不能不提一部著作《人间词话》。这是清末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被后世奉为美学著作的经典。
清光绪年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书香世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过后，大量西方科技文化涌入中国，王国维在接触到这些全新的文化与思想后，萌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他了大量相关读物，并热切盼望能出国留学。二十一岁那年，他来到上海求学。他二十三岁那年如愿以偿，到日本东京留学，回国后在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任教。
在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的洗礼后，王国维从全新的角度评论中国旧文学，于1908年写成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人间词话》。“词话”就是评论词、词人、词的流派等的作品，始于宋朝，宋朝杨绘所作的《时贤本事曲子集》便是中国最早的词话专著，可惜现在已经失传。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体例、格式与此前的词话作品没有显著区别，但其中融入了一些全新的观念与方法，在理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全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境界”说，这是整部书的核心与纲领，也是批评的标准，无论是推导诗词的演变，还是评论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都以“境界”为切入点。于是，“境界”说便成了全书批评理论的与归宿。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叔本华只强调天才拥有赤子之心，贬低普通人的境界，王国维却在《人间词话》中对普通人的境界相当看重。叔本华重视的是智力，王国维重视的却是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种“境界”说与用形象展现现实的艺术规律彼此相通，要求创作者既要深入生活，又要凌驾于生活之上。“境界”说明确揭露出了艺术境界内部的特殊矛盾，即“情”与“景”的多样化与对立统一，那些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人间词话》自问世之初便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如若中国的美学著作，这部作品不容错过。
除《人间词话》外，王国维的代表作还有《红楼梦评论》《观堂集林》等。《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基础上，从《红楼梦》的故事内容、人物塑造方面入手，系统研究《红楼梦》题旨与美学、伦理学价值的红学著作，是红学研究史上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首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对红学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这部作品读一下。
《观堂集林》是王国维的一部自选文集，收录了他后半生为数不多但成就颇高的代表作。书中涉猎的学科领域极为广泛，有殷墟卜辞、两周金文、战国文字、西域汉简、汉魏石经、敦煌文书、铜器定名、殷周礼制等十余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不朽佳作，非常值得一读。
138邹容《革命军》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部宣传反清斗争的著作——《革命军》。它有“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的美誉，作者是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
邹容出生于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当时，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科举考试制度也已彻底没落，但很多读书人依然固守着科举入仕的信念。邹容是其中的异类，他自幼便受改革变法思想和西学著作的影响，鄙视功名，拒绝参加科举考试。戊戌变法过后，邹容对为变法牺牲的谭嗣同十分钦佩，曾作诗歌颂他以自勉。十七岁时，邹容自费到日本留学。当时，日本已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对于中国颇具借鉴意义。邹容在日本深受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并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相关的书籍，民主思想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期间，他积极参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爱国活动，不断发表革命演说，并开始创作《革命军》。可惜第二年，他便因发表这些革命言论，被清政府联合日本政府逼迫回国。此后，邹容来到上海，继续写作《革命军》，宣传革命思想。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发行，由章太炎为其作序。其后，《苏报》也发表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以及相关的评论文章。《革命军》全书共计两万余字，分为七章，分别是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以及结论。书中开篇就热烈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并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书中又提出了“欲御外侮，先清内患”的主张，彻底揭露出清政府的真面目——对内是压迫百姓的牢笼，对外是西方列强的走狗，因此必须要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在这一点上，邹容明显有别于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的民主思想更加进步，也更加彻底。另外，书中还指出，推翻清政府之后，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提出了具体的建立方案，包括二十五项纲领，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很多内容就算放到现在也毫不过时。
《革命军》的这些内容，相当于公然“劝动天下造反”，一经发表便宛如一声春雷，炸开了彼时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引发了空前的反响，甚至波及海外，惊动了全世界。全书饱含激情，语言又通俗易懂，因此在民间传播极广，“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的名号也由此而来。鲁迅曾评价其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军》印刷了二十多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一十万册，堪称清朝末年最畅销的革命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