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佚名《山海经》
汉武帝在位时，曾有人向他进献了一只奇异的鸟。可是不管朝臣们用什么东西喂它，它都不肯进食。当时东方朔以才气学识闻名，皇帝就让他来看看这只鸟。结果，东方朔不仅一下说出了鸟的名字，还说了它是吃什么食物的。朝臣们又把东方朔说的东西放到那只鸟跟前，它果然开始吃了。汉武帝问东方朔，他是怎么知道这种鸟的。东方朔说，《山海经》里有详细的记载。
为什么一只奇异罕见到连见多识广的文武百官们都不认识的鸟，《山海经》中却有详细的记录呢？那是因为《山海经》中就记录着形体各异的诡异怪兽。实际上，《山海经》记述的内容不仅神奇，而且非常丰富，不仅有奇形怪状的异兽，还有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美食灵药、日月异变以及上古帝王谱系等等，堪称一本知识庞杂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里面描述的内容涉及天南海北，包罗万象，但是因记录的大多是光怪陆离之事，历来被斥为荒诞不经，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公之于众。这本书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司马迁也只是感叹：“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直到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经传诸子诗赋，这本书才真正得以问世。这之后，围绕此书的内容和成书时间而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关于它的作者是谁至今仍是学术界的千年未解之谜。
最早的“正统”说法是《山海经》为大禹和伯益所著，后被人们以“在《山海经》中有发生在大禹、伯益之后的史实”推翻。隋朝的颜之推虽然坚持旧说，并以“后人羼入，非本文也”掩饰，但是无法平息后人的种种猜测，各种假说也流传了下来。如：有人说是夷坚所著，有人说是邹衍所著，有人说是后人根据炎黄两族的传说所著；也有“巴蜀人作说”“早期方士作说”等。当代学者袁珂认为，《山海经》非同一时期一人所著，因此并无一个确定的作者。
流传至今的《山海经》主要由《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组成。其中《山经》涵盖了山川地理、动植物以及矿物的分布情况；《海外经》记载了四海之外的东西南北以及各个国家的奇风异貌；《海内经》主要记载海内发生的奇事、存在的奇物；而《大荒经》则记载了女娲、黄帝、大禹这一时期的神话故事，也是中国神话遗存、发展的源头。
《山海经》中保留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都出于此书。还有很多民间习俗在此书中也有迹可循，比如“为什么晚间要收回小孩子的衣服”等。
《山海经》不仅仅是神话传说，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史实。例如《大北荒经》里有关黄帝大战蚩尤的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排除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体会到古代两大部落之间的一场残酷战争。《大荒西经》中记载了黄帝的一个谱系：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这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以及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的记载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基于它浓郁的神话色彩，几乎没有人相信它在忠实记录以往的真实历史，同时也给真实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神话本身就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基本特色，其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而《山海经》这部最早保留大量神话的古籍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可见一斑。例如《诗经》《楚辞》中都有古神话的影子，尤其是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篇，神话具有非常大的冲击力，使文章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吴承恩的《西游记》，郭沫若的《女神》等，这些以《山海经》为文学母体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山海经》是广大读者朋友们了解神话传说，体会古人的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的宝藏。
《山海经》也有一些科学的影子，它记载了一些古代科学家们的科学实践活动和创造发明，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科学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大荒海内经》中记载后稷时开始播种百谷，叔均时开始用耕牛耕种。在《大荒北经》中记载，叔均为耕田业的鼻祖，还有《大荒海内经》中记载：巧发明了世间的各种工艺技巧……这些都体现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大荒海内经》中记载：噎鸣发现了木星十二年绕太阳运行一周的规律。《大荒西经》中记载：帝颛顼命令重托着天用力往上举，又命令黎撑着地使劲朝下按。于是黎来到地下并生了噎，他就处在大地的最西端，主管着太阳、月亮和星辰运行的先后次序。这反映了当时天文、历法的发展状况。像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有一些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如《海外北经》中记载：钟山的山神，名字叫烛阴，他人面蛇身，全身通红，有一千里那么长，居住在钟山之下。他睁眼是白天，闭眼是黑夜。所处的地方“积冰”“不见日”“天白皓皓”“寒凝凝”。这种貌似神灵般的生物其实是先民根据北极极光塑造出来的形象：将绚烂如长龙般显现在天上的极光想象成一条巨大的烛龙。这便是古时候关于极光的记载，在其他古代文献资料中却很难找到。
经过历代学者们对《山海经》的探究、解析，发现它对民俗、古代历史、文学、科技、地理、文化乃至中外交通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流传至今，由于其浓郁的娱乐性和故事性，有好多神话故事被印成白话文版本的儿童读物。所以《山海经》在作为一部研究古文化的古籍的同时，作为一部少儿启蒙读物也未尝不可。
2周公《周礼》
西汉初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集到了一批古书，其中有一部叫《周官》，也就是儒家的经典代表作《周礼》。但此后这本书一直被藏在秘府中，无人问津。直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校对秘府中的文献时才发现了它。
在西汉年间已经出现的儒家经典，如《诗》《书》《春秋》等，史料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唯独《周礼》从未被提及。因此，此书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都成了谜。刘歆认为，此书出自周公之手，记录的是西周的典制。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成王年幼，便由周公辅政七年。其间，周公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礼乐制度，主要包含嫡长子的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以及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大。刘歆据此推测《周礼》是周公的作品是很有依据的，后世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但除此之外，还有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两千多年来，史学家们一直为此争议不断，难有定论。
《周礼》全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冬官篇已经失传），而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也就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其中，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六官中的每一官都统领六十个官职，全书共计三百六十个官职，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官制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隋朝年间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便是仿照《周礼》中的“六官”设置的，唐朝又将六部定名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共同构成了中央政府的主体官制，被此后的历朝历代沿用。
在阐述这种官制体系的同时，《周礼》还建立了一整套礼的体系，既包含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又包含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包含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名目繁多，内容丰富，为后世所借鉴，也为今人研究这方面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除此之外，书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篇将这些思想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十大法则，其后各篇更进一步做出了阐释，既严谨又翔实。比如其中对官员、百姓采取的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政策，就展现了当时执政者非常成熟的政治思想与管理技巧，值得此后的历朝借鉴。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很多重大政治变革，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等，都是从《周礼》中寻求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周礼中记录的很多治国思想依然毫不过时，不光能用于治国，还能用于企业管理。
3佚名《诗经》
孔子曾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口中的诗就是指《诗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读《诗经》就不会有优雅的谈吐。众所周知，《诗经》乃中华第一诗集，它集大俗大雅于一身，用诗歌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其中不仅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蕴含着唯美的文学修养以及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孔子说，《诗经》每一篇都是一个故事，也正是缘于此，他才如此推崇《诗经》。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先秦时称其为《诗》。春秋时期，孔子对《诗》进行了编订，以合乎礼仪为标准进行删减，保留了三百一十一首诗歌，但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和由仪六首只有题目，没有内容，称为笙诗，故实际上只有三百零五首，所以《诗经》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诗经》这个称呼在西汉时才使用，因为它在此时开始被列入“五经”，奉为儒家经典。
《诗经》的作者并非一人，有周王朝的乐官，也有公卿列士等，另外里面还收集了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歌谣，且来源地域非常广泛。相传中国周代历朝都设有采诗官，他们经常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一些能够反映民间喜乐、疾苦的歌谣整理后交给乐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天子了解民生的主要途径，也是施政的重要借鉴信息。于是这些民歌便被朝廷收集了起来。
相传尹吉甫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因此他被尊称为中华诗祖。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佑过三代帝王，辅佐到周幽王时，幽王因听信谗言将他杀了，后知道错杀了他，便为其铸了一个金头厚葬。尹吉甫还是一个文学家，《诗经》中的《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便是他所作。
《诗经》是配乐演唱的乐歌，按音乐类型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是从十五个诸侯国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又有“十五国风”之称，总共一百六十首，占《诗经》诗歌总量的一半以上。因为是地方民歌，“风”大多显得风格活泼、感情细腻，生活气息很浓。例如开篇的《关雎》道出了初涉爱河的青年的心声，其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轻快活泼，广为流传；《谷风》则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抛弃的痛苦，甚至连一些生活细节也描写得细致入微；还有《伐檀》《硕鼠》《氓》等一些“风”的代表作都有很强的故事性，让人感觉其所塑的形象更为鲜活。“风”在《诗经》中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为最佳。
“雅”是正统的宫廷乐歌，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又分为大雅、小雅。“大雅”分为三十一篇，多半为士大夫所作；“小雅”分为七十四篇，大部分是贵族文人所作，抒发的是个人情感，其中也有类似民歌的劳人咏歌。
“颂”全部为贵族文人所作，共四十篇，其中“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其内容多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上大部分是祖先的歌功颂德之辞。
《诗经》中主要运用了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赋”就是直接铺陈叙述，直抒胸臆，比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即比喻，包括明喻和暗喻。比如，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一国的人才也可以为另一国所用；还有在《硕人》一篇中，用“柔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肌肤，“瓠犀”喻美人的牙齿，等等。
“兴”又称“起兴”，一般用在诗篇的开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先吟咏其他事物，为要吟咏的内容做铺垫，在诗歌中具有渲染气氛、创造意境的重要作用。例如，《卫风·氓》开头写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只是表现人物思绪游移不定，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这是比较原始的“兴”。在后来的发展中，“兴”又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头本是诗人所见之景，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表达爱意，恰可借此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中的诗歌在词句结构上大多采用叠复的形式，同时注重叠字、双声、叠韵词的使用，因此《诗经》中的语言准确、形象、优美。但是，《诗经》并不仅仅是一部诗集，透过它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周代（从西周到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由盛到衰的历史面貌的真实反映。比如，《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大雅·绵》《大雅·皇矣》《大雅·大明》等叙事诗，记载了周部族的兴起、发展，到建立周朝的历史；《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揭示了奴隶主的贪婪和坐享其成，反映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说明奴隶们开始觉醒；《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表现了征夫思念家乡亲人以及对战争的怨恨，而《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家中妇人对征夫的思念。由此可见，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让人民深受其苦。除此之外，《诗经》中还完整描述了当时的劳动场景，如《周南·》《豳风·七月》《小雅·无羊》等；还有很多记述青年男女的爱情的诗，如《秦风·蒹葭》《郑风·溱洧》《邶风·静女》《王风·采葛》等。
《诗经》之所以能被奉为儒家经典，是因为除了其诗集本身的独特含义之外，它更表现出了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关心人民疾苦，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可以说，《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4佚名《黄帝内经》
中医理论注重养生，通过调节饮食、颐养心神、控制情绪等各种方法，达到预防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中医养生来自古代精华医学，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讲究的是预防疾病，治未病，中医养生理论的著名代表作就是《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一部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和治疗原则的医学巨著，为我国现存医书中最早的医学典籍。
书中采用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黄帝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的联盟首领，据说是他征服了东夷、九黎族，最终统一了华夏部落，因此黄帝被尊为华夏始祖。传说是黄帝创立了医学，而岐伯、雷公则是黄帝时期的名医。但是黄帝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现实中并没有可考的史料证明他和他的事迹的真实性。《黄帝内经》也并非出自黄帝之手，而是医家、医学理论家们托黄帝之名联合创作的，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进行的第一次医学上的理论总结。《淮南子·修务训》载：“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由此可见，《黄帝内经》之所以冠以“黄帝”之名，是为了顺应厚古薄今的风气，意在取信于人。
《黄帝内经》原书十八卷，分《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素问》原九卷，至南朝齐梁时部分亡佚，后经唐王冰订补，改编为二十四卷，计八十一篇，以人与自然的统一、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络学为主线，重点论述摄生、经络、脏腑、病因、病机、治疗原则以及养生防病等，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原理。
《灵枢》原也有九卷，最早称《针经》，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如《九卷》《九灵》《九墟》等。后经南宋医学家史崧整理校正，扩充为二十四卷，也就是流传至今的版本。《灵枢》与《素问》内容相似，着重介绍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
这部医书具有比较全面的医学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在世人的眼中，《黄帝内经》是一本记录中医理论的医书，其实，《黄帝内经》不但是一部中医理论宝典，还是一部养生宝典，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皆由气而生，而人是整个物质世界中的一部分，“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道法自然。按照这种思想，人的正常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很像是道家的思想。道家创始人老子曾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上不皎，其下不昧”，“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这是道家学说中形而上者的道，阐述了构成世界的原初物质，这和西方的分子、原子学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分子、原子学说如同见微而知微，而气一元论则更形象地体现为“观全局而知微妙，窥一斑而晓全身”。天地由气贯穿，从而把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内部环境相结合，形成一个天地人的循环。这种思想在《黄帝内经》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把人的脉象分为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以春夏秋冬不同时节的气候变化感知人体气血的适应状态。
《黄帝内经》中的生命观阐述的更是一种无神而注重修养的思想，它否定超自然、超物质的神明存在，认识到生命现象来源于生命体自身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这种无神论思想的萌芽可谓是医学上的进步。
大多数人成不了医生，但可以成为一个懂得医理、珍惜生命的人。《黄帝内经》这本书能让人从理论上认知生命的运动，更有益于趋利避害，修身养性。《黄帝内经》原本大多为文言文，读起来显得有些晦涩难懂，不过现在的版本大多有译文注释，读起来也不是特别吃力。
5老子《道德经》
众所周知，《道德经》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所作的一部语录体著作。老子原名李耳，又名伯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被奉为道教的始祖，与战国时期另一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合称为“老庄”。
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周朝衰落，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征战不断。根据司马迁《史记·老子传》的记录，老子原本是周朝的守藏史，也就是皇家图书馆的史官，“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他本打算归隐，途经函谷关时，遇到了守关令尹喜，尹喜对他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于是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依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民的主张，写成了传世名作《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五千言》《老子五千文》，《道德经》这个书名是后来才出现的，在战国时韩非子称之为《周书》，在秦朝时《吕氏春秋·注》称之为《上至经》，在汉朝时则直呼《老子》。全书共有八十一章，前面三十七章是“道篇”，后面四十四章是“德篇”，道为体，德为用。其中的“道”就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个体修道的方法。“德”是修道者必须具备的特殊世界观、方法论和为人处世的方法。老子尝试在这本书里建立一种把宇宙万物都囊括在内的理论，宇宙万物都遵循这样一种“道”。借助这种“道”，老子又解释了宇宙万物的演变，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另外，书里还有很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比如认为所有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由于老子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书中还提到了很多民本思想，比如传诵极广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比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比如“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比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
《道德经》成书距今已有大约两千五百年，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先说哲学方面，先秦诸子多多少少曾受过《道德经》的影响，尤其是同为道家学派的庄子，他的代表作《庄子》全书都贯穿着《道德经》的思想。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申不害的政治思想也明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为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人的列传合成了一篇《老庄申韩列传》。而此后，魏晋的玄学、宋朝的理学也深受《道德经》的影响，魏晋时期有名的玄学家王弼还曾为《道德经》作注。
再说政治方面，西汉初期的惠帝、文帝、景帝都在《道德经》的影响下倡导清静无为，由此创立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在位期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他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同样包含了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政治思想，这种情况在中国整个封建王朝中延续着，很多颇有作为的皇帝都对《道德经》赞不绝口，如宋太宗曾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曾说：“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清朝顺治皇帝也曾说：“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著书五千余言，明清静无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
最后是文学方面，《道德经》对中国文学最直观的影响在于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领域。魏晋时期，道家思想盛行，出现了陶渊明、谢灵运等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道德经》对此居功至伟。
除了对国内的影响外，《道德经》的影响力还波及海外。欧洲对《道德经》的研究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德国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尼采，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等都研究过《道德经》，发表过相关的研究成果。《道德经》的译本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广为流传，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老子热”。根据统计，《道德经》现在已成为出版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世界文化著作，真令人赞叹。
外国人尚且如此关注《道德经》，更何况是中国人？真正的名著都拥有超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时今日，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依然能作为中国人修身治国的参考书。不过，原版的《道德经》理解起来颇有难度，为方便读者理解，中国古代就出现了很多注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汉严遵的注本、三国曹魏王弼的注本等，现代的注本更是层出不穷。时可参考这些注本，以方便理解。
6孔子弟子《论语》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生活于春秋时期。孔子年轻时便积极想要从政，可却终生郁郁不得志。五十多岁时，他终于得到机会，入仕为官，但几年后便因国君昏庸无能，失望离去。政治上的失意，让孔子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教育事业中，他开办私学，广收弟子。这些孔门弟子中不乏贤士，很多成了各国的栋梁之才。为了记录老师孔子的思想，战国初期，孔门弟子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下来，编纂成了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这便是《论语》。
现存的《论语》共一万一千七百零五字，分为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其中有四百四十四章记录孔子与其弟子、时人的交流，另外四十八章记录孔子的弟子之间的交流。这本书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运用了语录体和对话体的模式。语录体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体式，常用在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以及佛门的传教记录中。语录体不重视篇章结构以及段落、内容间的关联，所以《论语》中的每一篇都包含多种主题，各自独立，没有关联。以《学而篇》为例，在探讨学习之余，又探讨了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施行仁政等内容，显得很散乱。
语录体最突出的特色是言简义丰，往往一两句话中便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经验，有些语句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警句或成语。比如《论语》中的“温故而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教无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杀身成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无一不家喻户晓。
不过，《论语》中也并非全都是简短的语录，比如在《季氏将伐颛臾》一篇中，鲁国大夫季氏将要讨伐鲁国的附庸国颛臾，孔子在从自己的弟子、季氏的家臣冉有和季路口中得知此事后，用三段话论述了季氏不应讨伐颛臾的理由，层层递进，逻辑清晰，相当具有说服力。
作为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通过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生动刻画了这些人物的形象。其中最突出的要数孔子，书中生动描绘了孔子讲话时的神态举止，使其形象跃然纸上，既令人敬重，又让人感到亲切随和，完全不同于很多人心目中那严肃的圣人形象。南朝文学家刘勰在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曾评价《论语》“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另外，《论语》中还成功刻画了孔子多个弟子的形象，如直率鲁莽的子路、温文尔雅的颜回、聪敏机智的子贡、洒脱不羁的曾等，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作，儒学从西汉年间便成了中国统治者眼中的正统科学，以至于在此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论语》一直是读书人初学的必读作品。就算到了今天，书中很多道理对我们为人处世、修身治学等也依然颇具实用价值，常常、揣摩它，必能有所得益。
7庄子及其弟子《庄子》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层出不穷，《庄子》虽不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但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一部。《庄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庄子及其弟子。相传，庄子曾在南华山隐居，唐玄宗在位时下诏封他为“南华真人”，所以《庄子》也叫《南华经》。
庄子，名周，很多人称其为庄周，他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宋国，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是他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庄子》共计五十二篇，而根据司马迁所言，《庄子》原书有“十万余言”。但现存的《庄子》只剩了三十三篇，六万五千余字，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传。现存的《庄子》全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内篇是全书的精华之所在，由庄子所作，外篇和杂篇通常认为是其弟子所作。
庄子的文章风格极其鲜明，经常采用寓言故事的形式，想象奇谲，富于幽默讽刺的意味。清朝刘熙载曾在自己的文艺理论专著《艺概》中评价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这种风格在《庄子》内篇最有名的《逍遥游》一篇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不过，此处的“逍遥”跟我们平时所说并不完全一致，是指人超越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游”主要是指精神之游，所谓“逍遥游”就是超脱于世俗以外，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受任何束缚，自由自在地浮游于世间的至高精神境界。
为了揭示“逍遥游”的内涵，庄子在文章中罗列了很多寓言，展现世俗中的“有待”，即有所凭借。如大船要在深水之中才能航行，大鹏鸟要借着风力才能展翅高飞，所以都是“有待”的。而要实现“逍遥游”，必须要“无待”，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其中，“至人”“神人”和“圣人”都是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所谓“无己”便是顺应客观，追求绝对的自由、通达，忘掉自己，是庄子感悟到的最高人格境界；所谓“无功”，便是顺应大道，不仕功名，表达了庄子无为而治的政治观；所谓“无名”，便是不求名望，表达了庄子扬弃功名，摆脱外物束缚的人生追求。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豪放不羁的态度追求绝对自由的人，庄子表达自由思想的《逍遥游》影响了此后无数文人的思维方式与处世态度。现代哲学家李泽厚曾说：“中国文人的外表是儒家，但内心永远是庄子。”而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这种人生态度同样颇具参考价值。
除了《逍遥游》，《庄子》中的名篇还有内篇的《齐物论》和《养生主》两篇。其中，“齐物论”包含两个意思：齐物和齐论。“齐物”是指世间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在内，表面看来都是千差万别的，但归根结底又是齐一的。“齐论”是指世人的言论表面看来是千差万别的，但既然世间万物是齐一的，那人的言论归根到底也应该是齐一的。《齐物论》通篇思想丰富，内涵精妙，是全书最难把握的一篇。而“养生主”就是养生的要领，谈的是养生之道。庄子的观点是，养生贵在顺应自然，忘却情感，不为外物所滞。
以上三篇是《庄子》全书的精髓，时要格外留意。除此之外，《庄子》中内篇的其余篇目也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有必要仔细研读。外篇和杂篇的文学与思想价值都逊色于内篇，时可以粗略一些，留出更多精力更好地理解内篇。
8左丘明《左传》
“外强中干”“东道主”“尔虞我诈”“居安思危”“鞭长莫及”“狼子野心”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和词语，但极少有人知道它们全都出自战国初期一部重要的史书《左传》。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作者相传是左丘明。左丘明是春秋末期鲁国的史官，通常认为其姓丘，名明，因其父担任左史官，世称左丘明。另外还有两种说法，一是其复姓左丘，名明，二是其单姓左，名丘明。左丘明和孔子生活于同一时代，孔子十分尊敬他，称他为“君子”。相传《左传》就是左丘明根据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写成的。司马迁曾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提及：“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刘知几也在《史通·六家》中指出：“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清朝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同样认为《左传》出自左丘明之手。不过历朝也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争议颇多，一直难有定论。现在一般认为，《左传》并非某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多位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果，左丘明可能是其中一位学者，完成了书中的主要部分。
尽管《左传》的作者是谁仍存疑，但其和《春秋》之间的密切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左传》的记事基本依照《春秋》中鲁十二公的顺序，时间跨度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27年，即公元前468年，实际记事比《春秋》多出二十六年。书中的事件大部分属于《春秋》，不过结尾部分已步入战国。
在内容方面，《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在记录鲁国历史的同时兼顾其余各国，在记录政治大事的同时，兼顾社会各领域的小事，具体包括各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内容，为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而在记史方法方面，《左传》用系统的史书编纂方法，代替了《春秋》中的“流水账”方法，在记录春秋历史的同时，援引了大量古代历史资料，更增加了全书的史料价值。
《左传》不光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是一部价值很高的文学著作。它可以算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将一个个历史事件记叙成一篇篇完整的叙事散文。
在叙事顺序方面，《左传》主要采取大家最熟悉的顺叙手法，另外还采用了倒叙、预叙等手法。比如写郑穆公兰，就采取了倒叙手法，先写郑穆公兰的死亡，之后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姓名由来：他的母亲梦到天神和兰草，怀孕生下了他，因此为他取名为兰。而预叙就是先叙述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对多种叙述方法的运用，使得《左传》的各个章节显得错落有致，更具美感。
在叙事角度方面，《左传》多采用第三人称，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会使得视角广阔自由，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但书中也有部分章节从参与事件的人物角度出发来叙述，比如叙述鄢陵之战中“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状况时，就完全借助了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
在叙事之余，《左传》一书中还加入了一些对事件、人物的议论以表明作者的态度，增加叙事的情感色彩，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事实证明，这种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人物是叙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作者在《左传》中成功地塑造了大量立体、鲜明的人物，比如晋文公、晏婴、楚灵王等。而这些人物的语言、行为分布在各个年代的各个事件中，要将其前后关联，才能得到完整的人物形象。有些人物的形象伴随其经历不断地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也在书中得到了清晰地展现，比如暴君楚灵王，即位前好勇斗狠，即位后荒淫暴虐，最后走投无路，后悔不迭。
春秋时期多战乱，《左传》也不可避免地记录了多场战争，每一场都在大国争霸的大背景下，用精练的文笔写出战争的起因、各国关系的变化、战前筹备、战争过程以及战争影响，既严谨，又有力度。
整部《左传》文笔简练，文采斐然，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堪称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集，开启了文史结合的传统，对后世《战国策》《史记》等史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我们来说，《左传》，既能增加历史知识，又能增强文学修养，可谓一箭双雕。
9左丘明《国语》
《国语》是跟《左传》成书于同一时期的重要史书著作，相传也是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也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及：“《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根据他们的说法，左丘明在写完《左传》后，不幸双目失明，却“雅思未尽”，利用《左传》剩余的资料创作了《国语》，因此《国语》也被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不过，从晋朝开始，很多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说法。最早提出异议的是晋朝思想家傅玄，他指出：“《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其后，宋朝的刘世安、吕大光、朱熹，清朝的尤侗、皮锡瑞等学者，也都对左丘明作《国语》的说法提出质疑。宋朝之后，很多学者还提出了“《国语》是西汉刘歆所作”的观点。到了今时今日，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定论。现在人们通常认为，《国语》是由生活在多个地区、多个时期的多个熟悉各国历史的人合力完成的。
作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国语》记录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总共八国的历史人物、事迹和言论，尤以言论为主，具体涉及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全书共二十一卷，包括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其对每国历史记录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周语侧重于论证记言；鲁语主要对一些小故事发表议论，少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齐语主要记录齐桓公和管仲的论证之语，记录齐桓公如何称霸；晋语篇幅最长，对晋国的历史记录得相对具体、全面，但也有所侧重，以晋文公的事迹为主；郑语主要记录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主要记录楚灵王和楚昭王时期的历史事件；吴语只记录了吴王夫差讨伐越国和吴国的灭亡；越语只记录了勾践灭吴。
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说，《国语》比不上《左传》，不如《左传》的内容完整丰富。但《国语》首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之后中国史书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等，都继承了《国语》这种体例。而书中提出的政治思想也比较先进：以民为本，重视民意，反对专制和腐败，并重视人才。这些思想就算放在现在，也颇具现实意义。
从文学价值角度说，《国语》也在《左传》之下。不过，相较于《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集，《国语》的文学水准明显更高，尤其是作者擅长借助某些历史人物的精彩言论说明社会问题。如周语中“召公谏弭谤”一节，便借召公之口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重要论题。书中精练、生动、真实的语言，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整体而言，不管是从历史价值还是文学价值来说，《国语》都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作品，值得认真。
10孙武《孙子兵法》
孙子名为孙武，字长卿，是春秋时期齐国人，出生于军事世家。受到将门家庭的熏陶，孙武自幼便表现出对军事的爱好，并且非常有军事天赋。后来孙武由齐国来到吴国，经吴国大夫伍子胥举荐，以所著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阖闾，而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将。而这俘获吴王的心的兵法十三篇正是孙武的传世名著《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我国最古老、最杰出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孙武在吴国受任为将后，领兵助阵，战无不胜，与伍子胥率吴兵六万破楚，五战五捷，大败二十万楚军，攻入楚国郢都，几乎灭了楚国，从而震慑了吴国北部的齐国、晋国和南部的越国，显名于诸侯。孙武也因此被称为“兵圣”，后世称他为“东方兵学的鼻祖”。
这部书问世之后，倍受后人的推崇。研习者也是人才辈出，从军事战争到商界竞争，可谓一切有关谋略的，不管阴谋阳谋，都能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得到启发。《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不战而屈人之兵，讲的就是不用战争就能使敌人屈服，让兵者懂得“上善伐谋”的道理，也说明孙子虽然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并不是一个战争狂人。日本研究孙子的学者逢屋千村说：《孙子兵法》不是打仗的，是教人和平的，是和平主义，是不战主义。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全书总共六千多字，几乎涵盖了军事的方方面面，而且每方面都提出了很深刻的见解。这十三篇分为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其中“始计篇”主要是讲述了战争的重要性，孙子认为，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所以不得不慎重；“作战篇”讲述的是一些关于士气、赏罚的方法，孙子认为，对士兵赏罚分明士兵才会愈战愈勇，优待俘虏才会削弱敌方壮大己方，从而拉大双方的差距；“谋攻篇”是《孙子兵法》中的核心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兵家名言便出自这一篇；“军形篇”主要是讲攻守兼备的战争准备，孙子认为，战争就要做好被攻击而不被打败、攻击就要致胜的心理和战争策划，主张狮子搏兔亦要用全力的思想；“兵势篇”大多是讲寻找敌人的弱点，趁势追击并以假象、利益来分散和调动敌人的军队进入埋伏。其他几篇也都是讲一些克敌制胜的方法和心理。为了赢得胜利，《孙子兵法》中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欺诈、伏击、离间、间谍等，主张避开敌人的优势，专攻其弱点，只要能胜利就毫无底线可讲，因为战争多持续一分钟就会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谋者就是要实现绝对的己方利益最大化。
孙子通过这十三篇详尽地讲述了战略、战役、战术上的战争艺术，被称为镇国之宝，李世民曾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可见对《孙子兵法》的评价极高。
新中国成立之后，《孙子兵法》又有了新的发展。以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首的研究《孙子兵法》之风掀起后，便出现了大批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像吴如嵩的《孙子兵法说浅》、杨丙安的《孙子会笺》、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的《孙子校释》等。在《孙子兵法》汉简本问世后，更是扩展到多个学术领域，各方学者开始从经济学、管理学、预测学、决策学、心理学、谈判学、地理学等多个不同角度将《孙子兵法》进行分析、研究。《孙子兵法》在当今社会的非军事运用研究方面已占有主流趋势，也渐渐地发展成现在的“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孙子兵法》的多方向研究，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11墨翟及其弟子《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曾经学过儒术，对儒术中“礼”的学说极其厌烦，因此另立门派“墨家”发表新说，聚徒讲学，走向了儒家学派的对立面。
《墨子》是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集中阐述了墨家学派的思想，是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典籍。过去称这部书的著者为墨家学派的创立者墨翟，但书中包含了墨子弟子乃至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因此后世一般认为此书由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
墨家在秦朝时期便饱受压制，到汉朝时已经完全绝迹，儒学便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直接造成了《墨子》许多章节的丢失、损毁，甚至险些失传。它的文本也从最初的七十一章减少到当今的五十三章，例如“反对儒学”的三章就只剩下了一章。
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作为先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对中国哲学史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中，墨子提出的“兼爱”就与儒学的“仁爱”有所不同：儒家的“仁爱”其实是一种差等之爱，强调亲疏尊卑，虽然有很强的封建制度的影子，但却以人的感情为出发点，更加合乎实际，合乎人情。墨家的“兼爱”讲的是一种大仁大爱，完全跳出了阶级的束缚，类似于现代的共产、民主的思想。碍于时代的束缚，这种“兼爱”的思想注定是沦为空想的乌托邦、象牙塔之类的理想，但也正是这种过于进步的思想产生了墨家的一个特殊团体——墨者。
墨者是指战国时期创造和追随墨家思想的人，这些人大多出身于下层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厚的、难以为平常人所理解的爱。
墨者们都信奉墨家的一众学说思想，而且有作战能力，同时立掌门人，形成军事组织，舍身行道，试图在人间创造一个“兼爱”互利的理想国，这听起来像是丐帮大侠和梁山好汉的综合体。儒家的宗旨是告诉人们怎样去修自身德行、统治国家，而墨家更有“路见不平我自己管”的意味。
在《墨子》一书中，《非攻》讲的是反对侵略战争；《尚贤》讲的是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说的是执政者应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非命》强调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命运；《非乐》谈的是摆脱礼乐束缚，专注实业生产；《节用》《节葬》讲的是节约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不在死人身上浪费财富等。这些思想都显得进步而前卫，在诸子百家中独称一家，可见墨家思想的独到之处。
《墨子》不单单局限于哲学思想，在时空的论证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就其宇宙论来说，墨子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整体包含着个体，不同的个体又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墨子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论出发，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把时间定义为“久”，空间定义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古往今来朝夕循环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南北中的一切空间；而时间和空间是连续不断的。在此之后，他又思考了时空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认为对于整体而言，时空是无限的，对于部分而言，时空是有限的。
体会墨子这一广阔思想时，我们还应该把心态甚至眼界放平，也许墨子想的并没有我们那么远，“时空说”中的“部分”也许就是所有可见事物的本身，用以认识自身的渺小和有限；而整体正是眼界所限，古往今来不能穷其尽头，山川地域不能穷其边缘的感叹，视为无穷。只是现在我们的眼界宽了，想得更远了。由此可见，墨子的一些思想还是很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12刘向辑录《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屈原首创的一种新诗歌体裁，因屈原生活在楚地（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一带），便将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等融入到这种诗体中，形成了浓郁的地方色彩，所以人称之为“楚辞”。当时，楚地巫风盛行，受此影响，当地的文学艺术也充满了浪漫奇幻的色彩，楚辞也不例外。另外，楚地的民歌常出现“兮”这个语气助词，屈原也将其引入楚辞中，成了楚辞最一目了然的语言特色。到了西汉年间，刘向将屈原等人所作的楚辞收录起来，编成了有名的《楚辞》一书。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出身于显赫的家族中，是楚国的贵族，而且才华出众，忠君爱国，早年深受楚怀王宠信，身居高位。可惜后来楚怀王听信谗言，流放了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国将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都城郢都，屈原得知此事后悲痛欲绝，在汨罗江投江自杀。
一生忧国忧民的屈原，以笔写心，创作了很多爱国题材的作品。纵观《楚辞》全书，最具盛名的莫过于他的《离骚》。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离骚”这个题目便是遭遇忧患的意思。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屈原在诗中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品德和理想，痛斥楚怀王昏庸无能，朝中小人当道，自己空怀报国之志，却得不到重用。在诗中，屈原用男女爱情比喻楚怀王和自己的君臣关系，将自己比喻为弃妇，将楚怀王比喻为抛弃自己的丈夫，将朝中奸臣比喻为嫉妒自己的其他女子。这种写法相当别致、鲜明。整首诗刻画出了一个坚贞、高洁、执着追求政治理想的爱国者形象，鼓舞了后世很多文人。1926年，鲁迅在自己的短篇集《彷徨》的书前题词中，还引用了《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诗句自勉。
另外，《楚辞》中收录的《九歌》《九章》《天问》等篇，也是屈原的代表作。《九歌》原本是楚人祭祀时的巫歌，被屈原改编成楚辞。《九歌》总共包含十一篇，除悼亡楚国战死将士的《国殇》外，其余各篇都以神灵的爱情故事为主题。《九章》总共包含九篇，分别创作于不同的时间、地点，有着不同的主体，在文学成就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以《橘颂》《哀郢》《涉江》《怀沙》四篇成就最高。《天问》全诗以问句构成，接连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生提出了多达一百七十三个问题，想象奇异，字里行间展现出作者的才华横溢，令人叹为观止，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除屈原的作品外，《楚辞》还收录了战国时期的宋玉，西汉时期的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的辞赋作品，也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诗歌集。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学题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楚辞》的影响，后世大量的诗歌、散文、、戏剧带着《楚辞》的影子。以诗歌为例，后世的招隐诗、游仙诗等都直接源自《楚辞》，李白等人的浪漫主义诗风也明显受《楚辞》启发。一如现代文学家郑振铎所言，“《楚辞》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励着无数的作家”。《楚辞》的影响力还波及海外，早早就流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明朝年间，《楚辞》又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引入西方。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译本的《楚辞》。
由于年代久远，刘向编辑的《楚辞》原本已经失传，今人只能从此后的注本中一窥其全貌。东汉年间，王逸所作的《楚辞章句》，一直被认为是最完整的《楚辞》注本。除此之外，还有宋朝洪兴祖所作的《楚辞补注》等多部《楚辞》注本。《楚辞》时，若能参照这些注本，会更有助于理解。
13韩非《韩非子》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自相矛盾》这个寓言：楚国有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先夸自己的盾任何东西都无法刺穿，接着又夸自己的矛能刺穿任何东西。有人问他，若用他的矛去刺他的盾，结果会怎样？楚人顿时哑口无言。这个寓言看似简单，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矛盾论”的概念，对中国的哲学发展意义非凡。这个寓言的出处便是战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
《韩非子》是韩非的作品集，由后人在其去世之后辑录而成。韩非本是韩国人，和秦国丞相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其才华在李斯之上。韩非口吃，不善于辩论，但非常擅长写文章，他的几篇文章流传到秦国后，受到了秦王嬴政的赏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嫉妒他的才华，生怕他会夺走自己的地位，于是联合姚贾在嬴政面前诋毁他，说他心向韩国，日后必定会对秦国不利。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谗言，囚禁了韩非。李斯乘机逼韩非服毒自尽，等到嬴政后悔想赦免韩非时，已经来不及了。
韩非终年四十七岁，可谓英年早逝，幸而有《韩非子》一书流传于后世。《韩非子》全书共十多万字，五十五篇，是一部说理散文集，其风格鲜明，文笔犀利，说理精密，议论透彻，有的放矢，结构精巧，描述大胆，语言风趣，耐人寻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韩非非常擅长用通俗的寓言故事说明抽象的道理。书中很多寓言直到现在依然家喻户晓，如《郑人买履》《智子疑邻》《三人成虎》《讳疾忌医》《滥竽充数》《守株待兔》等。
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韩非毕生的思想在书中的五十五篇文章中却得到了全面的展现。
首先是他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理论。韩非主张君主要独自掌控国家大权，就像《物权》一篇所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为实现这一目标，君主应竭尽所能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从基层选拔一批封建官员填补他们的空缺，就像《显学》一篇所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而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求，还必须统一全国百姓的思想，独尊法家，废黜其余各家学说。
其次是实行法治。要“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即在制定法律之余，还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尚。“法”要严格执行，不能有任何例外。儒家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韩非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像《有度》一篇所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要实现法治，必须要有君主的权势作为保障，就像《难者》一篇所言：“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
第三是进行改革。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因此不必遵循古代传统，而应依据现实情况进行改革，改革以图治，变法以图强。为此，需要除“五蠹”，“蠹”就是蚀木的害虫，“五蠹”也就是扰乱法治的五种人：一是学者，也就是儒家；二是言议者，也就是纵横家；三是带剑者，也就是墨家侠者和侠客；四是患御者，也就是担心被征调作战的人；五是工商买卖者。在除“五蠹”之余，君主还要提防“八奸”：一是“同床”，也就是君主的妃嫔；二是“在旁”，也就是君主的亲信随从；三是“父兄”，也就是君主的叔侄兄弟；四是“养殃”，也就是故意迎合君主的人；五是“民萌”，也就是私自将国家财产发放给百姓，以赢取民心的大臣；六是“流行”，也就是招揽说客收买人心，捏造舆论的大臣；七是“威强”，也就是招揽亡命之徒、耀武扬威的大臣；八是“四方”，也就是用国库财富和大国建立私交，发展个人势力的大臣。
第四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解老》一篇中说：“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自相矛盾》这个寓言故事中又提出“矛盾论”的概念，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都对后人分析、思考问题有了很大的启发。
虽然韩非生前没有得到嬴政的重用，但《韩非子》中的这些思想却深得嬴政的认同，为他之后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思想为后世历朝统治者沿用，后世很多政治家、史学家也都对《韩非子》评价颇高。特别是书中的法治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对法学、哲学感兴趣的读者，更应该好好读读《韩非子》，了解一下两千多年前中国古老的法学和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