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桂林、湖南衡州大捷之后，孙可望出于嫉妒心理，竭力限制李定国部的发展，甚至设计加以谋害。在这种情况下，李定国被迫改变战略方向，决定由广西向广东进军。这样，既可以避免同驻守在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孙可望发生摩擦，又可以指望与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部和广东抗清义师配合。我们已经指出，就总体而言南明的军事力量并不像历来史家想象的那么弱，只是由于无穷无尽的内讧削弱、抵消了自身的实力，大批将领倒戈投降，为清廷征服自己的同胞效力；即便矢志抗清，又往往各自为战，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有权威的统一指挥中心，不能相互支援，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孙可望一度改变了这种局面，抗清运动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可惜好景不长，孙可望的跋扈自雄导致以原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力量分裂。李定国不愧是南明最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始终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还用卓越的战略眼光分析全局。同孙可望并力恢复湖广然后东进的计划既不可能实现，就转而另辟蹊径，联络郑成功共图复兴大业。他的战略意图是，同郑成功会师，首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如果这一计划实现，拥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将控制整个江南，然后分路向北推进，全国形势将大为改观。然而，这一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要看郑成功的态度。
1653—1654年南明会师计划及行动图
关于李定国同郑成功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成果，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加上史料的缺乏和混乱，似难取得一致意见。参考各种史籍，也许可以说李定国更多地从抗清大局出发，而郑成功却往往把自己经营的闽海利益置于首位。事实上李定国在衡阳战役后，完全可以凭借本部兵力控制广西全境，威福自操，犯不上苦口婆心地乞援于郑氏。他在率部退入广西以后，一面委曲求全地防止同孙可望完全决裂，一面积极部署东征，希望得到郑成功的全力支持，完全是以大局为重。《台湾外纪》记载，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郑成功在海澄县接见周全斌时问以恢复进兵之策。周全斌回答道：“若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当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策。奈金声桓、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今且固守各岛，上距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郑成功大加赞赏说：“此诚妙论！”周全斌的意思是以勤王为宗旨，同孙可望、李定国会兵广东然后北进为上策，只是在李成栋败亡以后东西联络不易，才就闽海地区形势提出眼前的作战方案。郑成功欣赏的仅限于后一部分。就在这年年底，李定国决策东攻广东，对郑成功寄予厚望。然而，郑成功志不在此，一味迁延应付。他既不是看不到周全斌建议会合孙、李，连粤东是复兴南明的上策，更不是鉴于李成栋的败亡，不敢同广东清军作战，而是担心会师广东之后，他的割据自雄的局面将难以维持下去。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了许多次李定国和郑成功书信往来的事实，只是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年月错乱，给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其中一件写于1653年（顺治十年）的信件，是定国进攻肇庆尚未败退之时要求郑成功出兵相助的：“公诚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长，则五羊（指广州）赤海，伫睹扬帆，半壁长城，中心是贶。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纪，而云台香字，千载传流，国姓不预，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信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知公畴昔之愆期，若有俟不穀今兹之少选，诚有待也。”表明定国在发动肇庆战役以前已经同郑成功约定了会师广东的作战计划。
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二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占领战略要地梧州，接着师出广东。三月十四日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同月二十五日进抵肇庆城下。次日，定国亲临肇庆城外，指挥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强攻，同时分兵占领四会、广宁。李定国大军入粤，使两广地区的抗清力量受到鼓舞，纷纷起而响应，配合作战。如，广西岑溪的宋国相、韦应登部出攻广东罗定、东安、西宁；广东沿海的抗清义师派出战船二百余艘由新会、顺德境内河流直入九江口，“伪爵镇周金汤、叶标、施尚义、熊朝佐、王翰、邓耀等兵称数万”；韶州清远山中的抗清力量也派使者同李定国联系，准备由从化县南攻广州。特别是镇守广东东部与福建接境的潮州总兵郝尚久也再次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成栋反正，1650年叛投清方。他自以为在广州杜永和等未下之时先行降清，又有击退郑成功军之功，会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可是，事与愿违，清朝当局对他的反复无常和桀骜不驯早已心怀戒意。1652年（顺治九年）八月，清政府决定派南赣副将刘伯禄接任潮州总兵，调郝尚久为广东水师副将，不仅剥夺了他的兵权和地盘，官职也降了一级。郝尚久拒不遵调，已有一触即发之势。二月间，郝尚久就开始了反清的准备工作，清分巡岭东道陆振芬密报，“近尚久深沟高垒，调集四面土官，勾引郑寇入潮阳、揭阳二县”。李定国攻入广东的消息传来，郝尚久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响应。三月二十二日，他公开反清，“自称新泰侯，改元永历七年”，“勒令全城割辫裹网”。清巡道陆振芬、潮州知府薛信辰以及普宁、澄海、揭阳、饶平等县的知县都被拘捕。郝尚久任命李信为潮州知府，还委任了其他地方官员，并且派使者同李定国取得联系。这样，广州地区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等就处于东、西交困的被动地位。但郝尚久兵力有限，东面受到相邻的福建漳州清军牵制；西面惠州总兵黄应杰又效忠于清朝，隔断了郝军西进广州的去路；清总兵吴六奇驻兵于大埔、镇平（今广东蕉岭县）、程乡（今广东梅州市），从北面威胁着潮州。因此，郝尚久凭借本部兵力同李定国会师恢复广东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李定国一样事先派出密使请郑成功出兵，只要郑成功践约遣主力西上，广州清军势难两顾，东西合击收复全粤颇有把握。郑成功的按兵不动，使这一计划无从实现。
肇庆战役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李定国亲自指挥部队架梯攻城。清肇庆总兵许尔显据城顽抗，抽调一批精兵用绳索缒下城外，反击攻城之兵，夺得攻城用的梯子一百多架。李定国见强攻无效，改用挖掘地道透入城中的战术，命令将士用布袋盛土堆积为墙，栽木成栅，辅以挨牌做掩护，利用鸟枪狙击清军，暗中组织人力开挖地道。许尔显察觉了明军的意图，就在城内挖掘一道同城墙平行的深沟，准备李部士卒开挖的地道一旦透入城内即可及时发觉，在深沟地道中展开肉搏战。由于李军势大，许尔显虽竭力防御，但难以持久，迫不及待地向广州呼吁急派援兵。
坐镇广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深知局势危险，他分析了四面之敌，说道：“余无足虑者，破李定国即自相解散耳！”于是，他亲自率领平南、靖南（耿继茂）两藩主力赶赴肇庆。到达肇庆后，尚可喜登上城墙仔细观察了双方战守形势，对部下将领说：“吾所忧乃不在此。”意思是肇庆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他带领的广东清军主力到达之后，双方兵力对比悬殊的局面也已经改变，李定国军攻下该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广州清军主力既然调到了肇庆，万一李定国派人同潮州郝尚久联络，命郝部破釜沉舟乘虚西攻广州，那么，他就将在肇庆重蹈孔有德桂林之战的覆辙。因此，他通知留守广州的耿继茂派出铁骑扼守三水县西南面的木棉头渡口，切断李定国同郝尚久之间的联系通道。耿兵到达指定位置后，果然遇到李定国遣往潮州联络的一支小部队，清军乘这支李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起攻击，格杀数百人，挫败了李定国的战略意图。尚可喜解除了后顾之忧，即着手全力对付李定国军。四月初八日，他下令从东、西炮台各凿一侧门，出其不意地冲出城外夺取李军所挖地道。为了鼓舞士气，他高悬赏格：“有能出城夺贼地道者，人赏银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清军士卒拼死卖命，蜂拥向前。尽管李军“炮火如雨”，清军以挨牌遮挡头部，持刀奋进，夺取了李军的地道口，随即放火熏燎地道内隐藏的李军，死者不知其数。李定国被迫离城五里下营。尚可喜初战得胜，趁明军立足未稳之际，派主力由西、南两门出攻李定国设在龙顶冈的营垒。鉴于李军作战时用长幅布缠头、棉被遮身，刀箭难以奏效，尚可喜给士卒配备了一丈五尺长的挠钩长枪，终于突破了李军阵地。
李定国强攻肇庆既被击退，原寄希望的郑成功、郝尚久军又杳无消息，他审时度势决定主动撤回广西。第一次进攻广东的战役就此结束。按清方记载，李定国在肇庆战役中虽然未能得手，兵员损失并不多，每次战败捐躯者都只有几百人。值得注意的是，尚可喜、耿继茂在李定国开始进攻肇庆时胆战心惊，唯恐落到孔有德的下场，向清廷请派援兵。五月，清廷命驻防江宁昂邦章京喀喀木为靖南将军与梅勒章京噶来道噶率军往广东增援。援军到达时，肇庆战役早已结束，遂转用于镇压潮州郝尚久部。
郝尚久获悉李定国兵败西撤后，自知力薄势单，急忙派使者请郑成功出兵相救。可是，郑成功的行动却颇为微妙。这年五月他在海澄、厦门地区击败清固山额真金砺的进攻，召集诸将议曰：“金酋杀败班回，必有一番说话，虎不足虑矣。我欲兴问罪之师于潮、揭（阳），一则使郝尚久不敢据郡归清，二则鸥汀逆寨屡截粮□，应当扫平也。”六月，成功“督师南下，先攻鸥汀逆寨”，结果因鸥汀寨建筑在水田当中，“雨田泥深，攻打又难”，未能得手。“姑抽回入揭征助行粮，并移谕郝尚久令其固守城池，不可悖叛归清”。七月，郑成功所统主力驻于揭阳，“征输行粮，各寨乐输”。八月，他就返回厦门了。这段时间正是郝尚久生死存亡之际，郑成功亲统大军进入潮州府境，筹集了粮食之后就扬帆满载而归，给郝尚久的只是一纸带有命令口气的空文。八月十三日，清靖南王耿继茂、靖南将军喀喀木和奉调来援的南赣兵孔国治部一千七百名在收取了潮州府属各县后包围了府城。经过一个月的拼死搏战，清军终于在九月十四日夜攻陷潮州，郝尚久和他的儿子郝尧自杀。清军“屠城，斩杀无算”。有的史籍记载，郑成功曾派兵援郝，如阮旻锡云：“八月，赐姓回厦门。九月，清兵攻潮州，郝尚久求援，遣陈六御率兵援之。尚久疑，不敢开城纳兵。未几，城破，尚久死，六御乃引还。”江日升所记情节颇有出入，“陈六御舟师甫至南澳，闻潮已破，不敢进援而返”，这很可能是为郑成功见死不救进行开脱。郑成功驻师揭阳时与潮州府城接壤，若有同郝尚久合力迎击广东清军之意，何必在关键时刻撤回福建。杨英虽未明言成功在八月间匆忙返回厦门的原因，但紧接着叙述李德、周继武持郑芝龙手书到，同月成功即“令李德星驰赴京回报”。可见，郑成功的撤兵回厦主要原因是担心救“明新泰侯”将影响和谈。派陈六御援潮州不过是一种姿态，在成功麾下陈六御只是二等将领（北镇），兵力根本不足以挽救郝尚久的覆败。潮州一府是郑军粮食的主要补给基地，郑成功受制于和谈，只顾眼前捞一把，而缺乏长远之计，这多少反映了他动摇于明、清之间的困惑。
李定国在肇庆战役失利后，并没有气馁。他正确地总结了第一次入粤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东、西夹攻，恢复广东是南明中兴的最佳战略。上年的受挫关键在于郑成功迎战金砺部清军，无暇西顾。因此，他在酝酿再度发动广东战役之时，多次派使者前往厦门同郑成功联络，详尽商讨了战役部署和出兵时间。
就当时形势而言，李定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首先，夺取广东将大大改变南明的地位，孙可望、李定国控制的云、贵、广西，以原大顺军刘体纯、李来亨等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张煌言控制的闽、浙沿海岛屿，都是生产比较落后、财赋收入不多、人才较为缺乏的地方，在明朝末年广东一省的财赋大约相当于广西的十倍，文化发展水准也是云、贵、桂三省所不能比拟的，换句话说，收复广东对改善南明的物资、人才的匮乏状态将起重要作用。李、郑会师若能实现，西南和东南就将连成一片，不仅将改变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而且将为第二步收复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础。其次，李定国联合郑成功恢复广东就可能性而言几乎是稳操胜券的。1653年尚可喜、耿继茂等击败李定国、郝尚久后，靖南将军喀喀木所统满洲援军于十月十五日班师回京，广东驻防清军相当单薄。尚、耿担惊受怕，联名向清廷诉苦，说可喜部下兵卒仅二千五百名，继茂部下仅二千三百名，加上绿营兵也不过二万之众，“各处征战不无损伤，难以招募，顶补率皆南人，皆游荡之辈，俱非经战之辈。连年西贼（指李定国军）鸱张，兼土寇四处窃发，兵力多不可恃”。他们请求清廷抽调蒙古兵员三千发来广东助战。清帝交议政王、内大臣会议，答复是“边外投顺蒙古各有部长，不便调发，应请敕兵部自今以后凡外省解到蒙古，不得仍送理藩院，但查照送到数目，平分咨送两王入伍效用”。这无异于一纸空文，经顺治帝核准后下达。这一文献证明清朝两广总兵力（连同广西原孔有德藩下兵将）不超过三万人，何况“经战之辈”不多，心怀观望者不少。南明可以投入广东的军事力量要强大得多，李定国部约为四五万人，其中许多将士参加过桂林、衡州战役，既富作战经验，也无畏清若虎的心理压力，足以为入广作战的主力。郑成功自称兵员数十万，可能有所夸张，但在十万以上殆无可疑，拥有大小战舰船只上千艘，机动性很强，如果他肯派主力西征，李、郑联军对广东清军无论在兵员数量上，还是在军士素质、器械装备上都占压倒优势。此外，清政府在广东的统治并不稳固，尚可喜、耿继茂吸取了孔有德分兵镇守导致覆亡的教训，两藩兵力全部集中于广州，其他各府、州则由绿营兵驻守。因此，广东许多地方的拥明义师还相当活跃，他们凭借海岛、港湾、山区等有利地势坚持抗清。例如，在钦州、廉州（今属广西）有邓耀、朱统、周腾凤、张孝起等部，邓耀自顺治七年正月起驻兵钦州的龙门岛，这里“东界合浦，西界交阯，为钦、廉门户，群山错落七十有二，钦江诸水随山而转，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径而注于海”，形势异常险要。明宁藩镇国将军朱统、海北道周腾凤和高、雷、廉、琼四府巡抚张孝起也来到廉州地区同邓耀相呼应，永历帝因此授予邓耀靖氛将军封号。在广东高州府石城县（今广东廉江县）有永历朝廷所封漳平伯周金汤部驻守。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南面海陵岛有李常荣部；恩平县一带有虎贲将军王兴部。在广州府台山县南海中的上川山、下川山两岛中有凌海将军陈奇策部。这些抗清武装实力虽不雄厚，地域比较分散，但一般都接受永历朝廷大学士郭之奇和两广总督连城璧的节制，他们熟悉当地情况，有的还拥有舟师，对于配合大军作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由于他们兵力较弱，在强敌之下竭蹶图存，迫切希望南明大军入广，借以摆脱困境。第三，还必须注意到明、清双方争夺广东在后援兵力上的差异。明方除原在广东的义师不必说，定国和成功的大军都与广东接境，主力可以在短期内集结，后方支援也比较容易；清方正好相反，清兵赴援往返动辄数月，像1653年肇庆之役，尚、耿紧急呼救，三月明军已败，五月清廷才令江宁驻防满军赴援，抵粤时只赶上收拾残局。李定国致郑成功的信中谆谆劝告万勿“愆期”，原因正在于利用清方增援困难，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一举拿下广东全省。
以上说明了李定国用兵广东的正确。南明复兴的希望在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取决于孙、李合作全歼湖南屯齐所统清军，由于可望嫉贤妒能坐失良机；这以后的可能性就是李、郑会师收复广东和东西会师长江收取江南（见下述）。此机一失，南明再无复兴之望。用兵如弈棋，关键一着失误，全盘皆输。李定国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他的高瞻远瞩，实在是同时诸雄根本无法比拟的。李定国为实现这一重大战略方针呕心沥血，做了极其周密的部署。早在1653年（顺治十年）九月，即李定国在广东肇庆受挫回师广西五个月之后，永历朝廷就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前往广东，向两广总督连城璧宣谕“藩臣定国，勠力效忠，誓复旧疆”，即将进军广东，命连城璧联络广东义师准备接应。1654年正月连城璧回奏他接到敕书后“亲诣镇臣王兴营，与之点算军实，收合勇壮；知会镇臣陈奇策、罗全斌等及各股官、义头目，面定要约，以三月初二水陆毕会，以待王师。众皆踊跃，又是一番朝气矣”。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连城璧疏中提到的三月初二会师日期，后来定国大军入粤正是在三月初二日占领高州，证明至少在半年以前李定国就已经做出了第二次进军广东的具体计划。定国进兵广东主要寄希望于郑成功率领主力来会，以收东西夹击之效。既然把会师日期早在半年以前就通知了连城璧预做准备，绝不可能不通知郑成功。由于南明文书大量被销毁和杨英等郑系官员记载“藩主”事迹多有讳忌，导致李、郑信使往来的准确情况难以弄清。但是不应忘记广东义师多在海滨、岛屿，同郑成功一样拥有舟师，海上联络并不困难。定国在1654年致成功的一件书信中说“遣使帆海……拟阅月可得旋”，前此已多次通使，说明一个月左右使者即可往返，若仅以朝命调兵，仅需半月。定国信内摘引成功来书中语常不见《先王实录》等书，足知杨英等有难言之隐。总之，李定国广东战役方案可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郑成功的主力，来与不来，大致决定广东战役的成败，更与南明能否复兴直接相关。
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二月，李定国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其中有罗罗兵数千），配备了大象和铳炮，南下横州（今广西横县），经广东灵山（今属广西）攻廉州府（今广西合浦），清总兵郭虎逃走。定国军至高州（今广东茂名市），清高州守将张月和平南王藩下副将陈武、李之珍督兵至石城青头营扼守，被明军击败，李之珍逃往电白县，张月遣使者迎降，陈武被砍死，高州遂为明军占领。接着，清雷州总兵先启玉也以城归降。高、雷既定，李定国在三月初三日亲至高州，广东各处义师群起响应；清平、靖二藩和督抚标兵不敢迎战，集中兵力防守广州地区，向清廷紧急呼救。李定国一面派使者前往厦门再次督促郑成功率主力来粤，他考虑到郑军在水上的优势，从海道来助可以不受潮州、惠州清军的阻击，因此确定两军会师地点为广州南面的新会。同时他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发。定国未能亲统大军东征，是因为他在四月间患病，直到八月间才治愈。主帅没有亲临前线，缺乏坚强的指挥核心；郑成功又未能按期出兵，新会战役的前一阶段自然难以奏捷。据清方报告，定国部署的新会战役从六月二十九日开始，“老本贼（即定国所遣本部兵马）约有一千余，皆有盔甲，马约二百余匹，象二只。余贼皆系绣花针（王兴绰号）及各处土寇”。定国在养病期间仍积极做大战准备，一方面在高州地区筹集粮饷和作战物资，《高州府志》云：“定国入高州，改旧府署僭营王殿，重征叠派，每米一石纳扉、履及铅、铁等物，民甚苦之。”定国以高州府署为住所当系事实，但说他“营”建王殿，似乎在大兴土木，则显为诬蔑之词，因为定国志在复广再图进取，不可能有久居高州之意。从征派的物资看，门扇为盾牌之用，鞋为军士所需，铅、铁乃制造兵器必备之物。另一方面，定国在四月间和大约八月间一再派使者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出兵，要求成功告知准确师期，以便发起决战。杨英书中收录的定国致成功信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书曰：
孟夏（四月）遣使帆海，诣钤阁，悉机务，并候兴居，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壁。今差员李景至，始知前此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穀驻师高、凉，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盖不欲俾虏有只蹄□遁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爰遣水陆二师，齐发新（兴）、肇（庆），托祉有初，两见成绩。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指清两广总督李率泰）于端水（即肇庆）。而会城两虏（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穀已驻兴邑（指广东新兴县），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糗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穀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借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关切。至于粤东水师官兵抗虏、降虏者，莫不密遣告劳。然详所举止，多伦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惟贵爵为宣此意，以怂恿各部，则五等上下，庶知国恩祗报在兹，而不谓不穀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虏之来，向亦各闻其概，然通盘策虏，再无敬谨（指被李军击毙的清敬谨亲王尼堪）之强且精者，今安在哉！诚来，当尽缚以报知己。其楚、豫之间，侦使频繁，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指明定西侯张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指新会）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诚，云台虚左，不穀实厚冀于公也。暂复，不备。
这封信说明，李定国三月间挥师入粤，占领高州府属之后，没有得到郑成功出兵夹攻的消息，故在四月再派使者致书成功，商谈会兵“机务”，由于军事紧急，李定国原定一月之内回报。使者到达厦门时，由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议”，唯恐定国使者返回后泄露消息，将来使稽留于厦门，拖了一段时间才派李景携来书信复命。郑成功的回信未见，但从定国的信中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一为声称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二是应允遣水、陆师入广攻潮、惠，似乎连出师日期也未坦诚相告。郑成功的态度模棱，说明他无意于同定国会师。李定国对此深表不满，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不啻望眼欲穿。从四月等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意见又含糊其词。所以，定国在信中透彻地分析了战局态势，指出攻克广东全局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隶（指江苏、安徽）可势如破竹，从此中兴有望，这是就战略而言。从战役而言，恢复广东关键在于攻克新会，即所说“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不穀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但新会地区水道纵横，是广州南面重镇，定国虽有广东义师水军接应，却没有把握在该地击溃广东清军，乘势攻克广州，只要成功率主力相助，即可大功告成。定国信中有时婉转、有时直接地批评了郑成功，如说自己接永历帝敕书后，“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暗示成功不应虚戴永历名号，不以君命为意；说粤东义军水师“多伦观望”，并不是事实，而是隐喻成功。至于“所谓张侯爵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直截了当地指责郑成功自诩之功绩对复明大业无足轻重。以当时二人的关系和习惯用语而言，定国的急于会师，解除成功的犹豫和借口，可说是情见于词了。在这封信发出后，定国仍不放心，又以极其恳切的言语写了一篇短笺：“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穀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穀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甚（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应该承认，李定国在信中把会师的战略意义、会师地点和日期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同时也可看出他对郑成功虽寄予厚望，但已经估计到对方缺乏诚意，准备孤注一掷了。
新会战役从六月开始一直打到十二月中旬，长达半年之久。清平南王尚可喜也看出新会的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在五月间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率部入城协助防守。六月至九月的攻城，是李定国派部将吴子圣等会合广东义师进行的。八月间，陈奇策带领所部水师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不仅控制了广州地区的出海口，也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尚可喜、耿继茂见形势危急，亲自带领官兵于九月十二日前往江门，加强广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务，但仍不敢同李定国主力决战。十月初三日起，李定国亲统大军号称二十万猛攻新会。明军先后采取挖掘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壕等战术进行强攻，都因守城清军负隅顽抗，未能得手。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再次统兵从广州来援，却顿兵于三水，等待清廷所遣满洲军队。
新会被围困日久，粮食告罄，城中清军竟然屠杀居民为食。《新会县志》记载：“而围城之内，自五月防兵一至，悉处民舍，官给月粮，为其私有；日用供需，责之居停。贫民日设酒馔饷兵，办刍豆饷马，少不丰赡，鞭挞随之，仍以糗粮不给为辞，搜粟民家，子女玉帛，恣其卷掠。自是民皆绝食，掘鼠罗雀，食及浮萍草履。至腊月初，兵又略人为腊，残骼委地，不啻万余。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李炅登等皆为砧上肉。知县黄之正莫敢谁何，抚膺大恸而已。十有四日，援兵解围，城中马有余粟，兵有遗粮，所遗民鸡骨不支。督院李率泰慰将士，存恤百姓，为之流涕曰：‘诸将虽有全城之功，亦有肝人之罪。此诸将所以自损其功也。’而悍卒不顾，犹勒城中子女质取金帛；不能办者尽俘以去。李督院数为力言，始覈一二还民；至于靖藩所掠，概留不遣。盖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
十二月初十日，清廷委派的靖南将军朱马喇等率满、汉兵长途跋涉到达三洲时，新会已危在旦夕。朱马喇部休整三天后，即在十四日会同平、靖二藩军队在新会城外向明军发起总攻，经过四天激烈战斗，到十八日定国的军队抵敌不住，全线溃败。清军乘胜追击，李定国所统明军主力在二十四日退到高州，二十六日晨撤回广西；留部将靳统武领兵数千镇守罗定州（今广东省罗定县），阻滞清军，到次年正月也被迫撤回广西。明军收复的广东州县和部分广西地方重新沦入清方之手。李定国精心筹划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完全失败，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力量和机会进入广东了，南明复兴的希望从此化作泡影。
总结李定国两次入粤之战，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广东清军主力当时全部集中在广州，定国的用兵不是直攻该城，而是把广州南面近海的新会选择为主攻方向，证明他始终盼望郑成功海上之师能够在决战之前到达，东西会合，兵力和士气倍增，广东的局势必将大为改观，可以稳操胜券。无奈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味拖延，空言应付，致使定国所云“许大机宜”功亏一篑。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绝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绝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穀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唯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绝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绝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份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记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绝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绝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唯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尚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