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是什么面相
洪秀全长相，据贵县赐谷村村民所传下父祖辈口碑，当年在该村教书的洪秀全“身材高，脸白净，”“洪秀全身材高大，面红红的，坐在椅上满满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贼情汇纂》也说：“身材魁硕，赤面高颧有须。”（卷一）这是张德坚等根据各方情报汇集的结论，两说相同，大致可信。
现见最早为洪秀全作绘像的是英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封面，但此像身材中等形态瘦弱，有三髭长须，呤唎似乎没有见到过洪秀全。绘者或据时人传说而作。
五十年代初为太平天国起义百年而举办展览，时在南京、上海等地展出有洪秀全塑像，为刘开渠学生谢小云之作品。当时，上海《大报》亦刊登有一幅洪秀全半身像，面宽耳硕，有浓胡须。现今通用的洪秀全半身塑像，扎头巾，目光炯炯，也有胡须，或即据此为造型。
洪秀全面相有多种版本。
本世纪初，革命党人将天地会所赠“天德”转载于海外杂志，称为天王洪秀全像。日人著《清朝全史》也搜集为扉页图片，还说此像“长面隆准，双耳下垂，眼睛有点像京剧里的关公，即俗所谓丹凤眼者”。
三十年代的洪秀全舞台形象，通常塑造者是参照京剧的正宗皇帝造象为模式的。这位洪秀全身材高大，面貌俊秀，丹凤眼，卧蚕眉，三髭长须，双耳垂肩。它只能视为艺术形象。
洪秀全时期，照相术已发明传播。但洪秀全却没有任何照片传世，因而出现多家洪秀全画像。
洪秀全有否建立“拜上帝会”组织洪秀全闹革命，号召群众“拜上帝”，由是“拜上帝”就成为一个专用词组，继而就出现“拜上帝会”组织。
本世纪以来，凡谈及太平天国，包括中小学教科书，也都提及洪秀全在1843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回家研读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加上自己病中幻觉，开始创立了一个秘密宗教团体“拜上帝会”，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起义的工具。这个“拜上帝会”组织，后来随之冯云山进入桂平紫荆山区得到开拓、张扬和发展。
但也有学者认为洪秀全、冯云山等虽然宣传过“拜上帝”，但并未建立过“拜上帝会”这种名称的组织，“拜上帝会”乃是当地地主豪绅强加给参与“拜上帝”的信徒的。这是因为见于太平天国文书档案和洪仁玕、李秀成等自述中，都未提及到有叫“拜上帝会”的。按，“拜上帝会”原出自简又文译瑞典韩山文所记洪仁开口述《太平天国起义记》，该书有称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但其译文与原著颇有出入。
洪秀全究竟有否组织过“拜上帝会”，或者名称不叫“拜上帝会”，而又类似于“拜上帝会”的组织呢？这还可以考察、研究。
太平天国有天德王洪大全吗
1852年3月，太平军胜利地冲出永安州（广西蒙山）敌人重围，长驱北上。钦差大臣赛尚阿苦心设施的围剿全部彻底破产。然而，也就是这位赛大臣，却向皇帝报告，他们捉到了一个和天王洪秀全并肩相称的天德王洪大全，还送上一份“洪大全供词”，以证明并非谬误。
这个洪大全，确非等闲之辈，据供词称，“洪秀泉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我叫洪秀泉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泉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当赛尚阿部俘虏洪大全时，他戴有脚镣手铐，据他自称是兄弟不和，在突围时才被俘的，所说没有破绽。因而当时就有人怀疑，说是赛尚阿为掩饰败绩，故意将一个囚犯充作天国要人充数了的。后来梁启超也说，“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中国历史研究法》）。
但多人即遵“洪大全供词”，说洪大全是天地会领袖，称天德王，他是带领天地会和拜上帝上会联合作战。颇有权威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说：“金田起义后，大全以天地会大首领军事专家资格前来合作，上帝会推尊他为天德皇帝的代表，天德军师，居次于洪秀全的地位，是有政治意义的适宜处置”，“他对天地会用万大洪姓名，为的便于号召会党；对上帝会又用洪大全姓名，表示与洪秀全有兄弟对等的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洪大全确有其人，但并非天德王，也非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五十年代罗尔纲《洪大全考》说，天德王洪大全是虚捏的，一切所谓天德王洪秀全的文件都是伪造的，在太平天国里面，并没有一个所谓与洪秀全同称万岁的太平天国谋主的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太平天国也没有在洪大全被俘之后，就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参加的事。所谓洪大全是赛尚阿在永安州大败后，为掩饰败状，逃避罪责，不得不捏造出来的人物。
经过半个世纪诸家学者考证，现在大致认为这个洪大全确有其人。他原名焦亮，湖南兴宁人，湖南天地会招军堂领袖。1852年在广西被捕，被冒充洪大全押解北京，途中让他吃了哑药，未再经审讯就处死了。焦亮妻许月桂，弟焦玉晶，在焦亮死后三年，广东天地会北上攻占湖南郴州时，许月桂称大元帅，焦玉晶称三省军师率众响应。他们在失败自首后，详细交代了与焦亮关系和洪大全的本来面目。
洪大全的眉目可以说是清楚了吧！
南王冯云山在哪里死去的
1884年夏，广西全州县郊蓑衣渡竖立了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纪念碑。碑的上部雕塑着一代英杰冯云山的头像，正面刻有“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殉难处”字样。
冯云山是未出广西就死去的，对于他的死的过程和地点，一百多年来有着不同的说法。
当时隶属于前军萧朝贵部的两司马李秀成，若干年后追忆说：“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李秀成供词》）冯云山死后七年，来到天京的洪仁玕后来也说：“攻荃（全）州下之，南王冯云山中炮升天。”（《洪仁玕供词》）出自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所说，语虽颇简洁，但确证南王死在全州境内无疑。即在攻打全州或全州攻占后死去的。
在此后的清方记载，也说是冯云山在进攻全州城时战死的。张德坚据采访整理的《贼情汇纂》记：“壬子四月，攻扑全州，都司武昌显以劲兵四百，与贼大小十数战；更率百姓登陴，以热桐油稀饭浇之，十日之内，毙贼无算，云山亦死乱军中。”苏凤文的《平桂纪略》记太平天国攻打全州：“十六日火发，崩塌城垣二丈余，贼蚁附登，愤城中固守，贼党冯云山毙于炮，屠杀甚惨。”以上所说均以为在攻占全州城前夕，冯云山已战死了。所以后人多有此为据，如民国《桂平县志》：“陷全州时，云山中炮死。”罗尔纲亦认为他是“不幸在经过全州城时中炮牺牲”。（《太平天国史-冯云山传》）另一种传统说法是冯云山在蓑衣渡战死。
此说最初见于郭嵩焘、左宗棠撰的《江忠源行状》：“公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党来斗，以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清人笔记野史和民初所撰《清史列传》、《清史稿》亦从其说。1879年（清光绪五年）日人曾根俊虎《粤军志》即据此改写：全州“城遂陷，城中伏尸成冈，流血染地，逃走者皆顺流而趋长沙；南王冯云山追之。时浙江知县江忠源督兵堵蓑衣渡，苦战两昼夜，遂击杀云山等。”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即从此说。无可置疑，蓑衣渡之战，使太平军造成重大损失，但江忠源本人实不知此情，他后来说，“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江忠烈公遗集，答刘霞仙》）所以《清文宗实录》、《咸丰东华实录》等官书亦未见有蓑衣渡冯云山战死记载。民国《全县志》也没有把冯云山死事写进蓑衣渡战役。此说在解放后多为“全州战死”论所代替。近年又有根据李秀成、洪仁歼所称，认为冯云山系在全州占领后中炮牺牲。他们说冯云山不是在攻打全州时中炮的，“南王牺牲于克城之后的战事，而且战场在全州境内，这只能在蓑衣渡会战”，“可见，南王在蓑衣渡中炮殒命”。
冯云山究竟是否在蓑衣渡战死？1942年，史学家简又文曾到全州城内外及蓑衣渡采访，认为冯云山先在州城外受伤：“然据吾人采访所得，则地方人士交口传言，佥谓当时致祸之由，实因城上守军先开炮轰中南王冯云山，于是惹起大祸。”在全州攻占后，南王实已负伤，而后行至蓑衣渡，与清军鏖战，“在危急中，南王亦被舁上岸，”“舁至东岸，竟一瞑不起，先作国殇矣。”（《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简又文称其说采自故老目睹，“故全州几位深识掌故者（如前《全县志》主编王竹斋先生等）均相信南王先在全州城外受炮伤而后在蓑衣渡去世。”并称当时所谓在蓑衣渡牺牲事，因全州官员均“殉节，无一人留下报功”，“在当时戎马仓皇真相不明之际，也许就连江忠源本人亦未知道南王先在全州城中炮受伤，而确信是在蓑衣渡被己之伏军所轰毙”。简又文认为经过就地调查，使沉积90年的模糊史案，足可真相大白了。罗尔纲亦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建国后，广西史学界对蓑衣渡战事作了调查，提出当时发生战争的地点，不是在水波平静的蓑衣渡，而是在江狭地险的水塘湾，此地在蓑衣渡北面三里许，江忠源团练就埋伏在附近狮子山一带。广西师院历史系的《金田起义》中说冯云山率后军，在全州城北“经过柳山尾时，盘踞在城内西北角凤凰山上的清军，突然向太平军打炮，冯云山中弹负伤”。太平军在水塘湾中伏后，“南王冯云山协同天王指挥在蓑衣渡北边的泻母岭上架炮轰击敌人”，南王冯云山伤势恶化，不幸壮烈牺牲。据调查，当地群众传述了冯云山牺牲详情：“太平军破全州城后向湖南进军是走水路的。当时水塘湾西岸驻有清兵，清兵用大木桩拦河。太平军的东西多是用船来运，共有几百只船，都是装得满满的。到蓑衣渡时，被官兵放炮把船打破了，走不过去，便丢了船。南王上岸带队与清兵打仗，打了半天，在水塘湾受伤死了。”（《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冯云山死事，距今不过140余年，却有各种说法，最后的定论，还有待继续深入的考察和确证。
左宗棠是否在长沙拜访过洪秀全
左宗棠和洪秀全，一个是大清王朝的一品总督大员，后又当过军机大臣；一个是太平天国天王万岁。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可是，有传说他俩曾有过一次会晤，且由左宗棠主动找上门去：时间，1852年深秋枫叶红时。
地点，长沙城外天王大营。
二十世纪中问世的几部扛鼎的近代史著作，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萧一山《清代通史》和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对此都有详述，但学者们治史严谨，都分别用了“据比较可信的认识”、“据传说”等语。这大概是基于此事在左宗棠诗文书牍未见记载，太平天国文书档案也无片字只语之故吧。但它却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课题：左宗棠有否与洪秀全会晤和为其献策？
我们用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验证，当时湖南举人左宗棠和广东落魄书生洪秀全，一白一红，不是同道上的人，可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嘛！话虽如此说，但还是希望究其真假。幸喜这位左文襄公后来大富大贵亦寿考，留下了几百万字的书牍、纪事和荣衰录之类，倘若中年夭折，那真要成为文化谜团了。
纵观当年左宗棠行迹，始终站在太平军对立面。1851年9月，太平天国初据永安州时，他写信黎平知府胡林翼，讨论对付太平军的“步步为营”、“反客为主”战术；太平军围长沙，也正是传说其向天王献策时，他正在城里忙着为湖广总督南巡抚张亮基“昼夜调军民，治文书”。太平军攻占武昌期间，左宗棠因守长沙事，被封为七品知县，开始跻身顶翎行列。
左宗棠会晤洪秀全希得重用的传说，乃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历史风马牛不相及。如寻根溯源，始作俑者竟是谁呢？
1906年，同盟会黄世仲在广州《少年报》发表《洪秀全演义》即最早采用此说，“当秀全初下武昌时，湖南举人左宗棠尚未出仕，曾上书于秀全”，云云。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早传说。1914年日本人稻叶君山，他在《清朝全史》中也编造了：“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草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军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日《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所记扑朔迷离，大概因为这段轶事颇有韵味，大合人口，很快就成为时髦文字。
左宗棠和洪秀全不是一条跑道上的马，可是因何编制这样荒诞的故事而它又竟能经九十年不衰，以致如张笑天《太平天国》也作为重要插曲，这又是出自何处因素呢？
北伐军第一把手是谁
1853年5月，太平天国首次组军北伐。
最先是从扬州出发的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在浦口会合了吉文元部，在到达安徽凤阳时又与由江苏六合而来的朱锡锟部会师。
此间，北伐诸帅因林凤祥、李开芳两部是北伐军基干，他们两人又因年宦、地位相等，因而就是在时人记载里，常提及是林凤祥、李开芳（如《贼情汇纂》），或李开芳、林凤祥（如《金陵杂记》），因林前李后、李前林后，近年史家多争辩他们中谁是主帅，即北伐军第一把手。
一种说法称是林凤祥。据北伐军诸帅就北伐战况向北王禀报，内有“卑职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且从原件所盖印，中为“太平天国天金副丞相”、右左分别为“太平天国地官正丞相”、“太平天国春官副丞相”。与此相同的还有1853年5月杨秀清的与北伐诸帅诰谕。
一种说法是李开芳，见《李秀成供词》“天朝十误”，“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一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之败；一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干王洪仁玕自述也出现有李前林后的文字。还说1863年太平天国将北伐诸帅追封为王，李开芳的全衔是：“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请王合千岁”；林凤祥的全衔是“殿前夏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求王协千岁”；吉文元的全衔是“殿前秋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祝王洽千岁”；早期功臣卢六的全衔是“殿前冬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嘏王让千岁”。此处衔系分别有“春夏秋冬”和“合协洽让”，王爵名号是“请求祝嘏（福）。”
两说都有所据。是否有第三种说法呢？
只要稍作分析，或可窥出林前李后是在他们生前，即1855年北伐失败前；李前林后乃是在他们死后，即1863年追谥和此后。这里是否有个前后期排列改变呢？
我还认为同官阶人员排列前后，不能就因此说明主次，当时还没有发明按姓氏笔划排列，如林凤祥、李开芳，那是官阶（包括升迁）全相同的：1852年10月攻长沙时，林升士官正将军，李升金官正将军；同年12月在岳州时，林升殿左一指挥，李升殿右二指挥；1853年1月在汉阳时，林升殿左一检点；李升殿右二检点；后在武昌时，林升天官副丞相，李升地官正丞相（原仅设天官正丞相、春官正丞相）。所以说并无主帅，盖出征诸帅因同官阶，而不指定主帅；又如前期西征所派出韦志俊、石祥桢、石凤魁等国宗，就很难说谁是主帅了的。
只是排列前后，并无有所谓主帅，此当也为一说，是否还有它说呢？
翼王石达开的“了不得，不得了”是什么意思石达开很会打仗，他的知名度几乎后世妇孺皆晓，由此编造出种种谐趣。
颇有意思的一则，是他在天京时和东王杨秀清的答问。据参与修《清史稿》的金梁（息侯）记载：“其在金陵，尝于翼王府前立匾，自题其上曰：了不得，不得了。秀清问之，达开笑曰：此意甚明，成则了不得，不成则不得了。秀清默然。”（《中国近代史料补编六种》，1950年油印本）金梁曾参与戊戌维新，他的父亲曾参加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其本人于太平天国史事也颇有兴味。辛亥革命后，又为赵尔巽礼聘，参加“国史馆”，并撰写洋洋数万言的《洪秀全传》和《太平天国诸王传》，“仓卒成书，不及付刊”，此段文字见诸未正式付梓的《石达开传》。
人们有以此寥寥数语，比较石达开和杨秀清的优劣处，一个是聪敏练达，一个是糊涂颟顸，以此一锤定音。
但从史家视角度来看，就旧式农民运动、太平天国体制以及天国诸领袖的高度自信心：统一中国万万年的宿愿，他们从来就认为驱逐“妖魔”后，要创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
因此不可能也不曾会想到有“不成则不得了”的下场。
显然，这篇有趣的答问录轶事，无疑多有水分，或者是好事者（包括金梁）所伪托的。
辛亥革命初期，上海《月报》所载《芋香漫录》，亦记有相似文字：“今金陵（南京）城内之妙相庵，即当时石达开之府第。石封翼王，即称为翼园者是也。当时，其园门门首，悬有六大字匾，为‘了不得，不得了’六字，或谓石悬此匾时，其意以为成则了不得，败不得了耳。然闻石虽一莽夫，亦颇聪慧，其成败两意，何必寄托于园额，此六字者大都专指园言，上三字自夸其园之壮丽，下三字或作正路也。”
据称，此条文字出自耆宿陈某口碑，陈某世居南京妙相庵侧，太平天国建都时，已有三十余岁。他是亲睹妙相庵改建为翼王花园的。
石达开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文化水平就那么些。他能否想到写这六个字，这六个字作如何解释才符合他的本意，这些问题至今看来还难说明，尚有待人们探讨。
洪秀全杀东王杨秀清有否下过密诏1856年9月2日清晨，北王韦昌辉血洗东王府，杀死杨秀清。韦昌辉杀杨秀清，是受洪秀全指使，似可无疑，但此间洪秀全有否“密诏”，却是一个有趣问题。
一说洪秀全是有“密诏”的。据《粤匪起手根由》说，杨秀清逼封万岁后，“天王回府，即写密文一封，一道付北王韦子敬（昌辉），吊（调）回与东王说：‘为何要天王封父子三人为万岁？’韦子敬同秀清上朝，乘此机会，北王韦子敬杀了东王”。据天王府的一个王老妈口述，当杨秀清逼封万岁后，天王“即传集百头目，议诛伪东王。令伪北王某领兵，夜围伪东王府，杀戮一空”。（齐学裘《伪北王杀伪东王、伪天王杀伪北王事略》，未刊稿）另据爱尔兰水手肯能追忆：“我们的住宅离东王府大约五十码，在街的对面。我们听说东王命令北王韦昌辉的部队从他们的驻地出征。在丹阳的秦日纲被派到安徽去，路上遇到韦昌辉，韦昌辉问他到哪里去？秦日纲回答道：遵照东王的命令到安徽去。”韦昌辉说：“你必须跟我一起回到天京，因为我有天王的信件，你还不知道。”秦日纲就这样不知怎么回事地跟着直到他们抵达天京。他们住在城外，这时韦昌辉通知秦日纲说：“天王命令要杀掉东王。”（1857年1月香港《中国之友》副刊，转引自柯文南《李秀成自述》英文版）。
但据清咸丰南京诗人王冬饮所记其友太平天国圣医衙医官哈文台口碑，则天王下诏令韦昌辉等返京，又有第二道密诏命杀杨秀清：事变前夕，哈文台在北王府中供奉，密旨是在北王府（今南京白下路34号，原清湖北巡抚伍长华私宅）中院，由天王府来的大驸马钟万信宣读。四周戒备森严。哈文台在现场跪在众亲兵及军官们中间，只听见密旨上半部份：“天王诏令，千祈遵天令，同心诛魔逆，永保天朝万世太平……朕实情谕尔等：东逆干犯天条，蓄意造反，罪在千刀万剐，尔等同心同力同向前……。”后半部分密旨，哈文台未听清楚，当密旨宣读完后，韦昌辉亲作鼓动、披挂上马带队出发。陈承瑢的卫戌部队及其他天王直属部队也得到密旨，连夜出动，直扑汉西门附近东王府，突袭杀死东王及其部属六千人，制造了大惨案。（此说据《涵性斋笔记》）据《涵性斋笔记》说，天王诏书从起草到颁布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和程序，印玺及供书写用的黄缎是天王御用之物，极不易伪造。质之后天王诏答天豫薛之元，当是。因而得以能使杀杨的韦昌辉部骤然增加有陈承珞的卫戌部队和天王直属部队（据《涵性斋笔记》载，他们也分别得到密旨连夜配合行动的）。
通常认为，韦昌辉要杀杨秀清，没有洪秀全的命令，是不敢贸然从事的，盖败则彻底完蛋，成功了也得身负其擅杀之罪。韦由江西突然返京，当晚既杀向东王府，只有奉了天王诩旨才能闯进天京，顺利无阻。
一说是韦昌辉伪造“诛杨密诏”的。
理由是肯能所说“密诏”不一，很大可能是事后推理；洪秀全手里无兵，绝不会轻易作出诛杨决定；杨秀清被杀后，韦昌辉因矫诏擅杀了杨秀清，为洪惩罚“令受鞭刑四百”；韦昌辉等诛杨，合符洪秀全心意，但并未有密诏与韦。还有一说是翼王参与杀杨“密议”，却未受到“密诏”，在杨被杀后。石达开还赶到天京排解，而不是如“密议”作好部署配合善后，可见“密议”、“密诏”都属讹传。
但是，所谓没有“密诏”说，更多的推理、分析，还没有足够史料证实。目前若要推翻前说，尚须有确实的佐证。
“长毛状元”王韬是否就是黄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罗悖最著的《太平天国战纪》别出心裁，说是发现一个秘密，苏州才子、近代报业前辈王韬竟是“长毛状元”。从而引起了一场争论。
说王韬是“长毛状元”，那当然他是参加南京的天朝科举了。有人还说他考状元的试题是“中天下而立定回海之民”，说得活龙活现，无误。今质之中外史籍，王韬（当时叫王瀚，王韬是避难香港后所改用的名字）确实是在太平天国期间去过天京的，他跟着英国公使馆的巴夏礼参赞等，从上海到汉口，经过天京时上岸，参加了与洪仁王于长子洪葵元的会谈。那时候，一心为清王朝策谋的王韬，根本未想到要在太平天国干什么事儿，加之随英轮来返，行色匆匆，就回到上海了。说他参加科举中状元，那真是妄言。
其实，所谓王韬被称为“长毛状元”，只是朋友间的“戏谑雅称”。如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及香港《循环日报》六十年纪念册，均呼他为“长毛状元”。
王韬真的是“长毛状元”吗？不是，但他的确与太平天国有过直接交往。那就是1862年2月2日，所出现的有黄畹（字兰卿）向太平天国苏福省逢天义刘肇均上书。有人说，此黄畹即王韬化名。这样王韬就和太平天国更见密切了。
在这封书中，提出了如何进攻上海的办法，黄畹请刘肇均把此信转呈李秀成。
李秀成有否看到这封信，又是如何反应，不得知。但我认为，即使李秀成看到了，也未必能看懂；即使看懂也未必按照去做。就是按书中所说，全力用兵上游，缓攻上海，当时洪秀全也未必循他建议去做。首先，因为王韬是一个有头脑的读书人。太平天国领导者们，是看不起正宗的读书人的，尤其是那些比他们读书多学问深知识广的读书人。农民领袖的思维定势，是官越大就越有真理。王韬原来对清朝上书办团练消灭太平军，存有很大的图功入仕的动机，因为未被采纳，而想到太平天国处抒发己才的，但此时又因太平天国未采纳而落空了。他的这封上书，同年5月，太平军在撤离上海七宝王家寺时，就落在清军手里去了。
因为此书言及要害，清方却很关切，于是悬赏捉拿黄畹。他们认定黄畹即王瀚，躲藏在上海租界，就此向外国殖民当局提出要引渡。但外国殖民当局始终没有交出，反而掩护他到了香港。
本世纪初，扪虱谈虎客（韩孔厂）《近世中国秘闻》，最早提出“王畹后改名韬，字紫诠”。
后来谢兴尧、罗尔纲也分别考证，得出上书太平天国的黄畹就是王韬。
当然也有不同意的，有说是上海道吴煦陷害所致，将王韬说是黄畹，也有认为以王韬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书生，不可能化名上书。
那么，如果此黄畹非王韬，这个黄畹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他此后就寂寞一生了吗？
翼王石达开幼子石定中下落如何
1863年6月，太平天国翼王部队主力于大渡河覆没，石达开携幼子石定中（一作石定忠）投入清营，不久押解成都；几日后，石达开被杀害，但石定中并未同死。据骆秉章说：“其子石定中，现年五岁，例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按：石达开原家室在天京时均为韦昌辉杀害。石定中当为他亲娶妻妾，乃1858年生于石达开转战赣湘途中。据沃丘仲子（费行简）回忆乃父谈话，骆秉章在审问石达开时，曾提及石定中：“现你带来之幼子，听说很聪明；你尽管放心，我决不准谁加害。”（《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据《大清律》规定：“如年在十岁以下者，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时，再行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此中所谓由内务府“照例处理”，无非有两个下场：或阉割后送交皇宫服苦役，或发送新疆等地军营为奴。可是，石定中在1869年已临界法定年龄，却未闻其下落。
石定中到哪里去了？
最早提及的，是香港《华字日报》附刊《广智录》。1905年4月，该报在《骆文忠》条称：“骆文忠公秉章，粤之花县人。石达开就戮时，殷以幼子相托，文忠以与同乡，许之；养其幼子于署，将冠矣，文忠一日试之曰：汝已成人矣，将以何者为自立计耶？石子大言曰：我唯有为父报仇耳。文忠大骇，阴使人鸩之。呜呼！戾气所钟，一至于此哉。此说与时人李宝嘉（伯元）的《南亭笔记》所记相同。当系同本。辛亥革命前夕，上海《神州日报》连刊柴萼《梵天庐丛录》，亦有涉及石定中事：“翼王之就擒于四川也，有子仅三岁，并受缧绁，下之狴犴，使两妇抚育之，俟成年然后就戮。儿在狱，日思其父母，啼不止；两妇噢咻之，无效，则反恼曰：“乳臭子，将挞而杀之。”儿啮妇，复狂啼。如是者数月，两目至赤肿；审其非凡儿。后数年，善乞语，而报仇二字不绝其口。官恐贻后日患，乃就狱缢杀之。此处如《广智录》所称石定中为骆所杀，当误。按，冠，帽子，古礼男子年二十而加冠，而骆秉章在杀石达开后四年，即1867年就病死。且石定中年幼即有“报仇”愿望，似也不确。
但台湾学者黄嘉谟比较赞同上述说法，他认为“诚以当时主持香港《华字日报》及《广智录》笔政的人，原为粤籍人士，既该属同乡，对于骆秉章的平生宦绩及行事，当必耳熟能解；且其记述发表日期，距离事故发生的时间不过三十余年，以熟悉的事撰述成文，应属扼要确实，复与前引柴氏记述参照，尤属信而有征。”（《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三编《太平天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8月版）黄说是针对任乃强的“为官”说。据任说乃得自民国西康省政府民政督察员乐凤鸣口碑，乐某乃石定中晚年相好云云。他说：“石王子定忠，以龄稚免役，不知何故，其人竟未死，改姓名日时雨化，入绵州州学。光绪丁酉，与邛州龚秉衡玉帛同拔，又同分发贵州作知县，甚相得；尝密告龚实翼王子也。”（《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1922年刊印《邛崃县志》也有“有云石子至今尚存，改姓为时，颇善书画，未知确否？”（《成同防守记》）旧时文人多喜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为实，黄嘉谟因此说，所谓时雨化者，乃是从“《绵州县志》找到一个时守忠，有意影射为时雨化，以时守忠为蓝本，牵强附会，从而虚构所谓时雨化其人其事”。此说当是。
也有一说是称石定中即在当时秘密处死。盖未成童，不便公开就刑也。据沃丘仲子说，石定中仅死于其父后数日。谓称石达开上刑场前，对唐友耕说：“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又称“定忠未见其父，日夜啼哭，由杨重雅（四川署按察使）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
有关石定中当时下落一生一死，相距甚大。至今电难有确信的文字，以求其实。
翼王石达开有否窖金藏在大渡河畔相传石达开军覆大渡河，他在走过凉桥到洗马姑清营投降前，就秘密埋藏了大量金银财宝。
石达开是否埋藏金银财宝，在他身后的百年间，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切。
有一种说法是，石达开把全军所有的金银财宝秘密窖藏在紫打地口高升店的后山坡下。高升店赖某对后人说，石达开被俘前就住在高升店，他在自赴敌营前，曾买了六口棺材，说是用来装埋妻妾尸体，但人们又见七姑沱浮现几具女尸，棺材不是装人而是装金银财宝的。石达开把金银财宝放入棺材后，秘密窖藏在高升店的后山坡上，并留一纸窖藏示意图于其床头枕下。这示意图后为赖某所得，秘密保存。赖某死后，子孙才将此事泄露。抗战时，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筹捞军费，在得悉越西县安顺场土著赖执中，持其祖父保存的窖藏示意图和石达开所赠嵌有蓝宝石的佩剑来成都时，并得悉窖藏有六棺材的金银财宝，又看了示意图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个字，就决定挖窖。
石达开窖藏处，乃在安顺场岭头处营盘山脚的高升店后院，它是从山壁凿十余丈的洞穴，共有三穴，每一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异常坚实。挖窖的工兵发现石门后，再按窖藏示意图纸位置凿进至穴室，发现室里地面尸骨残骸及零星的金玉饰物，大部残缺，无一完整者。挖到第二穴室，室壁有两石凳，分别放置土陶大口圆形坛，内分别有清水和鎏金铜山，石凳面上还放有零星的金、玉、银等器具十余件。这些所挖得物体当即送往成都刘湘处，刘湘对挖窖更加迫切，命继续开挖。但当正要开凿第三穴室之时为蒋介石重庆行辕侦知，即派出“川康边区古生物考查团”进入越西，干扰挖窖，又将刘湘调出四川，至此，挖掘所谓石达开窖藏被迫中止。
对于此说，有学者认为，当时刘湘开挖所谓“石达开窖藏”确有其事，其经过亦同上述，但该处是否为“石达开窖藏”，不能轻易肯定。原因是石达开妻妾投河是到达老漩事，且大渡河水流甚急，投河后即无法打捞，不可能预买棺材；且石达开一直想抢渡大渡河北上，他自抢渡绝望到率领全军突围，前后只是一两天的事，不可能修筑极为坚实的石窖保存财物。据实地考察后，多有人认为石窖修筑得十分坚固，似是一座无名古墓。只因第三个石窖未发掘，还未能下最后结论。
其实，所谓“石达开窖藏”说漏洞很多，诸如上述外，还可以看到石达开降于唐友耕等，并未见有唐友耕等令交出金银和后来骆秉章等逼供时说及有否窖金事。石达开大军一路而来，攻城劫寨，是携有很多金银的，如要松林地千户王应元让路“许赠良马二匹，白金千两”，但他们在被困大渡河绝地时，屡遭彝民袭击，加之清军于大树堡等处屠杀，估计都抢走了。
看来人们还是多认为在大渡河边是没有石达开窖藏的，自民国以来此类传闻甚多，且三人成市虎，为人信以成真。它或是因传统文化影响而造成市井小民的一种心态。
英国归还的忠王李秀成宝剑真伪如何1962年，英国学者柯文南博士将他自英国军总司令剑桥公爵遗物中所找到的一柄刻有“李秀成”三字的宝剑送回中国，这是他自图书馆发现戈登亲笔书写的备忘录《关于忠王宝剑的说明》中顺藤摸瓜而找到的。
这条消息在中国报道后，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
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对它作了专题论考。他认为此剑虽是太平天国的剑，但非忠王的，而是侍王李世贤的，是1864年3月8日，戈登在江苏溧阳侍王府洗劫时获得的。他在备忘录就提及，忠王将此剑交与侍王，此剑即发现在侍王财物中。另在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和苏丹》引用的戈登将宝剑由中国寄回英国时给母亲的信，内称有常州某王曾用此剑自刎。由此罗尔纲以此两相矛盾，因此剑得之于溧阳，而常州失守乃在同年5月11日，如说此时常州某王还用它自刎，岂不是一大“破绽”？
罗尔纲还认为戈登《关于忠王宝剑的说明》称，“此剑为太平皇帝天王赐与忠王的……它意味着忠王受权即决裁太平天国的任何人而不须禀告天王”说，全是捏造。因太平天国没有赐予尚方宝剑的制度，也不会在剑上刻姓名（赐刻和自刻）。这是戈登仿照西洋人习惯所刻的，并照一般私营字号产物习惯，刻上“张玉书造”题名。（据《太平天国宝剑考》）但柯文南不同意此说，在《关于忠王宝剑的若干问题——与罗尔纲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提出，此确是李秀成宝剑。
为此，他仔细查阅了贺翼柯原书，校正了中译误区，指明有关原话是：“我想请卜鲁斯爵士把忠王的剑带回去。这一把剑用一面造反者旗帜包着。这一面旗是一个太平王的，他在常州就在这面旗帜下被杀。”这与戈登在备忘录和与母亲所说关于宝剑的来历是一致的。因中译为“自刎”，从而造成了罗尔纲误会。
柯文南还认为，戈登关于尚方宝剑的说法虽然不一定真实，并不能说明它不是李秀成的。其实，“忠王宝剑”不仅为不少当时的文献记载所证实，且这柄剑刻有“李秀成”是一项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太平天国武器一般没有题名习惯，但任何制度和习惯都可能出现例外。李秀成宝剑有名字无官衔，有悖天朝文书惯例，这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而不是作为证据。柯文南说，戈登不可能存心捏造一把李秀成剑。当时英国人根本不知道李秀成为何许人，如真有伪造，为何不刻“忠王”？如他要欺骗本国人，在回国后又编出了一段故事，并在剑上刻有“李秀成”三字；但戈登告诉他母亲剑上有李秀成名字是在他回国前即1864年7月4日，而且李尚活着，还在南京守城。可见，戈登存心伪造忠王宝剑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有关李秀成宝剑事，在当时报纸根据传闻，也见有详细报道：“二月初二日（1864年3月9日），戈总兵进攻溧阳，将至半路，接得溧阳贼信云，我等文官及官兵，不愿从贼，俱愿剃发投降，惟伪慈王弗准等语。戈总兵即坐火轮船往观。有人报知慈贼；随领壮丁五百名欲抢火船。后无归路，遂逃往湖州而去，即于是日收复溧阳。……其伪王府比忠王府更加华丽，又有钢刀一口，黄金为鞘，上有忠贼官衔及姓名，或云此刀系忠贼送给慈贼者。”（《上海新报》1864年3月22日）此处“慈王”即侍王李世贤讹称。当时因溧阳佐将吴人杰不战献城而降，戈登洗掠了侍王府，由此获得李秀成宝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不同的，他所掠夺的是“刀”不是“剑”。这里可能是《上海新报》误导传媒，也有可能是戈登所掠夺也还有“宝刀”。至于罗说剑上刻字非太平天国制度，当是。但此处的“宝刀”却刻有李秀成名讳者。由是我们是否可以解释太平天国晚期朝政乱哄哄，鞭长莫及，再也难以严格遵制度奉行了的，由是无论是剑或刀上刻有名讳，也是可以推理的。
究竟这把宝剑是李秀成自己的佩剑还是其他，看来还得继续考查，现在仍难即下断论。
太平天国最后封了多少王
中华历史三千年中有几十个封建王朝和近百个农民政权，称王封王者可谓多矣，但没有哪家像太平天国封了这么多王的。
封王，反映了太平天国小生产者“有饭同吃，有田同耕”的意识，因而也引起了后来者研究的兴味，可是，太平天国烽火十四年，究竟封了多少王呢？
太平天国前期，天王洪秀全分封东、西、南、北王和翼王，乃以“上帝”诸子为限，后来虽一度曾增封燕、豫两王，未几即黜其爵。前期诸王，以太平天国文书档案为凭，无庸商榷。但自1859年封干王始，天王所封王爵日增，有似算术级数递增，以至1864年天京失陷和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南昌被杀前，有关此事就有种种说法了。
1861年2月，英国军官威斯利到天京访问，蒙得恩说有十一王；几月后，英国外交官巴夏礼从天京归来，说有十六王。
次年三月，天王诏旨，列有十五个王（不包括天王和其子’光王、明王）。
1863年4月，曾国藩向清廷报告：“贼中群酋受封，至九十余王之多，各争雄长。”
1864年10月，昭王黄文英说：“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竞有二千七百多人。”据幼天王洪天贵福说，在天京失陷时“南京有千多王未出”。
此外还有诸家记载，如《虎口日记》称，咸丰十一年冬（1861）“闻已封百余王”。英人摩尼斯《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说有二千三百多王。
1876年，曾国藩幕僚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所附《贼酋名号谱》记有太平天国全衔王爵和缺衔王爵，都九十余人。这是当时汇集衔号最为完整，也是被视为可靠性强的一篇了。
太平天国王爵分封甚为繁杂，以致时人就有“封王太多”（《李秀成供词》），“妄乱古所未有”（《平定粤匪纪略》）的说法。
五四运动后，随着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整理和研究，太平天国文献的开发，使它的研究也逐渐形成为一门学科，学者就太平天国成败得失认识再认识，也涉及到它的封王制度等问题。
1923年，凌善清编《太平天国野史》记有六十余王，其中十王有爵号无姓氏。且有重复、错误者。
1928年，罗邕、沈祖基《太平天国诗文抄》记有九十余王，但多有重复、错误和知爵不知名者。
1933年，王钟麒在《太平天国战争史》附录记有王爵姓讳百余人。
1945年，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记有王爵：“兹可考者，已二百有余。”
1991年，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称，太平天国后期王爵：“共封二千七百多王，但今可考的只二百多王”。（《后期官爵人物表序》）他说，“王爵初时是有王号的，到封多了，就不再给王号，一律称为列王。后来列王又封多了，再封的王，不用‘王’字，都用‘□’（小王）字以区别于有名号的王爵和列王”。
1999年9月，拙著《太平天国职官志》就前辈统计基础上更作补充如下：（一）有爵号、姓名者（不包括误称爵号）176人；（二）有爵号、无姓名者（含有姓无名）79人；（三）袭爵幼王10人；追谥号6人，其子袭爵也称幼王；（四）捻军头目及太平军余部将领自称或推称爵号6人。
解放以来，凡治太平天国史和中国近代史者，大致沿袭罗氏所采撷黄文英之说“二千七百多王”为准绳，用以说明“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李秀成供词”）。
我在19年江西《争鸣》第2期，曾提出黄文英说不确，此乃孤证，缺乏确切旁证。根据诸家精心搜集，考据太平天国王爵名目，删除其重复和非属于天王封赐者（如后期捻军诸王），仅得一百九十余人，其中在1863年12月前封授的有一百四十人，“多采洪杨萧亲属、朝内京外重要文武官吏，盖在清人记载，罕有遗漏”。此后所封，除个别如康王汪海洋、阶王谭体元等外，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列王，系多在天京前夕封赐的各馆等闲之辈，或即是次于王爵的天将改称。以致有如过江之鲫，“虽贵为王爷，却无所事事，为敌手蔑视若草莽，所以在当时的记载中多忽略不计”。这些王爷，正如李秀成所称，“无功偷闲的人，各有封王”，他们很多麇集于天京；但是当时天京全城军民仅剩一万余人，能征惯战者仅三千人。这个数字，是不可能产生一、两千个王爵的。
但据近年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所载他从台湾博物馆文献部发现的洪天贵福亲书太平天国诸王和由南京出来诸王名单，其中未见有过去记述的即有三十七人，内见有王爵号和姓名完整者二十五人，其中就有十二人从未见于诸当时任何文字记载，如开王赖文扬、向王孙茂升；此外如天京文职人员张兆安，州县佐将姚克刚、萧三发等均是王爵。凡此等等，可推理天京封王辐射面是很广的，虽然如此，能否可以说，在幼天王出围后，南京城里还留有千余王呢？
太平天国前期所封的王，有本本可查，无需辨疑，可是后期究竟封了多少王，要说得具体、确实，看来还是难以解决了的。
洪秀全是病死还是服毒死的
太平天国失败后，史学界长期记述，都说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
始作俑者是曾国藩。
1864年6月2日天尚未明，洪秀全就死了。因为在围城中，人心惶惶，对他的死，也许传言不少，过后传到城外，曾国荃也极可能取其所需，即洪秀全服毒死的信息，向在安庆的乃兄报告，藉此强化攻城的决心。
曾国藩在天京城陷，八百里红旗告喜，即是年7月26日给清廷奏折就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曾国藩奏稿卷二十》：《金陵克後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8月8日，在上奏另折，又说天王府宫婢黄姓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同上卷，《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他也许循信服毒说。
据《李秀成供词》写作先后程序，他写洪秀全死事应是8月6日、7日时，盖此间曾国藩尚未索阅，待他将两次写有洪秀全服毒自杀的奏疏送出，始见有《供词》：“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因“服毒”说在前，否则有欺君之罪，由是必须维持原说，而删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并立即在安庆刊刻，还以抄件送上海《北华捷报》转载，可谓用心良苦。
看来，洪秀全生性有病听其自然，不尝药，由此病重。据《洪天贵福供词》，“四月初十日，老子起病。是天他出来坐殿，我乃看见，后我总未见他了。十九日老子死毕，是遣女官来葬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又说：“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于今年自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同上）这应该是取权威之说了吧。由此，或也可窥出洪秀全患病之因，喜食生冷、油煎之物所致。
洪秀全病死，现今大致获得史界认同。但见于他在危城时突然患病，此中也不能不排除中毒服毒等非常因素在焉，因此对于他的死，如果继续深化认识、分析，是否还可以作更为明确的结论？
与洪天贵福相同，有洪仁玕。但当时洪仁玕不在天京，当闻这于洪天贵福等人。《洪仁玕自述》：“至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
有重病不肯吃药，这是洪秀全固执的习性，所以简又文据《北华捷报》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词之回译》，此中提及洪秀全，“而其结局并非丧于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这“自己之手”，过去人们都称为“就是自杀”，其实久病不肯服药，也是一种慢性自杀，这正是洪秀全的的心理病态和性格悲剧，倘若他能振作精神，再使天京城守几个月，迎接已到达鄂皖界境的陈得才等几十万大军，那时，应又是另一种格局了。
天京失陷前夕有窖金埋藏吗
1864年7月，建都十一年的太平天国天京失陷了。
长围三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一笔飞来横财，因为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东南半壁财宝尽聚于此。湘军洗掠全城三日三夜，曾国藩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遗迹。”（《能静居士日记》）上行下效，他们捞尽地面上王府官衙甚至平民的一切浮财，连同强作妾婢的近万名女俘虏，一并充作战利品解送回乡。但是，他们远不满足。“历年以外，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因而深疑还有更多财宝埋藏在地下各处。据说，曾国荃因俘获李秀成，极为兴奋，用锥尖戳刺其股，把李秀成体肤弄得血流如注。范文澜说这是愤李秀成守城坚固，其实更有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之意。曾国藩几天后自安庆赶到南京，颇赞同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几次三番，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还命幕僚李鸿裔审讯李秀成，“城中窖瘗金银能指出数处否”。（《忠王答辞手卷》）这也许是李秀成没有立即处死的另一个因素吧。李秀成虽然自我贬抑，向曾氏兄弟谄媚讨好，但却没有谈出天京有否窖金事宜，也许他忙于军事，没有直接参与，而知之不多。曾国藩等也因清朝皇帝将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考查，欲盖弥彰，却把此事删略而不再提及。
天京确实见有窖金埋藏。曾国藩曾有默认，在城破后，浮财听凭掠夺，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分，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如山，但在“计破贼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盖天京破城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被斩杀外，有一千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三分之一，随李秀成护卫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上元人孙文川目睹其景，称“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净尽”（《淞沪随笔》手抄本），南京人李光节也说他旧居曾改建为某王府，南京城陷，“所居屋中掘地获银五巨瓮。”（李希邺稿本）但此间所述，或系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并未有具体记载，给后人留下不解之谜。
天京究竟见存窖金否？直到今日已一百三十多年，道途传闻甚多，却无见证。也许正如曾国藩向皇帝奏报，确实未有，或者是尽为湘军掠夺。曾国荃过去在攻取一城一镇后，总要在湖南老家购置大片土地，据称他于南京掠夺得也最多，“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上海新报》1866年5月19日）此间搜掠似应也含有窖金在。曾氏兄弟发了大财，可以说路人皆知，淮军幕僚刘秉璋就说：“曾文正公报捷奏称我军杀敌十余万人，则子女玉帛悉为所有，可想而见。”（《异辞录》）清廷对曾国藩奏报的南京城里一无所有说是极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只是让萧孚泗、刘连捷等抢掠过甚的高级将领“解甲家居，遂不复用”，“可见金陵之役，从军之士满载而归，必有不慊于上心者矣。”（同上）即使这样，但天京窖藏如多藏深藏，那也会全数遭挖掘的，很难排除或者确认有更多的藏埋之物，至今仍未能发现的。
农民领袖是很爱金银财宝的，他们存有小生产者的均平心态，自己得不到或得到后将失去的财物，是决不肯轻易送让他人的，因此窖藏是现实中最佳方案。传说上海小刀会陈阿林在撤退时于旧城埋藏有大量金银。阶王谭体元十几万将士尽溃于广东嘉应州（梅州）城南铜鼓嶂、大田等地时，在山中林间也深埋宝物多多，那么聚财更丰的天京城呢？后人对它怀有莫大的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雪泥鸿爪，或者是吉光片羽，都煞有其事似的，由此造成种种谜团，假假真真，自是难免。
天京（南京）城里见存的太平天国窖藏究竟还有否，看来有待未来的年月发掘作证才能界定了。
《李秀成供词》的真相如何
太平天国若干重要人物在被俘后，都有口供和笔录，如石达开、陈玉成、洪仁玕、张洛行、赖文光和李秀成。它的内容各有千秋，但最有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是“李秀成供词”，即为今人所称的《李秀成自述》或《太平天国始末》。
“李秀成供词”是李秀成1864年7月被俘后，自7月29日到8月7日连续写了十天的一份交代。他认真地写了以自己活动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全史。这是自秦末陈胜起义以来由农民领袖自己写作的一份最长的自述。它在中国二千年、世界几百年历史长河里都是罕见的。
李秀成写这份“供词”是非常认真的。他伤痕斑斑，冒着八月炎夏，坐在特制的木笼里，一气呵成七万字，即平均一天七千字，这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是非常重视的，给了李秀成时间书写；而在写作间和写作后，又作了仔细地、修改，且送到安庆和上海分别镌刻和发布，这是他的政治宣传。如此手段，即把李秀成当反面教员，此间用心良苦，这也是不易的。
如此的两个出乎寻常处，开始就有对李秀成持不同的认识。
一个是洪仁玕，当他被俘后，江西巡抚沈葆桢给他看李秀成供词刻本，就逐章作了批驳。显然，他因和李秀成同事，深知其为人，对这份供词所讲的，认为是真的。
一个是跟随李秀成的英国人呤唎。呤唎说：“《忠王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体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呤唰是非常崇拜李秀成的，出于对李的完全信赖，他当然认为“自述”有悖李的历史。
要说此事传播于世的是曾国藩删改本（《九如堂本》），因为有大段删改，并非李秀成所写纯本，因此提及疑问，也自在情理之中。
1931年，罗尔纲为李秀成自述始作注的，也是源自《九如堂本》的《近世中国秘史》本（光绪末年，扪虱谈虎客编）。1944年春，广西通志馆吕集义在湘乡曾氏后裔家看到了秘藏的《李秀成供词》原件，他与北大影印《九如堂刻本》对勘，抄补了五千六百多字，并拍摄15帧照片，带回广西。罗尔纲即据吕抄补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它以笔迹鉴定为准则，界定曾家收藏的“供词”，确出自李秀成手笔。1954年6月，罗尔纲又据《忠王亲笔言辞》的字迹，鉴定出《忠王谕李昭寿书》与“供词”笔迹对比，再次验证出“供词”确系李秀成手笔。至此，对它的真实性大抵确定，为史界认同。
率先提出质疑的是年子敏、束世澂。他们在《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认为李秀成供词实出自曾国藩伪造。理由是：（一）经司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鉴定，“供词”笔迹与《忠王谕李昭寿书》非同一人笔迹；（二）“供词”内容充满卑躬乞降词句，不合李秀成英勇不屈的性格；（三）当时，李秀成被俘后身受伤害，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也不可能日写七千字供词。
对此罗尔纲再次从书写八法就字迹逐一考证，并从李秀成特用的广西浔州、梧州方言，喜欢用迭字的文风等作进一步研究，并再次说明曾国藩急于要刻印“供词”，那是要反映李秀成所说的，如“国库无存银”，幼天王“定然被杀矣”，以及证实他所杀的乃是真正的李秀成，并非谣传是假的，等等。此后‘罗尔纲推出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等，再次鉴定“供词”原本是真品。
1963年，曾国藩曾孙曾约农将李秀成供词手迹全部影印（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公布于世，以影印本核对，证实罗尔纲说。
1979年，荣孟源谈了他十多年前的看法，认为李秀成供词稿本是假的，理由是它的字数与李秀成所记字数不符，“细查稿本，页页文句相联，中间并无撕毁的痕迹。这说明这份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了李秀成真迹之后，又找人誊录的抄件”。
对此罗尔纲又从原供词被撕毁部分和删改内容文字证明是真的手迹。很清楚，其实曾国藩之所以保存，就因为是手迹。当时并非知道它的文化价值，而是有便日后查核，有所依据，因而须将此中违禁即触犯清廷文字毁掉。见存的虽有删改，盖固无妨忌讳，以便日后查核。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曾国藩作了大量删改，而否定它的真实性。
李秀成是城府甚深、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在他被俘后更蕴含复杂的心理行为。我以为检验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比如为表示真心诚意乞降，向曾氏兄弟谄媚，与湘军作战要显示自己的无能，与他军（包括淮军）作战又要显示自己的才干，特别是要表示自己是太平王朝的中流砥柱，众望所归，却又受到洪秀全和新贵的猜忌。他所以甘愿坚持十天，写了七万字，也就是以此表现自己的能耐和才干。
看来李秀成是想错了，他那近代农民单向定势总是缺乏多向思维，书写供词过分阿谀曾氏兄弟，反遭曾国藩之忌，终于被杀。这也是他动机和效果不一致的必然。
忠王李秀成的《绝命词》有否留传于世李秀成被杀害前，在刑场上作有《绝命词》。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二十）有这样的记述：“傍晚，（李秀成）赴市，复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但是，迄今所看到的中外史料，都没有发现《绝命词》的原文。从此，《绝命词》成为一个谜！
据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葛正慧说，1956年，我国图书馆学者，研究太平天国文献的王重民教授曾谈及太平天国兴亡轶事，其中谈到李秀成的《绝命词》，他说：二十多年前，他在英国伦敦考察、调查敦煌书卷，在赴大不列颠皇家博物院等处查索太平天国史料，有澳门华侨说及李秀成在刑场上所作的《绝命词》有十首。当时，只手记了两首，其余八首的第一句都与这两首第一句相同，每首内容亦大致是劝人尊敬天父。死后可以登上天堂等语。于是，他就没有记下。据称此《绝命词》来源是：时有安徽歙县茶商汪某，于太平天国天京失陷后不久，赴广东经商，路过南京，夜船停泊于河畔，闻舟中外国传教士所述。据传教士说，此词系得自两江总督衙门，乃李秀成临刑时所作，为传递者事后所追记，此后就在衙门中传诵。汪某就把此事记录于帐簿式的日记中。在途中，他将此事与小火轮上的外国商人讲述。嗣后，汪某至澳门推销茶叶，又将得闻的李秀成《绝命词》一事在该处传开。
李秀成的《绝命词》原文是：“新老兄弟听我歌，我歌就必活不多，心有十条亲天父，不容天堂容妖魔”。
“新老兄弟听我歌，天堂路通休错过，太平天日有余光，莫把血肉供阎罗。”
词是广西的山歌体，具有太平天国宗教的文化色彩，也表现了“就义”时的抒发尽忠之意。
也有说李秀成的《绝命词》，当时即被毁掉，否则是能见于本本的。所谓汪某所记，事出有因，或者是好事者捏造，信以为实的。
曾国藩是否想做皇帝
李秀成被俘后写的供词，曾国藩作了过多的删除，欲盖弥彰，相形见拙，由此引起了人们的猜疑。
曾国藩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满洲贵族入主北京后，拥有兵力和地盘最多最广的第一个汉人官员。他的权力越大，也越受猜忌、嫉妒。当时已有传说其不轨，甚至湘乡老家工匠筑房上梁，也唱有“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金陵做皇帝”。因此，他删除、撕去的“李秀成供词”部分，必然使人浮想联翩，其中就是有规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
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词》作序，曾国藩谈到这个传说。当时陈寅恪看到“供词”原稿卷末被撕毁处，也认为曾国藩所以不肯公布原本，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情。后来罗尔纲为李秀成“供词”作笺注，也提及这个传说。这传说因为带有传奇色彩，以致郑振铎的历史《黄公俊之最后》，形象化地写了李秀成恳劝曾国藩反清，太平军可以奉他做皇帝的篇章。
1977年，俞大缜教授（曾国藩曾外孙女）公布从母亲处得悉的曾氏后人口碑相传：“李秀成劝文正公（曾国藩）做皇帝，文正公不敢。”俞大缜着重说，“不是不干，而是不敢”以图说明曾国藩确有做皇帝动机的，只是心有余力不足。因此罗尔纲推理：“据这个口碑，更可见李秀成把曾国藩看作钟会，并非幻想，而是确有所见的。”
曾国藩对清王朝忠心耿耿，可是换来的是皇帝和满州贵族的猜忌、排挤。据说当时清廷曾许诺重奖攻下天京的统帅可封为王爵，但当八百里红旗报捷，换来的乃是一个侯爵（曾国藩）和一个伯爵（曾国荃）。朝廷言而无信，其实也是对他的不信；他是满腹牢骚，曾以“且看他国运何如”（《异辞录》）预言其将灭亡。他自己不敢做皇帝，首先因为他是理学大师，名教“圣人”。曾国藩就是标榜“忠君保国”号召团结士绅、组织湘军的，如果亮出反旗，岂不是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烤吗？何况此时湘军又有左宗棠系湘军，他专与曾国藩唱对台戏，且本系湘军此时已是暮沉。天京大掠之后，升官发财，兵将们都想回乡广置田园，光宗耀祖，哪里肯提着脑袋跟着造反？这些曾国藩心里是明白的。据说早在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时，彭玉麟有密书与他，“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只好戏谑彭是恶作剧，并答以“依天照梅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解嘲，表示从为帝意；后来在湘军攻占天京前，王闽运也来相劝他反清做皇帝：“今天下多事，机不可失，此事惟将军能为，何乐而不为之。”曾国藩又拒绝了。
曾国藩当然清楚清廷对他是如何不放心。树大招风，古有明训。因而在攻占天京后，就让曾国荃抱病回乡，裁减湘军二万五千人，在奉命打捻军中也不尽力，后又推荐李鸿章挂帅，尽量不再做出人头地之事，招来上面和同僚眼红。他的作为，有如黄遵宪所说，“专用黄老，甘心退让，故得保全禄位而终”。但这也因人们的逆反心理，更增添了猜疑，由此认定他“不敢”，也是有端倪的。当李秀成劝曾国藩做皇帝，或者像彭玉麟劝他自立为帝，白纸无黑字，都是推理和传说，纯属野史之说。因此，它充其量也只是个谜，一个可供人去思考的有趣问题。
幼天王洪天贵福有否出走海外
洪天贵福是洪秀全长子，即幼天王。
1864年10月，洪天贵福在口供笔录上画押，验明正身，送上了断头台。
据审讯官、江西巡抚沈葆桢奏折：“臣察看该逆顶发剪断，仅留数寸，目望观，口操粤音，于伪宫中琐屑谬妄之状，言之甚悉，其为伪孽无疑。”似在江西石城荒谷搜获的洪天贵福当是真正的幼天王，当无质疑。
可是，由于太平天国史事残缺，扑朔迷离，对于送上刑场的洪天贵福是否正身，就有人对沈葆桢奏折表示难解，即对他未经朝廷典刑就匆匆杀死提出质疑。怀疑这个被杀的幼天王是水货，是为冒名预设的替死鬼。“盖即所俘小儿中之一人，而以洪福之名号加之耳。”（《洪福异闻》）并质疑如下：（一）洪天贵福自天京突围至浙江湖州后，“其踪迹遂杳，或死或潜匿，无人能知诸”。
（二）在干王洪仁玕、昭王黄文英等在江西广昌被俘后的第十七天，所谓幼天王者，始在石城荒谷里寻获，“诸俘皆称为果幼主，果者，疑词也”。以为在这么多天里清军几万将士仔细搜捕竟能让他匿藏，所谓“军中探谍广布，幼主经过，何能不闻不问，乃称行踪得之于小儿之口，其情显然矣。”
（三）沈葆桢所奏，漏洞百出，所谓幼天王供词，“支离掩抑，欲盖弥彰，十余人皆缚而一人独免，饥饿四日不死，托之于白衣人之授并而不见，可谓渺茫；且洪仁开等后死于幼主者五日，欲辨真伪，自可聚之同堂，而秘密钩稽，则实状自见。”
（四）沈葆桢为了搪塞和冒功，他俘获幼天王左右近侍，虽然是“通检所俘十余岁孩童与所供状貌均不相款”（《沈葆桢政书》），但却清楚地得悉，“至洪逆福填或称死于乱军，或称自经山僻”，无论如何，“幼主之不能复为出现，诸将辛劳跋涉，无以自慰”，“恐更于朝廷诘责，于是授意囚俘，于不知谁何处所俘小儿之中，任择一人而强名为洪福，更取年仅四岁不知人事之李其祥（李秀成幼子）伴附之，聊为证实。”
（五）沈葆桢久历宦场，老于世故，敢于应时作伪，他是利用北京王朝迫切要宣扬中兴、粉饰太平的虚荣心理。“盖不如此，粤事不能称为结束，恐逋寇更伪挟为名，而后患永无已时。”
（六）北京朝廷对沈葆桢的弄虚作假并非不清楚，“朝廷亦微知之”，但从权衡利弊，也就默认了，而在封赐上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主持江西军务的沈葆桢，在指挥镇压十余万湖州突围的太平军，可谓不遗余力的，但封爵仅获轻车都尉，直接尾追湖州突围太平军，搜获洪天贵福的记名按察使席宝田仅得更下的云骑尉世爵。且当时即有传闻，席宝田未搜获洪天贵福，洪天贵福乃是为瑞金县团练于山谷中搜获，由席提去的。如此等等，沈葆桢心里有虚，恳请辞职，因而《洪福异闻》撰写者称，“且请收回成命，并欲去赣归养，其故正可思也”。
此也为一说。盖沈葆桢和江西军行事确有若干破绽。“捷书唯是报孙歆。”在当时冒功作假也是惯常事。
洪天贵福是有很多替身的。据说，他从天京突围，当天黄昏到达句容南乡的郭庄镇时，“有乡人亲见之者云：福填年约十五六，极瘦弱，有与其年龄服色相同者凡十一人环坐饮食，悍贼数人持刀紧跟，不离寸步”。（李圭：《金陵兵事记略》）可见，洪天贵福除正身外，还有貌似形似的十人相伴。扑朔迷离，鱼龙混杂，为的是应付非常情况的随时发生。如此，要能辨认、捉到真的是不易的，而确易抓到其中任何一个冒牌货的。
也有人说在南昌杀害的洪天贵福是假的，真的呢，早溜走了。清末有个从美国归来的福建人杨某说，洪天贵福是在湖州城陷前夕，由辅王杨辅清保护，“卒达上海而至美洲”（《清朝野史》），“以存天王一线之胤，而为他日恢复之渐”。可是杨辅清从未出国。对此，又有一说是，与洪天贵福同出国的，是洪仁歼的外国朋友作伴当，“仁玕有一西友，即前导之游美者，尚在左右，金石之交也。仁玕以福瑱属之，资以财贿，涕泣而别”。（《清稗类抄》）洪仁玕确有外国朋友，但他并没有游历美国。
也许幼天贵福确是验明正身，在南昌被杀害的，可是为什么却有这么多的谈论呢？
太平天国有否进攻台湾的打算
台湾史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乃是福建省的一个府。当李世贤、汪海洋等进入福建、广东沿海时，他们是否有过赴台湾的设想呢？
太平天国对台湾也是有影响的。
太平天国前期，厦门响应起义的福建小刀会领袖黄位，转战闽东南沿海，就有略取台湾为家的打算。1862年，台湾彰化天地会戴朝春起事，戴自称东王，分封有南王、西王和北王，显然是受太平天国影响而仿效的。那末太平军是否有进攻台湾、夺取台湾的打算呢？
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失陷后，南方太平军余部由侍王李世贤领导，他有“勾结洋人潜谋人海”的企图。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后又多次提及，“以人海一着为虑”，“沿海盗艇又多，恐终不免偷汛出洋之事”。（《左宗棠书牍》）此处所谓人海，该是指往台湾。当时李世贤多方设法和驻厦门的英美法领事联系，他以漳州为跳板“将由厦门入台”（《春在堂杂文三编》）。厦门同知俞林还曾劝说路经厦门赴台湾的清将曾玉明：“无厦门则无台矣，今日之势，厦重于台。”可见李世贤对进驻台湾是作过一番设想的。
由于漳州失陷，李世贤全军覆没，他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是另一支太平军，后来据广东嘉应州（梅州）的康王汪海洋，也曾拟南下夺取韩江口的要镇汕头，并以此为跳板，以谋袭取台湾岛为基业。这是明谋策划，当时广东巡抚郭嵩焘相应地也作了周密的布置：“策贼必人海，飞檄总兵卓兴以舟师驻汕头，搜获夹板船十数艘，炮械火药无算，拘贼鞫之，皆购自外洋，计将袭取台湾。”（《玉池老人自叙》）可惜这次袭取台湾的壮举，因为清军围攻嘉应州和汪海洋身死而遭中殂。
李世贤、汪海洋等所率领的太平军都没有登上台湾岛。即使这样，上述他们有赴台湾的打算，所列史据也还是细片碎叶，对此只能视为一家之见，而确实的史据，还有待今后发掘和考察。
康王汪海洋因何要杀侍王李世贤
农民领袖大多是有共贫穷易、同富贵难的特点。无论胜利或失败，都会因权力再分配而产生内讧。
这里说的是1865年汪海洋杀李世贤故事。
1865年5月，李世贤大军在渡永定河时，由于指挥错误，打了一个大败仗，十几万将士全部溃散。除了先渡河的王佘李元茂等投奔了在福建上杭的康王汪海洋，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侍王李世贤也不知所终。当时对他下落说法很多，有的说是李世贤在逃跑中，因不识路径，绕山奔跑，不料跑来跑去仍回到原处，被乡民抓住，还从身上搜出金叶五十多两，不久就被军队捉去，这样就俘获了。但后来查明是弄错了。而此后多时李世贤真的从残存的太平军队伍中抹去了。因此清军总指挥左宗棠据俘虏汪海洋派来寻找李世贤的人员确认，李世贤是死了的。他还打报告到北京朝廷说：“唯溺死永定河中与获斩于下洋，则尚难确指也。”（《左宗棠奏稿》）报告中提及的下泽是永定河东面的一个村集，也是太平军的前线指挥部。北京朝廷也非常关切，命令左宗棠对于李世贤下落，是为水冲没、被俘或自杀，要有一个明确交代。
过了三个月，1865年9月8日，左宗棠在攻下广东镇平（蕉岭）后，方才查清李世贤已为汪海洋杀死。原来李世贤在过河后，剃去须发，逃匿山中。8月19日来到镇平，受到汪海洋款待。8月23日，乘李世贤酣卧时派人把他杀死（一说是借儿子满月时，乘李世贤醉酒把他刺死）。
据左宗棠说，汪海洋所以杀死李世贤，因为李世贤听了老部下哭诉汪海洋横行霸道，很不高兴，而汪海洋也因曾以未救李世贤为藉口，杀死李元茂等人，心里也很紧张。因此杀死了他，而且还“传示各贼馆，扬言侍逆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也”。（《左宗棠奏稿》）将其首以徇于众曰：“李王已降清矣，此来欲为内应，取尔等死命耳，我故杀之。”（《摩盾余谈》）因此通常学者皆据此认为是汪海洋的驱除异己，为了扩大自己的部队，“竟凶狠恶毒到诬杀主帅”，“汪海洋诬害侍王李世贤，其危害太平天国一至于此，其罪是不容诛的”。（《太平天国史·汪海洋传》）但近年也有认为，汪海洋杀李世贤，是出于自卫。“他担心李世贤来到他的镇平大营，会策动李元茂部两广籍官兵和其它太平军官兵降清”。（《安徽史学》1991年第2期》）此话并非空穴来风。李世贤并非如通常史书所述那么坚强。他确有动摇表现，陈炳文在呈鲍超禀贴就提及“伪侍王李世贤及各逆首均欲投入帐下，以效犬马”。后来在广东长乐（五华）降清的花旗林正扬亦说，“侍逆久欲弄旗归顺，只求赦死罪，愿回广西故里，……争奈部属多不从，来逆陆顺德尤强悍霸蛮，誓与官军为敌。且侍逆帐下狂悖匪徒尤多，总劝侍逆不可糊涂失志，侍逆进退两难，遂不敢受招抚，亦不敢妄动轻举也”。（《林正扬上记名总兵高连升禀贴》，台湾成功大学《清季史料汇辑》1971年版）。1865年，李世贤在漳州据守时，与清军黄少春通书信，据称亦有露降意。凡此等等，在太平军高层是知道的，因而李世贤来到镇平，对敌斗争坚决的汪海洋，在李世贤有拉走已投入自己氅下的旧部迹象时，就采取刺杀并在刺杀后公布通敌罪状的一系列手段了。当时汪海洋就其仅有认识水平也自在情理之中。这也是在非常时期而采用的简单处理。
看来李世贤并未降清通敌，汪海洋也并非用心险毒，是非非是，它都是近代农民难以避免的历史悲剧，但确情如何，还须有更多文字佐证，而不能凭一家之词推理而界定的。
康王汪海洋是怎么战死的
汪海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简又文称他“是诚天国后期第一骁将”。（《太平天国全史》）1864年天京陷落后，他率部转战长江以南，驰骋于江西、福建和广东地区，坚忍难拔，百折不回。他的对手说他是“忍耐善战，令酷而下必死，更进迭退，胜不遽追，败不遽走，陷名城，覆大军，屡矣”（《康（国器）公事状》），甚至认为“较侍逆（李世贤）为悍，颇不易制”。（《左宗棠书牍·答李少荃宫保》）1866年1月28日（同治四年十二月），他在广东嘉应州（梅县）拒敌，由于内奸黄朋厚事先告密，汪海洋在撤退途中，不幸中弹受伤，2月1日，伤重身亡。他的死，使十几万太平军余部很快地瓦解。几天后，南方太平军全部覆没。时人很重视他的死，后人也十分惋惜他的死。对于他是怎么死的，百年来有多种说法：（一）左宗棠说，汪海洋系在阵前“被枪子从头左偏出两眉之间，立即坠马，比舁回州城，则已气绝”。（《左宗棠奏稿进逼嘉应东路痛剿大胜首逆汪海洋伏诛折》）他是根据俘虏和叛徒的交代，“知汪逆之阵前轰毙，确无可疑”。因为出自镇压太平军余部的清军最高统帅之口，诸书即从其说。光绪《嘉应州志》亦称汪海洋战死沙场“中枪坠马气绝”。
（二）刘典说：汪海洋系死于乱枪之中：“查汪逆受伤，系在收队之时，我勇枪队并各营官追至佛子高，该逆尚督党回扑，见丁太洋口犹大骂。彼时我勇枪炮密施，齐整异常，亦典所仅见者，不能查由何人击中该逆也。”（《刘果敏公全集·上左文襄公》）刘典为包围嘉应州的清军前线总指挥，且此情事，为他亲眼所睹，当可为信实。此说虽与左宗堂奏折大抵相同，但更为详细，故时人笔记亦有采撷此条内容：“自辰至未鏖战半日，倏见指湖顶有伏贼，守备衔丁太洋击败之，汪海洋为炮所伤。”（谢国珍：《嘉应平寇纪略》）即汪海洋虽为枪炮所伤，但与叛将丁太洋有关。
（三）若干地方志记载，即有直称为丁太洋所害，盖清军或不识汪海洋真面目，如无有熟识者指点何人为汪海洋者，则汪海洋未必即遭杀害。民国《大埔县志》称清军“用长围困城法八面围锁。汪逆亲临城督战，会降人丁太洋见汪至，急报官军，萃抬枪数十，击之中脑，坠马毙”（卷三十三《大事记》），但此处有异于前者，乃汪海洋不是死于佛子高或嘉应州城外，而是在城头被枪击中死的；此说当地人记述尤详：“12月，汪逆方踞城西梁家高楼，与贼党作叶子戏，闻官军大至，欣然飞骑，诣城东北，指扶顶督战。降人丁太洋见汪至，以告官军·萃抬枪数十击之。汪逆伤脑坠，其党裹以旗，舁归城，是夜汪毙。”（张眉叔：《谈梅》）（四）清粤军李福泰幕僚朱用孚说：“汪海洋亲自搏战，将袭刘副帅典军，王公德榜要之。贼中有李世贤心膂欲为李世贤报仇者，是日方战以洋枪击海洋，中其颅，至夜创甚而死。”（《摩盾余谈》）当时，广东布政使李福泰虽隶于左宗棠，但因与湘军各分畛域，互争雄长，故其幕僚记述亦颇有袒护而诋毁湘军之处，故与汪海洋非湘军所杀，实则在揭示冒功。此说虽为一解，其实无佐证，难以相信。
（五）据粤东民间传说：“康王骁勇善战，出阵时，偕同面目相似衣服一色者，约数十人，故敌人不易识别；并谓康王身佩避弹珠，锐炮枪箭，均不能伤害云云。”（吴剑涛《民间传说中的康王汪海洋》，转引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又称“康王之死，由于叛将大蚺蛇（或系丁太洋之绰号）向王老虎（王德榜）献计，用碎金块塞入火粉枪中，向康王集中射击，始将其击毙云。”（同上）我有一广东丰顺籍同学，亦曾信告，他们家乡的父老传称，汪海洋刀枪不入，最后清军在枪膛里装进了金丸，才把他打死。
（六）《湘军志》作者王定安说，汪海洋在佛子高、黄竹洋、葵岭等地，击败清将王德榜、黄少春和刘典等军，“贼长驱追之，众皆惧。或云，‘兵法：趣利者蹶，此成擒也，贼不西走赣、桂，而欺侮闽、广诸军，必汪海洋之谋，宜选火枪视寇帅龙旗击之，馀皆凭垒自固，但殛其酋，破之必矣。及贼前队大进，火枪环集；贼不得前，引而反走。诸军喜曰：‘贼易与耳，今败矣。’乘之，果大奔，汪海洋中炮死。”此说为五四运动以后治太平天国史者诸家通用。1923年凌善清据此又作了更形象的描绘，维妙维肖地写了这段情节：汪海洋大败围城清军，“长驱追之，清军窜突，不能止，将溃散，刘（刘典）拔刀欲自刎，忽有乡人遣败军壶浆，叩马说之曰：兵法趣利者，蹶，此成擒也。小民等闻汪海洋精悍勇敢，每战必身先士卒；今又乘胜驰逐，其心已骄，宜选火枪观其帅旗之所在而击之，馀皆凭垒自固，但殛海洋，其众自乱，可不战而胜也。典从之。及太平军前队大进，火枪环集，皆引而反走，清将皆喜曰：乡人之言不欺也。因奋勇反攻，太平军果大奔，海洋中炮弹，从头左偏穿出两眉际，坠马，部下舁回州城而卒。”（《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三）始作为俑，此说后即为王钟麒《太平天国战争史》、华冈《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等书整段整句写入，成为人们常见的汪海洋死事原因。王定安是曾国藩幕僚，其《湘军志》即奉曾氏兄弟意所撰，其中因政见不合，有暗讽诋毁左宗棠处，书中所述汪海洋之死，乃逞勇而亡，表示左系湘军乃侥幸成功，并非战斗之功者。
汪海洋确是因敌人枪炮击中而受伤的。但是他究竟在哪里受伤，又是什么原因才导致他受伤的，即使都出自同时代同地区的奏稿、笔记和其他叙述，也是众说纷纭，所记不一。所以反映在今人著述，亦是萧规曹随，人云亦云。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把它排列，请读者诸君稍作比较，或者可由此寻出合乎情理的答案吧！
嘉应州汪海洋墓葬在何处
康王汪海洋在1866年1月28日于嘉应州（梅州）城东塔子凹激战中身负重伤，子弹击中眉心，抬回城后不久就死去了。
当时州城内外太平军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二十几万人，由于汪海洋有很高威信，怕引起军心混乱，阶王谭体元和汪家属商量暂不发丧，几天后才宣布汪海洋死了，并向各馆发送白布，组织吊丧，当天晚上就在城南梅江畔为他发丧安葬。
翌年8月，嘉应知州周士俊听本地人萧国香说，汪海洋当年死后乃安葬在州衙内大堂下面，棺中珠玉无数，于是顿起贪心，扈工发掘，竞将大堂拆毁，挖地道纵深各有丈余，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收获。消息传出，人们引为笑柄，于四城墙上遍贴歌谣讽刺。周士俊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那末汪海洋安葬在哪里呢？
据光绪《嘉应州志》说，当时汪海洋死后，“多备空棺，分四门出，声言葬汪”（卷三十二）。这当然是虚张声势，因此有人说，汪海洋的真棺是葬在城东门外的放生池。据说周士俊和萧国香也雇工往那里挖掘，而且换了三处都没有找到；也有人说汪海洋安葬在城墙里，可是当1935年梅县为开辟道路，将所有城墙拆卸，亦未发现有汪海洋棺。那末汪海洋究竟葬在哪里呢？林志皋认为，“由此可知汪海洋的尸首，必定是给当时同情他的农民，乘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运往他处埋葬”。（《梅州胜揽》，新加坡出版）这也是推测，因为汪海洋真棺既然是秘密安葬，除了极少数亲信，是不可能让局外人知道的。
我认为有可能是在太平军突围军覆于北溪时，清军某些将士由降俘处获得汪海洋埋葬处，而作了挖掘，并将陪葬品私吞。盖此类之事，不可为他人道也，由此仍造成今日汪海洋安葬何处之谜。
遵王赖文光在扬州是怎样被俘的
1868年1月，东捻军在江苏扬州附近覆灭，赖文光被俘；赖文光为何路人马所获，当时出自诸家记录，多有出入：一是出自官方的权威说法，即李鸿章呈皇帝奏折所说，东捻军残部突围至扬州，驻防扬州的淮军吴毓兰带队追到瓦窑铺，双方激战，雨夜昏黑，吴毓兰在火光中望见赖文光骑马手执黄旗指挥，连放数枪，击毙坐骑，当将赖文光生擒。
二是出自清末一代文宗王闿运说，说的是赖文光自投吴毓兰营：“东捻首领赖文光率残党渡六塘，循淮安、宝应、高邮南走，诸军至者如风雨。文光知死，下檄扬州防将吴毓兰，历诋官军将，而以毓兰为愈，使得己以为功，乘夜投毓兰营，军中传诵其伪檄，言至深痛。群帅严禁，秘其事，使毓兰谬上捷，言雨中阵俘之云。”（《湘军志·平捻篇》）三是直接参与追击赖文光的淮军幕僚刘秉璋对其子刘声木所说俘赖文光事，内称淮军叶志超等部破东捻军于清江浦，“而率兵穷追，文光仅余数骑，遇闸，辄呼曰：‘吾官军也，为贼所败，速去板，贼至矣。’及我军追及，几经解释，而后得过，遂落贼后。文光先至扬州，舟渡中，小卒跪进金带，称大王，为华字营兵所见，擒以献。”（《异闻录》）四是扬州臧谷所记：“捻之前队已及湾头，曳布为桥，蚁而渡，适水师廖君以炮击，乃溃散。赖文光因不能行，席地吸鸦片，被虏妇女唤兵往，华字营掩袭之，执而归，因闭营门，恐地方与分功焉。”（《劫余小京记》）因为赖文光是太平天国在后期捻军中的最大角色，他对各路人马邀功行赏最有诱惑力，大家都想抢头功，因而就他一人被俘，却引起各家的抢功，诸如淮军称赖文光是战争俘虏，王闽运说这是赖文光自己送给吴毓兰的，显然，他是与李不满意而自作编造的。刘声木、臧谷说各有千秋，但也很难说一是。长期以来，史家还多以李鸿章奏折为本。盖从来人等写作，惟据官方文字为最大可信，主政者常更改史实始末，捏造、编制各种功劳，此也可称领导文化，或权势文化。犹忆当年读《宋史》见有韩世忠为稗将时，在帮源洞拚死擒得方腊等人，出洞即为统帅辛兴宗夺走冒功行赏，此中若非韩后来旺达始得甄别，否则也永远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