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土地的威力，作为后来者并在初中就接受过土地革命教育的李平当然比章旷和米仓认识的更为深刻。
但同时，他现在又不会过份看中分田分地在短期内的效果。
明末由于统治阶级的压榨和战争关系，农民大规模逃亡和耕地大面积抛荒的现象十分普遍。农民军所到之处，明朝宗室和官绅更是被大量消灭或者逃往他乡，无主之田比比皆是。
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有没有耕地种的问题其实并不突出。
甚至在提出了“均田免赋”口号的李自成统治区，其均田活动也从来都没有占据过重要地位。
免赋才是当时农民军争取民心的主要手段。
广泛流传的宣传口号也是“闯王来了不纳粮。”
这倒不是农民军们不想重视均田，而是实在没什么可重视的。
老百姓想要地，给他就是，无主之田有的是。
比如何老头在李自成控制的襄阳就是分过地的，所以何老头在成都这回分了地，他和米仓其实都没有那么大的惊喜。
关键还是要解决农民种不起地的问题。
章旷对李平搞土地代管没有那么大反应也跟此有直接关系。
毕竟战争之后，先恢复生产才是第一位的。
别说李平了，就是让明朝的文官们来干，可能很多目前也不会鸟地是谁的。
至于以后，那是以后的事。
章旷其实就干过把暂时逃走的豪强乡绅土地分给农民们种的事，然后还只收取低赋税，并成为他跟地方豪强乡绅们关系不睦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何老头还是米仓由于位置和见识的问题都还看不到这么多。他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李平连藩王的地都敢占，都敢给他们，然后还以后只需交纳军粮之后就再也不用向任何其他人交纳任何苛捐杂税。
他们自然心惊并感恩戴德。
但章旷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真正让章旷受到刺激的其实还是李平这么搞的规模太大了，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或者是需要的范畴，让人想不怀疑李平的居心都难。
另外，李平还在这些地上直接建立起了行政机构。
这个性质就更是变了。
不过，李平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除了以村乡之名明确地权是对一直跟着他到处流浪的保障营有了一个交代并稳定了其基本盘之外，李平也必须确保他吃到嘴里就不会再吐出去。
但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宋宝来责任重大。
为此，在没到达成都前，他就已经开始了给宋宝来讲课，要确保这个马上当爹的家伙不偷懒。
很多人喜欢承袭“古制”，觉得现代之制套到古代有点不伦不类。
但其实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
古制可不只有宋明之制。
在宋明之前，中国的权力体系其实很接近于现代，汉唐与宋明的权力体系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只是大多数人并不清楚汉唐和宋明的差别其实不在高层，而是在社会基层。
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宋明的权力体系中，基层在县一级，往下则靠胥吏（基本上是世袭的）和乡绅大户统治。
也就是说，一个县的财政和税收，只有一个主管副县长（主簿）是公务员，其他的都是当地的社会人士。这种在现代看来不可想象的事在明朝却是事实。
当然，基层的具体权利分配，北宋、南宋甚至明代不同时期都有差别，但大致格局都一样。
而秦汉社会则是完全不同的。
这对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来说是一个冷知识。
但这个冷知识却又直接左右着国家的强盛。
先说汉唐时社会基层政权是什么样子？
以东汉为例，和现代一样，最基层的团体是村子。只是汉代村子比现代小得多，人口也少的多。
在汉代村和上一级的乡之间还有一个单位，叫亭。比如关羽的爵位就是汉寿亭侯。从规模来看，实际上亭和现代的村差不多。
汉代基层比较完善的政权是乡。这一点与现代一样。村子太小，不可能设立政权，所以有不完全政府职能的最基层是亭，设亭长。
刘邦最早做的就是泗水亭长。
亭长负责治安和军事。治安好说，主要是捕盗和维持治安。也就是现代派出所的干活。军事上则主要体现在组织百姓，同时也负责邮局和招待所。平常时期，亭长要负责对百姓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
在汉代这不但是出于防盗，也是对周礼的继承。周礼的“田猎”干的就是这个。
国家征发徭役时，亭长则负责管理。刘邦斩白蛇造反（实际上是亡命逃亡）就是因为他这方面工作没做好。亭长也有下属，比如相当于刑警的捕盗。这些也是吃公粮的。
而到了乡一级，汉代政府就比较完善了。
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之人；三老，由地方上有身份地位和德望的人担任，掌教化；游徼，巡行乡里，禁捕盗贼；还有乡佐，主民收赋税。
其他就不多说了，有很多特别的情况。比如乡小者，置的是啬夫。
由此可见，汉代乡官就像一张巨大的网，对基层组织的非常严密，从组织上甚至能和近现代国家媲美。
所以在汉代，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同样也能把国家的所有潜力都动员起来，加上中国广大的地盘和海量人口，这才造就了强大到无敌的汉朝。
这个道理，在现代只要是略通军事的人都知道。
因为影响国家兴亡的大规模战争，最首先的就是国家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可以说，没有汉代恐怖的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汉武帝也不可能成就惊天的伟业。
但到了北宋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官吏分家为官和吏两个不同的阶层，加上中央逐步放弃了地方基层的权力。比如说，您很难想象北宋一个负责税收县吏实际上是北宋县里征发的连工资都没有的民伕，但事实就是如此。
因而和汉唐相比，北宋的政权网络实际上在基层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在紧急情况下，包括首都被人家干，北宋基层实际上没有任何有效的社会组织能行使政府权力，也不具备任何有效的动员能力。
明朝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奇葩程度也没必要再多说一遍。
蒙古人和女真人面对两个统一的大中原王朝的成功，与其说是其武力职强大，不如说是这两个中原王朝在制度上出现了问题，根本无法有效动员出王朝的力量。
但我们再从历史中看一看。
辽国灭后晋时，中国的情况其实远比北宋被金灭亡时更为险恶。
后晋本来就缺乏底蕴，辽国也远比新兴的金国更为强大。但辽国灭亡后晋后只能退出中原，金国则可以占据整个北方，两者的差别就是辽国遭到了北方民间势力的顽强抵抗。这一点和汉唐时代基层政权有很大关系。
还有中原王朝最虚弱南北朝时期。
虚弱到什么程度？
可能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虚弱的了。
当时正值鲜卑继匈奴之后崛起，并且武力值也非常厉害。
虽然中原王朝分裂又虚弱，但由于北魏的鲜卑人面临的就是汉唐时代的中国，因而不可能去按后世的蒙古人和女真人的做法靠武力建立殖民政府，最后这也成了北魏政权试图改革以融入中国的主因。
至于三国时代就不说了，中原的人口都快光了，那也没把游牧民族当回事。
再回到明朝，我们都知道倭寇曾经长年肆虐中国沿海，常常很少的人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过几十个倭寇就居然打到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事。
原因当然是方方面面的。
但明朝基层组织能力的缺失无疑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样的事，别说后来村村有民兵的新中国，放在汉唐那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而到了清朝，当清人入主中国后，因为种种原因基本直接采用了明代的行政体制。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他们实现了对自己武力和动员能力上的阉割，当面对西方入侵时，清朝的动员能力同样成了笑话。
这与腐败无关，其实就是体制出了问题。
因而当李平进入成都后，当他决心开始打造自己的基业时，第一个首先就必须要面对采取什么样的行政体制问题。
而在战争时期，无论是从对下面的掌控上、战争动员能力上还是集中力量做事情方面，近代体制都是对李平最好的选择。
继续采取宋明体制，除非他脑袋抽风了。
当然，这个工作量也将会相当庞大。
因为这个体制，除了李平等几个现代人，别人都不懂，也没有经历过，所有的一切都要手把手交。
何老头跟章旷和米仓完全就没谈乡，根本原因就是他那个村上面的乡不但刚刚组建，并且还在组建中，何老头啥都不知道，也完全不了解，实在没啥可说的。
而为了保证把基础打好，李平也没有贪大求全。
他决定搞以点带面，先集中力量打造一个地区，把一个地方搞好搞明白，搞个样板出来，然后再慢慢向外扩张发展。
说白了就是如果连样板都没有，都还没搞明白，那靠什么去输出，靠什么去复制黏贴
为此，李平把整个力量的绝大部分包括部队都集中到了成都，重庆府交给了黄成东，顺庆府和保宁府给了曾英，其他成都周边的几个府一共也只用了两个团去控制。
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
那就是人才的问题。
从无到有来组建这样的地方机构，无疑需要大量的人，而且还必须是放心的人，有一定能力的人。
那这些人从哪里来？
不可能是凭空变出来的，也不可能用跟李平没有任何瓜葛的四川本地读书人。
保障营当然是一个来源，但它由于原有体制的问题，放心之人和可用之人是有限的，而且李平也不可能任其独挑大梁。
这时候，军队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可借鉴的角度，无疑都是对李平最合适的群体。
当年的大规模转业，可不是仅仅为了安置那么简单。
当然对李平来说，在目前的环境下保证军队的实力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但任何事情又都必须有取舍。
因而很多军官包括士兵还是被他调入了保障营，然后成为各个新成立的地方行政部门的主力。
米仓其实也被谈过话并征求过意见。
而且还是被宋宝来点名想要的。
只是米仓还是坚决的想要留在部队，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不搞强求，米仓也就还是留在了部队。
这时候，最尴尬的是章旷。
军队的事他实际上管不着，安置百姓也不让他管，同样李平还没有任何恢复明朝地方政府的意思，甚至还鸠占鹊巢的把明朝地方政府几乎明着就给取代了。
章旷除了发发牢骚，也只能去古代文官们最重视和最本能关注的田间地头看看了。
当天色就要黑下去的时候，章旷结束了连续几日在城外的游走。
看着眼前灯火通明的城门以及那后面依旧喧嚣的城市，章旷的心情十分复杂。
但在叹了口气后，他还是踌躇着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