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了“甲午战争”之后，沙皇俄国与大日本帝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爆发了“日俄战争”。
西元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即“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通常伴有“排他性”和“攻击性”，为此曾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事件。
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因此在彼此对世界各处殖民地的激烈争夺中，往往诉诸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毕竟“讲道理”就等于公开示弱，只有“秀肌肉”才会赢得列强一致尊重！
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野蛮战胜了文明之后，野蛮本身就变成了文明”。所以，东方的“儒释道”文化、南亚的“多神教”信仰、中东的“伊斯兰教”信仰在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铁蹄面前不堪一击，只能俯首称臣了！
“红色苏联”的创建者——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过多久，“二战”又爆发！
与此同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
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前后两次“鸦片战争”、发生于西元1884年的“中法战争”后，以及接下来的“甲午战争”。由于“甲午战争”之前，“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使清朝政府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些，以为接下来不会再有战争，于是就放松“备战”。
殊不知，就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一丝庆幸时，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因为日本作为当时亚洲唯一摆脱了西方列强控制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多少机会与欧美列强争夺殖民地了。
由于当时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已经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殆尽，日本只能像中欧的“德意志帝国”学习，通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来武装军队，希望在与其它欧美列强的战争中击败对手，并抢夺其殖民地了。
因此，“脱亚入欧”与“大陆政策”就成了近代日本，在发展其民族资本主义过程中唯一的选择，也就是带有明显“法西斯”性质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因为从古至今，日本民族只羡慕强者，藐视弱者，讲究实用！
在日本看来，无论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其自创的“军国主义”，只要能快速且高效地解决问题就是“好主意”！因此，频繁对外发动战争以抢夺殖民地和掠夺财富，是一条远比建设“共产主义”更快捷的致富之路。当然，日本不需要“共产主义”，更不会建设“社会主义”，因为那样会革了自己的命，为他人作嫁衣裳！
于是，在西元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且顽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就顺利产生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简称“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去侵略并占领中国大陆，以“中国”为基地“征服亚洲”甚至称霸世界，这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因为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去抢来的财富要远比在国内建设工厂赚得多也快得多，更划算！
因此，早在西元1855年时，日本的“维新派”政治家吉田松荫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称霸亚洲。如此才能尽快占领亚洲，称霸世界，为我大和民族子孙万代争后世绵长！”
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即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因此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毕竟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火山、地震频发，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时常生活在紧张、压抑和恐惧的气氛中，迫切地期待改善。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至西元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要在西元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且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岛、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其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争”前的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财政总收入的31%以上！这简直高得离谱，真是吓人！
西元1887年，“倭王”（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银币）作为海军补助经费。因此，在“倭王”（天皇）的感召下，日本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了100多万元（银币）来资助其国家军队建设。
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已看出“倭人不可轻视”。
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且“不以倭人为意”。因此，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国防军费预算，挪去修“颐和园”，从西元1888年始停止购进军舰，三年后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和弹药经费。
日本的“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华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通过彻底打败清军来压迫清朝屈服于自己的军事占领。
日本认为能否达到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日本人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其次，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以迅速夺取黄海的“制海权”。
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果海军取胜并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则陆军便从“渤海湾”的“天津港”登陆，之后全力扑向清朝的首都——北京城，以此来实施“直隶平原大决战”，一战而定大清朝！
如果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若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清朝，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中国方面，战前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有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故必然要面临失败。
清朝从开始就寄希望于俄、英等国“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实际上，清朝“临时抱佛脚”是实行了“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但从战略规划方面来看，日本早就已经拔了“头筹”。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到战争的最终成败与否？
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也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内自由航行，而同时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战争当事国”的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布局。
“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是指黄海海域，因为“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对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中、日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而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因此，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才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
也就是说，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日本海军形成遏制，不但必要，而且也有这个可能。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清朝或许能够取得胜利，甚至喜获得日本战败赔款。
但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清军3000吨以上军舰两艘，3000吨以下军舰10艘，日军3000吨以上军舰8艘，3000吨以下军舰4艘）迎击日军。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的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号有效射程可达到5000米。
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北洋各舰设计时，由于火炮威力不足，所以强调舰首对敌，依靠“撞角”来撞击敌舰，这就相当于普通士兵间的“白刃战”或“肉搏战”，且火炮布局以发挥正面对敌攻击的火力为主。
但舰首对敌的“横阵”不利于机动。加之北洋水师各舰舰龄较长，配备的蒸汽发动机马力也不足，养护情况更是不佳，故使得舰队的平均航速仅有10.2节而已。
而相比之下，日本舰队的主力舰较为新式，采用方便机动的纵队更适合发挥火力，速度较快。在实战中，日本舰队的机动能力也强于“北洋水师”。因此，“北洋水师”就陷入了打也打不过，走也走不掉的困境。
在实战中，“北洋舰队”被各个击破，“北洋水师”沉没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几乎都是被由“吉野”、“浪速”、“秋津洲等”4艘高射速、高航速的新式快舰组成的日方“第一游击队”击沉或重创而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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