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清政府因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被迫自食恶果，以“中断国运”为代价，助日本飞黄腾达！
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便表示愿意居间“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的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
但是，日本却拒绝和他谈判，理由是他乃德国人而非“清国人”，没有资格代表清政府来与自己谈判。但与此同时，日本人又傲慢地示意美国人可以要求清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来与自己谈判。
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皇太后”害怕日军继续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訢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西元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特聘“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恰逢当时日本军队正在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
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居然将清政府派去的这两位求和代表大臣狠狠地侮辱了一番之后，才傲慢地将其驱逐出境，让“投降派”颜面尽失。
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而且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于是，自西元1894年底开战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使得社会动荡不安起来。
所以，在国内形势愈发严峻的压力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但日方指定要李鸿章来充当“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无需派代表前来日本，日本将继续派遣大军攻占北京，亲自与“西太后”（“慈禧老佛爷”）面对面探讨投清朝的降事宜！
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于是，在西元1895年3月，赶忙按照日本的旨意，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辽东战场”争战方酣。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但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通过占领更多“军事要地”来增加筹码，迫使李鸿章撤回停战要求。
3月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便自动宣布承诺休战。于是30日那天，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
此时，日军已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而李鸿章也只能被动地乞求降低谈判条件。
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条件非常苛刻，并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
4月14日，清政府电令李鸿章遵旨定约。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又被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确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中国清政府必须“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清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
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清朝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一切责任！
中日《马关条约》是继中英《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列强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也是日本亡我之心真实写照！
签订《马关条约》对中有着重要的負面影响。首先是台湾等大片领土被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次是巨额赔款，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步伐。清朝因此不得不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了中国的内地。允许日本人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民营企业）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是资本主义由工商业发展到“金融垄断”阶段的表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罗斯帝国（沙皇俄国）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后，阻碍了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便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并用武力威胁日本，若不妥协，就一起联合起来派兵攻打日本本土。
结果，日本因军事实力不足以同时对抗以上三国联手，只好于同年5月4日宣布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但要求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共勒索了中国两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
然而，“三国干涉还辽”对日本来说仍然是飞来横祸，它使日本藉由“甲午中日战争”获胜之机侵占满洲（中国东北）的企图遭到粉碎，也使俄国增强了其在远东的势力，并成功遏制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
为了实现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吞并朝鲜）和第三步（进军满蒙），日本重新整军备战，并决定于十年后发动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日俄战争”。当然了，此战超出了“诺贝尔”的记忆范畴，并不在此赘述中。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而大清王朝在此之前为救国图存所做的所有努力和一切成就都化为乌有，为日本做嫁衣裳，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了列强对华输出资本和收割财富，并掀起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标志着西方列强的侵华举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使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空前高涨，而民族资产阶级也趁机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使得中国人民自发组织起了反抗侵略的斗争空前高涨，如北方的“义和团”运动。
日本在得到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中国的台湾等战略要地之后，不仅促进了其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更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另外，日本为了对抗俄国，血洗“三国干涉还辽”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并重新开启了十年扩军计划，准备攻打俄罗斯帝国；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
“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使得朝鲜半岛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牢牢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而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激烈争夺最终引发了西元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在欧美列强提供大量贷款的帮助下，日本付出惨重代价后才最终战胜俄国。
西元1904年2月，随着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了沙皇俄国驻扎在旅顺的舰队，导致“日俄战争”正式爆发。在战场上，双方一共投入了百余万的军队。其中，日军当场死亡8.8万人，重伤而死10万多人，而俄罗斯帝国当场死亡5.2万人，重伤而亡14万人，被俘虏的有7.9万人。因战争规模较大，清政府被迫宣布“局外中立”。
“日俄战争”使双方共投入了百余万士兵，让日本差点耗尽战争潜力。而俄国因此导致国力空虚，无力控制中国东北和蒙古，让日本捡了便宜，不仅全盘收，而且还强占了俄罗斯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等地。
当然了，俄罗斯面对日本咄咄逼人，欲抢占自己的“远东边疆区”（外东北），便发誓要起倾国之兵与日本打消耗战。由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自恃耗不过俄罗斯，便见好就收，未敢进一步刺激沙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日本加紧对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内外蒙古和库页岛等地的掠夺，希望能尽快回血，以壮大自己的军力，伺机发动其他战争，尤其是挑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最好能引发“世界大战”。
言归正传。对当时的“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而“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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