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从寿县回到南京，就邀楚文明去见蔡廷祥。
尽管蔡廷祥并不是自已真正的老师，但他照样敬重他，崇拜他。
可是一打听，蔡大师并不在南京，他和著名学者梁思成夫妇去了山西。
梁思成是国学大师梁启超①的大儿子，考古学家，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妻子叫林徽因，同样热爱建筑，研究建筑。两人意趣相投。
还是在十年前，正在美国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天书”《营造法式》，如获至宝。
正是这本《营造法式》，把他夫妇俩引到了研究古建筑的漫漫征途。
在人们眼里，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民国学人中的神仙眷侣。这对著名的建筑学家，为保护中国古建筑而奔走的故事，对很多人而言，也是耳熟能详。
而蔡大师是梁思成的老师，也即是说梁思成也是柯岩（实际是他爷爷）和楚文明的学兄。梁思成在美国给蔡大师写信，希望回国能和老师一起为保护祖国古建筑贡献出一份力。
这次他们就是偕同前往山西寻找古建筑的。
这是他们宏伟计划中的第一步。而这个宏伟计划却与一个日本人的“挑衅”有关。
此事说来话长。
1930年6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的“挑衅”，如同平地惊雷，令中国建筑界五味杂陈。
伊东忠太是应邀到中国营造学社演讲，他提出从文献和遗物两方面研究中国建筑，并建议两国学者合作。
但他强调，中国学者应当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而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研究，则应由日本学者代劳。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那年的三个月前，创办人正是《营造法式》的发现者朱启钤。
朱启钤坚信，《营造法式》不仅是工匠的技术指南，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国家贫弱，士人对西学趋之若鹜，对自身的传统却视若无睹，甚至弃之如敝屣。
更为吊诡的是，中国古建筑的风貌，反而吸引着海外建筑学家纷至沓来，不断研究甚至竞相模仿。
因此，朱启钤深感这门“数千年之专门绝学”的重要性，而要传承“绝学”，不仅要依靠工匠，士大夫也责无旁贷。
伊东忠太的态度当然令中国学人颇为尴尬，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国建筑界的症结所在。
——自古以来，建筑在中国都被视为工匠之技，不受重视，而学者们习惯于钻研古籍，皓首穷经，不愿亦不屑进行田野考察。
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号上，史学家瞿兑之发表了一篇纪念李诫的文章，希望学界从六个方向研究中国营造：
训诂解释、考据、考察制作流程、考察材料、社会经济状况和外来文化影响。
他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学界研究古建筑的态度和取向，而他倡导的这六个方向其实正符合伊东忠太对中国学者的界定——“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的探索与研究方法。
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伊东忠太更是如此。
因此上，无论年龄、思想还是实践，伊东忠太都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
他还是“建筑”这个译名的命名者。
早在1894年他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
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
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伊东忠太已经给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与研究理清了头绪，出版了《支那建筑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调查与记录，乃至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
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状况同样堪忧。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其建造时间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而鉴真和尚东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视为国宝。
相形之下，20世纪初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一处幸存的唐代木构。
不幸的是，基于多年的考察，关野贞宣称，在日本还有三十多座建筑的历史长达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
而中国和**都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
这个判断同样刺痛着中国学人，可是，他们似乎无从反驳，只能感叹世事无常。
在日本人的“挑衅”下，中国学人将纷纷研究从“纸上”转向“地上”，通过实地的田野考察，找寻中国大地上存留的古代建筑，而梁思成与林徽因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蔡大师正是梁思成夫妇的坚决支持者和重要的参予者。
这次，他们就是前往山西寻找唐代建筑。
蔡大师们的山西之行，一直到这年的十月份才结束。
十月底的一天，蔡大师和梁思成夫妇一行回到了南京。而这个时候，柯岩的军训队训练也圆满结束。
知道蔡大师回到南京，柯岩就和楚文明去看望他。
在蔡大师的家里，他们见到了蔡廷祥。
蔡廷祥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可见山西之行进行的并不怎么顺利。一问，在山西的考察果然无功而返。
于是两个学生就安慰老师，说下次他们再陪老师深入山西，一定会有所发现。
蔡廷祥询问他俩寿县之行的结果，那座李三古堆现在怎么样了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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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