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逻辑，若要改变这些运行逻辑从中取得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伴随着有为状态而来的，就是官员感受到了权力扩张的快感。
借助有为状态的治理逻辑的转变，官方力量空前增强，需要办的事情陡然增多，官僚队伍也会因此吸纳数量更多的新人进入。
有为状态会快速诞生一个庞大的官僚团体依附于其上，成为事实上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高度绑定有为状态，视之为政治正确。
没有规矩的束缚，他们很快就会失控，他们很快就会把合理有限度的有为状态带到无理无限度的有为状态，肆意侵害农民的利益。
而且就那么一直的“有为”下去，不断的“有为”，直到把民间在无为状态期间的积蓄榨干、爆发农民起义为止。
而当统治者发现问题所在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有为状态带来的问题，而是有为状态本身。
那规模极其庞大的臃肿不堪的官僚队伍以及其腐朽堕落的奢侈生活模式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统治者若想要挽回帝国江河日下的局面，就要约束、裁撤官员，而这，必将引起官僚队伍的强烈反弹，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王安石，张居正，还有雍正皇帝，这三个典型的改革代表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此。
苏咏霖从来不认为官府过度干预民间事务是一件多好的事情，过度干预本身就意味着要做的事情更多，就要附带有大量的官僚队伍。
而官僚是不产出任何财富的，他们只会消耗财富，若只是守规矩的消耗还好，他们还会抢夺财富，还会霸占财富，此消彼长之下，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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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必然有人站出来帮他们均贫富。
就苏咏霖所观察到的大明的现状来看，有为状态持续十数年以来，整个明国社会快速结束了封建时代积累的多项弊病，消灭了封建时代的食利阶层，前所未有的解放了民间生产力。
也因此，这十几年间，明国财政收入连年递增，民间财富积累也连年递增。
但是随着有为状态的持续，明国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官僚问题，甚至侵蚀了理想加成的复兴会队伍，让苏咏霖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吏治状况。
明国和一般封建王朝不同的是，一般的封建王朝完成更新迭代之后，就会快速进入无为修养期。
他们只会对站错队伍的前朝余孽发动清洗，而不会对全部的地主豪强阶层发动清洗，反而会拉拢他们，尽快让国家恢复正常，所以他们可以快速进入无为修养期，开始与民休息。
这个过程可能只在王朝建立之后的两三年就开始了。
而明国为了彻底解决弊病、完成革命和生产改造任务，建国之后就没有无为修养期，而是快速进入了有为革命期。
明国在苏咏霖的带领下催动数量相对庞大的官员干部队伍深入民间，把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用号召政令的形式动员民众消灭地主豪强等旧时代的余孽。
通过如此暴烈彻底的行动，明国将整个食利阶层连根拔起，在全国范围内消灭的一干二净，开创了新的历史，由此颠覆了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极度释放了民间的生产积极性。
之后明国不断革新，不断革命，建立集体农庄、集体工场，建设民兵队伍，建设全国性质的扫盲识字班，四处征战，开疆拓土，消灭敌人。
在这个过程中，官方队伍越来越庞大，官方权力越来越大。
也因为其正义性质和对底层民众利益的保护，以至于越来越得到民间的欢迎和支持。
消灭食利阶层所带来的极为庞大的物质收获也为这一行动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支撑，使得有为状态下本身相当剧烈的损耗能够被兜住。
有了民间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极低，让明国的内耗极低，对外辐射的力量极其庞大。
在全新的集体经济模式的催动下，明国的生产力几乎达到了中古时代的顶峰，并且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甚至有了向工业时代飞跃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状态。
官方掌控几乎全部的权力，而民间因为不断的胜利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习惯性的已经唯苏咏霖为代表的大明国马首是瞻，一个地方的一个政令发布，民间会遵守，就能改变一切。
统治集团的内部规则能够被较好的遵守、大家还心怀理想的时候，这种有为状态是非常优越的。
这能够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壮举，并且还会对民生产生很多积极正面的作用。
但是苏咏霖立足于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然发现了这一状态的问题之所在。
其一，他毫无意外的发现了大明官员队伍里头“扬权”思想的抬头。
他发现不少官员扬权的欲望难以抑制，并且越来越膨胀，他们更加喜欢大家长大包大揽的角色和办事方式，甚至不愿意在内部搞民主集中，更别说听取民众的意见。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刚愎自用，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民众只要听命令就好了，其他的都不要管，安心生产生孩子就可以了。
大明国难道会害你们？
不存在的。
所以你们要听命令，不能反对，只能遵守。
这种思想逐渐在明国中央和地方高层蔓延开来，势头比较勐烈，若不及时干预，会出大问题。
其二，大明的民众其实挺累的。
虽然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积蓄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累，他们又要农耕，又要做工，又要做正常的工作，又要参加其他的活动，要识字，要学习思想理论。
过去的农民要做的事情他们都在做，过去的农民不需要做的事情他们也在做，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了。
虽然建国这一代农民因为吃过封建王朝的苦所以不觉得现在苦，但是下一代人呢？
再下一代人呢？
他们会疲惫不堪的。
苏咏霖通过财政部和农部的大量数据统计发现，当前的大明并没有摆脱封建王朝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主要经济增长点依然在农业生产方面，不在其他方面。
工业和商业的产值对大明的总产值来说，只是添头。
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积蓄越来越多，本质上依然是王朝上升期所致，大量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单位生产效率提升，大量开垦荒地也增加了土地田亩数，粮食产量自然而然的增加了。
而大明之所以看上去更好，是因为革命政策优势，分配做得好，所以农民比王朝统治下的农民的生活要更好一些。
但是他们同样不轻松。
所以本质上，大明的生产模式更加适配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而不是宪政民主。
只是因为苏咏霖这个大异类带着一群小异类硬生生用爆棚的武德手搓真理，然后把时代强行往前拖，不让它继续慢慢磨洋工。
一旦这个异数消失了，时代会变。
至于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苏咏霖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所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决定一手强力推动科技发展，改变大明的生产现状，一手开创从有为向无为状态的切换。
大明国可以有儒家霸术模式，但是同样不能没有黄老模式。
可以有为，但也必须可以切换回无为。
当前大明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不断增长的有为势力越来越庞大，且越来越喜欢这个状态，他们不仅希望维持有为状态，还希望进一步增强有为状态，反手一个超级加倍。
苏咏霖如果对此放任不管，放任这个有为状态的超级加倍，就会造成民间和官方力量对比的彻底失衡，届时会发生什么，并非不可预料。
官僚为了政绩、为了高升、为了个人的权势和荣耀能做出什么事情，苏咏霖是深有感悟的。
有些时候，一个庸碌无为的懒政官僚对民生的破坏力是远远不如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想高升的“能吏”的。
所以苏咏霖的诉求很简单。
在大明天下无敌的档口，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十三年高烈度的有为状态已经让大明解决掉了大部分问题，在没有巨大的外部威胁的情况下，大明需要切换回该有的无为状态，与民真正的休息。
大明的农民和工人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好休息过。
他们太累了，大明应该把无为状态下他们该有的权力和地位还给他们，让他们真正的休息一下，享受一下，过一过正常人该有的日子。
苏咏霖有些时候也会想到他们的生活模式，为他们感到难过。
他们自打生下来就不断被人告知要努力奋斗，却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你该休息休息了，该享受一下生活了。
仿佛休息和享受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犯罪一般，是不正确的，他们不该休息，不该享受，否则就是在浪费生命。
奉献是他们的主旋律，享受是靡靡之音，不能听，必须要每时每刻都在奋斗，都在前进，用尽自己的生命换取财富，让社会得以运转，让子孙后代得以享福。
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赡养上一代、供养下一代，耗尽心力，然后就是像被榨干了的油码子一样，失去了全部的利用价值。
一代接着一代，周而复始。
但其实明眼人都明白，他们不是不可以休息、不可以享受，而是他们一旦休息享受了，帝国权贵与地主豪强们的生活品质该如何保证呢？
人家离不开岁月静好，那只能拜托他们负重前行了。
这不行。
大明需要无为，民众需要无为，苏咏霖不能容许有为状态的超级加倍。
苏咏霖这一诉求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这一次的民众代表大会，以及大会上通过的包括宪法在内的各项律法。
通过民众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律法的加成，苏咏霖会将其统合起来，打造出一个属于大明与革命的无为模式，并且完成从有为到无为的切换。
很明显的，若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横在苏咏霖面前的，就是【中央代表会议】。
中央代表会议，就是大明有为力量的综合体，基本上是全面代表了有为力量的利益和诉求。
他们想要更大的权势和自由度，他们想要掌控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而不能接受管束和压制，否则他们会非常不满。
他们对自己的心是非常自信的，他们坚信自己正在做伟大的事情，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渐渐走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有为状态应该是特殊状态，无为状态才是常规状态。
于是苏咏霖则选择统合自己手上的力量，利用自己的无上威望，从无到有打造出属于无为力量的综合体，代表无为力量的利益。
如果有为力量还保持理智，愿意接受这一次的切换，那么自然万事大吉。
如果他们不愿意，他们热爱这个状态超过了一切，那么苏咏霖需要做的，就是依靠无为力量，将他们“改造”。
现在，第一步已经走出去了，有为力量的代表们已经开始躁动不安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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