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深刻地察觉到中国经济当时面临着一种颇为棘手的状况——“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数千年以来，一直以行政管理为主导模式。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各项事务都是依照上级文件的精神来办理，而在涉及经济发展时，却未能遵循经济规律去处理经济问题。各级政府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和意识。
这一时期，各级政府还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工作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政府的工作重点更多地放在了政治层面的阶级划分和斗争上，而对于经济管理和促进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有效的方法。当面对经济事务时，往往简单地用行政管理手段去干预，而不是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出发。例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能只是生硬地套用某些既定的行政框架，而不考虑市场的供求关系、企业的实际运营需求等经济因素。这种做法导致在加强管理时，经济活动受到过多的束缚，活力被抑制，呈现出“一管就死”的局面；而当放宽管理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和规范机制，经济秩序又容易陷入混乱，即“一放就乱”的困境。
然而，尽管面临着这样的经济管理困境，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也有着独特的发展亮点。当时，中国的沿海城市发展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其中港资和台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沿海城市犹如一个个充满潜力的巨大磁场，吸引着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资金不断涌入。香港，作为当时亚洲重要的金融、贸易和制造业中心，拥有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丰富的资金。而台湾，在经过了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后，也积累了可观的资本。这些港资和台资进入沿海城市后，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在制造业领域，港资和台资企业带来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例如，在服装制造行业，他们引入了高效的裁剪设备和先进的印染技术，使得沿海城市的服装生产从传统的手工制作逐步向大规模、机械化、标准化生产转变。这些企业还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如流水线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体系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在对外贸易方面，港资和台资企业凭借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广泛联系和渠道优势，推动了沿海城市的产品走向世界。以深圳为例，大量港资企业在此设立工厂，深圳的电子产品、纺织品等通过香港的贸易网络，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欧美等国际市场，为中国赚取了宝贵的外汇收入。
除了港资和台资的推动，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成为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的一大动力源泉。乡镇企业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有着独特的发展背景和意义。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了显著提升。这使得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农村地区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应运而生。这些乡镇企业的类型丰富多样，涵盖了农业加工、小型制造业、建筑、运输等多个领域。
在农业加工方面，乡镇企业将当地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在一些水果产区，乡镇企业建立了水果罐头加工厂，将新鲜水果加工成罐头，不仅延长了水果的保存期限，还增加了产品的销售范围和利润空间。在小型制造业领域，一些乡镇企业开始生产简单的农具、生活用品等。它们虽然规模不大，但却灵活适应市场需求，能够根据当地农民的需求及时调整生产产品的种类和规格。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也为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城乡经济的交流与融合。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仿佛让人们觉得，中国用三十多年努力解决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又重新冒了出来。
卖淫、嫖娼现象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在一些城市的边缘地带和某些较为隐蔽的场所，出现了这种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的行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城市中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人口结构复杂，其中一部分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走上了这条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管理在应对这种新出现的复杂社会现象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一些娱乐场所的管理不够规范，为卖淫、嫖娼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赌博现象也开始抬头。在部分地区，尤其是一些农村和城市的小街巷里，出现了一些隐蔽的赌博场所。一些人受到不劳而获思想的蛊惑，沉迷于赌博之中。传统的赌博方式如麻将、纸牌等被一些人利用来进行赌博活动，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赌博形式。赌博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和谐稳定，导致许多家庭因为赌博而负债累累、妻离子散，而且也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
吸毒问题同样令人堪忧。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毒品开始从境外流入中国。在一些边境地区和沿海城市，开始发现有吸毒人员的存在。毒品的种类也逐渐增多，从传统的鸦片类毒品到新型的化学合成毒品开始在一些地下市场悄然出现。吸毒者不仅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常常因为吸毒引发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以获取毒资，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放高利贷现象也重新出现并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部分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急于获取资金的心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他人发放高利贷。这些放高利贷者往往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讨债，给借贷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许多中小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因为陷入高利贷的陷阱，导致企业破产、家庭破裂，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也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的模式和管理机制，积极探索如何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构建一个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计划经济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从保守走向开放，对物质生活和财富的追求变得更为强烈。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部分人忽视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容易陷入不良行为的泥沼。
从微观层面来看，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变化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影响。在家庭方面，传统的家庭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约束变得相对松散，一些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思想的影响。在社区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社区凝聚力有所下降。社区对居民的管理和监督功能未能及时适应社会的变化，使得一些不良行为在社区内有了滋生的空间。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开始逐步加强社会管理和法治建设。在打击卖淫、嫖娼方面，加大了对娱乐场所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组织和参与卖淫、嫖娼的行为，同时加强了对公众的道德教育，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赌博问题，各地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取缔非法赌博场所，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提高人们对赌博危害的认识。在禁毒方面，加强了边境管控，阻止毒品的流入，同时在国内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加大对吸毒人员的戒毒治疗和对贩毒人员的打击力度。在治理放高利贷问题上，完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非法高利贷活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的交织，促使中国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广东沿海城市吸引外资企业的入驻，这一举措带来的意义是多维度且深远的。
从积极方面来看，首先在技术引进上，外资企业的到来犹如一阵春风，为广东沿海地区吹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很多地区的工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而外资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当地的制造业等行业有了质的飞跃。例如在电子产业方面，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芯片制造技术和电子产品组装工艺，使得广东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制造基地。
资金的引进更是解决了当时发展的燃眉之急。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沿海城市虽然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一定的劳动力资源，但缺乏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外资的注入，就像是为这些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源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开展，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管理经验的引进。外资企业带来了一套成熟的、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涵盖了从生产流程的精细化管理到人力资源的科学调配等各个方面。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下，往往存在着效率低下、职责不清等问题。而外资企业的管理模式注重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强调团队协作和创新精神。例如，在一些外资制造企业中，采用了精益生产的管理理念，通过对生产环节的精确分析和优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这种管理理念逐渐在广东的企业中传播开来，促使本地企业不断学习和改进自身的管理方式，从而形成了广东特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口号正是在当时那种积极进取、争分夺秒搞建设的氛围中喊出来的。它反映出广东沿海城市在引进外资企业后，人们观念上发生的巨大转变，从传统的慢节奏工作模式转向高效、追求效益的新状态。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办事流程繁琐，就连修建一个厕所这样的小事，都需要层层上报上级部门批准，并且要等上级安排资金才能解决。而外资企业的进入，带来了一种更加灵活、高效的市场运作模式，打破了这种僵局。港台资金作为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了不可低估的重要角色。港台地区的企业凭借地缘优势和文化相近性，率先在广东沿海城市投资设厂。它们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大量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引进外资企业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黄、赌、毒等不良社会现象的滋生。一些外资企业进入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西方不良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在个别地区，由于监管不力等原因，出现了一些涉黄、涉赌、涉毒的场所。但这绝不能否定外资企业整体对广东沿海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不断加强监管，积极治理这些不良现象，使得经济发展能够在健康的轨道上持续前行。
总的来说，广东沿海城市引进外资企业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有过一些波折，但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影响，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强大的动力。
总之，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在独特的发展路径下既有积极的发展成果，又面临着诸多挑战；而社会方面，在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冲击下，开始了积极应对和调整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后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