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接手续办完后，鬼子把我带到宪兵室旁边的拘留室，大山哥和十余名同样平民打扮的人被暂时关在这里。
一个穿着厚厚军大衣的鬼子走了进来，鬼子宪兵冲我说道：“这位是运输班的越定男君，你配合他把这十多根马路大送到本部，后续工作听从本部安排！”
鬼子司机冲我点了点头：“我是越定男，老家是长野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此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能凭借以往和日本客户沟通的本能机械地回复道：“我是阿馆，从宫崎县来的，请多关照！”
马路大在日语里是“圆木”的意思，被引申为“实验品”或者“材料”，十多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被鬼子剥夺了姓名，并被草率地赋予了一段货物编码。
在我读过的历史资料中有过描述，那些能够抗住严刑拷打，始终不肯透露任何情报的地下党和抗日爱国人士，在日本人眼中是毫无价值的，分布于东北各地的宪兵队可以不经过法庭的审判，直接将这些人秘密送往731部队当作活体试验材料。
就在我的眼前，这些没有屈服于日军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的铮铮铁骨的汉子，即将踏上一条不归之途，在路的尽头等待他们的将是一系列炼狱般的非人折磨，他们最终将化作焚尸炉中升腾而起的愤怒的火焰和烟尘，飘向这片即将重获自由的黑土的上空而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车站外等待我们的是一辆经过改造的道奇牌卡车，车辆周身覆盖着厚实的帆布，从车外很难观察到车内的景象。
出乎我的意料，负责押送“犯人”的只有司机越定男、一个带枪的鬼子宪兵外加一个翻译，为什么只需要三个人就能把一车车中国人安静地送往那座死亡工厂呢？
上车之后我终于知道原因了：车内设施在那个年代来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车内铺设了木质地板，有一个专门的厕所，甚至还安装了排气和暖气等设施。翻译告诉车里的人，目的地是目前满洲条件最好的一座工厂，只要老老实实不反抗，安心工作，白米白面管够，还会有100日元的工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日本本土一个学校的校长工资也只有120日元而已。
只有亲身经历这一切，我才深刻地理解了日本人软刀子的恐怖之处：
他们只有面对武装抗日分子时才会露出血腥的獠牙，而大多数时候，为了维持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他们会尽量在民众面前露出温和的一面：
通过推行奴化教育和分级制度，让中华文化断代，从而使东北人民彻底接受亡国奴的身份并从心底认同日本人要比中国人高等；
他们恩威并施，从不刻意掩饰对抗日分子的血腥屠杀和镇压。
但同时对那些变节分子给予高官厚禄，在日伪政府供职的汉奸可以和日本人一样吃白米白面，豪宅香车美女环绕，向中国老百姓传达一个信息：只要放弃反抗和日本人合作，你就可以跨越阶层做人上人。
在这巨大的反差之下，即使是当初那批坚定抗日的东北抗联队伍里，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初衷产生了动摇：日本人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嘛，我抛家弃子在这深山老林里打游击到底是为了啥？国军都放弃满洲了，和中央也失联了，我们现在的坚持还有意义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认命服从日本人的统治了，几乎看不到一丝胜利的希望
日本人不傻，血腥的统治只会激起强烈的反抗，在武力绝对占优的占领区，软刀子比机枪大炮更有杀伤力。
只要是人，意志力就是有底线的，一旦敌人给出的诱惑突破了的底线，变节就不可避免：
东北抗联第1军军需部长胡国臣、军需处长全光、参谋长安光勋、1师师长程斌、1方面军参谋长尹夏泰；
第2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郑鲁岩、独立师师长朱镇；
第3军4师师长陈云升、2师师长兰志渊、10师师长高世魁；
第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1师师长曲成山；
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1师师长关书范；
第6军2师参谋长韩铁汉；
第8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腾松柏、6师师长赵庆珍、3师师长王子孚、1师师长秦秀全、2师师长关文吉、5师师长董宪章；
第9军军长李华堂、2师师长王振祥、参谋长洪喜波、1师师长郭成；
第10军副军长齐云禄。
这些人在我穿越到1943年之前就已经率部投降或者被捕后变节，正因为如此，让我对和大山哥一样，依然坚持在白山黑水密林中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游击队员们，更添一分敬意。
卡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原上缓慢前行，车道渐行渐窄，车前微弱的大灯只能照亮数米远的距离，无尽的黑暗仿佛张开大口的巨兽企图吞噬周遭的一切。
车内暖气升腾，和外面嘶号着白毛雪的地狱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在翻译官充满诱惑的承诺下，车上的人只盼着早点到达目的地，吃上一顿饱饭，睡上一个好觉，整个车厢，只有我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翻译的存在让我很难在只言片语之间让他们明白目前的处境，即使我讲出了731部队的秘密，这在当时人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谁能信呢？更重要的是会暴露我的身份，命都没了拿啥去抗日呢？
我只能趁着鬼子兵和翻译不注意的时候凑到大山哥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耳语道：“大山哥，有机会就跑，再信我一次！”
我曾参观过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731部队的遗址距离原平房车站只有30多公里的距离，按照目前的路况和车速来看，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大山哥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