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吴佩孚的攻势不断加强，革命军第二军面临的局势愈发严峻。他们依靠着临时修筑的工事，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一直撑到了第七天。
但每一天的抵抗都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士兵们的体力和士气都在不断下降。
在这七天的时间里，李烈钧正用尽全力稳定军心，并支持整条战线的防守工作。
在战斗进入第三天时，他毅然决定将自己的警卫团派上前线，这支由他亲自训练出来的精英部队，不仅是他的亲兵，更是他最后的底牌。然而，尽管他们奋勇作战，但防线还是被突破几处了。
到了第四天，战况变得更加危急，警卫团损失惨重，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李烈钧意识到，他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才能挽回战局。
他知道，作为将领，他如果能够亲临前线，那将极大地提振士兵们的士气，能够在战场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于是，他便做出了这个更为大胆的决定：亲临前线。这个决定震惊了所有人，因为前线的炮火如此猛烈，几乎没有安全的地方。
李烈钧穿上轻便的军装，带着几个参谋，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前线。他的出现让士兵们大为振奋，他们觉得能和李将军一起并肩作战，感到无比的荣耀。
李烈钧在战场上不仅指挥作战，还亲自参与战斗，带领士兵们发起反攻。
在李烈钧的带领下，革命军第二军终于重新夺回了部分失去的阵地，稳住了战局。
然而，尽管有着李烈钧的亲自督战和警卫团的加入，革命军第二军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吴佩孚的部队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据优势，革命军第二军的防线在持续的压力下不断后退，形势岌岌可危。
而在这漫长而残酷的七天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鲜血与火焰，生命与死亡的考验。
蔡锷精心策划的进攻方案并未如预期那样顺利实施，他原本希望能够迅速攻克重庆，然后派遣增援力量去支援深陷困境的革命军第二军，
然而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张敬尧的部队如同钢铁般坚硬的荆棘，死死地拖住了蔡锷的军队，使其无法前进半步。
他们被困在了重庆城的郊外，犹如被囚禁在笼中的困兽，无法挣脱束缚，只能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苦苦挣扎。他拼尽全力都无法攻破重庆，自然也就无法派出任何援助。
与此同时，刘显世的部队在革命军第二军的援兵的帮助之下，终于突破了川军第五十九团和第六十团的围剿。但当他们突破层层重围后，却惊异地发现自己只是从一个较小的包围圈跳入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中。面对这样绝望的局面，刘显世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无助。
面对蔡锷的命令，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如果按照命令前往，那将可能意味着他们会走向一个更加绝望的境地。
经过深思熟虑后，刘显世作出了一个艰难但又不得不做的决定：拒绝革命军第二军的支援请求，转而投身于他们相对熟悉的十万大山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生存机会，并且还能给第二军留下一个火种。
在这十万大山里，他们可以凭借着对地形的了解，巧妙地躲避敌人的追击。这里的山势险峻，地貌复杂多变，非常适合进行隐蔽和周旋。
尽管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补给也变得异常困难，但他们宁愿去面对大自然的考验，也不愿意被敌军团团包围，继而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个决定无疑是充满风险的，但刘显世对自己的部队有着足够的信心。
作为贵阳人，他和他的部队，虽然对十万大山并非完全熟悉，但他们对山地环境的适应能力却远远超过那些来自外省的军队。他们相信，只要进入了这片大山，就一定能找到生机。
刘显世和他的部队在进入大山之前，对蔡锷发出了最后的电报：“蔡锷将军，我必须拒绝这一近乎自杀的命令。我手底下的士兵们，他们不仅是我的部下，更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不能，也不愿放任他们去白白送死。
我们贵阳的子弟兵，生于斯，长于斯，我们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了解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不怕十万大山。
而且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出路是进入十万大山。在那里，我们将利用我们对地形的熟悉，躲避追兵，寻找转机。虽然前路未知，充满艰难险阻，但我们宁愿选择与大山为伴，也不愿做这无谓地牺牲。”
随后，刘显世便带着他的部队开始叛逃，一头扎进了十万大山。
随着部队深入大山，他们依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山地作战的经验，开始在群山之间穿梭，躲避着北洋军的追击。
山中的气候多变，时而暴雨如注，时而风雪交加，给部队的行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样的山地环境中，他们随身携带重型装备不仅难以发挥作用，反而会拖慢他们撤退和机动的步伐。
于是，他命令部队放弃了所有重型装备和非必需物资，只携带了生存必需品——干粮和枪械，以及其他可能用得着的工具。
这样的决定无疑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很多重要的装备，因此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只会越来越屈居于下。但也是现实的选择，因为在十万大山中，轻便和灵活是生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