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乾在树林看着火光冲天的腊科寨，他的身躯如同雕塑般伫立，双眼死死地盯着那片被烈焰吞噬的土地。
那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照着他刚毅的脸庞，跳跃的火光在他的眸子里闪烁着。
阿云他们看着程乾的目光也带着一丝惧意。那恐惧仿佛是从心底最深处蔓延出来，让他们的眼神都变得躲闪。
“程乾，这……这是不是做得太过了？”阿云的声音带着颤抖，连说话都有些结巴。
程乾的脸色阴沉，目光中透着一股狠劲，“怕什么？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阿云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可是，这代价也太大了，万一……”
“没有万一！”程乾打断他，“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要么成功，要么死！”
其他人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再多说一句。
此时的程乾不像平日里那么亲切近人。
远处的腊科寨，火舌疯狂地舞动着，舔舐着每一间房屋，每一寸土地。滚滚浓烟升腾而起，遮天蔽日，将整个天空都染成了黑色。
那曾经宁静祥和的寨子，如今已变成了人间炼狱。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喊声、男人的咒骂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绝望的交响曲。
程乾闭上双眼，试图将这些声音隔绝在外，但那些声音却如同魔咒一般，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回响。
他深吸一口气，那灼热的空气呛入他的肺部，让他忍不住咳嗽起来。但他依然强忍着，不让自己的情绪有丝毫的表露。
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说了句：“走吧。”那声音仿佛带着无尽的疲惫和无奈，却又有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决。
众人面面相觑，眼神中仍残留着恐惧和迷茫，但在程乾那坚定的目光注视下，还是默默地跟上了他的脚步。
风在耳边呼啸着，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和衣角。
程乾走在最前面，步伐沉重却坚定。
阿陀跟在后面，时不时回头望向那火光冲天的腊科寨，眼中满是痛苦和挣扎。
然而，这一丝快意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愧疚和不安。
那些无辜的百姓，他们又何罪之有？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他的脚步坚定而沉重，每一步都像是在与自己的灵魂搏斗。身后的火光依然耀眼，仿佛在提醒着他，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在树林的阴影中，程乾的身影渐行渐远，只留下那片燃烧的腊科寨，在夜空中发出绝望的哀号。
有的看官或许会疑问，彝族地区的交易方式是什么？他们也有钱币吗？
长期以来，彝族以从事种植为主，兼事畜牧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刀耕火种，手工业还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剩余产品极少，基本上没有商品交换，没有形成本民族的商业市场，从未制造和发行过货币。
清末，在与内地毗邻兹莫(汉语称“土司”)控制区内，才有极少兼营的商人，年经商一至三次，每次驮运货物不超过二匹马，以牛羊皮、药材、蜡虫等运往区外，换回盐、铁、布、针线等。民族内部偶有交换，也是以物易物为主，极少使用钱币。
家支割据，等级森严，民族生产落后，山区闭塞，实属闭封型的自然经济。
从秦汉时期起，就有汉人迁入凉山。他们或为封建王朝屯垦，或为垦荒谋生。据《昭觉县志》记载，1910年昭觉县筑城，发掘有汉墓及五铢钱。立于该县城北汉墓群中的“昭觉开山碑”。
说明彝族在清嘉庆之前，就已使用银锭，只不过数量和使用范围极其有限。直到1910年前后，凉山彝族地区种植和销售鸦片，导致白银大量流入，揭开了凉山彝族社会货币史的新篇章。
1910年前后，彝族地区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就是鸦片。
由于当时内地“禁种”，二十年间，鸦片种植遍及凉山各地
其间，内地“禁令”松弛，烟贩收购中断，鸦片种植渐少,1936年，内地又重申禁令，从此发展到鼎盛时期。鸦片从落到起，历时四十年，
相当多的彝民种植和销售鸦片。据调查，1937年越西县瓦吉木乡400多户中，种烟彝民占80，每户约种15亩至2亩，年收鸦片约30两，全乡年产烟9000余两。以五两鸦片换一银锭(约十两)计算，约值1800锭白银。
金阳县一带,1940--1950年十年内,全县有40左右的土地种烟。该县芦稿乡年产烟达七万多两。
彝区生产的鸦片，主要是运往内地销售，彝汉之间商品交换，发生了巨大变化。
鸦片未生产之前，只有皮货、药材、土特产与盐、布、铁等数量有限的交换。鸦片种植和销售以后，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扩大为一方以鸦片为主；另一方以盐、布、铁、枪、弹、服饰品为主之间的交换。
雷波马劲子地区，人口约万人，每年运往内地的鸦片就达15-2万两，每当鸦片上市，商贩麋集于此，为收购鸦片而带来的货物，超过了附近内地的市场。
鸦片生产大发展，彝汉之间大量的商品交换，需要通用的货币。但彝族人民对于价值符号的纸币是不承认的，对成色不一，版式复杂的银元也不信任，银锭就成了唯一的交换媒介，双方都承认的货币。
1935年内地统一使用法币以后，汉彝之间以鸦片为主的商品交易，仍然普遍使用银锭，也有物物交换的。如用枪支弹药换取鸦片，仍多以银锭为换算标准。当地使用的银锭有两类，一类是十足的纹银，即所谓的官铸银锭，一类是新银子，亦名“水恰”银子，大多是内地收集的杂银改铸的，成色多为九八或九七，每锭银的重量不等，一般为十两，少数为九至八两。交换时均重新计重，并按成色计值。
鸦片的大量种植，使以鸦片购销为中心的商品交易畸形发展起来，邻近内地的一些场镇就成了鸦片交换的集散地，十分兴旺。如1938-1940年间,甘洛县田坝乡每年2—4月中,每逢二、五、八赶集日,就有300-400
人上市，从内地运来的白银达七、八驮，约12万两。金阳县灯厂街每个集日有500-1000人上市,运进盐20驮,枪支20-30支。
彝族经营鸦片的商人也开始出现，一般资本约100-500两。美姑县巴普乡不少人经营鸦片，每年运出五、六次，每次一二百两，年均获利七、八十锭银子。也有少数内地商人，经头人担保，到盛产鸦片的地区，但因家支割据，安全无保障，因此人数极少，更少有深入凉山腹心地带。
随鸦片购销的扩展，在彝汉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信用。一些内地商人由当地头人介绍，包下种烟者一定面积的鸦片青苗，经过估产，予付一半的价款，待鸦片成熟，最后成交结算，称之为“买青苗”。
鸦片的价值昂贵,据悉1915-1950年,每两值银1一6两不等。因经营鸦片而发财的人较
为普遍，不仅统治阶级占有大量的白银，也出现了拥有白银万两的百姓。
当时白银在凉山地区流通量无可靠资料，据1957年人民银行凉山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测算，全州约有白银2000余万两，其中：奴隶主约占40，劳动者约占50，奴隶约占10。
白银的大量流入，逐步扩大为彝族地区商品交换的主要手段，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一般以白银作媒介。同时这种交换，也逐渐影响到一般的小额交易，虽然这部分小额交易，使用白银不多，但在价值折算上，已采用货币价值形态，交换双方都把商品折价为货币价值。这种交换，在解放前的二、三十年较为普遍。与此同时，有的地区也有以少量银元(云南半开)作辅币，在彝汉杂居的甘洛县，还流通使用过铜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