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世居于我国西南边陲，其文化辐射亦远至东南亚的广袤地带。
他们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西南角。
彝族，这个承载着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自豪地维系着一套专属的共同语言——彝语。作为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的分支，彝语支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蜿蜒于彝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历经无数岁月的沧桑，彝语受到了历史迁徙的洗礼与政治版图划分的雕琢，从而衍生出六个风格迥异的地方方言：北方的雄浑、东部的清亮、南方的柔和、东南方的细腻、西部的深邃以及中部的醇厚。
此外，彝族还创造了一种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字——彝文。这种文字既表意又表音，是一种独树一帜的音节文字系统。在古代汉文典籍中，这种文字被称为“爨文”或“罗罗文”，它见证了彝族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这种被称为老彝文的文字，不仅承载着彝族的文化精髓，更在不断地润色与演变中，绽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于彝族起源之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根本不存在多余的产品可供剥削之用，彝族先民因而过着毫无阶级之分、没有任何压迫的生活。
于新石器时代，那些生活在中国西北高原之上的古羌人部落开始向四周拓展延伸。
在漫长且绵延不绝的历史演进过程之中，向西南迁徙游动的一支古羌人在金沙江南北两岸逐步演化形成了众多的部族，这便是史书中屡屡提及的“越嶲夷”“昆明”等。
其后，依据彝文古籍的相关记载，约在公元前12世纪，西南地区的历史上诞生了首个氏族部落政权。这一政权的核心构成正是彝族先民，该部落起初居住于现今的澜沧江两岸以及怒江一带，其生活方式主要是以游牧为主。而后进入洱海地区，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相互交融，进而建立了古莽国。
至东周末年的春秋时期，为规避洪水灾害，如今昭通一带的彝族共同始祖杜慕（即仲牟由）在洛宜山举行了意义重大的六祖分支大典。杜慕令其六个儿子：武、乍、糯、恒、布、默向不同地域分支拓展。这六位子嗣便是彝文古籍当中所指称的“彝族六祖”。在六祖分支之后，六祖各自迁往了不同的区域。现今滇南的诸多彝族支系乃是武、乍的后裔，糯、恒两部成为了凉山彝族的先祖，布、默两部则化作了今日贵州、云南交界地区彝族的祖先，杜慕也被公认为各地彝族的共同始祖。
而阿珠和乌萨他们这个寨子就始于布满两支。
约在春秋早期之际，在云南楚雄州境内，赫然出现了一个以彝族先民作为主体的国度，即古滇王国，其铸就了辉煌的青铜文明。
秦汉时期，总体而言，今川、滇、黔等地的彝族先民部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性特征。在汉史籍当中，统一将其称作“西南夷”。秦王朝时期，曾经修筑“五尺道”，借此与西南彝区增进了交流往来。不过，在此时，彝区在政治方面尚未归属于中原王朝。
汉初之时，在滇池地区设立了益州郡，汉王朝赐予原滇国国王王印，于是，滇池附近的部族，包括原滇国属民、牢浸、靡莫等部族，都由滇王进行统治。在这一时期的汉文文献里，也记录了众多以彝族先民作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政权。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所记载：夜郎国，其位置处于今云南、贵州交界的区域，在当时乃是西南地区势力最为强大、疆域最为辽阔的一个地方政权；古僰国，该国的建立应当在秦之前，地处今四川宜宾地区。到了东汉时期，今滇西地区的彝族先祖在今云南保山、大理一带构建了哀牢国。
在魏晋时期，彝族的分布区域持续拓展延伸，涵盖了云南、川南、黔西、桂西等广袤的区域。在史书上，将这些地区统一称作南中。当时，中央政权在此设立郡县，并推行屯田之策，使得夷汉之间的交流融合不断深化。
公元339年，汉族的大姓爨氏在南中称雄。在与彝族等土著居民的通婚以及日常交往过程中，爨氏最终被同化。史书上将这一时期的彝族称为“爨人”，彝族的文字则被称作“爨文”“爨字”，并在当时广泛通行使用。
7世纪初，在云南哀牢山北部以及洱海地区的乌蛮曾经形成了6个规模较大的部落联盟，在史书中将其称作“六诏”（也被称为六王）。
8世纪的时候，“六诏”当中的皮逻阁成功统一了“六诏”。739年，他将都城迁到了如今云南大理的南部，建立起了一个以彝族作为主体，涵盖了白族、纳西族等各民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王朝将皮逻阁册封为“云南王”，正因如此，以彝族为主体的西南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持续不断地得以加强。
此外，在贵州的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政权，它们被总称为“罗氏鬼主”。一直到902年，南诏政权走向灭亡。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以彝族为主体的乌蛮三十七部的大力支持下，于937年成功建立了大理政权，从此云南彝区开始迈向封建制。
1100年，大理国的政局陷入混乱，乌蛮三十七部当中的“些摩徙”部落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在西南地区建立了“自杞国”。
13世纪以后，西南彝区被元朝所征服。随后，为了强化对西南彝区的统治，元王朝在民族地区，一方面努力争取大理段氏以及罗氏鬼国的首领，借助他们来征缴彝族地方政权势力；另一方面则广泛设置土官，构建起了完备的土司制度。主要的土司包含有：水西土司、乌撒土司、普定路土司、普安路土司等等。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末时期，尽管在某些地区依然存在着领主经济和奴隶制的参与成分，但总体来讲，云南众多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已经实现了快速发展。
明代以后，明政府在西南彝区大体上依旧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然而，彝族土司的自治性颇为强大，与明政府之间的合作和对抗长期存在。再加上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彝族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差异，明政府于是因时因地制宜，对土司制度进一步予以完善，在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要么专门设置流官，要么土流兼设，要么专任土官，有力地推动了彝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为了更进一步加强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向内地看齐，明末清初，云南彝族地区开启了规模宏大的“改土归流”，也就是由朝廷的流官逐步取代地方的土官。如此一来，西南彝区和内地的联系愈发紧密，交通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彝族人民深陷苦难的深渊。凉山的奴隶主借助鸦片获取枪支和白银，并进一步向外扩张，大肆掠夺各族人民使之成为奴隶。枪支的存在还致使彝族内部的械斗频繁发生，众多彝族人民无奈被迫离开家乡，向南宁河以西直至丽江地区迁徙。
为了反抗剥削与压迫，彝族人民毅然投身到英勇的抗战之中。他们的反抗斗争，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具有代表性的反抗斗争包括：在清咸丰年间，李文学领导的起义；19世纪末，在金平、元阳一带，滇南的彝族、哈尼族、汉族人民多次联合起来反抗法国侵略者；1899年，彝民杨自元带头火烧法国“海关”；1913至1916年，在凉山州的冕宁、越雟一带爆发了彝族人民反抗奴隶制度的大规模起义，在历史上被称作“拉库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