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其政治制度、文化成就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626-649），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还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这一时期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
隋朝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其建立的一些基本制度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例如，在政治上，唐朝继续采用三省六部制作为国家机构的核心架构，加强了皇帝对官僚体系的直接控制；法律方面，《唐律疏议》的编纂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军事领域，则是完善府兵制度，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科举考试制度也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有助于打破贵族垄断官职的局面，让更多的平民有机会参与国家治理。
唐太宗本人深受道家哲学影响，在治国理念上提倡无为而治，强调君主应当像水一样处下不争，以此来赢得民心支持。他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能够根据个人特长给予合适职位，并鼓励臣子直言进谏，形成了良好开明的政治风气。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农业发展，采取多项措施促进生产恢复，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然而，在唐太宗晚年时，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内部纷争。原本指定的太子李承乾因行为失检遭到废黜，另一位儿子魏王李泰也曾试图争夺帝位但未果。最终，第九子晋王李治被选定为新的皇位继承者。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后，李治正式登基，即后来的唐高宗。
二、勤于政事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延续了其父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许多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君主对于国家事务的直接参与。李治自幼受良好教育，深知勤政的重要性，在登基之初便展现出了强烈的执政意愿与决心。他首先将父亲晚年因身体原因而改为每三天上朝一次的做法调整为每日临朝听政，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政务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官员们的一种激励，要求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
在用人方面，李治十分重视并重用了多位曾辅佐过唐太宗的老臣如李勣、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人，这些经验丰富的老臣为新政权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支持。通过这样的安排，唐朝初期形成的高效行政体系得以延续，保证了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比如永徽五年（654年）发生的大旱灾情，李治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他亲自发布诏书，号召在京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提出意见或建议，尤其是针对如何改善民生状况的问题。这一举措充分显示了皇帝愿意倾听不同声音的态度，同时也鼓励了官僚阶层积极参与到解决实际问题中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永徽年间，李治不仅坚持每天亲自主持朝会，还特别注重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他会定期召见来自各地的刺史，询问他们所管辖区域内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存在的困难，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种做法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促进了社会稳定与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考虑到国家治理已经步入正轨且整体形势趋于稳定，加上部分大臣认为频繁召开朝会有损皇帝身体健康等因素考虑，到了显庆二年（657年），经过宰相提议后，李治同意将原先每天举行一次的朝会改为每隔一天举行一次。
三、完善科举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对科举制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和完善，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门第出身来决定官职高低的传统，也为更多有才能的人提供了进入政府的机会。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并促进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
李治非常重视通过科举制来发现和任用贤能之士。在他统治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显著增加，而且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选拔出来的。例如，当时的几位重要宰相如辛茂将、卢承庆等都曾是科举出身，这标志着科举已经成为通往高层职位的关键路径。此外，李治还鼓励地方推荐优秀人才，并亲自考察这些被推举者的才能与品德，确保能够选出真正适合担任公职的人选。
除了通过正式的科举渠道选拔官员外，李治也非常注重发掘那些虽未参与科举但具有卓越才能或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才。比如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多次拒绝了前几代皇帝的邀请，但在李治时期，已经年逾百岁的孙思邈还是被请到了京城，并授予了谏议大夫这样一个荣誉性职务。虽然最终孙思邈仍然选择了回到自己隐居的地方继续生活，但李治不仅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满，反而给予了他极大的尊重和支持，包括赠送良马以及提供住所。这种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于知识与文化的高度重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朝中老臣的问题上，李治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以李勣为例，这位曾在太宗时代就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将军，在太宗去世前夕被故意调离中央，目的是为了让新帝李治能够有机会重新启用他，从而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
四、修改律法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而且在法律制度建设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永徽年间（650-655），他下令对当时的法律体系进行全面修订，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永徽律》及《唐律疏议》，对中国古代乃至后世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永徽二年（651年），为了使国家法律更加完善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李治便指派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批高级官员组成专门团队负责修订工作。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以及前朝遗留下来的各种法令条文，进行系统性地整理与改进。经过精心准备，《永徽律令》终于完成，并于同年九月下诏向全国公布实施。这部新法典吸收了隋代以来尤其是贞观之治时期积累的经验教训，在内容上更为详尽具体，结构上更加合理清晰，成为唐代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紧接着，在永徽三年（652年），为进一步增强法律执行的效果，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唐高宗又发起了一项针对《永徽律令》的详细注释工程。为此，朝廷广泛招募了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参与其中，他们被要求对每一条法律规定背后的意义、适用范围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等进行深入探讨与解释。这项庞大而细致的工作最终由长孙无忌等人汇总编纂成书，即后来闻名遐迩的《唐律疏议》。该书不仅包含了完整的律文，还有详尽的官方注解，为理解和应用法律提供了权威指导。
《唐律疏议》于永徽四年（653年）九月正式定稿，并呈递给皇帝审阅。经过轻微调整之后，《唐律疏议》迅速获得了官方认可，并作为标准教材用于培训各级官吏。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一个相对稳定且高度规范化的法律框架，使得唐朝的法制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程度。即使到了宋元明清各朝代，《唐律疏议》仍然被视为制定刑法时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其影响力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至近代初期。
五、军事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不仅在内政方面继续推行其父唐太宗的政策，而且在军事上也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他即位之初就面临着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问题，这不仅是对唐朝边疆安全的重大威胁，也是考验新皇帝能力的一次挑战。
永徽元年（650年），唐朝军队在高侃的带领下成功擒获了突厥车鼻可汗，平定了漠北地区，并设立了单于、瀚海二都护府以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初，西突厥内部发生变故，阿史那贺鲁击败乙毗射匮可汗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并迅速向唐朝边境发起进攻。面对这一局势，李治迅速作出反应，派遣梁建方率军前往讨伐。虽然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直到永徽三年（652年）正月，在牢山之战中唐军大败贺鲁军队，才标志着战事进入转折点。
接下来的几年里，唐朝持续加强了对西域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到了永徽六年（655年），随着程知节率领大军深入西突厥腹地作战，唐朝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长达九年的努力，最终平定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并有效管理这片广阔的新领土，李治下令设置了濛池、昆陵两个都护府，这两个机构负责管辖从中亚碎叶川东西两岸到乌浒河（今阿姆河）以北昭武九姓地区的广大地域，大大扩展了唐朝在中亚的影响范围。
与此同时，在东方，朝鲜半岛上的局势同样引起了唐朝的高度关注。当时，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起来对抗唐朝盟友新罗。面对这样的情况，新罗国王向唐朝求援。李治果断决定出兵支援，首先是对高句丽发动攻击。经过数年的征战，到了龙朔三年（663年），当倭国（日本）试图援助百济时，在白江口战役中被唐朝将领刘仁轨指挥下的海军彻底击败。
六、经济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继续推行其父唐太宗所倡导的轻徭薄赋政策，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减轻民众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在他即位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来体现其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例如，他立即下令停止不必要的军事征役和大规模土木工程，这些举措直接减少了普通百姓的劳役负担。此外，在即位诏书中明确表达了要继承先帝遗志、关怀民众疾苦的决心。
在经济管理方面，李治政府特别注重物价调控，以确保市场稳定。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借鉴并发展了前朝的一些成功做法。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设立常平仓制度。早在贞观年间，部分重要城市已经开始尝试建立这样的粮仓系统，用以调节粮食价格波动。到了永徽六年（655年），唐朝中央政府正式在京师设立了专门负责管理此类事务的机构——常平署。
常平仓的基本运作原理是在丰收年份或物资供应充足时，以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而在歉收或其他原因导致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则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市场投放储备物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平抑物价，避免因极端情况引起的社会动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机制逐渐推广至全国各地，几乎每个州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平仓体系，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范围的价格调节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唐朝政府努力维持良好的经济环境，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到政策效果。然而，总体而言，轻徭薄赋与物价控制等措施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效，并为后续几代帝王所沿用和发展。
此外，除了直接干预市场价格外，唐朝还实行了一些其他形式的支持农业生产的政策。例如，鼓励开垦荒地、改进灌溉设施以及推广先进耕作技术等。
七、外交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唐朝不仅在内政和军事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还在外交领域展现了开放包容的态度，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与阿拉伯世界的首次正式接触以及日本大规模派遣使节来华，是这一时期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事件。
永徽二年（651年），即唐高宗继位的第二年，第四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的第一个官方使团抵达长安，向唐朝贡献了珍贵物品。这次访问标志着中国与刚刚崛起并迅速扩张的伊斯兰帝国——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正式建立了外交联系。从那时起直至公元8世纪末，在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共向唐朝派遣了36次使团，显示了两国间持续而频繁的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除了官方层面的互动外，大量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也纷纷涌入唐朝境内寻求商机，他们活跃于长安、洛阳等大城市乃至沿海港口如广州、扬州及泉州等地，甚至有部分人选择在中国定居，并且有的还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获得了官职。
与此同时，远东邻国日本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随着大化革新运动的成功推进，日本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实力得到增强。为了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制度经验，日本开始大规模地派遣使节前往唐朝进行考察交流。永徽四年（653年），日本派出了一支庞大的使团，包括大使吉士长丹及其副手吉士驹，还有学问僧道严、学生巨世药等共计121人乘坐一艘船出发；此外，还有另一支由大使高田根麻吕带领的120人团队乘另一艘船只同行。遗憾的是，后者所乘坐的船只在途中遭遇海难，未能顺利完成使命。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地派遣规模如此之大的代表团来到唐朝，反映了当时两国间日益紧密的政治文化交流趋势。
这些外国使节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例如，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香料、珠宝等奢侈品深受唐朝贵族喜爱；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而日本则通过多次遣唐使活动，全面吸收了唐朝在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的成果，为本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八、影响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高宗的统治都是贞观之治的继承与发展。虽然以仁孝著称的唐高宗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独到的见解，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成君主。开创之功固然需要胆识与才干，而遵行旧规并非不需要能力。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成功的君主未必一定要大刀阔斧地推陈出新，恰恰相反，遵循旧制、循序渐进，往往更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从永徽年间开始，唐高宗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2] [6]
唐高宗时期，唐朝的疆域扩张到了极限：东起朝鲜半岛，抵达日本海；西临里海，占有半个中亚，抵达阿拉伯；南至越南横山，越过北部湾，占有半个越南，抵达中南半岛；而北部则越过贝加尔湖，占有整个蒙古。
李治在位34年，这个时期大唐疆域达到了1237万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