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南北朝末期，北周在宇文邕的统治下，实现了北方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然而，就在宇文邕准备进一步扩展疆域，实现全国统一之际，他却突然去世。这导致了权力的更迭，最终杨坚以外戚的身份掌握了北周的实权，并在公元581年接受了禅让，建立了隋朝。
杨坚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包括整顿府兵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以及推行均田制来稳定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后来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隋朝成功地统一了南方，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对立。
隋朝的第二任皇帝杨广即位后，他的野心不仅限于巩固国内的统治，还包括了对外扩张。在这个背景下，与高句丽的关系成为了他关注的重点。高句丽位于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它不仅占据了辽东大部分地区，而且在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尽管高句丽曾经试图通过臣服来避免与隋朝直接冲突，但在隋朝日益强大之后，高句丽开始感到威胁，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隋朝的敌对行动。例如，在598年，高句丽与靺鞨联合进攻辽西，但被隋军击退。随后，隋文帝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但由于后勤和气候问题，这次远征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尽管如此，这次远征显示了隋朝的强大军力，也让高句丽意识到了隋朝的决心。虽然高句丽最终向隋朝表达了歉意，但这并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矛盾。对于杨广来说，征服高句丽成为了他统治时期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这也预示着未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即将展开。
二、原因
隋朝与高句丽之间紧张的关系在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变得更加明显。高句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其不断对隋朝东北边疆的侵扰，使得隋朝高层对高句丽的态度愈发强硬。特别是高句丽与突厥之间潜在的联系，更是触动了隋朝的敏感神经。
在596年，隋朝特使在突厥遇到了高句丽的使节，隋高祖通过特使传达了对高句丽的要求，希望其停止与突厥的交往，并结束对隋边疆的侵犯。高句丽表面上答应了隋的要求，但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对隋朝的挑衅。到了597年，高句丽甚至联合粟末靺鞨，对隋朝的冀州道军事驻地发动了攻击。
隋文帝在598年派遣汉王杨谅和王世积率水陆军三十万讨伐高句丽，但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加上后勤补给出现问题，导致此次远征失败。高句丽方面，婴阳王高元在此期间上表谢罪，并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因此决定暂时停止军事行动。
然而，这种和平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到了隋炀帝时期，高句丽再次秘密与突厥接触，企图获得外部支持对抗隋朝。隋炀帝得知此事后，通过突厥启民可汗向高句丽传递信息，要求高句丽王前来朝见，否则将面临军事打击。高句丽婴阳王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促使隋炀帝决定采取军事行动。612年，隋炀帝以高句丽拒绝入朝为由，宣布东征。
三、三次征讨
一次征讨
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对高句丽的征讨是其统治时期的一大军事行动。隋炀帝认为高句丽不尊臣礼，决定对其进行征讨。为此，隋炀帝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包括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支持这场战争。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接受黄门侍郎裴矩的建议，决定征讨高句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隋炀帝开始筹备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船只、武器装备以及粮食等。为了建造足够的船只，隋炀帝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前往东莱海口建造船只，这一过程非常艰辛，很多工匠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而导致身体状况恶化。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正式下达了征讨高句丽的命令，并开始集结全国各地的军队。除了陆地上的军队外，隋炀帝还征调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水手、弩手、排镩手等专业军事人员，并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大量的民夫用于运输物资。为了确保军队的补给，隋炀帝还下令从江淮以南地区调运粮食到涿郡。
到了大业八年（612年），隋军共计一百多万兵力，加上辅助部队和运输队，总数达到了惊人的规模。隋炀帝本人亲自督战，希望以此展现其权威和决心。然而，实际的作战情况并不像预期那样顺利。尽管隋军在某些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面对高句丽坚固的城防和有效的战术，隋军未能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在辽东之战中，隋军在攻城过程中遭遇了重大挫折。高句丽军利用隋军指挥系统的迟缓，多次假装投降来拖延时间，导致隋军失去了最佳的进攻机会。与此同时，来护儿率领的水军也在进攻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宇文述等九军在渡过萨水后，由于高句丽军的诈降策略，导致隋军陷入了困境。在撤退的过程中，隋军遭到了高句丽军的猛烈反击，损失惨重。最终，原本庞大的隋军只剩下了极少的一部分生还。
此次征讨高句丽的失败不仅对隋军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极大地削弱了隋朝的国力。为了支持这场战争，隋炀帝征用了大量的民夫和资源，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崩溃。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战争，民众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激起了各地的农民起义。
二次征讨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决定再次亲征高句丽。这一次，隋炀帝不仅集结了全国的军队，还在辽东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备战工作。正月，隋炀帝下诏征集天下兵马，开始招募骁勇之士，并修复辽东古城以储备军粮。
到了三月，隋炀帝亲自抵达辽东，四月底渡过辽河，并派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上大将军杨义臣率军直趋平壤。隋炀帝命令诸将全力攻打辽东城，并给予他们自主决策的权利。隋军在辽东城下架设了各种攻城器械，如飞楼、撞车、云梯等，并挖掘地道配合进攻，日夜不停连续攻城二十多天，却始终未能攻克。
与此同时，隋炀帝命令杨玄感在黎阳负责督运军粮。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曾是隋朝的重要功臣，帮助隋炀帝成为太子并最终即位。然而，由于杨素的傲慢态度，隋炀帝对他心存芥蒂，并在杨素去世后表示如果杨素活着可能会遭到灭族的命运。杨玄感意识到这一点后，担心自己的家族安全，便与兄弟们密谋反叛。
杨玄感在起事时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而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号召得到了许多百姓的支持，人们纷纷加入他的军队。然而，就在辽东城攻防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杨玄感起兵的消息传到了前线。隋炀帝得知后，秘密召回将领们商议，并下令撤军。隋军留下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和攻城器械，混乱地撤退，高句丽守军起初怀疑其中有诈，不敢轻易出击，直到确认隋军确实撤退后才派出军队追击。
杨玄感的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息，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隋炀帝命令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以及留守樊子盖追查杨玄感的同伙。隋炀帝认为，杨玄感能够一呼百应，说明民间人心不稳，需要严惩以儆效尤。因此，樊子盖和裴蕴按照隋炀帝的指示，对涉嫌参与叛乱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许多人因此被杀，家产被没收，另有大批人被流放。甚至那些在杨玄感围攻东都期间接受过赈济粮食的百姓也被隋炀帝下令坑杀于都城之南。
三次征讨
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再次下诏征发全国的军队，准备第三次攻打高句丽。然而，此时的隋朝已经内外交困，国内的动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尽管隋炀帝仍旧信心满满地准备这次远征，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
三月份，隋炀帝抵达涿郡，准备从这里出发前往前线。然而，在行军途中，士卒们的逃亡现象非常严重，这表明军心已经不再稳固。隋炀帝为了震慑士兵，到达临渝宫时进行了祃祭黄帝的仪式，并公开处决了一些逃兵，以警示其他人。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逃亡的现象依然频发。
同年秋天，隋炀帝的车队抵达怀远镇。此时，隋朝国内的局势已经十分混乱，许多被征召的士兵未能按时到达集合地点。与此同时，高句丽也因连年的战争而感到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来护儿率领的隋军在毕奢城击败了一支高句丽军队，并打算继续向平壤推进。高句丽王高元得知消息后，感到恐慌，随即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并将之前扣押的斛斯政送回隋朝。
隋炀帝得知高句丽请降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并派遣使者召回来护儿，命令其率军返回。来护儿认为这是击败高句丽的最佳时机，希望能够继续进攻，但他最终还是遵从了隋炀帝的命令，撤军返回。这表明即便是在有利的情况下，隋炀帝依然选择了保守的策略。
八月份，隋炀帝从怀远镇撤军返回。然而，途中遭遇了邯郸地区的贼首杨公卿带领的八千人抢劫，他们劫走了飞黄上厩中的四十二匹马。这显示出即便在皇帝的行军途中，也无法保证安全，进一步说明了隋朝内部的动荡程度。
到了十月份，隋炀帝终于回到了东都洛阳，并于不久之后抵达西京长安。尽管高句丽王高元没有按照隋炀帝的要求前来朝见，隋炀帝仍下令准备再次征讨高句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征讨最终未能实施。
四、影响
隋炀帝对高句丽的连续征讨，是隋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大业八年（612年）开始，隋炀帝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仅未能达成预定的战略目标，反而导致了国内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尤其是连续三年的征战，使得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青壮年劳动力远离了生产岗位，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出现了“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局面。
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时，就已经引发了农民起义。随着战争的持续，隋朝的国力被进一步削弱，民众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为了支持战争，隋炀帝不得不加大赋税征收力度，这无疑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隋书·食货志》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 这说明了人民在失去亲人和财产的同时，还要承受繁重的徭役负担，导致了家庭破碎和社会动荡。
隋炀帝在面对民众反抗时，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手段，下令对起义者进行无情的屠杀，甚至牵连其家人。然而，这种高压政策并没有阻止起义的发展，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抗。起义军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隋朝的统治逐渐失去控制。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不顾朝廷大臣的劝阻，执意南巡江都。此时的隋炀帝似乎已经意识到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但他依旧表现得十分轻松，写下诗句：“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句话透露出他对局势的漠视和逃避现实的心态。
在江都期间，隋炀帝的生活变得更加奢侈荒淫。他似乎已经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对萧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他还对着镜子感叹：“好头颈，谁当斫之！”这些言语反映出他在农民起义压力下内心的惶恐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