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率军攻灭北齐，实现了北方的统一。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自西魏与东魏分裂以来长达数十年的分裂局面，还为北方地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安定也为后来的隋朝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到了北周大象三年（公元581年），北周的政权已经相当虚弱，最终在这一年的二月，隋文帝杨坚通过接受北周静帝宇文阐的禅让，登上了皇位，建立了隋朝，并改元为“开皇”。杨坚即位后，面对着南方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政权，他积极准备统一全国的大业。经过八年的筹备和征战，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朝军队终于攻下了南方最后的割据政权——南陈，完成了自汉末三国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一统的局面。
隋文帝在位期间，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他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改革措施。首先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实行三省六部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其次是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均田制以确保农民能够拥有足够的土地耕种；再者是修订律法，制定《开皇律》，使得法律更加公正合理；此外，还推行了科举制度，为选拔官员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同时，他还统一了货币，加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能力。
二、政治
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些改革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还奠定了隋朝乃至后世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在中央官僚体系方面，隋文帝摒弃了北周依据《周礼》设立的繁琐官职，参照汉魏时期的经验，创建了更为简洁高效的五省六部制。虽然名义上设立了三师、三公等职位，但实际上这些职位并不承担实际政务职能，主要的行政权力集中在五省之中。内侍省负责宫廷内部事务，秘书省管理书籍历法等，而真正掌握实权的是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特别是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政策，协调各部门工作，成为政府运作的核心。这样的设置使得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手中，有效防止了丞相专权的现象。
隋文帝还废除了沿用了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制度。这一举措打破了士族垄断官职的局面，使得更多有能力的人才得以进入政府机构，增强了政府的活力和公平性。
在地方行政改革方面，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年）取消了郡一级的行政区划，将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简化为州、县两级制。这一改革减少了冗余的管理层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削减了庞大的地方行政开支，使得政府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此外，隋文帝还将一些人口稀少的小县合并到较大的县份，进一步精简了地方机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隋文帝注重吏治整顿，他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现象，派遣官员巡视各地，清查不称职的官员。例如，他曾派遣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了二百多名不称职的官员，以此来肃清官场风气，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在法律制定方面，隋文帝颁布了《开皇律》，这部法典废除了部分酷刑，强调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并允许民众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逐级上诉至中央。这一改革不仅体现了隋文帝对法治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希望通过法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隋文帝有时也会表现出以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倾向，但在他的统治下，还是有像赵绰这样的忠直之臣敢于直言进谏，有效地制约了皇权的滥用。
三、军事
隋朝建立之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为了稳固政权，隋文帝杨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府兵制的改革。
府兵制是一种特殊的军事制度，它在北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但隋文帝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改革后的府兵制度，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军事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将府兵及其家属编入州县户籍，使其成为正式的居民。这样一来，府兵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了国家负担，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生产力。府兵在服役期间可以免除一定的赋税和徭役，但需要自备武器装备和行军所需物资。这样的制度设计既保证了军队的基本需求，又不会过分增加府兵家庭的经济压力。
在府兵的组织和调动方面，隋文帝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府兵的调遣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必须持有兵部颁发的鱼符，经过地方官员核实无误后才能发兵。而且，每次作战结束后，士兵会返回各自的府兵单位，而将领则返回朝廷。这种安排有效地防止了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实际掌控。
在加强国防方面，隋文帝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于北方的突厥。突厥是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经常南下骚扰中原地区。隋文帝最初试图通过和亲政策来缓和与突厥的关系，但当突厥发动大规模南侵时，隋朝果断反击，取得了胜利。之后，隋文帝运用外交手段，成功地分化了突厥，促使其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从而减轻了来自北方的压力。
与此同时，隋文帝也没有放松对南方的统一计划。当时南方存在着西梁和陈两个独立政权。西梁因其地域狭小，国力较弱，实际上成为了北方政权的附庸。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利用机会，废黜了西梁皇帝萧琮，吞并了西梁，为统一南方扫清了障碍。
随后，隋文帝将目光转向了陈朝。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主帅，发动了针对陈朝的大规模攻势。经过一年的战斗，隋军于开皇九年（589年）攻破了陈朝的首都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南陈灭亡。这次胜利标志着隋文帝完成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四、经济
隋文帝杨坚在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历经南北朝长期动荡后的国家，他深知要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民生问题。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减轻百姓负担、增强国家实力的改革措施。
在经济改革方面，隋文帝首先着手解决的是长期以来困扰国家的户籍不清和税收不稳定的问题。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大家族垄断了大量资源，并通过隐匿户口来逃避赋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文帝于开皇五年（585年）实行了“大索貌阅”，即对全国户籍进行彻底清查，并采纳了尚书左仆射高颎提出的“输籍法”，即政府制定统一的标准，按照标准来确定每户的赋税等级。这项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士族大家族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同时也为百姓提供了一个更为公平的赋税环境。
隋文帝还推行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赋税负担的政策。民部尚书苏威提出了“减赋役，务从轻典”的建议，隋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且参照北齐时期较为宽松的赋税制度，制定了更为合理的赋税标准。在此基础上，他还多次发布减免赋税的命令，将服役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缩短了服役期限，并允许那些不愿服役的百姓可以通过缴纳实物或货币的方式代替服役。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隋文帝还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和灌溉系统的恢复。由于多年战乱，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为此，隋文帝采纳了都官尚书元晖的建议，开通了用于灌溉的杜阳水，恢复了三畤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工部尚书于仲文提出了疏浚渭水，开辟漕渠的建议，以利于粮食运输。这项工程在隋文帝的支持下得以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关内的交通运输状况，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
在厉行节俭方面，隋文帝以身作则，要求宫中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下令销毁所有奢侈的装饰品。他本人在日常生活和服饰上都力求朴素，这种节俭的精神也传递给了整个官僚阶层，有助于形成一种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从而为国家积累了更多的财富。
五、影响
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不仅为隋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隋文帝在中央政府机构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创立了三省六部制，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三省分别是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六部则是指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这一制度的设计使得行政分工明确，提高了政府运作效率，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唐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并为后世历代所沿用。
隋文帝制定的《开皇律》是隋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它废除了许多残酷的刑法，并确立了相对公正的司法程序。这一法律体系的建立，为隋朝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对后世的法制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隋文帝将过去的州、郡、县三级制简化为州、县两级制，减少了行政层级，提高了行政效率，并降低了政府开支。这一改革同样为唐朝所继承，并成为后世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基础。
均田制是隋文帝推行的一项重要土地制度，目的是通过政府分配土地来缓解土地兼并问题，促进农业生产。这一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它为唐朝的土地制度奠定了基础。
隋文帝还创立了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取代了传统的九品中正制，为选拔官员提供了一个更加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得更多有能力的人才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之一。
隋文帝时期还开始了大运河的修建，这条运河连接了中国南北，促进了经济交流和技术传播。虽然大运河的最终完成是在隋炀帝时期，但它对后世的交通、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
隋文帝在城市建设方面也有重大贡献，他主持修建了新的首都大兴城（即长安城），这座城市的规模和设计水平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大兴城的设计理念对后世的城市规划，甚至对日本和朝鲜的城市建设都有深远的影响。
隋文帝对度量衡的统一也是其改革成果之一，这一举措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便利了市场的交易。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的“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正是对这一成就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