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公元258年至260年间，司马昭逐渐成为了魏国实际的掌控者。这段时间内，他与魏帝曹髦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尤为引人注目。甘露三年（即公元258年），曹髦意图通过提升司马昭的地位来达到某种政治平衡，或许是为了安抚或者说是牵制这位日益壮大的权臣，他下诏书欲封司马昭为晋公，并给予象征极高的荣誉和权力的“九锡”，同时设立晋国作为司马昭的封地。
然而，司马昭并未立即接受这份封赐，反而连续九次拒绝了这一提议。这种拒绝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对权力的谦让，但实际上，司马昭是在审时度势，他明白此时并不是接受封赏的最佳时机。一方面，如果他立刻接受了封赏，可能会加剧朝野内外对他篡权夺位的怀疑；另一方面，他也可能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展现自己的实力，从而确保自己的地位稳固无虞。
因此，在经过反复推辞之后，曹髦作出了妥协，改为增加司马昭的封邑至一万户，并允许他享有三个县的租税收入，同时，司马昭的儿子中未获爵位者也都被授予了列侯的地位。这样的安排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司马昭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同时也显示出了司马昭对朝政的掌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到了甘露四年（259年），司马昭继续巩固其权力，通过重新划分荆州的军事管辖区域，并派遣心腹将领分别担任要职，他成功地扩大了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司马昭对地方的控制，也表明了他在逐步构建一套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体系。
进入甘露五年（260年），曹髦再次尝试提高司马昭的地位，这次依然是封为晋公并给予九锡。
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甘露四年（259年），司马昭在魏国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以期强化自己对各地军队的掌控。他采取的措施包括将荆州分为两个军事区，并指派不同的将领——王基和州泰分别驻守新野和襄阳。此外，他还安排了石苞、陈骞、钟毓和宋均等将领分别负责扬州、豫州、徐州和青州的军事事务。这些举措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调整，更是司马昭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进行的战略布局，他通过这种方式将亲信安置在关键位置，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然而，到了甘露五年（260年），随着司马昭权力的不断膨胀，皇帝曹髦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曹髦意识到，如果任由司马昭继续扩张其影响力，那么皇权将会变得形同虚设。因此，他心中的不满逐渐转化为实质性的行动，打算通过召集文武百官的方式来废黜司马昭，以恢复自己的权威。
三、悲剧的发生
曹髦计划秘密召集群臣，意图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废黜司马昭，恢复皇权应有的尊严。然而，计划尚未实施便因为泄密而暴露。曹髦得知自己的计划已经无法保密后，决定不再等待，而是选择直接行动。五月的一个清晨，曹髦亲自率领身边的卫队前往司马昭的府邸，意图通过武力解决司马昭的问题。
在出发前，曹髦召见了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和尚书王经，对他们表达了自己无法忍受被废黜或羞辱的决心，并宣布自己将亲自率领队伍去讨伐司马昭。王沈和王业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并未支持曹髦，反而迅速将此消息报告给了司马昭。司马昭得知后，立即调集护军贾充等人做好应对准备。
曹髦一行人抵达司马昭府邸附近时，贾充已经率兵前来拦截。面对皇帝亲临，贾充手下的士兵都不敢轻易动手。在此紧张时刻，贾充对周围的人喊道：“司马公平时养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啊！”这句话似乎激起了士兵们的勇气，其中太子舍人成济更是直接出手，刺杀了曹髦，导致曹髦当场死亡。
四、后续
弑君事件发生后，司马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虽然他迅速将责任推卸给直接动手的成济，并且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包括处死成济及其家族成员，试图以此来缓解外界的愤怒，但这并不能完全平息民众和官员们的质疑。毕竟，成济只是执行者，真正的决策者仍然是司马昭。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司马昭必须做出反应，不仅要稳定朝局，还要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受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立新的皇帝，以转移公众的关注焦点，并且巩固自己及家族的权力。
在与朝中公卿商议后，司马昭选择了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作为新的继承人，并改元景元。这一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象征着司马昭对皇位继承人的指定权，也体现了他对于未来政治走向的把控能力。立曹璜为帝，实际上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司马昭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并有能力决定帝国的走向。
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司马昭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弑君事件转移到了新的朝代秩序之上。曹璜即位后，虽然名义上是魏国的新皇帝，但实际上他成了司马昭手中的傀儡，这意味着司马家族的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司马昭立曹璜为帝的举措，事实上为司马家族进一步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司马昭继续加强自己的权力，并为司马家族最终取代曹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系列的安排，最终导致了司马炎建立晋朝的结果，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结语
司马昭的故事告诉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个人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方向。尽管司马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他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担。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在权力面前，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发展的不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