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公元249年的初春，正值嘉平元年正月甲午日，一场决定魏国命运的较量悄然上演。彼时，魏帝曹芳前往位于今洛阳汝阳县大安乡的高平陵祭拜先帝魏明帝。然而，就在这一天，历史的车轮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向。大将军曹爽及其兄弟随行，却不知一场针对他们的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二、司马懿的反击
当曹爽一行离开洛阳，前往高平陵进行祭祀活动之际，司马懿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深知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来改变自己长期以来被曹爽排挤的局面。嘉平元年正月甲午日（公元249年2月5日），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他的反击计划。
首先，司马懿向郭太后上奏，请求废除曹爽及其兄弟们的职位，这一步棋是为了争取皇室的支持，从而获得合法性的背书。与此同时，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作为中护军，迅速带领部队进驻司马门，控制了京城的要害地带。司马门作为进入皇宫的重要通道，其控制权的转移意味着司马懿已经掌握了首都的实际控制权。
紧接着，司马懿亲自率领太尉蒋济等重要将领，带领精锐部队出城迎接皇帝曹芳的归来。他们在洛水浮桥驻扎，这里是连接洛阳内外的重要桥梁，占据此地意味着司马懿掌握了通往京城的咽喉要道。在此期间，司马懿还派遣使者带着奏章，直接向曹芳陈述曹爽的罪行
三、曹爽的抉择
当司马懿在京中展开行动的消息传来，身处高平陵的曹爽和他的幕僚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政变，曹爽的第一反应并非是立刻做出决策，而是选择将皇帝曹芳滞留在伊水之南，并紧急征发了数千名屯田兵作为自卫力量。这种临时的防御姿态显示出了曹爽在事态紧急情况下的谨慎态度，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时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在这紧要关头，桓范作为曹爽的重要谋士之一，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挟持皇帝至许昌，以皇帝的名义征调全国的军队来对抗司马懿。这一策略如果成功实施，不仅可以增强曹爽的军事实力，还能在道义上占据优势，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直是古代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重要策略。
然而，曹爽并没有采纳桓范的建议。他可能是因为担心这样的举动会激怒其他贵族或官员，也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又或者是出于对司马懿承诺的信任。无论如何，曹爽的犹豫给了司马懿更多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最终导致了曹爽失去了最佳的反击机会。
四、信任的代价
在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利用一系列的政治和心理战术，成功地让曹爽放弃了抵抗。为了稳住曹爽，司马懿采取了多方面的策略来打消曹爽的顾虑。一方面，他通过亲信向曹爽传达了一个信息：只要曹爽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就可以保全自己和家族的安全与荣华。这个承诺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出路，实际上却是一个陷阱。
司马懿深知，曹爽虽然手握重兵，但在突然的政变面前显得犹豫不决。因此，司马懿决定利用曹爽的这种心态，给他提供一条看似合理的退路。与此同时，司马懿还通过书信的方式，进一步向曹爽表明自己的诚意，希望曹爽能够主动交出兵权，以换取一个较为体面的结果。
在司马懿的精心安排下，曹爽的心理防线逐渐瓦解。曹爽或许是在权衡之后认为，相比于继续抵抗所带来的未知风险，接受司马懿的条件似乎是一个更为稳妥的选择。毕竟，对于一个习惯了高位的人来说，放弃权力固然痛苦，但如果能够保全自身及家族的安全，或许也是一种无奈但理智的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曹爽最终选择了相信司马懿的承诺。他请求免职，并决定跟随皇帝曹芳返回京城。
五、悲剧的落幕
当曹爽兄弟随着皇帝曹芳返回洛阳后，他们立刻感受到了来自司马懿的严密监视。原本以为可以平安度过危机的曹爽，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家族陷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司马懿迅速采取行动，以谋反的罪名对曹爽及其主要党羽进行了指控。
在司马懿的主持下，曹爽和他的同党被迅速审讯，并被认定犯有严重的叛国罪。司马懿利用黄门张当在严刑拷打下的供词，声称曹爽等人确实存在谋反的意图。这一指控成为了对曹爽进行制裁的法律依据。很快，曹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以及桓范等人，都被处以极刑，并且按照当时的律法，他们的家族成员也遭受到了牵连，即所谓的“株连三族”。
这一残酷的惩罚不仅是对曹爽及其支持者的清算，也是司马懿向朝野内外展示自己权威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司马懿不仅清除了潜在的政治对手，还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曹爽的倒台，标志着曹氏家族长期把持的政权走到了尽头，而司马氏家族则开始崭露头角，逐步掌控了魏国的实权。
尽管对于曹爽集团的核心成员进行了残酷的清洗，但对于一些次要的人物，如鲁芝、辛敞、王沈等，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这些人在日后有的甚至成为了晋朝的新贵。这次事件不仅改变了魏国的政治格局，也为后来的西晋代魏奠定了基础。
六、结语
高平陵之变是三国时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展现了权力斗争中的尔虞我诈，同时也揭示了忠诚与背叛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场发生在洛阳的宫廷政变，最终导致了曹魏政权的衰落，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