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外戚擅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封建王朝的晚期。西汉末年，汉成帝刘骜在位期间，外戚势力膨胀，尤其是以太后王政君家族为代表的王氏外戚，其权力达到了顶峰。本文旨在探讨汉成帝时期外戚擅权的具体情况，以及这种擅权是如何一步步地为王莽篡位铺平道路的。
一、汉成帝的制衡策略及其局限性
汉成帝刘骜即位之初，面对着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宦官势力强大，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固；另一方面，外戚之间也在激烈地争夺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汉成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平衡这两股势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成帝首先针对的是宦官势力。石显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宦官之一，对朝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成帝通过明升暗降的方式，表面上提升了石显的官职，但实际上将其从权力的核心区域移开，使其丧失了实际权力。随后，成帝借助朝中大臣如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等人的力量，揭露了石显及其党羽过去的罪行，最终导致石显被免官并逐回原籍，甚至死于途中。这一行动虽然暂时削弱了宦官势力，但也显示出了成帝在朝政掌控上的局限性，因为真正的权力似乎仍然掌握在外戚和朝臣手中。
在处理外戚之间的斗争时，成帝试图通过支持一部分外戚来压制另一部分外戚。王凤作为成帝的母亲王政君的兄弟，成为了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排挤了其他外戚，例如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后者曾因能力出众而受到重视。此外，他还迫使许皇后的父亲许嘉引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而，这样的做法也激化了与其他外戚家族之间的矛盾，使得王凤虽暂时获得了优势，却也为未来的权力斗争埋下了隐患。
在众多外戚中，王凤最有力的竞争者是同为外戚的王商。王商不仅有着深厚的家族背景——他的父亲王武是汉宣帝的舅舅，堂兄王接也曾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卓越的能力和见解。王商在政坛上的地位稳步上升，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家族背景，更是因为他本人的政治才能。然而，王凤与另一外戚史丹联手，通过秘密调查王商的隐私，并教唆频阳人耿定上书诬陷王商，最终导致王商被免去了丞相的职务。成帝虽然对王商的案件感到难以查证，但在王凤的坚持下，不得不免去王商的职务。王商被免职仅三天后，便因悲愤交加而去世。他的亲信和家族成员也被驱逐出长安，彻底失去了政治影响力。
二、王氏家族的崛起
随着王商的离世和其他反对力量的逐渐消失，王氏家族在汉成帝时期的朝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过程始于王凤的崛起，并最终由王凤的侄子王莽完成。王氏家族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操作，逐步掌握了朝廷的关键职位，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决策方向。
王凤作为王政君的兄弟之一，成为了王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他在排挤了王商之后，逐步掌握了朝中的实权。王凤不仅担任了大司马、大将军，并且领尚书事，这意味着他几乎掌控了整个朝廷的行政和军事大权。王凤的这一职位，后来由他的弟弟们王音、王商（成都侯）、王根依次继承，显示出王氏家族内部权力的有序传递。
王氏家族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政治运作实现的。除了王凤之外，王政君的其他兄弟也都被封为侯爵，这不仅增加了王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还为他们在朝中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王氏家族成员在各个重要岗位上的布局，使得他们在决策层面上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
王氏家族不仅掌握了军权，还在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领尚书事这一职位意味着他们能够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决策过程，进而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王氏家族的这种强势介入，使得汉成帝的权力受到了严重制约。尽管成帝试图通过外戚制衡外戚的方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王氏家族独揽大权，皇权反而被架空。
三、结语
汉成帝试图通过制衡策略来稳定朝局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相反，这一系列行动反而加强了王氏家族的势力，为后来王莽篡位创造了条件。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外戚擅权现象的一次深刻揭示，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一种反思。它提醒我们，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仅仅依靠简单的制衡手段往往难以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