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注重的就是首创，谁首创谁就是开山鼻祖，如果你再去研究人家已经研究过有成果的东西，那就是侵权，说重点就是学术犯罪。
袁荣发非常清楚严教授必须立即停止手中的研究，这对一个科学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袁荣发第二天带着这本著有山本教授文章的影印本到严教授的办公室等着严教授的到来。严教授见袁荣发在办公室等待他多时，非常热情的对袁荣发抱歉，说昨天实验做得很晚，并告诉他最近实验有很大的突破，即将能把成分分离出来。
袁荣发小心翼翼得走到严教授的办公桌前，把已经翻开到山本文章的影印本缓慢的落于桌子上，严教授见袁荣发表情很严肃，便急忙拿起老花镜带上。面对一眼的日文，严教授让袁荣发赶紧翻译。袁荣发猫下腰，脸贴着桌子开始一句一句的翻译，袁荣发尽量把脸往桌面贴，贴到眼睛几乎要看花了的地步，他的声音经过桌面的反射却更能清楚得被严教授的耳朵捕获。当袁荣发刚翻译到实验结论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闷响感到身旁一阵空落，当他转过脸来，严教授已经脸色惨白的躺在地上。
严教授病了，病得越来越重，开始他还能勉强上班，不过上班再也不进实验室了。在学校里他逢人就一遍又一遍重复着 “一定要看文献”“不追踪文献害人啦”这样的话。后来严教授病休回家了，听说他得了癌症。袁荣发一直不敢去看望严教授，应为他知道，正是他的日语翻译让严教授花残玉损，一蹶不振，他害怕他的出现会让严教授更加痛苦。直到严教授因为晚期胃癌去世，袁荣发才鼓起勇气去追悼会上见严教授最后一面。在追悼会上，伴着哀乐的沉痛，袁荣发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恨自己为什么要学日语，要去接待那个狗屁山本教授。此时他的心里也隐隐对那个山本一郎心存愤恨，心想如果下次有机会再接待他，一定要让他吃吃苦头。
从此之后，袁荣发把与日语有关的书籍资料全部统统收了起来，至于山本教授让他研究的项目也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袁荣发变得越发的沉闷，好像四季的变化，环境的转变对他没有影响，他可以在冬天穿着单衣，在夏天套着长衫。但是他心中的信念没有变，他仍然没有忘记对那个宿管科副科长的承诺。袁荣发依然认真的工作，认真到执着，在各种会议上他不再那么莽撞的发言了，对于领导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能安全，圆满甚至有些创造性的完成。领导认为袁荣发经过几年的磨练变得谨小慎微了，从他的穿着就可以看出来，时时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不斗风霜不战傲雪，这跟中医的理念吻合，领导认为这个年轻人完全融入了学校的文化和气氛中了。没有过几年，系里的黄老主任退居二线了，经黄老主任的提携，袁荣发被提拔成药学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正科级待遇。
袁荣发当官了，正科级。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被提拔的那么快，因为他当时只是一个讲师。在大学里一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争论，到底是先有级别还是先有职称？说通俗一点，就是先做官还是先评教授，在大学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有人先做了教授再当上处长，这称为“教授处长”，也有人先坐上处长后评上教授，这被称作“处长教授”。前者在学术上小有成就，学则优就走上了仕途，往往这些人走上领导岗位都带着学者的气息。而后者是善于做官，官运亨通的时候要用一些专业的头衔给自己的官位提提神，舔舔彩，于是弄个教授学者的帽子，好让为以后的仕途添些砝码。
袁荣发既不属于“教授处长”也不是“处长教授”，因为他只是一个具有科长级别的讲师。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讲师而得到什么实惠，但是却因为自己是正科级而享受到很多待遇，房子解决了，是单位分的福利房。自己的工资级别也是随着正科级的待遇而提升。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些尊重来自于领导，同事还有学生。领导会直呼他的级别，叫他“袁科”，同事则非常客气得称呼他“袁副主任”，而学生则非常热情大方得喊他“袁主任”。袁荣发觉得这一切来的太快了，他觉得走上仕途是那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