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大明史上第一大帝 > 第122 章 立威。

第122 章 立威。

    ot悠然若闲,实则非闲。ot

    手执香茗,静坐于内阁枢机之地,韩爌自嘲为这庙堂之首的闲云野鹤。

    六部奏疏直抵龙颜,御笔一挥,内阁唯余拟旨之责,他这辅臣之位,竟成了架空之木。

    偶有四方来奏,也不过挥毫票拟,权作点缀。

    大明疆域辽阔,四海升平,奏疏稀疏,皆因地方官吏祈愿一方安宁,非迫不得已,不敢惊扰圣听。

    ot辅臣大人,急件!董应举之奏章已至。ot

    正当韩爌以为今日又将虚度之时,一内阁中书神色匆匆,手捧奏本步入。

    ot董应举?莫非田清之事又起波澜?ot

    韩爌心中暗自盘算,先忧后喜,兵法之道,亦用于此。

    ot非也,乃欲厘定京师寺观田亩之数。ot

    ot哦?ot

    闻言,韩爌眸光一闪,讶异之色溢于董应举此举,岂非连佛祖的清净之地亦不放过,莫非皇庄勋贵之田尚不足其胃口?

    翻阅奏章,韩爌心惊不已。京城内外,寺观林立,竟坐拥百万亩良田。

    若以新政计税,岁入十万石,轻而易举。

    韩爌心中暗喜,此等功绩,足以令他重获圣眷。

    然而,寺观背后,错综复杂,且善走夫人之径,利弊权衡,韩爌眉头紧锁。

    更兼谶讳之事,牵涉甚广,他提笔欲书,却又缓缓放下。

    沉思片刻,韩爌终在奏章上挥毫“拟准”二字,决心已定。

    此奏一出,迅速流转于司礼监,最终呈于朱由校御案之上。

    ot诡寄田亩,董应举之意,深矣。ot

    朱由校览毕,抚须长叹。

    寺庙道观,亦成偷税漏税之渊薮,世间邪道,何其多也。

    未仕之人,田产虽丰,却难享优免之惠,新政虽有,犹显不足。

    此中种种,皆显大明之世,藏污纳垢,待有识之士,一一澄清。

    生员、监生、秀才之辈,仅享八十亩之限。

    家族未出举人进士,田产却盈余,何以处之?

    寻那慈悲为怀的显贵乎?

    然,真君子怎会借权势之便,侵吞他人挂靠之田?

    既无信赖之贵人可依,唯有寄望于清净庙宇,以避朝廷之赋税重压。

    “财富,皆是浮云。”

    董应举细数京城香火鼎盛之庙宇,名下良田动辄十数万,朱由校不禁再叹:“整顿,必须整顿!寺庙道观之田,皆应归为民田之列。”

    御笔一挥,于董卿奏章之上留下圣裁,犹觉不足,又添墨道:“按庙宇规模分级,持田自万亩递减至千亩,余者尽散民间,谁耕谁得。”

    言罢,朱由校忽转首问刘时敏:“朕令天津府自山东北直隶招募无地之民,赴辽东屯田之事,进展如何?”

    “禀陛下,已募得五百户,正候于天津卫,待船启航。”

    刘时敏作为司礼监掌印,对朝事了然于胸,即刻回禀。

    “五百户,尚不足矣。”

    朱由校颔首,再于奏章批注:“若有抗命者,名册上呈,令锦衣卫押送辽东,以教化蛮夷之名,行流放之实。”

    语毕,递上奏章:“速发,即行办理。”

    “遵旨。”

    刘时敏偷瞄圣意,心中暗生对僧侣道人之怜悯。

    不久,御批奏章重返内阁,韩爌阅后,对皇心又添一层洞悉。

    皇帝之“试问天下谁负朕,亦或朕负天下”之语,非虚言也。

    从皇庄纳税贵随之,再至寺庙田亩清查,乃至官员俸禄之发,皆为缙绅纳税铺路,免遭非议。

    此乃步步紧逼,试探士绅底线之举。

    至于不服者,遣往辽东“教化”,实则流放之刑也。

    韩爌确信,皇帝之剑已悬,唯待落下之时。

    思毕,韩爌命人抄录御批,存档并速送顺天府董应举。

    “吾未涉此议,作为内阁辅臣,当谨言慎行。”

    奏章回归顺天府,董应举见御批,眼神闪烁。

    原以为此议难获全力支持,乃至仅得微末之助,毕竟大明皇室与佛道渊源深厚。

    然皇帝竟全力以赴,直击要害。

    “速传本官奏章于巡检司赵主事,遍访京城庙宇道观。”

    董应举起身,将奏章交予师爷。

    “遵命!”

    师爷应声而去,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圣裁归来,即行执行。

    京南崇福寺,古刹名扬,数百载香火鼎盛。大明与佛,渊源颇深,开国太祖朱元璋亦曾出家为僧。

    然此刻,庙宇却遭顺天府衙役重重包围。

    达清大和尚,作为此间方丈,文韬武略,气度非凡,面对此景,亦难掩心中波澜。

    然而今日,佛教重返宫廷之梦已如烟云散。

    恰在此际,达清大和尚情绪失控,痛心疾首:“此非劫掠,实乃明目张胆之剥夺!”

    他紧握颈间念珠,力透绳断,那串龙眼菩提,本是达观高僧遗物,平日珍视若命,此刻却无暇顾及。

    他怒指离去的顺天府官差背影,捶胸悲叹,竟至晕厥,手中文书随之落地。

    众僧急赴搀扶,唯寺监达源和尚,目光落在遗落的文书上,心生绝望。

    他原对官府尚存一丝幻想,见此情景,心如死水。

    及至阅罢文书上顺天府知府的朱批,更觉心如刀绞,痛彻心扉。

    “此乃掠夺,明目张胆!”

    他强忍怒火,未敢出言不逊,京师之地,僧众耳目众多,恐遭举报,累及自身。

    究其根源,皆因崇福寺名下七万亩良田,一朝之间被顺天府削至五千,且限时交割。

    此非割肉之痛,实乃剜心之刑,令众僧寒心彻骨。

    顺天府田亩新政,寺庙道观分级而治,田亩限额自万至千递减,崇福寺之境遇,可见一斑。

    世人莫道皇恩浩荡,留有余地,实则此等标准,对佛道而言,无异于生死存亡之劫。

    崇福寺之富,非外人所能尽知。

    历代恩赐与民田挂靠,加之信徒自发开垦,田产浩瀚。

    而今,六万亩之巨,一朝失去,所余三千,何以维系?

    世人常言和尚富足,殊不知少林寺之例,自古有之。

    隋文帝赐田百顷,北宋时少室山四周皆为其所有,僧众万千,佃农不计其数。

    大明开国,朱元璋免税之策,更使寺庙田亩扩张无度。

    及至朱允炆、朱棣时,和尚地主化趋势明显,姚广孝辅佐朱棣,背后亦藏利益纠葛。

    顺天府此次清丈,初时波澜不惊,勋贵多顺从,然至佛道二门,则风云突变,京城内外议论纷纷。

    然其能否掀起波澜,尚待观瞻。

    ot赤足者无畏靴履之累,彼辈恰是靴中之士。

    恰似崇福寺内群情激愤,怒火燎原,京北慈云观的道士们亦是怒发冲冠,犹如群狮咆哮。

    顺天府之行径,实乃欺人太甚,一纸轻薄的公文,便掠走了他们世代耕耘的田畴。

    莫非不知,此皆道门中人汗水浇灌之果?

    ‘荒谬绝伦!’

    一白发苍苍的老道,面若赤霞,声如洪钟,犹如雄狮震怒,直指顺天府。

    ‘尔等新政,自诩仁义,何以行此巧取豪夺之事?

    天理何在?

    国体安存?’

    ‘十日为限,否则,莫怪吾等粗野之人,扰了这方净土,让你等凡夫俗子,见识何为无形之刃。’

    面对道士的愤怒,顺天府巡检司之人却视若无睹,公文一掷,冷言以对。

    ‘更闻宫中欲遣僧道赴辽东,布道宣教,望尔等识时务,勿谓言之不预。’

    言罢,公人拂袖而去,不屑与道士多费唇舌,京城庙宇众多,事务繁忙。

    衙役撤离,留下一众道士,怒火中烧,犹如烈焰中的‘清静之魂’。‘

    吾观田产,皆历代道士血汗所积,今遭一纸公文剥夺,世间公理何在,王法安存?’

    ‘此等倒行逆施之徒,祸乱苍生,天理难容,公道何存?’

    赵柳城随声附和,誓言天道轮回,报应不爽。

    然,顺天府董知府对此诅咒充耳不闻,佛道中人,在皇权之下,脆弱如风中残烛,无反抗之力。

    历史镜鉴,三武灭佛,僧尼百万,亦未能掀起波澜。

    正当顺天府忙于清丈寺庙田产之际,礼部尚书孙如游造访。

    ‘董知府,可曾信教?’一语惊人。

    董知府抬头,面露疑惑。‘孙尚书此言何意?莫非消遣下官?’

    ‘若不信教,清丈之时,可曾遗漏了什么?’

    孙如游轻笑,递上文书,‘回回教?确是下官疏忽之处。’

    董知府恍然大悟,起身行礼。

    ‘多谢孙尚书提醒,下官即刻处理。’

    顺天府衙前,此刻人潮涌动,熙熙攘攘,不分贵贱,皆汇聚于此,共睹邓士亮推官与董应举知府断案之威。

    邓士亮端坐堂上,如泰山压顶,气势非凡;董应举则隐于其后,运筹帷幄。

    “饷银充盈,贪念不灭,竟敢以权谋私,侵吞民田,今日我必代天行道,严惩不贷!”

    邓士亮声如洪钟,惊堂木一拍,震得满堂皆惊。

    “锦衣卫何在?将此等蛀虫押赴菜市口,斩立决!”

    令下如山倒,锦衣卫迅疾而动,将贪赃枉法之徒绳之以法。

    此番雷霆手段,实乃皇恩浩荡,特赐之权。那衙役因一己私欲,将道观寺庙之田私赠赵大户,终难逃法网。

    董应举知府深谙新政精髓,未雨绸缪,早有锦衣卫暗中监视,令贪腐无所遁形。

    “带下一批!”

    话音未落,一群和尚被衙役推搡而入,衣衫褴褛,袈裟难掩其惶恐之色。

    “朝廷明令,寺庙需如实上报田亩,尔等何以敢欺上瞒下,私藏公产?”

    邓士亮言辞犀利,直指要害。

    巡检司公文已至柏林寺,犹敢抗命不遵,实属目无王法。

    广汇大师领众跪拜,乞求饶命,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柏林寺和尚贪得无厌,隐瞒田亩,终引火烧身。

    此等行径,实乃佛门败类,玷污清修之地。

    邓士亮对和尚道士,无丝毫怜悯,盖因大明僧侣之中,不乏兼并土地、欺压百姓之徒,污浊之气,弥漫其间。

    然世间仍有高僧大德,清心寡欲,不可一概而论。

    此番审案,不仅彰显了大明律法之威严,更警示世人:无论贵贱,皆应守法奉公,否则必遭严惩。

    相较于那些真佛门弟子,世间充斥着更多被尘嚣蒙蔽心性的伪僧侣。

    更令人咋舌的是,据邓士亮所探知的秘辛,这批僧侣竟涉足高利贷之业,实乃佛门之耻,四大皆空之下,竟行此鬼魅之径。

    于是,柏林寺不幸成为顺天府新政立威的靶心。

    “念尔佛门渊源,教化之功,本官姑且饶尔一命。”

    但严惩不贷,“发配至辽东广宁寺,以赎前愆,弘扬佛法,赎其罪孽。”

    邓士亮一语既出,惊堂木响,广汇大师顿失神采,晕厥当场,全寺僧众皆难逃流放之命。

    辽东之地,烽火连天,此去无异于赴汤蹈火,令人唏嘘不已。

    处置既定,衙役押解僧众而出,赵三柱因举报柏林寺隐匿田产有功,获赏四千亩良田,天子诏令,赏罚分明,邓士亮当众颁赐,满城哗然,共鉴此举。

    百姓围观,啧啧称奇,地契之下,见证新政威力。

    借此良机,衙役宣讲新政:“朝廷新政,废徭役,均田亩,税赋公平,望诸君监督,共筑盛世。”

    董应举目睹此景,心中暗自点头,深知今日之审判,乃新政推行之关键。

    商鞅徙木立信,非木之力,而在其法之严明,威之重塑。

    商鞅之法,虽遭非议,然其成效显著,史记所载,秦民大悦,社会井然,此皆铁证也。

    商鞅变法,非仅一木之功,更在于其雷霆手段,严惩不贷,重塑官府权威,方能令行禁止,政通人和。

    今我朝新政,亦当如此,方能开创太平盛世。

    《周易》精髓云:“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变革之道,天命所归。”

    此处之“革”,喻为蜕变;“命”,则指天命所系,常为帝王与既得利益者所掌。

    今之变法,犹如微澜之革命,直指那些固步自封、抗拒时变之既得利益群体。

    其精髓,在于革故鼎新,去芜存菁,以期大明国祚得以绵延。

    变法与革命,非宴饮之乐,乃披荆斩棘、见血封喉之壮举。

    董应举,非池中之物,天启二年,时值广宁沦陷,东北难民如潮涌至山海关。

    他临危受命,以太仆之尊,于顺天、永平等地屯田安民,以万金购良田十八万亩,安置难民万余户,且未损公帑,反以两万两之资,为朝廷换回五谷丰登,五万五千石之巨。

    然,其勤勉反遭党争之祸,黯然离场。今朝,董公欲见天颜,仅凭奏章一封,无阻无碍,再无畏谗言中伤。

    有圣上之鼎力,董应举自是鞠躬尽瘁,虽细枝末节偶有疏漏,然于大局筹划,从未有丝毫懈怠。

    谈及忠诚,董公八十分已足令人敬仰,而邓士亮,则更胜一筹,几近九旬之高分。

    其顺天府推官之位,实乃皇恩浩荡所赐,非科举久历可得。

    故而对新政之热衷,邓公较董公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番公审,乃邓士亮力主之下,刑名司之首次亮相,意在彰显法治之威。

    惊堂木响,罪责既定,或斩或流,或赏或罚,皆依法度而行。

    邓士亮立于堂上,声如洪钟:“今日,尚有一桩府衙纠葛,待本官明断。”

    言罢,令下,两囚徒被押至堂前。外围衙役,借机向百姓解说案情,引得众人议论纷纷。

    人群之中,马东与马玉两兄弟,秀才之身,不顾体面,只为目睹这场罕见的民告官大戏。

    其因无他,此乃多年难遇之正义之战,百姓以弱抗强,勇气可嘉。

    随着原告被告一一就位,案情始末渐次展开,众人皆屏息以待,惟恐错过丝毫细节。

    咦?

    怎不见那“民告官,滚钉板”之悲壮一幕?

    原来,今时不同往日,法治昌明,自有一番新气象。

    大明非螨清,越级诉官岂同蹚浑水,尤需过荆棘之路,宛如滚针毡。

    回溯明初,太祖朱元璋之世,民告官之风,实乃鼓励之典范。

    洪武十八年间,江苏常熟一介布衣陈寿六,饱受官吏欺凌,忍无可忍之下,携手亲友,以缚龙之勇,将贪墨之官顾英擒获。

    无引路之凭,唯以《太祖大诰》为盾,顶天立地,直送南京,誓要讨个公道。

    此举,真乃“以民为本,直上青云”之壮举。

    再者,诉顺天府刑名司以清丈科之弊,此乃正途之举,非越级之诉,恰如清泉绕石,顺势而为,不违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