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云明
编辑同志：
我是贵刊的一名忠实读者。在我的业余生活中，尤喜读文史资料一类的读物。
我对在反蒋抗日活动中以“暗杀大王”著称的王亚樵很感兴趣，贵刊虽对其偶有介绍，但均不够全面，希望贵刊能载文对其一生予以较详尽的介绍。
读者戴光明
戴光明同志：
依据您的愿望，我们特请叶云明同志撰写了反映王亚樵一生概况的文章登载于后，不知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本刊编者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我国灾难深重的年代。内战频仍，民怨沸腾。在此期间，连续发生了许多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蒋介石在庐山遇刺几乎丧命，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场被刺成重伤，日本侵略军白川大将被炸得血肉模糊……国民党要员心惊胆战，谈虎色变；戴笠屡次被蒋严词训斥，限期破案。这些事件都是上海滩“斧头党”首领王亚樵策划和组织的。起义将领沈醉当时在“军统”任职，曾经与王周旋，对他比较了解。他认为：王亚樵是“主张反蒋抗日救国”的，他“希图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他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那个时候连蒋介石、戴笠都怕的人，是值得写入历史的。”
王亚樵，字九光，别字擎宇，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入塾，略通经史。成年后，能文善言，胸有谋略，有人说他“一步十计”；又能行侠仗义，在家乡颇有声望。1908年受革命思潮影响，组织“正气学社”密谋反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亚樵积极响应。他邀集一些倾向革命的同志准备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当时苦于缺乏经费，有人提议叫“李府”（李鸿章家族）总管刘东山交出合肥的一些主要典当和钱庄，作为军费来源，大家一致同意。于是，一部分人去乡间动员民众，建立武装，另一部分人则去责令刘东山交出典当和钱庄。殊料这时同盟会上海总部已派同盟会员孙万乘（字品骖）到合肥组织庐州军政分府，他也准备没收李府财产作为军费来源。当他得知王亚樵等已经采取行动后，十分恼怒。他以为是一些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在未曾问明原委的情况下即顿生杀机。他传令当晚请王亚樵等人来府赴宴。那天王亚樵恰巧去乡间办事，王的几个助手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乙等赶到军政分府，一进大门，即遭枪杀。王闻讯连夜避往全椒，直到民国成立，清帝退位，王亚樵才从全椒乘一叶扁舟，经芜湖前往南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万乘亡命上海，王亚樵的左右主张杀孙报仇，王亚樵却认为都是革命同志，不应同室操戈，对孙设宴招待，并给以资助，人们赞扬王有侠士之风。
1912—1920年，王亚樵继续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如后来由柏文蔚引荐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后任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1919年在上海发动学生、工人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响应“五四”运动；1920年到安庆组织各界反对安徽督军张文生的运动。
1921年王亚樵来到上海，投奔柏文蔚、李少川、关芸农等皖籍名流，受到他们的器重并给予资助。不久，他同马俊超等组织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号召皖籍劳工参加工会，工会则维护皖籍工人的权益。在沪的皖籍劳工，大多是黄泛区历年逃难到上海的穷苦农民，他们在沪饱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地痞流氓的欺凌，现在能有一个组织为自己撑腰，完全符合大家的愿望，因而踊跃参加工会，不到三个月时间，竟拥有会员万人以上。王亚樵所得会费甚巨，他不上腰包，而是用于供给门徒的生活费用。同时，王亚樵认为“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只要听说哪个工人受到别人欺凌，他马上就叫其门徒去找人评理、出气。但是，当年的“十里洋场”何等复杂，上海滩上的黑社会岂能容忍外籍人在此“占码头、打天下”，因而有几次王亚樵的门徒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王亚樵在盛怒之下，叫人找铁匠定打了百余把利斧，挑选百名身强体壮、勇猛异常的门徒，组成了一个“斧头队”。哪里有人敢于欺侮王亚樵的门徒及皖籍劳工，王亚樵一声令下，斧头队即勇猛冲出砍杀，其势锐不可当。经过几次冲杀，“斧头党”在上海出了名，就连黄金荣、杜月笙也得让其三分。他们告诫其门徒说：“王亚樵的斧头党是一伙亡命之徒，千万不要与之争斗。”从此，王亚樵在上海滩有了立足之地，不久他就成了“上海劳工总会”的领袖，会员10万余人，学生和门徒也增加至数千人。
王亚樵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面对这样一支庞大队伍和纷繁复杂的内部、外部环境，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办事井然有序。他对自己的门徒有着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不准他们在外惹事生非。他聘请了著名的李次山大律师为总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党”能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他还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组织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自己的喉舌，扩大总工会的影响。
不久，王亚樵又推动改组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推举柏文蔚为会长，王亚樵实际负责。通过这一组织他进一步接近皖籍在沪名流，与政界取得联系。他在皖籍名流李少川公馆结识了来沪避难的陈铭枢，二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从此，他与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以后他的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也做过一些错事，但基本的方面是“反蒋抗日”。
1923年他参与了直皖军阀的争斗，指挥门徒刺杀了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接受了皖系军阀浙江都督卢永祥的重金和“浙江纵队司令”头衔，次年齐卢大战爆发，卢永祥战败下野，王亚樵只身回沪匿居。
1926年，他奔赴广州，被委任为安徽副宣慰使，回到安徽策动兵变，事泄，被安徽军阀陈调元围困在洪泽湖达数月之久，直到1927年北伐军挺进苏皖，他才率部返回沪上。1927年王亚樵以全国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当时，他对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的面目还认识不清，在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奠都大典上，依旧大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后陈铭枢即警告他已惹下大祸，要他加倍小心。果然次日凌晨就来了七八个警察逮捕王亚樵，王及其门徒与之格斗后逃散，后在陈铭枢的掩护下，才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从此他坚定了反蒋的决心。
1931年春天，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释。胡汉民这位当年曾被称为孙中山幕下明星的国民党元老，竟被他的晚辈蒋介石软禁达数月之久，怎不令他义愤填膺。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人士筹集20万元巨款，托李少川游说王亚樵杀蒋。
一天晚上，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二楼的密室里，王亚樵、华克之、郑抱真、孙凤鸣、陈成等20余人正聚精会神地筹划刺蒋方案。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王亚樵决定：郑抱真带十余人去南京，住在仙鹤街余立奎的住宅内（他家住房很宽敞），伺机进行刺蒋；华克之带领十余人化装成游客去庐山，相机刺蒋。由于当时沿途关卡很多，特别是上海码头和九江码头搜查甚严，枪械无法携带。对此王亚樵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确定买来十只一级金华火腿，用利刀剖成两片并把当中挖空，再把枪支拆开，将零件和弹药用油纸包好，放入火腿空间，然后再用针线缝好，涂上薄薄一层盐泥。等枪械安置停当后，王亚樵叫他的夫人王亚瑛和她的表弟媳妇乔装成阔太太的模样，由两个部属扮成伙计，分别随同他们前往庐山。一路上他们神情安详，毫无破绽，敌人以为是阔太太上山游览并向权贵赠送贵重礼物，一路放行，顺利地将武器弹药送到华克之等人下榻的“庐山新旅社”。华克之等人一接到武器，立即扮成游客模样，分散在蒋介石可能经过的地方，密切注视着蒋的行踪。
1931年6月的一天上午，行动组员陈成扮成游客正坐在山边一株大树下歇息、抽烟，忽然看到远处崎岖的山路上，蒋介石正坐在一副滑竿上，悠悠地从山上下来。一群卫士手提枪支在滑竿前后护卫。陈成原想等蒋走近一些再开枪，不料走在前面为蒋开路的一个卫士，快要走到陈成的隐身之处。陈成只好跳到路上，举枪对滑竿上的蒋介石射击，子弹从蒋的耳边飞过，他还想开枪，蒋的卫士已一齐向他开火，陈成应身倒地。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见刺客已死，即伪装镇静地将手一挥，示意继续前进。留下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搜索一遍，结果发现除手枪以外，别无他物。卫士向蒋报告后，蒋说：“把他埋了，不要声张。”陈成死后，王亚樵对其家属给予优厚抚恤，同时预料此举之后，蒋必加强警戒，遂叫南京、庐山两组撤回上海。
宋子文是蒋的财政部长，又是蒋的妻舅，是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说。宋子文从财政方面助纣为虐，维护蒋的反动统治。因此，王亚樵谋蒋不成，转而刺宋，倘能得手，既可诫蒋，又可为陈成报仇。于是在宁、沪分设两个小组，周密部署了刺宋的行动。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乘坐专车离宁驶沪，南京组负责人华克之立即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指宋）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接报后，即派上海组组员按原定部署分别进入阵地，准备战斗。23日上午8时，宋的专车抵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警戒森严，王亚樵的部属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车厢门口。车停稳后，宋子文在其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缓步走下车来，在众人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战斗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这天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都穿的一身白哔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唐夹皮包走在前面，宋空手随后。行动组组长刘刚以为走在前面的是宋子文，便向唐开枪，其他组员也随之向唐开枪。唐应声倒地。宋的卫士当即反击，并掩护宋躲避在一根大柱子的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向出口。龚春蒲以为得手，便投出两枚烟幕弹，顿时整个月台和出站口烟雾弥漫。行动组人员借着烟雾的掩护，安然撤出车站。在撤出时，顺手将预先印好的传单撒出。传单在揭露宋的劣迹之后说：我们同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刺宋案发，国民党军警机关侦骑四出，但一无所获。
1932年初日军蓄意挑衅，1月28日我方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受到上海乃至全国军民的热烈拥护和强有力的支援。王亚樵也以满腔热忱积极投入抗击日军的斗争。他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几天之内就组织了一支有万余工人参加的义勇军（后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由余立奎任司令，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自己则组织了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铁血锄奸团”，并采取多种形式支援我军，打击敌人。那时，日军停泊在浦东江边的一些军舰常向我军阵地轰击，使我军受到伤亡。为首的是日军最高指挥官白川大将所在的“出云”旗舰。炸毁“出云”舰，就能击中敌人要害。王亚樵、余立奎经过计议，很快从高昌庙兵工厂取得500磅鱼雷一枚，又找到两名能在海洋中沉浮几天几夜、水性极好的革命志士（他们有“水鬼”的绰号）在高昌庙附近跳入寒冷刺骨的海水，二人轮流手推鱼雷十余里，在抵达“出云”舰不远处，将鱼雷发射。一声巨响之后，“出云”舰被震得东摇西晃，舰上日军极为恐慌。可惜鱼雷的爆炸力有限，加之“出云”舰底布了钢网，鱼雷不能同舰底直接接触，所以未能将舰炸沉，然而已在精神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铁血锄奸团”不断传出同日军奋战的英勇事迹。曾经为王亚樵开过车的司机胡阿毛，1932年2月26日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截获，强迫他把一辆满载军火的大卡车开到日军阵地。胡阿毛佯装应允，当他驾车驶至黄浦江边时，突然加足马力，调转车头，将一车军火连同押车的日军一齐埋葬于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中。胡阿毛壮烈牺牲后，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王亚樵亲诵自撰的祭文，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其祭文为：
阿毛阿毛，泉台相望。哀哀孤儿，戚戚惶惶。
铁臂锄奸，赤胆心肠。一门孤苦，冥冥无疆！
飞车黄浦，杀倭身亡。哭居西台，酹酒一觞。
春秋义名，忠国何伤！忠毅阁部，史册传芳。
哭君弱冠，妻别离肠。八荒有感，魂梦西厢。
慈母倚闾，血泪沾裳！君骨有灵，享蒸尝。
1932年淞沪抗战，由于蒋介石消极应付，十九路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敌军包围，不得已撤至嘉定、黄渡一线。国民党政府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侵略者兴高采烈。他们决定在“天长节”日本天皇诞生之日，在上海日租界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祝捷”大会。日军侵略了中国，还要在中国的国土上“祝捷”。消息传来，人们义愤填膺。王亚樵顿足发誓：一定要干掉白川！此时京沪卫戍总司令、十九路军最高长官陈铭枢也怒不可遏地来到上海，邀请王亚樵密商破坏日军的“祝捷”大会事宜。王亚樵回来当即召集其弟王述樵商议。鉴于日军规定：“祝捷”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因此，他们就邀请在沪的朝鲜独立党党人安昌浩担此重任。安昌浩有亡国之恨，多年来一直从事反日活动。当王亚樵提出弹炸白川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次日，王亚樵即叫王述樵送去一枚体积小、威力大、携带方便的定时炸弹，同时，还送去4万元活动经费。安昌浩接受任务后，连夜在他的寓所霞飞路宝康里40号召集他领导的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秘密商量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4月29日上午，虹口公园张灯结彩，许多日本侨民和朝鲜人身着盛装，带着干粮、水瓶纷纷向会场集中。尹奉吉身穿和服，提着装有炸弹的大热水瓶，同金天山、安昌杰一道昂首走进会场。金、安两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座位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则大摇大摆地带着水瓶径直走到讲台前面，顺手把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返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过了不久，会场里已陆陆续续地坐满了人。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等20余名高级官员也在讲台上依次入座。这时，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作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定时炸弹的开关扭开。随即悄悄地离开会场，金天山、安昌杰遥看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即离开会场。两分钟后，正当白川声嘶力竭地狂叫的时候，讲台下突然迸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着这声巨响，讲台猛塌，血肉横飞，白川被炸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三天后毙命，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其他十几个日本人死的死、伤的伤。当时，台上、台下，哭声、惊叫声、呻吟声响成一片，白川的“祝捷”大会成了哭丧大会。消息传来，大快人心，上海人民奔走相告。国民党政府也叫戴笠派胡抱一给王亚樵送去4万元奖金。王即把这笔钱转交给安昌浩，并叫人在圣母院路庆顺里买下了“公道印书社”，让安昌浩及其战友作为栖身糊口之所。事后不久，安昌浩及其同志先后被捕，受尽酷刑，但始终未供出王亚樵，日本人也无法向中国提出抗议。
“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王亚樵奋战前线，炸敌舰、杀日酋，声望日高。蒋介石先后派戴笠、胡宗南、胡抱一、杨虎等人来沪，许以省政府委员、厅长和中将高位和巨额钱财，要王亚樵“归顺”蒋介石，条件是“向西南反蒋派打一枪，以示诚意”。王亚樵愤然回答：我王亚樵绝不做这种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事。他在致戴笠的信中进一步表示：“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国门，又何足惜。”表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拳拳爱国之心。
蒋介石见收买无效，加之在此前发生了使他大为震怒的两件事：一是蒋介石调集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围剿”红军，军费开支浩大，遂以安徽为试点，用“米照捐”的名义，加紧向人民搜刮，王亚樵则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米照捐”运动，迫使南京政府明令撤销。二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大片国土，蒋介石不准抵抗，求助于国际联盟，1932年秋“国联”派英人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华，竟发表“东北原是满洲国，不一定属于中国版图”等谰言，引起我举国反对，王亚樵激于义愤，作出了刺杀李顿的部署，后为李少川劝阻，但事已为蒋所侦知。由此，蒋下定捕杀王亚樵的决心，悬赏百万，买王的人头。
按照蒋的旨意，戴笠调动大批“军统”特务进入租界，警探密布；加之重赏之下，必有见利忘义之徒告密，王亚樵周围险象环生。但是，王亚樵倚仗他建立的严密组织和自己的机智勇敢，步步设防，其行踪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使国民党军警累次扑空，举止无措：
——军统接到密告，王亚樵藏匿于姚主教路刘公馆内，军警百余人飞车奔袭，将刘公馆团团围住，破门而入，冲进王藏匿的卧室，发现被窝里尚有暖气，床上还遗下一件羊皮袍，却已人去楼空。原来王亚樵极其机警，闻警后迅速越窗登屋而去。
——军统侦知王亚樵夫妇潜居赫法路赫法里楼上，军警迅速封锁里弄口。王妻王亚瑛买菜回来，镇定地帮王换上女装，扎上头巾，化装成一个娘姨，手提菜篮，从里弄口军警林立中从容逸去。
——一次王亚樵暂避至一个老友家中，进门碰到两个多年不见，政治面目不清的熟人。他随即掏出手枪，礼貌地请他们暂勿走动，否则“出了事大家都不好看”。待接应他的人赶到，迅速撤出转移到秘密地点；深夜，他又头戴钢盔，身着消防队员服装，乘一辆消防车转移到另一秘密地点。
上海许多报纸对王亚樵神出鬼没大加渲染，说他练就一身轻功，身轻似燕，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王亚樵见了哑然失笑。
由于戴笠率领大批军警昼夜追捕，王亚樵在上海难以存身，遂于1933年10月去福州，住引壁巷4号。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王亚樵积极参与这次事变，不久闽变失败，王亚樵出走香港。在港时他与陈铭枢、华克之、郑抱真等多次密谋刺蒋，终于促成了轰动全国的刺汪案。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的六中全会开幕，简短的开幕式后，各中委齐集第一会议厅的门前摄影。蒋介石见会场秩序很乱，借口身体不适未参加，汪精卫站在正中的位置摄影。镁光灯刚刚闪动，记者群中猛然冲出一个身材不高却极英俊的青年，拔出手枪，向汪连连射击，汪应声倒地。后来诊断结果：汪中三弹，一在左颧部位，一在上臂，这两弹均非要害；又一弹从背部射入，斜卡于第六胸脊骨左旁（此弹一直存在汪的体内）。顿时，会场大乱。张继冲上去拦腰把刺客抱住，刺客手中的枪被人击落在地。几个卫士对这个青年举枪射击，他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他面色苍白，紧闭双目。陈璧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便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呼天抢地，大哭大叫：“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当着众中委的面，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接着众人把汪精卫和刺客分别抬送医院进行抢救。
这一起轰动全国的刺汪案是王亚樵精心策划的。他根据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派的决策，找华克之、余立奎、孙凤鸣等人商讨了具体方案。他们请胡汉民出面在南京申请办起一家名叫“晨光”的通讯社。由华克之任社长，张玉华、贺坡光、孙凤鸣三人充当采访记者。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华克之由香港赶回南京，按照王亚樵的意图，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义举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为孙凤鸣摆酒饯行，席间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英勇地冲出枪击汪精卫。与此同时，他也被卫兵击成重伤，当他被抬到医院后，从他身上只搜出毫洋六角。孙凤鸣因流血过多，送医院后已濒临死亡。但主事者急于要从他口中追出幕后主使者，不但不进行急救手术和治疗，相反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残酷地进行逼供，几乎不让他有片刻喘息，直至其死亡。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一点也未得到。孙凤鸣留下掷地有声的语言，却充分反映了这位爱国志士的高尚情怀。当敌人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时，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敌人又问：“为什么现在行刺？”孙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指华北方面有关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等），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敌人又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孙答：“我是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1939年元旦，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团拜后的一次会议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蒋介石在刺汪案后，当众受到陈璧君的奚落，又有口难辩。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又打来电报询问此事，词语间有问罪之势。蒋介石万分恼火，立刻把戴笠传来，大发雷霆，限三天之内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戴笠慌忙进行部署缉拿凶手的工作。很快他们侦出晨光通讯社确实受王亚樵的指导和资助，于是他们把捉人的魔爪伸向香港，用60万元港币，通过港方将居住在香港的前十九路军补充团团长余立奎、炊事员胡大海、海员周世平逮捕，并引渡给南京，把他们权充“主犯”，以了结此案。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下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去王亚樵。
刺汪案发生后，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进入香港，千方百计捉拿王亚樵，王处境困难，遂于1936年2月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等20余人及眷属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王亚樵改名匡盈舒。抵梧州后，即住在李济深家的圩子里，李热情接待，并去南宁会见李宗仁、白崇禧，要求他们对王的安全给予保护，李、白应诺。但不久，李、白与蒋密谈合作，王亚樵觉得梧州非久居之地，经与部属密商，决心投奔中共，请李济深给周恩来副主席写一推荐函，王亚樵亦亲书一信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求收纳。王将两函及2000元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带去延安。余、张走后，王亚樵深感处境危险，颇为伤感，曾写下《念奴娇》词一首：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怎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惜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纹。鸥盟山重，北顾延河绵云。
9月，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王亚樵念余立奎仍在狱中，同意她来梧州。余的突然到来，并且有许多令人生疑的言行，王亚瑛、郑抱真等都提醒王亚樵，要对她特别注意。王则认为余婉君是老人，不能过疑，否则对不起朋友。他哪里知道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原来余婉君和孩子居住香港，生活费用由王亚樵提供，所以余知道王在梧州的地址。特务侦知这一消息后，即用10万元金钱收买了余，并答应捉到王亚樵后，即将余立奎释放。余婉君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到梧州后，即同特务经常联系。9月20日她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的屋中。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看势不可能，即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死亡。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又将余婉君杀死。9月21日王亚瑛、许志远得知王亚樵遇害的消息后，急忙赶赴现场，恸哭不已。随后即买棺入殓，安葬于梧州倪庄。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等均前往吊唁。王亚樵死后十天，余亚农、张献廷从延安赶回，传来中共中央同意接纳王亚樵去延安的消息。但是王已离开人间，大家又痛哭一场。
王亚樵以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在上海滩建立了组织严密的“斧头党”，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外乡人，敢于同“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分庭抗礼；他手无一兵一卒，敢于带着一帮兄弟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14年之久，表现了他惊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才华。诚然，他采取的暗杀手段并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但他所领导的惊心动魄的反蒋抗日活动，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也曾接受一方委托，刺杀其政敌，并得到巨额报酬，以补充他领导队伍的供养，但是，综观其一生，王亚樵仍应以一个反蒋抗日的爱国奇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