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蔷
张钟端，字毓厚，1877年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长春庄的一个书香世家。张钟端的少年时代，正是晚清政府政治极度黑暗的历史时期。张钟端的父亲张增福精通医术，是闻名乡里的老中医。某年冬天的一夜，许州长官命令张增福去府衙侍候。张老先生为人刚正不阿，平素不屑于趋附权贵，便告以年事已高，身体有疾，而婉言辞绝。州官老爷觉得自己威风扫地，因而恼羞成怒，寻机将张老先生拘捕狱中数日。体面的张老先生受此凌辱，愤而呕血，怀恨以终。家门不幸使年幼的张钟端开始认识到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父亲过世后，家道渐衰，张钟端兄弟二人便由母亲独自抚养，幸赖母亲杨氏夫人贤明干练，吃苦耐劳，不仅善于持家，尤其教子甚严。张钟端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所以书念得极好。张钟端20岁左右时，不仅学识宏通，而且素有大志，常与人言：“大丈夫应光明磊落，多为百姓办好事。”平日关心国事，时与同窗好友论及民族兴亡，激昂慷慨，忧国忧民、以身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1905年，张钟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官费留学，被河南大学堂派送日本学习。初在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东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同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倡言革命。他考虑到河南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将为革命成败的关键之区，因而十分重视对河南革命力量的培养，特派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张继等人迎接留日的河南学生。孙中山还在自己东京八番町二十号的住所亲自会见河南留学生，向他们灌输民主革命的思想。张钟端素负救国之心，早已倾向革命，到东京后，得与革命党人频繁交往，如鱼得水，旋即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
要革命成功，必须唤起民众的力量。张钟端加入同盟会后，便积极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吹工作。当时，河南民众的革命意识较东南一带落后，河南民智的启发工作尚属空白。为扭转这一局面，张钟端联络其他河南籍同盟会员，决定创办河南第一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河南》杂志。为此，张钟端自告奋勇，于1906年请假回国，赴河南尉氏县去说服开明富孀刘青霞女士前往日本考察，捐资赞助革命。翌年，刘青霞随兄东渡日本，在张钟端的引荐下结识革命党人，不久加入同盟会，并捐款2万元支持《河南》杂志。1907年12月，《河南》终于问世，张钟端出任总经理，刘积学担任编辑。《河南》杂志很快便成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它不仅从政治上，而且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批判封建主义，声讨清王朝的统治，驳斥改良主义。其宏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河南》每期销流万份，以输入本省者占半数。它鼓舞和振奋了海内外的革命志士，对沉闷的河南各界尤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老同盟会员冯自由认为：“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此杂志之力多焉。”这一成就里凝聚了张钟端的心血和汗水。
《河南》当时特约周树人（鲁迅）以“令飞”笔名发表文章；而张钟端则以“鸿飞”笔名发表长篇政论，抨击封建专制，批驳改良主义，鼓吹暴力革命，二者文章尖锐深刻，卓尔不群，当时人所瞩目，世以“二飞”并誉。《河南》影响之大亦得力于此。
《河南》旗帜鲜明地主张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唤起了人民的觉醒，造成了广泛而巨大的舆论力量。清政府十分仇视《河南》，特派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警署，请求日方对《河南》代为禁止。于是《河南》出到第十期时被封禁，总经理张钟端被拘捕，数日始释出，而张之留日官费学籍，即因此事被清使馆借口革除。张钟端在刘青霞女士和其他同学好友的多方资助下，继续以自费完成全部学业。
张钟端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医学系的日本女大学生千装伦子。这位温柔多情的少女，倾慕张钟端的人品才华，冒着政治上的风险，爱上了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党人。二人志趣相投，不久结合，住在东京下谷区三轮町一二○番地。千装伦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张钟端的生活，全力支持着他的革命事业和学业。
1911年夏，张钟端毕业于东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此时，国内辛亥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千装伦子已临近分娩。张钟端为了革命的大业，忍痛抛别临产的爱妻，登轮渡海，毅然投身到祖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去。
此时，刘青霞女士的哥哥马吉樟正出任湖北臬台（按察司）一职，张钟端回国后即入其幕，往来武汉、宁沪间，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湖北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首告成功。各省纷纷响应，全国革命形势顿时间风起云涌。河南北靠直隶，南邻湖北，东与山东、安徽相接，西和陕西、山西为壤，以为革命军与袁世凯对垒之冲。如能起义独立，不仅可断入鄂清军的后路，且能拆北京清廷的屏障，以成直捣黄龙之功。因而河南被革命党人视为“南北关键”。武昌起义刚刚胜利，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檄河南文》，号召河南人民“与我同心协力，趁此时机……速定大计，共成义举”。河南革命党人决定迅速组织起义，与湖北遥相呼应。
10月13日，同盟会河南支部在开封法政学堂秘密召集会议，由刘纯仁主持，商定立即策动留守开封的二十九混成协的官兵起义，并准备推举协统应龙翔为都督。应龙翔虽同情革命，但拒绝与革命党合作，不久即被河南巡抚宝棻设计囚禁。刘纯仁也在赴洛阳说服北洋军周符麟部反正时惨遭杀害，第一次河南举义失败。
10月27日，清政府为挽回危局，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30日，袁世凯离开河南彰德南下，率北洋军进攻武汉，先后攻占汉阳、汉口，黎元洪退到武昌，革命形势危急。湖北军政府连电独立各省求援，而革命党人对之期望特殷的河南尚无揭竿之举，颇受南方指责。此时，正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的张钟端刚刚接到东京来电，得知爱妻已分娩，生下一对男孩。这位年轻的父亲虽不胜欣喜，却只是回电给两个儿子取名为梦梅、兆梅，连新生的儿子都不能见上一眼，便挥泪投笔，临危受命，奉同盟会总部指示，离汉回豫担当大任。
11月29日夜，在开封公立法政学堂的一间屋子里，革命党人正在秘密集会。一位30多岁，身着西装、眉目英俊、气宇轩昂的男青年正在讲话，他便是同盟会河南支部负责人张钟端。回河南后，他先在豫东一带联络民间秘密反清组织“仁义会”，今天又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开封，此刻他激动地对大家说：“汉口、汉阳失守，我们河南应该负责任。袁世凯是河南人，我们河南若不革命，还有啥面目见全国父老兄弟？”话至此，他那英姿勃发的脸孔表情更加严肃、坚定，他加重语调又说：“如果我们现在发动起义，还可以挽回战局……”另一名河南革命党骨干周维屏起声应道：“对！我们举行起义，截断清军后路，支援湖北……”他们的话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张钟端接着同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防守开封的军队先后被宝棻及新任巡抚齐耀林调往外府州县，镇压各地起义。留驻省城的只有柴得贵统领的两个巡防营，一队新军炮队及从湖北撤回的张锡元部的残兵败将，另有1000多名无弹巡警，其中部分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敌人防守力量比较薄弱，是夺取省城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组织第二次起义。张钟端有胆有识，被公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待胜利后担任河南都督，周维屏为副都督，并拟定行动方案如下：
一、在开封城内组织已联络好的军、商、学各界革命人士，先攻占铁塔寺旁的弹药库，配备弹药后，再分两路攻占巡抚衙门，同时，留500人监视龙亭附近的满营旗兵及警卫司令部。命张照发任革命军协统，刘凤楼为革命军督队长，王天杰为革命军敢死队队长，所有人左臂均缠白布，以便识别。
二、组织20人的暗杀队，张德龙任队长。起事后刺杀巡抚齐耀林和巡防营统领柴得贵等，使敌人群龙无首，指挥不灵。
三、命令豫东民军指挥岳屹，新郑和中牟民军指挥吴沧洲带队伍预先埋伏在城东大堤外和城西近郊，等城里打响后，里应外合，攻取省城。
四、定于12月23日凌晨3时，以敢死队在龙亭、鼓楼放火为号，各路义军同时行动。
起义方案确立后，革命党人便分头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革命军协统张照发负责联络巡防队，四处活动，日夜奔忙。巡防队的张光顺发现张照发行动可疑，遂报告统领柴得贵，并在柴得贵的指令下去找张照发，表明自己支持革命，请张照发介绍加入革命党。张照发见其态度诚恳便答应了。张光顺为了进一步取得张钟端等人的信任，又在夜间焚香发誓，赌咒说：“如有二心，雷霆击死！”并与革命党人歃鸡血为盟，终于骗取革命党人的信任，打入革命党内部，参与了各种会议，掌握了全部的机密，并随时报告给柴得贵。而革命党人却还蒙在鼓里，毫无觉察。
1911年12月22日夜，开封城东优级师范学堂西一斋宿舍里，灯火通明，一片忙碌，革命党人有的在赶制安民告示，有的在准备武器。总司令张钟端和其他领导人正在布置有关起义的任务，大家明确责任后整装待发，心里都充满了临战前的期待与兴奋。然而，他们何曾想到自己精心布置的计划，期盼已久的胜利，却因奸细的出卖而付诸东流！深夜11点钟，离起义的发动只剩几个小时，这时，早已埋伏在学堂附近的巡防队在柴得贵的带领下冲进西一斋宿舍，张钟端、周维屏、王天杰等21位革命军首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未及反抗而被捕，第二次河南起义又告失败。
张钟端被捕后，巡抚齐耀林命令营务处商作霖等进行审讯。此时正值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商谈停战议和，河南不便公开屠杀革命党人。商作霖便对张钟端严刑拷打，备极残酷，妄图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土匪”。张钟端受尽折磨，仍坚贞不屈，并在审讯时慷慨陈词：“方今人心思汉，胡运将踣，武汉振臂，全国景从。我豫管毂南北，举足轻重。此间同志四百余人谋据省垣，共图大举……成则促达虏之命，败则为共和之魂。”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商作霖逼问他：“同党共有几人？”他愤声答道：“除满奴汉奸外，皆是同党。”其宁折不弯的凛凛正气，使敌人不敢正视。
12月25日，开封城风雪飙厉，天地晦冥，张钟端等11位革命志士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昂然走向南关刑场。当张钟端被缚木桩时，他仍连声高呼：“共和万岁！”“革命万岁！”刽子手枪声响后，张钟端竟中十余弹。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荒郊古道，“共和”的呼声仍在中州大地久久地回荡！烈士遗体被暴诸城外多日，路人睹之，莫不掩面悲泣。
“人生自古谁无死，唯取义成仁，方能不朽。”张钟端用自己短暂的一生，用自己年轻的热血，完成了“舍生取义”的壮举！实践了他生前与朋友、与家人互勉的誓言！就义时，他年仅34岁。而他在东京的爱妻千装伦子此时又何曾知道她心爱的人已身殉“共和”，还不曾见过父面的一对天真可爱的儿子从此再也不可能有机会绕父之膝，享受天伦了。
民国成立后，1912年春，民国政府发给张钟端家属抚恤费3000两银子，由革命党人陈伯昂及烈士之弟张钟灵赴日本，把烈士之妻千装伦子及双子梦梅、兆梅接送回河南老家许昌县。婆媳祖孙相聚，一家人百感交集，抱首而泣。千装伦子在许昌两个多月的生活中，始终心情忧郁，加之水土不服，乃决定携子返日。但因烈士的母亲舍不得孙子漂流异国他乡，千装伦子无奈，寻夫不见，又别离幼子，孑然一身，孤独地踏上了寂寞凄苦的归程。不想母子分手竟成永诀！亲人天各一方，伴着对烈士亲人的长长思念，频繁地书信来往。梦梅、兆梅兄弟后毕业于父亲曾就读过的河南大学。抗战爆发后，二人失去了与母亲的联系，战后，千装伦子不知所终，母子双方竟终生不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