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野
1950年11月，叶剑英、陶铸亲临南宁，坐镇指挥广西剿匪斗争。李天佑将军根据省委的部署，亲任大瑶山会剿指挥，以千里封江、封路，分进合击、拉网扫荡等断然措施，一举平定瑶山匪患，打掉了土匪在桂中、桂北暴乱的指挥中心，为消灭全省土匪，完成毛泽东限期平定广西匪患的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作者时为第四野战军《战士报》记者，文中所述是他当年奉命在广西剿匪前线采访的回忆。
广西解放前夕，白崇禧所指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10余万人溃退广西老巢，负隅顽抗，企图死守广西。广西解放后，他们又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策划指挥下，以“反北佬”、“反征粮”为口号，煽动群众闹事，威胁利诱、逼民为匪，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到处攻打我新生的县、区、乡人民政府，袭击我分散驻守各地的武装部队；他们抢劫公粮、破坏交通、烧毁村庄、奸辱民女、杀害我干部和群众，大瑶山地区匪患极为严重。他们还在桂南成立了所谓“省政府”，委派了“省主席”和政府成员；在南宁市内，邻近广西军区首脑机关的一栋小楼里还设置有土匪的秘密指挥机关；每当深夜的时候，广西军区机关周围还不时传来打黑枪的声音。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席两次来电对广西剿匪斗争作了明确指示，指出关键在于领导，必须明确重点，端正政策，发动群众，改正工作方法，并要求在1951年5月1日前肃清广西股匪。11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亲临南宁，领导实施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叶、陶具体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广西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为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的李天佑实事求是地对前期广西的剿匪工作进行了回顾。他在发言中认为当前的问题和失误主要表现在：没有把剿匪当作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只看成是简单的军事行动，以致剿匪与发动群众脱节；在收缴民枪问题上，过分地强调广西的特殊性，以致大量的枪支仍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在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上，镇压不力，有的匪徒七擒七纵仍然死心塌地上山为匪；在剿匪战略上，没有明确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剿的方针，以致将有限的兵力分散把口，顾此失彼，缺乏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
广西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进行得既热烈又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前段剿匪的政策问题，如收缴民枪、杀人权限、对土匪的宽大政策、重点进剿问题等。李天佑将军在听取他人意见时，始终不插话；他自己讲话时，既简短又中肯，表达能力极强。在收缴民枪问题上，陶铸、李天佑、何伟等领导一致主张见枪就收（包括粉枪在内），等到民兵组织起来以后，该发的再发；对于大瑶山内的瑶族同胞的枪支则一支不收。在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问题上，李天佑发表意见说：“杀几批匪首似乎是多杀了，但杀几批匪首就可以把众多的匪徒威慑住了；这样土匪只有投降自新求生路，敢于抵抗的少了，实际上杀人也就不多了。否则，土匪越来越猖獗，大肆杀害接近我军的人民群众，正不压邪，死人就会更多。”针对当时部队分兵把关，守县城、守乡镇、守铁路、守公路、守渡口、守桥梁而形成兵力高度分散，不但无法打大仗，乃至还被土匪围困骚扰的状况，李天佑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实行重点进剿。后来，他对我说：“当时下这个决心是需要气魄的，因为部队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就必然要暂时放弃一些县城，只有等待重点进剿胜利了，才能再回过头来夺取。”在会议休息时间，李天佑到招待所看望一七四师政委贺亦然，他风趣地说：“一七四师管九个县，还要守铁路、守公路，居然还能集中一个营的兵力在你老贺手中，真不简单呀！会议以后，你得调两个团给我，搞一场重点进剿。不然，再给你两个团的部队，你也难守得好这一大片地区。”贺亦然政委亦十分赞成李天佑将军的决策，后来他果真克服重重困难，抽调了两个团（实际上是五个营）的部队参加了瑶山会剿。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指示精神，广西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以瑶山为中心，实施重点进剿，坚决打掉土匪在桂中、桂北的指挥中心，打乱全省土匪的部署。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李天佑果断决定暂时放弃桂西部分地区，并集中14个半团的优势兵力，组织十多个县的县大队，区中队和数以万计的民兵和地方工作队，投入瑶山会剿。
1950年底，瑶山会剿的指挥者——36岁的李天佑，奉命率领前方指挥部人员离开南宁，乘吉普车赶到贵县。驻扎在贵县的四十五军军长、政委与李天佑作了长谈，获知贯彻省委高干会议精神之后，桂东南剿匪形势大好，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广大民兵和群众也发动起来了。李天佑异常高兴地从贵县乘船沿江而下，赶往桂平县城。在轮船上，他常常走出船舱，举目遥望两岸景象。他看到沿途村寨大多都搭起了斗争地主恶霸的高台，到处都是背着枪支、大刀、梭标的民兵和儿童团，醒目之处都贴上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和传单，便禁不住赞道：“好！人民群众起来了！广西剿匪的局面很快就要扭转了！”
按预定方案，瑶山会剿前方指挥部设在大瑶山外围边缘的桂平县城内。李天佑将军一行乘船抵达桂平后，即着手选择前方指挥部住址。西山风景区地势高，可以俯瞰四周平原，也可以东望黔江、郁江交汇，还可以观察即将进行的封江封路局部情况，又可以北望紫荆山以至蒙蒙起伏连绵不断的大瑶山群峰。李天佑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古松翠柏覆盖的西山顶峰，沿山而下又观赏了山缝里涌出的乳泉、晨钟暮鼓的洗石庵和其他庙宇建筑，十分赞赏这里的清静环境，打算将前方指挥部设在这里。然而，根据桂平县公安部门的报告：土匪在西山设立的秘密情报站还没有破获，西山很不安全。李天佑将军只好作罢，最后决定将前方指挥部设在桂平县城内较偏僻的一所学校里。当时学校还未复课，没有闲杂人员来往；学校外围由民兵负责站岗放哨，校内则由部队指战员站岗。从表面看，人们很难猜测出这是一个高级军事指挥机关。在校园内，电台嘀嗒声不断，电话线四通八达，李天佑将军在这里与各路进剿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指挥这一闻名于世的瑶山会剿战役。
摆在李天佑面前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位于广西中部偏东的大瑶山还是一片空白，没有画一条线一个点。这是一个测绘人员没有涉足的神秘处女地。为了掌握大瑶山内部的社情、匪情和地形道路，李天佑将军命令各部队相继派出40支侦察队，化装成瑶民、小商贩、土匪，深入到大瑶山腹地进行侦察活动。通过侦察队短促的努力工作，一张画得十分简陋的瑶山地图送到了李天佑手中，他当即指示马上用石印印发给各路部队。
在桂平，李天佑认真听取了桂平县长韦纯束的工作汇报，并邀请韦纯束吃饭。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的李天佑，通常吃饭十分随便，这一餐也只上了三碟菜：鸡蛋、豆腐、青菜。这种俭朴的作风，给韦纯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天佑还应韦纯束邀请到县政府向干部作形势报告，对桂平县的情报工作和反霸工作进行了表扬。同时，李天佑还派出参谋人员到桂平县印刷厂，赶印《告土匪书》、《告瑶民书》等布告、传单、标语，以便在瑶山会剿战役打响后张贴散发。在前方指挥部里，李天佑将军还亲自接见了不少被土匪迫害的群众，听取他们反映匪情、控诉土匪的滔天罪行。盘踞在大瑶山腹地的土匪，不断出山袭击我军分散部队，攻打农会，他们抢劫公粮、商店，破坏公路、电线，杀害我政府干部和农会骨干；他们把人活活用火烤死，有的破肚点天灯，有的挖心肝煮着吃；他们甚至惨无人道地剖孕妇、枪杀婴儿……每当听到这些哭诉，李天佑无不寄予极大同情，深感消灭土匪为民除害的责任神圣而又重大。他虽然不能透露瑶山会剿战役正在秘密组织进行之中，但总是尽力安慰来人，安排他们食宿，并明确告诉大家：“土匪的日子不会长了！”
确实，土匪的日子不会长了。当李天佑将军率领的前方指挥部抵达桂平时，各路剿匪部队共14个半团，好几万人的兵力同时奉命撤离了原来的驻地，从桂西、桂北各地向大瑶山区云集而来。全省抽调了各种交通工具，秘密而神速地载运着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与此同时，为配合瑶山会剿而举办的瑶族干部短训班、瑶民向导训练班和周围各县党政机关抽调出来的4300多名干部，也在随时准备随军行动。
大瑶山耸立于广西中部偏东，主体部分位于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境内，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其外围延伸到现鹿寨、象州、武宣、平南、桂平、蒙山、荔浦等县。大瑶山内山体庞大陡峻，到处是悬崖险隘和幽深的峡谷及原始大森林；山外是大片平原和丘陵相交的宽阔地带，环抱于桂江、柳江、黔江、浔江之中，是个依山面水、进退自如的绝好兵家屯聚之所。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广西之前，白崇禧就看中了这块地方，命令国民党特务部队——交通警察总队一部开进了大瑶山；后来又不断从香港派人前来打旗号、拉队伍；梧州、平乐、柳州、桂林等地区的重要匪首也纷纷率部溃集于这里。这一来，瑶山地区土匪番号五花八门，司令多如牛毛，聚集的国民党正规军、特务、惯匪和地主恶霸组成的反革命武装多达3 8万余人。其中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第三路军（总指挥罗活和副总指挥王景宋已逃往香港），实际指挥者是该路军所辖的四十八军军长杨创奇和新一军（由交警总队编成）军长余铸，这一系统还包括原桂北军政区司令白浪涛及所部；他们盘踞于大瑶山以东、以北及小瑶山地区。另一大系统是原桂东军政区所指挥的一二六军和暂编三十六军及平（南）、藤（县）、昭（平）、蒙（山）、荔（浦）、修（仁）六县清剿指挥所，这一系统主要盘踞于大瑶山腹部地区及以西、以南边境；其中最有名的匪首是甘竞生、林秀山、韩蒙轩。甘竞生为桂东军政区副司令官，是大瑶山土匪总负责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这个极端反动的国民党军官具体组织和策划了大瑶山地区和桂中、桂北地区的土匪暴乱，他发电报给台湾特务头子郑介民吹嘘说：“率所部转入金秀瑶山基地，策动游击，转战经年……现已扩展至18个县份之乡村组织，有人枪数万之众。”（缴获的甘竞生这份电文现存北京的军事博物馆）林秀山则是惯匪出身的实力派；解放前夕，白崇禧在桂林召见林秀山，与之共同商讨所谓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反共计划，并发给大批枪炮、弹药，后又委其为一二六军军长。至于暂编三十六军军长、六县清剿指挥所司令韩蒙轩则是个“地头蛇”，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是大瑶山脚下的修仁镇人。除这两大系统外，耸人听闻的番号还有许多，诸如：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部、五十五军、七军、十二军、桂北游击队，等等。这些股匪均以瑶山为中心，活动在周围十多个县内，直接策应桂西北、桂南、桂东、桂北的土匪活动。实际上，瑶山已成为土匪在桂北、桂中的指挥中心。
摆在李天佑将军面前的匪情是十分严重的。为了消灭瑶山股匪，李天佑在瑶山会剿中采取的第一个断然措施是：部署千里封江、封路。封锁线由三条江和一条公路构成，即以大瑶山为中心，从桂平经平南、藤县到梧州的浔江一线；从梧州经昭平到平乐的桂江一线；从桂平到柳州的柳江一线；从鹿寨经荔浦到平乐的公路一线，沿线都有部队和民兵封锁。封锁线长达1000多里，穿过12个县境，形成梯形封锁区，把瑶山及外围广大地区完全包围在中间。在大包围圈内，还将布置两三条封锁线，像铁桶一般层层包围了大瑶山。
1951年元旦前后，各路剿匪部队以秘密、神速、准确的军事行动开到指定的集结位置并隐蔽在距离封锁线三四十里之外。一天夜间，李天佑将军一声令下，会剿部队和民兵即以猛虎下山之势扑向封锁线。第二天拂晓，封锁线上出现了千千万万的解放军指战员和民兵，他们个个荷枪实弹，按照建制单位划分地段，实行包干负责。千里封锁线上均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路口、渡口、山道隘口更是警戒森严。三条江中，两万多只船全部集中管制，江面上断绝了航船。
这天清晨，李天佑将军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沿着浔江岸边检查桂平地段的封江情况。往日，江面上有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木船、客轮和顺流而下的排筏，现在只见江水默默东流，一切非军用船只的水上交通工具均靠南岸停泊，只有载着我军警人员的小汽轮在江面上来回巡弋，平静之中更增添了战前紧张的气氛。当夜，李天佑将军继续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沿着江岸和公路巡视，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每隔一二十步就点有一堆熊熊篝火，映照着英姿风发的指战员和民兵战士，映照得江面通红；一堆堆烈火，构成一条火龙蜿蜒而去！李天佑将军对封江、封路的情况感到满意，但他还是担心可能出现薄弱环节，当即命令作战参谋李祖尧带队乘吉普车，沿着千里封锁线进行检查，以防意外。李天佑亲自送他们上车，并像平常一样细致耐心地交代了每一个细节，再三叮嘱：“瑶山会剿这一战，直接关系到能否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在‘五一’前肃清广西股匪的任务。事关重大，一定要细心行事，万万不可疏忽！”
千里封江、封路的行动，给包围圈内的匪徒和反动势力敲响了丧钟，土匪虽然组织了40多次突围，但没有一次得逞，我各路进剿部队在封锁线上歼匪5600余名。后来，李天佑将军满意地说：“我们依靠着三条江和一条公路，设立重兵封锁，四周好像铜墙铁壁，将土匪团团围住！在这个大包围圈内，任凭其一人一鸟，都插翅难飞！”
在完成千里封江、封路之后，李天佑将军的另一个断然措施是：命令进剿部队和地方工作队在同一天拂晓，在大瑶山周围的十多个县的大范围里，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霸、反特、收枪活动，挖掉土匪的“根子”，摧毁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断其兵员、武器、弹药、给养、情报来源。在此前后，从前方指挥部到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均灯火通明。李天佑将军几乎彻夜未眠，他通过电报、电话同时向全线发出命令：“马上开始行动！”他还不时亲自打电话给各路进剿部队指挥员询问情况，给予具体指示。
全线各地均根据事先细致的调查材料和侦察到的情报，开始了紧急行动。我军指战员、公安人员、县和区的武装力量及民兵、党政、财贸、卫生等系统的干部均带着武器，手持逮捕证和“民枪”分布表册，在夜色的掩护下纷纷出动。他们敲开了指定的旅馆、住宅大门，一面逮捕那些罪责深重的恶霸、潜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一面撬开地板、打开夹墙，收缴枪支弹药。与此同时，各个城镇、农村、街头巷尾、墙壁上、大树上、石崖旁，到处都贴上了红红绿绿的大标语和《告土匪书》及《告瑶民书》。强大的政治攻势给土匪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向大瑶山腹地奔窜。我军通过报枪、献枪、缴枪、“枪换肩”等方式，共收缴了各种枪支6万余支。李天佑当即指示，将这些枪支弹药分发给经过整顿的民兵组织。
1951年1月8日，李天佑将军在前方指挥部向各路进剿部队发布命令：当夜统一行动，向大瑶山外围股匪发起多路奔袭的总攻击。
这天，乌云滚滚、昏天黑地，从黄昏到深夜，哗哗的雨声响个不停，雨越下越大。在前方指挥部里的李天佑时而默默地站在地图前，时而又走到窗前，他在聆听前线的动静，他在等待着各路进剿部队的战况。当浔江北岸隐隐传来一阵阵炮声时，前方指挥部的同志们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高兴地呼喊起来，有的同志还冒雨到江边听枪声实地观察。他们看到远处一片片的火光，部队在出发，民兵在出发。作战参谋赶回前方指挥部兴奋地向李天佑报告：“打响了！多路奔袭总攻击的枪声打响了……”李天佑将军一向沉静稳重、善于考虑问题和应付突变局势。在欣喜之余，他感到更多的是担心。他和参谋人员谈论着，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大雨、天黑、山高、路滑……行军作战的指战员和民兵及工作队的同志们随时都可能迷路和跌跤；在险峻的山路上，往往一面是悬崖绝壁，另一面是万丈深沟，一不小心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山中的溪流，易涨易落，洪水正在上涨，会不会影响部队行动；在狭窄的山隘小道上，有土匪的哨卡和伏兵，还有埋藏的锋利竹签……这许许多多的困难摆在战士们面前，他们能不能按照预定时间赶到各个奔袭地点呢？而行踪飘忽、狡猾多变的土匪又会不会临时改变匿藏地点呢？
次日，李天佑从各路进剿部队的来电汇报中获知：这一夜奔袭，在方圆千里的大瑶山外围地区，我军只在下莫四村等几个村子歼灭土匪400多名，绝大部分队伍均扑空。原来，土匪在突围失败时就觉察到已落于我军的千里封锁线的包围之中，因而格外警惕，他们避实就虚、四处流窜，避免跟我军主力决战，以保存实力。为了提防我军的奔袭，他们派出许多暗探，一有风吹草动便化整为零躲藏于深山密林之中。
各路进剿部队扑空，李天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狡猾多变的。在瑶山会剿前，我军以连、排、班分散驻扎，分兵把口，土匪便以集中来对付我军的分散，现在我军以集中来对付土匪的集中，而土匪又以分散来对付我军的集中，他们化大股为小股、化整为零，以伺机东山再起。对此，李天佑认为：虽然进剿部队大多扑空，但是仍取得了政治上与军事上的胜利。现在散匪已形不成拳头，完全丧失了大规模作战能力，这就便于我军在封锁线内发动群众一个个地捉俘虏。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军集中的优势和战争的主动权，李天佑将军要求部队坚持按照预先划定的地区和了解的敌情及选择的目标，进一步连续奔袭、来回扫荡、纵横驰骋，力求多歼匪徒。于是他下达了命令：如果能抓住股匪就地歼灭更好，如果抓不住股匪就撵散匪，各路进剿部队务必争取在大瑶山外围歼灭土匪大部或一部，不让他们逃窜进入大瑶山腹地再危害瑶民。
各路进剿部队遵照李天佑的指示，连续奔袭了七八天，反复在封锁线内拉网扫荡。土匪被东赶西撵得昏头转向，他们大股变小，小股变散，十余人一伙，个一群，东躲西藏，妄图逃避被歼灭的命运。
土匪被彻底打散后，李天佑将军认为如果我军再继续集中兵力奔袭，这无异是用拳头打跳蚤，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让土匪在空隙间隐伏生存下来。因此，他采取“匪变我变”对策，以分散对付分散，就地发动人民群众，彻底肃清匪患。他命令各路进剿部队立即分散铺开实行驻剿，做到村村寨寨有驻军，山山岭岭有岗哨。广大指战员和民兵不分白天黑夜地严守封锁线和进行反复搜捕，在十多天内共歼匪1 3万多名，其中匪广西游击联队总司令黄品琼在山上被我军围困冻饿而死，匪新一军军长余铸被生俘。大瑶山外围地区大股土匪大部被歼灭，只有少数股匪窜入大瑶山腹地。
1951年2月2日，李天佑率前方指挥部从桂平县城转移到大瑶山脚下的蒙山县城。他亲自组织指挥13个营的兵力，分路跟踪追击，奔袭大瑶山腹地。
李天佑将军在蒙山县城外的公路旁为冒着呼啸寒风奔袭挺进大瑶山腹地的队伍送行。他不时向队伍招手致意，不时跟相识的指战员打打招呼，不时检查战士们的着装和随身携带的弹药干粮。在长长的行军队列中，有由地方党政、财贸干部组成的地方工作队，还有成千上万的民工运送支前物资和救济瑶族同胞的粮食、食盐、针线、衣物等生活必需用品。早在会剿之前，中共广西省委第三次高干会就决定，瑶山会剿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必须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要把毛主席和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带给瑶族同胞，切实帮助瑶族同胞排忧解难。现在，李天佑亲眼目睹了这一支支火速奔赴大瑶山内纵深地带的队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各路进剿部队日夜兼程、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以大瑶山腹地的金秀、老山、圣塘山、罗运等为中心，进行奔袭合围，由外向内步步压缩、长驱直入。在前方指挥部的直接指挥下，部队拉网扫荡，像梳子一样在深山老林里梳来梳去，只要遇到成股的土匪即给予迎头痛击，能够围歼的就地围歼，不能围歼的便给予打散，打得土匪七零八落。与此同时，瑶族同胞慑于土匪的淫威和对我党我军的疑惧，纷纷空室清野、弃寨入山躲藏，这对大瑶山的解放和彻底肃清土匪带来了障碍。李天佑及时指示，把大力发动群众和做好瑶族同胞的工作摆在首位，营、连的政治教导员、指导员分别兼任各区、乡的工委书记，吸收地方干部和瑶族中开明的上层分子组织工委会，同时着手筹建贸易公司和设立医疗站。
各路进剿部队按命令停止了多路奔袭行动，他们在指定的山村瑶寨住下来，实行分片包干，一面搜山搜洞，一面发动瑶族同胞组织农会，成立民兵队。这种驻剿、搜剿是对付那些幻想朝鲜战场和台湾海峡局势变化而东山再起的亡命散匪的最有效战术。我驻剿部队在瑶族同胞协助下，逢山必搜，逢洞就进，迫使土匪无法藏身，只好束手就擒，或下山投降自新，或冻死、饿死在山上。为了早日捕捉到匪首，尽快结束瑶山会剿，李天佑将军根据战士们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决定进一步推广飞行队、飞行组的做法，使之成为瑶山会剿斗争中最活跃、最有成效的追捕匪首的战斗组织。这种组织是由人数不多但精明强干的干部和战士组成，他们在广大瑶民的密切配合下，只要发现匪首的蛛丝马迹便紧盯不放，闻风即追，见影就扑，直到逮住匪首归案方肯罢休。2月8日晚，匪四十八军军长杨创奇率部突围被我柳州军分区前方指挥部所属部队在大樟活捉；2月12日晚，某部副班长谢新庭率领的12名飞行队员在平竹乡捕获匪桂东军政区副司令、大瑶山最大匪首甘竞生。至此，虽尚有匪一二六军军长林秀山和匪暂编三十六军军长、六县清剿指挥所司令韩蒙轩等正在飞行队、飞行组的追捕之中，但瑶山会剿已经稳操胜券。此时李天佑将军因事返回南宁，但他仍时时关心瑶山会剿的动态。
2月26日半夜过后，广西军区司令部作战室收到瑶山会剿前方指挥部电报，大匪首林秀山被生擒归案。欣喜若狂的年轻参谋们马上唤醒了李天佑将军，大家争先恐后报告这一喜讯。对于瑶山每个匪首的情况，特别是林秀山，李天佑是十分了解的。林秀山出生于1899年，是广西鹿寨县人，15岁投沈鸿英部当勤务兵，后回乡当土匪，并先后出任桂林民团副指挥、桂林绥靖公署第二支队上校司令。解放前夕，林秀山奉命潜伏广西，被委为第一独立师少将师长、第一二六军军长。解放初期，他积极组织土匪暴动，是妄图建立大瑶山反革命根据地的组织者之一。林秀山这个鸦片烟鬼凭着几十年打家劫舍的经验，多次逃脱我进剿部队的追捕，但终被我四六一团三连孙永富飞行组在其偷挖地窖红薯充饥时擒获。李天佑亲自阅处电报，指示将林秀山押往柳州市公审处决。并命令：给孙永富等同志记功。
时隔两三天，李天佑将军又收到瑶山会剿前方指挥部发来的特大喜讯，最后一个大匪首韩蒙轩在金秀香炉山被我军四三九团三营八连指战员和瑶族民兵击毙。至此，瑶山匪首已被我进剿部队全部歼灭，无一漏网。1951年2月底，历时50多天的瑶山会剿宣告胜利结束，共歼灭土匪3 8万多名，其中师以上匪首236名；缴获各种炮89门，长短枪4万余支，轻重机枪186挺，还有大批的弹药和军用物资。对于瑶山会剿的功绩，中南军政首长给予了高度赞扬。
瑶山会剿的胜利，粉碎了土匪以大瑶山作为指挥中心与我长期顽抗的阴谋，扭转了广西剿匪的局面，为后来进剿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完成毛泽东主席交给的1951年5月1日前消灭广西股匪的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个胜利，使大瑶山获得了彻底解放。很快，李天佑将军又指挥部队挥师桂西北，收回了被迫放弃的县城，于“五一”节前基本肃清了广西全境残匪。为此，毛泽东主席来电嘉奖，李天佑将军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