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登场实际上是很晚的。
先秦时期，国家选用官员的主要手段是“世卿世禄制”。天子分封的诸侯，要么是贵戚、功臣，要么本身是天子的至亲，一般都是嫡长子。诸侯国有自己的构架，国君之下，又有卿、大夫、士。诸侯对官员的选用，也是任人唯亲。
然而，家族里的人才并不能满足统治者治国的要求。所谓“肉食者鄙”，贵族缺乏民间实践与阅历，一直待在高墙之内，对现实的认知一代不如一代，很多情况下为政水平确实差劲。因此，选拔民间人才的“乡举”，就作为世卿世禄制的一种辅助手段，闪亮登场了。
在民间，人才主要靠长官推荐。可国君也不是傻子，不是下头人说他有才，他就有才，被推举的人也是要经过考核的。当时考核的主要内容，正是孔子所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每一项都有相应的评分标准，外加道德、品性的评述。
选定之后，把这些人才填充到政治系统里面，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让整个系统流畅地运作。这些民间人才，就是真正“干活的”。
如果你特别有才能，乡大夫会将你推荐给诸侯，诸侯又会把你推荐给天子，这就叫“贡”。但天子其实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品行如何，更不相信诸侯的保证——诸侯指不定在耍什么心眼儿呢。因此，天子索性不去看你的保证书，只进行一项标准化考核——射箭。
在天子看来，射箭是有铁一般标准的。中就是中，不中就是不中；准就是准，不准就是不准。与此同时，射箭时的各项礼仪、动作，也能充分反映此人的心态。态度是不是用心，脑子是不是好使，行事是不是会说不会做，一目了然。这就跟驾考科目似的，有一套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但实际上，这样的考核与考生治国能力的关系确实不是很大。
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察举制”与“征辟制”。征辟制，是由皇帝直接征用地方上的优秀官员。察举制，则是由地方长官推荐人才，由国家进行考试。
此时的考试，只是作为察举的辅助，基本上推荐上去的人选就没有被退回的。其中道德标兵叫“孝廉”，文艺标兵叫“秀才”。
不必问，孝廉必须孝顺尊长、廉明正直，秀才必须知书达理、博古通今。这看起来是很好的制度，然而事情是人办的。只要是人办的，就有人的因素在里面。由于能充任官员，从中渔利，推举人才就变成了有利可图的大事，滋生腐败在所难免，导致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推举出来的秀才，有的连字都不会写；推举出来的孝廉，常常打骂亲爹。说是“寒素清白”之人，当地人都知道是个地痞流氓，平日里凌虐百姓，强奸妇女。说是选拔“高第良将”，推出来的将领连炮仗都不敢点。
但在汉朝，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本来朝廷为优秀的平民子弟打开的上升通道，在帝国中晚期贵族的一再渔利下，几近关闭了。让平民子弟平步青云，与世家大族争夺官位，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由贵族长官所推举出来的“人才”，只能是世家中的各种二代、三代，所谓自己的官场自己玩。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诞生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对察举制的一种提升，它要求各州推举大中正一名，为了避免地方操纵，大中正由中央直接控制。
大中正下，又有小中正，在各郡县任职，这一官职依然是地方推举，中央审核。中正官调查、品评民间的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每一项都有相对客观的评分标准，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察举制似的腐败滋生。
但是，九品中正制依然是门阀制度下的产物，是有局限性的。
当时的社会唯血统论，凡选人才，先看你的出身，再看你的才能。出身贵族，就能被打高分；出身不好，能力再高也还会被评为下品。依然是贵族抱团给别人设置门槛，严重地降低了国家本身的战斗力。没遇见什么事还好，一遇事，贵族集团们往往仓皇无措，溃不成军。在纷乱的时代，唯有不拘一格，选用真正人才的集团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终，真正能选拔出民间人才的制度——科举制，登场了。
科举考试为唐代以来的中国筛选出了大量的人才，我们目前所知的历史名人，多半是科举出身。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都是进士。苏洵没考上进士，但至少还是个举人。唐代知名诗人中，杜甫是举人，陈子昂、张九龄、崔颢、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进士。王维、贺知章则是状元。宋代官员中，寇准、包拯、沈括……都是进士。明清更是如此，绝大多数名垂青史者，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
网络上曾有人拿历朝状元不出名的事，论证科举考试无法筛选出真正的人才。但事实上，状元只是科举中一甲三位进士中的头名而已，也是“进士”之一，并不能说明水平吊打其他人，只是他当时写的文章被皇帝喜欢。
历史上的状元统共才几百位，其中的名人非常多，只是多数并没有做到名垂青史，令后人耳熟能详的地步——实际上，人们所熟知历史人物也不多，他们并不可能都是一甲进士，却很有可能是二、三甲进士。
开科录取以来，科举成了几乎所有读书人步入仕途，实现理想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科举考试本身的公平性也受到很大的考验，因为总有人试图冲击这种公平选拔的制度。
除却科场舞弊案，科考的题目也受到指摘。出题内容从大范围变成了相对小的范围，这是因为朝廷想要把考试标准化。考试答案的写作，也由相对自由的方式变成了死板的八股文。
起初，唐代有三科，只有进士科受到重视，其余两科被人们逐渐忽略。而进士科主要考的就是写诗作赋，这种诗赋就和现在高考作文一样。文笔好，当然好，但评价标准与阅卷人个人喜好有很大关系。阅卷人并不能保证客观，选拔的结果就与考试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因此人们就设定了一个标准，考知识，考掌握，考生要专意地往诗赋里加典故，以展现自己的博学。这相当于在高考作文中，考生为了拿高分，拼命地往里加高阶词汇一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写作不顾语法，不说人话。然而这些奇怪的词汇，竟然让考生得了高分。唐代的考场诗赋，就有这个毛病。
宋代科举就开始重视策问。这个策问，有点类似于现代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考生必须依据问题说出自己的见解。
到了明清时期，出题内容限定为“四书五经”。这种考试当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可也是为了保持相对的公平。
我们应当注意到，几乎所有全民性质的重大考试，都会经历起初杂类多途举进，后来收缩考试范围，甚至废掉其他升学途径的过程。为了公平，国家一定会堵上所有明显的漏洞，力求保持考试的公平性。明清时期仅限定“四书五经”，就是收缩范围的举动。
即便如此，宋代朝廷还是很重视策论的。三场考试，第一场经义，相当于名词解释，考查基础知识，要用八股文写。第二场考写作能力。第三场考时务，考生应针对实际问题进行作答。头一场就会刷掉不少人，三场都过关的是极少数。
在去京城会试之前，人们必须通过童子试，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考试，脱颖而出，成为秀才，录取率大约1。考取秀才，或者捐个名额出来，才有考举人的资格。秀才考举人，要去省会参加乡试，也就是全省范围的“优秀秀才选拔考试”，大略录取全省前50名。成为举人后，才有资格参加会试，考取进士。三年一场的考核，数千名举人，大略只有前100名被录取。
科考困难重重，故而人们将科举视作正途，对于那些不通过考试就做官的人自然是没好气的。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便是科举正途出身，由翰林院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他脾气差，爱骂人，非常瞧不起非科举出身的长官，经常肆意辱骂、歧视他们，被长官教训了以后，依旧桀骜不驯，到老也不服气。
其实不通过科举而做官，相当于有些人不通过考试就成了公务员。你非说他有能力，正儿八经考上的人绝对不会同意。其实人们并不是非要强调“能力”，多数时候，非正途破坏了“公平”的底线，才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
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政治家、军事家，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称之为绝世之才，能力毋庸置疑。然而他从考中举人之后，屡次会试不中，身为大官，却不是进士，遭到了同僚的鄙视和嘲笑。不是进士几乎成了他的心病，最后朝廷赐了他同进士出身，才算了了他的一桩心愿。
进士也有鄙视链，一甲最为光荣，二甲比较自豪，三甲十分羞愧。一甲和二甲都叫赐进士及第，三甲则叫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科举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地位比较尴尬。就跟现在的学生考了个三本似的，虽说也是本科，但在一本学生面前确实有点抬不起头。
曾国藩就羞于提及自己的科举成绩，相传他有个幕友——有人说是左宗棠，实际上不是——非常怕如夫人（小老婆），但又很爱她，经常亲自给她端水为她洗脚。
曾国藩笑话他，出了个上联：“代如夫人洗脚。”
孰料幕友反应迅速，立即对出了下联：“赐同进士出身。”
你看，又提他的三本学历！这让曾国藩非常生气。
进士不等同于本科，其实连秀才也不等同于本科。科举选拔出来的“士”，是有政治权力和相应待遇的，本质上能让家庭实现阶级跨越。所选出来的人才，也确实都是人才，但却不一定是治国之才，因为考试形式与内容的收缩，虽然保障了公平，却使读书人一味追求“考试技巧”，着眼于文笔文字，摇头晃脑，耽于记诵，对于实用技术、治国之术一窍不通。
清朝末年，科举制度被视作无用的制度废除了，实际上只是考试内容出了问题。因此，与科举选拔制度类似的考试制度是绝对不可能消失的，一旦一种制度消失，立即会有类似的机制顶上来。而保证考试公平，永远是新型人才选拔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