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伊沛霞写道，“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妇女被视为在变化的范围以外或与历史发展无关的时代距今并不遥远。受法律和习俗的限制，很难在重大事件的公开舞台上看到妇女生活的展现，同时，受先入为主、永久不变的妻子、母亲、女儿角色内涵的影响，女人的生活被认为在追求物种的延续上有重要意义，但在历史发展中并不重要。《内闱》批驳了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把1000年前宋代社会法律和文化生活复杂的结构定位为充满挣扎、竞争和努力的领域，妇女参与了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宋代妇女的生活往往与法律约束不合，在伊沛霞笔下重新表现为追求着当代历史所谓“终极”目标中的自由和参与。在伊沛霞看来，妇女在宋朝历史大戏剧里扮演了特定的甚至于长期的角色，但是，哪怕这个世界似乎构筑了她们的弱势，她们还是其中非凡的即兴表演者。
宋朝妇女特定的角色是妻子，为此她们以长辈的行为为参考，学习有用的持家技能，还有个人方面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性方面的——使她们显得有魅力的修养。展示魅力的花样越来越多，包括令人剧痛的缠足，它被有身份的女人从女艺人和妓女那儿借来，用来和她们争夺丈夫的宠爱。一旦结婚，女人的作用主要在于为丈夫的家庭服务，对于妻子而言，出嫁并不是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加入一个父系的家族体系并移居到他家的居住区。祭祀丈夫家族已逝的祖先，或照顾丈夫的妾的子女，就如同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2) 都是妻子职责的一部分。法律、宗教、伦理，或高或低层次的文化都在塑造一个女人在婚姻中的角色形象，并让这个形象高度固定化。历史上伟大男人的故事经常讲述他们与对手及其军队面对面的搏斗。宋代妇女（大多无名无姓）却经常面对有限的环境、经典的规定、职责义务和社会的苛求并进行斗争；伊沛霞从这种直面对抗的结果里看到这些妇女成为历史性的角色，从而获得历史性位置。
宋代妇女利用嫁妆制度、离婚法、再婚权和其他许多社会惯例为自己和孩子的利益采取行动。另外，按照模范的妻子、儿媳的标准行动的女人得到认可和身份，而不这样做的女人只能得到耻辱或遗忘。把孩子养大成人，使他们成功并且孝敬，忠诚的女人能确保自己的生活达到舒适的标准，甚至于在年老以后仍受人尊敬。妇女甚至致力于文学，这不仅表现在她们督促儿子走上通向科举考试的艰巨的道路（这可以确保他们在官僚机构里获得优越的前程），也表现为她们自己写作、宗教和伦理经典。特殊情况下，有学问的丈夫或儿子会通过撰写纪念性的传记使她们得到声誉。财务上的敏锐、宗教方面的献身和为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而表现出的坚忍的品格也使她们得到死后的荣誉，哪怕在世时的生活并不总那么顺利。
所有被历史迷住的人们都认识到变化——它的内容、意义和动力——是历史上最微妙的部分，因为它提出了人类的功效的问题。拿破仑、毛泽东或戈尔巴乔夫怎样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找到这些变化的推动者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希望，即人类生活具有终极意义。个人英雄们带来变化的长期进程使我们相信，我们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遵从者。可能是这些持久的幻想（fantasies）——历史人物带来历史变化——首先把我们吸引到史学研究上来。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宋代妇女争取到的变化之后，不由会追问，伊沛霞的作品是否是模仿男人的历史而作妇女的历史的一个例子？简言之，我们被鼓励去营造一个关于内闱的幻想世界，历史的女性读者可以想象一个女性活动的领域，甚至可能是女性自主的领域。
我们还可以问自己，是否由于宋史里我们不熟悉的鬼怪、姬妾、媒人和其他人物，中国妇女的主体问题使想象的领域更富于异国情调，从而更吸引我们？帝国主义盛行以前，像英国旅行家兼作家蒙塔古夫人（LadyMaryMontagu）这样的西方人士被吸引着去发现并描绘阿拉伯后宫那些地方。从蒙塔古夫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土耳其女子的性倾向、举止和社会地位，这些为她提供了一个另类性经济（sexual?ey）的迷人景象， (3) 后来她还把这种景象传递到伦敦宫廷。蒙塔古夫人信中的描述一直是后来的土耳其浴及后宫描写的基础，直到19世纪末期摄影家开始介入这个领域，从而提供了关于非西方女子的更加另类、更富异国情调的描绘。伊沛霞的著作也是这样对待中国妇女的吗——它是否通过向我们提供为自由、参与、变化而斗争的女英杰而使我们加倍着迷？是否因为她们穿戴着东方服饰而使这本书显得更有趣？
我的意见是，伊沛霞的著作（多半像其他妇女史著述）通过建立一个不能轻易——不是不可能，但也不直接——进入宋代妇女世界的入口，消解了历史写作中一些最危险的幻想因素。比方说，一个学者不会在希特勒的铁靴政策和征服的残酷世界中欢呼，却必定会苦苦思索关于婚姻的复杂的父系制（patrilineal）、父家长制（patriarhal）、从父居住（patriloal）的系统和这个系统对联姻的严格规定。这两种态度的差别不是一个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的问题。作者个人的途径是掌握中文，跨度长达3个世纪的艰涩文献（很少出自女性手笔），跨越了无数想象的障碍。到了最后，没有不现实的、夸大的女英杰，却有更加针对个人的描写，包括分内责任（如纺麻线或指挥仆人），既有难以想象的困难又有司空见惯的艰难，既有小小的享乐又有极度的奢侈。我们可以满意地谈论她们的全部重要性，尽管可能不像那些男性征服者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那么起劲。越过社会性别和文化差异——不仅是时间上的差异——的曲线、艰难达成的对历史的理解使历史英雄主义幻想的色彩暗淡了，一如伊沛霞表达她不让“我的想象跑得太远”的关注时所暗示的。结果，这出戏的历史舞台背景不同，演员更多，没有主角，观众听到的声音并不那么独特，台词断断续续，需要更多的关注才能完全捕捉住它的信息。
但在这里我们再次接近了幻想的境地。在这里，支配许多妇女史学家（包括研究者和作者）的信念是她们的业绩“改变”了历史自身的性质，那就是，妇女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英雄主义类型，因为它重建了一个不同的过去，并且通过使历史专业的分析实践少一些性别主义和偏见，发挥了一种更加另类的作用。我愿再次指出这种低调，作为历史学家的伊沛霞以这种低调说出了她的大多数断言。她坚持不懈地把自己获得的洞察力转换为质疑中国主流史学的问题。能够想象我们的知识将会重塑世界，这一直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方法论上的幻想是作为问题提出的， (4) 从而给其他的解释和叙事留出行动的空间。《内闱》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和其他学者的洞见敞开自己，不妄下最终结论。
这本书不提供令人欣慰（或震惊）的那种读者会轻易认同的叙事，也不沉湎于宋代妇女生活中的异国情调。相反，它提供给我们有时难以把握、有时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来说更为常见的材料。通过提出关于妇女生活、社会性别、我们为什么历史和怎样撰写历史等问题，伊沛霞使《内闱》成为一个我们必须进入的领域。
博妮·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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