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西方人正沉浸在圣诞节的快乐之中，对苏联人民来说，这一天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晚上7时，时任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宣布辞掉总统职务。7时20分，戈尔巴乔夫将象征总统权力的核按钮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18分钟后，苏联国旗被俄罗斯国旗代替。这一切在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里发生，却标志着一个由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领土最大、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复存在。国际格局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苏联曾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却陷入了严重的内外交困局面。
在国内，经济停滞不前，社会政治气氛死气沉沉；在国际上，亦因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而空前孤立，而且越来越难以承受同美国的激烈军备竞赛和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而带来的沉重负担。
此时，国内政治也出现了危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位前最高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相继病逝。苏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成员抱着要改变苏联所面临的严峻局面的殷切期望，把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推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推行所谓的“新思维”，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着手改革。但是，由于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症结缺乏深刻认识，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战略目标及政策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具体表现为如下三点。
一、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作为战略目标，而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希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许诺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取得人民的支持，却制定了超越实际可能的社会政策，结果适得其反。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第一个因素。
二、由于苏联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在实践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三、苏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方面犯了错误，戈尔巴乔夫在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把这两个概念绝对化。只讲“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而不讲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对社会各种错误思潮采取容忍甚至退让的态度，把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报刊的领导权交给那些主张“激进改革”的“民主派”掌握。这些“民主派”乘机利用党的报刊和其他各种媒介，大肆宣扬“民主派”的思想和主张，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一些人因此而成了名当了官，继而又利用获得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推进苏联的演变。他们还大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论”，宣称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从而也在理论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正是这三点因素导致了苏联政治发生剧变。
列宁在世时，非常重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对维系民族关系的巨大作用，坚决反对苏共的“联邦化”。可是，1989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放弃了苏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领导，从而为苏共的“联邦化”准备了条件。
苏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从推行“新思维”外交直到完全倒向西方，对苏联国内的演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新思维”外交的核心思想中所包含的谬误，以及改革过程中在政治和经济思想上逐渐认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再加上苏联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危机的不断激化，1989年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后，苏联采取了迎合西方、乞求西方援助的做法。这一做法的结果也进一步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取消苏共在苏联的法定领导地位。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在组织原则上放弃党的民主集中制。就这样，改革一步步削弱和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一步步把苏共引向了社会民主党型的议会党的道路。
为了挽救苏联，使其免于解体和失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些党政领导人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权力，他们扣押戈尔巴乔夫，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政变于三天后宣告失败，亚纳耶夫等人被捕。“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的名义发布了宣告“苏共中央自我解散”的命令，其后又在他所著的《八月政变》一书中声称“苏共是不可改造的”，从而宣告了他对苏共的根本否定。就这样，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等人推行的改革“新思维”下终于一步步走向了解体。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影响，也为许多国家提供了改革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