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后，遇到当官的不用跪拜了，脑袋后面不用垂辫子了，一般国民的心理却不能立刻从根子上转过弯来。就说剪辫子的事情，光复后大城市里经常有大兵背着枪拿着剪刀，看到辫子就剪。
人们临时剪掉辫子，头上四周光光，中间露出一两寸长的辫子根，头发披散，如秋天乱草。也有思想保守的人，不肯剪去辫子，把辫子盘在顶上，戴帽子遮着来做伪装，大约就像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讽刺一些留学生的“富士山”。还有迷信的人，事先选择吉日，祭拜祖先，然后剪去辫子。更有联合多人同时剪辫子的，到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非常隆重。
不过，截至40年代，中国还有不肯剪辫的人。
社会习俗如此，政治惯性更大。民主、民权的思想对各级政权有多大的改变，进而对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有多大的改变呢？1911年前后，全国各地多灾多难，非旱即涝，老百姓生活困苦。比如苏南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的交界地区大雨成灾，地主绅商趁机囤积粮食牟取暴利。
饥饿的农民抢粮抗税。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农民们高兴极了，都说：“皇帝已经没有了，租米可以不交了。”方圆几十里的贫苦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同心抗租。不料，江苏光复后，无锡军政分府迅速成立，首脑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同盟会会员，成员基本是地主和旧官僚。新政府催迫农民照常交租，还在当年年底派军警下乡逮捕了抗租的农民首领，行为和晚清政府无异。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山西省东南的长治、高平。
当地农民自发组织干草会，抗拒苛捐杂税。太原光复后，两县的各乡干草会号召百姓组织起来，要求免粮免税，并放火烧毁了许多大地主的家。不久，民国新县官上任，地主们涌到县里、省里控告“刁民”。新政府照样保护地主，派兵镇压农民组织。传统政治仿佛是一汪死水，水面起的风要深入水底，让水流畅起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革命引发了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目的，只是推翻清朝的手段。不仅是立宪派、普通商民不希望战火蔓延，就是革命党人也不愿看到战火涂炭生灵、摧毁村庄和城镇。如果能和平地通过谈判解决南北双方的政治问题，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推翻清朝，革命阵营非常愿意坐下来谈判。
清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就授意清军停止进兵。之后，北洋军和湖北军政度达成了停战协议。加上南京战斗的胜利，之后敌我双方再没有爆发澂烈战斗。南北双方都寻求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南方和谈。袁世凯即委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南方则公推伍廷芳为独立各省议和总代表。12月17日唐绍仪到达上海，南北和议正式开始。历来决定谈判结果的不是正式代表的表面磋商，而是桌子底下的斡旋。本次南北和谈，幕后角色都聚集到上海赵凤昌的“惜荫堂”私宅商讨。赵凤昌早年曾如张之洞幕僚，在晚清官场有人脉，又与张謇等江浙名流关系很好，和黄兴、伍廷芳也能谈上话，他家就成了理想的幕后舞台。事实上，经过武汉保卫战后，南北双方都没有继续澂战的能力了，所以双方都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政治目的。这一轮和谈，南北双方都相当重视，是真心想谈出成果来的。
袁世凯相对占有一些优势。他控制着被各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听命于他的北洋新军的实力也强于南方的革命军。国内涌动着拥戴袁世凯出来结束乱局统一南北的呼声。袁世凯深谙权谋之道，自然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袁世凯之前和革命党人没有接触，对革命党也不了解，迫切需要和革命党核心建立联系。于是，刺杀载沣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被袁世凯放了出来。有一段日子，袁世凯每天晚饭后都找他来询问共和、革命等情况。汪精卫一般是七八点进入袁府，和袁世凯谈到十一二点才出去。后来汪精卫又推荐了魏宸组。他们讨论的内容已经包括君主制和共和制，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魏宸组大谈共和制的好处。袁世凯起初还说官话，后来渐渐不坚持君主制，只说在中国实行共和很不容易。汪精卫和魏宸组都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世凯半推半就，默许了。他的真实心思是，君主制正在被国民抛弃：“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的年纪比汪精卫大，袁世凯却要儿子称汪为兄。汪精卫从死牢逃生，知恩图报，在京津与杨度等人发起国事共进会，倡导南北妥协实现和平，后来南下打人了临时政府内部，鼓吹拥戴袁世凯。
唐绍仪和伍廷芳的会谈，因为双方都有结束战争建立新政权的期望，很快就达成了召开国民会议商议国体问题的共识。双方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用开会来决定中国走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的道路——君主专制已经不是南北双方考虑的选择了。但是在国民会议的成员、时间和地点等细节上，双方达成不了一致。
国民会议的结果，君主立宪也好，共和也好，清朝皇室不可能再专制了。他们是最大的失败者。所以，这个谈判“成果”是瞒着清廷进行的。
袁世凯怕消息传出引起清廷权贵的极力阻扰，更担心背上背主篡权、欺负孤儿寡母（宣统小皇帝和隆裕太后）的坏名声。他在一封通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希望“不辜负孤儿寡妇”。但他想一点都不辜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袁世凯已经在利用革命形势威胁清廷，榨取隆裕和宣统手中的权力了。他能够做的最现实的事情就是为隆裕和宣统手中的权力找到一个好的“售价”，让他们避免历史上末代君王惨遭杀戮甚至灭亡的悲惨命运，能够有个安逸富贵的后半生。如果能把隆裕和宣统安排好，顺利接过他们的权力，袁世凯将是最大的获利者。可惜，没等他想好怎么做，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来：孙中山归来！
孙中山回国后，南方形势大变。众人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而且组织了新政府。之前是南方组成松散的联盟和北方的中央政府谈判，不是两个平等的谈判对象，而类似于独立省份和原来的中央政府谈判；现在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的清朝政府谈判，是两个平等的政权在谈判。南方的要价水涨船高。尽管孙中山对袁世凯很谦虚，但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民主、君主不待再计。”南方就在事实上推翻了之前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要求袁世凯只能接受民主共和一条路。至于如何解决清朝政府，让满族权贵接受民主共和，就要袁世凯想办法解决了。
袁世凯的恼怒之情，可以理解。他也不是好惹的，很快展开了反攻。
首先，袁世凯让唐绍仪辞去北方和谈代表的职务，宣布唐绍仪这个人忒大胆了，之前的谈判都是背着他私自干的，没有和他商量，因此无效。袁世凯又宣布亲自操刀之后的谈判，通过电报与伍廷芳直接谈判。
袁世凯一上来，就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坚持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共和与君主立宪问题，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同时，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于1912年1月2日发表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宣称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军事是袁世凯手中的王牌，北洋军态度陡然强硬起来，让南方感觉到了军事压力。袁世凯由此提醒孙中山，实力的天平倒向北方。同时，袁世凯又通过此举树立忠臣形象，缓和了一下和清廷的关系。袁世凯还人宫向隆裕太后表示效忠，大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向太后索取内宫库房里的300万两银子——他是真没钱，北洋军也濒临山穷水尽边缘。内库银子可是紫禁城的私房银，往常都是只进不出的，无奈现在王朝危急要拉拢大兵们，隆裕太后咬咬牙掏出了这笔银子。袁世凯可谓的“一举两得”。
这么一反复，和谈出现了僵局，就看谁先妥协了。
我们知道南方实力略逊于北方，而南方内部早有拥戴袁世凯的声音。早在1991年13月初，各省都督代表就在武汉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计较个人名为，在海外的时候就同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911年11月16日致电民国军政府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指黎元洪）。闻黎有请推袁之说（黎元洪也拥戴袁世凯出面统一南北），合宜也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他从国家早日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立场出发，希望早日建立共和国。当时中国人普遍都有这样的心理。经历了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学家李剑农说：“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因此，南方决定妥协。
南京临时政府重申了各省都督代表会议的决议，答应只要袁世凯拥戴共和，推倒清朝，依然会推举他为民国总统；只要清廷自行退位，就给予优待。袁世凯乐在心里，可有点得寸进尺，提出：清朝退位的同时，南京临时政府要同时取消，由他在天津成立临时统一政府。这个条件突破了南方的底线：新的统一政权必须是已经建立的中华民国。南方肯定不会取消中华民国。孙中山非常愤怒，在1月22日将南北谈判的内容公诸于众（那时候的谈判是秘密的，不像现在一样暴露在媒体的荧光灯下），指责袁世凯缺乏诚意。孙中山还强硬地对拥戴袁世凯为总统提出了限制条件：袁世凯要和清朝政府断绝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也就是要求全国统一在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下；袁世凯必须由临时参议院选举为总统，必须宣誓接受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当时还没有，但会有的）。孙中山把秘密谈判内容全部曝光后，各方面反响强烈。南方虽然有杂音，但基本上对袁世凯另外新政府的条件不能接受。孙中山进一步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下令革命军准备战斗。北方社会更是炸开了锅。满族亲贵们知道袁世凯在和南方谈判，但不知道袁世凯已经把朝廷给出卖了，换来了一定总统帽子自己戴。他们组成的宗社党，激烈反对清廷退位，敌视袁世凯。
和谈又一次僵住了，还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袁世凯面临巨大压力，先让步，基本上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南京临时政府也适当让步，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袁世凯能否用优待条件说服隆裕太后主动退步，能否将担任大总统的诺言变为现实，就看他的努力了。
袁世凯是怎么做的呢？宣统皇帝溥仪几十年后回忆说：“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溥仪说的“事故”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退朝回家途中遇刺的事。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三人藏在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向袁世凯的队伍投掷了炸弹。袁世凯只受了轻微伤，他的侍卫长袁金标成了替死鬼。事后，袁世凯以“久患心跳作烧及左骽腰疼痛等症”为名请假，不再入朝，让胡惟德等人作为中间人与宫廷联络。在重要历史时刻，这三名革命党人的行动是帮忙还是捣乱，很难鉴定，不过可以肯定是他们的刺杀并非南京临时政府指挥的。
溥仪为什么会看到隆裕太后在哭呢？因为立国300年的清朝四面楚歌，极可能在她手里灭亡了。跪在地上的袁世凯拿来了两份密奏，第一份是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的上奏，内容是要求皇帝退位，第二份密奏是内阁全体成员的上奏，内容是认为除了实行共和，朝廷别无出路。密奏中除了纵论形势外，还有威胁，比如：“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造也。”军队都叛变了、友邦都背叛了、不接受共和的法国室被满门诛杀了，这样的内
容怎么不让闭塞懦弱的隆裕太后满心恐惧？
袁世凯走后，被吓晕的隆裕太后慌忙召集宗室和亲贵们来开御前会议，把情况一让亲戚们拿主意。王公们先不把主意，纷纷痛批袁世凯，有说袁世凯忘恩负义的，有骂袁世凯一直就不是东西的。袁世凯之前表现得效忠朝廷。武昌起义后，清廷发布过准许百姓剪发的上谕，留不留辫子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一次散朝，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袁世凯：“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世凯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要设法保全它！”这让很多满族亲贵对袁世凯感到满意，认为：“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其实，那是他们自欺欺人，就像溺水的人连稻草都不放过一样，无能又伸出险境的满族亲贵们宁愿相信袁世凯是忠臣，也不愿意去想象他是曹操。如今，幻梦破灭了，那些自欺欺人的人恨恨地说：“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泽和其他年轻的皇亲国戚们，都破口大骂袁世凯。奕劻和溥伦流露出赞成退位的意思，立刻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多数人嚷嚷着要和革命军决一死战。在一片怨恨和争吵声中，谁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应对袁世凯的逼宫。
第二天，御前会议继续召开。和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奕劻没敢来，昨天赞成皇上退位的溥伦改变了立场，声明赞成保留君主。同样转变立场的还有昨天囔囔着要和革命军死战的宗室亲贵们，发言主战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载涛主张化整为零，将王公封到各地区建立藩镇，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很有“复古”风格，放在几百年前可能有用，如今根本没人听。最后，宗室亲贵们还有明白人，就说，请太后圣断，别为奕劻之流迷惑了。最终，这次御前会议又无果而终。
隆裕太后想法是：“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这个仗。”
溥伟和载泽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隆裕太后哭穷：“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
溥伟举出日俄战争中日本皇帝和皇后以首饰珠宝赏军的例子，劝隆裕太后效法。善耆支持溥伟的意见。从日后紫禁城的生活来看，宫廷还掌握着相当多的金银。但是隆裕太后对整场战争的前景表示悲观：“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
部分宗室亲贵不相信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溥伟就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
针对宗室亲贵对优待条款的不信任，袁世凯抓紧做隆裕太后的工作。他派亲信赵秉钧带话说：“这个事儿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意思是让隆裕太后“圣心独断”，别听那些反对意见；再犹豫下去可能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袁世凯还收买了后宫宦官，包围意志薄弱的隆裕太后。宗室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让隆裕太后别把优待条件和太监们说起，可是早被袁世凯收买的总管太监小德张等隆裕一回宫就抢先开口：“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
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啦！”这又是赤裸裸的威胁。袁世凯要让隆裕太后知道：早点决定退位与否，不然连优待条件都没了。
要不要退位呢？事关祖宗留下来的百年基业，隆裕太后等人犹豫不决。
1912年1月12日，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成立了宗社党，以良弼为核心。良弼“政治可靠”，而且有真才实学，长期在军队中做事，参与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可能是当时清廷中唯一有能力、有胆气与革命军一战的贵族将领了。而宗社党的宗旨就是保持王朝统治永固，采取仇视革命、扶满杀汉的极端措施。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就宣称，外地不是仇杀八旗子弟嘛，他决心组织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北京城里开始流传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说法。总之，一部分王公大臣做出了拼命的姿势。
1月26日，同盟会员彭家珍策划爆炸，与良弼同归于尽，隆裕太后和胆小的宗室亲贵们被爆炸声吓坏了。宗社党的喧嚣趋于沉寂，清廷最终决定让宣统退位。
彭家珍，四川成都人，当时24岁。他能做出如此壮举来，外人以为他是一个英俊孔武的青年，其实彭家珍既不魁梧，也不英俊，大约只有一米五几高。他走的是海外革命青年的普遍道路，1906年因成绩优等被官府公派日本考察军事，不想彭家珍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彭家珍在四川、奉天等地任新军军官。1911年，朝廷竟然任命彭家珍为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据说是革命同志帮助彭家珍谋得的职位）。他到任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配合张绍曾等人将清廷准备南运武汉前线的军火截留在滦州。彭家珍计划利用这批军火起事，后因张绍曾被罢免而未成。
当时，父亲来信催婚，彭家珍回信借口自己职位低下，缺乏经济基础，没法构建家庭，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最终，彭家珍也回家完婚。他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京津地区的革命中去。汪精卫在天津成立了同盟会京津支部，汪精卫是支部长，彭家珍是军事部长。他利用职务便利，将清军的枪支、军马、钱粮和通行证源源不断地支援给革命同志。事情败露后，彭家珍遭到清朝陆军通缉，来往于京、津、奉、沪积极联络党人。四川已经独立，筹建军队，彭家珍可以回家乡竞争军队的领导职位，却毅然返回北方。
京津的革命基础遭到破坏，不具备武装夺权的基础。彭家珍就联合敢死同志，组织暗杀团。1月16日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就是京津同盟会策划的。此后，袁世凯深居简出，而宗社党气焰嚣张，成员大多胸前刺有二龙和满文姓名，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赶走内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由铁良、良弼等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民军，否则斩首的军令状。彭家珍就决定亲自刺杀良弼，认为“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
暗杀团反复讨论，彭家珍认为街头狙击的办法不好，准确性差，而且敌人容易逃脱（刺杀袁世凯失败就是例子），接近目标当面刺杀的方法比较好。可当面刺杀谈何容易？
首先，彭家珍不认识良弼。幸亏清廷陆军的通缉不严，彭家珍在京城活动并无障碍。他通过关系，和良弼的朋友搭上关系，并一起赌博。玩乐之际，彭家珍见壁上悬挂权贵官员的相片，不经意地问出了良弼的相片，并偷偷取走。其次，彭家珍如何接近良弼？彭家珍发现自己和良弼的亲信、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外貌相似，计划假冒崇恭去拜见良弼。他印了崇恭的名片，又购买相同的官服，化妆后还真能以假乱真。出发前，彭家珍和同志们约定，如果行刺失败被捕，落在良弼手里就“供认”是袁世凯指使的，让他们狗咬狗去。
1月26日晚，腊月初八，这是北京最冷的时节。北京金台旅馆里来了一个操北方口音的清军军官。他自称是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吩咐伙计安排了房间，随后要了旅馆的马车出门，前往红罗厂良弼宅第。不用说，这个崇恭就是乔装打扮的彭家珍，在他军服的外套里藏有炸弹，腰间别有手枪。夜幕中的北京城，点点烛火闪烁在灰暗的背景中。
到了良弼府上，彭家珍持崇恭的名帖求见良弼。看门人告之：“大人尚在陆军部。”彭家珍问：“是否铁狮子胡同？”看门人称是。彭家珍转身准备去陆军部。他的车在胡同口和对面而来的一辆马车擦身而过。
彭家珍注意到车中人相貌颇似良弼，就让马车停下等候。良弼车到家门口，走下车来，彭家珍已经拿着名帖递了过来。良弼接过名帖，看来人似乎不是崇恭，感到诧异。这时候，彭家珍从怀中掏出炸弹。良弼看到对方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机警地向家里跑去。彭家珍将炸弹向他猛掷过去。一声巨响如惊雷划破夜空，彭家珍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殉国。另有卫兵、马夫等数人当场死亡。良弼左腿被炸得粉碎，浑身鲜血淋漓，被奴仆们抬去抢救。
数日后，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良弼曾在成都生活过。）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他的担心果然没错，宗社党诸人听说良弼的噩耗后，丧胆气衰，不敢高调与革命军为敌，胆小的开始预备后路作鸟兽散了。
袁世凯充分利用良弼的死，给清廷权贵们施加压力。段祺瑞率领北洋军将领46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警告犹豫不决的王公大臣们考虑身家性命。在生死面前，养尊处优的王公亲贵们，纷纷做起了缩头乌龟，再也没有人找出来顽抗革命了。清朝权贵最后的抵抗意识也丧失了。清王朝在弥留之际，连为宗庙社稷死节的忠臣都找不到。而在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都有朝廷权贵和官员自尽。王朝气数真的是尽了。
彭家珍在行刺的前一天，给同志和家人留下了《绝命书》。其中写道：“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不如死得荣。”他以必死之心行刺良弼，人们检查他的尸体时发现他一只手里还紧紧握着另外一枚炸弹。可见当时如果扔出去的炸弹没有爆炸，彭家珍会扔出第二枚炸弹，直到完成任务为止。他用生命建立了“收功弹丸”的奇效，爆炸发生半个月后宣统小皇帝就宣布退位了。
隆裕太后无计可施，只得让宣统小皇帝退位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敲定优待条款的具体内容。
隆裕太后代表清王朝放弃了祖宗的江山社稷，自然关心获得的生活保证。市井百姓买卖商品还要讨价还价呢，更何况是江山了。对于袁世凯传递的《清室优待条款》，隆裕太后非常重视，“逐字讨论，见解明决”。这里的用词是什么意思，那条牵涉到多少银子的出入，以后可能出现的风险怎么办，她都考虑到了。这些条款由梁士诒和唐绍仪在中间传达，往返商讨了几十次。隆裕太后是怎样“逐字讨论”的呢？例如，第八款原来内容是“禁卫军由民国陆军部编制”，惹得隆裕太后不满。
她担心紫禁城的禁军听命民国陆军部指挥了，万一将来民国政府解散禁卫军，皇室的安全由谁来保证？隆裕太后于是提出，如由陆军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梁士诒等无言以对，退朝后甚为焦灼。民国统一后，总不能让清廷保留陆军部吧？怎么让隆裕接受军令统一呢？有人就建议不妨加上“额数俸饷，仍如其旧”8个字，作为一种保证。结果，隆裕太后一看禁卫军的编制和待遇不变，就轻易满意了。这一款就这样掩饰过去了。
最后“精心”敲定的《清室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官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礼仪。
袁世凯没有参加最后的朝靓，委派外交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内阁成员上朝。皇帝要退位了，再行跪拜礼就不合适了。于是内阁成员向面容凄惨的隆裕太后和一脸茫然的溥仪首次行三鞠躬礼。隆裕太后颁下了宣统的退位诏书。全文如下：“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在诏书中，清廷皇室争取了主动，表示不愿意战火弥漫，考虑到全国人民倾向共和，所以主动退位。文末，清廷不无自我安慰地说道：之后我和皇帝过着悠闲宽松的生活，接受国民的优待，不是很好吗？
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1644年开始入主中原的清朝的灭亡。
后人有观点认为隆裕太后并不知道退位就是亡国，所以轻易颁布了退位诏书。据说后来南社诗人陈去病在北京时，房东恰好是原清室奏事处的太监邱和来。邱和来告诉他，袁世凯将草拟的退位诏书呈递给隆裕太后时，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退位，将奏折在养心殿放了三天，看也没看。三天后，袁世凯派赵秉钧、杨士镝等来催逼，隆裕当时就拟旨照准了。赵秉钧等人接旨后伏地大哭，她还不明所以，见他们哭，自己也哭起来。过了几天，没有人再来奏事了，她感到奇怪，问奏事太监。太监回说：“国事已经归了袁世凯了，太后以后请只问家事！”也有说法是隆裕太后在颁布退位诏书前，知道会有人反对，陆陆续续做反对者的思想工作。直到12日当天，还有王公大臣要上殿死谏，不让皇上退位，隆裕太后得知后，突然变得果敢刚毅起来，告诉内阁大臣们：“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退位诏书盖印发出后，她才知道铸成大错。事后，满族亲贵和八旗子弟都埋怨隆裕太后，埋怨她断送了清朝江山。隆裕一度情绪败坏，大骂王公亲贵们当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她的身心状况迅速恶化。
人们在紫禁城里经常看到隆裕太后神情恍惚，漫无目的地散步，饿了就随便找找水果冲击。一年后，隆裕太后就怏怏而死了。民国政府给隆裕太后很高的评价，协助清廷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皇上退位了，王公大臣们树倒猢狲散。一部分王公跑到东交民巷寻求列强保护，庆亲王奕勖父子带上财宝和姨太太搬到天津的外国租界；醇亲王载沣在御前会议上一言不发，儿子退位后他也躲进北海边的王府闭门不出；肃亲王善耆在宣统退位前一个月就知道大势不可挽回，早早携带家眷迁居旅顺。300年前，他的祖先皇太极，还有第一代肃亲王豪格，在辽东浴血奋战，开创了人鼎中原的基业；如今，善耆逃回祖先“龙兴之地”。出京前，这位铁帽子王赋诗一首：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
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退位诏书是由张謇等立宪派起草的，经唐绍仪转袁世凯，由清廷发布。但袁世凯做了一个小动作，加了一句“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就意味着清朝将政权委托给了袁世凯，后者是清王朝遗产的真正继承人，可以与临时政府进行平等谈判。传统思想浓厚的袁世凯不愿意接受来自南方革命阵营的授权，宁愿接受清室的授权。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孙中山就清廷退位诏书向袁世凯提出了抗议，强调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但清廷已经退位，“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愤怒，可以抗议，但已经找不到交涉的对象了。
皇帝的退位诏书一经公布就不能再改了。袁世凯通过这样一个小伎俩，给自己贴了金。
不过，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到南方，还是引起了一片赞叹声。“南京各地各色人物弹冠相庆，联袂北上，其拥袁之热烈可见一斑。”根据和谈条件，袁世凯将取代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清廷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2月13日，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称拥护共和政体，永远不让专制君主重现中国大地。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根据和谈协议，选举新任临时大总统，仍然是17省一省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参议院给袁世凯发电，祝贺他当选。电文中称赞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16日，袁世凯复电南京参议院接受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通令自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一日）前清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袁世凯本人并没有剪一个时下流行、代表共和革命的“文明头”，而是在外务部大楼剃了一个大光头。从此，大秃头、留小胡子、身体发福的形象成了袁世凯的标准历史像。
后人往往惋惜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给北洋系军阀。殊不知，在1912年，这是多数人眼中和平、正常、对国家有利的权力交接。国家不经大战，共和骤然降临中华大地，何乐而不为？ “辛亥革命党人其实是很温和的革命派，他们仍然保持着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在国家面临危机面前，希望迅速平息革命后的动乱，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信仰共和，但他们很快和前清立宪派人士在行为方式上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完全没有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使他们看不清自己面临的危险。”（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政治妥协在南北权力交接前后非常频繁——当然，南方做出的妥协远远多于北方。
孙中山还没对袁世凯完全放心，他推荐袁世凯不是无条件的。
孙中山的辞职咨文附有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在这里，孙中山给袁世凯套了三条紧箍咒：接受《临时约法》，在南京就职，等袁世凯来北京后再正式卸任。
这三条之中，孙中山最看重的是《临时约法》。宪法未立，临时约法就代行宪法职能。西方的法律保障民主制度，人们对宪法和法律奉若神明。孙中山等人受西方教育熏陶，迫切希望给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圈上法律屏障。孙中山作为临时总统，主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组织同志加班加点，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赶在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就职前公布。
我们来看看《临时约法》的具体内容。首先，约法规定自由、平等和权利等原则，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中国人第一次在法律上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利和自由。这些规定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精神并无距离。不管这些规定能否落实，它们就像一面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正大光明无可辩驳，没有后来者敢反对。整个社会受惠于此，在民国前期氛围宽松，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创办报刊、普及教育，大量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次，《临时约法》最实质的内容确定了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约法采取了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给予了议会和内阁很大的权力。议会选举内阁，总理领导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没有实权，就是个象征，是虚位元首。孙中山等人引入了西方的分权制衡原则，在约法中规定立法权属于参议院，参议院有权议决一切法律、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准则，募集公债，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大总统是国家元首，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但必须听命于参议院。比如《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大总统权力还受到了内阁的约束，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比如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市命令时，须副署之。”最后，参议院有权弹劾罢免总统。总统受参议院弹劾时，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审判。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这样，约法就彻底否定了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专制制度。
袁世凯如果接受了约法，只能得到一个高高在上、空中楼阁般的总统。不过，袁世凯对《临时约法》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不必在条文上和孙中山纠缠不休。况且，《临时约法》只是过渡性的宪法，正式国会召开后，必须制订正式的宪法，后面还有应付的手段。
袁世凯口头发誓遵守《临时约法》了，至于他这么认识这部根本大法、如何去遵守，其他人不知道也管不了。相反，袁世凯觉得孙中山提出的三项条件中，最要命、最紧迫的是前两条。袁世凯不能离开经营多年的北方，更不愿意到南京去接任总统。
袁世凯的实力根基是北洋新军，盘踞在华北地区。军事强人很在意地盘，何况现在又是天下纷扰的乱世。袁世凯老担心一旦离开了老巢，权力就失去了根基，甚至连性命也可能受到威胁。
不过，老道的袁世凯不会明着说“我不去南京”，相反，他给孙中山发电报说：“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以谅此苦衷。”他以此为借口迟迟不肯南下。糊涂的参议员们竟然主动通过了定都北京的决议，引起了孙中山的震怒，黄兴甚至扬言要派兵捉拿那些同盟会的议员。参议院不得不重新开会，作出了定都南京的决议。孙中山派蔡元培等五人为迎袁专使，宋教仁也是使团成员，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面对孙中山派来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迎驾”专使，袁世凯高规格接待，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袁世凯重审非常希望早日南下就职，还与五位专使商谈了南下路线：走水路呢还是走陆路呢？五个专使天真地心花怒放，以为此行任务必将圆满完成，于是拍电报给孙中山：“袁将不日到位。”
2月29日，北京城突发兵变。曹锟的北洋第三师在北京闹市哄抢市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日后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刚从法国归来，穿着西装，在崇文门大街上足足站了五六个小时，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北洋大兵们将齐如山当成了日本人，对他很客气，还时不时向他请教所抢财物的价值。齐如山看到有人冲人铁铺，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打了一顿。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问齐如山是不是绸子。齐如山想告诉他们是不能用的冥衣，可又怕他们别处抢，就说是，看着乱兵高高兴兴地抱着寿衣走了。又有人抢到貂褂，不知道是什么，向齐如山咨询。齐如山告诉他们是名贵的貂皮，乱兵们欢天喜地而去。
我们知道，北洋新军在清朝招收的士兵基本是忠厚的农家子弟，对抢劫的事情很外行，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不过，这一次兵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官兵们在兵变中“收获”丰厚，开始“迷恋”上了兵变。进人民国后，北洋军兵变迭起，各级长官为之头疼。不知道最初兵变的始作俑者直到后事，会不会后悔？
专使团住处周围，枪声尤其密集。有子弹射人专使居处，蔡元培等人跳窗而逃，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仅以身免。接着，天津、保定相继出现兵变。事后北京查点，发现有四千余家商铺在兵变中遭到哄抢，京奉、京汉铁路局和大清、交通、直隶三家银行以及制币厂也遭到劫掠，损失白银900多万两。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被焚毁，大火绵延三日。兵变后的北京城，街市白天如同黑夜，店铺住户闭门不出，路上只有巡逻的兵士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凄凉景象持续了约一周时间。列强驻华公使纷纷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的“安全”。北京的政局真的不稳了。
兵变后，北洋将领通电全国主张“大总统在北京就职”，北方部分人士也吁请袁世凯“万勿南下”。袁世凯因此再次要求暂缓南下，先在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返回南京，也说北方多出兵变，的确需要有人稳定局面。临时政府紧急商讨，到底要不要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要不要迁都北京呢？许多人主张让黄兴统帅大军北上，名义上是迎接袁世凯南下，实际上是扫荡北洋军阀势力。会上，宋教仁认为这样就挑动全面内战，不同意。马君武立即指责宋教仁在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革命。说到澂动处，马君武挥拳打伤了教仁宋的左眼。场面一时失控，孙中山责令马君武向宋教仁赔礼道歉，而袁世凯暂缓南下一事就此搁置。关键时刻，西方列强支持袁世凯，接受北方不稳，纷纷向北京地区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旧官僚、立宪派和一些革命党人也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上海十多家报纸还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孙中山无奈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北京兵变恰是时候，帮助袁世凯破除了孙中山的两大紧箍咒。那么，这次兵变到底是袁世凯的苦肉计呢，还是真的军队失去了控制？支持袁世凯的著名外国记者莫理循认为是前者，并对袁世凯感到失望。他说：“我感到太难过了，因此不得不把这一切打电报告诉了《泰晤士报》。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也有人认为是北洋新军确实不愿意袁世凯离开北方，不愿意中央政府定都在南京，那样只会削弱北洋军在全国政局中的地位。他们认为兵变是自发的，并不是袁世凯授意的。
不管是谁发动的，袁世凯是最大的受益者。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于在京举行。袁世凯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两天前，袁世凯电传给临时参议院的誓词说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并表示：“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但在正式宣誓时，袁世凯把后一句改为了“速定宪法，副国民之愿望”。三字之差，难道是口误吗？同日，袁世凯授权唐绍仪组织新内阁，以取代孙中山在南京的临时政府。
典礼结束后，袁世凯一行在院外走廊处与纷至沓来的记者交臂而过。《民国报》记者梁漱溟观察近在咫尺的袁世凯：“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手续最终完成。卸任后的孙中山希望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去，开始转向筹划中国铁路建设。
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部分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不放心，孙中山安慰他们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也不能改。”那是他的思维，袁世凯可不这么想。如果没有保卫约法的实力，如果有人不从约法不从舆论，你能将他如何？
南北统一，中华民国定都北京，辛亥革命至此可算结束。从表面看，革命取得了成功，共和国成立了。实质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脱壳于王朝体制的一批人控制了共和国。他们能否将民主共和的旗帜高高举在中华大地上呢？从日后的事实来看，袁世凯等人并没有推进民主共和精神，没有将中国建设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相反，旧权威消失新权威迟迟不能建立，民国初期的中国迅速陷入军阀混战中。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然要为民主共和而奔波，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很多人由此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或者起码是没有取得成功。围绕辛亥革命的成败的争论到现在都没有停息。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就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开的新的斗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