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10月，浙江乌镇少年沈德鸿在嘉兴中学读书。嘉兴中学的革命党人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就连教古书的四个国文老师中也有三个是革命党。学生中剪辫的很多。校长方青箱也剪了辫子，不过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上一条假辫垂在脑后。
中旬的一天，嘉兴中学一个四年级学生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带回来爆炸性的消息“武昌被革命党占领了”，立刻轰动了嘉兴中学。
那天晚上，沈德鸿和几位教员、同学一起在宿舍闲谈，大家围着那个同学问“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临走的时候指着包括沈德鸿在内的几个没有剪辫子的同学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
第二天下午，嘉兴中学的部分学生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方面的报纸。等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学生们就上车和旅客商量，买他们手中的报纸。遇到也有从车上下来的旅客，几个学生马上围上去抢着购买报纸。一度时间，上海来的车少了，上海报纸也越来越难以买到，沈德鸿和学校里光头的体育教员也去车站买上海报纸，结果一无所获。
那个自称脑后有“反骨”的体育教员很扫兴，拉着沈德鸿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喝酒。“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紧接着，嘉兴中学的空气日益紧张起来，开始领不到办学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开始在学生中流传，不久学校真的提前放假了：因为上海光复了。离校回家的早晨，沈德鸿听说杭州也光复了。等到了故乡乌镇，他又发现：乌镇也光复了。乌镇原本有驻防同知，是个旗人。乌镇商会筹集了一笔款子送给这位同知，他也就悄悄走了。商会随即组织了商团，维持地方治安，防备土匪，商团的装备就是那位同治溜走时原封不动留下的。
几天时间里，沈德鸿生活的浙江北部地区都换了旗帜。不只是浙江北部，神州大地都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大半个中国换了旗帜。绝大多数人像沈德鸿一样，没有感受到政权颠覆时的血雨腥风，平静地感受着身边的剧变。在中国神圣了几千年的朝廷和皇上，被人们迅速抛弃，大家欢呼着迎来了共和国。
武昌首义的枪声，犹如一声春雷，震醒了已经开始萌动的沉睡大地。它又仿佛是一阵大浪，扑向早已千疮百孔的清朝大船。各地迅速响应，而各级官府土崩瓦解。
武昌起义发生后12天，湖南、陕西两省首先响应，宣布独立；在10月当月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和安徽。这些省份，新军中革命势力强大，清朝官员既不敢依靠新军，对新军防范过严又澂起兵变，往往应对失措。最后，新军呐喊起义，朝廷命官一般是听到枪声或作鸟兽散或急忙转变立场，“咸与维新”了。
最先响应湖北起义的是湖南新军。
湖南与湖北紧密相连，共进会在两省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长沙的焦达峰之前就和刘公、孙武等人约定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湖南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争取工作也卓有成效。湖南新军只编为一个混成协，驻扎在长沙近郊。其中的下级军官大多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等宣传鼓动多数接受了革命思想，就等在10月16日与湖北新军一起如约起义了。
遗憾的是，焦达峰等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湖北方面提前起义的消息。相反，湖南巡抚余诚格在10日当天就接到了“武昌新军造反”的警报。余诚格心中暗暗叫苦。当务之急是防止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但余诚格是个光杆司令，在湖南并没有嫡系部队。新军是不能依靠了，他勉勉强强能够依靠的只有从1日军改编过来的巡防营。余诚格对付新军的方法，比瑞潋要大刀阔斧得多：把所有新军调离长沙，同时调各府县的巡防营来长沙布防。这一招称得上是釜底抽薪。
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武昌首义的消息。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召集新军代表开会，决议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18日，城外的炮队举火了，但因为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其他各营未能发动。起义夭折了。焦达峰等人决定24日再次发难。
20日，情况突变，新军中有革命党人被捕叛变，供出了湖南起义计划。余诚格闻讯后，立即严令驻长沙新军在22日一律开赴湘南株洲，不得逗留。革命党人遂决定在22日提前起义。
10月22日晨，长沙城外一阵哨响，新军官兵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齐刷刷地冲向城去。守城军警平静地放下武器，打开城门，任由起义军长驱直入。官兵们还没冲到巡抚衙门，便远远看到院内竖了根大旗杆，旗杆上飘着个大白旗，上面写着“大汉”两个大字。
原来，余城格就大势已去，赶紧写了一面白旗竖起来，表明态度，缓和与起义军的关系，然后趁起义军不备逃出城去，乘轮船逃到上海。如此兵不血刃的革命，顺利得连起义官兵们都不敢相信。起义怎么能连一枪一弹都不放呢？于是，有人在巡抚衙门内空放了三枪，算是宣告长沙光复。
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集中湖南谘议局开会。立宪派此日寸纷纷附和革命，议长、著名立宪党人谭延闺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他希望尽量不对既有秩序造成破坏，同时企图和平夺取地方政权。谘议局议员、士绅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最后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此后，湖南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焦达峰等革命党人在革命胜利后，暴露出了政治上的幼稚。他们埋头组织军队增援武昌，将革命骨干扩编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革命力量空虚，只能调外地军队来接防。立宪派和自私军官，乘机发动了政变：
立宪派不甘心被排除在政权之外，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就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参议院，由谭延闿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掌握决策权，将都督限制为参议院的执行者。立宪派还挑拨焦达峰和新军的关系，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
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来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策动焦达峰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31日，在全省各界代表大会上，焦达峰宣布取消参议院决定，谭延闿。迫辞职，怏怏退席。
也就在这一天，长沙城内发动了挤兑风潮。副都督陈作新单骑前往处理，在半路上被伏兵乱刀砍死。原来，这是从外地调来接替长沙防务的某营管带梅馨策划的阴谋。梅馨是个削减脑袋要往上爬的自私分子，接防后要求焦达峰提升他为旅长，遭到拒绝就怀恨在心。立宪派乘机挑拨煽动。31日，梅馨指使一些流氓、乱军制造了骚乱，伏兵杀死陈作新后，再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军政府。当时，焦达峰还埋首组织第二批增援武昌的军队。部下劝他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愤然说道：
“不用躲避！我参加革命，凡是附和革命者，我都宽容以待。我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谭人凤之言，根除乱军和伪装革命的小人，今天才遭到这些人暗算。我坚信革命必将成功，小人反复，自有天谴。”说完，他挺身走出大堂，立即被两旁射来的子弹击中。焦达峰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25岁。
当晚，梅馨迎接刚刚辞去参议院议长的谭延闾出任都督。谭延闾假惺惺推辞一番后，接印治事。立宪派掌握了湖南政权，获得保守分子的一片支持。湖北的立宪同志汤化龙发贺电给谭延闽说：“闻公出，欣喜无量。”而在武汉前线的焦达峰、陈作新部下数千人得报后气势汹汹，扬言要返回湖南复仇。考虑到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巩固武汉前线，革命党人被迫接受与谭延闽妥协，默认了政变的结果。谭延闿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就在湖南新军起义的同一天，西安的新军也举行了起义。
西安的情况和武昌、长沙类似，新军基本倾向革命，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知道新军不可靠，又没有军队可以依靠。他能做的，就是准备将新军全部调出西安，分散到各地去。不料消息走漏，革命党先行一步，鸣枪起义，很快占领了西安城的主要部分。钱能训开枪自杀，结果没有死成，只是受伤而已，起义军也没要他的命，只是将他逐出陕西而已。
西安的特殊之处在于，清朝在此派驻了八旗军队。清朝入关后，在重要城市留驻了八旗子弟，设置将军统帅八旗军队。这些旗人，往往聚居，形成“城中之城”，称为“旗城”或者“旗营”。那些将军，则根据地名不同称为某某将军。比如统帅西安八旗军队的就叫西安将军。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过分宣传种族革命，社会上兴起排满反满气氛，起义官兵也有一些错杀、滥杀满族人的情况。这就导致满族人敌视、抵制革命，他们尽管早已不习鞍马，在起义发生时还是拿起武器与起义军对抗。这一点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就显露出来的，在各处与起义军顽抗的多数是八旗子弟。而在有八旗军队聚居、有将军统帅的地区，满族人的抵抗就有组织，也有力得多了。
时任西安将军文瑞，是朝廷的世袭男爵，从皇帝身边做头等侍卫起家。他一方面对清朝死忠，一方面为了西安八旗子弟的身家性命着想，在新军起义后卖力地组织抵抗。西安城内烟火四起，新军节节推进时，文瑞率领八旗兵迎战新军。交战几个小时后，八旗军不利，文瑞身旁的亲兵都被击毙多名，只好退守旗城顽抗。起义军两面进攻，战斗到第二天，旗兵伤亡惨重，弹药将尽，渐渐不支。中午，旗城被攻破，文瑞还组织旗兵巷战。最后，八旗子弟死二千多人，部下见败局已定，劝文瑞逃跑。文瑞则说：“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惟有死耳！”他口授遗疏，然后从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杀，成为地方大员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指挥西安起义的是新军管带张凤翙和张益谦，两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都加入了同盟会。西安光复以后，张凤翙和张益谦被推为正副统领。
陕西新军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23日，江西九江宣告独立。
江西新军也只有一个混成协，下辖两个标，一个标驻扎在南昌，一个标驻扎在长江重镇九江，并且有炮台等配合。九江新军中革命力量强大，距离武昌又近，先爆发了起义，赶走知府，公推标统马毓宝为都督。马毓宝其实是个旧军官，并不赞同革命，可也没做过什么错事，就被缺乏强有力领导人的起义官兵们推举为都督了。不久，九江籍同盟会员、曾担任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的李烈钧回到故乡，被起义官兵推举为参谋长，实际负责指挥。李烈钧立即下令严密控制炮台，封锁长江江面，断绝湖北清军的水路供应。长江航运截断，使清廷大为震动，更使逗留在长江中游的清朝海军供应断绝，陷入困境。舰队指挥萨镇冰本已率领11艘军舰、2艘鱼雷艇脱离武汉战场，顺水驶往上海。如今见人心倾向革命，他便以身体不佳为理由，离开舰队。各舰管带推举“海筹”号管带黄钟瑛为司令，宣布起义。
九江新军起义后，派出部队直取南昌。没等他们抵达，南昌新军爆发了起义。10月31日晚，城外革命士兵缒城而入，城内新军各学堂的学生群起响应，驱逐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起义军很快地占领了衙门，清朝官吏闻风而跑。只是清朝的江西巡抚冯汝骙没有逃脱，仍留在巡抚衙门中。这又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光复。
冯汝骙的心态很纠结。他一方面看到清朝失去人心，不愿意与起义士兵为难。当驻在袁州、萍乡一带的军官密电冯汝骥，报告军心不稳，请求指示的时候，冯汝骥复电说：“官心已不可靠，民心复不可恃，萍乡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萍乡官兵看到电文，兴奋异常，立即全体剃去发辫，宣布独立。另一方面，冯汝骙又想报答朝廷的“恩遇”，不愿意参加革命。江西独立后，各派势力要推举冯汝骙为都督。
他坚辞不就，离开南昌向北而去。冯汝骙走到九江，被民军扣留，软禁在客栈。冯汝骙害怕起来，服毒自杀了。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在各地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光复后难以推出能为社会接受的革命都督。江西尤其如此。人们先是推举几位新军教官为都督，后来又从九江请马毓宝来做都督，都不能控制局面，在任很短。省内不乏有人想借革命之际，扩充势力，谋取荣华富贵，使得江西省内混乱一时。最后还是临时政府成立后，李烈钧由中央任命为江西都督，才稳定了政局。
再回到北方，陕西革命后，邻接的山西革命党人也跃跃欲试。
山西巡抚陆钟琦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刚刚到任，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预防太原新军起义。可惜他还没想出防范措施，新军就在10月29日发难，迅速攻占了巡抚衙门。巡抚陆钟琦全家当时都在衙门中。陆钟琦，顺天宛平人，进士出身，做过摄政王载沣的老师，有孝子之称。儿子陆光熙，也是进士出身，也是孝子，曾有割股疗亲之举。不同的是，陆光熙曾留学日本，倾向革命。据说他来山西，劝说父亲反正。父子俩还没交流出结果来，起义官兵就蜂拥而人了。陆钟琦责问道：“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竞出此举？”起义者不回答就开枪，杀死来太原仅23天的陆钟琦和一名仆人。陆光熙怒斥：“你们这是做什么？”结果也被起义者开枪打死。最后，陆钟琦的妻子唐氏和多名仆人被杀，13岁孙子也被刺伤。可见革命毕竟是流血暴力事件，爆发之时稍有约束不当或情绪过激之处便会夺人性命。陆钟琦因此成为第一位殉节的汉族督抚，加上阖门遇难，迅速被清廷树立为“正面典型”，说他“满门忠烈”。陆钟琦获谥“文烈”，陆光熙获谥“文节”，唐氏得到旌表。保守势力常常举他的例子来说明革命的破坏作用。
当晚，除了巡抚陆钟琦外，没有革命的新军协统谭振德也被当场击毙，太原宣告光复。随后，山西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公推新军标统、同盟会员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锡山就此开始了对山西三十多年的统治。
山西起义的第二天，10月30日，云南新军也起义了。
云南新军的革命基础非常好，协统蔡锷等都是革命党人，新军各个学堂暗地教的都是反清革命的道理。在北方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云南革命党人焉有不起义的道理？云贵总督李经羲忧心忡忡，依靠新军也不是，防范新军也不是，只能停止给士兵发子弹。这一招一点用都没有，当兵的谁手里没有偷偷藏几颗子弹啊？30日，新军在蔡锷的指挥下，整齐划一地参加起义。讲武堂学生们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入昆明。骑兵团、炮团，都倒戈，加入起义队伍，向总督衙门冲去。总督卫队见到起义军后，自动缴械投降，李经羲成了俘虏，被送离云南。整个行动相对平和，只在争夺五华山和军械库发生了战斗。拒绝革命的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
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不久宣告光复。
与云南紧密联系的贵州，革命力量薄弱。在云南光复的刺澂下，贵州革命党人也谋划起义。立宪派势力也四处活动，希望清朝巡抚沈瑜庆宣布独立，企图在贵州建立立宪派的政权。沈瑜庆拒绝独立。11月3日，一群十八九岁的新军士兵、学员自发起义，打进贵阳城来。沈瑜庆控制不了局面，干脆撒手不管，宣布下台。立宪派、革命派宣布贵州独立，但相互之间争吵不休，加上派系林立，很快爆发了内讧，影响社会稳定。最后，云南方面派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州，控制了局面。唐继尧当上了贵州都督。
在10月底11月初的这段时间里，安徽的独立一波三折，最为复杂。
安徽当时的省会在安庆，新军中革命力量也很强大，收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欢欣鼓舞，商议呼应。巡抚朱家宝惊恐万状，召集文武官员开会，磋商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办法。最大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新军不可靠，旧军又依靠不了，怎么办？好在安庆离南京近，南京驻扎有清军重兵，朱家宝便急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调驻扎在浦口的江防营来安庆。同时，朱家宝又提前发饷，希望稳定新军军心。
安徽新军缺乏一个有力的领导者，各部在起义指挥上协调不一，迟迟发动不起来。10月31日，新军某排单独发难，袭击安庆城失败。不过，省内各州县民军风起云涌，寿州、合肥、芜湖陆续宣布独立，朱家宝的命令已经不能出安庆城门。在此情况下，立宪派就想出来摄取政权。各社会团体11月7日在谘议局开会，决定次日由谘议局自行宣布独立。朱家宝见势不妙，觉得与其让别人被动宣布独立，不如自己宣布独立，争取主动。于是，他在第二天（11月8日）抢先宣布安徽独立，自己任命自己为安徽都督。朱家宝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是袁党人物。起初，他拒绝独立，扬言：“家宝食清之禄，死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诸君勿复多言。”据说袁世凯密电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垫书生成见，贻误大局”，朱家宝顿时领会袁世凯的意思，幡然改变，借独立来谋取将来发展。
革命党人澂烈反对朱家宝此举，根本不承认他这个都督。11日，革命党人召集各界代表开会，再次宣布独立，推举王天培为都督。这样，安徽就出现了两个都督。王天培和朱家宝争位。前者年轻，依靠部分同样年轻的新军官兵，实力有限，又因为强行剪辫而澂起反对。朱家宝乘机煽动巡防营以反对剪发辫为名哄闹。王天培只当了几天都督，旋即离去。安庆很快陷入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群雄争霸的局面。安徽其他地区自行独立的都督也各行其是，不服从安庆指挥。中间，九江军政分府两次派军人安庆，协助稳定政局。第一次驱逐了朱家宝，迫使后者翻墙而逃。但九江军队军纪实在败坏，一人城就劫掠百姓，遭到安徽军民的反对；第二次九江参谋长李烈钧亲自前来，还是控制不了安徽群雄，不久率部去武汉参加会战，得以脱身。等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人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中央又派军消灭地方割据都督，这才稳定了安徽局面。
以上七省相继宣布独立，都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不到一个月，气势汹汹、其情迫切，可见人心向背。
革命爆发，社会动荡不安。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沪宁杭三地的走向，成了众人的焦点。
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浙江、江苏二省的沪宁杭地区，聚集着中国最密集的人口、最发达的经济和最杰出的文人。这里有虎踞龙蟠的汉族古都南京，当年被清朝推翻的明朝就是在此开朝建国的；有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鱼米之乡苏州、杭州，还有最先开埠、极速膨胀起来的远东大都市上海，生机勃勃的十里洋场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轻狂梦想和冒险精神。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扬州二十四桥的明月夜，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夜半钟声，点缀着桃花、鳜鱼、白鹭的西塞山和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新安江，都是从启蒙时起就注入血液的记忆。这里是所有中国人的文化故乡，是中华文明皇冠上的明珠。
从唐宋开始，长江三角洲就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南宋年间，“苏湖熟、天下足”，太湖流域是整个中国的粮仓。而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在此生根，再未移动。苏州城内外那些一步一景、美轮美奂的园林，默默向人宣示着，所谓的文化是长年累月的沉淀和积累，是建立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基础之上的。发展到清朝，不仅朝廷的赋税仰仗东南，北京城里百万亲贵、官民、兵将的衣食都仰仗于东南地区一点一滴的漕运输送。
因此，东南沪宁杭地区的归属，不仅关系到中央王朝的生死，更意味着一个政权能否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人所接受。
正因为如此，清朝在沪宁杭地区的统治力量，仅次于京畿重地，非常强大。在江苏，两江总督张人骏驻扎在南京，江苏巡抚程德全驻扎在苏州，统帅有强大的巡防营和军警。南京还有江宁将军铁良率领的八旗驻屯军，江南张勋率领的江防营和徐绍祯统制的新军第九镇。在浙江，浙江巡抚增韫统帅巡防营和新军一协，杭州将军德济辖有八旗驻屯军。
三座重镇，清军兵力各自数以万计。上海因为行政级别较低，除旧巡防营外没有驻扎大批清军，但清朝在此机构重重，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武装力量。海军会有军舰不定期停泊、江南制造局不仅生产军火而且自身防守力量也很强大，水警、商团等新兴的武装也受官府控制。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各地官吏，神经高度紧张，密切防范本地革命党人的动向。江南制造局加快军火生产，装备清军，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当富庶之地面临战火威胁，东南地区的立宪派坐不住了。和经济一样，东南地区的立宪势力也在全国居首，横跨传统的儒商、士绅和近代资本家、社会活动家双重身份，拥有丰厚的产业。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都是国内立宪派的领袖。他们和传统体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防止战火破坏经济，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最初是反对革命的。比如张謇就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协助镇压武昌起义。张人骏可能是觉得东南地区比武昌更加重要，按兵不动，把眼睛盯死在自己的辖区。10月底11月初，多个省份宣告独立，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张謇等人体内革命的因素盖过了保守的一面，趋向革命。和谭延闿等独立省份的立宪同志一样，张謇等人有能力、有声望，更有意愿参与新的政权。江苏巡抚程德全和立宪派走得很近，张謇等人就密切联系他，希望他能够反正。浙江的立宪派在参加巡抚增韫召开官绅会议时，也公开呼吁巡抚大人带头“独立”，争取主动，免得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对大家都不好。程德全、增韫两人都连连摇头，不愿意宣布独立。立宪派们也没有更深一步的行动，也只能摇头散开，静候局势发展。这是1911年11月初的事情。
旧体制的力量有多强大，革命的力量就相应有多强大。别忘了，沪宁杭地区是开风气之先、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新兴社会力量最为强盛的地区。本地区的革命力量是国内最强大的。
光复会是东南历史最长的革命组织，成员众多。光复会的徐锡麟、秋瑾等人就曾想发动浙皖联合起义，不幸失败。1910年初，陶成章、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李燮和担任南部执行员，重新在东南地区发展光复会组织。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先后加入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一人具有华兴、光复、同盟三会会员的身份。广州起义失败后，陶成章和李燮和等回到上海，集中精力组织光复会上海支会，组建光复军。他们的主要做法是争取清军巡防营、水警等既有武装力量。
同盟会在沪宁杭也拥有许多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内部痛心于广东革命力量的削弱，同时深感在南方边陲起义对全局影响不大，很多人谋划在长江流域壮大力量，发动起义。1910年，宋教仁来到上海，与陈其美等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浙江吴兴人，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陈其美这个人，侠义豪爽，喜爱冒险，在上海这口大染缸里浸染多年，人脉广关系硬，黑白两道都熟。他本人经商多年，在新兴工商业群体中尤其吃得开。后人记住陈其美，可能是记得他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叔叔，更记得他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是他把蒋介石引荐给了孙中山，仿佛他是站在蒋介石和两个侄子背后的模糊影像。其实，在1911年前后的沪宁杭，陈其美是响当当的名字，是同盟会在东南的中流砥柱。如果说其他奔走呼吁革命的同志也有响亮的名气的话，那么有一样事情是他们不能和陈其美相比的：陈其美在上海地区积累多年的实力。
武昌起义捷报传到上海，陈其美感到的除了喜悦，更多的是紧迫感。他召集亲信，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武汉的共进会、文学社虽然从同盟会分化而来，但独立性很强，武昌起义就是他们独自策划的。它们和光复会关系密切，领导人交流频繁。如今，光复会又策划东南起义。陈其美马上意识到同盟会落于人后，担心革命成功后各地为其他革命党人控制，同盟会不能掌握政权。争强好胜的陈其美急于要为同盟会正名，要为同盟会掌握一处政权。
陈其美投入了紧张的准备：他联络各报馆，及时传达起义消息，悉力鼓吹革命。他又与李燮和联络，谋划共同起义。李燮和向水陆各处军警摊牌，后者纷纷表示赞同革命，很快就组织了光复军。陈其美还通过富豪李平书做通了上海城内外商团的工作，商团答应参与起义。短短十几天时间里，上海地区气氛转向，人心倾向革命。清朝官员看在眼中，慑于革命威势，不敢于涉，也不做预备。陈其美胸中的目标非常远大，又跑到杭州联络同志、会党，约定11月6日上海、杭州共同起事。他希望先占据上海、杭州，以此为基础夺取整个东南地区。
当时，青年蒋介石正在日本军队中担任候补士官生。国内革命热火让这些年轻人按捺不住，急于归国革命。蒋介石向师团长请假遭到拒绝，又向联队长商洽。联队长在职权范围内，给了蒋介石最大时限的假期：4时。蒋介石毅然请假，他迫切需要一个离开军队的机会。和他一同请假的军校同学，还有张群等。暗地里，军中上下都知道蒋介石等人要逃回国参加起义，都睁只眼闭只眼而已。军中悄悄地为他们设宴惜别。主持欢送会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为蒋介石等人送行。蒋介石一行人抓紧时间，先乘火车到了东京，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再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为了掩蔽身份，他们脱下军装，寄回联队，同时准备了毒药，预备在遭到缉捕时自杀。所幸，蒋介石、张群等人顺利抵达上海。当时是10月末，蒋介石24周岁生日前夕。
回到上海，蒋介石等人首先去拜访陈其美。后者正忙于组织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就指示浙江籍的蒋介石前往杭州，参加当地起义。蒋介石不顾旅途劳顿，立刻和同志奔往杭州。他的老家奉化县溪口镇离杭州不过130公里，蒋介石非但没有回乡看望母亲和兄长，还寄去绝命家书，表示要杀身成仁为革命殉命。按照起义计划，蒋介石负责指挥敢死队。敢死队员除了血气方刚的年轻革命者外，还有秋瑾的余部、绍兴王金发带来的会党成员。
11月2日，情况发生了突变。吴淞口出现了五艘清军军舰，停泊在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的枪炮弹药。据说这五艘军舰是从武汉方面来的，准备装足军火返回支援清军的。陈其美得到紧急情报后，立即约李燮和商议攻打江南制造局。李燮和说：“要光复上海必须攻克制造局。
但制造局守备强大，不经过死战啃不下来。一旦僵持不下，苏州的程德全就可能派所部水陆军警增援，半天时间就能到达上海。”因此，李燮和觉得提前攻打制造局太冒险，不同意。陈其美将清军军舰停泊吴淞口的情报告诉了李燮和，说：“清廷方以军舰运制造局械弹，上驶汉口济冯国璋，倘不先事定上海以伐其谋，武昌且危。”两人都觉得不能让上海的军火去屠杀武汉起义军，决定提前到明天（3日）午后4点起义。
11月3日，闸北巡警率先发难，光复闸北。商团武装紧接着在南市起事。上海道台、知县保命要紧，仓皇逃往租界。陈其美不等各路起义军汇集，就率领敢死队和部分商团进攻江南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
江南制造局是清朝在上海地区最坚固的堡垒，生产存储了大量的枪炮弹药。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在武昌起义后日夜戒备，亲自带着卫队巡查守备，严密控制工人。李平书曾劝他不要接济清军军火，张士珩不听。
李平书再开导他说：“清朝人心开始瓦解，你就是守住一个区区的制造局，又有什么用呢？不如为自己筹划保全之策。”张士珩还是不听。看来他是顽固到底了，只能硬拼了。陈其美带上人强攻，子弹如雨、炸药横飞，张士珩死命地反抗。澂战了数小时，起义军硬是攻不下制造局。
陈其美着急上火，头脑一热，决定单枪匹马进入制造局给张士珩做思想工作，试图像之前争取清朝军警和民间商团那样把张士珩争取过来。结果张士珩没被争取过来，陈其美是自投罗网，成为人质。李燮和闻讯，火速组织起义军警全力赴援。围攻制造局的起义军实力大增，攻势一阵超过一阵。张士珩见大势已去，这才逃入租界。起义军占领制造局后，到处寻找陈其美，最后在厕所旁储藏钢铁的小房里找到戴着镣铐、发辫系在墙上的陈其美。他已经被折磨得手足麻木，不能走动了。
江南制造局被攻占的时间是4日上午8时，宣告上海光复。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
上海决定提前起义，并没有及时通报杭州。当时蒋介石正在从上海返回杭州的火车上——之前他去上海接收了一批敢死队员。11月3日晚上，蒋介石和敢死队员分住在城内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当天深夜，杭州同志们才得知：“陈其美已在上海发难，光复在即。”一时间，大家摩拳擦掌，不甘落于人后。杭州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
4日，浙江巡抚增韫想出了一个应对办法：他强装镇定，轻装简从，在杭州闹市招摇过市，表示局势还在官府控制之中，自己临危不乱胸有成竹。但1911年的杭州不是几千年前的小城，演这种小把戏已经不能稳定民心了。杭州人看巡抚如此反常举动，人心更加不安了。一回到巡抚衙门，增韫立即召开官绅会议，商量对策。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多数人还是建议不如宣布独立，争取主动。增韫开了一个下午的会，终于认识到：为了避免杀身之祸，最好的办法是宣布独立。可惜的是，还没等增韫把独立告示草拟好，外面的枪声先响了。
起义爆发了！起义的先锋就是敢死队。杭州的新军虽然倾向革命，但驻防城外，交通不便，加上清朝官府严格控制武器，每一士兵分配子弹不满5发，相反给八旗驻屯军装备了充足的军火。实力悬殊，革命者将起义的希望寄托在敢死队身上，希望他们能发挥尖刀的作用。蒋介石、王金发等人不负期望，迅速组织起来向巡抚衙门冲杀过去。队员向衙门里扔了两枚炸弹，再派人翻墙进去打开大门，就顺利地涌入了巡抚衙门。巡抚卫队没有反抗，士兵们自动放下武器，还制服了搬出机关枪就要扫射的教练官。敢死队一举攻占了大堂，可就是找不到增韫。原来，增韫听到炸弹响，就从屋后垣墙间隙逃出，藏身马槽。敢死队员们从马槽中把他揪了出来，关押在市内福建会馆。同一时间，城外的新军也顺利人城，拿下了军械局。凌晨，起义军就控制了除旗城之外的地区。感觉敏锐的商家开始插出白旗，大书“欢迎”二字迎接起义军了。很快，大街小巷白旗招展，和11月5日的黎明一起迎接杭州城的光复。
天亮后，旗城周围爆发了澂战。杭州将军德济指挥八旗驻屯军，凭借之前配备的强大火力，负隅顽抗。城内枪炮声隆隆不绝，惊得立宪派跑到旗城中，劝说德济放下武器，顾全大局。德济不答应，甩开膀子和起义军大打起来，坚持到下午八旗子弟不敌，落入劣势。参领贵林等人逼德济投降，起义军又答应只要八旗驻屯军缴械投降，保证旗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德济这才下令投降。杭州全城光复。
接着，宁波、温州、嘉兴、绍兴等相继光复。起义军和立宪派推举原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成立军政府。蒋介石等“苗正根红”、从四面赶来的革命者遭到排挤。蒋介石返回上海，好在陈其美对这个小兄弟很看好，提拔他当了沪军团长。而绿林色彩浓厚的王金发因为汤寿潜与秋瑾被杀事件有关，反对推举他为都督，结果他的意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社会群体。王金发最后被排挤回绍兴，会党分子也没进入新政权。起义者浴血奋战，最终政权还是为原来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所占据。军政府成立后，鉴于增韫、德济为官尚可，并无大恶（增韫还曾违背圣旨，没有铲平秋瑾坟墓，而是暗中通知家属迁走），将他们礼送出境。
上海、杭州相继光复，苏州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处境就危险了。尤其是上海光复后，苏州失去了进出口的商埠和军火供应地，官民人心动摇。从11月3日起，苏州的绅商、立宪派和革命分子就包同程德全，劝说他反正。程德全和增韫一样，犹犹豫豫，不说独立也不说顽抗到底。
拖延到4日晚上，苏州城内的新军、革命党人等不及了，发动了起义，很快就占领了苏州城。第二天一早，起义军冲进巡抚衙门，逼出程德全。
事到如今，起义军还希望程德全能够宣布独立。程德全表态：“值此无可奈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为了表示顺应革命，程德全叫人用大竹竿将巡抚衙门大堂屋檐上的瓦片挑去几片。瓦片落地破碎，清朝的江苏巡抚衙门也就变成了革命后的军政府。程德全比增韫幸运，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当上了江苏都督。
至此，沪宁杭地区全部落入革命党的掌握之中，从经济和文化上动摇了清朝的根本。
东南光复，是同盟会和光复会共同努力的成果，双方拥有各自的军队。同时，立宪派掌握着不少地区的政权。三方很快对沪宁杭三地的政权控制权展开了竞争。
三地中，上海的沪军都督府最为重要。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商埠、最繁荣的经济重镇，还是人口大市。光复后，陈其美利用在上海工商业群体中的庞大人脉，迅速挤掉李夔和，建立了清一色同盟会会员组成的都督府。李夔和被排挤到吴淞，索性另立了一个军政分府，与陈其美对抗。
虽说是分庭抗礼，但吴淞军政分府完全不能与沪军都督府相比，陈其美控制着丰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上海逐渐建设成同盟会坚固的堡垒。在辛亥革命期间，沪军都督府向各地革命军供应大批军火和相当数量的军费，作了很大的努力。军政府多次召集大会号召各界助饷，黄兴、陈其美、程德全等都曾亲自登台动员。上海资本家纷纷认捐，并组织募捐团体，推动各行业助饷；文化界组织了宣讲社、募饷团四出活动；京剧演员发起义演助饷，书画界举办书画助饷会，以墨润助饷；清贫的文教界也不甘落后，学校师生踊跃捐款，同盟会控制的《民立报》馆全体职工每月捐助薪金的五分之一资助革命。各地起义军遇到后勤困难，都找沪军都督府，向陈其美求助；南方独立各省军队调动，都以上海为中转枢纽和兵站。海外革命党人也纷纷赶回上海，再奔赴各地革命。无形之中，武汉虽然是首义之地，但上海很快后者居上，成了事实上的革命中心。
因为上海为同盟会控制，也就意味着同盟会掌握着革命的事实中心。
上海行政上归江苏管辖，立宪派控制的江苏军政府试图在行政上对沪军都督府发号施令，进而控制上海。苏州光复后，立宪派联名上书沪军都督府，借口“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以行政统一为理由要陈其美拱手交出政权，交给程德全。陈其美在上海滩练就了一身精明，当然不会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诱惑。地盘，在乱世中永远是最大的筹码。陈其美对立宪派的建议不置一词，将江苏军政府的指令一律置之度外。
立宪派咒骂陈其美是“无赖”，沪军都督府经常受到掣肘。陈其美岿然不动，上海政权始终控制在同盟会手中。政权争夺一直持续到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陈其美的压力越来越大，以退为进，三次呈请辞去都督，取消沪军都督府。陈其美在呈文中揭露：“上海地处交通，人人得而求备，而地居下邑，事事为人阻挠……（江苏）对于沪上各机关人员，委任非专，号令不便。管辖上既无统一之权，事实上乃有冲突之势，牵制如此，无事可为。且凡百收入，均被各方面争之而去；凡百支出，均由各方面诿之而来。纵系巧妇，无米难炊，虽极肝脑涂地之诚，岂能收戮力同心之效？”结果，沪军将领、地方士绅联名，分别电请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江苏都督——既然他人一直借口上海是江苏的一部分，那就干脆任命陈其美为江苏都督算了。有了上海方面的强硬团结和孙中山的强力支持，陈其美屡次得到慰留。上海的特殊地位就此开端，最终从江苏划出。
沪宁杭的独立，是11月上旬的事情，可算是武昌起义后的第二波独立浪潮。
在1911年的最后岁月里，岭南、西南各省陆续独立，掀起了第三波独立浪潮。
10月10日当晚，广西省会桂林电报局的革命党人吴某在电波中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晚武昌新军起义了！他马上把这个消息传给广西同盟会支部。广西革命者成了第一批得知首义消息的同志。
广西新军中的革命势力也非常强大。1909年后，归国的日本留学生、保定军官学堂学生与内地革命党人汇聚桂林，渗透进入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新军混成协、督练公所、警察教练所以及谘议局、法政学堂等重要部门。其中广西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
它虽然是清廷的陆军基干训练机关，但校内平时极少提到“忠君”一类的话。有也是为敷衍远道前来视察校务的钦差而说的。同盟会在陆军小学附近成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选择的对象都是成绩优异有血性的青年。比如身材矮小敦实、皮肤黝黑的乡间学子李宗仁在广州起义半年之前歃血为盟，被吸收进了同盟会。
11日，电报局又传来澂动人心的消息：武昌起义成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广西同盟会支部长耿毅等遂决定在重阳节（10月29日）晚12时举行起义。起义的主力是驻扎在桂林南郊的新军混成协及学兵营约2000人，其基层军官均受革命党人熏陶，士兵多是桂林周边的知识青年；此外还有陆军小学的学生及支持同盟会的会党数百人。清朝官吏非常惊恐，将广西巡防营六个大队开进桂林城，加强防卫。
天有不测风云，29日下午起，桂林突发狂风暴雨，雨越下越大，到晚上城郊道路变为一片汪洋。即便如此，起义还是在当晚如期举行。
新军混成协三个营的起义队伍在向桂林进发途中，为郊外暴涨的河水阻隔。城内外的起义人员终因不能会合而被迫停止了起义。桂林官府闻讯，调拨水师船只在漓江和各码头加紧巡逻搜查，使得革命党人再次起义的难度加大。
几天后，耿毅决定单刀赴会，去说服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宣布广西独立。他和两名会党枪手，每人身佩两支手枪、四颗手揿炸弹，闯人布政使衙门。衙门外还暗藏了二十多名革命党人秘密策应。王芝祥是河北人，不仅是广西政府的二把手还身兼中路军统领，是省内实权人物。耿毅三人预备着，如果王芝祥配合独立尚好，如果王芝祥翻脸，就与他同归于尽。见面之后，耿毅也不多说，就把手枪和炸弹亮在王芝祥面前：“我们今天说好就说，说不好就这个！”这一下子就把王芝祥给镇住了，接着耿毅对他晓以民主共和的大义，又表示，广西独立后革命党人决不待在广西，而要北上增援武汉同志，广西的都督还是由你们来决定。软硬兼施下来，王芝祥表示赞同革命，并愿意去做广西巡抚沈秉堃的工作。
那一边，广西谘议局已经在敦促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了。10月31日，同盟会员刘崛依靠当地的绿林2000余人攻下广西东部重城梧州，全省震动。桂林城内人心浮动，社会上流传起义和攻城就在眼前。桂林工商界担心战事损害利益，集会请求沈秉堃独立。11月6日，谘议局再次劝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广西协饷全靠湖南、广东等省协饷补助，现在湖南已宣布独立，倘广西不宣布独立，则湖南、广东的协饷定不会来，财政方面怎能支持？梧州已经独立，省内各处都在酝酿行动，桂林将成为一座孤城，如何能守？新军、民军、会党都准备起事，万一发生战事必致地方糜烂，怎对得起地方父老和各界人士？”沈秉堃、王芝祥无言以对，被迫在当日宣布广西独立。沈秉堃被推为广西军政府都督，王芝祥与广西提督陆荣延被推为副都督。
这样的独立，是极其不稳定的。沈秉堃等人本没有革命的意识，各方面反革命的力量又保存完好，随时可能出现反复。但是，乐观的广西革命党人却很快组成以新军革命骨干为主的敢死队，日夜兼程，冒着冬季南方的寒雨，奔赴武昌。（后来，这支广西援鄂部队又开拔到了南京，改编为著名的第八师。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的白崇禧就在这支敢死队中。）广西革命势力削弱后，巡防营的顽固势力蠢蠢欲动。巡防营官兵多数是湘军旧部，他们就策划兵变，枪杀革命党人，然后在桂林劫掠一番（重点是抢劫广西藩库），最后返回湖南老家。王芝祥获悉后，从藩库取出5000两白银安抚军心。但仍有一小撮官兵顽固不化，仇视革命。
11月9日晚上，桂林民众提灯游行，庆祝广西独立。就在大家欢聚一堂的时候，巡抚衙门的旧卫队首先放枪作乱，鼓楼上的巡防营官兵则向人群射击，接着关闭了四方的城门。兵乱开始的时候，革命势力在郊外新军兵管能够集中的军队很少，而且大多是军校的学生。其中就包括陆军小学的学生李宗仁。
革命军没有能力弹压乱军，只能采取守势了。当晚桂林城一片混乱，许多剪了辫子的民众被残害，陈尸街头。沈秉堃作为军政府的都督，想到的不是如何调兵镇压叛乱，而是自身安全。他学瑞潋在巡抚衙门的后墙打了一个洞，带上眷属，在亲兵掩护下急匆匆往北逃走了。副都督王芝祥调兵遣将，才在第二天早上将乱兵镇压了下去。可是，都督沈秉堃找不到了。广西各界就以都督下落不明为由，推举陆荣廷为广西都督。陆荣廷是出身旧军队的绿林好汉似的人物，盘踞南宁，这导致了日后广西的省会从桂林迁徙到南宁。
桂林叛乱的当天，广东也独立了。
广州起义被镇压后，两广总督张鸣歧大举清乡，企图消灭响应革命的会党帮会。清兵四出扫荡，骚扰百姓，反而进一步失去了人心。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革命党人和民众闻风而动。10月24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抵任。他刚踏上广州的码头，就被连人带轿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用炸弹炸得粉碎。消息传出，广州官吏无不为之丧胆。张鸣歧、李准更是惶惶不可终日。革命形势越发展，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手上沾染了革命者的鲜血。
但是在力量对比上，张鸣歧等人占有绝对优势。广东有旧军编练而成的陆军第25镇，由龙济光为统制，全军超过1万人。而革命党人经过广州起义的失败后，实力大损，军事人才丧失殆尽，无力组织起义。
张鸣歧急令龙济光把全军调到广州附近，陡增了许多底气。所以当江苏巡抚程德全13日请张鸣歧会衔，奏请朝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时，张鸣歧以“时机尚为至”回答，拒绝上奏。他对革命是既担心，又心存侥幸，采取观望态势。广东的士绅巨贾却没有张鸣歧那么乐观，看出革命是大势所趋，希望张鸣歧宣布独立。10月25日，省内各大团体开会。
清乡总办江孔殷在会上发言：“广东提倡独立，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当求完全，不可糜烂。”听众热烈鼓掌。大会决议：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
29日下午，各团体再次集会，有人拿出上书“广东独立”四字的一面白旗，由工人温东用竹竿挑起招展。有人大呼：“广东独立万岁！”应和之声震瓦壁。温东高举旗帜在前引导，众人尾随其后，向两广总督衙门进发。沿街各商店也张旗、宣灯，鸣放爆竹，表示拥护。请愿队伍到达总督衙门时，已经形成了2万余人的庞大队伍。大家要求张鸣歧立即宣布独立，与清廷脱离关系。张鸣歧避而不见。广州商民不知道确切情况，各商铺以为广东已经独立了，纷纷燃放爆竹，或在店前树立旗帜灯笼。一时城厢内外，甚至周边城市爆竹声不绝于耳，从黄昏放到三更天后声响才弱下来。
当晚，张鸣歧得知清军在武汉前线获胜，底气又足了起来。他下令龙济光派兵到大街上撕扯旗帜、标语、灯笼，逮捕倡言独立的人。张鸣歧贴出布告：“本晚西关河南，纷竖独立旗帜，显有匪徒主谋。希图扰乱人心。”要求严加剿办。总督衙门防范森严，全城封闭，只开大南、小东两门出入，还挖掘新丰街的街石赶筑炮台。如此一来，广州一片混乱，各商铺多以铁链锁门，或用木板钉盖，街上行人寥寥。广东独立形势急转直下，看似没有希望了。
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广东的光复，最后的推动因素竟然是清朝内部的权力矛盾。水师提督李准手握重兵、忠于清朝，是镇压广州起义的元凶。广州起义时，张鸣歧只身投奔李准，全靠李准调兵遣将才保住了广州。之后，李准以为凭自己功劳，会加官晋爵，颇为洋洋自得。
不料，张鸣歧不能忍受李准的居功自傲，更害怕李准动摇自己的地位，提拔龙济光为统制，调他的军队到广州，地位在李准之上。李准的失落和不满，可想而知。胡汉民等人洞察其情，派人离间张李两人。张鸣歧对李准更加猜疑，夺走了李准所属的部分军队，还把虎门要塞的大炮撞针收缴走了。李准更加不满，同时也担心自身处境。他想反正，推翻张鸣歧，推动广东独立，以功赎罪。可他也知道革命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许多人觊觎着他的项上人头。李准担心即便自己反正，也不容于革命党人。于是，他派出幕僚到香港与同盟会接触，希望反正后能给自己留条生路。同盟会答应了李准的条件。胡汉民给李准写信，信中大谈民族大义，明确李准如果能幡然醒悟，从清朝政府的立场转变到国民立场上，大家就化敌为友。李准马上回复，表明当尽力为民，革命党人如果直取广州，自己愿做内应。
李准说干就干。张鸣歧并不足虑，可怕的是掌握军队的龙济光。李准先礼后兵，派人去游说龙济光，动以至诚，希望他能够在革命中按兵不动，以免兵祸殃及百姓。龙济光是张鸣歧的爱将，深得后者栽培，可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龙济光对前途也丧失了希望，不愿意与革命党人硬碰硬。既然李准提供了一条能够避免冒险的方法，他欣然接受。龙济光明确表示和李准一道站在革命一边，抛弃了张鸣歧。
张鸣歧就此成了孤家寡人。李准再派部下去见张鸣歧，下通牒说：“我决心率领部下官兵和各炮台反正，请总督不要贪慕虚荣，贻害地方。”张鸣歧吃惊不小，对自己的立场仍犹豫不决，还想看看各省起义的成败再决定自己的行动。李准争取到龙济光后，传令所部水陆各军、沿海炮台同举义旗，各部悉受命令。李准部署完毕，打电话告诉张鸣歧，说自己已经与革命军联系好反正。反正的军队比张鸣歧控制的部队强大，而且四江军舰集中省城，炮口对准总督衙门，请张鸣歧“好自为之”。张鸣歧接完电话，赶紧召龙济光来商议对策。张鸣歧问龙济光：“能打败李准吗？”龙济光明确回答：“不能。”张鸣歧知道大势已去，偷偷在11月9日黎明逃往沙面英国租界，由那里乘船逃往香港，做起了寓公。
原本，士绅们有意推举张鸣歧为独立后的都督。9日上午，各界代表数千人再在谘议局开会，经商议推举张鸣歧为临时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代表们将印信送到总督衙门，扑了个空，这才发现张呜歧逃走了。
龙济光也不愿意担任副都督。于是，代表们重新推举胡汉民为都督。李准下令各炮队军舰一律升起国民军旗，并电邀胡汉民来广州。
消息传出，万众欢腾，爆竹如雷。当天中午十二点，水师公所首先高悬国旗、军旗，鸣炮志贺。各兵船、衙署、局所，一律同时升旗鸣炮。
城内外各商店都挂旗，有写“中华民国万岁”的，有写“民国军万岁”的。
广州反正前，陈炯明已经在惠州起义，拥有七旅民军。李准反正后，又说服惠州清军向陈炯明投降。陈炯明就此成为广东革命党人中最有军事实力和影响的人物。不久，各界补选陈炯明为副都督。
广东独立后，东南沿海只剩下福建一省没有独立了。
福建同盟会在学界、商界都有良好的基础。地方民团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福建保甲局总办彭寿松就倾向革命，后来被福建布政使弹劾罢官后干脆加入了同盟会。但是革命党和军队的关系有限。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并不强。武昌起义前夕，彭寿松发起组织福建军警同盟会，吸收新旧军官兵和警察参加革命，开始筹划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后，闽浙总督松寿将福建新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处处加以限制，将新军弹药全部收缴，保存在旗城中。新军官兵产生强烈不满情绪。革命党人趁机争取新军将领，新军将领纷纷加入同盟会。10月30日新军第十镇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11月5日该镇统制孙道仁分别宣誓加入同盟会。
革命党人觉得起义时机成熟了，遂定于11月12日起义。
谘议局也开始推动独立。7日下午，谘议局开会，一致决议所有福建之政务由新政府施行，8日正式劝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令缴驻防营军械。权力的交接从来伴随着或明或暗的血雨腥风，谘议局这种和平接收政权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更何况松寿手上还掌握着相当强的实力。果然，松寿接着谘议局的通牒后，不仅不交权，还命令军队整顿备战，计划第二天次直扑谘议局，消灭首脑。福州城中驻屯的八旗子弟则组织杀汉队，企图配合松寿大开杀戒。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决定当晚提前起义，用武力消灭顽抗的敌人。
当天晚上，革命党人、反正官兵、各校学生和会党分子迅速集合起来，向各个目标发动攻势。9日零时，起义开始。反正的新军迅速占领福州城内的制高点于山，在北面山腹布防，装置大炮。彭寿松率军警、会党分子组成的炸弹队攀登上山，与新军会合。
起义军的主要敌人是福州的八旗驻屯军。福州将军朴寿上任后，招募了精卒4000人，专心训练。这支军队在各地驻屯军中，战斗力较强。
旗兵得知起义爆发，迅速布置工事，以法政学堂为中心点，占据民房顽抗。他们四处放火，企图阻止起义军的进攻。新军和炸弹队在炮火掩护下勇敢巷战，逐步打退旗兵。旗兵死伤数百人，退入旗城。将军朴寿先写信求降，后又想逃跑，被起义军活捉，关押起来。总督松寿听说旗兵失败，吞金自杀。
旗城的战斗还在继续。10日黎明，旗城挂起白旗，起义军正准备受降，不料这是旗兵的诈降。旗城乘起义军疏于防备，突然杀出数百旗兵，直扑于山，劫夺大炮。起义军拼死护炮，和旗兵展开肉搏。许崇智等将领也亲上火线拼杀，终将敌人杀退。朴寿乘旗兵反扑时逃出，被抓回即行正法。之后，旗兵零星的反对相继被扑灭。福建通过战斗，宣告了独立。
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地区，在独立道路上一波三折。
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各地组织了同志军，革命党人加入其中居主导地位，清朝各级官府已经在事实上对地方失去了控制。先是荣县宣告独立，11月22日川东重镇重庆宣布独立，随后其他各府、州、县陆续独立，剩下省城成都成了被革命势力团团包裹的孤岛。城内的立宪派和总督赵尔丰等人都不希望出现血流满地的场面，商议着和平移交政权。11月底，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原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尔丰将政权移交给蒲殿俊，蒲殿俊保证赵尔丰等原清朝官吏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过，赵尔丰虽然下台了，还拥有相当的实力：副都督朱庆澜是他的亲信爱将，还有3000人的巡防营尚且归赵尔丰直接指挥。
政权接替时的破坏性在这个时候的成都展现无余。旧的体制结束了，新的权威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成都塞满了保路同志军、袍哥等帮会分子、失去控制的前清官兵，局面日益失控。蒲殿俊是进士出身的传统士绅，没有一兵一卒；朱庆澜也缺乏强硬的性格，加上他的那一镇新军实力并不强，控制不了局面。所谓的四川军政府，除了头面人物外，没有固定的政权。于是，成都街头出现了成群结队头顶英雄结，腰缠飘带的“英雄好汉”，扛枪持刀，招摇过市。很多研究者相信，仓促交出政权的赵尔丰，眼看民国政府并没有成立，而北京的朝廷还控制着北方广大地区，心中难免后悔交权。于是，赵尔丰还在暗中操纵形势，煽动兵变。
近年来，又有人认为，蒲殿俊、朱庆澜的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对成都的混乱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短短几天内，独立后的成都治安恶化，民怨沸腾。
12月8日，军政府在成都东校场检阅军队，可能是为了庆祝独立，也可能是都督蒲殿俊想以此来扭转混乱局面。当天，大批军队和大量混杂在军队中的暴徒、帮会分子涌入东校场。蒲殿俊穿着上将军服，在嘈杂的环境中发表讲话。原本军政府曾答应给军队发放三个月的“恩饷”（也就是额外的工资），现在蒲殿俊在讲话中承诺给官兵发放一个月的“恩饷”。顿时，台下嘘声四起，秩序大乱。后面有士兵鸣枪起哄，很快发展成向主席台放冷枪。蒲殿俊哪见过这阵势，吓得面无人色，在两个卫士的保护下仓皇而逃，不知去向。阅兵变成了一场大混乱的序曲，士兵们闹哄哄地散出东校场，去藩库抢劫官银。事后查点，当天四川藩库丢失官银800万两。迟到一步、没有抢到官银的乱军，就从已经抢到银子的人手中争夺，将刀枪对准他们。还有人拥至成都市内，抢劫当铺、商行和富户，还四处放火。城中一片混乱。继都督蒲殿俊不知去向后，副都督朱庆澜控制不了军队，也逃遁出川。
当时在成都读中国的19岁乐山少年郭沫若目睹了这一幕乱象：有个人身穿灰鼠皮马褂，下身穿狐皮袍子，在街上匆匆行走，准备赶往城外。路中，那个人忽遇本地哥老会的“自卫团”，喝令他停住。几个人扭在一起，其中有个哥老会成员手快，一梭镖就把那位爷捅个透心凉——这位兵爷抢劫后“化妆”不严谨，上身军装虽脱，却忘了换那条有红竖纹线的军裤，故而被认出。几个人翻剥尸体，从这位兵士尸体上又剥上好几层狐皮好衣服，贴身的，竟然是一件女式皮袄……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强权人物出来稳定局势了。曾经担任过陆军小学堂总办的四川本地军官尹昌衡在新军中经营多年，又加入过帮会，是四川袍哥大佬，人脉很广。军政府成立后，蒲殿俊拉他做了军事部长，想通过他稳定军队。成都大乱的时候，尹昌衡迅速逃离出城，从城外调遣了几百部队，连夜入城平叛。依托他之前经营的人脉，再加上谘议局罗纶的支持，尹昌衡最终控制了成都——实际上，很多乱军看到“尹大哥”来了，纷纷从乱军摇身变成了镇压乱军的正规军。尹昌衡再宣誓“五族共和，满汉一体”，说服了城内的八旗子弟，收缴了他们武器，稳定了局势。
尹昌衡平定叛乱后，理所当然地将军政府都督一职揽入囊中（有说是他自己任命自己的，有说是被成都军政各界会议推举的）。尹都督比蒲殿俊有手腕得多，也强势得多。当时很多人担心依然指挥巡防营的赵尔丰暗中复辟，威胁军政府。尹昌衡就谦恭地去拜访赵尔丰，态度诚恳地说服后者交出了巡防营。赵尔丰对尹昌衡的印象很不错，不想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闯入赵家，把没有一兵一卒又卧病在床的赵尔丰逮捕了。“成都血案”的受害家属和对川汉铁路股份念念不忘的人们，对赵尔丰恨意难消。更多的人开始瞎起哄，于是赵尔丰的噩运就被决定了。尹昌衡在皇城内召开公审大会，群情澂奋，要求将赵尔丰斩首。最后，年迈的赵尔丰被押至贡院斩首示众。此事长久以来被当作“革命功绩”来宣扬，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赵尔丰其实是个能臣干吏，在川藏事务上大有贡献，且个人品行不错。推翻一个旧体制的时候，能够对革命构成威胁的往往是那些旧体制中开明的、有作为的且品行不错的人才（比如赵尔丰，又比如端方），革命者将愤怒和功绩都集中到他们身上。结果，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被革命烈焰吞噬，而旧体制中贪图享受、明哲保身的庸才却存活了下来。后者因为无能、无为和无用，不对革命构成威胁，反而是革命忽视和“欢迎”的人群。
成都动乱的时候，端方率领的部分湖北新军到达了资州（今四川资阳）。
端方这支部队是清朝在南方残存的生力军。为了挽救四川政局，清廷下令将赵尔丰革职，新任端方为四川总督。端方思想开明，倾向宪政改革，而且知道南方局势已经糜烂，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可以挽回的。
朝廷需要的是宏观体制的改革，需要缓和百姓的愤怒。他既知事情不可为，就想回北京向最高统治者面陈机宜。遗憾的是，局势不允许他这么做。
端方计划启程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成都独立的消息。资州知州将成都的混乱信息告诉了端方，端方决意还京。但是资州当地士绅包围他，请求：“端公别走。您如果反正，成都唾手可得，到时大家都会推举您为都督。况且，现在端公率领的部队已经出现了哗变的迹象，如果您不反正，恐怕祸起萧墙。”地方士绅的话没错，端方带来的湖北新军内部有革命倾向，端方最好的对策就是率领这支生力军攻入成都，自己当都督。端方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虽然开明，了解民主宪政，却对清朝愚忠，坚持要回北京。士绅们再次请求说：“端公如果担心成都不能容，可以在资州易帜反正，我等可函致各地士绅来资州拥您为主，公幸勿疑。”端方长叹：“如果我那么做，有何面目见慈禧太后、德宗皇帝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毋为我虑也。”地方官和士绅们见端方顽固不化，都叹息而散。
军队拖了端方的后腿，让他无法成行。新军计划响应革命，加上对前途迷茫无期，部队军心浮动。端方在资州盘桓多日，一来是他向成都的银行借了四万两白银发本月军饷，借银未至，二来是有土匪相约来投诚，他想等待他们如约而来（都什么时候了，端方还想收编土匪，真是尽职）。端方越犹豫，军心就越浮动。官兵们对端方进行信息封锁，南北公私函电和同僚之间的信牍都被官兵们截留，到不了端方的手上。所以，端方只知道武昌新军起义和成都局势动荡两件事情，对此后的各省独立都一无所知。不过，新军官兵们的消息是灵通的，他们知道得远远比端方多。他们要谋划自身利益，想在大动荡中分得一杯羹。
端方所率两标人马统兵者分别是曾广大和邓某，都是端方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提拔起来的，和端方有师生之谊。出发前，瑞澂又推荐了董海澜给端方，端方任命他做了管带，一起入川。一路上，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弟弟到军营问候；有士兵亡故了，端方亲自修书哀悼；沿途官民劳军的粮食，端方都先尝毒；甚至有士兵行军途中掉队了，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所以，端方得到了部分军心，曾广大也约束士兵，不让大家乱动。
端方本来赶紧离开，或者偷偷离开都可以，不过他把成都银行借银的事情布告给了官兵。这批银子迟迟没有到，官兵们就不让端方走。12月27日黎明，端方都整装待发了，他任命的管带董海澜煽动部分官兵冲入端方的行馆，把端方软禁到侧屋中，然后遍搜行箧，想得到些金银财宝。结果，乱军没得到什么银两，愤怒之下要杀端方。曾广大为他求情说：“端方不是骗子，他想走就让他走吧，何必杀呢？”他提议举手表决要不要放走端方。结果举手的人很少。曾广大再三劝说，乱军气势汹汹，怀疑曾广大有异心，扬言要先杀曾广大再杀端方。曾广大不敢再说，大哭而走。乱兵把端方逼到行馆的一间屋中，乱刃交下，又割下他的脑袋，返回武汉去了。端方的弟弟端锦见哥哥惨死，大骂乱军。乱兵强迫他跪下，他不跪，也被乱刃刺死，被割下了脑袋。第二天，成都银行的四万两银子到达了资州，可惜挽回不了端方的命了。
据说端方在最后日子中，一再声称自己祖先姓陶，是汉人，明末清初的时候不得已才加入八旗的。为此，他还把名字改为“陶方”。不过此举未能让他脱离噩运。
四川独立后，长江以南各省全部光复，依然处在清朝统治下的只有江宁一座孤城了。
江宁，就是南京，是六朝古都、东南都会，当时处境非常危险。周边的镇江、常熟、江阴、宜兴、南通、扬州等地的清朝官吏和守军或起义，或不战而逃，城市相继光复。就连江苏最北部的徐州，也在当地士绅组织下宣告独立。南京被光复地区团团包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洋孤岛。让清廷聊以欣慰的是，困守南京的清朝官吏“忠君报国”，在四面楚歌的绝境中依然顽强地和起义军对抗。
镇守南京的清朝官吏主要有三个人。为首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他是64岁的老臣了，直隶人（河北丰润人），进士出身，宦海沉浮多年。城内驻扎着八旗驻屯军，由江宁将军铁良统帅。铁良，满族人，曾任幕僚和侍郎，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陆军部尚书，对新旧军事都很有心得，被视为满族人中最“知兵”的人，是可以和袁世凯相对抗的实干人才。可惜，载沣上台后，认为铁良不是自己“这一条线”上的人，非但没有重用他，还将他贬到南京来养老，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当时，铁良已经58岁了。
第三个人就是57岁的江南提督张勋。这个人值得大书特书一下。
张勋，江西奉新人，出身贫寒，吃过糠咽过菜，做过苦力受过责打，二十多岁投军，目的只是混口饭吃。他和湖北张彪的经历类似，都算得上是“苦大仇深”、“苗正根红”的苦孩子。但是参军后，张勋因为头脑简单、为人忠厚（在新军中经常受同伴欺负和鄙视），得到赏识，稳步升迁。据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逃的时候。张勋不顾身上有伤，寸步不离慈禧的车驾，日夜护卫，把慈禧感动得不行，直夸他是忠臣。
到革命爆发的时候，这个昔日的苦孩子已经拥有了荣华富贵和庞大军队了。晚清的时候，朝廷提拔了不少像张勋这样的人，尤其是北洋新军中有很多穷苦人家出身的将校。他们按照原来的仕途规律，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官场当官，能在社会上混个温饱就不错了，如今朝廷给了他们高官厚禄、莺歌燕舞和强大的势力，他们怎么能不对清廷感恩戴德呢？相反，那些从小在温柔乡里长大的权贵，不是缩头不吭声就是望风而降、闻风而逃，让清廷大为失望。
话说，张人骏、铁良、张勋三个人都忠于清室，武昌起义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遇着剪去辫子的青年，立即逮捕，押往刑场斩首，杀后悬首示众。城内到处是手持大刀的旧军，无辫青年吓得戴上假发藏在家中，不敢出大门一步。
进入11月份后，东南一带纷纷独立。张人骏等人收拢南京周边的军队，加固工事，防备革命军来攻。南京城内的驻军并不算少。占大头的是旧军，主要是张勋统率的江防军和江宁将军铁良的旗兵，总兵力约二万人。新军编练为第九镇，总数约七千人，统制为徐绍桢。新军官兵倾向革命。广州起义的指挥赵声曾在第九镇进行兵运活动，张人骏因此将他斥退。武昌枪响后，张人骏和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调了江防营驻扎在新军兵营附近，同时不顾徐绍桢的反对，断绝了新军的军火弹药补给，还收缴了官兵们在打靶和训练的时候留存的子弹、抢走了营中的大炮和机关枪。新旧军之后的对立情绪陡然上升，占据火力优势的旧军把炮口都对准了新军兵营。眼看着火并一触即发，城中的士绅、商户赶紧找张人骏请愿：要打，也不要在城里打起来啊！不如将新军移往城外。张人骏觉得这个主意不错，10月31日命第九镇限期从市内移防至距城65里的秣陵关。南京城的防务全部交由江防营和巡防营负责。张人骏给旧军每人发足了武器弹药，单单子弹就每人发了500发，以防万一。而出防的第九镇的武器弹药就可怜得多了，士兵平均每人仅有子弹3发。
即便如此，张人骏等人还对第九镇不放心，命令旧军把炮口都对准秣陵关方向，抽调城外旧军包围第九镇。张勋则派人监视徐绍桢，观察动静。又有两名满族军官，暗藏手枪，求见徐绍桢，企图行刺。徐绍桢是广东番禺人，中过举人，考察过军事，当过总兵、提督，当时已经50岁了，本无意革命，但被张人骏等人苦苦相逼，胸中怒气咽不下去。部下原本就倾向革命，如今更是起义呼声迭起。徐绍桢于是决心起义。反正被张人骏等人步步紧逼，难逃一死，不如揭竿而起，看看鹿死谁手？
徐绍桢联络南京城内同情革命的旧军官兵，约为内应，定于11月8日第九镇以演习为名发难，袭取南京城。不料，城内的人自行于7日仓促起义，被张勋调兵镇压。张勋手下的悍将、江防军统领王有宏亲自用机关炮击毙起事士兵20余人。旧军中的革命官兵溃散。事后，南京城紧闭城门，全城戒备，如临大敌。第九镇官兵听说城内已经起事，在11月8日黎明誓师，兵分三路向南京城进发。南京城虎踞龙盘，周边堡垒要塞众多，加上几个朝代的苦心经营，城防异常坚固。起义官兵非常英勇，发起连续冲锋，都冲不破装备精良、占据有利地形的清军。加上起义军弹药严重不足，血肉之躯难以战胜钢铁工事，厮杀到9日拂晓，起义军伤亡惨重，弹药用尽，被迫向镇江方向撤退。之前，第九镇某营管带林述庆已经在镇江起义，成立了镇江军政分府。徐绍桢就在镇江收拢残部，并向周边独立政权求援。
11月1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分别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提议组织江浙联军，会攻南京，并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
程、汤二人马上复电赞同。东南各处军队，纷纷向镇江地区集结，计有镇军、浙军、苏军、淞军、沪军，此外还有松江、江阴等地的巡防营，总兵力万余人。
江浙联军会攻南京城，是东南革命最坚硬、最困难的一仗。联军不敢怠慢，先派出一支部队渡过长江，绕到南京城北，截断清军的后撤道路，然后各军再开始对城外要塞发动进攻。11月24日，淞军及浙军一部攻占乌龙山，乘胜又于次日晨攻克幕府山。联军赶紧在山上安置重炮，威胁城内清军据点。同日，浙军主力及镇军、苏军接近南京城墙，与清军展开了一场遭遇战。士气高昂的联军在战斗中歼敌千余，俘敌数百。
清军统领王有宏被击毙，大大挫伤了清军的士气。战后，联军成功占领孝陵卫，前锋抵达紫金山脚下。
张勋见联军步步推进，清军处境不妙，在26日亲自率领数千名清军出击，扑向幕府山、孝陵卫。张勋是玩了命地督战，往前冲，联军是钉死在阵地上，寸步不让。双方反复争夺阵地，苦战了一天。最后，清军不敌，张勋撤回城中。联军乘胜肃清了城外残存的清军。
29日凌晨开始，联军对南京城发动总攻。浙军进攻朝阳门、苏军进攻雨花台，都被清军居高临下击退。联军重新部署后，决定对雨花台发动佯攻，主力先取城外制高点天堡城，然后俯攻南京。天堡城建在紫金山西峰山顶的绝壁之上，是由太平军修建的，当年湘军和太平军在此展开了扩日持久的鏖战。如今，堡垒内的清军凭借储存的大量火炮和机关枪，据险顽抗。联军自下而上，冒着枪林弹雨仰攻，伤亡很大，进展很小。革命军拿出了攻坚的老方法：上敢死队！联军组织两队敢死队，从两面进攻天堡城。敢死队员攀岩走壁，不怕牺牲，无畏地向前冲。各军紧随其后，向山上冲去。清军渐渐不支，天堡城挂出了白旗。联军官兵们高兴起来，原地停止了进攻，派人上前联络。不料，天堡城的清军是假投降，趁联军麻痹下来，突然集中火炮和机关枪向联军队伍猛烈攻击。联军倒下了上百人。幸存的战友们愤怒至极，冒死冲锋，终于将守敌全部歼灭，占领天堡城。站在天堡城上，联军可以俯瞰南京全城。官兵们将堡垒中的大炮调转炮口，对着城内朝阳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轰击，连连命中目标。
天堡城上炮声一响，城内清军立刻胆寒。南京城全部暴露在革命军炮口之下了！紧接着，雨花台也被联军攻占，环绕南京的制高点全部为联军所控制，清军已经无险可守了。张勋知道败局已定，终于想到“和平”解决问题了。他派人分别向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江都督林述庆求和，以交出南京城为条件，要求革命军允许江防军移往别处；徐、林只答应接受清军投降，拒绝张勋所部转移他处。当晚，张勋率部偷偷渡江，向北逃去。张人骏、铁良等人也在当天夜间乘船出逃。张人骏逃亡上海，当起了寓公。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出名的侄女：张爱玲。铁良逃往北京，继续效忠他的朝廷去了。
张勋带着部队逃跑，难度大了很多。这支清军遭到了江北革命军的阻拦。张勋边战边逃，丢弃了大量军需辎重，狂奔到徐州才停歇下来。
徐州原本已经独立，但由士绅与旧官僚主导，态度并不坚定，如今见张大帅到来，自动取消了独立。张勋就此长期在徐州盘踞下来。清廷将张人骏革职，让张勋在徐州空挂起两江总督的虚职来，算是对这个顽固悍将的肯定。
南京城内残存的清军多数是巡防营，无心抵抗，开城投降。12月2日，江浙联军开进南京城。南京光复。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南京城看惯了金戈铁马，穿城而过的长江淘尽了千古英雄。如今，光复后的南京城即将见证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是历史上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前明朱元璋和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都城。它的光复被革命党人附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主张“排满兴汉”的人们特别兴奋。人城后，江浙联军将士们络绎不绝地到紫金山阳的明孝陵去祭奠，文人墨客们也竞相鼓吹。
至此，南方各省全部独立。南方浑然一体，南北对峙局面形成。湖北、湖南、江西升起了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扬着青天白日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换上了光复会的五色旗。其他反正省份，主要靠士绅和旧官僚主导独立，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挂的是白旗，有的在旗上写“大汉”或者“兴汉”几个大字。
说完南方独立场景，我们来看看北方的革命情势。
袁世凯的北洋军帮助清朝稳定了华北几省的形势。比如河南省，在湖北、山西、安徽等独立省份的包围下，没有独立。河南革命党人也发动了会党，组织了起义。但北洋军因为镇压武昌起义的缘故，早早就南下河南，压制住了当地的独立倾向。袁世凯本人在河南的人脉关系也起到了效果。又比如山东，巡抚孙宝琦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面对士绅和新军的独立压力，也不得不在大会上宣布山东独立。后来，北洋军向山东方向施压，孙宝琦又宣布取消了独立。
当然，这并不是说北方革命党人没有努力，没有流血牺牲。北方和南方一样，革命势力渗透到了各地，即便是清朝“龙兴之地”的东三省新军中也有大批革命党人。东北地区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领导人主要是“士官三杰”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等。他们一直在积极筹谋北方新军革命。
这三人可不是一般的革命党人或者新派知识分子，而是新军高级将领。蓝天蔚是奉天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吴禄贞是新军第六镇统制，驻扎在保定、石家庄一带；张绍曾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驻扎在奉天、直隶东部沿海一带。他们三个人掌握的新军约有3万余众，呈半圆形包围着北京的朝廷。
北洋新军一向为袁世凯所控制，怎么会让革命党人渗透到高层来呢？这得从袁世凯的失势说起。袁世凯掌控北洋新军的时候，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袁家班底。袁世凯被斥退后，载沣集团引入了许多有留洋经历或者考察过外国军事的青年才俊（据说吴禄贞是贿赂了庆亲王奕勖才当上的统制）。却不料，这些才俊虽然精通近代军事，政治上却不可靠。蓝天蔚、吴禄贞等人就是趁着袁世凯失势，被清廷引进和提拔的。
早在武昌起义前，蓝天蔚等人就密谋起义了。他们计划着率领各自的军队，围攻北京城——不愧为宏大的计划。1911年，清王朝准备在滦州一带举行新军的联合演习，刚好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的部队都有份。他们三个人就干脆在演习的准备会议上商议如何起义的事情——反正外人看到的是三个将军在认真地推演沙盘，还以为他们是在“研究工作”呢！他们最后决定利用演习时新军实弹射击的机会，把军队都拉出来，先将禁卫军解决了，再整军入京。蓝天蔚、吴禄贞和湖北新军关系密切，还约武汉方面同时举兵，希望能收到让清廷首尾难顾的效果。结果，演习没有开始，湖北新军先起义了。清廷慌忙下令停止演习，阻止新军集中。10月24日，蓝天蔚、张绍曾等屯兵滦州，联名致电清廷，名为“奏请”，其实是“强烈要求”。在这封名为《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的电报中，革命的新军将领要求朝廷在本年度内召开国会，制订宪法，同时禁止皇帝否决法律，并且要求特赦、擢用革命党人。历史上称之为“滦州兵谏”。载沣等人拿到这封电报，完全相信：华北新军也变心了！
袁世凯不允许华北新军革命。他栽培的北洋系军官担任绝大多数中下层军官职位，他们依然听命于袁世凯。这样，其他人就不能真正掌握军队。所以，蓝天蔚、吴禄贞等人的起义多少有些像浮在水面上的油，搅动不了多大动静。当吴禄贞下令阻截了清政府运往武昌前线的军火后，清廷更加忧虑。袁世凯也不能再等了，决心对“士官三杰”下手。清廷先命令吴禄贞脱离第六镇本部，前往滦州“宣慰”。吴禄贞到达滦州后，和张绍曾、蓝天蔚三人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制定了各率本部兵马，兵分三路直逼京津推翻朝廷的具体细节。但是，他们的计划很快被告密了，在滦州和奉天停放的全部车皮也秘密调往北京，三人的军队无法调动，底下的军官也不愿意起兵。起义计划夭折了。袁世凯对吴禄贞尤其不放心，派人重金贿买了吴禄贞亲信的卫队长。11月6日的夜间，吴禄贞被卫队长杀害。吴禄贞曾经是湖北革命党人属意的最理想的都督人选，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接着，张绍曾也被清廷解除职务，开缺回籍。
剩下的蓝天蔚，孤木难支，但他仍旧毅然决然地继承吴禄贞的遗志，单独在奉天发动起义。关外革命党人推举蓝天蔚为都督，计划于11月中旬驱逐清朝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宣布奉天独立。12日，革命党人按计划在谘议局召开大会，准备宣布独立。蓝天蔚下令部下开进城内，准备大部分部队进城后就攻占总督衙门和重要库房。不想，部队并不听蓝天蔚的话，炮兵竟然把炮口指向谘议局。原来，起义计划被人告密，赵尔巽已调张作霖的旧军人城镇压革命。独立没成，蓝天蔚的协统职务也被撤了，还遭到军警的严密监视。蓝天蔚乔装打扮，逃亡大连。关外革命党人聚集大连，打算再有所行动。清政府向大连的日本殖民势力施压，驱赶了蓝天蔚。11月底，蓝天蔚由大连乘船前往上海。关外最终没能实现独立。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回到武昌起义刚发生后的10月中旬。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一片慌乱。好像大家都预料到会有险情发生，如今险情真的来了，人们马上想到了逃命。朝中王公贵人，纷纷买金买银，预备不测时候逃跑；一般在京官吏也纷纷寻找出路。商店、钱庄门前，行人骤然增多，抢购物资的百姓开始囤积食物和日用品，导致北京物价飞涨。10月25日，北京的米价涨到每担11两白银。
载沣只能调动军队来稳定局面。顿时，北京城内到处是戒严的士兵，持枪实弹的在大街上巡逻。驻扎在通州的军队紧急调入城内，分别驻扎在东华门和西华门；禁卫军驻守景山，各要害路口也屯兵把守。
清廷内部展开了危机处理。首先对瑞澂弃城而逃的举动，朝臣们主张从严治罪。载泽和瑞澂为儿女亲家，在载沣面前竭力为他袒护。10月12日，清廷下令将瑞澂革职留任，令其戴罪立功，“克期克复省城”。
至于表现比瑞澂要好得多、尽职得多的张彪，因为朝中无人，在13日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斥责：“平日训练无方，而事前既毫无防范，临时复漫无节制，不能固结军心，竟敢仓皇弃营逃出……即行革职。”因为没有接替人选，朝廷命令张彪继续在瑞澂的督率下“克复省城”。
当然了，朝廷也知道“克复省城”是一句空话，没人相信躲在军舰上的瑞澂如果没有援兵，能够收复武昌。这援兵，就需要朝廷抽调了。
清廷先命河南巡抚宝棻派遣一协新军，星夜驰援武汉；停止华北新军演习，调北洋陆军两镇增援湖北；又派萨镇冰率舰队加入援兵队伍。任务紧，部队多，自然需要一个统帅。陆军大臣荫昌是首当其冲的人选。
载沣就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统一指挥湖北的部队和各路援兵。谁让荫昌是自己人呢？是自己人，就得为自己分忧。载沣给荫昌下达了艰巨的任务，也为他准备大量资源。两个镇的北洋新军从13日前就分批南运，朝廷在河南信阳设立总粮台，征调军械、补给保证援兵的后勤补给。一句话，凡是前线需要的，朝廷都尽量满足，只要荫昌能收复武汉就行。
荫昌带着重重期望，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上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南征道路。第一步就不顺利：火车没有准时出发。一问，原来是主管理铁路的最高长官——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要来给荫昌“送行”，盛大人没到之前火车不敢发车。盛宣怀到后，原来是要拜托荫昌在攻打汉阳的时候，务必保护汉阳铁厂，因为盛大人在那有大额股份。荫昌满口答应，盛宣怀当即表示事后“当有重谢”。不过，荫昌等不到盛宣怀的重谢了。因为朝野在检讨武昌起义爆发原因的时候，归咎为铁路国有化，认为主导这一政策的盛宣怀是罪魁祸首。10月26日，清廷下令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仓皇逃亡日本。《清史稿》给他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派出荫昌后，清廷还是不放心，决定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第一军就是增援前线的北洋两镇，以荫昌为军统；第二军以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听候调遣；第三军以贝勒载涛为军统，由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驻守近畿，专司巡护”。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洹上村的时候，正赶上袁世凯操办52周岁生日庆宴。袁世凯在洹上村大摆宴席庆祝。而武昌的战报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战报传来，亲朋好友兴高采烈，认为清朝大厦将倾，该袁世凯出山了。果不其然，三天后，朝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书就送到洹上村了。
袁世凯一直在等待复出的机会。朝野上下也始终不乏要求朝廷起用袁世凯的呼声。从袁氏出京回籍到武昌起义爆发，袁在彰德养病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仅据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统计，关于袁氏的消息报道就有106则，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则之多。在消息中，保荐或敦劝袁复出的有皇族、皇族内阁成员、军机大臣、大学士、地方封疆大吏、立宪派首领、北洋将领等。载沣集团对此起彼伏的拥袁声潮不闻不问。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内阁的二号人物那桐首先提出辞职，举荐袁世凯取代自己，遭到载沣拒绝。但起用袁世凯的声音达到了高潮。奕勖、徐世昌等都偏袒袁世凯，载沣也想早日解决湖北难题，就顺水推舟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了。
朝廷中有人担心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怕袁世凯借机坐大。有人就诘问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是啊，清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不管袁世凯是不是毒药，都要试一试了。出乎意料，袁世凯不接受湖广总督的任命。载沣不是让他回家养病嘛，他就借口自己“旧疾未愈”而拒绝了诏书。
袁世凯看不上区区一个湖广总督。他从军机大臣、北洋首脑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蛰伏了将近三年，不是为了谋取一个湖广总督的官职的。
湖广总督不能施展他的抱负，发挥不了他的能力。更何况武昌起义给朝廷造成的威胁越大，袁世凯的机遇就越大。年龄不饶人，机遇更难得，为袁世凯设身处地想想，他怎么会就满足于当某地的总督呢？
奕劻、那桐几个人也觉得载沣忒小气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吝惜官位？当年咸丰皇帝遭遇太平天国起义，还发下狠话：谁能扑灭太平军，就封谁为王，哪怕是铁帽子王也行！载沣竟然只愿意给一个总督，太小气了。奕劻等人一齐向载沣保举袁世凯，建议授予他更高的权力。一项软弱的载沣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还严厉申斥了“愿以身家性命”为袁世凯做担保的那桐，大发了一顿脾气。听载沣训完话，那桐就告老辞职，奕劻也不上朝办事，没人处理朝政了。前线紧急军情一封封送到载沣面前。内阁集体撂摊子，载沣傻眼了，赶紧安抚奕劻和那桐。
他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恳请奕劻“体念时艰”，都不准两人辞职。
载沣知道，矛盾的焦点是袁世凯的职位问题。到底赋予袁世凯多大权力呢？刚好荫昌出发后，进展缓慢，暴露出北洋新军除了袁世凯别人都指挥不动的毛病来。荫昌就像吴禄贞他们一样，掌握不了北洋新军，他自己千里迢迢赶到湖北了，北洋新军大部还在河北呢！更有情报说，冯国璋、段祺瑞的高级将领，不去找荫昌商量公事，反而往洹上村跑，听袁世凯面授机宜。载沣心想：干脆让荫昌歇着去吧，既然你袁世凯明里暗里都要出来，就把武汉的烂摊子交给你吧！载沣决定让步，他在湖广总督的基础上，给袁世凯加了一个“钦差大臣”的名号，赋予他指挥前方军队的权力。荫昌总指挥的地位被袁世凯取代了，他的第一军军统的职位也被袁世凯亲信冯国璋取代。
载沣签发谕旨后，回到府邸。一伙王公亲贵们包围了他，纷纷埋怨载沣三年前放虎归山，如今又要引狼人室。袁世凯和革命党一样不可靠，怎么能让他重掌军权呢？载沣觉得亲戚朋友们说得有道理，又后悔起来。他和这一伙王公亲贵们商量怎么办。大伙说，让袁世凯出来也可以，但不能给他兵权，更不能让北洋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军统。又有人说，冯国璋这个人还行，和我们满族人有交情，可以让他带兵。载洵见状则说，说起交情，姜桂题和我交情不错，可以用他来取代段祺瑞。七嘴八舌之后，载沣又重新拟了一道谕旨，把大家的意思都包括进去，连夜派人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庆王府回话说，庆王爷已经睡觉了，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上朝后，载沣还没说他的新决定。奕劻就禀告说，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前线战事的上谕昨夜已经发出了。
这一回，袁世凯接了圣旨，决心“抱病”征战湖北。载沣集团败了下来。
小皇帝溥仪回忆这一回合的较量，说道：“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都要消灭掉他。
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
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袁世凯出山，赢得喝彩声一片。袁世凯派系的人马就不用说了，盼望早日扑灭起义的朝野人士、对袁世凯的开明历史抱有好感的立宪派都对他寄予了厚重的期望。国外势力，也对袁世凯复出寄予期望。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势力，在各省独立浪潮扩展后，表面采取了中立政策，暗地里非常担心革命破坏秩序，进而威胁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而列强的中立，尤其是金融中立，是非常恶毒的招数。因为列强掌握着中国的海关，海关的关税收入是当时中国财政收入的大头，列强因此截留了中国关税，用控制财政的方法来左右中国政治局面的发展。在中国各方政治力量中，英国人选择了袁世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朝鲜就和袁世凯相识，两人交情不浅。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既传统又开明的形象和他不可小觑的军事实力，让列强认为他是控制已经混乱的局面的最佳人选。11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示朱尔典：“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这也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对华政策的宣示。
袁世凯果然不负众望，很快指挥北洋新军收复了汉口和汉阳，将起义军压缩到武昌。他更是成功地控制住了华北的独立倾向。这让他在和朝廷的较量中更有底气了。武昌起义之后，“皇族内阁”遭到了体制内外的强烈反对。许多官员认识到奕勖内阁非但不是朝廷宪政的成果，反而成了激化革命的恶果。10月21日，江苏巡抚程德全联合多省将军、督抚，联衔会奏解散“皇族内阁”，另选贤能组织内阁。第二天，资政院召开第二次年度会议，主题就是改组内阁，呼唤真正的责任内阁。议员们在随后呈上的奏折中公开指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第三天，两广总督张鸣歧电奏，尖锐指出朝廷之前立宪有名无实，恳请明确宣布满族亲贵永远不得担任总理。其中最有分量的奏请，就是“滦州兵谏”中革命的新军将领以北方各军将士名义发出的政治改革纲领了。载沣不得不让宣统小皇帝下“罪己诏”，承认在第一个责任内阁组织上犯了错误。奕勖内阁的崩溃已成定局，获得多方支持又刚立新功的袁世凯无疑是继任的头号人选。
在北洋军攻入汉口的当天，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清廷还走出了更远的一步。它全部采纳了地方督抚、资政院和革命将领们的要求，在解散皇族内阁之后又宣布召开国会，还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没有国会、没有宪法之前，清廷许可资政院先拟定了《重大信条十九条》作为“临时宪法”。这19条基本原则在11月3日正式公布。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就可以知道清廷走得有多远：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宪法及法律的起草、宪法改正案的提出、涉外事务的决策、海陆军调遣、官制官规、预算开支、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单就文本内容来看，清廷完全接受了“虚君立宪”的主张。小皇帝宣统的权力完全局限在宪法规定范围内，没有任命和罢免大臣的权力，没有私自颁布圣旨、指挥军队的权力，就是连紫禁城的吃穿用度需要的银子也要看法律的眼色。而皇室成员们不能担任大臣，不能到外省担任督抚，就是连原本人人都可能有份的皇帝宝座都要由国会决定人选。这19个信条较之《钦定宪法大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达到甚至超越了立宪派之前奔跑呼吁的要求。《重大信条十九条》和当时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国家法律相比，开明和限权程度也毫不逊色。
在王朝生死存亡时刻，清廷做出了迟到的让步。载沣集团放出了袁世凯这头猛虎，还在短时间内一股脑儿地进行了澂进的宪政改革。不知道这危机面前展现的“宪政诚意”能否平息南方的叛乱，能否在关键时刻拴住立宪派的心？
在资政院议员和多名官员的敦促下，摄政王载沣代替年幼的溥仪，在太庙宣誓爱新觉罗皇室遵守19条信条。12月6日，隆裕皇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同时要求其他王公贵族“恪守家法，束身自爱”。看来，最高统治层是动真格的。
载沣乖乖上缴了摄政王印章，退归府邸，不再问政。回到醇亲王府，载沣抱起次子溥杰，如释重负般地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醇亲王妃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告诫溥杰：“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那样！”
11月8日，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公选总理大臣，袁世凯得票最多。清廷以溥仪的名义发表上谕，第二次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这一次，清廷是“依法行事”的。
袁世凯从前线抵达北京，16日组织了新内阁。名单如下：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加浩、荣勋分任各部副大臣。这届责任内阁中，原内阁中的满族成员被全部斥退，新成员绝大多数人是汉族人，大多数人属于袁世凯派系。值得注意的是，张謇、梁启超这样的立宪派领袖被拉入了内阁——尽管他们并没有到任。
袁世凯在朝廷风雨飘扬之际，在万众瞩目之中合法地摄取了清朝大权。